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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城大教職員協會主席 解構民主牆大字報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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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近年大專院校勞工問題多多,不滿聲音逐步浮現。學生被逼無薪實習、外判清潔保安被逼放棄遣散費、流浪教師成為高級零散工等,相信讀者已不陌生。近日城大教職員協會在校內民主牆貼出標語,控訴待遇差過回歸之前,更反映連「正規」教職員都不能倖免。惟工新聞轉載城市大學校園媒體城市廣播(City Broadcasting Channel,CBC)與協會主席謝永齡進行的專訪。


院校職工的無聲吶喊 有誰共鳴?

文:城市廣播

【城大專訪】城大教職員協會上週五(2月15日)於傍晚時份,在校內民主牆上張貼「教職員的薪酬待遇比回歸前還要差」的字句,控訴校方薪酬待遇差劣。

城大教職員協會主席謝永齡副教授指出教職員自回歸後,其薪酬與公務員脫鈎,待遇更每況愈下。再者,政府削減大學資源,同時城大開設更多研究生學位,數目大概與本科生人數相若。在人手短缺及工作量大增的情況下,教職員的待遇並沒有得到相應的調整。

薪酬評核制度弊端叢生 

以往,城大教職員是根據公務員職級表,薪金按職級及通脹遞增;但自2011年起,城大改採用薪酬評核制,以衡工量值來劃分薪酬,即教職員做得越好,薪金就越高。薪酬評核制大致分為零至三(不滿意至超卓越)等級,被評為零級(不滿意)的教職員就無法加薪,使薪金被通脹蠶食;被評為一級(滿意)薪金增幅約2-3%,只徘徊於通脹水平,即今年薪酬與上年無異;被評為2級(好),薪金增幅約3-5%,勉強追上公務員的遞增薪點;被評為三級或以上(卓越),薪金增幅約5-8%,可是謝副教授認為被評為卓越的教職員應給予晉升機會,但現時薪酬機制卻適得其反。

教職員「同工不同酬」

謝副教授指出2015年起,新聘請的教職員出現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如一級文員中,即使他們同一職級、工作性質一樣,或會相差兩至三成的薪金,導致員工士氣低落。而且,城大教職員相比其他大學或政府行政人員的待遇相差甚遠,削弱城大整體競爭力。

現金津貼缺乏客觀指標 

謝副教授談及在回歸前,教職員只須達到某職級如教授職位,便可享有房屋津貼、其子女更可享教育等津貼;但現時教職員只享有現金津貼,金額大約由港幣$2,000至$17,000不等。現金津貼是以個人劃分,當時的僱用合約列明教職員可享有多少津貼,視乎招聘需要而定。現金津貼不會因其工作表現或職位等客觀標準而作出調整。

城大管理層拒絕溝通

謝副教授認為問題並非一朝一夕,歸根究底,問題在於管理層一意孤行,他認為管理層從來沒有聆聽教職員聲音,形容雙方關係「極差」。雖城大管理層設立教職員諮詢委員會,但委員是由管理層委任,其代表性相當有限,形同虛設。而且,委員的任期最多只有兩任(即四年),當委員任期屆滿後便不能再進入諮詢架構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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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稅制改革後 Netflix亞馬遜盈利億億聲交0蚊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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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特朗普和共和黨力推的新稅制法案通過後,一般在美國生活的平民交的稅可能被Netflix和亞馬遜都要多。

稅制及經濟政策機構(The Institu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出版的最新報告指,Netflix 2018年在美國大賺8億4千萬美元(約66億港幣),但卻無交過1蚊稅。而且,Neflix還收到政府2千2百萬的退稅(約1億7千萬港幣)。網絡零售商亞馬遜的情況更誇張,該公司2018年的利潤翻了一番達到112億美元(約879億港幣),但依然是一蚊稅都不用交,並獲1億2千萬退稅(約9億4千萬港幣)。

經過一年多的政治化妝,美國大眾終於見識到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的真面目。該法案規定2018年起大幅削減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由原來的35%減至21%,並且擴大寬減限額。該法案的倡導者當時指降低稅率將讓企業更能承擔社會責任,減低企業避稅的動機。然而,這場稅制改革不僅沒有擴張賦稅基礎,更保留了各種稅制漏洞和特別寬免措施,讓企業能繼續避稅。

事實上,美國企業利用制度漏洞避稅的情況一直存在,現時的情況與以往不同的,只是稅率更低。據稅制及經濟政策機構表示,Netflix作為全球100間利潤能力最高的企業之一,它在2008至2015年間至少有一年沒有交過稅,在另外一年則用了其他方法少交了一半稅。亞馬遜在前年也同樣沒有交稅。這些避稅行為令原來已經極其嚴重的貧富差距更為加劇。

綜合外電報導。

參考新聞:
Netflix Made $845 Million In Profits And Paid $0 In Taxes Under New GOP Tax Law
Amazon Will Pay Zero Dollars In Taxes On $11 Billion In Pro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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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工會組織者被拘禁一周年  團體抗議要求立即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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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今日早上,菲律賓民間團體BAYAN Hong Kong & Macau發起抗議。一年前,即2018年2月22日,一位39歲的社會運動者Marklen Maojo Maga被武裝部隊綁架,其後被控謀殺。現時,他仍然被拘禁在塔吉市(Taguig)的監獄。

義務組織工人、社區  打籃球期間遭指控非法藏槍、謀殺

Maojo 是五一工聯(Kilusang Mayo Uno-KMU)的參與者,負責組織港口碼頭區域、北馬尼拉和中部工廠區的工會。另外,他也是菲律賓學生聯盟(League of Filipino Students -LFS )的成員,以及青年組織人民之子(Anakbayan)的創始成員。年輕時,Maojo大部份時間花在組織大學及社區裡的青年。

