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的全港大罷工，除了七區集會，藝文界也在當天於中環愛丁堡廣場發起罷工集會，聚集香港的藝術文化工作者。據當天「一人放低一蚊」的「藝進制 」人數點算器所示，有1770人出席集會，目測參加者年齡分佈較一般集會分散，由20到70多歲不等。相比一般行業，藝文界別整體較開明，並傾向支持這次運動。行業中不少從業員是以freelance形式工作，對於他們來說，發起罷工會比較容易嗎？行業間的組織情況又是怎樣？

藝文界自由職工作者居多　靠炒散維生經濟壓力大

從事藝術行政的林小姐（化名）是位freelancer，因為工作形式較彈性，因此能夠參與集會，但嚴格而言不算是罷工。林小姐認反對修例關乎公義，亦支持年輕人希望守住香港的法治與自由。是次運動中，她最不滿的是政府態度高傲，林鄭死也不講「撤回」。她覺得運動中警方和示威者也有過火之處，若林鄭肯正式撤回修訂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分立場地作出調查和處分，可以挽回民心。

《惟工新聞》在這次集會中接觸到的受訪者工作情況均與林小姐相似。林小姐從事視覺藝術的行政工作，亦有參與表演藝術工作，她說這種跨媒介的工作方式在藝文界很常見。據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化藝術界的人力情況及需要研究》顯示，截至09年末，4萬多名藝文工作者中約有36%全職受聘，14%兼職受聘，約50%為自由工作者。尤其作為演藝人員要因應演期和排練而無法從事穩定的全職或兼職工作，但單靠演出收入又不足以支撐生活，需要炒散或以其他freelance幫補生計。

據藝術發展局《香港劇場工作者現況調查 2010/11》 的結果，行業內全職工作者平均每週工時為47.7小時，約4成受訪者職位並無加薪機制，超過7成無晉升機制。其中受僱於政府的受訪者平均工時相若，但平均工資較高。而在受訪的非全職工作者中，平均每人一年有4.6份自由身工作，4成人表示劇場所得並非其主要收入。在所有非全職受訪者中（受訪者可選多項），有50.4%依靠積蓄、65%做其他工作、23.9%由家人提供金錢來應付生活，只有23.9%受訪者只靠劇場收入維持生活。

林小姐認為freelancer工作不穩定，沒有勞工或醫療保障是最重要的問題。調查所示，非全職藝文工作者的平均保險及醫療開支均較全職高。她表示自己較幸運可與家人同住，但眼見同行不少年輕人因為工資少、工作不穩定而受房屋問題所困，認為土地問題是政府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藝文界工作穩定性低，工人經濟壓力大，一般工作者要直接放棄工作機會發起罷工有不少難度。

孤身罷工難於登天　工作者：不如在演出活動宣揚理念？

劇場工作者阿妙（化名）表示，身邊的朋友多是freelancer，大部分星期一本來也沒安排工作，因此沒工好罷。對於政治性罷工，她質疑藝文界是否應該同樣以罷工響應。因為罷工核心的功能是要癱瘓社會運作，惟藝術文化行業處於社會生產的邊緣位置，罷工或罷演較難對政權造成影響，不如趁有演出或活動表達對當下運動的想法。她表示未有聽聞行內有過經濟性罷工或行動，即使有一些資歷較低的工作者會被壓價，或臨時被取消工作檔期也是常態。表演藝術界圈子不大，若然壞了名聲會輕易被取代，以零散、個體戶方式接案的freelancer難以單獨站出來批評這些「行規」。阿妙指現時表演藝術界未有工會組織藝文工作者發聲或行動，就算有也只是由手執資源的藝團管理層所組成的協會，並無打算保障基層藝文工作者的權利。

另外兩位分別任職微電影和劇場界的freelancer也認為現時在行業發起罷工十分困難，一來微電影演員間競爭十分激烈，若罷工當天撞上試鏡，就等如放棄工作機會。行業內部十分重視人脈和聲譽，如演出當天因為參與罷工而令整個劇組無法開工，擔心影響日後工作機會。另一位劇場工作者指自己會到學校教班，擔心因為罷工而影響到想上課的學生。

藝術工作者劃界困難　或可先從大型機構組織工會

集會期間，有香港藝術家工會的成員分享組織工會的經驗，大會亦安排了4個討論主題鼓勵會眾討論，分別為：成立工會、空間使用、藝術的社會功能、藝文界的政治參與。後來，有會眾自行組成關於藝文界罷工升級行動的多個討論小組。

林小姐表示有聽聞過「香港藝術家工會」，他們的會員以視覺藝術工作者為主。藝術行政行業雖然有「藝術行政人員協會」，但平時以發佈業界資訊為主，沒有做到爭取權益的功能。她認為藝術行業裡不同媒介和範疇的工作生態不一，旺淡季週期節奏與待遇都有不少落差，難以組成一個統一的藝術工作者工會。業界普遍為自由業者，令工會組織困難重重。

當天集會有關組織工會的小組有來自各個藝術界別的工作者參與，承接藝術家工會成員的分享進行討論。劇場工作者阿妙認為工會需要有以下功能：必要時發出譴責聲明、作出法律行動、號召會員發起行動、能夠提供罷工援助基金，工會亦需有足夠成員及代表性作施壓及談判。她表示，現時關於工會的討論集中於工會門檻的設定，因為行內很多人都未必在由政府認可的學院或相關學系畢業，較難定義何謂「藝術工作者」。由於大部分人是freelancer，未必可以像記協那樣以收入比例來界定成員資格。阿妙認為現時業內仍未有廣泛討論和共識，比如會員是否需要有相近的政治理念等。

因集會安排和時間所限，當天未有對工會組織問題作詳細討論，但參加者交換了聯絡打算作後續討論和行動。訪問尾段，阿妙談起最近跟朋友的討論，認為九大藝團、西九和大館等大型藝術機構的員工身份較明確，其實可以先自組工會，組織起業內藝文工作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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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經歷811血腥打壓後，有醫護行業人員發起無限期罷工，大專學界更號召全港三罷，牽起了罷工必要性的討論。然而，再次發起罷工前，首要的任務是檢討上次的經驗。回顧8.5當天的大罷工，其中一個特點是打工仔個別前往集會地點。有些人跟情侶、朋友一起參加集會，但同業之間的聯絡和互相認識很少。

須知道，不同行業工人各自掌握了社會分工的環節，發起罷工對社會運作的影響各異。8.5罷工希望以運輸業罷工帶頭，阻礙城市其他經濟活動的想法便是由此而來。然而，不同行業的特徵和組織情況卻少有詳細討論。在這樣的情況下，打工仔每次行動中增強同行的連結，討論可以如何行動便非常重要。

例如，早前《惟工新聞》訪問的藝文界朋友便提到該行業未有建立工會。工人多是自由業者，藝文界又非社會生產核心，因此對當下罷工有疑慮。反而，自由業者工作較有彈性，可先發起多些集會和行動。當天，有IT從業員也發起在沙田聚集，《惟工新聞》於是跟他們討論了組織工會和罷工的可能性。

不止IT狗　行業僱用方式千差萬別

這次訪問的7名IT界從業員當中，2人在小型IT初創公司工作、2人受政府僱用，另外2人任職大公司，1人待業。受僱形式可說是直接影響了工人參與集會的方式：於小型初創公司工作的員工發起了罷工、政府僱員私下請假，而大公司員工則跟隨主管罷工。坊間經常以IT狗戲謔這個行業的從業員，但看來業內的僱傭關係還是存在不少差別。

任職初創公司的兩名員工IT陳和張先生（化名）皆不滿政府一直無視修例和警權產生的巨大問題，毅然罷工。二人任職的公司各異，但工作條件卻類同：薪酬條件不俗、僱主和員工關係模糊。唯一能令兩人都感到不快的問題，暫時可能是工時長達10小時。他們認為，公司文化較開放，會鼓勵員工多作「自我實踐」，因此對這次罷工作出忍讓。

IT陳指，初創公司關係較緊密，員工和主管多以team member相視，有利公司接納員工的這次罷工行動。張先生則描述了提出罷工的過程。員工之間曾私下溝通是否罷工，隨後又有負責設計的同事在slack上發布一張（半）正式的圖片要求公司響應。公司最後在群組表示允許員工罷工。由此可見，初創公司傾向模糊僱主和員工之間的矛盾，卻間接促使員工更敢於向老闆提出意見。

相反，在政府部門工作的IT從業員則面對較大壓力。合約員工M主要負責升級和維持政府電腦系統。他表示，自己的工作組別有不少人是上了年紀的公務員，但自己則需要每年續約，兩種受僱方式的員工難免產生隔閡。M這次臨時請假參與集會，他認為香港社會情況惡劣，即使抗爭丟了工作也不介意，與勞動條件較佳的同事取態有明顯分別。

行業波動劇烈所以難組工會？

現時IT行業並沒有工會，只有一些小型的同業組織，同行之間的連結薄弱。當問及組織工會的問題時，受訪者的理解也有不少差異。IT陳坦言難以想像行內出現一個具規模和有代表性的工會：「現時行內九成的start up都生存不到一年，我初出道時做過的一間公司便倒閉了，人員相當流動。我覺得香港不會出現好像Google這樣的大型企業，行內的壟斷程度有限。其實香港大部分的IT公司都只是附屬服務性質，工作是幫i-bank設計app之類，很少自己搞創新，因此很難壯大。」IT陳表示，自己會響應連登和其他小型組織的呼籲，但未有想過組織工會。

在政府工作的M則對工會的代表性有所疑慮，擔心工會騎劫了他的意見。不過，當記者向他解釋實際上不一定是加入某一個特定工會，而是可以考慮與同行組織工會時（按現行勞工法例，只需7名員工便可組織職工會），他則表示可以多作了解。

至於在初創公司工作的張先生則認為不同IT公司員工之間可以組成行業工會，參考藝文界不同劇團的演員有所串連的方法。

為工作條件較差、尚在工作的一群出一分力

雖然香港IT行業的組織程度低，部分初創公司的工作條件亦較佳，但這也不代表該行業沒有問題。「政府根本完全沒有認真扶助過行業的發展。有些官員對IT行業更是一竅不通。」IT陳指政府雖然對業界提供一些資助，但奈何僧多粥少，創科基金的資助仍是遠遠不足，不能真正鼓勵創新。「基金仍然是用以往的運作方式，只不過是在創新方面的評審上增加分數佔比。」他指出，香港經濟長期傾斜地產、金融業，大量資金投入股票市場和樓市，但不會用以投資科技研究，是行業難以發展的徵結。

另一位受訪的IT從業員阿丁（化名）則點出行內另外一個問題：「自己是社會中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生活雖然比一般人好，但亦不能對此如此暴政視若無睹。在八月五日的罷工中，上司和下屬都參與其中，可算是full team上陣了。」事實上，IT界同行的工作條件較差，難以單獨參與罷工，阿丁認為這次也是「出埋佢地份力」。

IT行業的員工薪酬較一般打工仔高，很容易令人忽視處於中位數以下的人的處境。據統計處2018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顯示，該行業工資中位數為$22,800，比當時一般水平（$17,500）至少高三成。然而，假如我們參考該行業工資的第25位數，也只有少得可憐的15,400，生活條件跟一般打工仔相差無幾。這次罷工集會遇到的眾多IT從業員中，不少應是條件較好的一群（其中一位受訪者工作兩年後工資加至3萬）。

作為少數有行業性質的罷工集會，IT從業員發起在沙田聚集，整體而言應算是個好開始。然而，如何能凝聚行內不同人對組織的想法，以及顧及不少只能在辦公室透過互聯網參與的同行，則是尚待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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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訪問】8.5藝文界集會：freelancer有可能組織罷工和工會嗎？

編按：200年前的今天，6萬多名英國工人聚集在曼徹斯特一處大型空地，要求免於貧困的自由以及平等的選舉權，卻招致軍隊的大屠殺。當中18人死亡，重傷者數百，史稱彼得盧屠殺。當天，織布工、店主、婦女和兒童抱著節慶的心情參加集會，可是大量人群的聚集卻刺激了當地官員，派出由廠主組成的騎兵隊大肆殺戮。但短暫的鎮壓卻引發了更大的抗爭，催生要求平等選舉權的英國憲章運動，以及工會的成立。

現在成了曼徹斯特聖彼得廣場的一個大型公共空間，在1819年8月16日，曾經發生過一場對6萬多名爭取民主和反貧困的和平示威者的鎮壓。該事件被稱為「彼得盧大屠殺」（The Peterloo Massacre）。

據估計，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18人在刀劍和馬匹的踐踏中死去。超過700名男女和兒童受重傷。他們為的是爭取免於貧困的自由。

大屠殺發生於崩緊的的政治環境和大型抗議的時期。當時，英國只有2%的人口有投票權。災難性的穀物法則令麵包價格貴得一般人難以負擔，使飢餓不斷蔓延。

和平集會：象徵自由的紅帽

8月16日當天早上，人群開始聚集。據當時的描述，民眾的舉止莊重及自律。大部分人更穿上節日服裝。

集會主要發言者是頗負盛名的亨利·洪特（Henry Hunt）。講台由一架簡單的馬車組成，置放於今天的著名景點曼徹斯特中央車站(GMEX)中心前，而整個地方則佈滿寫上「改革」、「普及選舉」、「平等代表性」和「愛」的橫額。很多橫額蓋了一頂象徵自由的紅帽——它是當時一個強大的標誌。

