單從結果來看，這已經是一個令人抓狂的故事。
歷經18年的打工之旅，Eaga最終的積蓄——不足一萬港紙。她是不是獨特的一個？是，也不是。每個移工的打工軌跡都會有相同又相異之處，移民家務工的共同身份——生理女性——是影響她們人生的重要元素。由既有框架出發為他人的生命定性，很可能將複雜的事情簡單化，錯過重要的環節，引致片面的理解。而Eaga其人也不是輕易受人擺佈。可是，縱觀她三十多年的經歷，她作為女兒、母親、家務工、妻子的身份的性別身份，與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規範和資源分配，著實影響著她人生的路向。
雅加達的外來工村 回了印尼卻沒回到家鄉
探訪Eaga的時候，她住在遠離家鄉的雅加達東部。為了照顧在這邊工作的丈夫，她較長時間在雅加達居住，隔一兩個月才回中爪哇的家鄉一次。從雅加達到中爪哇，最快也要八九小時的車程，現在她懷孕八個月了，大腹便便，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回去。可是，最初她計劃回印尼，心裡記掛著的就是家鄉的女兒。
我們在村口的寺廟碰面，她帶我們走上斜坡，轉了幾個彎，經過幾間大屋，穿過窄巷，來到她和丈夫租住的屋。打開門，剎那間有種回到香港的錯覺－－這不是劏房嗎？
我一直以為，無論如何，印尼比香港好的就是他們始終住在合理大小的屋子裡。這間與港式劏動無異的屋子，門口直望入去是廚房。架起一張矮木台，上面放了煤氣雙頭爐、基本調味料、碗碟、砧板，餘下的空間只夠煮食的人站立，無法蹲下也無法打側身，進去的時候只能像螃蟹一樣平移橫行。屋子間開一房一廳，睡房僅僅放得下一張雙人床褥，衣服、手袋、化妝品、手提電腦，散放在床褥邊上。廳舖了一張地顫，用作吃飯和接待客人。
第一天去到，Eaga帶我在村子逛。走著走著，下起雨來。十月中，雨季將至，那幾天雨水都有規律地在下午三時左右降臨。我提議不如先回家拿傘，Eaga吐出一句令我詫異的說話：「我沒有帶傘來雅加達呢。」那麼下雨怎辦？她說，下雨就不外出了，索性留在家。沒有朋友，也沒有工作，在雅加達的日子，她大部份時間都是留在家，做家務等丈夫回來。「沒辦法啊，我只是讀到初中畢業，在這裡很難找工作。」
這條村有大量外來工聚居，他們來自印尼不同島嶼，蘇門答臘島、蘇拉威西島、馬都拉島......印尼有千島之國的稱號，由於大部份發展都集中在爪哇島，有超過一半人口都住到爪哇島上。Eaga說，這條村的出租屋很搶手，上一手搬走一兩天後就有人入住，房租越來越貴。外來人口刺激城市經濟，在這條不到二十分鐘可走完的小村，就有至少四間小賣店，售賣的東西大同小異。
Eaga現在住的房子每月租金約500多元（除特別註明，以下銀碼皆為港幣），2017年雅加達最低工資約1,919元，合指一算，約為最低工資的四分一，還未算像香港那樣吃掉工資的一半。不過，只有正規就業（formal sector）的工作才能領到最低工資，而可以找到正規工作並不容易。
那間小屋只有駁電，沒有駁水。洗碗、廁所、洗澡都在外面，那條巷裡有三間屋子，兩戶人，還有一間屋子快要裝修完。往河邊移步，竹林隱沒處往下是廁所連浴室。陡斜的通道建了五級石梯，一級石梯約有大半截小腿般高，下去時只能走一步停一步，站穩了腳才走下一級。房東在河岸上築起半個人高的圍牆，一共有兩座廁所，兩戶人家剛好平分，因此牙刷洗髮水沐浴露都用小水桶裝好，固定放在那。
人有三急，生理需要戰勝視覺恐懼，走過幾次確信不會掉進河裡，我才敢站在石梯的第一級正眼看面前的河。那是一道泥黃色的水流，膠袋膠樽被沖積到河岸，淙淙水聲波光鄰鄰，不能說水流不急。只要站在石梯離河岸最遠的距離，也不可能滑腳或是被推倒掉進河裡。然而我還是會腳軟。大腹便便的eaga卻走得輕鬆。
