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Google多份洩漏的內部文件指出，該公司聘用的臨時工人數已超過全職員工。在2019年3月，該公司的巿值為7,980億美元（約6萬2千億港元），僱用了12萬1000名臨時工和10萬2000名全職工。

不少Google的現職和前臨時工均表示，雖然他們不時與全職員工一同工作，但大多由中介公司聘請。他們的薪金較低，福利有別於全職工，也沒有有薪假期。

分析師指，Google透過非正式僱用員工，可在每個職位上節省多達10萬美元（約78萬港元）。但這種依賴臨時工（通常被稱為「臨時服務承辦商」）的政策，已在全職員工之間產生爭議。全職員工開始為臨時工同事的工資差距、缺乏有薪假期和工作保障發起抗議。

博士生做臨時工　加班只望轉全職

2014年，Google開始了一個名為「Pygmalion」的研究計劃，以改善公司的語音識別技術。據5名知悉計劃的人士表示，公司當時聘請了很多臨時員工去詮釋和建構數據。其中很多人都擁有語言學的博士學位，令Google的電腦可以更好地理解人們的說話。

隨著計劃發展，Google的經理不斷要求臨時工增加工作。在一宗人力資源部門的投訴中，一名全職僱員指項目主任向臨時工施壓，要求他們在不申報超時加班的情況下，以超出合約規定的工時工作。兩名僱員表示，項目經理隱晦地承諾，可以以此換取全職員工的身分。

用臨時工研發AI系統　員工被裁牽動全職工支援

改善合約工待遇在去年一場不滿Google處理性侵犯投訴的抗議中，首次成為組織者的訴求。到了今年三月，Google突然縮短34個屬於「Google助理」團隊的臨時工合約，更牽起臨時工和全職工的抗議。「Google助理」是一個人工智能的系統，可以為用戶朗讀天氣預報、管理日曆、傳送訊息，甚或透過電話或智能擴音器電召Uber。此事引起超過900名Google員工聯署公開信，反對這個科技巨頭對待臨時員工的手法。組織者形容，這次是中全職員工和臨時工的「歷史性合作」。

在團隊工作的臨時工於3月27日的公開信上，形容他們的勞動使「Google助理」能在超過50種語言中都表現得適切、有趣和平易近人。他們研發了「Google助理」講笑話的功能，同時在面對嚴肅問題時轉變語調和內容。

如果你問小助手它是否一隻鬼，它會回應︰「Boo」！如果你問它「你是誰？」它會答︰「我由一組Google的人員研發。」

公開信指出︰「Google多年來自誇組織擴張和收縮能力之快，也大力宣傳自己『敏捷地辨識改變的方向』。但對Google員工來說，高速收縮規模只是代表整組員工要經常面臨財政不穩。所謂敏捷是有人來承擔的。」

Google只是冰山一角　臨時工遍佈矽谷各行業

Google的CEO桑達·皮采（Sundar Pichai）4月時宣布Google承諾在2020年支付臨時工15美元的時薪（約117港元），並在2022年提供12週育兒假和醫療保障。

僱用承包人仍是矽谷企業的常用手法。透過中介公司招聘的職位包括保安、款待業以及內容協調人（content moderator）、軟件工程司、網絡安全專家、數據中心服務和全職員工身旁的工作。他們都希望最終能成為Google人「Googlers」。根據幫助創科企業承包不同職位的OnContracting，臨時員工佔科技企業全體員工四至五成。

（綜合外電報導）

經過6年時間，相信大家對惟工都不陌生了。

過去一年，我們一如以往，從多個角度報導香港及世界各地的勞工狀況。從工潮現場報導、勞審記事、行業訪問，到翻譯轉載外國新聞及訪問世界各地的運動者，我們希望各行各業的打工仔能夠看到彼此的狀況，思考自己和其他打工仔的處境，建立保護自己和爭取權益的能力。

2018惟工新聞十大必讀冷門文章

https://wknews.org/node/1888

過去多年，我們一直跟進移民家務工在香港的狀況和權益組織。為了更全面地了解移工，在2017年9至10月，兩名惟工成員到了印尼進行一個月的採訪。藉著惟工成員過去和移工姊妹建立的聯繫和信任，親身到印尼採訪曾在港工作及後回鄉的姊妹，了解她們回鄉後的生活。同時走訪多個移工自助組織、農民組織、工會及婦女團體，嘗試更全面地認識印尼的社會狀況。我們以「印尼移工回國之路」為題整理訪談所得，出版了10篇文章，並陸續翻譯成英文和印尼文，讓這些資訊不但能擴闊香港讀者的視野，更能回到移工群體當中。

＜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

https://wknews.org/node/1807

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是我們開始走出網絡，在線下活動。這一年，惟工新聞獲邀到多間學校及民間團體，分享有關香港勞工狀況的觀察及營運公民媒體的經驗。同時，也就「印尼移工回國之路」的採訪所得，在香港及台灣舉辦多次公開活動，直接與讀者交流。對我們來說，這都是很重要的過程，讓我們了解我們的讀者是誰，關注什麼問題；也讓讀者更加了解我們在做什麼，背後的理念是什麼。在此之前，我們僅有接觸讀者的機會，就只有每年六四和七一的街站。

困難

今日惟工的狀態與成立初期已經完全不同。6年前，採訪、開會、寫網頁就是日常運作的全部。到了今日，還加上公開活動、行政工作、實習計劃、申請項目資助等。不但工作的範疇多了，每一項的量也有顯著增加，然而活躍的成員人數沒有什麼變化。同時隨著為惟工半職工作的朋友在2019年初離職，我們沒有再聘請職員，現在所有成員都是抽出工餘時間來進行惟工的工作。

未來

在惟工創立之初，我們期望這個媒體能夠達到兩個目的：1. 從打工仔角度報導社會議題；2. 為打工仔提供權益相關的實用資訊。很明顯地，我們過往投入在前者的力氣較多，大部份可見的發展都在報導方面。在未來一年，我們將推出新的製作，嘗試超出介紹勞法的範疇，建立一套打工仔實用資訊工具。請大家拭目以待。

本年度惟工的支出為101,970港元，其中包括印刷費用﹙8,939港元）、職員工資﹙61,903港元﹚、實習津貼﹙6,500港元﹚、行政費及伺服器費用﹙13,497.69港元﹚、雜費﹙1,032.7港元﹚和印尼採訪計劃支出﹙10,098港元﹚。本年度收入為81,725港元，其中包括成員和讀者的月捐﹙52,337港元﹚、講員費﹙4,027港元﹚和籌款﹙25,361港元﹚。目前我們沒有申請任何項目資助。

今年七一遊行，我們會在銅鑼灣登龍街設置街站，歡迎過來聊天或爆料。如果你認同我們的理念和工作，請在街站或透過Paypal捐款支持我們。

編按：麈肺病多年來仍是中國工人面對的嚴重問題：在採礦、珠寶等行業較集中的中國地區，農民工日夜工作吸入粉塵，沒有得到任何安全保護，終於確診患上塵肺病。然而，不少老闆不提供合同，令工人求助困難。香港民間團體「中國勞動透視」最近向惟工新聞提供一則個案資料，揭示內地塵肺病患者在索取補償過程中的不公經歷。

中國的礦難（水淹、瓦斯爆炸和坍塌）世界第一，塵肺病個案亦是世界第一。單參考2015-2017年數據，2015年共報告職業病29,180例，當中職業性塵肺病（Pneumoconiosis，肺塵埃沉着病／矽肺病，）26081例。2016年共報告職業病31,789例，當中職業性塵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統疾病28,088例。2017年，全國共報告各類職業病新病例26,756例。職業性塵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統疾病22,790例，其中職業性塵肺病22,701例。

圖表一：2009-2018年每年中國全國新登記的職業病案例及當中的塵肺及呼吸系統疾病數目（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圖表二：2009-2018年中國全國塵肺及呼吸系統疾病佔整體職業病新症比例（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被消失」的塵肺案例

2018年6月，《醫師報》公開了貴州航天醫院三位醫師家屬聯名發出的《求助信》，揭露了遵義市三位醫生因給出塵肺病職業病診斷涉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被捕的事件。事件一經披露，公衆關注度直線上升，職業病工人這一缺乏話語權的弱勢群體的境况引起了媒體和大衆的注意。

隨著調查的深入，塵肺病診斷醫生被捕事件背後的層層黑幕逐層被揭開，2016年遵義七位塵肺病礦工遭拘留案和此次事件的關聯日漸清晰，被捕礦工供職煤礦與舉報三位醫生的煤礦同為福來煤礦。礦工及醫生承受的無端壓迫，反映出職業病診斷過程中缺乏監管的灰色地帶。

2016年，22位經貴州航天醫院診斷為塵肺病患者的礦工，針對福來煤礦提起了仲裁，意在對其工傷待遇補償進行維權。勞動安全方面，福來煤礦未為礦工提供防護設備，提供的口罩不符合粉塵防護標準，更無職業安全健康教育，亦未按照《職業病防治法》，告知工人職業健康檢查結果。在2015年福來煤礦停業整頓後，數位礦工陸續前往貴州航天醫院檢查並拿到《職業病診斷證明書》，開始了索賠程序。經遵義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下稱人社局）審批，工傷保險傷殘待遇、一次性醫療補助金及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等款項經綏陽縣人社局交給了福來煤礦，應由福來煤礦分發給礦工。然而，礦工們一直未收到這筆賠款，因此他們選擇了仲裁維權。在部份礦工仲裁結果已出等待賠償時，狀況竟急轉直下：福來煤礦共40位礦工收到了遵義市職業鑒定委員會蓋章的新鑒定書，除兩位礦工仍被鑒定為塵肺病外，其餘38位礦工之前的鑒定結果被推翻，改為無塵肺或待定。此時，他們的工傷賠償自然是無據可依了。

新鑒定書引起礦工們的不滿，他們兩度前往遵義市信訪辦上訪。上訪的結果並不樂觀，尚未獲得賠償的礦工的處理方法是不予賠償，更有7位礦工被當地公安部門認定為涉嫌詐騙國家社會保障基金（簡稱社保金）。7位礦工被羈押期間，警方為他們又安排了一次職業病鑒定，其中5位礦工被鑒定為無塵肺，警方以此為據認為他們涉嫌「騙保」。

香港民間團體「中國勞動透視」跟進了其中一位礦工任先生的維權歷程。任先生於2015年12月底診斷職業病，2016年初認定工傷並於同年認定傷殘七級，隨後以詐騙罪名刑事拘留，獄中公安機關鑒定其無塵肺。2016年9月，任先生獲釋，處於監視居住狀態。2017年底，他在貴州省職業病防治醫院重新檢查，結果為塵肺壹期改變。數次職業病診斷，唯獨獄中經公安機關鑒定結果為無塵肺。從任先生一波三折的診斷經歷中，中國勞動透視質疑公安機關為被羈押礦工進行的職業病鑒定的準確度及可信度。他們應為，若塵肺病鑒定結果無法推翻，詐騙罪名即不攻自破，對涉事礦工的刑事撤案及賠償安排應配套進行。此外，中國勞動透視通過礦工的訪談得知，7位被拘留勞工普遍遭受過酷刑。

被刑拘的7名礦工中，其中三人在被解除取保候審超過一年，案件仍未獲移送審查起訴，且警方亦未作出撤銷案件決定。三人遂向當局申請侵犯人身自由國家賠償。

遵義市公安局在接獲複議申請後，揭發綏陽縣公安局實際上早在2017年時，已以證據不足以證實詐騙犯罪行為的理由，先後對其中2人終止偵查。本年四月，三人各獲得當局賠償10000元人民幣以上。事情雖告一段落，但三人中已有一人在獲平反前不幸過世。

部門權責不清 中國塵肺病患索償波折重重

中國勞動透視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中國內地的職業病監督由三個不同行政部門承擔責任，但各部門責任不清，令職業病受害者在獲得補償和治療的路上面對多重困難。

首先，據《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職業病病患進行職業病診斷時，並非單純檢查是否患病，更要確認與工作是否有關。當事人需要提供勞動者職業史和職業病危害接觸史、勞動者職業健康檢查結果、工作場所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結果等資料。勞動者要提供這些資料，難免需要工作單位的配合，這為勞動者的維權之路造成巨大的困難。

另一方面，雖中國內地有覆蓋大部分工人的《工傷保險條例》，保障受害者的醫療費及康復時的生活費。但即使受害者獲得醫療診訴證明書，確定是職業病患者，申請辦理工傷保險時，又要再次拿出合同證明自己與老闆存在勞動關係。由於向老闆獲取證明的過程往往是一場角力，勞動保障部門再次要求病患提供工作資料，不單加長職業病患的等待時間，更可能耽誤治療時機。

中國勞動透視認為，貴州市三名醫生懷疑因診斷塵肺而被捕，證明負責診斷職業病的機構理應有「獨立診斷權」，即明確劃定他們的職責為診斷病症，而不需連帶職業病的其他條件作判斷，如工作環境、工作強度等等，只負責判斷來診者是否確實患病即可。
 

聯合國極端貧窮及人權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在2018年11月到訪了英國和北愛爾蘭，於今年4月向人權理事會報告當地政府的貧窮政策和計劃是否符合其人權義務。

調查發現，英國作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及國際金融中心，雖然失業率相當低，但有五分一人口（約1400萬人）陷於貧窮。當中400萬人在2017年收入不足貧窮線一半，150萬人經歷極端貧困，難以負擔基本生活必須品。自從2010年英國政府大幅改變經濟政策，二十年來處理兒童和受養者貧窮的進展已被沖散。據估計，兒童相對貧窮率由2015至2021年將增加7%，整體兒童貧窮率將達到40%。換言之，到了廿一世紀，英國每兩名小童中約有一人陷於貧窮。報告直指這不但令人蒙羞，也是整個社會和經濟的巨大災難。

婦女、老人、殘障人士陷於貧窮　食物銀行由29間增至2000間

雖然官方拒絕承認這一事實，但報告指情況有目共睹。無家可歸問題由2011至2017年上升了六成，街頭露宿情況則由2010至2018年飆升了165%。慈善組織Shelter估計英國現時有32萬人無家可歸，另一慈善組織Crisis最近的調查則認為2萬4000人正在路邊和公共交通工具露宿，高於政府估計的數字兩倍。單單2017年英格蘭和威爾士便有600名無家者死亡，相比五年前高出24%。

同時，120萬人正在輪候社會房屋，每年卻只有6000間房屋落成。另一方面，英國在金融危機時只有29間食物銀行，現時已增至2000間。

政府政策往往加深而非解決性別層面的貧窮問題。2018年，女性平均比男性每小時收入低17.9%，佔了低收入工人六成，並且不成比例地從事兼職工作。報告指出，單親家庭的家長有九成是女性。這些家庭比一般家庭多兩倍機會陷入貧窮，而一半單親家庭中的小孩則處於貧困。自2011年起，一些較落後的英國地區的女性預期平均壽命便沒有再增長。婦女人口比例中最貧窮的20%，更錄得壽命下降的情況。