大量聚集的群眾使地方官員驚慌失措，他們只敢靠著鄰近廣場的窗戶來張望。官員向人群發出警告，要求他們散去，但人聲鼎沸之下只有少數人能聽到。

屠殺

當600名輕騎兵、數百個步兵、擁有兩台六磅砲的砲兵隊、400名柴郡騎兵團和400名特種警察正在靜候命令，當地的義勇騎兵隊率先被指派去逮捕講者。這支由休伊·比利隊長（Captain Hugh Birley）和湯瑪斯·特拉福德少校（Major Thomas Trafford）帶領的騎兵隊，大體上是由當地磨坊廠主和店主組成的國會武裝力量。

騎兵隊在馬上手執短彎刀和棍棒。他們不少人認識抗議者，甚至跟領頭人有不少舊帳。（在其中一個例子裡，當看到來自激進派《曼徹斯特觀察家報》（Manchester Observer）的記者時，一個騎兵隊軍官高喊：「薩克斯頓（Saxton，編按：該記者的名字）在那裡，該死的，刺死他！」）

騎兵隊朝著集會衝去，對嘗試築起人牆阻礙拘捕的人群猛衝，同時用劍擊倒橫額和人。當時有傳言一直指這批義勇騎兵隊喝醉了酒。

會場上的群眾一片恐慌，卻被軍隊理解為人群襲擊騎兵隊。結果，由陸軍中校居伊·勒·史特朗（Guy L'Estrange）的輕騎兵也奉命到場。

跟天安門廣場的屠殺一樣，軍隊中有少數難得的英雄。一位佚名的騎士團成員試圖舉起一名義勇兵的劍，高叫︰「教人丟臉！這位紳士：你在做甚麼？人們不能離開好不好！」但大部分的士兵加入了這場突襲之中。

「彼得盧」（Peterloo）這個名字，是用來嘲笑攻擊手無寸鐵的平民的士兵，呼應了「滑鐵盧」（Waterloo）的名字——在後者的戰役中，士兵被當時大部分人視為真正的英雄。

餘波

大屠殺直至下午2時結束，廣場上充滿遺落的橫額和死屍。在場的記者被捕，到場報道的其他人同樣被監禁。因著目睹的事情，商人約翰·艾華·泰勒（John Edwards Taylor）協助創辦了《衛報》（The Guardian）。

講者和集會的組織者相繼受審，起初是被冠以叛國的罪名——這項指控其後被控方無奈地收回。輕騎兵和地方法院收到了來自喬治四世（Prince Regent）的祝賀，官方調查則表明他們沒有任何過錯。

後遺

歷史學者們認同彼得盧大屠殺對一般人民贏得投票權有巨大影響。它令英國憲章運動冒起，當中更衍生了大量工會，同時導致了曼徹斯特《衛報》的成立。

根據索爾福德人民歷史博物館主管尼克·曼斯菲爾德（Nick Mansfield）︰「彼得盧作為一場關鍵性的事件，不知因為當中的傷亡數字，還因為它最終改變了公眾對延伸投票權的意見，造就了今天的民主制度。它對我們可享受的民主至關重要。」

本文譯自彼得盧紀念運動的網站介紹。

對於政治性大罷工，我們仍然是摸著石頭過河，因此，當日的紀錄、檢討就顯得非常重要。8月5日是充滿象徵性的一天，參與行動的打工仔得到了什麼啟發，當中的經驗和思考又可以如何延續，以至引發下一次更具實際影響的總罷工？數十天的街頭運動令行動者累積了豐富的行動經驗，但是，當離開街頭回到日常，又可如何思考自己的位置與行動、如何以工人的身份理解當下局面、怎樣在工作場域持續抗爭？罷工裡，打工仔的所思所想，正正是填補這一塊的空白。《惟工新聞》當天走訪不同地區，訪問了數十位來自不同行業的打工仔，提出多角度的思考方向。

【8.5 罷工訪問合輯】
8.5全港罷工訪問概述：參與集會的打工仔所思所想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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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訪問】8.5藝文界集會：freelancer有可能組織罷工和工會嗎？
【罷工訪問】僱傭關係多樣　IT從業員：為條件較差的同行出埋份力

【惟工新聞】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港鐵成為了社會焦點：警察在沙田新城市圍捕示威者時，港鐵被指飛站，示威者因為怕沒有列車而陷入恐慌；元朗鄉黑無差別暴打市民，港鐵再被指無關門任由鄉黑為所欲為；警察在葵芳亂射催淚彈，車站又成為戰場，空氣瀰漫有毒微粒……

一方面，抗爭者在月台發起不合作運動，嘗試癱瘓港鐵運作，多次爆發打工仔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警察在中央控制中心要求港鐵飛站，封截示威者退路。交通工具成為了兵家必爭之地。

同一時間，7月27日，逾700多名港鐵車長發出聯名信，要求企業交代元朗事件的的安排。8月14日，車長再次發信，要求港鐵譴責警方妄顧職員及乘客安全，如公司沒有回應更會將行動升級。連月來港鐵爆發的各種事情，究竟如何影響員工的想法？勇敢地公開聯署的車長，又是否有進一步組織化的可能，組織集體行動，甚至罷工？《惟工新聞》訪問了香港鐵路公司員工協會會長杜廣仁了解行內近況。

元朗一役：閂門與否非重點　不滿港鐵不譴責警方

最激起車長不滿的，是港鐵多次對示威的回應。杜廣仁指，公司不但沒有在元朗、沙田等事件譴責警方的處理手法，反而將責任歸在車長身上。

關於元朗事件，其中一個令市民不解的問題，是港鐵為何暫停列車，並開門任由暴徒襲擊乘客。但杜卻有不同的看法：「我覺得兩睇。唔閂門確實令暴徒能衝入車廂打人，但其實閂門都未必見得好。當時已經啟動了緊急掣，當然可以override，但閂門時如果有暴徒同時被困在車內，咁由元朗到朗屏站嘅3分鐘之間，暴徒就會同乘客困獸鬥，當中會發生咩事都好難估……」

杜認為重點根本不在閂門與否︰「其實我哋唔應該將元朗事件嘅焦點聚焦在車長身上，因為在有大量白衣人嘅情況下，做咩都很危險。真正問題係由報警到警察真正到場為何超過39分鐘？為何容許這些黑社會在站內胡亂攻擊人而無人理？當時車站有成百人，單靠月台員工其實無法處理的。重點應該放在警察的問題上。」

「我理解這也是大部分車長的想法，車長不滿港鐵在回應上沒有指出警方的問題，而是算在同事身上。葵坊站那次也是同樣道理，警方完全妄顧乘客和站內職員安全，而公司亦沒有對警方施加任何壓力。」由元朗到葵芳事件的半個月來，杜認為員工的不滿情緒愈來愈強。

港鐵與警方合謀？

另一個近來盛傳的說法，則是港鐵配合警察一起圍捕示威者，港鐵成為警暴的合謀。杜的想法則比較準確，他認為應該分開理解員工與港鐵企業。

「警察有派人在中央控制中心保持聯絡，要求港鐵按人潮及其戰術需要而停駛部分車站。按法例來說，佢哋始終有權咁做，控制中心職員也很難拒絕警察嘅要求。」在企業層面，港鐵確實成為了警察戰術的一部分。「但其實車長已經盡量去爭取，希望安排到多一兩班車接走乘客。事實上也不是警務說停便停。」

「沙田站那次，警務雖然要求停站，但港鐵並無飛站。我認識一個朋友當天便在該月台，他說服示威者仍然有車，但當時情況是恐慌，示威者很驚，怕沒有其他列車，對港鐵職員也產生了不信任。我認識那位職員也要帶著一位示威者去睇，後面真係有另一班車……」杜認為車長的職責是將所有乘客順利送到目的地，會盡量安排列車，希望乘客理解。

不合作運動有導致港鐵職員反彈嗎？

對於近來車站發生的不合作運動，杜指不少車長都是默默忍受，未有爆發大規模的反彈：「因為車長不是直接調停乘客與示威者衝突的人，我哋與示威者唔會有身體接觸，情感上的影響不大。」

「我哋嘅職責是將所有客人盡快送到目的地，所有上車嘅都係乘客。試過有一程車由30分鐘拖延至2個鐘，大家都係咁做，影響了休息、上下班時間，都會接受。」但杜指車站職員的情況可能不同，因為他們是直接與乘客衝突的人。「佢地一返工，就是會被強制執行職務。即使脫下工人的階級身份後，佢地都會支持五大訴求，但工作上就係要負責確保車門閂好。因此都會有種『點解要由我承受呢啲衝突』嘅hard feeling。」

但示威者的用意不是正正想透過不合作運動來反迫員工怠工、甚至罷工嗎？「概念上當然並非不可行。但我認為罷工作為最後手段，要發動也要有足夠人數願意集體行動，更要有發起人。另外，罷工或者怠工等工業行動起碼也要通過法定的程序，開會員大會、通知僱主。因此我認為還是要給多一些時間讓員工蘊釀。」杜廣仁說道。

杜坦言，工會在這些問題上給車長的感覺是進展緩慢：「現在很多職員想行動就直接去了，這次聯署我也有參與，但不是以工會名義。假如說罷工，自己會考慮更多問題，例如怎樣發動？如何保護會員？這應該也是讓員工覺得工會效果不佳的原因吧。」

誰是集體行動發起人？

《惟工新聞》在罷工集會當天訪問參與的工人，不少人都對組織工會在行業或企業集體行動感到陌生。在港鐵的情況是否也是如此呢？杜承認跟員工關係疏離確是工會面對的問題：「最明顯的是年齡問題。港鐵自97年金融危機後，一直到09年都沒有請過新人。足足十幾年。這段時間只是新開了將軍澳線，公司在線路上的擴張有限。但之後西鐵線、馬鐵、觀塘延線，以及將來沙中線等各線路開通後，又開始重新招人。現在新人不少只有20多歲，我已經50多，處事手法很不同，這是很大的問題。」

杜認為工會需要年輕化，但暫時仍面對不少困難︰「年輕人總是想到很多新方法，例如在外地聯絡時你們會識用whatsapp call慳長途電話費，我就一定諗唔到呢個選項，會被迫打長途。Telegram我也是最緊才學習使用。我們非常歡迎年青的車長加入討論工作和社會的問題的。但工會老化下年青車長又覺得工會無用……」

由兩次聯名信到記者招待會，港鐵車長以至車站的職員如何發展下一步的行動？當港鐵迫於警察的壓力成為戰術工具、當員工上班就是會被公司要求完成職務（即使這如何違背當時人的意志），員工之間如何形成集體的力量對抗，透過怎樣的機制發起行動將是重要的問題。年青和年長的世代是否能有加強交流的可能？在現時的形勢下，這些問題，無論是工會還是一般員工都不得不思考。

反送中運動由本年6月份爆發。隨著警方打壓示威者手段日趨暴力，焦點亦從開初的修例擴展至警察對待示威者的手法上。深受其害者當中，並不乏正在放暑假的莘莘學子。上週六（8月17日），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發起「守護下一代，為良知發聲」大遊行，逾二萬人在早上從中環遮打花園集合，遊行往禮賓府。《惟工新聞》記者到現場訪問集會教師，了解他們在運動期間與學生的交流，以及對罷課的看法。

中學班主任：「要俾學生知道自己支持緊啲乜」
8月5日罷工日，正值中小學教師的暑假期間，教師不需罷工亦能出席集會。不過，中學教師梁小姐則不只響應了8月5日的行動，其學校也曾就6月12日的罷課作出特別安排。她表示，校方事前曾主動與家長代表溝通，取得共識後，決定延遲考試一天，容許學生當天在家長的同意下不回校，而部分不參與罷課的學生，則可繼續回校自修，或自行選擇出席學生會主持的研討會，發表己見。學校的教職員會亦於當日，舉行了不記名投票，讓老師表達如日後教協再號召罷課，會否支持。最後支持的老師佔較多數。

梁小姐表示，由於自己任教的科目為中文科，在課堂上未有機會與學生直接討論時政，但當課程內容如詩詞、文章牽涉到類近主題，也會趁機與學生討論社會問題。針對反送中運動發展，校內亦有學生情緒受困擾，或感到疑惑，老師亦會提供輔導，聽受困擾學生傾訴。

現時，全港大罷課正在在醞釀當中。由多個團體協作的「中學生罷課籌備平台」暫定採取每周一罷的方式，呼籲學界由九月開始罷課。對此，梁小姐並不擔心嚴重影響教學進度。中學課程一般較為靈活，同事間有共識即可調整教學日程，如部分內容未能及時在測驗及考試前教完，亦可調到之後才考核。惟中六同學即將面對公開試，有可能因罷課而構成壓力，這方面則有賴校方提供額外支援。