我們在那裡睡了三晚，第一晚我沒能洗澡，也沒能入睡。第二晚，凌晨四點的晨禱聲就足夠叫醒我。Eaga在香港最後一個僱主住在堅尼地城，她有自己一間房。可以想像，不論是方便、衛生、整潔的程度，那房子的環境比現在的劏房好不知多少倍，她是怎樣適應過來的呢？
「我喜歡住在村裡，不喜歡在城市。這裡好多人，屋子也很小。在村裡，可以吸多點氣，這裡屋與屋之間太近，會有噪音，而且雅加達經常塞車。」Eaga背靠著牆，遙想那個想回又不能回的家鄉。
我問：「你家鄉的屋子比這裡大多少？」Eaga皺起眉頭：「我的屋子？我沒有屋子啊，那是我父母的屋。」我不解：「但是，你有寄錢回家吧？你父母那間屋你沒有份嗎？」Eage答道，他們建屋時我已經在外面了，多數是他們用自己錢建的吧。她對父母總是有莫名的信任，直到這一刻還是這樣，明明他們是那麼值得記恨。
出外打工十八年 大部份積蓄被父母用在弟弟身上
出外打工總有限期，為了謀算回鄉生活，Eaga用多年的積蓄在家鄉買了一塊田，準備回鄉種田維生。
2016年，家人瞞著她把田賣掉了。
說起賣田的原因，Eaga哭笑不得。父母為著同一件事，十多年來不停耗費她的打工收入：幫弟弟謀求外出打工的經費。
弟弟嘗試過去台灣、韓國、加拿大、日本工作，每一次都失敗，最接近成功那次只是去到入境廳，連國境也沒踏足就被打回頭。此外，就是未能通過測試，或者介紹人拿到錢後神秘失蹤。家人屢試屢敗又屢敗屢試，加起上來，Eaga事前前後後付了七萬多元。七萬多元，差不多是她最後那筆積蓄的十倍。要是有這筆錢，她現在便有資金起動自己的生意，不必天天坐在家裡無所事事。
印尼正式輸出勞工的渠道不多，除了家務工有正規的部門，其他技術性工種有的由職業學校直接與外地聯繫，更多的是從非正式渠道投石問路。待在波諾羅戈小村那幾天，我們聽到不少年輕人被騙錢的案例。
「他們失敗了之後還想試，我說，不要再找我了，你們自己去辦吧。不料最後他們把我的田賣掉了，那時我在香港，什麼都不知道。」地契是Eaga的名字，然而村人認人不認契，見到是Eaga的爸爸提出交易便不虞有詐。
2017年剛回鄉之時，她聯同丈夫一起回中爪哇的家鄉。那時家人已把田賣掉，但是有Eaga的丈夫在，父母不敢明言，Eaga猜想，是害怕這個大男人會發怒吧。直到丈夫離開去雅加達上班，父母才向Eaga和盤托出賣田的事。「其實可以打官司，但我沒有理由告自己爸爸。我很生氣啊，可是不知道可以生誰的氣，我爸爸這麼老了......」再怎麼可惡，Eaga也無法怨恨父母，但是他們重男輕女的偏坦，在情感或是物質層面都對女兒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Eaga說不下去，語氣一轉，慨嘆道：「他們真的很蠢啊，花光了我的錢。」
村裡有外出打工的女人遭遇同樣情況，那人在新加坡工作了很多年，錢被家人花光了，人接受不了打擊，精神嚴重受創，生活無法如常，終日自言自語。
獨自賺錢養女兒 失落的讀書夢
最初，想出來打工，也不是為了弟弟。Eaga有自己的夢想。
她想讀護士學校，但是父母卻想她念穆斯林學校。同時，受著1997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印尼盾大幅貶值，國內經濟慘淡，Eaga媽媽開的店子倒閉了。為了自己賺取學費，1999年，Eaga毅然去了阿拉伯打工。
第一個老闆雖然有錢，卻很吝嗇，洗衣機生鏽了，竟要求Eaga賠錢。無計可施之下Eaga只好逃走。「那時老闆扣了錢，我寄回家的錢又被家人用光了，所以無錢讀書。」為什麼不自己儲錢？Eaga沒想過家人會用她的錢，還以為家人會幫她儲起來。「我怕父母沒有飯吃，他們生我養我也付出了很多啊。」到很多年之後，她才想到要開一個自己的銀行戶口。
