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運縱橫】中港日韓近百年工運史簡介

受時間所限，筆者在「36日紮鐵工潮如何鍊成？」座談會系列的第二次活動「港式工潮與外地工潮比較」會上雖發表了講稿〈中港日韓近百年工運史簡介〉，卻未及將全文發表，只講出了講稿的大綱，沒有深入詳述，現將講稿全文整理發表，以補充當日的不足。該活動由香港紮鐵業團結工會主辦，於2017年10月22日下午在城市大學舉行。

亞洲工運

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之初，亞洲區尚未有國家或地區晉身工業國家，所以遠東的中港日韓台等地區，沒有強大的現代工人階級。

1925年中日美工人人數比較（注一）

1925年中日美荷工人日薪比較（注二）

1920年代，美國已位居工業大國前列。荷蘭只是歐洲小國，不是工業大國，但工人工資是美國的一倍，直至現今北歐國家對工人的保障領先全球。中日的工業差距，除了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外，中國本身工業技術沒有提升，存在大量低技術廉價勞動，日本工業則已向高科技發展，把需要大量勞動力的紡織業投放在中國設廠，賺取更多的剩餘價值。

香港工運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一個商業貿易港，其時工業微弱，工人階級以建造業和搬運工人為主。1872年港九（英國尚未佔領新界）總共有十二萬餘人，工人有四萬五千餘人，佔三成七，搬運工人有六千餘人，佔港九工人的一成三。（注三）這些數據未包括手工業工人，新界有手工業作坊，離島的灰窰業規模和數量也不少，但未找到有關這些工人的數據。

港英統計數據有苦力（Coolie）一欄，指體力勞動者，如建築工人和搬運工人，甚至清道夫有時也稱苦力，（注四）他們是香港早期工運的主力。如1863年碼頭搬運工人和轎夫罷工、1884年反法罷工、1872和1895年的散仔館罷工等。

香港一直以來的重大罷工都帶有民族主義和反帝色彩，甚至是響應資產階級所發動的社會運動。如1844年的人頭稅罷工，起因是英商對港督不滿，煽動華商罷市，又通過買辦組織華人罷工。（注五）反法大罷工是廣東當局通過華商組織市民進行反法活動，工人以罷工來對抗帝國主義。散仔館罷工是由這些館主發動的，（注六）這期間的人力車工潮也是車主主導的。（注七）

直至進入二十世紀，香港工人階級的罷工開始多以自身要求為主，如1920年機工大罷工，要求加薪，改善待遇；1922年海員大罷工，要求加薪，確立工會地位。但他們仍不忘政治鬥爭，於1925年發動省港大罷工，矛頭直指港英，提出普選、政治平等、勞工立法等。這時鬥爭最大的特色是離港回鄉，惟省港大罷工後已沒有再使用。

當時香港工會的數量多且會員少，未能聯合一起發揮團結力量，這情況一直維持至現今。工會較少參與勞工立法工作，港英也不開放有關門徑。七十年代情況有所改變，工人組織雖然細小，但能聯合一起行動，如爭取分娩假，七日有薪假和工業安全立法等。八十年代曾一度打破政治分歧，近百間左中右工人組織為工業安全組成聯席會議，一致行動，為共同目標而努力。到了九十年代草擬基本法時，工聯會與基督教工業委員會（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簡稱CIC）起紛爭，再無法一起行動，矛盾日深，直到今天。

七十年代的罷工已沒有政治色彩，擔當主角的是公務員，如教師罷工、護士工潮和郵務員工潮等。這時出現工運與社區結合的情況，多個地區成立了地區勞工小組，如觀塘的居民勞工協會，荃灣的新青學社等，秀茂坪和深水埗亦有同類組織。

