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多年以來，對於科技的想像，不是科技以人為本塑造美好未來，就是智能叛變，人類被科技奴役。到了廿一世紀，現實與哪種想像比較接近？一方面科技進入了日常生活的各部分，另一方面我們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都被科技記錄下來，有可能被用來進行商業和政治監控。情況究竟是怎樣？惟工新聞翻譯這篇來自《金融時報》的文章，看看科技如何與政權結合。
若你在中國上網，請謹記不要在凌晨2至4時上網，不要瀏覽貸款網站，也不要經常更換手機。你最好在辦公室安裝窗簾。當你在網上購物時，購買潛水裝備較攝影器材為佳。
為什麼？因為所有這些選擇也有可能影響你的信用評級。這些信用評級由互聯網公司的算法計算得出，在將來有可能影響你獲得貸款的可能性——一些猜測指出，這些數據可以用來評估你的健康情況、教育程度、就業狀況，以及是否「良好」市民。這些新出現的評級系統得到政府支持，以促進數以百萬計夢想創業或大額消費的中國人借貸——但當中缺乏這些人的抵押和財務記錄。
為了填補這個缺憾，財務公司、信用卡公司和零售商店依賴「非傳統」指標，例如搜尋器記錄和手機購買記錄來衡量一個人的還款能力。私人企業承認，透過去年中央銀行批出的許可，他們可以取得中國互聯網用戶的瀏覽記錄，以發展信用評級系統。到目前為止，騰訊、阿里巴巴和平安保險等八大巨頭獲得這個許可。
除了用來衡量應否向一個人提供貸款外，這些信用評級亦會影響「一籃子」的非商業活動。較高評級可讓你在機場走快速安檢通道、較快得到外國簽證，甚至更容易領養寵物。
用大數據重整社會道德
另外，北京政府亦計劃，在2020年開始透過這些算法評估一個公民是否「忠誠可信」。目前計劃仍停留在理論層面。沒有人知道這些模型具體是怎樣，那些數據會如何被用來進行運算。一份內部草稿指出，計劃的方向是「透過獎勵維持忠誠，透過限制懲罰不忠」，並說明這樣做的目標是提升「整個社會的誠信」。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王志誠是風險管理專家。他指出這個計劃的產生是因為今日中國面臨「道德危機」。「人們不再覺得信譽是重要的。」他說：「因此這個系統想做的，是要提高不道德行為的代價。」
但他亦指出，透過大數據評級一個人並不容易，尤其是因為中國的互聯網充斥著假數據、假身份和假交易。「距離將每一個人評級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若我們想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在數據的準確性上把關。」
獨裁者練習使用大數據的實驗室
有評論指，中國的互聯網已經迅速變成大數據遇上獨裁者的實驗室。當科技與逐利的企業、獨裁的政體和脆弱的公民社會混合起來，會產生一種劇毒。若這種「社會評級制度」不被監督，很有可能變成思想審查的工具，系統化地透過一個人在網上的言論和購買進口貨的習慣衡量他的「愛國心」。
美奇金（北京）投資諮詢有限公司（J Capital Research）總監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認為，這個系統符合習近平加強社會控制和提升公眾道德的方針。在一篇研究報告中，她指出這種「社會評級制度」的目的是將中國的個人監控程度回復至毛澤東執政時期——那時人人都忙於監視鄰居，並就鄰居的一言一行向政府打小報告。
跟那個時代不同的是，人口流動和分散令國家體制無法完全掌握一個人由生到死的狀況。但中國互聯網巨頭蒐集到，有關6.68億個用戶的大數據有可能做到相似的監控效果。現在北京政府非常重視如何取得這些資料。地方行政部門成立了數據統籌部門，旨在「結合郵局和數據庫的功能」。根據新華社的報導，數百個數據庫已歸中央處理。