Maojo被捕時正與鄰居打籃球,警方指控當時身穿運動裝的他,身藏一支點45口徑的手槍。另外,Maojo也被控在棉蘭老島犯下一項謀殺罪,而他日常的活動範圍主要在馬尼拉一帶。

爭取改善勞工待遇竟成罪行  團體誓言不會被獨裁政權嚇倒

BAYAN發言人Eman指出,Maojo被捕原因荒謬至極,事實上,他犯下惟一的罪就是為人民而戰,包括爭取提高最低工資、廢除合約制和為工人爭取更好生活。 

來自印尼移民家務工網絡(JBMI)的代表Eni發言指,唯有改善本國的工作條件,人民才不須像現在這般被逼離鄉工作。像Maojo這樣爭取改善勞動待遇才是改變移工命運的出路。不幸地,現在在菲律賓、印尼以至於世界很多地方,爭取改善勞動待遇竟成了犯罪行為,很多人被靜靜地殺掉。

多個本地團體參與示威行動,要求釋放Maojo 及所有政治犯。社會民主連線馬雲祺指出,事情令他想起「少林足球」的情節:在一場街坊球賽中,其中一名球員身藏的士巴拿掉下地,他謊稱自己是汽車維修員,表示:「作為一個汽車維修員,呢個士把拿,係愛嚟上鏍絲用,係好合理嘅。」藉此掩飾在球賽中施暴的動機。而Maojo被捕的荒謬程度,與電影的誇張表達相若。

在Maojo被捕前,他的岳父——菲律賓民主陣線和平顧問以及勞工權益倡議者Rafael Baylosis——也在數日前被非法逮捕。團體指出,Maojo被捕,是杜特爾特政府對行動者和異議者鎮壓工程的一部份,是新興獨裁者肆無忌憚地展示蠻力的方法,杜政權試圖以此打擊人民的運動,但事實上,這些厚顏無恥的行為只會鼓勵人們繼續反擊,激發出更多的熱情。團體要求杜政府立即釋放Maojo,撤回對他的虛假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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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審記事】老闆潛水不還欠薪  打工仔可以如何追到天腳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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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當追討欠薪時,老闆全程潛水,告上法庭老闆還是不出現,打工仔有什麼辦法追回應得報酬?日前,惟工新聞記者到勞資審裁處旁聽了一單追討欠薪案件,申訴人在一間貿易公司工作多年,在2018年年末被解僱,但僱主一直拖延不支付最後一期薪金,代通知金、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及年終雙糧亦沒支付,金額合計逾十萬元,申訴人遂入稟勞資審裁處追討。

開庭當日,僱主方沒有出庭,亦沒交任何抗辯書,審裁官等了半小時後,決定判申訴人得直,判其可追回所有申訴項目。審裁官指,僱主方會收到法庭通知書,但根據其一直缺席的表現,憂慮僱主未必會依照法庭命令付錢。如果僱主方不執行法庭命令,申訴人可自行執行命令,方法有三個。

方法一:舉報僱主欠薪之刑事罪行

審裁官建議,申訴人可到勞工處舉報僱主欠薪。欠薪屬刑事罪行,最高可被罰款35萬、判入獄3年。審裁官指,這或可迫令僱主現身還錢。由於案件屬於刑事,如果僱主仍然潛水不出庭應訊,將會被法庭通緝。

方法二:找執達吏抄封公司

執達吏是負責執行及傳達法官裁決的法庭服務人員,當僱主拒絕執行法庭命令,償還拖欠的報酬,申訴人可找執達吏抄封僱主公司,要是公司不還錢,執達吏就會拍賣公司的物件以套現還債。這對公司而言會造成嚴重損失,因此公司頗大機會會選擇還錢。

審裁官指,申訴人要付一萬元以啟動這程序。但是,申訴人原本已被欠薪,現在還要投進一筆錢去追討,他接受惟工記者採訪時直言,這並非容易的選擇。不過,據協助工人爭取權益的民間組織「勞工組」成員譚亮英指,一萬元只是保證金,假如執達吏到達正確的地址,找到僱主,這筆一萬元的執行費用將由僱主承擔。但假如那地址不正確、執達吏無法順利抄封公司,但執達吏已經做了他應做的工作,申訴人就要自行支付執行費。

方法三: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俗稱「破欠」,當僱主無力償還拖欠的工資、年假錢、代通知金等,打工仔可向破欠基金申請款項。

首先,申訴人可以申請法律援助,入稟法庭,令公司清盤,陷入破產而無力償還欠薪的狀態,然後申訴人就可以申請破欠基金。

不過,事實上打工仔未必需要走過這複雜的程序。據勞工組成員譚亮英指,當打工仔所追討的薪金數目不大,而法庭啟動清盤程序所需要花費的數目遠超於欠薪金額時,法援署可能會向申請方提出另一做法:被欠薪的打工仔先到公司交一封信,要求僱主盡快還錢,假如僱主在21日內不付錢,法援署會直接將個案轉介到破欠基金,打工仔將在那裡得到還款。

由上年12月至今,申訴人首先嘗試以電話聯絡僱主追欠薪,後來到勞工處尋求協助,再上勞資審裁處,整個過程都是申訴人作主動,這個制度對於打工仔而言並不公平。譚亮英舉例說,當發生搶劫案,警方會主動調查,而事實上,僱主拖欠薪金也是犯了罪, 很多時勞工處卻要等到打工仔追討才起訴僱主,並不合理,他認為,勞工處的角色應該更主動。