對於近日武力衝突的升級狀況，梁小姐表示不願意看到以暴易暴的情況發生，但同時要從具體場景去判斷示威者行為是否合適，不應以偏概全地認為任何暴力皆不能接受。然而另一方面，一些過火的口號亦難以認同。對於如何與學生討論反送中運動中的示威者，雖然自己有一定立場，但她認為不應就此灌輸學生，而是要引導學生運用邏輯思維，作理性判斷：「要俾學生知道自己支持緊啲乜，唔好成為自己討厭既人。」

參與遊行的教師由遮打花園步行至禮賓府。

小學教師：正常上課時間難與學生交流
在屯門區小學任教的葉先生則表示，對於小學生來說，這些問題比較難以理解，通常在課堂上只能告訴他們香港社會現正發生「不太開心的事情」。另一方面，六月考完試前，由於上課節奏緊迫，課堂上沒有太多空間，上課以外教師也相當忙碌，未有太多機會與學生就此事交流。在他任職的學校，每名老師一般每週要上32-33節課，外加每週有兩日要帶課後活動。加上改功課所需時間，一般要到下午五點半才能下班。反而帶學生參加試後活動時，一名學生主動提及屯門示威的事情，終有機會與學生展開討論。

他表示，自己在新學年會自行製作工作紙，嘗試在相關課堂與同學提及這兩個月發生的事情，例如讓他們看一些新聞圖片，讓他們填上正在發生什麼事，以及籍機與他們講解相關道理。在這方面，部分同事也有協力。

關於罷課，葉先生則表示未必能響應，因小學生始終需要有人照顧。但假如真的罷課，相信對課程影響亦有限，平時因天氣失去了教學日也很正常，相比之下罷課就應不會造成很大影響。另一位在離島區任教的繆先生同樣認為失去教學日的影響不大，但仍有需要回校保持學校運作。如最後罷課如期舉行，則有可能安排在罷課當天不教課程內容， 集中講解反送中運動發生過的事情。

關於課程進度，㨿葉先生所述，教育局有為小學提供課程指引，但未至於嚴格規限要在哪個學年內要教懂什麼知識，例如體育課會要求學校教某幾種運動，不過是要求初小三年及高小三年內分別要完成，所以教師自行調節的空間較大。不過，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童來說則有可能真是分秒必爭，教師甚至需要在課堂外時間為其補課。據他估計，校內平均約15%學童為SEN學童。

據教育局數字，2017-2018學年，全港有45,360名SEN學童在公營主流中學及小學就讀，當中近半有「特殊學習障礙」，即讀寫障礙、數學運算障礙等。教育局廿多年前推行融合教育，安排有學習障礙的學童，但在學習目標單一的情況下，SEN學童在主流學校仍需面對沉重壓力，教師亦需付出額外心力確保SEN學童能追上進度。
 

編按：催淚彈、包圍政府建築物、被愛國人士襲擊、被稱為「猴子」、要求獨立調查，是否似曾相識？

在香港反送中抗爭如火如荼之際，地球上一個陌生的角落亦正在進行爭取自主的抗爭。近日，在全球第二大島新幾內亞（New Guinea）由印尼長期佔領的西半部，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印尼政府打壓巴布亞人及種族主義。

在二戰前，新幾內亞被分為西部、東北和東南三部份、分別為荷蘭、德國和英國殖民地。戰後，英國殖民地交由澳洲接管，同時吞併德國殖民地，並於1975年獨立，成為現在的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

然而西半部的命運崎嶇得多。在1949年荷蘭承認印尼獨立後，新建立的印尼擁有除新幾內亞西部外的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a）所有領土。1962年荷蘭與印尼簽訂紐約協議（New York Agreement），承諾新幾內亞西部的前途將於1969年由當地所有非外國人的成人投票決定。然而事情並沒有如此順利發生。反之，該地遭到印尼軍事佔領至今，被劃分為巴布亞（Papua）及西巴布亞（Papua Barat）兩省。其持續至今的獨立運動被殘酷鎮壓。

惟工新聞轉載馬來西亞健筆朱進佳的文章，講述事態近期的發展。

成千上萬巴布亞人民於2019年8月19日走上印尼巴布亞和西巴布亞兩省街頭，抗議印尼政府近日在各地對巴布亞人的打壓及印尼官員的種族主義行徑。

巴布亞民眾的示威行動，癱瘓了西巴布亞省首府馬諾誇裡。憤怒的示威者甚至還縱火焚燒公共建築，包括當地的議會大樓。示威者也封堵道路。巴布亞省首府查亞普拉也有成千上萬民眾走上街頭。

這次席捲西巴布亞的示威浪潮，是因印尼政府近期加劇打壓爭取自決的西巴布亞原住民所致。在印尼獨立日（8月17日）前夕，印尼政府在全國各地對巴布亞人進行逮捕。除了查亞普拉，西巴布亞地區以外的泗水、瑪瑯、德那第、安汶等城市也有不少巴布亞人被捕。單是2019年8月15日，逾168名巴布亞人被捕。大多數被捕者是參與巴布亞人民自決運動的社運人士。

2019年8月17日印尼獨立日當天，在東爪哇省首府泗水，警察包圍一棟住著巴布亞學生的宿舍，並向宿舍發射催淚彈，當場逮捕了43人。被捕者過後獲釋，暫時並沒有任何提控。印尼警察的圍捕行動，是因為有當地右翼民族主義者舉報學生褻瀆印尼國旗。右翼民族主義者在警察襲擊前一晚，就已經聚集在學生宿舍外，高唱印尼國歌，切斷宿舍電源，還攻擊為被圍困學生送上飲食的熱心人士。警察在抓捕巴布亞學生時，稱巴布亞學生為「猴子」，更是激怒了巴布亞原住民。

在爆發示威後，希巴布亞省省長多明谷斯.曼達坎為緩和民怨，發表聲明要求東爪哇省瑪瑯市副市長蘇菲安. 艾迪.賈沃科向全體巴布亞人道歉。瑪瑯市副市長蘇菲安在當地一場由巴布亞學生聯盟和印尼人民支持西巴布亞陣線（FRI-WP）於2019年8月15日所舉行聲援巴布亞人民爭取自決的示威行動後，恫言說他會毫不猶疑地將當地巴布亞學生遣送回他們的老家。此言也是激起最新抗議浪潮的另一導火線。

最近在圖瓦盧召開的太平洋島國論壇會議中，因為與會國代表討論西巴布亞問題，加上西巴布亞獨立運動領袖本尼 · 文達的出席，引起了印尼政府的不滿。在太平洋島國論壇所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儘管太平洋島國論壇的領袖「重申印尼對西巴布亞的主權」，但是他們敦促印尼政府盡快讓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造訪當地，以對發生在西巴布亞的違反人權事件（包括酷刑、法外處決及軍警對當地人民的有系統暴力）進行獨立調查。

西巴布亞，也就是全世界第二大島嶼——新幾內亞島西部目前屬於印尼主權範圍的地區，於1963年被印尼佔領前曾是荷蘭殖民地。在1969年舉行的一場由蘇哈多軍事獨裁政權從當時西巴布亞80萬人當中欽點出來的1025名「代表」所進行的「公投」後，西巴布亞正式被印尼吞併成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已經有50萬西巴布亞人民因爭取自決而被印尼軍警殺害。西巴布亞原住民長期活在印尼雅加達中央政府所推行的恐怖統治陰影下。印尼軍警對西巴布亞人民實行由系統的鎮壓，並且還不斷鼓吹種族主義及對巴布亞人的種族歧視。印尼政府一直都嚴禁巴布亞人升起象征西巴布亞人民獨立的「晨星旗」（Morning Star Flag），升旗者會被拘捕，但是仍然無阻堅持爭取自決抗爭傳統的巴布亞人（尤其是每年12月1日）升起晨星旗。

（原文刊載於作者網誌）

編按︰港龍工會主席因為網上言論被炒，本身是否合法？同樣身為打工仔女的我們，又可以做甚麼支持因為政見而被剝奪工作機會的工人？當政治審查伸延至工作場所，打工仔女也應該發動工業行動，互相組織起來抵抗。一方面反抗企業對工人的報復行為，另一方面也跟同業聯絡，認清香港社會在政治和經濟層面對工人的壓迫。惟工新聞轉載了工黨副主席麥德正的文章，討論打工仔女發動政治性罷工抗議公司打壓。文章標題原為〈政治性炒魷啦，罷工即係冇得搞啦！〉。

港龍工會主席被炒，之前國泰3個機師先後被解僱及「被辭職」，唔係因為佢哋工作表現有問題，係因為佢哋反送中，呢啲係政治性炒魷，之後其他僱主有樣學樣，你灰唔灰？

灰？即係等死啦。你真係想？唔灰？咁唔係得把口，佢有政治性炒魷，我哋更要諗政治性罷工！

先講法例，呢次炒港龍工會主席，係違反《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員工因進行工會活動受資方打壓，可循兩方面進行追討：

一、 要求勞工處檢控僱主觸犯《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被定罪者最高可被罰款10萬元。

二、到勞資審裁處向僱主追討不合法解僱補償，或要求復職。如法官判決為不合法解僱，員工可獲最多15萬元補償金，或者復職。

不過，航空公司財雄勢大，資方炒得工會主席，唔會唔識法例，甚至預埋條數，打官司輸咗賠得起。就算出幾百萬炒幾個，自獻維穩費向中央表忠，條數抵呀。法例仲有得爭取復職，呢樣緊要，資方唔係有錢大晒。你炒我，法庭判我入返去開工，呢樣就真係工會權利。

法例技術嘢呢度唔多講，因為就算有乜法律都好，如果人人鵪鶉，法律幾好都冇用。

人鵪鶉，未必純粹細膽，而係覺得有啲嘢未關自己事。示威者俾警察打到仆街，又盲眼又嘔血；連儂牆有人被斬；黑警入病房虐打市民，大家睇完入心入肺，覺得十分恐怖，十分悲憤。因為覺得自己有份遊行，呢啲環境又同日常生活有關，打在佢身，痛在我心。但政治性炒魷的話，好多人覺得唔關我份工事，會話我老闆唔會咁炒人，我老細係黃絲嚟嘅。唔會嬲到話炒佢我罷工。

大家記唔記得617及85政治性罷工起源呢？第一次，係612警察鎮壓示威，第二次，係元朗黑社會打人。其實都唔關你老闆事，但好多人想罷工。警方政治性鎮壓、黑社會政治性打人，都可以引發罷工，大財團政治性炒魷點解唔可以呢？大部份香港人都係打工仔女，政治性炒魷，殺到埋身呀！

打工仔女為老細出賣勞力，收工之後，仲面對政治性炒魷威脅，連思想自由都冇，真正失去人權、自由。政權勢力鼓勵公司內部互相舉報，幾咁可怕，威脅我哋嘅思想、良心和表達自由。唔使送中，極權已降臨，伸展到你公司，去到你份工。

企業在商言商，都免不了向政權跪低，向中央交人頭，其他領域禁言和審查係點可想而知。再咁落去，好快香港人表態支持公義都會被炒，香港人唔係個個可以移民，咁樣白色恐怖，日日打壓，唔係警察拉你，而係你返工地方處處有監控，令你自行收皮。香港人活在打工監獄，過囚牢生活。

617及85政治性罷工未夠全面，仲係逐步實踐階段，但係官商一體已經好有意識，用政治性炒魷向香港人開刀，點解我哋唔諗以罷工回應？香港人唔係話炒就炒！

航空業工會方面有反擊行動，大家一定要關注及支持呀。大家認認真真諗下一步罷工點搞，唔好令呢班被炒嘅戰友齋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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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罷工但不想打工仔送頭的話，要留意甚麼？

8.5 罷工訪問合輯

這個夏天，爆發大規模民憤的地方不只得香港。在一直存在領土爭議的查謨和喀什米爾邦，隨著印度總統莫迪宣布取消此地的自治地位，當地民眾亦展開了擴日持久的示威行動。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成員朱進佳整理了喀什米爾地區的歷史背景及本次衝突的導火線，揭示莫迪政權及巴基斯坦政府如何令族群矛盾升溫。

納倫德拉.莫迪領導的、由右翼政黨印度人民黨主導的印度政府，單方面且無預警下宣布取消「查謨和喀什米爾邦」（Jammu and Kashmir）的特別自治地位，不僅無情踐踏喀什米爾人民的自決權，也再次挑起南亞地區的緊張局勢。

印度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於2019年8月5日在上議院聯邦院提呈《查謨和喀什米爾邦重組法》，將查謨和喀什米爾邦分割成兩個中央直轄區（即建議中的查謨和喀什米爾中央直轄區及拉達克中央直轄區），將印控喀什米爾地區完全置於新德里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下。莫迪政府提出的法案於同一天就在聯邦院通過，並於次日2019年8月6日在下議院人民院通過。

莫迪領導的印度政府，為實行中央接管喀什米爾，而取消了印度憲法第370條文和35A條文賦予查謨和喀什米爾邦的特別自治地位。印度政府聲稱撤銷喀什米爾特別自治地位是有必要的，以確保該地區可以完全跟印度融合併加速當地發展。這種說辭只是在為印度人民黨的狹隘民族主義與興都教沙文主義政治議程塗脂抹粉。莫迪和印度人民黨，是在利用他們於2019年5月全國大選中大勝所取得的優勢，去落實印度極右勢力自1948年以來的政治意圖——完全吞併喀什米爾。

