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工新聞】今天，印尼的城市是工運的集中地，農村則有農民反抗徵地的運動。工人抗爭時需要面對軍方和流氓的打壓，其暴力程度遠非香港的打工仔可以想像。然而，即使面對沉重的壓力，工人的抗爭依然有很大成果：2012年，經過7個月的佔廠行動後，勿加泗（Bekasi）工業區內超過10萬名外判工轉為長期工；2013年的大罷工亦令15個工業區內的工人最低工資平均增加了48%。早前，長年參與和研究印尼工運的組織者Abu Mufakhir（下稱Abu）出席了一場分享會，他以《後獨裁時代的印尼工人抗爭（1998-2015）》為題，講述印尼工人的力量如何在20年間不斷壯大。Abu由印尼工運的歷史出發，再談到運動的抗爭目標、策略和組織手法，關心工人權益的朋友必定能從他的分享獲得不少啟發。
獨裁時代：工運被打壓30年（1965-1998）
Abu所講述的獨裁時代是指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掌權的年代。1965年，蘇哈托領導軍方奪權，推翻了立場親共的總統蘇卡諾。政變後一年間，蘇哈托肅清大批共產黨人及民族主義者，一些獨立調查顯示當時超過300萬人被殺。蘇哈托的軍政府統治一直到1998年才結束。
1965年後，印尼的工人運動便被軍方控制。軍方設立了它們的「合作機構」中央勞工軍人組織（BKS Bumil，Cooperative Body of Workers and Military），並且訂立勞動法，控制所有的工人抗爭。自1973年起，印尼只有軍方認可的單一工會SPSI（All Indonesia Trade Union）。當時，所有的勞資糾紛都要經過軍方審核，而非以三方協商（工會、資方和政府）或勞資審裁處解決。軍方的態度則取決於他們與公司的關係。假如關係良好的話，軍方便會驅趕工人；關係差的話，軍方則可能藉鼓勵工人罷工來要脅公司。另外，雖然軍方設立了勞資審裁處，但Abu指由1974至1997年間，法院沒有受理過任何一件案件。
90年代起，印尼的罷工開始增加。工人嘗試以勞工論壇的方式組織工人，避開「工會」的名字，因為當時政府只容許SPSI這個單一工會。軍方的打壓則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很多工人被殺和關押。其中最著名的是工人領袖Marsinah被殺一事。1993年，在東爪哇的波龍（Porong），500名鐘錶廠工人發起罷工要求加薪。2日後，工人代表Marsinah在發起遊行後被綁架，並在3日後被發現陳屍荒野。法醫報告顯示她曾被強姦及酷刑對待，然而由於Marsinah的案件被認為與軍方有關，多年來仍未能查清真相。
後獨裁時代：工人抗爭初見成果（1998-2015）
1998年蘇哈托下台後，印尼發生了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工人得到了更多空間組織工會。2000年，國際勞工組織的自由結社法案得到確立，印尼的工會開始如雨後春旬般出現。短短5年，80個工會聯合會相繼成立，到了2016年，印尼有9個工會聯盟和100多個工會聯合會。然而，Abu提到印尼工會仍然相當零散，部分原因是各島嶼分散，地理因素限制了工會之間的交流。另外，印尼經歷長年獨裁統治的非政治化影響，也令沒有人知道何謂工會、如何組織工人及發起罷工。現時印尼正規就業領域的工會組織率低於16%。