踏入廿一世紀，先後爆發紮鐵和碼頭罷工，開拓以社運與工運結合的道路。

縱觀香港工運歷程，大多缺乏民主訴求，曾提出普選要求的省港大罷工是少數例外。七十年代的盲人工潮，有大學生公開站出來支持工人鬥爭，接着來的工潮再沒有這情況，到2007年紮鐵罷工這情況才再次出現。

今時港式工潮

香港現時工運情況是全球罷工最少的地區，一年內只有兩宗，參與人數只有106人。工人入會比率低，沒有強大的廠房基層組織，被剝奪了集體談判權。相比之下，日韓台工會今天有強大的廠房基層組織，韓國工人更多次佔領工廠。

香港工會會員會籍重覆，常有搭便車心態，存在一個行業或一間公司內有多間工會現象，削弱了每個工會的代表性。如清潔工會有5間，公務員工會約有100間，菲傭工會有4間。

親建制的工會地位高，各工會政治立場分明，提出的勞工訴求大同小異。僱主和政府對工會分而治之，例子見諸紮鐵和碼頭工潮。工會進行防護性工作較多，出現危機才去介入協助，缺乏全盤長遠工作部署，不像日韓工會視部署為長遠的工作計劃。

香港工人入會比率雖低，但現今全球入會率趨勢正逐年下降，香港則逐年上升，各國工會入會率參看下表：

2003至2010年各國入會比率（注八）

香港工會入會人數數據

工聯會於2015年時有屬會828間，聯會11間，會員888,466人，入會率為24.9%。

現時最少會員的工會只有2名會員，分別是集賢起落貨總工會和電單車導師工會。集賢是開船起卸搬運工人（苦力）組織，在工運歷史中曾佔有重要地位，前會長黃大釗是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理事長、華商總會理事、台灣僑務委員等。

最多會員的的工會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有9萬名會員。

冬眠工會則有34間。

香港平均每間工會會員人數為1,073人，有82%的工會人數在一千人以下，這情況五年內無大變化。

四大集團工會勢力分佈（注九）

中國工運

二十世紀初，中國是半殖民地，仍是農業國，工業開始起步，工人人數雖然龐大，只是佔全國人口比例2.5%。二十年代的主要罷工以鐵路工人為重，其次是紡織工人，如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而1925年上海紡織廠罷工潮，最後引爆五卅運動。罷工多帶有反帝國主義色彩，多次發生流血事件。京漢鐵路大罷工期間軍閥在沿路各站開槍殺死了52名工人；五卅運動因日本紗廠槍殺工人而引致工人和學生上街示威，英租界巡捕再開射殺示威者，而引發全國的反帝運動；省港大罷工是支持五卅運動而發動的，省港大罷工期間的某次遊行，英軍在廣州沙面槍殺遊行群眾。

進入三十年代，中國政治罷工減少，經濟罷工仍不斷發生，亦很少提出基本民主訴求，如普選等，工會有參與勞工立法。

五十年代中共建政後，全國所有工會整編統一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下，沒有其他的工會，若有也是不合法地存在，差不多沒有發生過罷工。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引入外資，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當工人，勞資糾紛開始增加，進入二千年出現本田車廠不同地方的廠房一同罷工。在中國出現罷工，工會未必會協助工人爭權益，政府多偏幫資方，甚至以武力鎮壓。這時開始有NGO工人組織，今年《NGO法》（全名為《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正式實施，加緊監管和控制，打擊了工人運動。

同是亞洲區社會主義開放國家越南則與中國相反，於九十年代對外資開放後，2007年有七百宗罷工，工會多會協助工人爭取權益。裕元鞋廠罷工，中國和越南的分廠也有工人參加。（注十）

日本工運

十九世紀日本尚是農業國，全國人口總數為四千萬人，當中有佃家一千五百萬人，小農二百萬人，小雜業職工一百萬人，企業僱傭工人四十萬人，漁民三萬人，無職業者一千餘萬人。（注十一）農民的租稅佔國家收入的八成多。（注十二）