喀什米爾在哪裡？

喀什米爾位於印度次大陸的最北端，多年來一直都是周邊勢力（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所要爭奪的一個地域。直到19世紀中期，“喀什米爾”僅指坐落在喜馬拉雅山脈和比爾本賈爾嶺的喀什米爾谷，而現今則泛指印度所控制的“查謨和喀什米爾邦”、巴基斯坦所控制的“自由喀什米爾”和“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以及中國所控制的阿克賽欽和喀喇崑崙走廊。

喀什米爾的面積有22.2萬平方公里，接近英國或加納的大小。約有1700萬人民在喀什米爾地區聚居，其中大多數人居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控制的地區。印控喀什米爾的人口有1250萬人。印度控制的查謨和喀什米爾邦，又分為查謨、喀什米爾及拉達克三個區域。中國控制的阿克賽欽，是個無人區，其重要性是那兒有一條連接西藏和新疆的道路。

喀什米爾問題

喀什米爾問題是1947年“印巴分治”所遺留下來懸而未決的地域政治問題。 1846年至1947年間，喀什米爾地區是由一個興都教王權政府所統治的土邦，是英屬印度的一部分。 1947年發生印巴分治問題時，查謨和喀什米爾土邦的王公哈里.辛格最初拒絕加入印度。當巴基斯坦的武裝侵略者進入到喀什米爾谷時，王公就表示同意簽署“加入書”。當時喀什米爾地區由謝赫.阿都拉所領導的主要政治力量——“查謨和喀什米爾國民會議”，同意加入印度聯邦，只要喀什米爾的自治權得到尊重及保障。可是，喀什米爾加入印度聯邦後，其自治權就不斷被印度中央政府所侵蝕。

1947年10月27日，當印度軍隊進入喀什米爾後，時任印度總理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向時任巴基斯坦總理利雅卡特.阿里.汗發電報，表示說喀什米爾的前途“必鬚根據人民的意願去決定”。由於喀什米爾問題陷入僵局，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曾建議舉行公投（第38號及第47號決議）。

不過，印度和巴基斯坦最後還是通過動武去瓜分喀什米爾。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喀什米爾的糾紛而交戰至少4次（1947年、1965年、1971年及1999年）。印巴雙方的軍事對立 ，造成喀什米爾地區長期出現武裝叛亂，以及不斷的軍事化。印度政府在喀什米爾地區駐紮了至少60萬軍力。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擁有核武器，兩國邊境的衝突都有引發核戰的風險，關鍵只看兩國最高領袖誰最先突然失控。

在印控喀什米爾地區，儘管查謨和喀什米爾邦享有特別自治地位，但是過去數十年來卻因印度的駐軍而處於糟糕的狀況。違反人權的事件層出不窮，包括對平民的任意拘留、集體懲罰及酷刑。印度政府無視喀什米爾人民的基本人權與尊嚴，以恐怖分子的指控為由繼續對喀什米爾人民進行暴力的打壓。

印控喀什米爾的自治地位

1950年生效的《印度憲法》中，有兩項條文提出了對查謨和喀什米爾邦自治的保障。印度憲法第370條賦予查謨和喀什米爾邦特別地位，允許該邦享有除國防、外交和通信等領域外的自治權。憲法第35A條則禁止非喀什米爾人的永久居民享有特定的權利，如在喀什米爾擁有土地。

莫迪領導的印度中央政府於2019年8月初突然取消印度憲法的第370條和第35A條，並通過《查謨和喀什米爾邦重組法》，讓查謨和喀什米爾邦完全失去自治權，並由新德里政府直接管治。

不過，印度最高法院曾於2018年4月3日指出，印度憲法第370條已獲得永久地位。此外，印度憲法第35A條也不能隨意被廢除，因為可廢除該條文的製憲大會早於1957年就解散。印度政府並沒有鞏固的法律依據去廢除印度憲法中的這兩項條文，因此可在印度法庭上被挑戰。

在莫迪領導的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印度憲法第370條和第35A條之前，印度政府就已經向喀什米爾增派35000名軍人，去維持當地秩序。喀什米爾進入緊急狀態，印度當局將查謨和喀什米爾邦的所有主要政治領袖逮捕。至少有600名政治領袖和社運人士被拘捕。查謨和喀什米爾邦議會更早於2018年11月就被強行解散，而《查謨和喀什米爾邦重組法》更進一步廢除當地議會。喀什米爾的新聞自由被嚴重箝制，而當地的互聯網和電訊服務都被切斷。

2019年8月9日，印度軍警在印控喀什米爾首府斯利那加鎮壓當地的示威活動，並向示威者發射散彈槍，造成多人受傷。

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反對印度政府取消查謨和喀什米爾邦特別自治地位，並形容莫迪領導的政府“謀殺民主和聯邦精神”。

一個由印度左翼社運人士組成的實況調查團2019年8月9日至13日前往喀什米爾實地考察，並在他們所發表的報告中稱：“整個喀什米爾現在已變成一座由軍方監控的監獄。”

喀什米爾危機對地域政治的衝擊

印度政府最近在喀什米爾地區的舉動，並不僅僅是印度的內部問題。喀什米爾的危機，跟當前南亞的地域政治氛圍有著密切關係。

喀什米爾是印度、巴基斯坦與中國邊界交會的地方。三個國家都曾為了控制喀什米爾的部分地區而交戰。印度和巴基斯坦至少四次交鋒，而中國和印度也曾於1962年在喀什米爾交戰。自1940年代以來，喀什米爾地區的衝突，主要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南亞區域大國為控制該地區而進行角力的結果。

當前印巴之間衝突的背後，則是中國和美國之間另外兩個更強大勢力的勾心鬥角。中國為了解決其國內工業產能過剩的問題，而於近年積極推動所謂的“一帶一路”（由中國主導的涉及基礎建設發展與投資等的全球發展策略），並開放給任何有興趣的國家加入。印度拒絕加入“一帶一路”，其中部分原因是中印兩國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長期處於敵對狀態（儘管中印兩國曾於1950年代首先推動作為第三世界國家不結盟運動基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部分原因則是美國霸權的影響。美國一開始就反對“一帶一路”，並且採取圍堵策略去製止中國對外擴張其政治經濟影響力。

中國近年在巴基斯坦和尼泊爾進行了大規模的“一帶一路”發展計劃，包括耗資460億美元穿越巴控喀什米爾通往瓜德爾港的“中巴經濟走廊”。印度國防部下轄的邊境道路局，則不斷在中印邊境興建從喀什米爾通往那加拉邦和不丹的道路。

中印兩國軍隊曾於2017年在中國、印度和不丹三國交界的洞朗地區發生對峙事件，當時因中國在洞朗地區擴建道路而遭印度軍隊阻止，形勢一度緊張。不丹政府並不願涉入中印兩國之間的矛盾，並且有意跟中國解決邊境糾紛，但是卻被印度阻止，南亞小國成為了強權之間角力的棋子和磨心。

隨著印度直接由新德里管治喀什米爾，並向喀什米爾增兵，印度與巴基斯坦和中國之間的緊繃關係再度惡化，並隨時會因擦槍走火而引發新一輪的衝突。

莫迪要在喀什米爾製造「核彈」

印度在喀什米爾增兵，並且完全封鎖當地人民的政治空間，並不會給喀什米爾地區帶來任何和平與穩定，反而是在為當地緊張局勢火上加油，還會迫使部分喀什米爾人為了抵抗印度霸權而轉向採取更加暴力的手段，或者是加入極端主義組織。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統治精英不斷利用宗教和族群政治去撈取支持並鞏固權力，將只會在喀什米爾地區製造更多的族群矛盾與憎恨情緒。再加上喀什米爾地區的不斷軍事化，莫迪領導的印度政府似乎要在喀什米爾製作一個隨時爆炸的政治核彈。

印度政府取消查謨和喀什米爾邦的特別自治地位，強行分割印控喀什米爾並納入中央直接管治，是一個違犯本身憲法的行徑。印度政府必須恢復印度憲法第270條和第35A條，否則喀什米爾危機將加劇 。
任何關係到喀什米爾前途的決定，都應該由喀什米爾人民通過民主參與的方法自行決定，而不是任由新德里政權宰割。

編按：2013年，台灣政府推行國道電子收費，一眾收費員頓時失去工作，因而組成「國道收費員自救會」要求政府處理年資補償及協助轉職。至2016年，自救會終與政府達成補償協議，豈料到三年後的今天仍未完全發放補償金，政府方面更指出當初協議並非正式契約，逼使離職6年的收費員重新展開示威行動。《惟工新聞》特此轉載「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報導，讓香港讀者了解他們的抗爭歷程。

官方稱三年前補償協議不具法律效力 收費員抗爭再起

文/公庫記者許詩愷

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在2016年和政務委員林萬億、前行政院長郭芳煜簽下補償協議，但三年後補償金仍未全面發放，收費員也不滿官方提出的年資計算公式，便對此提起行政訴訟；豈知官方改口稱協議只是林萬億個人和自救會的「君子協議」，並非正式「行政契約」，今（8/16）收費員前往凱道要求蔡英文出庭作證，並宣告重啟抗爭。

自救會律師邱柏青說明，君子協議意指非正式，或無強制力的協定，但自救會從2016年4月起和相關部會協商，共歷經七次會議，直到8月16日才簽字，當時林萬億、郭芳煜皆在場並簽署協議，應有行政契約之實，如今政府才改口說協議只代表林萬億個人意見，勞動部是參考君子協議進行補償，這讓自救會無法接受。

自救會顧問吳靜如也強調，該年8月20日時，總統蔡英文向媒體表示「解決國道收費員案是以前政府做不到的事。」並在9月執政百日時把收費員案列於政績上。吳靜如質疑，協商過程都有官方代表在場，蔡英文更公開背書，外界都以為收費員案真的結束了，實際上根本沒有完成救濟，現在自救會已經告上行政法院，難道政府還能說，那紙協議和他們毫無關係嗎？

國道收費員案起源2013年馬英九時期，他們因政府實施國道電子收費（ETC）而被大量解僱，接著收費員組成自救會爭取年資補償、轉職等權益，從2014年起展開百場抗爭。直到2016年8月16日，自救會與剛上台的蔡英文政府達成協議，由交通部、勞動部、遠通電收三方共同出資賠償。

邱柏青針對三年前的協議內容解釋，補償金總額分為遠通49%、政府51%，雖然遠通已把錢交給政府，但由於卡在「人數、級距」兩項重點，政府尚未撥款，自救會也拒絕領取，才會衍生行政訴訟，並在「如何認定協議的法律效力」一事上衝突。

自救會會長孫秀鑾表示，原先協議第一項明訂「一年1.6基數 * 平均工資 * 年資」計算補貼金，事後勞動部卻逕行新增金額上限；以自救會內年資最長的收費員為例，她工作了26年，協議版和事後版的補貼將差到80萬左右，還有9名收費員在2013年底大量解僱前就被列入啟用ETC第一階段的精簡人力，卻被排除在政府協議之外，不得加入現在的求償行列。

「我們先被國民黨派警察打，接著被民進黨騙。」從2013年起便協助收費員抗爭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秀蓮痛批，收費員進行了上百場體制外行動，也未放棄過和體制協商，但向國民黨抗議就被抹黑成民進黨打手，向執政後的綠營抗議就反過來被罵是藍營側翼，政黨輪替了，政府卻沒有真正重視過這些受害者們。

陳秀蓮舉例，工商團體曾在上次大選前「面試」三位總統候選人，當天許多勞工團體到會場外抗議，促成尚未當選的蔡英文在2016年1月4日和各個社運組織見面，直言她有誠意解決問題，承諾會成立專案小組協助收費員案，而同年8月18日，前行政院長林全再度和社運人士們會談，甚至全程網路直播，當天晚上收費員便和林萬億、郭芳煜簽署協議。陳秀蓮強調「如果當時林萬億就認為這只是『君子協議』，你們就不要馬上邀功說解決了收費員案。」

由於本案仍在行政訴訟程序中，自救會要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傳喚蔡英文為證人，證明林萬億到底是不是根據中央旨意簽字，接著自救會繞行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公園路口近十圈，高呼「蔡英文出庭作證」、「拖三年，沒解決」「連任前，先面對」等口號，並宣告國道收費員抗爭正式重啟。

延伸閱讀：

劉侑學：藍綠兩黨，「一直與勞工站在一起」

【惟工新聞】當反送中運動發生得如火如荼之際，有網民曾經轉發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大規模反政府示威，為香港市民打氣。波多黎各總督羅素路（Rico Rossello）因為取笑男同性戀者、女性和颶風瑪麗亞的災民，觸發了連續兩星期的街頭示威。群眾運動更於7月29日發動大罷工，數十萬人堵塞了島上首都聖胡安（San Juan）其中一條主要幹道，成功迫使總督下台。

不過，把總督趕下台卻不能直接改變波多黎各的社會困境。波多黎各作為美國的殖民地，因為外債問題使社會發展停滯不前，國內超過4成人口生活於貧窮線下。近期，波多黎各人民召開了不少人民集會，商討如何繼續推進運動。究竟波多黎各人民正在經歷甚麼，令他們能以總督的失德行為捲起如此巨大的反抗運動？在總督以外的巨大政經問題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波多黎各站起來！