不過，在街頭運動的層面，工人的抗議運動則愈見蓬勃。由1998至2013年間，印尼至少發生了8367場工人集體行動，撇除3場大罷工和五一遊行的話，共牽涉超過600萬名工人。Abu認為，1998至2001年的工人抗爭可視為第一波工人行動。由於亞洲金融風暴令不少工廠倒閉，工人實質工資下降了4成，當時的工人行動主要集中在工資和追討遣散費，情緒充滿憤怒。到了2006年，印尼政府大幅外判工作，工人工作漸趨零散化，又激起另一波運動。Abu認為，這波工人行動相比以往更能吸引工人，遊行隊伍唱歌舞蹈，感覺較以往歡樂。
2012年，多個不同派系的工會組成了印尼工人協會（Majelis Pekerja Buruh Indonesia，MPBI），主要議題包括最低工資、外判化和社會保障。Abu引述了一項資料，提到由2007至2013年間，由跨工會的聯盟組織的抗爭由總體4.5%增加至57%，可見其影響力愈來愈大。2012年，MPBI發起一場大罷工，工人包圍市政府要求增加最低工資，又發起14天的大遊行，由泗水（Surabaya）遊行至雅加達，要求增加社會保障。經過多輪的抗議後，工人獲得巨大成功。在15個最重要的工業地區當中，最低工資增加了48%，而在主要從事紡織及製衣業的茂物（Bogor），最低工資更增加了七成，在主要從事化工及燃油的芝勒貢（Cilegon），工人工資也提高了六成八。
另外，在勿加泗（Bekasi），工人亦在工廠搗亂和玩耍，要求終止外判化。由於該城市佔印尼出口總額40%，政府不敢貿然對工人採取暴力，於是找來當地的惡棍攻擊工人。每當流氓在街上看到任何人穿上工會的外套，便會強迫工人脫衣並焚燒他的所有衣服。即使這樣，工人還是取得勝利。7個月內，政府將十萬名合同工和外判工轉為正式工。在這次抗爭中，沒有工人坐牢和被殺。
工資壓倒其他訴求 成工人抗爭重心
由後獨裁時代初的一片廢墟，到今天工運小有成果，印尼工運有甚麼特點值得我們認識？Abu對此提出了幾項觀察。首先，他指印尼工人抗爭最主要的訴求是工資。在2012年，工資在工人的訴求佔了壓倒性的地位（769次），其次是非勞工政策如減低汽油費（48次）、工作保障（46次）、結社自由（41次）和社會保障（12次）。
在工資的訴求上，工人的抗爭主要是最低工資政策和僱主不按法例支薪等違法行為。Abu提到，工人其中一項針對的政策是統計最低工資的一籃子因素。自1986年起，該一籃子因素便一直維持在47個，大幅限制了工資上升的幅度。到了2012年，經過工人的抗爭，因素增加至66個，意味將來最低工資的升幅會更大。然而，這仍然遠遠低於工會提出的要求（86及110個），而且政府亦傾向選擇較便宜的商品作指標，例如是梳子和肥皂。
Abu認為，印尼工運會如此聚焦在工資而非其他工人權益的原因，除了因為當地的最低工資太低，還因為工資是所有工人訴求中最易理解的一項，並最容易在不同工會之間取得共識。如果議題是社會保障，工會間的意見很分殊，因為很多人不想支付社會保障的保費，令工會的立場經常不一致。
另外，Abu亦談到印尼工人如何看待工人結社權和集體談判權。他認為這兩項權利並非工人抗爭的首要關注點。其中一個原因是在印尼成立工會相對容易：根據工會法，在一個工廠成立工會的條件是有10個工人願意加入。成立工會聯合會亦只需4個工廠工會，這些工會不需來自同一行業和城市。而且，工會法亦列明破壞工會是刑事行為。不過Abu提醒，在大多數情況下，僱主破壞工會都很難證明，勞動部門（特別是監察部）經常推卸責任，令工人的權益未有獲得保障。至於集體談判權方面，印尼的集體協議覆蓋率只有不足1%，而且大多都是由黃色工會簽訂，質素比勞工法例還要差。由於集體談判的成效不彰，工人對它並不重視。
法律途徑運作不善 迫使工人走上街頭
在抗爭策略方面，Abu指出工人傾向以街頭運動的方法推動政府作出改變。他引述一項數據作證：在2012年的工人抗議中，有527次是發生在政府建築物及國會外，發生在工作場所的只有370次，另外有63次和56次抗爭分別發生在主要道路和城市地標。