【勞審記事】
補習導師離職被追18萬 審裁官:停職後無需付代通知金
護理員追欠薪 老闆:初時大家都是義工
富臨集團侍應病假期間遭解僱  告上勞審追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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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生要求終結放榜新聞 拒絕重覆刻板成功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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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本教育基金會

學生拒絕放榜新聞 要求更好的教育
教育部有責任具體回應

對於學測放榜後,對於各校校方刻意促成,蜂湧而出的放榜新聞,學生團體【風狗浪:學生思潮】發起了【終結放榜新聞:拒絕「成功」模板,停止製造神話】運動,本會敬表支持。

風狗浪社:「放榜新聞絕不只是純粹無害的故事分享,它所傳遞的訊息再製了升學主義對「成功」的想像,把這兩個字定義在「取得好成績」的框架裡,進而要求學生去追求、選填某些普遍被社會重視的高分科系,而不被鼓勵去探索或開發自己的興趣和潛能;而就算學生有了自己的志向,也時常被迫不能自主的選擇,扼殺了更多元的自我實現可能。」

風狗浪社的這個行動,不僅是學生主動站出來拒絕被當作招生或校譽的宣傳工具,更翻轉社會對「成功」的刻版印象。身為成人,除了讚賞,不能不站出來支持。

當我們社會還困在明星高中的迷思中,當大人以為學生讀書追求的,只是鎂光燈前的榮耀。沒想到,學生們早就擺脫了這些束縛–且不只如此,學生們還要昭告這些大人:不要再拿這些刻板的成功定義來定義我們。

兒童權利公約第12號一般性意見中,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談到:「只簡單聽取兒童意見是不夠的,當兒童有能力形成自己的意見時,必須認真考慮他們的意見。」

當整體社會認真考慮兒少的意見時,兒少提供給社會的觀點,都有帶領社會前進的潛力–有些揭露了社會習慣而放任的錯誤;而有些觀點則真誠到映照出社會的務虛造假。所以,面對學生對於放榜新聞的意見與訴求,主管機關不僅有義務審慎考量兒少意見,更應該透過這些重要的意見來與兒少合力推動社會前進。

本會支持「終止放榜新聞」,也希望更多人站出來支持學生意見的表達。並嚴正主張:
1、教育部應依照兒童權利公約,審慎且具體回應學生訴求。
2、校方有義務創造友善的兒少的表意環境,且不得因本次活動打壓學生。
3、教育單位應尊重學生隱私權及個人資料,學生之個資僅能用於教育目的,不得外流,更不得用以圖校方招生之利益。

每一位學子都是國家的明星!拒絕分數主義,請國家為真正的教育價值站出來。

 

聯署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35385580188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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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種類急降威脅糧食生產 聯合國警告生物多樣性危機不能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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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近日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全球生物多樣性正在不斷減少,而這些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的消失將會嚴重影響糧食生產,直接關連到我們每天餐桌上的食物。這是聯合國首次研究這些支撐人類糧食生產的物種。當下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徹底改變了地球的生態系統,其影響也逆反到人類自身,保護單一物種已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該研究彙集了全球數據、學術著作和來自91個國家的政府報告,指出不少間接參與到食物生產的物種,例如吃害蟲的雀鳥、淨化水質的紅樹林等,已經不像以往那麼豐富。在報告收錄到的2074種瀕危物種中,植物佔63%、鳥類11%、魚類和菌類則佔5%。為全球四分三作物傳播花粉的「授粉者」也面對危機。除了有大量文件證明的傳粉昆蟲數量下降外(如蜜蜂),該報告提到17%的草食傳粉者,如蝙蝠和雀鳥也同樣面臨滅絕。該報告表示:「這些物種對我們的糧食系統至關重要,一旦失去將不能挽回,使全球糧食和環境陷入危機。」

授粉是指花粉從雄蕊花葯傳到雌蕊的柱頭,並使植物受精繼而能結出果實的過程。2016年跨政府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科學政策平台(IPBES)的報告曾指出,歐洲9%的蜜蜂和蝴蝶正在面臨絕種,37%的蜜蜂種類和31%的蝴蝶種類正在下滑。在歐洲的一些地區,蜜蜂下降的程度更達到超過40%。動物授粉與5-8%的全球糧食生產直接相關,約等於2350億至5770億美元的年度產出。需要倚靠授粉者的物種則超過四分三,包括水果、蔬菜、種子、堅果和油料作物,為人類的日常進食提供主要的微量營養、維他命和礦物質。

生物多樣性的問題相比氣候變化獲得的注視要來得更低,但不少政府現時已不得不提高它們對此的關注。由於生態系統的轉變和消失,很多國家都錄得經濟上的損失。愛爾蘭、挪威、瑞士都錄得熊蜂數量的下降,埃及則密切關注魚類由於海洋溫度上升而遷向北方對漁業帶來的影響,岡比利提到該國社區因為野生食物來源變得愈來愈稀少,而要向外購買昂貴的工業製產品。

土地用途大幅轉變成主因 外國民眾要求政府規管耕作方式 

大部分國家都表示失去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原因來自土地使用轉變,例如森林被移平成大農場、大企業的農業方式過度開發令土壤耗盡養分,以及草原被石屎覆蓋成城市、工廠和道路。其他原因還包括過度使用水資源、污染、過度開發、侵略性物種的擴散和氣候變化。另一方面,雖然全球糧食比以往增加,但不斷依賴單一種植也將威脅生物多樣性。現時全球三分二的糧食生產來自9種物種(甘蔗、玉米、米、大麥、薯仔、大豆、油棕櫚、糖用甜菜和木薯),而剩下的6000種植物物種正在不斷消失,野生的食物資源也變得更難找到。