政府的改革亦拒絕為殘障人士提供資助，甚至把不適合的工作硬推給他們。對精神健康方面的支援減少；老師的實質工資被大幅削減。

縮減預防性開支　將貧窮人口推向就業市場當解決問題

多年以來，英國政府從來沒有隱瞞他們希望將大眾的價值觀轉為個人責任，同一時間限制政府的支援，將所有心力集中在令人工作。這個情況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可謂變本加厲。報告指英國人的憐憫之心已經被一套苛刻和冷酷無情的方法取代，用以規管那些難以在社會上生存的人。同時，改善英國低下階層生活的關懷則讓位於對社會盲目服從的心態。對一些人而言，查理迪更斯（Charles Dickens）筆下十九世紀的濟貧院，正由英國勞動部以一個電子化和淨化了的方式重現。

這種基於意識形態而非經濟的開支緊縮，可以在英國的財政預算看到。先不論各種福利的成本，政府每年用以紓緩和減少貧窮的開支便有780億英鎊（約7634億港元）。在公共服務花費的每5英鎊有1英鎊是用以修補貧窮對人造成的傷害。削減對預防服務的資助，意味著人們的需求沒有得到處理。當這些人陷入危機後，政府則將責任推給成本更高的部門，例如急症室和昂貴的臨時房屋。

2010年，英國政府揚言將透過向地方當局削資的方式，徹底改變英格蘭的公共服務。當地政府繼而減少服務，關閉了大量公共設施和將更多服務成本轉嫁給難以負擔費用的用家。結果，2010至2018年間，超過500間兒童中心倒閉，2010至2016年間超過340間圖書館關門，8000份圖書館工作流失。這些服務因為多種原因對身處貧困的人特別重要，例如它們提供了電腦和安全的社區空間。

一位市議會的領袖表示，當地方政府被強迫減少預防服務時，對成本更高的危機介入服務的需求卻出現增長。由2011至2017年，缺錢的地方當局減少了46%（5億9千萬鎊，約58億港元）預防性質的房屋服務，卻增加了58%（3億6千萬鎊，約35億港元）房屋方面的危機支出。

自2012年，法律援助亦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急劇減少。《法律援助、判決和犯罪者處罰法案》（Legal Aid, Sentencing and Punishment of Offenders Act，The LAPSO Act）使大部分住屋、家庭和福利個案無法再申請援助、調高合資格門檻和以電話線代替親身建議。結果，民事方面的法律援助個案由2010至2018年間大幅下跌了82%。大量窮人難以有效地申請和落實他們的權利、失去關鍵的政府支援，有些人甚至失去子女的監護權。由於不少能夠透過法律方式解決的問題未獲處理，極端貧窮的問題在失去申請法律援助的途徑下急速惡化。

公共交通工具私有化後價格上升　報告直指違反人權

另一方面，特別報告員也在鄉郊地區聽到大量投訴，指私有化的和倫敦外的公共交通去規管化令鐵路收費難以負擔，不少巴士路線亦被取消。社會隔離和無法負擔基本交通工具，對工作、學校、醫療和社區參與等方面帶來負面影響。報告指出，將人們遺棄於一個影響其生活各方面的私人市場，而不考慮他們享用這些服務的最低標準，是違反人權的行為。

關於水、能源和公共交通工具的私有化研究顯示，這些基本生活需要的價格不但大幅上升，低收入家庭享用這些必須品的權利亦被限制，資本投入也嚴重不足。一項研究則總結，指「提供基本需要的私人供應商正以犧牲一般家庭的前提下，不斷削減資本開支和榨取收入」。

救濟金轉全數碼　申請人湧圖書館尋求幫助

在這種情況下，2010年宣布成立的統一福利救濟金（Universal Credit）理應成為關鍵的解決方案。統一福利救濟金將六種不同的救濟金合而為一，在原則上相當合理。然而，報告認為救濟金在不少設計和推行問題上都使人懷疑它是否能發揮適切效用。

調查報告提及統一福利救濟金的設計造成了不合常理而且災難性的五週延遲時間，設於人們提交申請到獲得援助的時段之間。這個實際上能夠延長至12週的等候期，使原來已經身處危機的人陷入負債、欠租等困境。面對龐大的社區壓力，英國政府將問題指向預付金的選項，並表示「沒有人需要為資助等待」。然而，政府的說法純屬誤導，因為這筆貸款是由原來已經微薄的救濟金扣減出來，有機會加劇受助者的貧窮問題。

統一福利救濟金也是英國政府首個「數碼預設」（digital by default）的服務，將社會上最脆弱的群體推上全國性實驗。事實上，政府一直強調替代性的申請路徑要保持最低，「數碼預設」更接近「只限數碼」（digital only）。統一福利救濟金對弱勢婦女、老人、不諳英文的市民和殘疾人士製造了一道數碼壁壘。

數碼科技的支援實際上被外判給公共圖書館和民間姐織。當圖書館的預算在全國被大幅削減時，他們還要處理新湧入的救濟金申請人。很多申請人依賴的民間組織和慈善團體本來也面臨資金不足等壓力。

英國政府否認貧窮狀況　指失業率四十年最低

面對如此嚴重的情況，英國政府接近無動於衷。除了國務卿承諾將嚴肅看待報告外，首相本人並不同意報告的初步陳述，英國勞動部部長亦對報告的語言「深表遺憾」。

英國政府指出，該國失業率為40年最低，相比2010年多了330萬人正在工作。另外，首相文翠珊向國會表示︰「今天英國只有少了100萬人陷入絕對貧窮，少了30萬小童陷入絕對貧窮和少了63萬7000名兒童生活在失業家庭，全都是有紀錄以來最低。」

然而，聯合國的報告回應指失業率低並不能掩蓋貧窮的事實。英國的就業增長部分來自工作人口的增長，而2010年亦是全球經濟低點，政府的就業統計自然會回升。更加重要的是，有工作並不代表脫離貧困：英國接近六成陷於貧窮的人來自就業家庭。令人驚訝的數字還有280萬貧窮人口生活在所有成人都有全職工作的家庭。報告提到，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僱員的實質收入中位數仍低於危機前的水平。

另外，報告承認英國的「絕對」貧窮的確有所下降。然而絕對貧窮本身是選擇性和廣受批評的指標。英國政府始終未有制定一套官方的貧窮統計口徑，而獨立的調查則普遍同意貧窮情況正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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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籍底層工人一同抗爭——倫敦國王學院反外判的經驗

上月（6月），在香港上市的「中國恒天立信國際有限公司」，因旗下位於深圳的廠房蘊釀遷移，以強硬手段迫使員工簽字同意遷往中山，引起員工不滿，發起歷時近月的罷工行動，期間有員工在廠房屋頂危站抗議。

工廠搬遷　威迫員工隨廠遷移

涉事工廠為「立信染整機械（深圳）有限公司」，位於深圳市龍崗區。該公司原為1960年代成立的港資廠，1990年在港交所上市，其後於2011年并入中國國企恒天集團有限公司。本年初，由於該公司位於中山市的新廠房將屆完工，廠方要求員工簽訂協議書，答應與原有工廠解除勞動關係，並與新廠建立新的勞動關係，因解除勞動關係而需支付的法定經濟補償金則分三年發放。協議書同時列明，在分期發放經濟補償金的三年內，若員工從新工廠離職，餘下的補償金會停止發放。

立信染整廠員工被要求簽訂的協議書（來源：微博）

根據內地《勞動合同法》，經濟補償金類似香港的遣散費。原公司因特定原因與員工解除勞動關係時，須按員工年資支付補償金，每滿一年賠償一個月工資。法例並無列明可分期付款的規定，亦沒有容許僱主與員工訂立協議，在新廠工作才付足補償金的作法。據員工在網絡上帖文，廠方以減少加班時數、減低員工加班費收入的方式，要求員工簽訂協議書。

員工發起罷工　廠方拒不退讓

由於不滿廠方威迫行徑，立信染整廠員工於六月三日發起全廠罷工，於廠內拉起橫額，指摘立信高層「踐踏勞動法」，並要求廠方一次過付足補償金。廠方分別於六月五日及六月十日發出公告，要求員工回到工作崗位，但未有列明遷廠跟進工作，只提到會為留在原廠工作的員工「盡力保障員工工資待遇」。其後在一封公開信中，廠方更被揭發缺席了政府部門為平息事件召開的會議。

罷工行動錄影截圖，可清楚見到指摘立信工廠的字句（來源：微博）

據廠房員工網上留言，罷工行動由六月初開始，一直到六月底仍有工人採取各種行動向僱主爭取權益。當中有工人在廠房內守夜，阻止廠方搬遷生產設備，亦有工人在天台上危站抗議。

罷工工人於廠房內守夜（來源：微博）

罷工工人於廠房天台危站（來源：微博）

公司管理層早有前科　報社不予工人援助

該廠員工在社交媒體揭發，立信染整工廠的總經理冀新，曾經在青島紡機股份公司擔任總經理，領導過工廠搬遷事宜，亦曾因賠償不公以致勞動糾紛的情況。工人亦有透露，他們就此事請求報社報導時，記者以「報社領導不讓報道」為由拒絕採訪。

昨日（7月8日），恒天立信國際有限公司宣布，在深圳廠房內發生的罷工事件以得以解決，廠房已恢復正常生產。但目前仍未有員工向外界透露與工潮完結的消息，亦未見關於談判結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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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百科】今天是「709大搜捕」四週年。在2015年今日，全中國近300名維權律師、律師事務所工作人員及其家屬被帶走問話、拘留。當局對多人施以毆打、強制站立、剝奪睡眠、強制用藥、長時間上銬、疲勞審訊、單獨囚禁、電擊等酷刑，以圖逼供及強逼認罪。其中一家三口被抓的王宇律師被當局以兒子的安危威脅，被逼拍下「認罪」片段。片段之後在中央電視台播放。

及後，多名被捕律師及工作人員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數年監禁。最後一名出庭受審的受害人就是王全璋。自2015年7月9日被捕之後超過1000日，當局拒絕讓王與其家屬及代理律師見面，嚴重違反《刑事訴訟法》關於拘留犯罪嫌疑人的規定。在王全璋被秘密開庭及判監後，其妻李文足在本年6月28日才獲准第一次見王全璋，會見時間僅得30分鐘。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以吊銷執照、注銷律師事務所、禁止實習等各種行政手段剝奪或限制律師執業權利，令多名人權律師無法受委託出庭辯護。

今日，多名709律師家屬發表聲明，宣言定必堅持到底（聲明見文末附錄）。

延伸閱讀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截至2018年7月7日18:00的最新資料及個案進展
https://tinyurl.com/yyc5qolx

反性騷擾 = 尋釁滋事？

2015年是中國公民社會黑暗的一年。在3月6日，計劃在三八婦女節在公共交通進行反性騷擾宣傳的五名女權行動者李婷婷、韋婷婷、武嶸嶸、王曼及鄭楚然被北京警察以「尋釁滋事」的罪名拘捕，同日多名女權行動者被警察約談。五人被關押38日後在國際壓力下，當局最終以「取保候審」為名釋放五人。然而中國的性別運動受到接連不絕的打壓。性騷擾受害人被噤聲，女權運動網站被封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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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爭權益 = 擾亂社會秩序？

同年12月3日，廣東多個勞工機構共五十多名工作人員及積極工友遭到搜捕、問話。「番禺打工族」的負責人曾飛洋、工作人員朱小梅、孟晗；「佛山南飛雁」負責人何曉波；「勞工互助小組」發起人彭家勇；勞權人士鄧小明及湯歡興被刑事拘留。最終曾、朱和湯三人承認「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判處緩刑；孟晗拒不認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九個月。

事隔不足3年，在2018年7月，深圳佳士工廠工人組織工會反被打壓、拘捕。數十名參與聲援的學生和工人亦遭到搜捕，學生開學回校之後持續被監視。到了2019年，更有多名勞工機構工作人員及網媒編輯被捕，至今下落仍然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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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家安全推送中條例？

中國維權人士遭受各種報復，從騷擾、逼遷、問話、動輒監禁、被認罪、上央視到酷刑、被消失、禍及全家，早已不是什麼新聞。銅鑼灣書店事件及李明哲事件讓香港和台灣人更深地了解來自中國的跨境政治報復。香港政府強推「送中條例」，雖然多番聲稱可引渡的罪行不包括政治犯罪（以及商業和性罪行），但中聯辦及建制派多次提到送中條例目的是「國家安全」，加上中國司法制度容許任意更改被捕人控罪，更令兩地公民社會感到大禍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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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709被捕律師家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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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陪著我們——堅持到底
——709四週年聲明

恐怖的日子從2015年7月9日到今天整整四週年。

現在，709的辯護人李昱函律師的審判被推遲，她以病弱之軀被關押近兩年。余文生律師被暴力抓捕已經一年半了，被秘密審判；

今年2月底被釋放的江天勇律師，在老家被警察日夜看守，不能自主就醫！

雖然李文足在6月28日見到了王全璋，但是，王全璋的慘狀讓搵足遭受了巨大的打擊。

四年了，我們的心仍在痛！

但是我們明白，如果不堅持為親人的權利抗爭，我們的良心一輩子無法安寧。

前面的路還有多遠？我們無法預測。但我們會相互扶持、一起走向這條艱難的路！

因為我們知道：全世界渴望愛和自由的人們，陪伴著我們，堅持到底。

李文足 王峭岭
原珊珊 劉二敏
陳桂秋 金變玲

2019年7月9日

【惟工百科】又到一年一度DSE（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的日子。從以前的會考和高考到現在，每年傳媒的焦點都放在狀元尖子上，同時引述高官「勸勉」學生不要放棄的虛偽言論。然而狀元年年有，香港青少年及兒童的處境卻一年比一年糟糕。

2014年雨傘運動過後，香港政府多次提到要搞「青年工作」，委任富商劉鑾雄之子，英國籍的劉鳴煒為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其離地言論經常被網民引為笑柄。事隔五年，青少年成為反送中運動最勇敢，有活力，同時卻是最絕望的一群，正可作為政府「青年工作」的成績表。

當這麼多人因青年抗爭者而感動或慚愧，除了上街同行，是時候正視青年面對的絕望處境，在貧富不均、教育、就業等各方面推動實質改變。

4年140學生自殺

自2015年開學至今，接近140名就讀大、中、小學的學生自殺，比率按年增加。自殺的原因很複雜，輕率地鼓吹正能量叫人不要「輕生」純屬不負責任，更是對死者的踐踏。同時令人以為已經找出大規模自殺的「成因」，然後頭痛醫頭，忽視青少年在各方面面對的困難，白白浪費了解現況，然後對症下藥的機會。同時更多人死去。

學習時數長過返工

「窮咪努力啲囉！」「宜家啲後生唔捱得！」社會上發表這些「仇青」言論的人大概不知道，香港學生花在學習的時間比打工仔平均工時更長！多份政府及商業機構研究報告均指出，香港人平均每週工時超過50小時，為全球之冠。但更可怕的是，將香港學生每日上學（7小時）、做功課（1.9至2.4小時）及補習（0.7小時）加起來，加上週末額外的做功課和補習時間，學生平均每週學習時數為55小時！ [1] 當你在批評學生「唔捱得」的時候，很有可能他們捱的時間比你更長！

貧富家庭入大學率差3倍

努力又如何？今時今日，「成功需父幹」早已取代「窮咪努力啲囉！」成為常識。這種說法絕非「有事冇事瀨政府」，有很清晰的數據支撐。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收入最高的25%家庭子女入大學率為35.8%，收入最低的25%家庭子女入大學率卻只有12.7%，相差近3倍！有評論指，高收入家庭更傾向將子女送到海外升學 [2]，進一步反映家境貧富決定了青年前途的選擇多寡。

兒童貧窮率23.1%

如果說「輸在起跑線上」，那麼一開始就輸的人究竟有多少？答案是23.1%！ [3] 這個兒童貧窮率數字來自《2017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比率較往年更高。接近4名兒童當中1人活在貧窮線之下。兒童貧窮的直接後果是營養不良，影響發育，比起其他同齡的人難以跟得上學業。其家境更大大限制了升學的機會，影響往後就業。這樣的惡果已經浮現。目前青年貧窮率高達17.3%。同一時間，18 至 29 歲 的青年貧窮住戶的失業率高達 50.9%。然而以目前越來越長的公屋輪候時間，以及苛刻的社會保障申請條件來說，跨代貧窮的漩渦只會越陷越深。

資料來源：
1.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香港學生的整體學習時數及身心健康狀況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in05-overall-...
2. 趙永佳：全球化與大學教育的「貧富懸殊」現象
http://liberal-snapshots.blogspot.com/2013/04/blog-post.html
3. 社區組織協會：檢討本港貧窮情況及訂立滅貧目標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ws/papers/ws20190402cb2-...
 