Abu認為，循法律途徑捍衛工人權益在印尼一直未見成效。由於印尼的勞資審裁處只設在每個省的省會，工人要作出訴訟非常困難。工人從家裡到省會的審裁處動輒需要6小時，但訟裁過程卻可能只得15分鐘。由於法律途徑無效，工人的街頭運動因而獲得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在眾多抗議中，最低工資議會的抗爭是街頭運動的標誌性例子。印尼的最低工資議會由工會代表（佔議席25%），一個商會代表（佔議席25%）和兩個勞動部門的代表（佔議席50%）組成。由於工會和商會代表的立場很難改變，因此工人的策略是游說政府官員接受其建議。每次議會調查最低工資時，工人會發起民間的調查來抗衡委員會的調查。另外，由於議會只以物價調查作為參考，令增幅不會超過10%，因此工人也會發起罷工走上街頭，要求官員調高增幅。
印尼全國罷工海報：拒絕低工資，取消外判，為人民群眾提供社會保障
抗爭小有成果之外 組織者故步自封
談到工人的組織問題時，Abu提出了不少觀察。首先，他指出工人之間有不少區隔和矛盾。由於印尼最低工資的保障範圍員只涵蓋正規就業人士，不少在鄉村種植園工作的工人便不受法例保障，令他們的利益長期受損。另外，調整最低工資的抗爭亦惹起第三產業工人（特別是白領）的不滿。Abu指不少白領都認為其他工人的教育程度低，工資調整的幅度不應高於10%。有些工人則害怕增加最低工資會拉高通脹，因此反對其他工人加薪。
不過，Abu認為最大的問題，還是要回到部分工會組織者自我封閉的心態。他提到印尼工運的其中一句口號「「From trade union、By trade union、For trade union」，事實上妨礙了工會與其他界別如學生、女性團體等連結。特別在性別議題上，工會的認知相當不足。現時，大部分印尼工會的領導層皆以男性主導。有些工會雖然設立了婦女部門，但女性成員的角色卻只是聯誼、服務和籌款。即使有工會關注女工在職場的待遇，他們也忘記了工人在家面對的問題。例如有女工因為家庭暴力找工會幹事卻被拒，因為幹事認為這是工人的個人問題，不關工會管理。
不過，Abu提到印尼有少數工會作出了更進步的實踐。例如印尼工會聯盟（Gabungan Serikat Buruh Indonesia，GSBI）便設立了一個家庭組織的項目，將組織工人延伸至家庭。這個項目的理念是在「工廠外」組織。為了令女工能參加工會，組織者會藉著家訪，向女工的家人講解工會，嘗試獲得他們的支持。在一場對抗Adidas代工廠無理解僱工人的抗爭裡，工會更說服女工的丈夫由反對變支持，有些丈夫甚至與妻子一同參與抗爭。
結語
在這場分享會，Abu不只一次提到，印尼的政治環境依然惡劣，工人面對的困難仍然嚴峻。雖然蘇哈托在1998年下台，印尼的軍人亦失去了國會的投票權，然而具備雄厚經濟實力的軍人仍然控制國內所有政黨。另一方面，即使工人在2012年的大罷工得到勝利，但印尼工人的工資依然非常低，國內貧窮問題亦相當嚴重。
令人鼓舞的或許是：即使面對如此惡劣的環境，印尼工人尚可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方法抗爭，部分工會的組織者更進一步探索如何擴大工人運動的組織。這些方法對於遠在香港的我們也有不少可供討論之處。例如，香港最低工資委員會每次調整法定最低工資都沒有得到重視，只是消息一則，工資為何不是香港打工仔抗爭的重點？又或，在香港用以維護工人權益的法定渠道（如勞工處和勞資審裁處）經常為人詬病，但實際上它的用處和問題應如何評價？回看香港經歷過的殖民地時期，與印尼一樣為社會遺留非政治化的問題，我們對這種歷史背景有甚麼認識？以上種種問題尚待更多人發掘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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