上週,德國巴伐里亞省的人民透過廣泛聯署,成功迫使國家制定法律改變耕種政策。自從德國製藥及化工跨國集團拜耳(Bayer)跟孟山都(Monsanto)合併後,該企業便積極發展種種對生態有害的農業產業,推動單一作物和售賣嚴重損害生物多樣性的殺蟲劑。這種農業發展同時令蜜蜂的生存面臨極大威脅。雖然這場運動有不少保守人士參與,沒有直接挑戰拜耳等企業而只是要求它們負上企業社會責任,但整個以追逐利潤而產生的生態滅絕已經顯得迫在眉睫。4月舉行的G7峰會、6月的全球保育峰會(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明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會議都將需要對此進行討論。

綜合報道。

 

參考文章:

Bees brought Bavarians together. And they have a lesson for us all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9/feb/19/bees-bavaria-planet-germans

World's food supply under 'severe threat' from loss of biodiversity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9/feb/21/worlds-food-supply-under-severe-threat-from-loss-of-biodiversity

Decline of bees poses potential risks to major crops, says U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feb/26/decline-of-bees-poses-potential-risks-to-major-crops-says-un

 

延伸閱讀: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Biodiversity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http://www.fao.org/state-of-biodiversity-for-food-agricultu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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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新聞都政治敏感?惟工在內地被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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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工人無祖國」,《惟工新聞》雖是紮根香港的工人媒體,亦積極報導香港的工人運動,但我們一直積極涉獵世界各地的工人狀況及抗爭新聞,務求拉近香港打工仔與各地工運的距離,甚或尋求連結的機會。而當中較積極覆蓋的,便包括了中國內地的工人資訊。

屈指一算,原創報導和轉載合計,單是本年一月,《惟工》就發表過五篇與內地工人相關的原創或非原創文章,對於一個沒有大額資助,成員多數只能在工餘參與的小型組織來說,這確實佔了相當部分的工作量。而我們的努力在近年亦開始獲得回報,不但豐富了部分香港讀者對內地的認識,更意外地吸引到一部分內地讀者瀏覽《惟工》網站。

然而,今後內地讀者要透過《惟工》認識各地工運,或許便沒有那麼方便了。《惟工》編輯近日收到消息,發現內地讀者不能再透過一般途徑瀏覽《惟工》網站。到 chinafirewalltest.com 網站查核,果然!內地天朝的網管大大,連《惟工》這般微小的媒體網站也不放過,把我們屏蔽了!到底這是因為網管主動找到我們,抑或只是因為網頁的敏感字詞太多,導致程式自動把我們屏蔽,我們當然不得而知。但觀乎我們過往一年曾報導的敏感事件:左翼八青年被捕、廣州日弘廠罷工、深圳佳士工人被捕……這次屏蔽也可算是意料中事。唯一惋惜的是,沒有能力翻牆的內地讀者,有可能要跟我們暫別一段時間了。

趁這個機會,我們整理了過往一年有關中國勞工的原創文章。在中共政權猛烈打擊工運人士的當下,中國內地的風風雨雨就更值得各位讀者關注。

樂評:重D音,與機器跳舞的工人
https://wknews.org/node/1904
北京勞工團體涉包庇性侵 受害者公開講述遭遇
https://wknews.org/node/1903
團體到中聯辦抗議 要求釋放佳士被捕者
https://wknews.org/node/1901
塵肺病工人遭警方噴辣椒水驅趕 維權之路遇三大難關
https://wknews.org/node/1864
「炒樓比到澳門賭場賭一鋪更快」 玩具鄭賣樓套現 深圳廠倒閉千人遭欠薪
https://wknews.org/node/1819
被捕佳士工人仍在囚 聲援學生遭多方面打壓 香港團體聲援
https://wknews.org/node/1804
防暴警察破門而入 55名聲援佳士工人之學生工友全被捕 
https://wknews.org/node/1800
佳士工人組工會遭拘捕 港團體到中聯辦抗議
https://wknews.org/node/1784
改革腐化工會 中國工人力抗資方打壓
https://wknews.org/node/1781
拖延三年有多 廣東省最低工資終調整
https://wknews.org/node/1775
亞馬遜被揭違法大規模聘派遣工 超時工作無付足加班費
https://wknews.org/node/1762
重建致租金翻倍 八萬深圳民工面臨逼遷
https://wknews.org/node/1755
在深圳建築地盤工作 患上肺積塵 三百湖南工人集體索償
https://wknews.org/node/1731
中國塔吊工罷工的導火線
https://wknews.org/node/1716
調查指8成中國女記者曾遭性騷擾 媒體機構缺處理機制
https://wknews.org/node/1712
中國和德國的外賣小哥
https://wknews.org/node/1674
釀生態災難致停工 海南人工島追欠薪
https://wknews.org/node/1656
咁__凍,點返工?中國北方的「低溫津貼」和「供暖補貼」
https://wknews.org/node/1653
山東臨時教師追討欠薪 學校反將教席外判
https://wknews.org/node/1648
搞讀書會擾亂社會秩序?香港團體聲援中國被打壓左派青年
https://wknews.org/node/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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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客讀書】今日西藏,明日香港?—— 讀《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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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代客讀書R

 