編按：上週日，反送中遊行移師九龍，從尖沙咀星光大道遊行到西九龍高鐵站。響應網民呼籲，不少參加者各出奇謀，向訪港旅客介紹香港最近的抗爭。惟工新聞收到「找大陸旅客傾計嘴炮隊」參加者來稿，講述期間見聞。

小妹在77尖沙咀反送中遊行前，機緣巧合加入了telegram的一個「找大陸旅客傾計嘴炮隊」，目的係向佢哋解釋同宣傳反送中。因為心裡覺得，大陸人都無可能個個係順民，咁啱遊行去得旅遊區，如果有得掉轉頭影響返啲大陸人的想法，落下習總面、搞下中港平民外交都好吖。

當日，我膽粗粗見識一行十餘位鍵盤戰士真身，一齊出征去。本來我無咩期望，大家甚至諗緊會唔會比愛國大陸人鬧返轉頭，喺個group度諗緊到時要點回應。行動中我發現，固然有一來就拒接傳單的人，但不少遊客都想了解發生了什麼事，就算是立場不同的，也願意花時間跟你談。

1. 尖東一帶鴨仔團團友

我們先在遊行一小時前去了歷史博物館，那裡人數比想像中少，一係就一家大細，一係就戴晒襟章等上旅遊巴。無啦啦搵人傾計，未講清來意，一般人戒心都幾重，連望都不太願意望我們，甚至會即刻走開怕惹麻煩。我哋無功而還，都幾灰下。

2. Amy 同 Yousaf

之後，我們回到接近遊行起點的文化中心，坐在一排樓梯上集合，身邊就有不少駐足看遊行的「獵物」。Yousaf和Amy坐在我身旁上一級樓梯看遊行，像看巡遊一樣看得入神。

Yousaf是來自巴基斯坦的難民資格申請者，識聽廣東話但口講英文。我一開口，他就說 “I support Hong Kong protestors”。他指自己和不少難民朋友都不喜歡這個政府，覺得要推行中國的法律不好。他還說自己之前都試過遊行幾次，可惜有次有人叫他離開，教他好不無奈。

他仲問我，點解你哋會選嗰個女人上台㗎？教我耍手擰頭同佢講，我哋特首係小圈子選出來㗎。佢又話，你聽得明我啲英文真係好，平時啲人都聽唔明㗎（我心諗：唔難聽得明啫，可能係啲人懶得聽）。

同行的Amy來自本地，操帶口音的廣東話。一開始她不太說話，只是在觀望。後來問多幾次她怎麼看，她淡淡的說︰「要交代呀，覺得個政府要交代。做得不好。」還不時問我遊行人士的手勢代表什麼（我：佢哋向警察喝倒采呀）。

家住九龍的她在一間時裝店裡打工，最近很多大陸遊客逛店時，很多都會談及反送中：「支持㗎，佢哋支持 [反送中] 㗎。當然有唔同聲音，有人撐、有人反對啦，但係都知道發生咩事。」

3. 胡小姐一行六人

見到一家三口的內地遊客在樓梯邊坐著看遊行，我就走上前搭話。他們馬上非常好奇地問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又馬上滔滔不絕地，跟著五大訴求個次序，用普通話解釋咗逃犯條例、警察暴力、暴動定性、要求放人、雙普選五樣嘢。他們一家一路聽、一路點頭。

講到興起的時候，同行的胡小姐等三人走了過來，前前後後，仲有十幾個路人駐足聽我解說，更有一個人路過比咗個Like我。年青的胡小姐尤其認真地，看我手上的一份黑警開槍圖，再傳閱給他人。

講到最後，一家三口的爸爸說：「你講了，我們就明白了。」他們往海港城方向離別前，胡小姐還很真誠的留了名字，說「支持你們」。

4. 鍾先生

鍾先生是來自東莞的中年人，會說廣東話。他手提著遊行傳單，很快問了我好幾個問題：我的立場、教育程度、對中國政府的看法、看香港的反對派是什麼人、出來的真的是年輕人嗎等等，像想先了解我的來頭。他說，要小心這些遊行呀，會不會有什麼人在草叢放炸彈呀什麼的。（我：不會啦，香港沒有這些事情⋯⋯）

我問他為什麼來看，他說，內地沒有遊行示威呀，雖然在東莞反對徵地拆遷的個體戶也不少。我提到近日武漢萬人反興建焚化爐的遊行，他說這種也很普遍，但都是為了「不要在我家旁（not in my backyard）」的少數人利益。

在他看來，內地只有「利益」問題，沒有「政治」問題。我問，六四事件也算政治吧？他說，這些要看全局，不能只看少數人的要求，就放棄大多數人的利益。

接著他說，剛才你提到的雙普選呀，沒有可能的，為什麼還要提呢？（我：但是反送中本來也「沒可能」呀。）他最後寄語，大學生要好好用自己的身位呀。

5. 廣東道派傳單

我們一行人跟不上遊行隊尾，決定搵嘢食、順道去廣東道派簡體字傳單（有6.9一百萬人上街相片，加中國在囚維權人士資料）。就咁派其實不少遊客都會接，更有一些駐足觀望廣東道口衝了出馬路的人，我哋就去講多幾句。

有的遊行人士行完，見到有傳單都會說加油，甚至自動走過來拎傳單派、「補位」同外國、內地遊客解釋發生咩事。

感想：

其實大陸遊客無論支持定反對都好，在大陸資訊封鎖之下，點都會對一場眼前的遊行感到好奇。我覺得能為他們帶來鮮見的資訊同溝通機會，都係一件好有意思嘅事。聽到中國網上長城以內的支持聲音，就感到更受鼓舞了。

telegram組內的新朋友事後一齊食飯吹水，大家聽到遊客嘅回應之後，好像都見識到一些新嘢。我覺得事後我哋傾計隊之間的交流，一樣咁可貴。

最後我哋都有諗：以後仲做唔做呢？定期喺旅遊點做得唔得？做到好似法輪功咁一味傳教，有無用？點先可以傾到啲好嘅計呢？

1998年，比卡超的十萬伏特在美國一炮而紅，徹底改變了一代人。世紀之交，講述高中魔法少女拯救星球的《美少女戰士》；海賊、生化人和魚人找尋秘寶的《海賊王》；以及《寵物小精靈》裡矢志成為小精靈大師的小智，更使美國陷入了動畫狂熱。

這些經典動漫以及其他作品都是整股熱潮的領頭羊。自2002至2017年，日本動漫產業的規模每年急速增長至190億美元（約1487億港元）。這個月將會在Netflix上映的《新世紀福音戰士》，作為最著名及有影響力的動畫之一，則標誌著多年期待的終點和動漫在全球擴展的頂點。

但動漫行業向外展示的成功卻掩蓋了令人不安的經濟現實：大多數畫師在畫面背後一貧如洗，工作處境令人筋疲力竭，甚至引致自殺。無情的產業結構和動畫藝術追求之間的張力，令畫師們以藝術之名被嚴重剝削，卻未見解決出路。

動畫的奴役問題

日本動漫差不多全以人手繪制。制作手繪動畫和高速繪畫的經驗都需要大量技巧。人氣動漫《刀劍神域》的畫師和人物設計師足立慎吾（Shingo Adachi）認為，人才短缺是該行業的嚴重問題。日本每年要生產接近200部電視動畫，具備技術的畫師根本不足以應付龐大的工作量。動畫公司只好依賴大量無薪但熱情於動畫的自由業者。

動畫界的入門級別被稱為「動畫畫師」（in-between animators），大多是自由業者。當作畫監督想出故事板後，他們負責完成每幀分鏡圖，而中層的「原畫畫師」（key animators）則繪畫各場景中的重要分鏡。動畫畫師一張畫約值200日元，少於2美元（約16港元）。假如每個畫師可以每天產出200張畫的話，這個價錢可能還不差。但實際上單是一張畫已經需要超過1小時完成。這還不計那些西方動畫通常不理，但日本動漫處理得一絲不苟的細節，例如食物、建築和風景。加上這些的話，作畫需時可以比平常長4至5倍。

足立慎吾說：「即使你隨階梯往上爬成為了關鍵畫師，也賺不了多少。還有，就算像《進擊的巨人》那樣，動畫大受歡迎，你也不能因此分到甚麼甜頭……這是動漫業界的結構性問題。想像中的動畫師工作並不存在。」

工作條件之差，可見於動畫師經常在工作枱上昏睡。在日本生活和工作的美藉畫師亨利圖爾洛（Henry Thurlow）曾向Buzzfeed新聞透露，他以往便因為過勞而多次送院。

業內其中一間製作公司Madhouse最近則被指違反勞動法：該公司的僱員每月工時接近400小時，連續無休假地工作了37天。一名男動畫師在2014年的自殺，便因為調查員發現他在一個月內連續工作600小時，而被歸類為工業案件。製作公司僱用大量自由業者的原因，是因為這樣他們不用擔心違反勞動法。由於自由業者是獨立承包人，企業一方面能在福利上省下一筆，另一方面則強迫他們接受累人的死線。

在Studio Yuraki和動畫工房工作的畫師Zakoani認為︰「日本動漫的問題是它制作所需的時間實在太長了。日本動畫的細節豐富，一個分鏡往往需要三、四個畫師處理。我負責草圖，另外兩名畫師則負責檢查，之後還要交給資深畫師和作畫監督。然後草稿會再發給我整理，再交由動畫畫師完成定稿。」

根據日本動畫製作者協會的勞動調查，一名20出頭的日本畫師每年平均收入約110萬日元（約8萬港元），30出頭則為210萬（約15萬港元），到了40至50出頭則能賺到350萬（約25萬港元），一個較適宜但仍然微薄的薪金。不可不提的是，日本的貧窮線是220萬日元（約16萬港元）。

動畫師因此要用盡一切方法掙扎求存。身兼自由動畫師和遊戲設計的西位輝實（Terumi Nishii）便因為要照顧雙親而需透過製作電子遊戲動畫賺取主要收入。只依靠畫師的工資的話，她根本沒有可能養活自己。不想公開姓名的動畫師及角色設計C.K則表示︰「當我還年輕時，我確實受了很多苦。幸好我的家庭住在東京，可以跟父母同住，這樣才勉強捱得過去。作為一名動畫畫師，我每月的收入只有7萬日元（約5千港元）。」

日本動漫的結構性不公要追溯至創造《小飛俠阿童木》和人稱「動漫之神」的手塚治虫。手塚開創了大量日本漫畫和動畫的先例和革新。其中一項先例，是1960年代初當電視台不願冒險購買長篇動畫時，手塚決定大量割價使動畫得以在電視播放。

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日本研究系助理教授米高古蘭度（Michael Crandol）表示︰「基本上，手塚和他的公司因為播放動漫而連連虧損。他們於是計劃以阿童木的玩具、手辦和其他商品彌補損失……正因為手塚和廣播商在這種特殊的局面取得成功，它成為了行業的現狀。」

手塚的公司彌補了損失並取得成功，但他卻不為意地設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他的後來者將不能因制作動畫而獲得一份足以生活的工資。戴安‧維‧路易斯（Diane Wei Lewis）在近期一份研究指出，在家中作畫的女性工資比一般人更低，特別難以抵抗剝削。現在，當製作委員會為動畫制定預算時，已經有長年訂立的先例以壓低成本。動畫的收入由電視台、漫畫出版社和玩具公司瓜分。古蘭度表示︰「母公司從相關產品的發行商手上賺錢，但前線動畫師的預算卻被排除在整體以外。」

圖爾洛提到︰「畫師的工資可謂荒謬，因為他們的訂價標準仍然按照手塚治虫創立的方法。那個時代畫作相當簡單……你會看見圓形的頭和點狀的眼睛，動畫分鏡只需要10分鐘便可以完成。以這個訂價我可以賺到一些錢……但當下的日本動畫，一張畫作非常仔細。你工作整整一小時才賺到兩美元。」

圖爾洛補充，當畫師結婚後，業界都會預料他們會離職。「假如你結了婚，你始終得花一些時間跟你的伴侶相處吧。那你便不能地全天候埋頭工作，去賺取如此微薄的薪酬。」

藝術的代價

日本動漫的藝術效果自然不會令人失望。2016年動漫電影《你的名字》以動人和浪漫的交換身體情節成為了動漫界最高票房紀錄，戲裡便呈現了一張張足以在畫廊展示的風景畫。

單是描寫食物，動畫畫面已經可以製作一個「十大東京美食」清單：油膩的豚肉拉麵和烚蛋；淋上糖漿的鬆軟班戟，頂部鋪上菠蘿和蜜桃；一個親手製作的便當盒，裡面充滿被仔細捲起的日式捲蛋、香腸、成熟車厘茄和腌製布冧。