波多黎各的大規模示威始於一系列卑劣的政府內部通訊內容，但這場運動的遠因是國際銀行和美國政府長時間的掠奪性行為，致使波多黎各工人需要背負鉅額債項。

「波多黎各站起來!」（Puerto Rico rises up!）的口號由懷抱希望變成具有戰鬥性。在颶風瑪麗亞（2017年的颶風）吹襲當地後，這句口號本來用來形容重建過程中的希望，就像在說︰「波多黎各正在復原！」（Puerto Rico is getting back on its feet!）。可是現在這句短句有了新的意義，用來形容大型示威所表達的怒火。

波多黎各人民的怒火醞釀了好幾年，在颶風造成破壞後更快速升溫。即使在颶風吹襲之前，當地包括電網的基礎建設已經搖搖欲墜。現時，波多黎各的經濟危機，包括44%人口的生活低於貧窮線，被前總督巴迪亞（Alejandro García Padilla）貼切地形容為「死亡螺旋」（death spiral）的一部分，但他也可以稱之為債務螺旋。

經濟發展的起源：美國企業的避稅小島

波多黎各人都是美國公民，該島則是美國的官方領土，效果上這是一個像法國海外屬土一樣的殖民地，惟波多黎各在美國聯邦政府中沒有代表。

縱觀波多黎各的現代經濟歷史，經濟增長的其中一個主要動力是美國的稅務法例。超過80年來，美國聯邦政府提供多項稅務優惠予於波多黎各營運的美國企業。始於1976年，稅務法第936條把收入稅務減免賦予在「美國領土」起家的企業，令美國企業在波多黎各設立子公司中得益匪淺，該地成為了一個「富裕的港口」（富人的港口）。事實上，從這些稅務優惠所產生的收入可以給予母公司作為股息，而不被納入企業所得稅。

波多黎各因此成為了跨國企業一個龐大的稅務騙局。向波多黎各出口的主要出口商是愛爾蘭、新加坡和瑞士的藥廠和化工廠，波多黎各於是由低稅區，像愛爾入口藥物原料，然後出口藥物成品至歐洲和美國的高稅地區。

迅速增長的經濟只帶來了微薄的稅務收入，所以當地政府需要借貸以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向跨國企業徵稅。由於這些密集的稅項優惠和減免，波多黎各每年損失了2億5000萬（約19億港元）至5億美元（約39億港元）的收入。在財務顧問的鼓勵下，這些措施維持了40年之久。很快當地就進入了龐氏陷阱，透過發放新債去償還舊債，以及對舊債再融資，以更高的新利率取代較低利率。

然後災難出現了。在90年代早期，美國稅法第936條愈來愈不受歡迎，很多人正確地認知到這是大企業避稅的方法。最終於1996年，時仼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法案，以超過10年時間逐漸淘汰該法，直至2006年起才完全廢除。

缺少了稅務法第936條，美國企業在波多黎各的子公司會被視為像外資企業的子公司，收取與他們一樣的企業所得稅。這些子公司逃離波多黎各，在1996至2006年期間，美國國會取消了稅務優惠，導致當地損失了8萬份工作機會和令當地人口下降。在2008年金融海嘯一年後，當地經濟全面收縮。

政府發債盼振興經濟　國際銀行將債務重組予波多黎各人民

根據《今日美國》（USA Today），「當美國本土在金融海嘯後增加了數百萬份工作，波多黎各卻無法重回以前的軌道。自2007年起，島上損失了超過兩成工作。」波多黎各政府急忙借錢應急。

波多黎各政府嘗試透過發行債券去應付財政缺口。由於令人生疑的財務機構例如西班牙桑坦德銀行（Santander Bank）、瑞銀集團（UBS）和花旗集團（Citigroup）對政府作包銷，當地政府被容許發行數額不尋常地大的債券。根據媒體「對沖基金剪斷者」（Hedge Clippers）的報告，桑坦德銀行透過子公司作為國債的包銷商（負責購買國債再售給投資者），協助波多黎各政府發行了接近610億美元（約4785億港元）債券，在過程中取得110億美元（約863億港元）服務費。

國際銀行業則開始向波多黎各政府發放龐大貸款，並把債券包裝成為基金，以保證的穩定利率吸引買家。當中投資者有很多來自退休和養老基金，他們很少被告知有關債券的資訊，因為當地銀行業務相比美國本土同業，連少許的聯邦政府監管也沒有。

為了賺取更多服務費，銀行與這些退休基金作出愈來愈多交易，很多時候以波多黎各人和他們的養老金計劃為目標。而當這些銀行確定波多黎各不能償還債務和經濟進入衰退，銀行會迅速收回借貸，以快速彌補其他在波多黎各投資項目無可避免的損失。美國聯邦政府曾向幾間銀行罰款，但相比起這些銀行所賺的，罰款真的太少。例如瑞銀集團因其掠奪性行為被罰3400萬美元（約2億7000萬港元），但之後瑞銀和其他大銀行合共賺取9億美元（約71億港元）。

現時這些債券已接近毫無價值，意味著養老和退休計劃會少了數以百萬美元。同時，波多黎各政府本身擁有740億美元（約5805億港元）債務和超過530億（約4158億港元）未發放的養老金。當地有社會運動呼籲剔除國家債務，令波多黎各的生活條件不致於太差，幫助島上人民重拾正軌。

美國長期差別對待　特朗普：援助過多且不必要

由於無法監管銀行和對沖基金為他們所造成的後果負責，美國聯邦政府現時全面接管波多黎各的經濟。但這只會是掠奪性的，聯邦政府向工人徵收可與美國本地工人比較的稅率，但他們的食物、醫療保障和其他資源嚴重短缺。

例如，波多黎各比起美國本土的食物援助成比例地少，三份之一波多黎各人需要食物援助，當中超過一半是兒童。可是，每年的援助數量上限都在同樣的額度被封頂。當面對需求倍增的情況時，美國政府的少量援助令人們陷於飢餓，波多黎各因此必須請求國會提高援助。這個過程通常需要幾個月，而兒童在等待時還需捱餓。

美國媒體《美國與全球新聞》（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有詳細羅列其他不平等的數據，以人均金額計，波多黎各比美國各州獲得的醫療補助（Medicaid）少，發放金額的比率也比較少。島民必須支付與美國工人相同的「聯邦保障捐助稅」（Feder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FICA taxes），但他們不可收取「額外收入保障」（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這通常會支付給極低收入的老人、失明人士和傷殘人士。波多黎各人面對更低的所得稅繳稅門檻，當地政府收取更高的所得稅去彌補財政短缺，所以就算他們不用繳付聯邦所得稅，但當地工人同樣會像被美國壓榨一樣。

即使政府從波多黎各債券的還款中賺取利息，它也無意向當地工人提供援助，減輕他們的重擔。特朗普則自2017年起當地風災後，持續爭取拒絕對波多黎各發放額外援助，並稱任何增加的援助都是「太多和不必要」（excessive and unnecessary）。

當波多黎各對於成為美國一個州還是獨立的可能性在幾個公投之間討論，以及美國國會拒絕波多黎各政府代表同時發生時，有一件事是完全清晰的：波多黎各必須拒絕還債，以抗拒不合比例的繳稅比例和波多黎各與美國之間的殖民和寄生關系。

綜合報道。

參考文章：

Cancel Puerto Rico’s Debt Now!

Puerto Rico: when it rains, it pours

【惟工新聞】大專院校學生將於9月2日起開始兩星期罷課，同時由網民組織發起的罷工亦很大機會同步舉行。由校園點起的抗爭會否延至教職員，漸漸成為了眾人的焦點。不過，教職員要與學生一同暫停大學運作的難度大得多。首先，大學一眾員工要頂得住來自主管和校方的壓力。

中大員工總會於昨天（8月29日）發布了關於8.5三罷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校內有主管指責當日因交通問題未能準時返工的同事，一些部門主管則要求參與罷工同事補請年假或無薪假。如不請假者，便會通知人力資源處，一律當缺勤處理，即同事會被扣減該日薪金。

校方處理方式混亂　遲到員工被罵：人地返到點解你唔得？

是次問卷於8月7至10日以電郵形式寄出，詢問大學員工參與罷工的情況，共收到534份回應。當中，超過七成人支持罷工，有超過一半人（277人）參與，169人以請假形式參與，69人罷工。

「當天工會曾於校內組織同事一同前往沙田集會，參與者包括教職員、研究助理和文職同事。」員工總會會長阿Ann表示，中文大學的員工構成廣泛，包括教學、研究、辦公室及初級支援、行政、技術人員及一眾校工。據了解，不同崗位的員工均有罷工和參與集會。

然而，學校對於罷工員工的處理方式相當混亂，超過一半受訪者不滿校方的處理手法。阿Ann指，部分主管容許員工先外出參與行動，之後再處理人事處要求的問題，但亦有主管當天要求點人數，甚至將人數上交人事處備案。

8.5罷工當天，抗爭者發起「不合作運動」，以堵塞車門的方式令列車無法開出，港鐵幾乎全線癱瘓，當日上半日多間巴士公司亦有員工請假，班次比平日疏落。阿Ann便提到有員工因此遲到而被主管指責，「指住一個準時返的同事，然後反問遲到嗰位：『人哋返到，點解你唔得？』」甚至有遲到員工被要求當日請假。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員工準時上班並不合理。僱主亦無權要求遲到員工請假或扣薪。

主管處理手法參差　人事處只叫主管安排不知會員工

事實上，罷工前的消息已相當混亂，中大校長段崇智先是表示不會追究罷工同事，後來人事處又要求同事罷工要事先請假。罷工當天的具體處理手法亦相當模糊：「這次人事處將決定權給主管，向好的方向想是有彈性。但不同主管的處理手法各異，有些出coupon俾員工放假，有些則點人數，成個spectrum的反應都有。」

問卷顯示，有17位受訪者被上司要求請假，5人被上司指責。中大員工總會亦在這方面收到求助。阿Ann指員工多數會補請年假或無薪假。她認為整體而言，大學並無壓制同事參與罷工集會，但人事處只向主管發通知的做法有問題，應該要向員工解釋當天實際安排和關於員工擔心被追究的憂慮。

假如一個部門內只有少部分員工參與罷工，難免害怕被主管針對。但事實上，工人罷工是基本權利，受到《基本法》第27條保障。罷工本來的意義就是停止工作以作抗議，跟曠工或請假完全不同。對於上司要求罷工當日補請假，員工沒有義務遵從。

9月2日罷課　校園對罷工氣氛如何？

對於9月2日將會發起的罷工，阿Ann則指校內同事罷工氣氛沒有8.5那麼一致：「我認識不少深黃的同事，他們以往都很積極地派單張宣傳反送中的事情。但這次的氣氛沒有那麼熾熱，也因為開學期間會有很多突發問題，同事罷工有壓力；亦有一些同事表示如工會呼籲罷工，他們必定會參與。」

總體而言，阿Ann認為反送中運動以來，工會凝聚了一批想法相近的會員，要進一步發起行動，現階段尚須討論：「不少大學生都希望老師提供課堂上的支援。我們會先觀察形勢，暫時會先呼籲同事參與9月2日的罷課集會。」

【惟工新聞】昨天早上（9月2日），勞工組、朱凱迪荃葵青團隊及一些關心清潔工權益的人士，到楊屋道市政大廈抗議，要求食環署回應於8月25日要求清潔工處理催淚彈殘餘物一事。

當天，警察在荃灣楊屋道一帶以催淚彈攻擊示威者，共發射了145發催淚彈，令楊屋道街市沾滿催淚彈殘餘物，對該建築和街市內的食物均構成威脅。而民建聯區議員林琳則在當晚馬上發文，提到「食環署從今天晚上7時，已開始在楊屋道街市內進行大清潔」，又指「已聯絡街巿諮詢委員會主席及商戶」，「會在明早開店前，處理好店舖清潔工作」。該帖文的圖片顯示清潔工人只配備了一般口罩，有人更沒戴口罩，引起網民炮轟做法罔顧清潔工安全。

抗議人士的標語

署方、清潔工對催淚彈認識不足　代表：工人覺得侷所以除咗口罩

荃灣區衛生辦事處代表回應抗議人士的質詢時，表示從未與林琳協調清潔催淚單事宜，並指當天實際清潔時間為8時的恆常時段，有向清潔工提供眼罩、口罩及手套。不過，區衞生總督察巫小姐在被追問時，則提到有工人因覺得侷而除下口罩，始出現沒有防護裝備的情況。

對此，立法會議員朱凱廸認為反映工人根本不清楚催淚彈殘餘物對身體的傷害，而負責管理的同事亦未有確保他們得到足夠的資訊，他質疑：「假如係沙士嘅時候大家怕傳染，會否單純覺得侷就除咗個口罩？」

有示威者亦詢問代表是否理解催淚彈對人體的傷害原理，代表在追問下表示不清楚。事實上，催淚煙並非氣體，而是細小粉末，可黏附在電梯扶手甚至通風系統及冷氣系統。有研究指出，催淚煙物質可以殘留在戶外環境達一年，而清水未必可以徹底去除，吸入催淚煙的症狀包括鼻及氣管灼傷、胸痛及咳嗽，更會造成肚瀉、肚痛及嘔吐等情況。