西藏這個地方對於不少香港人而言,雖然只是去旅行才有機會接觸到,但總能提及幾項有關的事物,例如達賴喇嘛、布達拉宮、佛教、藏獨之類。不過,深入接觸到西藏歷史的人,可謂鳳毛麟角。如果有志於探討西藏政治和歷史,此書提供了一個獨特視點 —— 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以觀察西藏在清末至民國期間的漢藏政治關係。書中以兩條主軸貫穿全書,一是西藏專使在藏交涉的經過和所見所聞,二是漢藏兩個政權之間在紛亂的國內和國際政治形勢下的盤算和博弈。

剛開始閱讀此書,筆者感覺很難進入書中的語境。一來本身對西藏政治歷史的認識近乎零,二來字裏行間用上大量藏文譯名,令人無所適從,也讀得頗辛苦。後來嘗試用小說的角度,反而讀得十分暢快,值得一讚的是作者並無將各西藏專使平面化,反而透過描述專使令他們立體化。事實上這些專使的人物背景不一定跟作者的主旨 —— 漢藏關係有關,但作者刻劃專使的行為、反應、心態,這些人物就不只是史冊上的名字,恍惚有了人物性格特徵。另外,作者亦從側面描述了西藏的社會和風土人情,令行文不致過於枯燥。作為一份博士論文,作者文筆超越了學術論文的水平。有意讀此書者不妨以讀小說的手法閱讀,或許能享受更多樂趣。

作者除了透過描寫各西藏專使貫穿全書,另一主旨是敘述漢藏關係。無論是清廷,還是民國南京政府的西藏特使,其對藏情的研判莫過於「英人煽惑」、因駐藏漢人虐殺藏民引致仇恨,只要通過勸、誘令西藏歸附民國,中央「派員議和,藏番必形讓步」。對於南京而言,漢藏問題由始至終都是「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問題,更是主權問題,「西藏都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但對於拉薩而言,至少在十三世達賴喇嘛而言,漢藏關係並非從屬關係,而是恩庇關係,拉薩政府與南京政府平起平坐。十三世達賴流亡後回國,早有獨立之意,對西藏內政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例如藉著英國利用西藏作為保護印度的屏障,向英國靠攏並藉此抗衡國民政府的勢力,向英國採購軍備以建立現代化軍隊,嘗試與川康等地的漢軍抗衡等等。

然而大部分西藏特使的所謂研判只不過是表徵,甚至只是趁內地未有一強大中央政府時乘機獨立的藉口。奈何主張改革的十三世達賴早逝,立志將西藏成為建立現代化國家的遺志繼承無望,改革派(或親英派)無法成為主導西藏的力量,而且礙於藏地苦寒,即使達賴有鴻鵠之志,最終亦未能脫離中國自立。但由於軍閥混戰、日本侵華、二戰爆發和國共內戰,中國始終缺乏一個統一和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令南京政府無暇向西藏用兵,拉薩政府仍享有相對獨立地位。就算曾經出現收復西藏的時機,南京政府亦無把握,漢藏關係始終時遠時近,反覆不定。如果讀者無暇閱畢此書,但又對朝貢體系思想有興趣,亦可直接翻到第13章,再由頭開始閱讀。

閱畢全書,令筆者身同感受的莫過於書中多次深刻描述幾名西藏專使訪藏後的心理狀況,其話語系統和論述,年代雖然隔世卻甚有值得借鑒之處,尤其是在現時本土意識高漲的香港更有弦外之音。清政府駐藏長官的暴虐無道,南京政府對藏形勢的錯誤研判,導致後來數十年漢藏之間在主權問題上同床異夢,換來達賴十三世所帶領的短暫改革和激烈反抗。雖然熱振攝政令漢藏關係迴光返照,但民國政權作為中央政府,在維繫漢藏政治關係上最終只能以徹底失敗作結。此情此景,彷彿在超過半世紀後的香港出現,例如前中聯辦法律主任強世功在近年的著作和論述,仍見朝貢體系的思想遺毒,同樣將近年香港的問題視為外國煽動,並不了解香港的政治和歷史背景 (見陳冠中和強世功,有關朝貢體系的文章)。然而,現況似乎並未走到最壞一步,未來的中港關係亦無人知曉,可是中央政府不改變對港形勢的研判,重蹈民國政府之覆轍是可以預見的。

 

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1912-1949)

作者: 朱麗雙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日期:2016/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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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同行聲明反駁《明報》八大保安清潔時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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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有數據有真相?慢著!先看看數據有沒有被做手腳。由多間大學關注工人的學生組成的工學同行於上星期一(2月25日)發表校園勞動調查,公佈各大專院校工人時薪。明報在報導這一調查時卻使用了錯誤的計算方法誤導讀者,將工人的有薪休息日改為無薪休息日,令工人的「時薪」平白拉高6至10元。惟工新聞轉載工學同行的澄清聲明