古蘭度指出你可以在《你的名字》的每個背景裡認出東京的實際樓宇或地點。

藝術性是動畫吸引力的來源之一。伊恩·康德里（Ian Condry）從他的著作《動漫的靈魂》（The Soul of Anime）中，指出其他幾種的來源：成人向的題材、圖畫內容、創造性的混合，例如《混沌武士》結合了武士和hip hop元素，以及支持者透過字幕、二次創作和同人創作所體現的民主精神。

歷史上，商品銷售比電視和電影創造更多收入。但自從動漫在海外的受歡迎程度大幅提升，動漫本身創造的收入便佔了更大比例。單是海外影片便佔了2017年全球銷售收入的一半。可是，吝嗇的預算和無法應付生活的工資依然如是。

當Netflix這樣的西方媒體公司進入巿場，他們有機會支付這種長期以來低賤如泥的日本價格。電視台、零售企業和外國串流服務平台帶走大筆盈利，留下的不只是苦苦爭扎的動畫製作人，還有所有僅靠極少預算生存的製作室。

解決動畫業問題的方法，並非像動畫工作者所言般純粹提高工資。2016年一份帝國資料庫（Teikoku Databank）的報告便揭露230間主要的日本動畫工作室的收入，在十年間下降了40%。報告指出︰「為了達致動畫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有急切需要去改善動畫師的經濟基礎，以及大幅改革整個行業的營利結構。」

作為小型工作室D’art Shtajio的創辦人，圖爾洛認為給予員工更高工資而不大幅改變產業結構，將會因預算所限而導致他和大多數工作室破產。這樣只會鞏固「大製作動畫」（Big Anime）的地位，當中只有少數巨型動畫公司製作荷李活式作品，附以大量巿場推廣，並將內容剪裁為最大路的題材。

當所有低階動畫師都被趕出行業，動畫的創意、熱情便會腐爛消失。說到底，動畫師之所以願意投身於這個行業，除了熱愛動畫之外別無其他。「這是一種熱情。」Zakoani說道，「因為從工作不會帶來任何回報。我工作的原因只是因為我真的享受（繪畫動畫），我就是覺得我需要繪畫動畫。當你看到你的作品被播放，而你知道自己有份創造它，會帶來所未有的滿足感。」

圖爾洛拋下所有東西前來日本去繪畫他喜愛的作品。他在日本工作的體驗遠遠優勝於他在美國設計動畫的經歷。以往他製作的作品，缺乏了日本動畫那種藝術、故事和主題上的深度。即使幸運，他能制作的也只是《探險家妹妹》(Dora the Explorer) 和《黐孖b》 (Beavis and Butt-Head)。「藝術家當為夢想傾盡全力」他說道。

西位輝實曾在Twitter為提出一個具體的建議：「無論你有多喜歡動漫，我也不建議你來日本加入這一行。因為動漫產業經常過勞工作。」

足立慎吾同意他的說法：「說實在我也不會作出這種建議，這是一個上窄下闊的結構，很多人在底層工作去支持上層的少數，我看不到光明的未來。」

動畫產業的經濟問題不時在Twitter引發辯論。一個局部的解決方法是國際性的動漫工作室對抗現存的文化慣例，給予日本動漫工作室與西方動漫公司同樣的預算。另一個模式是容許動漫工作者保留他們對所畫動漫的權利和賺取版權費。

為了給動畫師提供安全網和減少後進動畫師出現職業倦怠，一個名為「新動漫製作系統計劃」（New Anime Making System Project） 的組織發起籌款。這個計劃為參與過《火影忍者》、《進擊的巨人》和其他一線動漫製作的動畫師提供可負擔的住屋。

該計劃的創辦人Jun Sugawara說道，他是以一個想協助同行的圖像設計師的身分來開展這個計劃：「創作漂亮的手繪動畫需要天資，但動漫設計師的技巧卻不被重視。」這個組織藉舉行「動漫格林披治大賽」（Anime Grand Prix） 比賽而壯大，該比賽的對象是眾籌製作的短篇動漫，以及支付畫師生活工資的MV製作。

為了動畫裏美麗的手繪電視機，動畫師正在忍受難以承受的重擔。為了鬆軟的班戟、青蒽的日落景色和和橫跨時間、空間、動畫類別和文化的冒險情節，為了你所觀看和所愛的動漫，動漫師付出了代價。

可是他們仍然繼續畫下去。

由於父親的工作，C.K.在英格蘭生活了幾年。在無法說英語的日子，他以繪畫漫畫消磨時間，並藉從食指和姆指間翻開記事簿的內頁，看著那些畫像活生生地躍動。

「我忘不了那種感覺，」他說。「當你在紙上繪畫一個靜止不動的人物，你可以看到他們在動、大笑、哭泣、憤怒……這就是動畫的吸引之處。當我看見自己手繪的作品被分享，而且不只是我的國家而是全世界也能看到，我便覺得很快樂。」

本文譯自Vox的The dark side of Japan’s anime industry。

G20峰會過去，似乎沒有什麼重要結果。在峰會前的中日會面，安倍晉三與習近平皆同意要盡快簽訂「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協定」和「日本-中國-韓國自貿協議」。安倍主動提到維持一國兩制對香港發展重要，更主動邀請習近平在明年櫻花時節「作為國賓訪問日本，讓日中關係再上一個新台階」。特朗普雖然提及香港，中美關係的主要進展卻是關稅戰暫停，是這次峰會少數較明確的影響。會面尾聲，各國領袖一致通過《大阪宣言》，表示會致力實現自由、公平、穩定的貿易和投資環境、「持續開放市場」，《巴黎協定》的簽署者（除了美國）又重申將完整執行協定內容，各國亦贊同日本的「大阪藍色海洋願景」，目標是2050之前清除塑膠造成的海洋污染。然而，一些評論家和國際環保團體卻批評這份宣言以至G20本身「得個講字」。為什麼G20很多時看起來都只是「得個講字」？這是事實嗎？如果不是，G20到底有什麼作用？

G20的成立背景

一切要從G20的起源說起。G20的前身是G7，1970年代能源危機後，七個已發展國家的領袖至少每年會面一次，商討宏觀經濟政策，主要目的是防止國際金融危機再次發生。他們的決策影響全球，但很多國家無法參與會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G7國家認為需要與較重要的發展中國家一起商討國際金融政策和制度安排，由是G7擴展為G20，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共和國等國及歐盟加入，1999年建立了G20財務部長會議。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爆發、雷曼兄弟倒台後，G20首長級峰會首次舉行，並在2009年宣佈取代G7成為全球主要經濟論壇。除了經濟問題，G20亦會協商其他全球議題，如今年的大阪峰會的八大主題包括「環境與能源」、「可持續發展」、「全民健康」等。

G20好多時的確「得個講字」，而且唔係個個講嘢有人理

G20的原意是讓更多國家能夠參與國際決策，達成更公平有效的國際合作和協商，解決全球問題。然而，這個目標是否達到？事實上，大國經常主導G20峰會的議程和最終宣言內容，各國簽訂的協議亦無甚效力。

在貿易方面，由於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美國反對在2018峰會的宣言裏肯定多邊主義，最終各國亦要讓步。特朗普亦沒有出席2018峰會裏關於貿易的會議，只是與習近平吃晚飯時商討貿易事宜。今年G20的焦點亦是中美貿易戰，多國就全球議題的協商變得次要。

在處理貧富懸殊的問題上，G20過往宣言有「減少不平等和貧困」的字眼，《大阪宣言》第二段亦指「通過解決不平等現象，我們致力創造一個良性的（經濟）增長循環，實現一個所有人都能充分發揮潛能的社會」。然而，根據樂施會對G20其中18國家的調查，從1990-2010年的20年間，只有四個國家收窄貧富差距，其他14國均有加劇的情況，同期一些不屬G20的低收入國家（如馬里、埃塞俄比亞）反而較大幅度收窄貧富差距。【1】樂施會的另一份報告亦指出在2015年，全球最富有的62人擁有的財產相等於最底層36億人（全球一半人口）總共的財產，自2000至2015，這底層36億人只分到全球財產增長的1%，而50%的增長都到了最富有的百分之一手裏【2】。G20國家的GDP總量佔全球85％，貿易佔全球貿易總額八成以上，人口佔全球人口三分之二，自然責無旁貸。比如法國政府在托兒、教育、技術培訓方面的服務不足，令家庭背景和階級決定了一個人的前途【3】。在最底層的三分一人口，只有三成兒童能得到正規育兒服務，相比總人口有六成兒童可得到正規服務。「三不」青年（指不在學、不在職、不在接受培訓，又稱尼特族）的比例高於歐盟平均比例。法國教育參次不齊，學生的階級背景影響其所接受的教育，而學歷影響就業（中學畢業只有51%獲聘，大學畢業則83%），低技術人員獲得培訓的機會更是常人的二分一，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局面。

G20其中18國家貧富差距調查

非G20低收入國家貧富差距調查

在環境保護方面，中國、印度、日本等國在2013-2017年間增加對燃煤發電廠的補助至近三倍，日本更是G7中唯一自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後仍計劃增加燃煤發電的國家。日本在2011福島核災後，並未致力開發再生能源，反而重新依賴化石原料。2010年，日本化石原料佔能源構成65%，2016年已升至84%【4】。日本的能源政策亦不只是一地問題，該國還資助越南、印尼等國設立大型燃煤工廠，以及在全球發展化石原料產業，以確保日本海外企業可向本國出口能源。在2017年，日本企業（包括本地及海外）所提供的石油和天然氣佔當地使用量的26.6%，政府目標是在2030年前將比例升至40%【5】，可想而知政府將繼續支持日企發展化石原料。

G20的實際作用：堅持自由貿易原則

G20一些重要政策「得個講字」的其中一個主因是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雖然G20宣言沒有法律效力，但有設定議程的作用，一些重要的全球法定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組織（WBG）會根據宣言行事。自由貿易政策將成員國（以至全球）置於激烈競爭中，各國政府被迫以低稅率吸引和挽留資本，難以增加公共開支或投資基建，甚至私有化公共服務，增加民眾生活成本。英國在戴卓爾夫人執政時期私有化水業、能源業和鐵路業。2017年有分析指出【6】，若水電業重新變為公營，每戶每年可減220英鎊，即約2165港元。鐵路費亦在2010至2017年間上升27%，若變為公營，每人的季票可減1014英鎊，即近一萬港元，一年則四萬，相等於當地兩個月的平均月薪。

除了各國政府自發推行的政策，IMF向國家（一般為發展中國家）貸款時，亦會要求該國家推行緊縮政策，量入為出，儘快還清債項。阿根廷政府因在2018年接受IMF貸款，減少低收入群眾的各項補貼（包括電、水和交通），使他們在通脹率達31%下的情況百上加斤。政府亦減少醫療和教育項目、減少對基建的公共投資，並在公營機構實行凍薪、限制人手的措施【7】【8】。在「重債務國計劃」(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y Initiative) 中，即便對象是最為貧窮、背負巨額債務的國家（如非洲中部的國家），IMF借出低息貸款時，還是會要求這些國家實行「結構性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包括公營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本地產業的補貼、減低規管勞動市場等政策，令貧窮國家的本地經濟和勞工權益受損。

自由貿易使環境保護的政策受到很大限制，不完善的法例才能吸引資本。當氣候變化牽涉到各國能源產業的問題，發電成本、產業競爭力和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成為主要考慮因素，各國政府對燃煤產業的資助也就不難理解。G20在貧富懸殊與氣候變化方面的宣言容易成為空談。各國的競爭關係亦令矛盾爆發時，各政府（尤其是大國）往往無視協定，甚至拒絕磋商。

民眾行動的方向

G20峰會的各國元首無法平等磋商貿易安排和國際事務、無助解決（甚至加劇）迫切的貧富懸殊與環境問題，這些問題是否只能懸而不決？在2017年德國漢堡市的峰會，170個組織（包括當地政黨、工會、智庫組織、綠色和平、樂施會等）走上街頭，抗議G20「維護一個加劇社會不平等的制度」，要求設立合理的稅收制度及深入調查避稅天堂，亦要求正視氣候變化問題。2018年，數千名阿根廷示威者遊行，抗議總統接受IMF貸款，高舉「有尊嚴的工作」和「更好的工資」等口號。今年的大阪峰會，除了香港抗爭者爭取各國向中國表態施壓，大阪亦有市民游行，要求峰會討論氣候變化問題，更有神戶市民到煤炭火力發電廠附近遊行，要求停用煤炭發電。爭取確實改變的路還很漫長，能同行的恐怕不是身居高位又綁手綁腳的國家元首，而是同受壓迫的各國人民。

參考資料：

[1] Left behind by the G20? How ine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reaten to exclude poor people from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2] AN ECONOMY FOR THE 1%——How privilege and power in the economy drive extreme inequality and how this can be stopped

[3] France, inequality and the social elevator

[4] Why Japan finds coal hard to quit--Addiction to coal-fired power undermines Tokyo's green credentials

[5] FY 2017 Japan’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Ratio of Oil and Natural Gas Released

[6] The privatisation of our public services has been national failure – it's time to take back control

[7] Argentine unions, workers stage rainy pushback against austerity measures

[8] The IMF, the G20 and an Argentine disaster foretold

歷史上，軍人是軍隊的主要戰力。但在軍人以外，軍隊中負責搬運、挖戰壕、建築軍營等工作亦要求相當數量的工人提供勞動，而這群勞動者稱為「軍夫」。在農業收入低微的情況下，19世紀的日本已有農民踴躍加入軍夫行列，換支可觀工資，數量甚至超過士兵。但這同時亦意味面對戰場上的性命危險，以及軍伍中非人的生活。工運研究者梁寶龍先生回顧了百多年來軍夫在日本軍隊中的工作及地位，當中包括台灣日治時期，台灣軍夫慘無人道的處境。

前言

從廣義來說軍人與政府是有僱傭關係的，所以國際勞工工約也有條文保障他們權益。龍少亦先後發表有關軍隊中的工人的文章，包括《一戰華工與香港》、《英軍中的香港工人》、《日治時港人被勞役的情況》和《雅典的民主與愛國主義》等文，今次談軍中的搬運工人。

日本軍夫

甲午戰爭時日軍軍種已齊備，陸軍除步兵、騎兵和炮兵外，已設有工兵大隊和輜重大隊，但仍需要大量勞動力隨軍，所有在軍中設有軍夫專責提供勞動力。此制度源於江戶時代，是藩閥軍後勤補給部門的編制，通稱「陣夫」，是國家規定由國民服的國役，是既有收入又履行國民責任的混合體，不具有軍人身份。軍夫有如中國的徭役，在軍中負責伙食、打掃、搬運等雜務工作。中國的徭役是國家強迫國民承擔的無償勞動，軍夫則是自願的。