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代表李美笑展示署方提供的化學品清潔安全守則

最少應配有全身保護衣　合約外清潔應聘請專業人員

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代表李美笑表示自己曾向署方詢問，並獲回覆指清理催淚煙殘餘物時應按《一般工作環境的基本職業安全及健康規則》中「化學品」一章所列之指示處理。該守則的第一項寫明：「必須穿著個人防護裝備，例如穿著保護衣物、戴上眼罩、口罩、防護手套、穿上防滑水靴」。

李美笑認為清潔人員應至少配備白色全副保護衣，避免引致呼吸道受傷和皮膚過敏，才符合最基本條件開工。不過，她亦提到，假如承辦商的外判合約本身不包括處理催淚彈殘餘物，署方應該聘請專業人員清理，而非將責任推給一般清潔工。勞工組成員阿花同樣指一般清潔工沒有接受適當培訓，根本不應負責處理催淚煙殘留物，呼籲停止這種違反職業安全的清潔任務。

對於如何處理警察亂寫催淚彈後造成的遺害，食環署代表透露，警方從未作出任何跨部門的協調，只是通知該區會有活動。據區衞生總督察表示，當天安排確實混亂，例如有商販希望賣完海鮮才收檔，即使外面有遊行亦有營業；街市其後落閘又引起示威者恐慌，因為該處街道狹窄，害怕發生危險時難以走避。事實上，即使是督察在巡視環境時亦只得N95口罩，根本難以應對各種衝突情況，可見各區公務員同樣受警方暴力問題所苦。

另外，警方上週開始以水砲車噴射藍色水來標記街頭示威者，藍色顏料殘留在衣物及皮膚表面，極難清洗。雖然警方表示顏料無害，但噴灑於地上後要清潔工人清洗將造成額外工作量。隨著警察武力不斷升級，警方曾威脅以水炮車噴射催淚溶液，此舉不但會危害清潔工人安全，更會同時造成更大規模的環境污染。署方在沒有為清潔工人提供適當訓練及充足的安全裝備下，不應繼續使工人暴露於危險之中。

星期一（9月2日）是各中小學及大專院校的開學日，分別有團體於中文大學及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罷課集會。繼2014年罷課集會後，中文大學百萬大道再次擠滿大專生。據中大學生會估算，是次集會有達三萬人出席，當中有來自全港各大專院校的學生，甚至有中學生到場聲援。《惟工新聞》與中文大學基層關注組同學合作，在集會現場合共與35名大專學生訪談，了解他們在對於兩個多月來運動發展的看法，以及對於持續抗爭的展望。

焦點由修例擴展至警權
本次大專學界集會的「主場」在中文大學，《惟工新聞》本次接觸到的大專學學生當中，亦以中大學生為多數，35人當中佔12人，其餘分別來自浸會大學、香港大學、教育大學、城市大學，亦有來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港專）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的大專生。

本次接觸到的大學生中，16人明確表示從6月或之前已開始關心反送中在內的時事。當中4人表示從中學時期接觸雨傘運動開始關心時事。對這群較早開始留意反送中運動的學生來說，捍衛香港司法獨立是參與運動的初衷，但不少受訪學生皆表示關注點已擴大到其他範疇，當中表表者為警權問題。

有準備長期罷課，但學業顧慮仍存在
各大專院校學生會在8月22日召開的記者會提到由開學起將發動為期兩周的罷課，若特首在9月13日前仍未回應五大訴求，有可能延長甚至發動無限期罷課。面對有可能發生的長期抗爭，部分受訪的大專學生（10人）表示已作好準備罷兩星期或以上，甚至準備好作無限期罷課。其餘受訪者當中，表示先罷一兩天再決定後續參與的學生並不在少數。

未決定是否持續罷課的大專生當中，學業考慮是重要考慮因素。在中文大學理學院就讀一年級的張同學就表示，由於有計劃在未來升讀研究院，學業嚴重落後的話，將影響自己升讀機會，因此暫時只能決定在頭一兩天罷課。一名在中大就讀電腦科學系的同學亦表示，由於系內有教授為內地人，也擔心長期罷課會被記名。

系方及舍堂支援成關鍵
受訪學生當中，少有提及系內或舍堂內師生的討論情況。當中中文大學哲學系可說是例外，據在該系就讀的同學所述，由新聞傳出有人號召罷課開始，學系已向全體學生發電郵及召開了討論會，讓教師及學生一同討論罷課期間系方的支援工作。會上有將屆畢業的同學認為在當下時局難以專心撰寫畢業論文，教授亦表示可配合。

同儕及教師的支持對學生持續抗爭的助力甚大。來自香港大學測量系二年級的 Jacky（化名）表示，由於舍堂方大力支持罷課，所以幾乎所有堂友都決定罷課兩星期。

其餘學生當中，不少亦表示若系方或校方提供特別安排，對於長遠罷課的決定起重要作用。就讀中大中文系一年級的林同學就表示，後續罷課行動很視乎系方安排。據她所知，目前有三科她選讀的課程有這類特別措施，包括上堂錄音，然後上載到網上等。

然而，各學系為學生提供的支援程度不一，相應地系內學生的積極程度亦有別。以中大法律系為例，在就業壓力龐大，加上教師未有積極配合的情況下，系內罷課的氣氛就相當慘淡。受訪的中大法律系同學就表示曾經向院長查詢對罷課學生的支援工作，如上載錄影、放寬出席率要求等等。然而院長 Christopher Gane 回應指由於系內意見紛紜，不會要求教師錄影，亦不會放寛出席要求。另一方面，在法學專業證書課程（PCLL）的錄取要求高企的情況下，一般學生的成績平均積點（GPA）須達約3.4或以上方能獲得考取律師資格的入場劵，任何科目考取B級成績，甚至B+級成績，都有可能導致總成績低於門檻，學生罷課有可能導致嚴重損失。據該位同學所述，大部分年級的同學皆照常上課。
 

【惟工新聞】上月底，於香港上市、主要經營中國內地餐飲外賣平台的美團點評公布了次季業績，首次錄得純利，由去年勁蝕77億轉為賺8.77億人民幣，馬上受到不少財經報道吹捧。這些報道指美團的「餐飲外賣業務具有強大的規模經濟效益」，「降低每張訂單的平均配送成本，加上人工智能提高配送效率，餐飲外賣分部的毛利率按年及按季得以大幅提高」。

然而，真實的情況恐怕跟規模效益沒甚麼關係。美團這類外賣和速遞平台的盈利來自增加對運輸工人的剝削。透過降低工人的單價、壓縮配送時間等各種手段，外賣平台得以減少訂單配送成本。而平台的各種措施使工人鋌而走險，產生大量交通事故。

中國外賣行業擴張　死傷數字同步飆升

今年7月6日，上海市政府發布了一份《2019年上半年全市快遞外賣行業交通事故情況公布》。數據顯示，上海市於2019年上半年共發生了325宗涉及快遞、外賣行業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平均每天有1.8宗意外。當中，被阿里巴巴收購的外賣快遞平台「餓了麼」佔111宗，佔整體34.2%，有2名送餐員死亡；騰訊控股達兩成的美團則發生109宗意外，佔整體33.5%。

外賣員送餐受傷甚至枉死的情況不只發生於上海一地。蘇州日報6月的一篇報道引述姑蘇區一名交通警，提到「蘇州市區每月都有近百起涉外賣騎手的交通事故发生」，「據統計，在總體交通事故上，涉及電動自行車的道路交通事故大約佔事故總數的25%」。由此可見，外賣行業在全國各地擴張的過程中，對工人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30分鐘送三、四單外賣　工人：太危險想辭職

自從美團、餓了麼兩間外賣平台成功搶奪並瓜分中國的市場後，兩間公司均開始調低外賣員的單價，以減低人力成本，將資本投入開發酒店、共享單車等新行業，又或給予消費者更多優惠，以求在新一輪的競爭中取勝。

大幅壓低外賣騎手的單價，卻變相令工人要以更高的強度工作。上年5月，重慶南坪一百多位美團眾包騎手因為單價下調發起罷工，其間一位騎手清楚地解釋了降低單價跟交通意外之間的關係︰

「36分鐘（每單速遞的時間要求）看著不少，但若果送一單耗時36分鐘，一天12小時不吃不休只能送20單，這個數量只能喝風。所以騎手一般都是兩三單同時送，一般從接單到商家手裡接過餐盒，要花20分鐘，送這兩三單路上就只有16分鐘，（…）哪怕超一秒，一半的配送費就要被扣掉。為了趕時間，騎手們闖紅燈、逆行幾乎成為常態，導致交通事故高發。」

一年過後，中國外賣員面對的問題仍未改變。上月，美國媒體《The Nation》訪問了一位於貴陽工作的美團騎手，他表示為了維生，自己需要於30分鐘內完成三至四單外賣速遞。雖然只是工作了10天，但已經因為工作過於危險而想離職。

極端天氣強迫開工　一騎手上月車輛漏電致死

每逢遇上颱風及暴雨等極端天氣，外賣員更需要冒雨工作，簡直是以生命值來送外賣。剛過去的一個月，中國沿海城市有多個颱風吹襲。由於颱風等極端天氣正正是外賣訂單飆升的時期，外賣員往往被上司強制開工，以消化急增的訂單。有餓了麼外賣員便於社交網絡上載自己的工作記錄，顯示主管要求工人「未來三天不準請假」，「頭盔、雨衣、防水套隨車帶好，別到下雨時說沒有」，「未來三天找不到人直接雙賠曠工處罰」。該名外賣員表示，由於天氣補貼只得每單0.8元，工作環境又極度危險，因此同事根本不想開工。

上月10日，上海便有一名外賣員於狂風暴雨下送外賣時，因趕時間強行駛入道路的積水引起電動單車漏電，不幸觸電身亡。 8月26日，廣東揭陽市亦有一名外賣員在颱風天下被轉彎的車輛撞倒死亡。

車禍之後：公司以非僱傭關係逃避責任

遭遇車禍使外賣騎手陷於巨大的困境。 《中國青年報》7月一篇報道講述一名在甘肅蘭州工作的外賣騎手被撞傷後的情況。該名騎手魚先生於2018年5月被一架大車撞至重傷，並一直昏迷不醒。

事故發生後，車主的保險公司付出10多萬元賠償，車主本人亦墊付了1萬多元。然而，對於情況嚴重的魚先生根本是杯水車薪。騎手父母因此希望對當天派發最後一筆訂單的外賣平台餓了麼索償。然而，平台以魚先生只簽訂「非全日制勞動合同」，拒絕理賠要求，只給出1萬元醫藥費。魚先生的協議寫明，他僅與人力資源公司建立勞務關係，適用於《合同法》、《民法通則》和其他民事法律法規，但《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則一概不適用，意味不僅是索償，即使是欠薪、欠繳社保費等情況亦追討無門。

事實上，魚先生的例子已非最誇張的個案。魚先生被指在非機動車道路行駛，且沒有靠車行道右側，因此被判定為事故傷亡。然而，很多外賣騎手卻因為受龐大的工作壓力所迫，違反交通規則，因此發生交通意外。這些個案中，騎手即使自己受傷，也很大可能需要負擔全部責任，自行治理傷勢，變相喪失以往甚至未來數個月的收入。

罷工數字急升　美團聲稱已花大量精力保障騎手

由於中國外賣和速遞行業各種剝削車手的情況極為嚴重，外賣員為了保障收入而發起的罷工自2016年起便不斷爆發。據《中國勞工通訊》罷工地圖統計，由2016至2018年間，外賣騎手的罷工事件由8宗上升至24宗，直至2019年9月，罷工和相關抗議事件更增至39宗。工人主要的訴求包括薪酬過低、拖欠工資和單量不足。

對於平台的各種問題，美國媒體《The Nation》曾向美團及餓了麼發信要求回應。美團回應指自己已經提供安全訓練及強制工人投保，又有提供「智能摩托車」和頭盔，「已經花了大量精力來保障騎手的福利和安全（has made substantial effort to ensure the welfare and safety of delivery drivers in its network）」。而餓了麼則未有作出任何回覆。

綜合報道。

參考文章：

外賣小哥因車禍一病不起：一場車禍撞垮一個家庭

China’s Delivery Drivers Rage Against the Algorithm

編按：本年7月11日不幸在回收廠遇到意外，腳掌遭機器絞碎的內地青年羅君豪，由於其「非法勞工」身份，需上庭接受聆訊。近日法庭終裁定緩刑，可算不幸中之大幸。不過，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受傷，沒有工作許可的外籍勞工是否有權追討賠償？僱主除了聘請非法勞工外，又是否須負上其他責任？處理工傷及疏忽賠償多年的盧錦霆律師提供了法律意見，並附上類似案例作參考。

在沒有合法工作簽證下，外地人仕在港工作屬於違法，僱主及僱員皆要受罰。為保障本地工人飯碗，法庭在打擊「非法勞工」上非常嚴厲，一旦被定罪，僱主及「非法勞工」都會被判監。