【工學同行澄清《明報》八大保安清潔時薪報導】

工學同行於2019年2月25日舉行聯校勞動調查發佈會,公佈了八大院校保安及清潔工友的薪金,然而《明報》在2019年2月26日報導所列的時薪數字與本報告有所出入,我們希望在此澄清。
數字上的出入並非由於抄寫之誤,而是《明報》計算時薪的方法出錯。工學同行計算時薪所用的公式是 (月薪/每日工時/31日) ,這道公式已計算有薪假期薪金。從明報報導備註中可見,明報計算時薪所用的公式是 (月薪/每日工時/26日) ,換言之,在編輯的認知中,清潔工和保安的假期都是無薪。然而,無論在當日的發佈會或新聞稿,本組織已多次強調及解釋各大專院校清潔工和保安外判合約的休息日都是有薪。再者,一直以來,傳媒在比較附有有薪假合約和最低工資兩者的時薪時,都是以31日作計算。所以,《明報》在這篇報導中計算時薪的方法確實奇怪又令人熟悉,因為外判公司的招募廣告的時薪公式也是如此。
無論是因為對調查數據畫蛇添足,或是編輯們認為假期理應無薪,報導中這種重新演繹數據所帶來的結果,就是令時薪金額看似提升,誤導明報讀者。希望《明報》眾編輯可以主動作澄清,令到公眾可以掌握正確資訊。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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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抗大國霸權間探索生活方式:訪濟州島反美軍基地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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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國政府強勁的整合和打壓,有些香港團體和政黨發起過「白宮聯署」、到美國大使館抗議,希望美國介入香港的政治環境來牽制中國。但只要略略聽過美國的「民主」事蹟,難保對這種說法產生疑惑:2001年為不存在的「大殺傷力武器」攻打伊拉克造成大規模死傷、2008年經濟危機時保護倒閉企業卻對破產市民無動於衷、美國國家安全局還一直收集數以億計的個人電郵、電話和通訊資料……美國介入另外一個國家的政治是甚麼一回事?

對此,南韓濟州島的村民可謂感受至深。2009年,南韓政府在濟州南部江汀村(강정,Gangjeong)興建海軍基地,允許美軍軍艦停泊,目的是制衡中國的軍事擴張,強化美國在該區的控制。大國之間的政治不僅影響居民安全,更摧毀了江汀村的生態。村民以至行動者如何抵抗無情的國家權力?沒有權力依傍,只有在地組織的江汀村經歷了甚麼?

去年「社運電影節」放映的《濟州和平村:第二十五小時的記憶》(스물다섯번째 시간,The Memory of the 25th Hour)呈現的,正是這個和平運動的片段。當時「社運電影節」邀得三位來自江汀村的三位行動者崔惠英(Choi Hyea-yeong)、Bandi和吳杜姬(Oh Doo-hee),以及導演Sungeun Kim來港與觀眾交流。《惟工新聞》有幸趁此機會邀請她們分享濟州島抗爭的情況,以及她們在抗爭中的反省。

脫離日治的濟州島 逃不過數十年的美國干預

濟州島位於韓半島以南,屬於韓國較邊緣的地區,有自己的語言。二戰後,濟州島在美國介入下撥歸南韓,卻促使它成為其中一個最反對美國軍事政權的地方。對濟州島民而言,艱苦的日治時期結束換來的竟然是美軍的統治,糧食一直失收,疾病、飢餓等問題也沒有解決,他們希望韓半島能達至統一,並且支持共產黨。

1948年4月3日,濟州島的左翼為抗議由美國扶植的南韓政權選舉發動武裝起義,及後又號召人民放棄選舉,令其失敗收場。連串的反抗釀成大屠殺,官方稱死亡人數高達二至三萬人,佔當時濟州人口十分之一。很多村莊被屠、放火,也有村莊在村民逃走後被燒毀。這些廢村剩下一圈圈石頭,本來都是用來隔開不同房間的矮牆。現時有些人會返回廢村種植,但不會回去居住。

多年以後,美國在當地的影響仍沒有離去。十年前,南韓政府在濟州南部江汀村興建海軍基地,允許美軍軍艦停泊。村民及外來的支援者在當地抗爭多年,卻難阻基地在2016年建成。填海後。江汀村失去整個海岸,只剩下河的出海口,水流受到嚴重影響。據受訪的三位行動者,村民因為無法阻止基地建成已逐漸失去信心,現時仍然堅持抗爭的多是外來支援者。

問:惟工新聞
答:崔惠英、Bandi、吳杜姬
韓語/英語翻譯:Sungeun Kim

10年的堅持:反對美國以小島作軍事據點

問:對於生活在香港的人對說,興建一個海軍基地是很難以想像的,更不用說這個海軍基地是因另外一個國家的利益而興建。可以講一下濟州島江汀村海軍基地的背景,以及反對興建海軍基地的人的想法嗎?

答:江汀村的海軍基地是以美國圍堵中國的目的建造的。政府雖然一開始表明軍事基地只會由南韓軍隊所用,但2017年11月,海軍基地更在測試美軍的核潛艇,到了18年4月,美國海軍上校曾秘密到訪過江汀村。海軍基地不僅威脅南韓的和平,更威脅到整個東亞。濟州島作為圍堵中國的第一島鏈的要點,島上居民的安全將會在軍事衝突時首當其衝受威脅。我們不僅反對興建軍事基地,更反對整個軍事工業。我們與本島的行動者要求南韓政府減少軍事預算,長遠實行無核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約20至30個行動者仍留在濟州島抗議,更成為了當地的居民,以「居民」的身份發起抗爭。

問:「軍事化」這個議題看起來相當不為人知,這種抗爭是如何出現的呢?

答:抗議軍事化的行動自從00年代的連串抗議,特別是08至09年李明博時期的媒體行動得到廣泛傳播。當時社會出現了很多一人媒體,人們報導自己身邊的事,在社交網絡平台得到傳播,繼而得到其他人的同情共感(empathy),建立了一個團結運動。

自從這次運動後,社會運動便由以往集中在大城市的幾個中心走向在地化。2007年韓國政府將密陽(Miryang)選定為「新高麗核電廠」送電線路工程的預定地,激起了居民的頑強反抗,更間接導致2012年一名老農以自焚表達憤怒,發展成一場反核運動。又例如2011年韓進重工業公司(Hanjin)工人罷工抗議公司裁員陷入僵局時,一名女工金珍淑佔領起重機200多天抗議。事件鼓勵了一位詩人組織巴士將全韓不同地方的人載往行動現場支持工人行動。從那時開始,不少本島的組織者也開始搭飛機到濟州島參與居民的抗議。

問:知道有機會訪問你們時,我們特意去找了關於濟州島的新聞來讀,看到去年10月11日,文在寅在濟州道出席海軍國際觀艦式後,舉行了與當地居民對話的座談會,就江汀村海軍基地向居民道歉。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南韓政府是否真的承認錯誤了呢?