甲午戰爭期間，軍夫編制是：設有二十人小組長、百人小組長和千人小組長等。軍夫日薪4角（40錢），二十人小組長日薪5角，百人小組長日薪七角，千人小組長日薪1元5角，出征時每人另加1角津貼，軍夫每年能匯回家約有50-140日圓。軍夫頭戴日式斗笠，身穿江戶時代淺黃色棉布套袖衣服，再穿上有某某組的號衣和傳統細筒短褲，佩戴護手護脚，脚穿草鞋，自備禦寒衣服，時常以鹽為菜。甲午戰爭中戰死或病死的軍夫約有七八千人。軍夫缺乏紀律，僱傭由商人以合約承包，每日要上繳5 錢給承包商，工資比軍人高（注一）。軍夫總人數在軍中超過六成（注二）。

1892年時日本的保姆月薪8角2錢，長短工月薪1元5角， 農民日薪15錢，建築工人日薪27錢；1891年警察月薪8日圓，東京知府月薪333日圓。三重紡織女工每月生活費約3日圓七角（注三）。1889年上班族月薪為七至八日圓（注四）。

1893年東京平均日薪為0.405日圓，大米每石9.409日圓，工人工資每日可購買4.27升大米。1898年工資上升至0.596日圓，但大米每石則升至18.256日圓，工人每日可購買減至3.26升大米（一日升約為中國3.2斤）（注五）。

工人年薪約二百日圓，棉紡工人年齡以15至20歲為主，最小的有十一二歲（注六）。

明治時期尚是農業國，農民的租稅佔國家收入的87%。工人每天工時超過12小時，女工最高工資僅是英國女工最低工資的十分一，比印度女工還低（注七）。

1889、1890年，日本農業連續遭災歉收，大米和小麥價格昂貴，金融緊縮，各地出現搶米。政府用大量外匯購買糧食，以應需要，影響外貿資金的運用，加上全球經濟的影響，於1890年出現經濟危機（注八）。

甲午戰爭

1895年東京不景氣，四萬人力車夫報名當軍夫，是年正值甲午戰爭（注九）。

甲午戰爭時日軍向朝鮮中部牙山前進，步兵二十一聯隊第三大隊徵集朝鮮人為軍夫，不久就全部逃走，令到輜重無足够勞動力搬運，軍隊無法開拔，大隊長因此自殺身亡。後來日軍只好加重酬勞招募朝鮮人為軍夫，才有人應聘。公使與朝鮮協商招聘朝人為軍夫，仍未能聘請足夠人手，只好轉為招聘日人為軍夫。到達平壤朝鮮軍夫又逃走，日人軍夫又少，駄貨的牛大部份因道路難行死於途中，令前線軍隊糧食供應不上（注十）。後繳得清軍糧食，問題大為解決。日軍進入中國境內招募中國人為軍夫，應徵者踴躍，日軍亦租用中國人的車輛，因此日軍進一步設立民政廳處理有關事務（注十一）。

1874年5月8日，日軍征台先頭部隊在屏東社寮港登陸，軍內的軍夫與士兵對比是一比一，建營房和構築工事時，勞動力仍不足，要僱用當地村民四百人，內有一半是老弱人士，日薪3角，民工不滿工資太低鼓噪怠工，要求加薪，經安撫後一小時後平息（注十二）。軍隊登陸日多，要增僱民工，日薪增至不少於5角，民工仍不滿鼓噪（注十三）。6月日軍出擊石門，僱用了車城居民三四百人作挑夫，每人日薪1元，出發不久挑夫怕被殺四散逃去（注十四）。

軍夫於十六世紀豐臣秀吉征朝時已使用，不是西式的後勤部隊（注十五）。商人大倉喜八郎（1837-1928），在這次行動中，在軍中任五百人長，因此大倉組商會，由暴發戶的御用商人一躍成為政商集團，曾是北洋政府的大金主（注十六）。

表一：甲午戰爭時期軍夫個人資料表（資料來源：龜井茲明著：《血證》（北京：民族大學，1997），第59頁-60頁。）

上表可見只有8人出身農民，佔總數的一半，當時日本仍是農業國，農民可能仍可在原土地上討生。而20歲以下有5人，佔總數二份一，有兩位商人，是否愛國主義宣傳的結果。

台灣軍夫

1937年中日全開戰，上海戰場上中國軍民頑強抵抗，日軍不斷增兵，於9月派出台灣軍近六千人到上海，是為重藤千秋支隊，因為没有輜重隊，所以另編有以軍夫組成的大行李隊，徵用台灣人850人，主要用作搬運軍需品，又稱為「人夫」。太平洋戰爭時曾用：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台灣特設勤勞團、台灣特設農業團等名稱（注十七）。

這些軍夫的徵集手續可以分為徵發和徵傭兩種，徵傭是總督府受託在民間僱傭勞動力；徵發是發動民間為軍隊提供勞動力，有如賦稅的責任（注十八）。

台灣軍司令部曾致函陸軍部長，提出「基於本島統治」的理由，要求提高台灣軍夫的工資，比照陸軍軍屬。陸軍部長回覆「需支付軍人、軍屬以外者糧食薪資時，……得適當地支付現貨」範圍之內。在這件事件的商討過程中，亦談論了工資金額和身份的問題。軍部將台灣軍夫定性為「軍人、軍屬以外者」，在軍中的地位排序是「軍人、軍馬、軍犬、軍屬」，是最低階層（注十九）。套用廣東俗語，就是畜生不如。

1943年的《陸軍規則》明確指出：「關於台灣人軍夫的身分處理雖有疑義，以其身分為傭人，一般當作軍屬處理逐漸」。適宜的工資是日薪1日圓，「軍夫取締」1圓10錢，相當於是時的平均日資，而陸海軍二等兵是時月薪為6圓，軍夫的工資比士兵高很多（注二十）。

台灣人對軍夫的徵集紛逃逃避，所以軍夫的年齡偏高，年齡有小至17歲，或已達五十歲者，甚至父子或同一家內有3人一起被徵集的情況。徵集時軍隊與地方官員半夜敲門，出示徵集狀，5天後就要報到。在日軍的強力壓迫下謠言滿天飛，如：當軍夫等於送死、徵集範圍擴大至男女老幼、婦女去煮飯。部份地方出現抗議活動，有人因此被拘留或罰款。台灣軍部面對如此情況，加強政治宣傳，和鼓動宣傳工作。由於軍夫没有任何軍事常識，在戰場上不會掩護自己，連彎腰走動的基本功也不會，成為活靶遭射擊身亡（注二十一）。

1939年後半期台灣實施日本的《國家總動員法》，6月施行《國民職業能力申報令》、8月施行《防止從業員移動令》、《工資統制令》和《工場就業時間限制令》等。1940年5月進一步實施對工場無經驗工的工資管制，7月對礦山無經驗工的工資管制，9月實施《工場技能者養成令》和《青少年僱入限制令》，1942年廢除以上兩令，改為更嚴厲的《勞務調整令》。1944年7月實施《國民徵用令》，接着種種徵用令和動員令出台（注二十二）。

1939年5月，徵用了軍夫九千五百人。1942年國民動員計劃目標，男子為九萬五千五百人（注二十三），女子為一萬一千九百人，合共總計為十萬七千四百人。到台灣以外工作的為二萬六千八百人，佔總數的四分一（注二十四）。

太平洋戰爭時，每天動員了三十萬餘人去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戰場上，開軍港和構築軍事，從事搬運物資 、挖戰壕和防空洞等者達一百萬人以上。1944年有廿一萬青年當軍夫，三萬餘人戰死（注二十五）。

1944年台灣物價比1937年暴升四倍半以上，1945年達到二十三倍以上，通貨膨脹嚴重（注二十六），台人只好當軍夫營生。1945年台灣勞動力軍事動員到島外的有十萬餘人，九萬餘人在東南亞當軍夫，在日本兵工廠當少年士有八千餘人，在島內軍需廠和各軍事工場工作，每日有三十萬餘人（注二十七）。

日本軍中的工人

甲午戰爭時，日軍中非戰鬥人員中除軍醫務人員外，以步兵聯隊為例，尚有僱員7名，槍炮工6名，成衣工21名，製鞋工11名；騎兵和炮兵則有蹄鐵工和馬鞍工，炮兵聯隊工兵大隊另有鐵匠和木工。要塞炮兵、工兵和輜重隊按不同需要亦配有以上非戰鬥人員（注二十八）。

後記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和《搜狐》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注釋：

一. 原田敬一著：《日清、日俄戰爭》（香港：中和，2016），第121-122頁。宗澤亞著：《清日戰爭》（香港：商務，2011），第173-177頁。

二. ［日］原田敬一：〈日本國民眼中的甲午戰爭〉，載張海鵬等編：《甲午戰爭的百年回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4），第313-414頁。

三. 宗澤亞著：《清日戰爭》，第574頁。

四. 茂呂美耶著：《明治日本》，第095頁。

五. 關捷總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戰後篇），第661頁。

六. 關捷總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戰後篇），第661頁。

七. 金基鳯：〈關於中日甲午戰爭的起因問題〉，載關捷總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戰前篇）（長春：吉林人民，2005），第8頁。

八. 麥卡夫著：《蒙兀兒之後》（台北，左岸文化，2005），第237頁。

九. 茂呂美耶著：《明治日本》（台北：遠流，2014），第240頁。

十. 橋本海關著：《清日戰爭實錄》（濟南：山東畫報，2017），第96-139頁。

十一. 橋本海關著：《清日戰爭實錄》，第158-159頁。

十二.  豪士著：《征台紀事》，第072、074、079-080頁。

十三.  豪士著：《征台紀事》，第081-082頁。

十四.  豪士著：《征台紀事》，第153頁。

十五.  豪士著：《征台紀事》，第072頁。

十六.  豪士著：《征台紀事》，第072頁。

十七.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冊（台北：台灣大學，2014），第349-350頁。

十八.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冊，第349-350頁。

十九.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台北：台灣大學，2014），第350頁。

二十.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台北：台灣大學，2014），第350-351頁。

二十一.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台北：台灣大學，2014），第351-356頁。

二十二.  許介鱗編著：《台灣史記》2（台北：文英堂，2007），第32-33頁。

二十三.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台北：台灣大學，2014），第356頁。

二十四.  近藤正己著：《總力戰與台灣》，上（台北：台灣大學，2014），第370頁。

二十五.  許介鱗編著：《台灣史記》2（台北：文英堂，2007），第33頁。許介鱗編著：《台灣史記》3（台北：文英堂，2007），第231-232頁。

二十六.  許介鱗編著：《台灣史記》3，第230-231頁。

二十七.  許介鱗編著：《台灣史記》3，第231-232頁。

二十八.  弗拉基米爾著：《甲午戰爭》（北京：商務，2018），第55頁。

上周四（7月11日），一名年僅20歲，原籍河南信陽新縣的青年羅君豪在流浮山一個回收場工作期間，發生嚴重事故，右腳膝蓋對下被碎膠機絞碎，左腳皮肉被削去。這宗工傷曝光後令讀者嘩然，媒體同時發現羅君豪受中介所騙，誤以為支付2萬元可以得到正式工作簽證，結果卻在異地身無分文而被僱主控制，相信香港有不少工人身陷同樣問題。《惟工新聞》遂採訪了羅君豪父母了解情況。

幫補家計難耐收入微薄　萌生到港念頭

羅母向《惟工新聞》表示，由於新縣的工資水平太低，種地收入亦難以維生，他們一家很早便穿州過省到福建廈門打工，兒子亦在廈門讀書。不過，一家人因收入問題難以供兒子完成職業學校課程，羅君豪於是決定輟學打工，並希望自立和幫補家計。

羅君豪最初做美團外賣送貨員，收入還算不錯。「他跑過美團，只是我們不讓他做。太危險了，瞧著那個手機騎車，在大城市裡面，經常有人跌個頭破血流，做父母的肯定不想兒子危險。」兒子後來轉做餐廳服務員，但工資水平差一截，於是便想辦法多賺錢，才在網上接觸到中介人。

「他就說是微信上的一個朋友，從來沒有見過那個人的面。」中介人跟羅表示可以介紹到香港工作，月薪達2萬元，但需要先付2萬元安排工作簽證。羅於是向父母借款，打算到香港闖一闖。羅母在廈門做洗碗工，一個月工資2千多，2萬元相當於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資，加上兒子初到香港尚未有生活費，現時戶口積蓄已經分文不剩。

到了深圳，羅跟接頭人見面，旋即被收走2萬元中介費。其後，羅被要求交出身份證，表示要作複印。「你把身份證給我，我再給個身份證，你就可以上班了，沒事的。」羅父轉述當時情況。

到港方知工作內容　全無安全培訓

「我們一開始不知道他要去做甚麼工作，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羅君豪被帶過關後，始知道自己將會從事回收場工作。羅在6月5日正式上工，主要從事分揀膠樽的工作，日薪600元，但工時長達10多小時。到出事當天，羅已工作超過一個月。

在回收場內，膠樽會經分揀後由機器絞碎，以便洗淨和熔化為新物料。按照膠樽型號，回收後的塑膠可被製作成塑鋼帶和顆粒狀物料。據父母了解，由於絞碎塑膠的機器上經常有膠樽停留，未能順利進入機器，工人需要用腳將塑膠擠進機器內，懷疑兒子在這個過程失足跌入機內。羅君豪跌入機器後大叫，同事才知道意外發生，並按下緊急停止掣。據悉，羅的右腳膝蓋以下部分已被輾碎，而左腳腳掌皮肉亦被輾至見骨。

羅母表示，兒子在回收場內從未接受相關訓練，不懂操作機器，工廠亦未有想辦法將滯留在機器上的膠樽清除，始做成意外。「早晚是會出事的。一般工廠不會讓你隨便操作，我年輕時在工廠工作，你不懂得操作不讓你上崗，他讓你受訓之後才工作。」

羅母嘆道：「兒子告訴我他的工作很輕鬆，我們也以為只是簡單的分類，哪想到會有這種機器？你添上一個億給我，我也不要這個錢。我要這個錢幹嘛。」

醒後面臨三項罪名　警員長期看守防止逃走

事後第二天，羅君豪進行右腳膝蓋以下的截肢手術後，與母親微信溝通。「我那時還在洗碗，還在上班。看見兒子跟我視頻，我打開一看，看到兒子那個樣子躺在床上，嚇得我都半死了。我在想香港是好地方，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呢……」

羅氏夫婦聞訊後馬上趕回河南辦理證件到香港探望。數日後，當二人來到病房時，只見病房駐紮著警員，並需向警員出示證件證明身份。由於羅君豪並非經香港政府允許的輸入勞工計劃到港，他甦醒後被要求簽署文件，面臨干犯逾期居留、使用偽造身份證、非法工作等三項罪行。羅的手機、證件、背包、衣服等個人物品已全被警方沒收，而他所住的病房門外有警員二十四小時駐守。