再次去阿拉伯打工，Eaga可謂去了一趟夢幻之旅。中東各國對待移工的惡行臭名遠播，但由於歷史文化原因，中東仍然是很大部份印尼移工外出打工之選。中介與Eaga關係要好，讓她去為阿聯猶的一位公主打工。差不多足球場般大的住所裡，公主聘了三位家務工、三位司機及花王、兩位保安。除了保安，其他人都來自外國，有摩洛哥人、菲律賓人、印度人，Eaga是惟一一位印尼人。
在那裡，Eaga負責照顧公主的衣飾，工作量不大，最主要是心理負擔。「她的衣服很薄又很貴，我不懂得打理，生怕弄壞。金戒指、耳環之類的，她隨便周圍放，一旦弄丟了，我有很大責任呢。」Eaga回憶起那段時光，公主每個星期都會在家中舉辦派對，來的都是王室貴族。她和其他家務工負責準備杯子碗碟，餐具外沿全都鑲了薄薄的金，他們必須小心翼翼。
擔當司機的印度人在那工作了十多年，公主幫他申請了妻子跟孩子全家人過來，還資助他女兒讀書。幸運的話，eaga可能可以像這男人一樣安穩工作，甚至成家 。可惜，Eaga工作了不夠一年，因患病而要回鄉。原本她可以在阿聯猶接受手術，但是家人要求Eaga回去。公主替她付了中介費，也給了她做手術的錢。
身體康復以後，Eage又去了馬來西亞工作了幾年。
賺錢讀書的夢漸漸變得越來越遙遠，越來越矇糊。2006年，Eaga第一次結婚，女兒出生不久，丈夫就落跑了。為了賺奶粉錢，她又出去打工。這次是台灣。
合約說好了是照顧公公，到埗後Eaga卻發現公公還健康，可以自己走動。那家人是賣海鮮的，店裡請了八個人，不夠人手工作。Eaga要幫店裡做雜務，搬運海鮮、清理垃圾，經常被兇猛的海鮮弄傷。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的人員知道這情況，竟直截了當說道，是啊，就是台灣人不願做這等工作才會請外勞來做嘛。
這次，她付了16個月中介費。中介教老闆扣起工資，直接付中介費，她也不清楚中介費具體是多少。只有三次，她向老闆提出要寄錢回家，老闆共給了她約一萬多元（以下皆以港幣為單位）。工作了二十個月，捱不到惡劣的工作環境，她辭工回鄉，最後老闆給了她四千多元。「做了二十個月啊，回去的時候只拿了那麼多錢，哈。」她苦笑道。2006年，台灣移工的最低工資約三千多元，二十個月理應得到七萬多元。也就是說，中介和老闆合共吃掉了她五萬多元。
寄回家的錢，不用說，家人都花光了。沒有人想過為她留下一點錢。
2009年，她來到香港工作。在這裡，她終於收到較為合理的工資，開始自己儲錢。她前後為兩位僱主打工，一共八年。
家人拿女兒作搖錢樹 意外懷孕再次令人生轉向
想到女兒差不多十歲，是開始學壞的年紀，又快升上中學，是時候回家照顧她了。Eaga與網上認識的男友光速結婚，決定在2017年年頭結束打工之旅，回去印尼。
我們嘗試搞清楚，移工的家人會怎樣使用他們寄回家的錢，移工們大多數回答不到。有的是沒有問過，有的是怕問得太清楚，會令家人覺得不被信任。Eage打工賺來的錢，除了給弟弟找工作，就是每個月寄錢給她姐姐，讓她幫忙打點女兒的生活。女兒慢慢長大，忽然有一次，她在電話中偷偷跟Eaga說，不要再寄錢給姨媽了，她不會把錢用在我身上，你直接寄給婆婆吧。Eaga聞言大驚，既驚訝姐姐瞞著她亂用錢，更壞的是，事情竟由女兒揭發。她當時還未到十歲，就要面對如此陋惡的人性，實在殘酷。
姐姐做的事，小孩一直看在眼裡。「女兒知道我月尾發薪水會寄錢回家，一到那時，我姐姐就會買很多食物、玩具、衣服等等給她的兒子。當女兒想買東西向我姐姐拿錢，姐姐就推說沒有錢。」女兒不忿地說，你的錢都不會用在我身上。Eaga再想起另一件事，氣不打一處來。