日本工業化初期，紡織業是工業支柱，業內女工人數比男工多。全業工人總數為四十七萬五千人，當中女工有四十餘萬人，佔八成。（注十三）日本全國20歲以下女工有三十萬人，即工人中有六成是未成年女工。住在宿舍的有三十五萬人。（注十四）日本工人多住在宿舍內，小店舖也是如此。中港工廠絶大部份沒有宿舍，店舖傭工則或會住在店舖內，有看守店舖防盗的作用。

中國工人情況也與日本相似，1910年時全國五百人以上工廠總人數是近十六萬九千人，紡織業有十二萬二千餘人，佔工廠工人的七成。（注十五）1912年全國工人總數是六十六萬人，女工總數是近二十四萬人，佔三成半以上。（注十六）印度也是以紡織業為重，紡織工人是工運主力 。

進入二十世紀日本大力發展重工業，逐漸扭轉了男女工人數對比，男工人數逐漸比女工多。（注十七）

日本工會數目於1918年有107間，1923年增至432間，增加了四倍。1923至1924年間，工會會員由十二萬五千增至二十二萬八千餘人，增加了一倍。勞資糾紛於1930至1931年間有二千宗，參加人數約為數十萬人。（注十八）

日本工運初期以紡織工人為重心，接着政府要成為軍事強國，大建軍工廠和煉鋼廠，工運遂由這些製造業工人主導。他們與社會運動結合，提出民生和基本民主訴求，發生多次騷動。1918年農村婦女發起米騷動，城市工人起來響應，擴大為全國各地的暴動。接着來的日本社會運動以工人參與為開始，得到農民響應和支持，走向工農結合。韓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則工農各自發展，香港則沒有農民運動。

三十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推出《國家總動員法》，因此大力打壓工會，但另一方面為了保證軍需品的生產，政府又推出保護工人措施，故此工人地位得以提升，為投降後的澎湃工運奠下基礎。

日本投降後，1946年在日本共產黨發動下，國鐵和海員於8至9月間舉行反解僱鬥爭，電產、報紙、通信、全炭（全日本石炭）等行業逐開展全國性的10月鬥爭。（注十九）他們於11月成立「全國官廳工人工會共同鬥爭委員會」（簡稱共鬥），下轄13個單位，會員二百六十萬餘人，計劃於1947年7月2日舉行全國大罷工。（注二十）共鬥的罷工在駐日美軍禁止下結束。

1948年日本公務員提出加薪要求，駐日美軍致函日本政府要求限制公務員的罷工行動。日政府逐頒令否定公務員的集體談判權，結果引致日後更多罷工。（注廿一）

國營鐵路於1949年，根據《定員法》解僱十萬餘工人，鐵路工人展開反解僱鬥爭，令全國鐵路運輸癱瘓。美軍為了安定繁榮，又再次禁止工人罷工，政府更向鐵路工人發出《警告書》，由此出現一連串陰政治事件，有政治人物死亡，當局乘機逮捕日共和工會領導。（注廿二）

1973年的春鬥，鐵路工人按章工作，引發市民騷動，毆打司機，搗毁車廂。（注廿三）而1974年春鬥目標是加薪，平均得到在起薪點上加薪33%。（注廿四）

1975年日本公營僱員爭取罷工權，公營鐵路工人沒有參加罷工，市民反應冷淡，只有小量學生支持。罷工一星期後失敗結束。有1,050名罷工領導人以非法罷工罪名被開除，公營工運從此萎縮。私營企業在通脹下為保盈利而進行減薪，工運出現退潮。（注廿五）

2008年金融風暴令日本出口大減四成，2009年失業率飆升，失業工人不能回宿舍，無家可歸，流落街頭，東京日比谷公園有一個五百人的帳蓬村，收容無家可歸的失業工人。（注廿六）

