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在2016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中，曾爆出中資企業向員工提供投票指引的報導。香港不少老闆和香港與內地領導人關係密切，透過向權力靠攏以獲得經濟好處，他們以各種手段向員工施壓影響其投票意向，做法固然可惡，卻非意外，要提防的是類似情況會否變本加厲。本文翻譯自《衛報》，文章以書評形式介紹了美國企業如何以改種形式影響員工的政治決定，這些做法又如何令一般員工的經濟及政治處境更加惡劣，或可作為一支預防針，避免類似做法蔓延。
文：加尼殊‧施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
以下這個做法，你覺得是否合適呢﹖——公司發給員工一份總統或議會候選人名單，並警告如果他們落選的話，員工就「可能要承擔後果」。又有一家公司說礦工們「必須」出席某個2012年總統候選人的集會，但又說「沒有迫任何人出席」。你認為那些員工會否覺得自己如果不出席就可能受罰？
上述的都是真實事件，它們都紀錄在赫特爾—費南迪斯(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的新書「職場‧政治：公司怎樣將員工變成說客」(Politics at Work: How Companies Turn their Workers into Lobbyists)之中。赫特爾—費南迪斯是個政治學者，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及公共事務學院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他的新書綜合了對經理、員工、議會職員的研究，紀錄了一個奇特現象，就是企業如何經常嘗試遊說及動員員工支持那些對公司有利的政治人物及政策。
赫特爾—費南迪斯將這現象稱為職工動員（employee mobilization）。這種動員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一間公司就向員工施壓，要他們向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提供資金，又公開批評那些沒出席政治活動的員工。一些公司則在發薪的信封內塞滿政治信息。另外又有老闆給員工辦課程，教育他們「有錢人已比他們應付的付出更多」、「稅項、規管及法令全都會......令公司更難賺錢，而這最終會令你我都受害。」
三分之一員工懼怕會被報復
因為經理和員工之間的權力是不平等的，這些做法不像是簡單的行使言論自由，而更像是強制員工行事。赫特爾—費南迪斯的一份研究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擔心自已如果不依公司意願行事的話會遭報復，而低薪工人由於經濟拮据，就更易受這些壓力影響。如果公司會監視員工有否參加政治活動（赫特爾—費南迪斯指有些公司會這麼做），員工亦會更傾向依經理意願行事。此外，他還有一個有趣發現，就是經理們覺得職工動員極為有用：他們將職工動員僅列在政治遊說之後，視之為第二有效的影響公共政策的方法，認為他們比政治獻金和登政治廣告更有成效。
這些發現很重要。很多關注政治腐敗和改革問題的行動者和學者，都將關注點放在競選經費。有關競選經費的各種問題固然十分重要，但都只是冰山一角，諸如政治遊說、政商不分、資助草根團體等問題亦很需注視。至於職工動員的情況，更是能讓我們深入冰山之下，看到金錢如何轉變成權力。赫特爾—費南迪斯的分析指在職工動員的發展過程中，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尤為重要，它鼓勵了公司增強動員職工的力度，因為在那宗案件後，企業明白到職工動員是受法律保障的。
（譯注：該案發生於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裁定，企業及工會在選舉前不得作選舉宣傳、在任何時間都不可花費金錢公開支持或反對某候選人的法規違反了第一修正案。）
一個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循環
赫特爾—費南迪斯指出職工動員不是新事物，可以發生在右翼及左翼的公司，而工作場所內的政治活動亦可能是有價值的。但我們需要留神為何職工動員可以帶來很壞的影響。在經濟層面，工人和企業的經濟利益不一定是一致的。那些反對醫療保障或最低工資的企業可能只是依意識形態立場行事，而非底線真的受到那些政策威脅。另一方面，動員員工支持那些能增加公司利潤的議程是否對整體經濟有利，亦不是那麼明顯。我們的經濟由消費帶動，消費者如果有更多錢去花，經濟就會增長。換句話說，那些能夠保障中產階層並使其壯大的政策，會比那些令有錢人更有錢的政策要好。
在政治層面，職工動員則會縮窄政治及社區參與的空間，並模糊工作與政治的分界線。這對經濟不穩的工人而言尤甚，因為他們可能更易受公司那些沒說出口的威脅所影響。一方面工會正在衰落，另一方面職工已被企業動員起來，如果職工動員的情況加劇，工人與企業之間政治權力及影響力不平等的情況只會越趨嚴重。
當然，現在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的裁決仍然有效，職工動員仍受保障，問題就在於我們可以做些甚麼。赫特爾—費南迪斯將注意力放在處理職工動員的最大壞處之上，提議將對僱主強制員工參加政治行動委員會活動的規管，申延至所有企業政治活動，禁止企業懲罰拒絕參加政治集會的員工，以及保障工人不會因政治信念及行動而受僱主報復等。這些方案都可令情況改善，但最重要的挑戰在於我們要如何脫離這個不斷循環加劇的困局。企業和一般人的權力差距越大，要改變現狀的難度就會越高，而老闆們越多進行政治遊說、政治捐獻和職工動員，權力不平等的狀況就會越加嚴重。
文章來源：
The Guardian: In corporate America, too many bosses tell employees who to vote for
Photo credit: Joe Shlabotnik on VisualHunt.com / CC BY-NC-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