早前，一名內地青年誤信仲介人可代辦工作簽證，來到香港後在回收廠從事分類工作。不幸地，在7月11日，他工作時發生嚴重工業意外，他的雙腳被碎膠機絞傷，需要截肢並導致永久傷殘。雖然他受傷嚴重，但因其屬非法工作，因此可能仍要被警方追究其刑事責任及面對巨額醫療費用。

在這情況下，非法員工究竟是否因為他的非法身份而不獲任何法例保障呢？原來法例並不是這麼無情。

法例嚴打「非法勞工」 每年檢控千人以上
據香港入境事務處資料，以訪客、學生等身份在港逗留的人士，或旅行證件上列明「持證人不得從事僱傭工作」的人士，法律上皆為不可受僱人士，如他們從事僱傭勞動，則屬於「非法勞工」。他們有可能觸犯兩條《入境條例》的條文，一是第38AA條「禁止接受僱傭工作及開辦業務等」相關條文，二是第41條「違反逗留條件」，前者最高刑罰為港幣五萬元及監禁三年，後者則為港幣五萬元及監禁兩年。此外，這些不可受僱人士或會被僱主要求使用偽造或其他人的身份證，在此情況下，最高刑罰可達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十年。

入境處資料顯示，2017及2018年被檢控的「非法勞工」人數分別為1,165及1,341人，而此數字並未包括在港被捕的性工作者。入境處亦相當積極拘捕在港的「非法勞工」，單在2018年已展開40次拘捕行動，每次行動中，被捕人數由七人至三十多人不等。

遇到災害 有否追討途徑？
「非法勞工」理論上並不受《僱傭條例》保障，但遇到重大損失時，是否仍能循法律途徑追討賠償？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2(2)條，法庭在處理工傷賠償申請時，如認為該僱用合約是違法的，仍可在考慮所有相關情況下，當該僱用合約是生效的合約而處理受理其工傷索償。

換句話說，法庭是有權在它認為合適時判非法員工可得工傷賠償。至於法庭會考慮什麼因素以決定是否“合適”，則可以參考一個上訴法院的案例：于濃仙訴吳家穎及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 CACV 270/2006。

在上述案件中，廖先生是一名持雙程證的內地來港人仕。在違反入境條件下他非法受僱從事工程工作，不幸地在處理棚架時從高處墮下身亡，他的家屬尋求法庭判給僱員補償，法庭有以下主要考慮：

1. 僱員是否可以證明僱佣關係
2. 僱員的工作是否合法
3. 公共政策是否應容許此等申索

在上述案件中法庭接納申索人成功證明僱佣關係。而工作是否合法，指的不是工作合約是否合法，而是工作內容是否合法，舉個例子，裝修工作是合法，賣盜版光碟就不合法。本案中申索人的工作因此明顯是合法性質，因此第二點也帶利於申索人。

至於公共政策方面，法庭認為《僱員補償條例》是要保護員工不因意外而不獲賠償，而社會不會樂見受傷員工受難而僱主逃之夭夭。法庭亦認為容許非法員工在此等情況下獲工傷賠償，不等於也不會鼓勵更多入境者非法工作。綜合上述，法庭確認申索人應得工傷賠償。而案件中僱主可能已未能找到，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會負責賠償。

在上述案例確立後，我們可以說絕大部份的非法員工可按《僱員補償條例》獲工傷賠償保障。除此之外，所有工傷者（包括非法員工）更可以考慮根據普通法再向僱主追討額外賠償。
 

現時強積金與遣散費對沖，打工仔的解僱補償本已微薄。老闆為降低成本，還是無所不用其極逃避法定責任。今年四、五月，三位尼泊爾建築工人被老闆告知「返去休息下、等消息」，誰知等了良久也沒有通知（曾有個案是等了近半年），變相解僱。他們於是請工會協助追討遣散費、法定假日和有薪年假薪酬，告上勞資審裁處。

三位工人負責紮鐵，一直受聘於「天和工程有限公司」（簡稱「天和」），其中兩人入行6年，一人入行10年。「天和」旗下有多間公司，如創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富興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不同地盤。「天和」藉口工人受聘於四至五間不同公司，又不把（公司批准的）放年假時段算入受僱期，試圖斬碎工人的工作時段，使某些時段不符合「連續性合約」的規定，以減少賠償。事實上，建築公司這種行徑在業內屢見不鮮，這次三位工友如何抵抗？其他建築工人應該如何預防？

切斷工人受僱期　最短僅得3個月

這次案件的三位尼泊爾建築工人算是比較幸運，能夠追討到最近期的遣散費。根據《僱傭條例》第一章，「僱員如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 4 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最少工作 18 小時，他的僱傭合約便屬『連續性合約』」，俗稱「418」。如果僱員根據「418」受僱不少於24個月，遭解僱、不續約或停工時可享有遣散費。三位工人符合「停工」的定義。根據《僱傭條例》，停工即「在任何連續 4 個星期內，不獲僱主分配工作並不獲支付工資的日數超過正常工作日數總和的一半；或在連續 26 個星期內，不獲分配工作並不獲支付工資的日數超過正常工作日數總和的三分之一。」建築工人多是日薪僱員，他們遣散費的計算方法是：（僱員最後工作的30個正常工作日中由僱員選任何18天的工資）X 可追溯的服務年資

至於假期薪酬，三位工人便很可能要面臨一定損失。根據《僱傭條例》，僱員要「已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3個月」（即418 X 3），才可享有法定假日薪酬（如清明節、勞動節的薪酬）。如果「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每滿12個月」，便可享有薪年假（頭兩年有7日，之後每年遞增1日，最高14日）。

換言之，切斷工人受僱時段會減少他們享有的權益和賠償。以其中一個工人為例，過堂聆訊的法官指，他可領取法定假日薪酬和有薪年假薪酬的受僱時段只有：

2014年3月11日 至 2015年3月28日（約1年）

2015年7月13日 至 2015年10月30日（約3個月）

2016年1月20日 至 2016年8月7日（約7個月）

2016年10月12日 至 2017年4月8日（約5個月）

2018年8月15日 至 2019年1月18日（約1年4個月）

依此計算，最長受僱期是1年4個月，最短只有3個月。建築工人多是每日支薪，未必日日開工、有時斷一個星期，本來的工作條件已經常令他們的權益（如有薪年假的計算）難受保障，今次事件中承建商更以「轉了到其他公司」、「放假斷了418」為由，進一步減少補償。法官指即便是公司批准放假，只要因此斷了「418 X 3」的工作時段，那段時間就不享有法定假日薪酬。這次過堂聆訊後，雙方未能達成和解，案件於10月再有審前聆訊。

基建停工造成大量賠償問題　工會：保留上班記錄保障自己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幹事何天忻（阿蝦）指，過堂聆訊的法官計算賠償時把工人受僱期切成多段，透過低估索償人可能獲得的賠償，勸索償人放棄追討，和僱主和解，是常見的做法。但到了正式審訊，「仲有位可以拗」。如果能證明所謂其他受聘公司只是天和的子公司，並用whatsapp記錄證明離職時段是公司批准放假，而非中斷受聘，便有機會能爭取更多賠償。然而，索償者堅持追討亦有時間上的代價。一般追討解僱賠償的案件如能和解，快則1個月、慢則2-3個月，但如不能和解，未計上訴期也要9個月至1年。若工友已找到新工作，則每次上庭都要請假。

阿蝦指最近不斷有建築工人找工會求助，因為政府2007-2008年施政報告推行的「十大建設計畫」（如南港島線、高鐵等）近兩年完工，由於政府規劃不足，當年一次過很多人入行，現時卻很多人停工。工人追討賠償時，「418」往往造成很大限制，尤其地盤有時沒有清晰的考勤記錄，工人轉地盤時又要急忙簽一大疊合約，看不懂中文的尼泊爾工人特別吃虧，阿蝦遇過最誇張的例子是建築公司要求工人簽空白合約、拒絕簽字則不能開工。

打工仔可以如何保障自己？阿蝦有幾個建議。第一，保留考勤記錄，比如自行在日曆記低去了什麼地盤、有沒有OT。第二，保留MPF和出糧記錄，地盤會分「大糧」和「細糧」，「大糧」入銀行戶口、「細糧」為現金支付，工人收到現金時切忌馬上花費，建議先存入銀行，確保有薪金記錄。第三，留下所有合約，如果公司不讓留就最好用手機拍照，可以的話不要簽空白合約。第四，請假時最好用whatsapp或其他通訊軟件，並保留記錄。

香港的外賣市場近年慢慢形成，呈現出Foodpanda，Deliveroo和UberEats三足鼎立的狀態。為了搵兩餐，一班騎手穿插於大街小巷送外賣，就算是紅雨等風雨交加的日子仍然會被平台要求上工。而近來反送中運動的最新情況，則是騎手要在催淚煙之中繼續工作。不少人吸入毒氣後不懂自救，但平台除了提醒「注意安全」外並無提供任何實質支援。對此，一眾外賣騎手的想法如何？對於反送中運動的來龍去脈，騎手們所知多少，又是否關注？《惟工新聞》刊出這篇講述外賣騎手在反送中運動中工作情況的投稿。標題為編輯所擬。

今個夏天，在香港送外賣

短短三兩年，香港的外賣平台已經經歷過一場不見硝烟的市場爭奪戰，形成了Foodpanda、Deliveroo、UberEats三足鼎立的狀態。消費者除了要支付平均每單15到20港元不等的配送費用以外，還要承擔一些相對隱形的成本。根據筆者觀察比較，同一樣食物在外賣平台上的價錢往往比在店面就餐時候要高，又或者同樣價錢但是數量減少，例如四隻雞翼變兩隻雞翼。儘管如此，平台亦深知消費者心態，除了落力打廣告以外，安排高峰時段免運費，或者打折優惠，吸引不少人願意一試。

在催淚彈放題中送外賣

香港消費者逐漸熟悉這種無論是炎炎烈日還是風雨交加，都會駕駛着電單車穿梭於大街小巷工作的外賣騎手。其實除了看起來很有型的電單車手，外賣平臺亦會「僱傭」walker（步兵）。香港的外賣員，有不少是少數族裔人士，來自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度等國家。他們其實大部分已經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能聽懂廣東話，不少人亦直言已經把香港當作自己的家。

近三個月來，抗議活動遍佈港島九龍，均是外賣訂單較爲集中的區域。那麽，如果遇上抗議活動以及警民衝突，這些外賣平臺和外賣騎手又會怎麼辦呢？

筆者靠近的時候，騎手M正拿著一罐「魔爪」不停地灌。他告訴筆者，最近經常因爲搶不到白天的班次，只能拿到傍晚6點至凌晨4點的班次。他抱怨，凌晨時分點外賣的人，經常等等下就會瞓着，導致打電話唔通。他就要向平台報備，非常麻煩。他亦提到，女兒才幾歲，一家四口都等著他這份工資去養，生活壓力非常大。

在Deliveroo和Foodpanda都有兼職的騎手K告訴筆者，最近每逢周末，一旦有遊行示威活動，Deliveroo方面會暫停接受整個區域的訂單，而Foodpanda會暫停區域内某一條或幾條街道的訂單，維持同區其他街道的運作。但無論如何，騎手只能被動地接受安排，平台方面不會有任何形式的補償。

騎手S告訴筆者，自己一度吃過催淚煙，當時正在開車送外賣的路上，離催淚彈發射的街道約200米遠，已經感受到催淚彈的威力，雙眼不停流淚，唯有迅速駛離現場。筆者又問S是否知道接觸到催淚煙之後如何處理和自救，S表示不知道，除了偶爾發送一些類似「注意安全」的提醒信息，平台沒有向騎手提供相關的實用資訊處理突發狀況。

那麽騎手又是怎麼看待現時香港的局勢呢？筆者趁訂單空檔詢問騎手的時候，不少人都會反問筆者「到底最新情況係咩？」「林鄭月娥到底撤回左送中法未？」「點解撤回了還要繼續進行示威？」筆者均會一一作出解釋，當對方瞭解到運動已經不僅僅是關於撤回惡法，更是針對警察在拘捕和審押過程中過分使用暴力、反對暴動定性等問題。騎手都會認真聆聽，直至他們的手機響起下一個訂單的提示音。

騎手B是香港本地人，他表示自己的親戚有參與示威抗議活動，自己甚至一度提早收工去「接放學」。而家庭關係方面，他的父母是淺藍，他自己是黃，所以平時回家吃飯，大家都很默契，不談論政治。

已經在香港生活了7年多的騎手R已經入行2、3年，他形容這份工作可以賺「good money」，不過最近比較煩惱未來是否仍然選擇定居香港，因擔憂中國政府是否會用强硬手段介入和打壓香港社會，他亦問筆者，「2047年之後，香港會變成點樣？」