姐姐曾借了她一筆錢，後來拒絕償還，更拿她的女兒當護身符，權當那筆錢是照顧者的報酬。那時她身在遠處，女兒只能拜託姐姐照顧，惟有忍氣吞聲。
但是，後來連這樣差勁的依靠也沒有了。2016年，家人合謀把Eaga的地賣掉，父母說，姐姐分了部份錢，遠走蘇門塔臘島。惟一照顧女兒的人走了，這也是Eaga急著回家的原因之一。
我與Eaga認識了差不多四年，經常聽她說女兒的事，說女兒怎樣懂得裝扮，有時擔心她念書不認真，有時又因為聽到女兒訴說思念而甜絲絲的。作為一個不打算組織家庭的人，我大為不解：「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不是有了女兒，你現在應該自由得多吧？賺的錢可以自己用，或者甚至不用出來打工。」在印尼的社會觀念裡，女人不結婚生子並不是一個選項，頭幾次聽到這個問題，Eaga也回答不了，但她心裡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有次我送她乘車回家，在怡和街那巴士站等車來，翹首盼望之時她忽然說：「我覺得啊，有個女兒，我的心比較安定。即使老公走了，父母又不好，但我知道，無論如何，她都會當我是媽媽，無論如何，我們都是在一起的。」從她的話裡，我看到了一條跨越時空的紐帶。出外工作的移工，不論出來五年十年，與原生家庭結終保持著緊密的關係，除了所謂受傳統文化影響，這種確立自我的情感需要或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不過，媽媽的愛，說出口總會變了樣。女兒快升上初中，每次她回到家，就當起功課督導員的角色。過慣了沒人管的生活，一下子受到管束，女兒心裡雖掛念媽媽，卻無法樣樣跟從，更何況這年紀正是慢慢建立自主的「反叛期」。受不了教誨，女兒沖口而出一句「你不是我媽媽」。氣話不必盡信，不過，關係的張力卻是真的。Eaga自己本來不是認真讀書的人，從小就像個假小子，逃課去玩是平常事，但是到她成為了母親的角色，心態就不一樣了。她忘記了，自己以前是怎樣不用死硬溫書卻考到好成績。
儘管出來打工那麼多年，她還沒有丟失學習的熱情。在香港的時候，沒有事做她就會去圖書館，她想寫文章，想看書。回去安頓好之後，她決定讀些專門的科目，好找工作。出外出作時她才初中畢業，想找工作也只有非正式的低薪工作可選。丈夫有朋友在律師樓工作，或許可以為她謀個職位。回鄉不久，她就重拾書本，學習法律相關知識，準備考試。
可是，突如其來的小生命打亂了整盤計劃。一千多元的留位都交了，考試也準備了一半，確定懷孕的消息，迫使她再一次放棄上學。她以為沒那麼容易懷孕呢。印尼雖沒有禁止避孕，但是避孕工具並不易獲得。只有大城市的連鎖便利店才會把避孕套放在顯眼位置，我們從沒在其他小賣店見過避孕套。她還在香港的時候，我們有嘗試聊過避孕，我直接說，要是你一回去就有了小孩，生活應該很難過吧？真的要小心啊。初初她以笑逃避話題，後來再談起，她說她知道，但是很難向對方提出使用避孕工具。
「我想，生完這一胎，過一兩年後我會再出去打工。要賺錢給女兒上學呢。」
出外工作十八年，她的收入都給家人耗光了，將來再度外出打工，努力一番，故事會變得不一樣嗎？這真是個令人難堪的問題。
＜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
前言：落葉歸根還是無盡漂泊
Avid的故事：衣錦還鄉的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