「我認為中國政府相信，所有這些資訊都在大眾的手機產生，而政府想取得這一切資料。」牛津大學中國政治講師克里馬(Rogier Creemers)說。國家安全部門早已設立名為「網絡長城」的龐大互聯網審查和監控系統。這個系統監視網上一切有關新疆種族衝突和六四天安門屠殺的言論，並將之刪除。但克里馬認為，目前評論「社會評級制度」是言之尚早。他認為現時沒有足夠證據說明政府監控網絡的計劃跟騰訊和阿里巴巴的評級系統有何關聯。
「你是一個好人」
外界一直關注這些企業使用的評級系統是用什麼指標來評級。富而信是一家使用騰訊數據來計算客戶信用評級的P2P網絡借貸平台。它聲稱自己使用客戶的網上購物數據來衡量他們的可信度。根據它的系統，潛水裝備是好的，攝影器材是壞的。而與阿里巴巴有關的手機應用程式「支付寶」告訴它的客戶，說他們在網上買機票和訂酒店的選擇會影響他們的評級。它更明言「會考慮你在朋友圈的影響力，以及你的朋友的可信度」以作評級使用。支付寶的母公司浙江螞蟻金服否認朋友的評級會影響用戶本人的評級。但一名任職中國互聯網公司的高層人員指出，這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我們可以假設，好人會與好人做朋友。」他介紹信用評級系統時這樣說：「同理，有信用的人會結交有信用的網友。」
「當我們討論評級系統時，指的是他償還貸款的能力。一些公司更使用更廣泛的準則判斷用戶的特性。」北京馬貝諮詢公司總裁納金（Mark Natkin）這樣說。
克里馬認為，評級制度融合了兩種烏托邦的想像：一種是矽谷式的，另一種是中國共產黨式的。「中國政府、中國互聯網公司及矽谷看來同樣期望引導人們生活環境的改變。」他引用助推（Nudge）這個熱門的行為學概念，認為科技能夠在暗地裡向人們提供進步的誘因。「在矽谷和北京，一直都有一種說法認為我們可以用科技塑造人類行為。而『我們』必須決定什麼對我們是更好。」
科技和政權的結合
克里馬指出，中國的社會評級系統是互聯網評級制度的極端例子。一開始時，這些系統只是用來鼓勵用戶不搭電梯多走樓梯，或在TripAdvisor之類的旅遊網站評選「可信的評論員」。中國也並非唯一一個利用互聯網進行監控的國家。2013年，斯諾登揭發美國情報機關和企業讓政府取得個人資料。
現時西方社會對Google和Facebook等掌握大量個人資料的科技巨頭越來越不信任。在中國，科技和政權的結合則更大野心——尤其是這發生在一個缺乏互聯網相關法律的獨裁國家。「從外面看，這個系統好像只是用來促進社會的信用，看來會令社會進步。但在一個獨裁國家，統治者可以不受限制地獲取這些資訊，而大家都不受法律保障。」中國異見人士胡佳說。
一些參與其中的企業（尤其是需要顧及國際聲譽的）有採取預防措施。一名管理評級系統的行政人員坦白地說：「在中國，沒有明確法例規定私人企業可以或不可以取得及使用哪些數據。」他進而指出，他的公司透過與中國的電訊集團合作，取得巨量手機使用記錄，並不設任何用途限制。但他聲稱他的公司選擇不收集所有數據，因為內部也有關於個人私隱的顧慮。「我們的標準較其他同業嚴格。」他說。
互聯網的法律真空
趙占領， 一名北京的知識產權法律專家指，目前的法律充滿漏洞。現時需要立法規管私人信用評級系統，範圍包括是否批准它們的研發，以及列出哪些數據在收集時需要得到用戶同意。但目前的法律沒有清楚定義什麼是「個人資料」，也沒有界定在互聯網上如何「得到用戶同意」。
連推動這個大數據革命的人也對這個計劃感到憂慮。中央人民銀行信用評級中心的總監王曉雷（音譯）同樣領導「社會信用系統」的研發。在去年新華社的訪問中，他指出中國缺乏法律保障個人資料：「你想想，你的個人資料會到處載浮載沉，但你對此毫不知情。這不是有點可怕嗎？」
資料來源：
Financial Times: China: when big data meets big brot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