答:正好相反,我們並不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你說的海軍檢閱每十年便會在釜山(南韓本島第二大城市)舉行。我們很早便知道政府希望擴張這次海軍檢閱的預算和陣容,同時將其遷往濟州島舉行。我們的村子三月時舉行了一場小型公投,不接受這次檢閱在濟州舉行。不過,總統府在7月時連續4次派人來遊說村民,希望推翻公投結果。他們開出的條件是,假如我們同意檢閱,總統會來濟州島向我們道歉。在這樣的情況下,江汀村的村委會10年來首次跟政府合作,他們決定再次舉行公投,並成功推翻了結果。所以,這次檢閱不但代表了軍事主義已經正式擴張到江汀村,也分化了村民間的意見。

10月時,文在寅來到島上,會見了那些願意跟他合作的人,無視那些反對興建海軍基地的人。我們開展了3週的抗爭,寫報道抗議政府違反人權,又到本島宣傳濟州島的情況。

行動者變居民 長期組織、實踐清貧生活

問:剛才你們提到行動者從本島加入當地運動,這與居民會否產生甚麼衝突?行動者跟居民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答:最初反對建造海軍基地的是江汀村的居民。他們反對的原因跟剛才提到的和平運動其實沒甚麼關係,只是純粹不想基地破壞他們的生活。其實很多居民都不想牽涉這件事,大概只有70至80人組織了起來。他們認為海軍基地威脅生活。以比喻來說的話,我們覺得村民就像水一樣,行動者則是魚兒。魚需要水才能生存,水沒有魚兒則是靜止的,兩者都互相需要。

有些村民跟行動者的想法是有分歧的。雖然村民之間都有不同的想法,但主導意見的是那些希望能跟政府談判的人。這樣說並非指他們是不道德或者無知,他們也明白興建基地意味的各種問題,只是行動者還未建立到一種另類的生活方式足以說服到他們。由起初單純的反對海軍基地,轉變成一場和平運動用了10年,現在可能又再需要10年去實踐運動意味的生活方式了。

問:聽你們的說法,濟州島江汀村的和平運動似乎進入了低潮。行動者如何在這時保持能量呢?你們做了甚麼令自己繼續行動?

答:我們利用這個時候打好自己的基礎。一方面,我們跟自己的朋友見面,另一方面,則是學習和平這個價值的意義。我們舉辦很多活動,總之目的是保持事情發生,無論是否緊急也好,我們也會舉辦小型的活動讓人家知道我們的情況。舉辦這些活動時,我們會收到回應,成為我們的推動力。現時的共識並不在我們這邊,因此我們只能好好保存實力了。雖然爭取改變很困難,但過程仍然很快樂,這讓我們繼續下去。

我們嘗試實踐一種自願的貧窮,這令村民感到很驚訝。在南韓這個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社會,就算是在農村生活的人也會希望可以致富。我們希望挑戰這種社會的工作倫理,因此我們雖然勞動,但盡量減少勞動,嘗試互相支持。我們現在有20至30多人,在工餘時,我們會辦很多「課外活動」,例如經營公共廚房、咖啡室和回收設施等。取得空間也是很重要的,我們嘗試租空地建屋。除此以外,還想方設法讓這場抗爭為人所知,例如組織合唱團唱歌、舉辦每兩個月畫展、英語通訊,以及籌備帶遊客認識濟州島黑暗一面的旅遊團。

為了支持這些行動,我們跟本島的行動者成立了「江汀村朋友」。透過這些行動者網絡的捐款支持,我們以每月最低工資生活,持續抗爭。

問:你們這些行動的數量和廣度都令人驚歎,可否追問一下為甚麼你們強調農村的生活?農村的定位跟城市有何不同?

答:在鄉郊地方,人們的行動多以生活作為中心;相反在城市時,人們則以事件為中心。在農村生活,我們能在生活中發掘事件,但在城市時則是有甚麼大事發生才集結起來。當然,相比起來,在城市的社會事件很容易傳遞和升溫,但在農村我們則感到有點孤立了。所以,在農村的草根團體其實也應該跟城市的政治團體連結。

在2000年代初,不少來自學生運動的左翼青年到了南韓不同鄉郊建立小型的草根社區組織。在首爾城媚山(성미산,Sungmisan Village),居民因為反對市紳化,在山上建立了學校和托兒所,舉辦文化活動。這些組織逐漸累積了力量,它們選擇了自己的當地代表,組成了綠黨。

超級大國難以撼動,抗爭者如何自處? 

問:在跟韓國以至背後美國這種全球大國對抗的過程中,你們學會了甚麼?可以分享一下嗎?