羅父認為香港警方的待遇過於苛刻，對於同為受害者、且無能力逃走的傷者造成心理壓力。他表示，真正應負責任的是回收廠老闆及深圳中介。不過，即使制裁最多也只是判監和罰款，反觀其失去肢體的兒子卻前路茫茫，並不公道。

羅君豪正在閱讀自己在媒體上的報道

或被遣送出境　傷者前途迷茫

自意外發生之日，羅君豪已在屯門醫院留醫一週以上。他將在未來數日再進行數次手術，將左腳壞死的腳趾截肢，並將手臂皮肉移植到左腳腳板。如手術成功，左腳可望保留部分功能。

羅父表示兒子已收到初步醫療費用單據，當中每日住院費用達港幣5000元以上，擔心最後可能要負擔數以十萬計的醫療費。不過，據羅父所述，回內地就醫收費同樣高昂；回到戶籍所在地（湖南新縣）就醫也不可行，因農村醫療技術落後。

目前，羅氏父母二人分別在福建廈門做零散工及洗碗工，夫婦二人之前月入合共4000多元人民幣，沒有退休金、醫療保險等保障。羅氏夫婦擔憂，若兒子復健過程不佳，一至兩年後仍不能站穩，父母照顧他會影響原來的收入。

然而，羅君豪能否留港就醫及復健，並不取決於其本人或父母的意願。由於觸犯《入境條例》，羅君豪將有可能被遣送離境。目前，醫院方並未向傷者及家人透露手術後的住院及復健安排；警方亦未有透露接下來的法律程序，只是安排了在羈留病房有床位的情況下，將轉移羅君豪到羈留病房。

6月以來的反送中抗爭一浪接一浪。有指特首林鄭月娥透過強推送中達成其競選口號「We Connect」，讓社會各界前所未有地團結，當中包括一些過去不被認為會參與社會運動的群體——師奶（家庭照顧者）、基督徒、少數族裔、老人、殘疾人士，還有聾人。

然而這些群體要參與抗爭，往往比「一般人」遇上大得多的阻力。師奶一開始就反送中發聲時，遇上被認為是「玩嘢」「搞笑」的質疑。有南亞裔抗爭者表示，在行動現場曾被懷疑搞破壞。對聾人來說，最大的障礙則來自語言——新聞報導沒有手語和字幕，令聾人接觸反送中資訊時嚴重滯後。

為了解資訊滯後的嚴重程度，「聾人力量」在6月26日至7月3日以「關於近日反送中資訊」問卷訪問了133名聾人/弱聽人士及132名健聽人士，並於7月17日舉辦記者招待會，發佈結果。

「聾人力量」代表向公眾展示「撤回」及「暫緩」二詞在香港手語的動作，由左至右為：黃耀邦、路駿怡、黃耀良

聾人/弱聽受訪者資訊滯後

記者會由三名聾人路駿怡、黃耀良、黃耀邦以香港手語（下稱手語）進行，由數名「健聽同路人」翻譯成粵語。在開始的時候，主持人先向在場人士播放一段沒有中文字幕，只有手語的短片；然後再播放一次有字幕的的版本。路駿怡指出，不懂手語的人看第一段沒有字幕的短片，就應該能夠明白聾人看沒手語沒字幕短片的感受——只能零碎地猜片中說的是什麼。

黃耀良以手語向記者匯報調查數據

讓記者親身體驗聾人困境的環節過後，黃耀良逐一解說問卷調查結果。問卷分為三部份，分別調查聾健市民對反送中事件的理解、聾健市民接收資訊的方式，以及聾健市民對手語廣播服務的意見。在第一部份，問卷列出十項反送中期間的事件，測試受訪者是否準確知道那些事件。結果顯示，聾人/弱聽受訪者平均得分4.05，健聽受訪者平均得分為6.35。其中，10%聾人不知道送中條例「暫緩」，24%以為條例「撤回」。21.1%聾人/弱聽受訪者不知道警務處長如何解釋速龍小隊沒有警員編號、45.9%不知道警方撤走醫院警崗、11.3%不知道有人在反送中抗爭期間被捕。總體來說，聾人/弱聽受訪者在這10條問題答「不知道」的人數為健聽受訪者的2至13倍！

無手語 無字幕 聾人接觸資訊少98.57%！

目前香港的電視台每日播放新聞的總時數為1752分鐘，當中只有25分鐘有手語。換言之，聾人接觸到的資訊較健聽人少98.57%！黃耀良表示，由於香港的免費電視只有極少手語，直播沒有字幕，因此聾人看新聞有很大的困難。問卷的第二部份指出，81.4%健聽受訪者看過反送中行動的直播，比聾人的72.2%多接近1成，主要原因就是根本看不明白直播情況。很多時候，他們要等到有文字甚至手語訊息，往往較健聽人滯後3小時至兩日！為解決這個問題，他說不少朋友只能努力地看直播旁邊的留言，自行嘗試理解發生什麼事。缺乏資訊渠道令不少聾人放棄了解，覺得事情與他們無關。

政府選擇性發佈新聞進一步令聾人掌握真實資訊困難重重。林鄭月娥在7月2日凌晨見記者，其新聞公報刪去五個記者提問。由於該記者會沒有手語傳譯，聾人根本不知道記者問了什麼，也不知道有提問被刪去了。

更根本的問題是，由於聾人的母語是香港手語而非中文，政府的「語言偽術」令聾人誤解事情進展。黃耀良指自己「會考中文拿F」，單純看文字，要理解「暫緩」和「撤回」的分別有困難，當然更理解不了「壽終正寢」。但打出「暫緩」和「撤回」的手語，馬上一目了然。

倡議手語新聞困難重重

「我的期望很簡單，就是打開電視機就能接觸到資訊。」

黃耀邦指出，聾人看不到新聞，不清楚社會發生什麼事，等同無法獨立生活。然而聾人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公平的機會。然而香港作為《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成員國，卻沒有確保聾人有「不受限制、充分獲得資訊」的權利。他指出，在過去多年，聾人群體多次向廣播事務管理局情願，邀請將新聞設有手語列為免費電視續牌條件。經過多年爭取，在2015年，管理局終於在續牌條件加上「有手語訊號就要播放」的條件。可是，在7月9日林鄭月娥記者會上，雖然政府新聞處首次在發言的政府官員旁邊設有即時手語傳譯，但無線電視亦沒有把手語傳譯拍攝進鏡頭內。

黃耀邦形容，新聞處收到聾人群體意見後增設傳譯是一個進展，但仍有很大空間改善。首先，這個傳譯屬新聞處一次性安排。由於政府部門沒有常設手語傳譯職系，不確定將來會否持續。另外，新聞處不能確保其他政府部門在發佈消息時採取同樣安排，例如警務處或醫管局的記者會就不屬於新聞處可管轄的範圍。

關注度比雨傘時大 聾人學堂討論送中

聾人在接收資訊上遇上重重關卡。政府態度消極，無線電視多次直接拒絕手語翻譯安排。因此聾人力量及一些宗教和社會服務團體的成員在反送中抗爭期間自發翻譯新聞，讓消息能在聾人群體當中傳播。同時，路駿怡在6月組織了一次聾人學堂，邀請法律界人士向聾人群體解釋送中條例的問題。在另一些聚會，亦有推動聾人登記做選民。

路駿怡與記者以手語溝通

路駿怡和黃耀良在2014年曾參與雨傘運動。黃耀良稱，聾人群體當年對運動的關注遠不及今日，當時只有幾個聾人與健聽同行者一起參與。他認為原因有幾個。第一，雨傘運動目的是爭取投票權，不少人可能還覺得與自己無關。而送中不同，令人覺得是很嚴重的倒退，不能接受。第二，很多人看到直播的畫面，很擔心，但又不清楚發生什麼事。第三，反送中的文宣很多，在網上傳來傳去，聾人收到也會有興趣多了解情況。

香港的言論自由在未來很可能不斷收窄，近月來種種現象都似乎在印證這一說法。警察默許白衣人在元朗港鐵站內襲擊市民，另一邊廂示威者和記者恣意採取暴力，政府在各場合都展視何謂傲慢——記招用沒有內容的空話來表示他有忽略反對聲音的權力，法律上緊緊握著重判示威者的機會。

近來街頭運動和遊行此起彼落，沒有因打壓而退下來，這絕對值得支持和鼓勵。然而，思考如何在言論自由收窄的環境下繼續改變社會，也變得急不容緩。近年香港流行一種說法，即大陸裏都是順民，奴性強，不能也不敢反抗暴政。任何人如果願意撇除偏見，都會發現今天有人在中國勉力為工人爭取權益，甚至招上牢獄之災。去年佳士事情之後卻發生大規模的抓捕，被捕和被失蹤的人數過百。理解中國勞權人士狀況，除了希望讀者能夠理解和同情他們處境之外，亦是思考在香港抗爭路上的他山之石。

難忍無理條件 建工會遭多重阻撓

佳士廠房提供工作條件惡劣，公司多次拖欠工資、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更設立了名目眾多的罰款，每月罰款和剋扣的工資的金額約每人一千元人民幣。佳士公司為打造品牌形象，強制要求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的員工參加名為「樂跑」的10公里無薪強制徒步。

面對上述不公，佳士工人遵循現行法規去組建工會，於前年五月十日向坪山區人力資源局和坪山區總工會遞交聯名信投訴，獲總工會建議組建工會。在香港組建工會，只需七名有表決權的會員簽署即可申請，但在中國「基層工會、地方各級總工會、全國或者地方產業工會組織的建立，必須報上一級工會批准。」然而，佳士工人在依法組建工會的道路上，除了面對廠方多重刁難，向上級工會求助亦不得要領，最後更被廠方和警方聯手施以暴力。

7月16日起，發起組建工會的工友﹙包括米久平、余浚聰、劉鵬華﹚遭廠房保安毆打，並被開除。7月20日試圖照常上班，更被佳士幾個保安拒於門外，其中一位被保安打倒在地。7月20日，十多位佳士工友與聲援者到深圳坪山燕子嶺派出所外抗議，遞交抗議書，警方拒絕接受，並在同日拘捕所有人。雖然24小時後獲釋，然而有人在派出所內受傷，有的長時間被罰跪。

工人受欺壓，學生沒有袖手旁觀

佳士工人被捕後，不少學生公開聲援，寫聲援書，到派出所聲援被捕的工人，在整個運動中扮演重要的位置。這些學生除了認同工人建立工會捍衛自己的權利合法合理，不齒作為國家機器的警察之外，亦對於工人遭遇有實在的理解，亦為此感到痛心和同情。這一點在他們的聲援書裏可以見到，像〈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就「深圳7·27維權工人被捕事件」的聲援書〉裏寫到：

「幾年前，富士康工人十餘連跳，淋漓的鮮血昭示著當代階級矛盾之深重；幾個月前，北京清理低端人口，沉默的工人大軍繪製出漆黑的諷刺畫；而最近，塵肺病工人維權艱難，無聲的屈辱怒吼出工人群眾所受之不公……

今天，又有深圳坪山佳士黑廠之惡劣行徑，各種壓迫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令工友們忍無可忍：非法調休，變相減薪；佔用周末，強制徒步；嚴苛罰款，肆意剝削；沒有足額繳納住房公積金；恐嚇員工，洩露隱私；變態管理，偷窺上廁所；阻撓工人組建工會，毆打員工。但燕子嶺黑警非但不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反而毆打工人，非法關押工人！ 」

被秋後算帳的，不止是工人和學生⋯⋯

2018年9月到11月，工人學生接連被捕和失蹤。及後被拘捕的群體卻有漫延之勢。先是校園內研究勞工權益和馬克思理論的社團也無法順利注冊，及後沒有直接參與在佳士事件的爭取勞權群體和編輯也接二連三被捕和失蹤。一些和政府有合作關係的社工機構員工也被抓捕。具體群體包括：

1.工人支持者

簡介：佳士事件發生後，除了工人代表被拘外，其他附近工廠的工人聞訊前來支持，也被警方拘捕。

打壓日子：2018年7月至今

2.學生網絡

簡介：九月起，不同大學的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的社團注冊遇到阻礙，北京馬克思主義學會更在校方一紙令下改組，並將原有成員全數剔除在外。曾參與佳士聲援的學生亦先後被捕、被綁架和被失蹤。

打壓日子：2018年9月至今

3.勞工權益組織

簡介：共有五位勞工權益組織職員被捕，包括深圳迪威信工潮前工人吳貴軍成立了「新工億」，為面臨關廠的工人提供法律諮詢，讓工人了解法律保障的權益，與資方談判。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的何遠程負責為工人、勞工機構進行集體談判培訓、應工人邀請介入勞資集體談判案件。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負責人張治儒、前職員簡輝和宋佳慧則為工人提供法制宣傳、法律援助和職業安全培訓服務。

打壓日子：2019年1月20日

4.勞權自媒體工作者

簡介：被捕的危志立、柯成兵和楊鄭君均為媒體「新生代」的輯編，長期關注和支持湖南塵肺工人維權。吳瓊文倩在上班路上被警察帶走，家裡被搜查，至今失聯。她為前破土網主編，現土逗的志願者編輯。早期被拘的還有發表左翼論述的「紅旗」編輯等。

打壓日子：2018年8月、2019年1月後

5.社工中心

簡介：北京、廣州和深圳等地，均有抓捕勞工NGO人士的行動。目前已知包括北京希望社區創始人李大君，機構主要服務進城務工人員，為他們的子女提供幫助；清湖社區學堂創始人李長江，為工人提供社區服務；及在廣州從事勞工問題研究的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後研究員梁自存均被帶走。同月廣東木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社工童菲菲遭廣州警方帶走，該機構主要項目有青少年發展工作、婦女健康與安全及社區發展。

打壓日子：2019年5月8日、22日

各輪大規模搜捕事件簿

由爆發至今的一年間，中國內地警方展開了全國性的拘捕行動。據統計，直接或間接與佳士事件相關的被捕者達110人以上，當中53人仍在拘留當中。從每次拘捕行動的時間及對象，能看出內地警方的行動皆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明確目標。

第一波拘捕：即時壓制示威行動

與佳士事件相關的首次大規模拘捕發生於2018年7至8月，即工廠工人示威行動及各界人士支援行動開始後不久。在7月底及8月初，最先發起及參與示威行動的工人及支援人士已被大規模拘捕，部分人在示威現場被送上警車，亦有部分支援者被傳召到派出所後失去聯絡。其中一名積極聲援者沈夢雨在8月11日被身份不明人士綁架，公安局更在網上發布消息，指她是被父母接上車帶離。

第二波拘捕：打壓聲緩學生

其後，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及支援人士組成聲援團，到派出所外要求放人。至8月24日，這群聲援者亦被防暴警員闖入住處清場，共50人被捕，當中4人仍在囚。這段時期的搜捕，顯然是以即時壓制示威行動為目標，除了部分被認為帶頭的人物外，其他被捕者在被捕後不久獲釋。