8月初，筆者曾在不同區域向騎手派發罷工文宣，大部分南亞裔及本地的騎手都表示知道關於罷工的消息，亦口頭上表示支持罷工，而8月5日罷工當天，筆者走訪個別外賣騎手聚集的地區，確實觀察到上工的騎手比平時少了一半，但是亦有可能是因爲受到當天食肆停業的影響，騎手無工可開。筆者詢問個別騎手的意見，他們認爲示威游行活動顯然影響到他們的工作和收入，但是既然住在香港，就「梗係想香港好」。至於香港怎麽才會變好，騎手其實也無從談起。即使内心支持香港爭取民主，也並不會落場參加游行示威，唯恐被警察抓捕。只有極個別騎手瞭解並支持整個反送中運動的來龍去脈，而大部分尤其是少數族裔的騎手，困於每日奔波，以及新聞資訊方面的語言障礙，未能有時間和精力去瞭解細節，但如果有人願意爲他們提供信息，他們也是願意瞭解的。

「幾好撈」VS「揾命博」　平臺經濟的功與過

不可否認的是，外賣平臺興起之初，外賣員的確「幾好撈」，如果是全職，一個月收入甚至可以達到2萬到3萬元。但當紅利時期過去，如果仔細研究外賣員的收支賬面，就知道「幾好撈」背後係「揾命搏」——長工時，甚至要跑通宵更，紅雨都照去。此外，外賣員由於是自僱人士身份，亦要自己承擔不少成本。正如香港討論區上某位師兄的留言：「你冇計錯，車要自己出，牌費，燕梳（保險），電油車呔維修保養，手停口停，你又冇勞保，又冇有薪假期，仲有咁多新人入行，個餅分薄咗，蝕水冇人會補貼。唯一一樣嘢，收入多咗唔使報稅。」

反觀平臺精心設計的評價系統和等級系統，在其算法監控之下，外賣工人要提前報更（和「想什麽時候工作就工作」的説法完全不一致），工作中不僅要保證較高的接單率、準時率，還要保證顧客滿意地給自己打上五星好評，因爲好評率越高的外賣員，越有機會獲公司派長班。如此嚴格的勞動控制之下，平臺卻仍然心安理得地走法律的漏洞，認爲外賣員和平臺的關係並非僱傭關係。不少外賣員都沒有簽訂僱傭合約，其身份和散工無異，亦不會得到任何勞工保障。筆者所接觸到的大部分外賣員，都認爲自僱能夠給自己相當大的自由度。只是，當筆者問及其日常生活，他們又坦言除了送外賣和睡覺，基本沒有空餘時間給自己。

香港現時的社會抗爭固然乃燃眉之急，但是前綫抗爭以外，社運人亦掙扎苦惱與如何與數量龐大的基層打工仔女連結起來。在香港揾食的基層打工仔（無論來自哪裏），尤其是大量自僱人士，除了由於工作繁忙，也因爲沒有及時有效的信息渠道，未能對時局以及打工仔的整體狀況有所瞭解。打工仔「手停口停」不應該成爲社會運動捨棄他們的理由，反而應該有一群人，負擔起「見縫插針」的角色，關注他們的工作情況，同時創造條件，令到打工仔有更好的渠道和機會關注社會事實。

（為了保護騎手免受平台監控和追究，本文對於某些人名及地點進行了模糊化處理）

【惟工新聞】英國早前一份報告揭露僱傭關係的性質愈來愈不穩定。根據該份報告，英國正在大幅發展的「零散工經濟」（gig economy）規模在過去三年間增長了兩倍，共有470萬名工人任職。

這份工會大會（Trade Union Congress, TUC）和赫特福德大學（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學者的研究報告發現，多達十分一的適齡工作人口正在「零散工經濟」平台工作，在2016年該數字只有5%，成為現代人力市場快速轉變的象徵。

透過揭示Uber和Deliveroo這類電子平台的增長如何激發一場就業世界的變革，報告警告傳統「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正在消解，愈來愈多工人的權益跟不上勞動巿場的變化速度。

工會大會（Trade Union Congress）的秘書長弗朗西斯·奧格雷迪（Frances O’Grady）指出，「零散工經濟」的爆發顯示工人將面臨朝不保夕的生活。「就業世界轉變得愈來愈快，而工人們缺乏所需的保障。大量工人被迫接受更零散和更不穩定的網上平台工作。但在Uber的例子可見，資方拒絕承認工人的工作權益，並將他們當作用完即棄的勞工。」

創造就業的事實：工人在零散工與在職貧窮掙扎

這些「零散工經濟」在英國的最新情況由赫特福德大學學者以及公司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實地考察及收集數據所得。研究的資料來自2235個英國居民，年齡介乎16至75歲，是一項跨越13個歐洲經濟體的整體研究的一部分，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等國家。

研究從受訪者的回應發現，每星期為網上平台工作最少一次的成人上升超過一倍，由三年前4.7%（230萬人）上升至現在9.6%（470萬人）。調查亦發現，高科技初創公司和矽谷企業裡有更多人曾經在電子平台工作。多達七分一的適齡工作人口——約750萬人——曾經通過「零散工平台」工作。

經歷2008年經濟危機後的一輪創造就業，英國整體就業情況已達到3275萬人的歷史新高。然而，經濟學家相信就業巿場對某些人來說變得更不穩定，加劇生活壓力。在職貧窮增加了，同時食物銀行的使用也上升。作為普遍英國家庭壓力的象徵，通脹後平均工資仍然低於經濟危機前錄得的水平。

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息率制訂金融政策委員會前委員大衛·布蘭弗洛（David Blanchflower）最近出版了一本關於不穩定工作的書。他指︰「零散工經濟並非一定是壞事，但假如你留意自僱制度和傳統工作中短期合約的興起，它確實反映了工作性質的轉變。對失業的恐懼在英國冒升。人們被大蕭條中所發生的事嚇壞。實質工資被壓低，人們關注他們的工作將會被取代。」

影子財相約翰·麥克唐奈（John McDonnell）則表示：「當保守黨領導人的候選人就著富人減稅的議題決鬥，現實是這個國家充斥著不穩定和零散的工作。」

零散工經濟官司劇增　改革措施追不上行業變化

工會大會和赫特福德大學的研究以較闊的解釋來定義零散工作，將那些經網站和應用程式找到的有薪工作包括在內。這不包括在平台出租物業，例如Airbnb，或者在網上買賣物品。

研究顯示，較年輕的工人最大可能經平台找工作。在16至34歲的年齡層中，近三分之二的勞動人口每星期經平台找工作一次。男士比女士更可能從事這些工作，當中大部分人用多於一個平台賺錢維生。

研究結果也追蹤了劇增的官司，源自零工平台公司和工會因工人權益而對簿公堂。經過一宗由英國總工會發起的個案後，速遞公司Hermes在今年答應給予司機最低工資保證和假日酬金。另外，在文翠珊要求下，英國政府自從對零工經濟作出標誌性檢討後，承諾提升工人權益及擴大保障，包括確保工人要求全職合約的權利。工會和工黨則警告，這些措施仍遠不足以保障勞工。實施改革的進展更因政府陷於脫歐一事而接近停頓。

智庫皇家文藝學會（RSA）的行政總監馬菲·泰萊（Matthew Taylor）說道，自從他在2017年作出評估後，勞工巿場的變化速度要遠高於政策制訂者的反應。他指政府已經清晰承諾會介入改善所有工人的工作質素和權益。對下仼首相的考驗是「落實這個議程，並和它的變化鬥快。」

下議院商業事務委員會主席，工黨的瑞秋·里維斯（Rachel Reeves）則表示：「政府應對零散工經濟副作用的反應實在太慢，令工人被剝削及受低工資和不穩工作所害。」

本文譯自：

Gig economy in Britain doubles, accounting for 4.7 million workers

【惟工新聞】自2018年11月起，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下稱惠特尼美術館）近百名職員發起抗議，要求掌管武器生產商Safariland的副館長沃倫·B·坎德斯（Warren B. Kanders）辭職。Safariland生產的催淚彈被美國警察用來在墨西哥邊境襲擊移民工和抗議者，也被指用來對付在波多黎各抗議的人民。這場抗爭歷時大半年，不僅引來社會行動者的大量抗議，更激起美術館參展者集體退展，最終迫使坎德斯辭職。

武器生產商的利潤來源無分國界。Safariland旗下的防武廠商Defense Technology便為香港警察供應海棉彈。沒有這些發戰難財的武器供應商，各國的警察根本無法頤指氣使地對付抗爭者。這次美國藝術工作者的抗議，直指這些躲在執行暴力的警察和政權後的生產商。

主管被爆是催淚彈生產商　引起上百名員工抗議　

根據媒體藝術新聞（ArtNews）的整理，早於2012年7月，坎德斯便宣布以1億2400萬美元（約9億7千萬港元）收購Safariland。成為公司董事長和行政總裁的坎德斯，指Safariland「在安全、可靠性和產品設計上都擁有驚人的往績」。但事實上，Safariland的往績大有問題。公司的前副主席理查·比士唐（Richard Bistrong）曾被指為了得到防武的合同而私下賄賂外國組織。

直至2018年11月，美國警察被指在聖地牙哥（San Diego）、加州（California）和墨西哥提華納（Tijuana）的邊境大肆施放催淚彈攻擊移民工，而其中一篇報道則顯示催淚彈筒印有Safariland的標誌。兩日後，另一篇媒體報道指出坎德斯與Safariland的關係，始牽起了近百名美術館員工的集體抗議。

到了2019年，社運行動組織Decolonize This Place宣布舉行九週的藝術和行動，自3月22日起，連續每個星期五到美術館舉行抗議。由紐約大學學生、視覺藝術學院和其他大學學生組成的Decolonial Time Zone同樣加入抗議的行列。同時，超過70名藝術家公開表達將退出惠特尼雙年展。在愈來愈多藝術家均決定退出後，坎德斯終於在7月宣布退出美術館的管理層。

藝術家集體退展不只表態

一篇名為〈催淚彈雙年展〉（The Tear Gas Biennial）的公開聲明指出，催淚彈雖然被稱為「次致命」的產品，實際上卻能夠並且曾經使人死亡。8個月大的甘杜爾（Layla al-Ghandour）在加沙因吸入催淚煙致命；62歲的阿布巴奇爾（Osman Abubakir）在今年2月的蘇丹抗議中吸入催淚煙窒息至死。2013年開羅則有37人因此死亡。

該文亦提到，自從911及2008年經濟危機後產生的社會矛盾和不穩定，令催淚彈生產商的利潤急升，而Safariland旗下的Defense Technology便是三間主要供應商之一。Safariland的催淚彈曾用來對付2015年反對興建輸油管道的美國原住民，亦用來攻擊2018年5月1日抗議緊縮政策的波多黎各人民。

對此，文章的三位作者提出藝術工作者不應該再一味尋求融入、代表和討論，而應該跟真正的政治力量對壘。作者們認為，藝術已經轉變為文化產業的附屬物。跟其他產業一樣，生產藝術品是為了交換，藝術品的重要性變成了在商品市場流通，而非本身要表達的內容和意欲介入的社會討論。對此，惠特尼雙年展作為這種社會行為的主要場所，便成為了一個阻塞點。「退展不僅有經濟上也有象徵性的效果，它不只是向被國家壓迫的受害者表示團結，抽走美術館的展品更阻礙了價值增殖的迴圈。」

原住民藝術家：美術館不應再粉飾太平

另一位退展的原住民藝術家加拉寧（Nicholas Galanin）則點出美術館粉飾太平的情況：「身為一名原住民藝術家，我已經習慣了被當作奇觀般展示。原住民的文化在世界博覽會和陳列櫃被物化展示，當我們的人口因為飢餓和清洗而不斷下降，我們祖先的骸骨則安然保留在博物館。」

「惠特尼跟其他博物館一樣，以有毒的善舉來製造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氛圍，掩蓋了社會中的經濟不平等、文化壓迫、歷史清除和白人內疚感。（…）我放在惠特尼雙年展的兩件作品之一White Noise, American Prayer Rug (2018) 便與此有關：用以分散我們對經濟、文化和環境事實的東西，正在不斷保護和證明當下的社會現狀。」

加拉寧也指出媒體將報道的重心放在是次抗爭的各種衝突場面上，只是不斷創造新的奇觀，不僅無視了籌辦這些運動背後的一連串行動，同時抹去運動當中參與者的不同觀點。

政治不涉生產和文化？　藝術工作者已行動起來

伴隨著惠特尼美術館的抗議，愈來愈多人談及毒性慈善（Toxic philanthropy）的問題。今年6月，倫敦蛇形藝廊（Serpentine Galleries）的行政總裁便因為間接持有以色列一間駭客公司而被迫下台。另外，英國石油（BP）資助大英博物館的事情亦引來了長期的抗議。該公司的擁有人薩克勒家族長年捐款資助大量文化機構，然而由於其在鴉片藥物中賺取大量利潤，不少受益者近來已對其避之則吉。

〈催淚彈雙年展〉這篇文章提到，以往不少藝術工作者由於需要在美術館等場合中工作和交際，會認為該處是不適合政治行動的場所，更會用心地規勸其他人將精力放在其他地方，然而這種風氣是時候改變：

「對於坎德斯來說，無論是工人為商業機構生產價值，還是文化本身均完全不涉政治，當中不僅沒有階級和種族的鬥爭，也沒有性別暴力。（…）然而，藝術工作者可以，也會反咬那些正在豢養他們的人。（…）假如我們相信自己反抗邪惡的能力有限，我們更應該把握每個機會行動起來。」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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