韓國工運

二十世紀初的韓國是日本殖民地，也是農業社會。1904年首爾開始出現工廠，半農民和半工人佔人口很大比重。（注廿七）

在日本壓制下，韓國工運不活躍。日本在二戰戰敗後，1945年11月朝鮮工會全國評議會成立，要求實行最低工資制，八小時工作制。（注廿八）朝鮮工會全國評議會成員主要來自左派，有屬會1,140間，會員五十餘萬人。（注廿九）與之相比，1945年12月全國農會總聯盟成立，屬會239間，會員三百餘萬人。（注三十）從這兩會會員數字可見韓國仍是農業社會。

1946年9月24日，釜山鐵路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和配給糧食等。隨後出版、郵政、交通、食品和電力等行業工人也參加罷工，參加罷工工人達二十餘萬人。朝鮮工會全國評議會提出政治要求，釋放左翼領導人，打擊恐怖行動。駐韓美軍和韓國政府動員軍警鎮壓罷工。（注卅一）

1965年南韓全國有工人七百五十六萬餘人，1998年增至一千七百餘萬人。1969年全國有罷工130宗，1970年增至165宗，1971年大增至1,656宗，比上年增加十倍。1985年勞資糾紛有165宗。1987年工會有2,742間，會員人數為一百萬餘人，1989年增至7,61間，會員人數增至一百九十萬餘人，工會增加了近三倍，會員人數增加了九成。（注卅二）

1970年南韓製衣工人全泰壹手抱《勞動基準法》自焚，控訴《勞動基準法》不能保護工人。

1971年9月，韓進商社派到越南工作的工人及家屬四百餘人，要求立即支付拖欠工資，在大韓航空大廈放火和示威。（注卅三）

1974年9月，蔚山現代造船廠二千五百名工人進行了抗爭，要求增加工資，不准無理解僱，保障工會等。這時沒有工會組織的紡織業、金屬業和化工業也組織了民主工會。這時教會和大學生介入工運，培訓工人領袖。（注卅四）

八十年代南韓經濟起飛，勞資糾紛增多和激烈，出現多宗大規模工潮，工潮帶有暴力成分，多番佔領工廠，得到社會各界支持，政府出動軍隊鎮壓。曾有一名工人長期佔領工廠高塔，高塔之下有工人和群到來保護。

1980年4月江原道攻擊御用工會，與警員武力衝突。（注卅五）接着同月下旬發生江原道舍北煤礦事件，數千工人要求改善待遇，工運再活躍。（注卅六）

1985年6月以首爾九老工業區為中心，10間工廠的二千五百名工人抗議政府對大宇服裝工會的鎮壓，發動九老同盟罷工，結果有一千餘名工人被解僱。（注卅七）

1987年7月5日現代發動機公司民主工會成立，展開大規模鬥爭，公司用御用工會奪取工會成立申報表，引致衝突，政府派軍警鎮壓。及後各大廠都成立了民主工會，白領工人紛紛成立工會。1991年全國的民主工會成立全國工會協議會，脫離大韓勞總，（注卅八）於1995年11月，進一步成立了全國民主工會總聯盟。（注卅九）

1997年1月15日，南韓全國一千九百間工會，七十五萬餘工人發動大罷工。在野的民主勢力及在野黨，成立勞動法、安企部法改惡撤回暨守護民主泛國民對策委員會，宗教界也提出兩惡法無效訴求，要求總統金泳三（1927-2015）謝罪。 （注四十）南韓的工運是與民主運動結合，得到學生投入支持。

工運與政黨及宗教

日本和韓國工運頗受宗教界的影響，中國工運則鮮有宗教影子，基督教青年會曾在中國進行工人教育工作，沒有直接參與工會運動。基督教在香港推動了童工立法和廢除妹仔運動，也沒有直接參與工會運動。

中港日多宗重大罷工都與政黨有直接關係，中日朝都有公開的「工人政黨」，日本且有多個工人政黨。香港近日始有工黨成立。中國共產黨和朝鮮勞動黨都是執政黨，日本社會黨也曾短暫執政。