第三波拘捕：秋後算帳

拘捕行動並未停在最初拘捕的一部分示威者身上，曾支持佳士工人維權的人士在數個月後即開始遭清算。2018年11月，廣東省警方動員到廣州、北京、上海、武漢、深圳等地，強行闖入18名曾支持佳士示威的人士家中，並將其拘捕。被捕人士包括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亦有來自深圳「青鷹社工中心」的職員。被捕者當中，部分在被強行帶走時遭暴力對待，甚至部分學生是被沒表明警察身分的人帶走，至家人收到警方通知才確認是被拘捕。據目擊者憶述，其中一名被捕者張聖業是被超過10名黑依人毆打並強行帶上車。

第四波拘捕：警方鎮壓擴展至校園內

佳士事件爆發後，內地大學關注勞工權益的學生團體開始遭受壓力，首當其衝的是2018年9月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無法順利註冊。其後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同類團體亦被校方勒令整改。2018年末，一直未有向在校生動手的警方開始將行動擴張至校園內。先是帶走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邱占萱，其後再有10名曾聲援佳士示威的大學生被拘捕，當中一人被強制退學。據聲援團在網絡上提供的消息，部分聲援團學生被警方約談時，被展示了在囚聲援團成員的認罪片段。

第五波拘捕：佳士事件外的勞權人士亦被捕

與此同時，與佳士示威沒有明顯關係的的勞工團體同遭拘捕。首先是由1月開始，5名於廣東省勞工團體任職或曾任職的成員從住所被警方帶走，並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為由實施刑事拘留。3名任職勞工權益媒體「新生代」的編輯亦於1月至3月被捕。

到5月，深圳、北京等地5名曾在不同社工機構任職或擔任義工的人士同樣被捕。至今，此13名勞工團體及社工機構人士皆未獲釋。從2019年初開始的拘捕行動可見，佳士事件引發的已不單是警方秋後算帳的拘捕行動，一般社工機構及勞權人士皆成為嚴防的對象。

結語

香港言論自由未來很可能不斷收窄，近來街頭運動和遊行沒有因打壓而退下來，絕對值得支持和鼓勵。然而，思考如何在言論自由收窄的環境下繼續改變社會，也變得刻不容緩。理解中國勞權人士狀況，除了理解和同情，亦是思考在香港抗爭路上的他山之石。

近日，內地一間網上貨運平台「貨拉拉」在廣東、天津、昆明等全國各地調低運費，引發司機罷工抗議。據工人在網上發布的消息，為了對抗平台進一步削減司機收入，珠三角一帶的司機在7月18日發起了3天罷工。

另一方面，近300名司機亦在同日早上聚集在浙江省寧波市金融硅谷產業園的貨拉拉分部外，拉橫額抗議運費下調，一度引發交通癱瘓。其間示威工人疑與警察衝突，兩名司機被拘。7月19日，另外百多名司機則在深圳多麗工業園「貨拉拉」總部外抗議，遭大量防暴警察包圍。網上視頻顯示現場同樣爆發衝突。

據悉，本次涉及下調車手運貨單價的「貨拉拉」，母公司實為香港初創企業 Lalamove，由香港科技園協助初期發展。由2013年開始，該公司從創投基金募資超過4億美元，業務範圍涵蓋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國家，以及中國135個城市，全球車手總數已達到300萬。

早於2018年5月，中國貨拉拉調低單價的行為已引起司機不滿，發起全國多地罷工。在深圳、長沙、成都等地皆有數十名司機在貨拉拉公司分部外拉橫額，反對公司在沒有預先通知下大幅下調單價。司機要使用貨拉拉系統接單，必須先繳交約700元人民幣的按金，並每月繳交199至399元人民幣不等的月費。大約一年後，司機同樣爆發抗議，可見工人處境並無改善。

貨運平台加入市場　加劇司機競爭

貨拉拉司機表示，以往貨運市場的工作主要由路邊和親朋好友介紹，但自從貨拉拉加入市場競爭，以往的生意源便大幅減少，很多沒有客戶基礎的新車手亦同時湧現，壓低師傅收入，迫使他們也以網上平台找貨，變相加劇司機之間的競爭。

起初，貨拉拉平台的貨源充足，「去到哪都能再搞個單，每天（收入）最少三四百」。然而，由於企業競爭愈來愈激烈，司機指平台單量急降。「幾乎每天早上都接不到單出去，下午接個單出去，晚上打空車回來」。

以東莞市為例，以往中型客貨車及小貨車由第6公里以上收費劃一為每公里4元人民幣。按目前的單價調整，6公里及以上的收費會呈階梯式下降。中型客貨車第26-30公里降為每公里3.6元、31-50公里則為3.3元，如此類推。此舉使長途運單毛利大幅降低，對於需要自資油費的司機打擊沉重。

據內地媒體《中國經營網》報道，貨拉拉是次降低運價，其實是與「快狗打車」等其他同行對手的價格戰。該公司降低長途單價，一方面意在搶奪市場，另一方面則迫使司機多接短途單，加快短途貨單市場的發展。其公開說法是︰降價會增加平台單量和訂單分佈，減少司機空車返程的情況，有利於司機增加收入。

平台貨單量下降　司機為還貸開外掛

然而，據工人的說法，貨拉拉的長途貨單不多，大規模降價後，首當其衝令司機收入受損。更大問題的是，以往一單長途單相當於幾單短途的收入，比較划算，但調價後長途單相對短途單的優勢蕩然無存，變相喪失了吸引力。另一方面，短途單亦有其自身問題。司機表示，短途單雖然距離近，但競爭激烈。部分貨單例如搬家等的等待時間亦長，費時失事。

面對企業的剝削和行業競爭，加上不少司機都有車貸在身，每月需要還款，令不少人開始在平台搞起外掛。工人的文章便寫道︰「我身邊的幾乎都有外掛，還有些一邊用，一邊代理賣。（…）外掛備註不讀秒，搶單失敗其實已經在進行（另一單搶單）中，這些貨拉拉不是不管，是數量太龐大了。」

貨拉拉司機這次抗議的結果不得而知。但從車手公開的訊息可見，他們之間雖然存在競爭，亦沒有正式的工會組織，但仍以各種社交媒體互通消息，討論如何抵抗平台的剝削手法。

綜合報道。

參考文章：

中國經營網：貨拉拉全國大範圍調價司機抗議“降價拉單”模式

貨拉拉事件曝光

編按：近日網上有不少呼聲提出發起罷工，迫使政府接受民間五大訴求。罷工是打工仔女的強大武器，集體罷工能中斷生產，迫使資方或政府回應工人的訴求，但同時對工人來說亦是大風險的抗爭行動。現階段，坊間對如何罷工的討論不多，撇除不少人請假參與集會這種行動，發起罷工需要留意甚麼？如何能夠在初期有效保障自己？《惟工新聞》轉載長期參與工人運動的麥德正的短文，為讀者提供基本資訊。文章原題為︰〈 係咁叫港鐵罷工，想推車長去送頭咩？〉，文句經編輯修訂，不影響文章內容。

文︰麥德正

大家都唔想車長送頭，想全港罷工罷得成，係時候一齊認真諗下何謂「罷工」。林鄭修例搞到今日，政權仍然無正視市民訴求，大家都想加大力度，向政權施壓。「政治性罷工」對政權嘅壓力就係令社會運作及經濟運作受影響，逼政權接受民眾嘅政治訴求。

612後，真正嘅三罷（罷工、罷市、罷課）並冇出現。今日點解多人再提罷工呢？因為有港鐵車長具名聯署，提出訴求，表示不排除行動升級。好多市民想港鐵真正罷工，再引發至全港大罷工。加上有公務員及公營機構員工公開表態，仲搞集會，大家都感到有氣氛，想推動罷工。

討論全港罷工時，首先問問自己，罷工，你罷唔罷到呢？如果你係老闆的話，你伙記罷工，俾唔俾佢罷呢？罷工期間出唔出糧呢？當全社會對此未醞釀成熟，大家就想有捷徑令罷工出現，希望一啲重要行業先罷工，想連鎖效應出現，例如：港鐵罷工，打工仔於是需要坐巴士，咁巴士車長又慢駛，跟住政府部門公務員又怠工，社會運作唔順，咁咪返唔到工囉。而且，有啲老闆反正都唔妥政府，又冇員工開工，就叫埋罷市囉。咁，罷工罷市就罷得成啦。

但其實，罷工要考慮甚麼？這需要由最基本的合法罷工講起。

合法罷工由工會發動，要跟程序，要經工會理事會或會員大會通過，而亦都一定要有工會會員或理事，跟據工會規章，去召開會議。合法罷工有乜保障呢？按照現行法例，員工因進行工會活動，受到資方打壓，可循兩方面進行追討：

一、要求勞工處檢控僱主觸犯《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被定罪者最高可被罰款10萬元。

二、到勞資審裁處向僱主追討不合法解僱補償，或要求復職。如法官判決為不合法解僱，員工可獲最多15萬元補償金，或者復職。

除咗呢啲，法律對於員工「政治性罷工」嘅保障，係零。而家有港鐵車長具名聯署，提出訴求，表示不排除行動升級，並非用工會名義。類似九巴葉蔚琳車長發出號召，並唔受法例保障。更重要的是，罷工無論合法與唔合法，最緊要吹雞要吹得起，勞方一定要持續團結，先有實力。

另一樣武器用嚟支持罷工的，好緊要，就係成立「罷工基金」，人人都可捐錢參與。

世界上好多大工會都成立「罷工基金」。準備發動罷工時，員工有飯開，若有員工被炒，都可以頂住先，一直打官司爭取復職。以台灣「中華電訊工會」為例，「罷工基金」夠全體員工罷工幾年，國民黨/民進黨，邊個黨上場，都唔敢郁佢。香港都有成立「罷工基金」，紮鐵罷工36日、碼頭罷工40日、海麗罷工8日，都有成立「罷工基金」，呼籲公眾捐款。雖然有時未必夠罷工工人開飯，但都算係補貼，更重要係，令罷工保持鬥志，亦團結社會民氣去支持，就算唔係企業員工，亦一樣參與其中。

「傳統地」，我搞過、見過咁多罷工基金都係有架構，由公眾人士成立委員會，並呼籲眾籌，類似 612 支援基金嗰類，支持罷工筆數清清楚楚，要有名有姓咁做，我比較傾向呢類。但如果罷工模式係非架構化，非中心化，罷工快嚟快散，人與人之間聯絡唔多，見面唔多，講過信字，或可考慮G20登廣告平台眾籌模式。

如果問我，我會話抗爭不是一時，所有打工仔女應該加入及組成工會，佔領社會經濟關鍵位置，準備長遠抗爭。睇到呢篇文章嘅，可能包括有心嘅港鐵車長、公務員、公營機構員工，以至各行各業工人。真心講，「政治性罷工」搞唔得成，係睇大家打工仔女，就算號召罷工，而只得港鐵工人參加，力度都唔夠。

抗爭發展至今，有打工仔女考慮到撼飯碗，去送頭，大家是否都諗下「團結就是力量」呢個最古老道理？

醫療專職集會今晚在愛丁堡廣場舉行，參與人數逾千，超過上次在伊利沙伯醫院集會的規模。集會主調以反修例運動中警察暴力和元朗黑幫打人為主。不少嘉賓都講述示威者不敢到急症室求醫的問題，指這種情況不僅令市民暴露於危險當中，更令醫護人員救急扶危的職責難以實踐。

示威者求醫面臨巨大心理壓力　發言者籲齊作抗爭者後盾

陳沛然醫生表示，自己由6月初便到現場，因為他害怕示威者因避免被警察截查而不去公立醫院和急症室，變相延誤診治。元朗事件後，陳明言自己到現場也感到害怕，要穿上易於辨認的波衫和戴上職員證，以免同樣被打。他亦憶述看到跟抗議毫無關係的路人甲被警察打至爆破血流，呼籲前線同事緊守崗位。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同樣指出，遊行示威的傷亡數字較預期少，部分原因是因為傷者怕求醫被拉。急救員因此教他們用安全方法自行求醫，始令公開的人數減少。她指醫護行業應該守護尊嚴。作為人民公僕，警察在黑幫打人時走開，但救護員則上前急救。她對博愛和屯門醫院同事不理傷者是罪犯與否同樣施行急救感到相當震憾。

任職公立醫院急症室的黃醫生則從求醫過程講述傷者在急症室面對的壓力。「不少示威者都是年青人，可能從未到過急症室，不知道它如何運作。因此，在當下的環境要到急症室求醫需要鼓起很大勇氣。」然而，黃醫生強調真正的壓力來自急症室環境。當年青抗爭者被分為次緊急和非緊急，便需要在眾目睽睽下等待接受治療，不斷被叫名，心理壓力極大。另一方面，醫護人員跟傷者講述病情時時有時也在無遮掩的環境，有機會被人旁聽。他指所有醫生都希望為病人爭取最大利益，無奈在龐大的架構下可能力不從心。

對於8月5日將會發起的三罷，絕大部分發言者希望前線人員緊守崗位，成為抗爭者的後盾。而衞生服務界立法會議員的香港護士協會主席李國麟則指，他已去信醫管局及衞生署，要求署方對參與罷工的員工不作秋後算帳。

圖︰醫護人員於牆上以便貼砌上紅十字標誌圖案

專業精神廣受認同　護理系生：不少同學滿腔熱情卻被打壓

是次集會強調的醫護專業精神也被台下醫護人員所認同。於公立醫院從事化檢工作的梁先生表示，他認為公職人員應該要對得住身上的「制服」，因為它代表背後的「專業精神」。梁先生以醫護行業為例，認為其專業來自對任何身份的傷者均不偏不倚地施救。相反，他指出警察在反修例運動的所作所為違反他對「專業」的理解。他認為警察應該只是維持遊行秩序，但他們無論是在6月12日和元朗事件等都極度偏頗。

就讀港大護理系三年級的林同學則指身邊不少同學都有強烈使命感和熱情，希望可以幫到有需要的人，因此到街上作急救幫助傷者。「其實不一定要是抗爭，就算是一般在街上有人受傷，我們也會做急救。」她不滿同學的義舉反而受到打壓。6月12日當天警方將催淚彈丟向急救站、陳永琪註冊護士疑只是救傷卻被告暴動，均令她相當憤怒。「就算是打仗，士兵也不會直接攻擊醫療部隊吧。」

職場少討論　參與者冀集會鼓勵更多同業公開表達意見

受訪的醫護從業員均表示，自己是在互聯網上接收資訊，再自發參與集會。問到反修例一連串事件在同事間的討論，他們認為相對較少。一位從事公立醫院急症室的護士表示，身邊同事對當下情況的意見正反各佔一半。她認為較年長的護士由於多數只接觸到電視上強調示威者武力的報道，傾向認為政府的行為合理。年青同事的意見則較傾向示威者。