亞洲與國際工運

中國曾是亞洲民族運動的中心，共產國際派員駐廣州和上海，指揮亞洲各國如何進行革命，提出以工運與民族運動結合，發動反帝鬥爭。主張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運動，以工人為主體，走聯合農商學的革命路線。印度、越南、韓國和日本的革命者都曾匿藏在中國，指揮本國革命的進行。

赤色職工國際在中國設立泛太平洋職工秘書處，指揮亞洲太平洋區的工運，並先後在廣州和漢口召開泛太平洋勞動大會。香港海員工會的蘇兆徵（1885-1929）是主要領導人之一。

日本戰後初期的罷工，美國認是蘇聯指使的。冷戰期間，美國在香港扶植國共以外的第三勢力，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於五十年代在香港支助工人組織「自由工會」（注四十一），作為世界反共勢力的一環，以打擊共產黨的發展。「自由工運」使香港同一行業或廠房，因國共問題已出現兩間工會的情況更為擴大和嚴重，工會間紛糾更多，工會力量更為細小。自由工會曾有42間，2006年只餘10間仍在勞工處登記。

某國際勞工組織代表曾說，越南制訂勞工政策前會與國際勞工組織聯繫，香港則在制訂期間才聯繫，中國則在制訂完成才進行聯繫。

注釋：
一. 劉明逵等主編：《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第一卷一冊（北京：中央黨校，1985），第41頁。
二. 同上，第462頁。
三. 姚穎嘉著：《群力勝天》（香港：三聯，2015），第41頁。
四. 參閱龍龍少爺：〈苦力一詞的歷史──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七回筆記〉，載《香港工人的故事》。
五. 詳情參閱梁寶龍：〈1844年反對人口登記法的罷工〉，載梁寶龍著：《汗血維城》（香港：中華，2017），第8-16頁。
六. 詳情參閱姚穎嘉著：《群力勝天》。
七. 詳情參閱馬冠堯著：《車水馬龍》（香港：三聯，2016），第50-88頁。
八. 周奕：《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第279頁。
九. 這些工會數據來自職工會登記局：《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
十. 蕭裕均講：〈中、越工潮狀況對香港工運面對威權政府的啟示〉，在《港式工潮與外地工潮比較》座談會上發表（香港：香港紮鐵業團結工會主辦，2016年10月22日）。
十一. 關捷總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戰後篇）（長春：吉林人民，2005），第663頁。
十二. 戈登著：《200年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學，2014，增訂版），第194頁。
十三. 同上。
十四. 同注十一，第662頁。
十五. 同注一，第208頁。
十六. 同注一，第220頁。
十七. 同注十二，第194頁。
十八. 升味准之輔著：《日本政治史》，第三冊（北京：商務，1997），第635頁。
十九. 雨宮昭一著：《佔領與改革》（香港：中和，2016），第146-147頁。
二十. 同上。升味准之輔著：《日本政治史》，第四冊，第912頁。
廿一. 同注十九，第171-172頁。
廿二. 王保明主編：《日本簡史》（上海：上海人民，2006），第158頁。
廿三. 同注十二，第375頁。
廿四. 同注十二，第374頁。
廿五. 同注廿三。
廿六. 同注十二，第444頁。
廿七. 高麗大學校國史研究室著：《新編韓國史》（濟南：山東大學，2010），第210頁。
廿八. 同上，第282頁。
廿九. 同上。
三十. 同上，第283頁。
卅一. 同上，第282頁。
卅二. 同上，第284-286頁。
卅三. 同上，第285頁。
卅四. 同上。
卅五. 同上。
卅六. 同上，第286頁。
卅七. 同上。
卅八. 同上，第286頁。
卅九. 森山茂德著：《韓國現代政治》（台北：五南圖書，1998），第081頁。
四十. 同上。
四十一.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2009），第313-3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