同樣就讀港大護理系三年級的易同學提到之前到醫院實習時，觀察到不少註冊護士不願評論事件。他指同事或會私下抱怨警察暴力、希望移民等，證明他們並非不關心示威者的情況。他希望藉參加這次醫護界集會，向同行展示支持示威者的意見並非少數，鼓勵更多同事公開討論和表達對社會問題的意見。

8月5日迎來了六七暴動以來首次政治性罷工，全港不同行業的打工仔在七區集會，要求香港政府回應民間五大訴求，抗爭者的不合作運動更令公共交通工具癱瘓，機場多個航空公司及航空管制塔亦有工人罷工，令社會運動的規模再升級。職工盟估計有35萬人參與罷工，佔整體僱員人口約十分一。《惟工新聞》在當天走訪了七個集會地點，訪問了34名工人，嘗試整理他們的所思所想。這篇文章會先概述當天的罷工情況。

請假參與罷工集會居多　不擔心被秋後算帳

這次《惟工新聞》接觸到的工人當中，多數介乎20-29歲（24人）。性別多為男性（24人），女性有10人。以行業劃分的話，受訪者最多是來自資訊科技界（7）、零售倉務（6），其次是公務員（4）、藝文（3）、運輸（2）、法律（2）和物業管理（2）。其他行業的工人有8人。可見，罷工集會參與者的行業相當分散，除了IT、航空業界和社福界有組織明確響應罷工並發起集會外，其餘行業的工人都以零星參與為主。

據受訪工人所述，明確向僱主表示罷工的人數並不多。大多數受訪者都表示自己是請假或原本休假（19人）。本身是自由業者、工作時間較彈性，甚至待業，因此能自由參與集會的人有7人。另有8人明確跟公司提出罷工。

這些向僱主提出罷工的工人有4人來自資訊科技界，2人來自運輸界，2人任職零售業和物業管理。在資訊科技界當中，2名罷工工人在小型的IT初創公司工作。他們認為公司的文化較緊密，僱主經常鼓勵員工自學，以創新精神解決問題，並重視工人意見，因此允許員工因當下社會情況而罷工一天。至於另外兩位工人則來自大公司，由於部門主管罷工，他們隨即罷工。

兩名運輸界的受訪工人則分別是來自城巴和新巴的工會理事。新巴工會理事長林康濂表示，早前約有十多人致電工會查詢，例如是政治性罷工是否受保障、會不會被公司秋後算帳。城巴工會理事許漢傑則指，工會在內部出了罷工指引，讓車長了解相關資訊，以及協助車長登記。他指，城巴二千名車長當中，約二百多名車長罷工。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不少打工仔女都以請假方式參與集會，但當問及是否擔心被秋後算帳時，不少人表現得無所謂。任職測量師的歐先生透露，自己公司有項目主管是藍絲，表明會對記放假員工記名處理，但員工照樣放假。他表示如自己被秋後算帳，會轉公司。其他青年工人亦認為同行工作易找，因此沒有想過找勞工團體或工會了解相關權利。亦有年長的工人表示自己已有一定資歷，不擔心被僱主解僱。

政府以詭辯迴避訴求　大部分人不關心林鄭是否下台

與近日香港民意研究所發表的結果相同，受訪工人最重視的是撤回修訂條例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他們不滿政府對修例的處理和一系列回應︰「林鄭記者會講咗等於無講」、「政府什麼也沒有做，不是參加酒會就得，開記者會沒有回應」。元朗鄉黑無差別攻擊途人同樣是所有人的關注重點，不少人懷疑委員會的組成是否能達到撤查警察暴力的效果，對委員會沒有信心。至於撤回暴動定性和雙普選的訴求則有一定工人支持，接近無人提及林鄭和管治班子下台。

另一方面，對於近來在抗議中出現的光復香港口號，受訪者的意見紛雜。有些人指這標誌抗爭者要求香港獨立，並且以反對新移民、大陸水貨客為目標。但亦有不少人對口號的理解較為抽象，例如覺得是香港從現時的黑暗「重光」、或覺得口號是希望政府還一個公道、收復民心。

對工會認知偏低　傾向支持不合作運動

關於罷工當天抗爭者發起的「不合作運動」，包括阻礙港鐵閘門關閉、阻擋交通幹道等。本次接觸到的34名受訪者當中，8人曾提及不合作運動，全部皆對這種手法表示支持，認為透過這種方式能影響社會正常運作。當中一名出席沙田集會的IT業界員工明確表示癱瘓本地經濟是逼使政府回應的最佳方法。

不過，對於因不合作運動而受影響的其他上班族，受訪者亦表示體諒。一名出席大埔集會的freelance記者就認為能體諒受影響人士，但同時認為上班不一定要乘搭港鐵，不參與罷工的人士可自己調整上班路線。他表示不會強迫其他人參加罷工，但會嘗試向他們講解現時香港的問題。

這次全港大罷工再次突顯香港的工會力量長期低落，令員工不能在有組織的情況下發起工業行動。目前《僱傭條例》並無列明參與政治性罷工的打工仔權利，如因參與集會而「射波」缺勤，而沒有工會撐腰，同事之間又不夠團結，有可能被扣糧甚至解僱。本次訪問的罷工人士當中，只有五人有加入工會，包括四位公務員，以及上段提及的記者。四人當中，更只有一人的工會明確支持罷工，受訪公務員的工會均未有明確表明立場。

其中一位公務員透露，他所屬的工會曾討論會否罷工，最終否決了該決議，交由各成員自己決定，因此他自己一個人也沒有選擇罷工。另外一名公務員則認為工會平時能為員工爭取到更多權益，例如早前爭取五天工作（但工時保持不變），但在此次事件上是牆頭草。

受訪打工仔只有少數所屬公司有設立工會，亦鮮有員工集體就罷工與資方商討的情況。即使部分受訪者的行業有設立行業工會，如職工盟旗下的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和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大部分人皆不清楚這些工會的作用。

住屋問題成打工仔普遍不滿　唯對樓價問題理解不一

本次訪問中，其中一名受訪者指出：「這次反送中走出來，其實是過往數年累積的不滿爆發。」不少工人皆提及樓價高昂的問題：一位公務員提到自己的家庭因為加租而經常搬家，感受至深，沒有信心能買樓。另一位受訪者則講述有朋友一家四口住劏房，等公屋等了接近七年。政府口中的經濟發展根本是幻象，民生問題從未解決。

不過，當問及對樓價問題的成因時，受訪者的理解便相對含糊。一名測量師首先表示房屋問題來自新移民搶公屋，但在與記者交談的過程中，他又提到公屋落成量和地產金融的問題。他對政府不斷以單幢方式發展牙籤樓作為私樓炒賣甚為不滿，認為市區重建根本無法對基層市民帶來裨益。

近年來中港融合的過程亦在受訪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中表現出來。不過，工人的感受也因生活地點而有所不同。例如，出席屯門集會的人士普遍對自由行問題有深刻感受。相較之下，出席荃灣集會的受訪者對自由行問題的接觸較小，但目睹葵涌區的工廠大廈開始改建為酒店，亦開始感到自己不能置身事外。關於打工仔在工作層面感到的中港融合將另文再述。

為了響應8.5大罷工，一群香港建築師及建築界從業員早前在網上轉貼發給公司的公開信，呼籲管理層支持及配合參與罷工行動的員工。對於建築界從業員，一般打工仔可能只會聯想到藍領的地盤工，或者是測量師出身的梁振英，但對行業的整體情況不甚了解。《惟工新聞》在罷工當日走訪現場時，便與一位任職外資建築公司的測量師黃先生交流，談到行業自佔領運動後的變化。

自己死慳死抵買樓　收成期管理層樓買樓搞劏房

請假參與罷工行動的黃先生（化名）是一間建築公司土木工程部的測量師。他聽聞有同事將網上的罷工公開信範本寄給公司，卻因為沒有得到回覆，所以自己也只是個別參與集會。黃先生知道行內有些公司出了內部指引，容許員工彈性安排，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自己任職的公司便未有表示，同事之間流傳老闆保持中立。

測量師一般被理解為中產人士，黃先生也坦言自己的處境比一般打工仔較好。「自己除了工作外死慳死抵，基本上放棄生活很多東西和娛樂，算是上到車。」不過，測量師的剝削情況同樣嚴重，每日朝八晚六，趕交收益預測等報表時更要超時工作至晚上八九點，工時隨時長達十二小時。

黃先生認為反送中運動以來的所有問題均來自林鄭的錯誤決定。「假如她在6月9日（超過一百萬人遊行）後宣布暫緩，根本可以解決問題。過了6月9日所有事已難返轉頭。」他認為獨立調查委員會可行，但明言要確保其中立。對於示威者與警暴之間的矛盾，黃先生覺得要作完整調查，事後或可考慮特赦。

黃先生的意見雖然已屬保守，但也不見得是公司內的普遍意見。「公司不少人上了年紀，有些已有幾層樓收租。他們是樓買樓，搞埋劏房，傾向社會保持不變。」假如是以收租作重要收入來源，那這些所謂管理人員可能已脫離了打工仔的行列。「他們就是有一種感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又會覺得學生不應得寸進尺。」不過，黃先生也提到跟他意見相左的人也對元朗事件相當不滿，並非一定支持警察。

中資外資競爭激烈　資本為生存返大灣區交流

這次反送中運動的抗爭者除了不滿政府施政手法，也對中國法制和中港政治經濟融合表示質疑和恐懼。黃先生對此反應很大，指業界也受中國擴張所影響︰「你知道大部分土木工程的工作都是政府招標。以前有一位CEO在佔中時表示自己是黃絲，退出協會，結果失落所有投標，最後要死死地氣重新入會。」黃先生表示，現時大部分政府基建工作都由中國建築等公司投得。中國建築有屬下的判頭和公司，不會流出生意，結果令外資空間減少，變相使他的工作也變得不穩定。「做完一單工程便可能沒有工作，人工也難以增加。」

自從佔中後，建築業界不同資金來源的公司競爭更為激烈。為了在市場上生存，大資本的政治傾向也會隨之改變。「不少公司以前會去新加坡交流，但現在這些老闆要參與政協會議，辦交流團則變成大灣區。」問他有沒有去內地交流？「梗係無啦，去嗰幾日仲要我自己請AL！」

難結織同行　學會只開班不組織同事

這次由政治風波捲起的大罷工，暴露了香港工會組織之薄弱。對此，黃先生提到測量師同行可以互相認識的機會確實較小。除了轉工時認識新同事，唯一能結織同行的機會便只有在測量師學會。

「但我們去測量師學會都只是上堂，因為那裡提供課程和資歷。你可以當大家到學會的心態是返中學。」黃先生說。關於是否能在測量師學會認識和組織同行，他認為有一定難度︰「你想想，假如有人在屯門放工再到港島上堂，只是交通時間已差不多兩小時，加上本身已是收工再上堂，精神狀態疲累，要在學會花時間跟人討論時事可能很困難。」

不過，黃先生知道有不少員工這次無懼主管記名，決定以請假形式參與罷工集會，可見建築業界裡不乏相近政治意識的同事。8.5大罷工雖然不能直接迫使政府接受民間五大訴求，卻有助員工辨認有機會互相支援的人，同時展示打工仔組織起來爭取應得權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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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前，深圳公安發佈「深圳亮劍」防暴演習的片段，聲稱有1.2萬名武警參與。片段中多名頭戴黃色頭盔，身穿黑衣的示威者手持橫額和木棍衝擊數千防暴警察（！？）。然後防暴警察出動催淚彈和警犬，以壓倒性的人數把示威者圍捕。由於片中的示威者貌似反送中抗爭者，很多香港人都解讀為恐嚇反送中抗爭。值得一提的是，示威者的橫額寫著「還我血汗錢」，「我建大廈我卻肚餓」。

的確，中國公安鎮壓維權行動從來兇殘，收地收樓也可放催淚彈。在大大小小的工人罷工及土地維權當中，經常有工人被捕，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處以不超過15日的「行政拘留」，甚至被安插「尋釁滋事」等罪名而被判監。究竟深圳公安是想恐嚇香港人還是全國受剝削的工人農民？有可能以上皆是。

要打壓維權？很多時候根本未到暴力鎮壓，在源頭已經被撲滅。自2015年7月搜捕三百多名維權律師及法律界人士（709大搜捕）及12月搜捕過百名工運人士之後，緊接下來的一波鎮壓發生在2018年至今。

表一. 2018年至今被打壓工運人士概況

佳士建工會遭鎮壓 稱抓到幕後黑手卻不開庭

去年7月，深圳佳士工廠工人循正式途徑申請成立工會，卻遭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及老闆聯手打壓，四名工人代表被關押至今。來自全國各地，關注工人權益的學生因而來到深圳聲援。他們在工廠所在的坪山區遊行、演講，到政府部門抗議，卻在8月24日全部被捕。有些人被送回老家由該地警察看管，有的被逼接受日以繼夜的「再教育」，更有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而學校亦禁止學生在校內繼續進行關注工人權益的工作。

同期，深圳警察在8月份逮捕「打工者中心」工作人員付常國。新華社評論以大篇幅聲稱他與香港團體「勞動力」為佳士事件的幕後黑手。然而在這篇未審先判的文章刊登一年過後，付常國仍然下落不明，其家屬委託的3名律師先後因為遭到官方恐嚇而放棄處理其個案，亦未有開庭審訊。

工運人士陸續被牽連 社工記者也遭殃

8月過後，打壓陸續有來。到了2019年1月20日，多名廣東省勞工機構工作人員被捕，至今超過半年仍未開庭審訊。在3月29日，工人媒體「新生代」的兩名編輯被捕，罪名是參與塵肺工人維權。到了5月22日，輪到多名社工及網媒「土逗公社」前編輯被捕等5人被捕，至今下落不明。

香港團體聲援不絕

自去年佳士工人被打壓以來，職工盟、社民連、社會主義行動及多個關注中國勞工的團體不斷聲援，並向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提交投訴。

多個團體原訂於7月27日，佳士工人被捕一週年發起行動。然而7月21日晚元朗黑社會襲擊反送中抗爭者引起全港憤怒，網民呼籲一週後再次前往元朗抗議。聲援行動因而「暫緩」至昨日（8月9日）進行，多個團體代表到中聯辦抗議。

基督徒學會代表謝世傑發言時批評，中國政府近年大規模發展社工專業，卻忘卻了社工的根本價值是公義與人權。他指出，社工的工作有助解決有需要的人的問題，令人有更好的生活，實際上是為政府解決問題。然而中國政府打壓社工，要留下來的社工協助維穩，與社工價值相違背。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代表馬浩然談及被捕工運人士的遭遇，批評中國政府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惡法，未經審訊即剝奪公民人身自由半年。期間禁止公民見家屬和律師，而且監禁地點不明。他亦提到，過去不少遭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人受到酷刑逼供，擔心被捕工運人士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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