答:這個問題我們可能要分開回答了:

(崔惠英)我覺得失敗主義和犬儒主義都是很平常的事,我每天都會感受到。但在運動中認識了很多很好的人,大家一同奮鬥,這令我感到希望。

(Bandi)過程真的很艱難,但也會發現到不少好事。我以往在南韓也是一個行動者,但到濟州島生活,並且跟四、五十人一起生活,令我有很大改變。以往,我總是跟隨其他人的價值行動,但現在遠離了主流社會後,我創造了自己的路,感到更堅強。

(吳杜姬)回看這四十年,有很多時刻都覺得自己贏得勝利,雖然實際上只不過是小勝。現在,我總是覺得事情沒有進展,甚至倒退了。無論是環境,還是人們變得更貪婪。我仍然在找尋驅動自己奮鬥的原因,不是關乎勝利與失敗,而是關乎對錯。
很抽象地說,霸權的確存在。中美的確是超級大國,但我不認為是這樣。只要我們一天還存在,他們便沒有完全獲勝。最近那場閱兵盛事,我們完全搞砸了它。在權力的壓制下制造裂縫會令人被激勵,權力都喜歡秩序,所以我們要給它混亂。

延伸閱讀:
第十六屆社運電影節 《濟州和平村:第二十五小時的記憶》放映資訊
https://smff2018.wordpress.com/2018/11/10/25hours-20181128-guests/
3月7日:구럼비遭爆破7週年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91041570975396/permalink/2163998477013024/

相關文章:
【代客讀書】全世界都是戰場!《基地帝國:美軍海外基地如何影響自身與世界》
https://wknews.org/node/1588
【代客讀書】論台海巡防艦隊的角色——讀《看不見的屏障》
https://wknews.org/node/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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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審記事】開相聯公司避長服金 百本遭被炒管理人員入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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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打工仔事否會有疑惑,為什麼老世會以「方便出糧」、調職之類的原因,要求自己與另一間公司簽訂合約?而用另一間公司與自己簽訂僱傭合約,會否令自己離職時應有的保障,例如長期服務金等,消失得無影無踪?惟工新聞最近旁聽了一則勞資審裁署的案件,正正就是有僱主嘗試以用另一間公司的名義去避開員工應有的保障。

事主陳小姐,在被解僱時為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的市場銷售部經理(Marketing Manager),指百本拖欠其長期服務金約八萬元。陳小姐指,她於2013 年12 月在百本工作,直到2018 年 12月被百本解僱,符合長期服務金的申索要求。而百本一方辯稱,百本與事主並非僱傭關係。百本一方指,百本的確與事主於2013至2014是僱傭關係,但後來則是「香港醫護學會」與事主建立僱傭關係,與百本無關,所以事主沒有追討長期服務金的法律基礎。

然而,這一切都是掩眼法。陳小姐稱,當時百本以「方便出糧」為由,要求陳小姐與「香港醫護學會」簽訂僱傭合約,而之後職位的名銜亦絲毫未變,以「百本」冠名。審裁官亦質疑,若果百本與事主並無僱傭關係,何以所有電郵,甚至連警告信都以「百本」之名發出?

實際上,惟工新聞翻查2017/2018 年度百本的中期報告,發現香港醫護學會(The Hong Kong Health Care Federation Limited)與百本人才培訓學院、百本集團均為奚曉珠(Hai Hiu Chu)實質控制,並且為「關係方」(Related Parties)。加上事主呈交勞資審裁署的資料,有合理懷疑百本是利用巧立明目開設分公司,以規避資方責任。

百本以為此計可以得逞,實情百本此舉似乎徒勞無功。實際上,只要滿足下列兩個條件,年資即以連續計算:

  1. 新舊公司為相聯公司

  2. 合約訂明的工作性質相同,且:

與事主所簽訂的合約與原有僱傭合約的條件等同 或;

不較原有僱傭合約為差

審裁官指,當初訂立法例時,正正考慮到當年有些酒樓老闆透過不斷「改名」,令僱佣關係在不滿五年就中斷,以避開長期服務金等責任。審裁官甚至指,若果百本與「香港醫護學會」為相聯公司,加上事主的職位一直是冠以「百本」之名,「百本一方勝算不高」。

勞工組譚亮英指出,十年前有一宗有關「相聯公司」的案件比較矚目。當時「海洋皇宮」倒閉時,曾經開記者招待會公開交代,並要求工人申請破欠基已金。然而,不久卻發現同一老闆在另一區開設另一家酒樓,備受爭議。譚亮英指出,同一股東、資本明顯是「相聯公司」,老闆以「相聯公司」去規避勞工福利時而有之。

事實上,百本一直在醫護界當中惡名昭著,除了一方面接醫管局一億外判生意,另一方面委任高永文作獨立非執行董事外,亦善於以不同手段跟員工撇清關係。早前惟工新聞就報導過,百本如何以假自僱來規避基層護理人員的勞工保障。老闆想縮數總有千百個理由,若各位打工仔遇到老闆威嚇,毋須自覺理虧,請即向相關工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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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在居權運動中重新認受母語 ──二十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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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年是爭取居留權運動第20年,不久前的1.29晚會,一位操純正廣東話發言的女士以閩南話唱起李白的詩歌,那是來自勞協的林瑞含。這位土生土長、半生參與基層民主運動的香港人,在居留權運動中重新與母語、母親的家鄉產生連繫。居留權爭議爆發初期,香港的打工仔亦在金融風暴過後驚魂未定,當時政府已為中港人民矛盾種下禍根,即使是勞工團體早有意覺,知道是政府著意分化本地人與新移民,轉移視線,令人們將生活的不滿怒火發洩到新移民身上,政府可藉此逃避責任,但到了見面時,雙方關係還是充滿張力。幸而,激烈的交鋒也開啟了真誠的交流,林瑞含在過程中體會到,香港人的母語不只一種,不同語言的人也並非完全沒有對話的可能。惟工新聞特此刊登來稿。


文:林瑞含(勞資關係協進會)

寫於2019年1月29日

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輕舟已過萬重山

這首<下江陵>,算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李白的唐詩。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在香港受教育的香港人,我第一次讀它,用的是純正的香港的廣東話。

然後我也用過國語或普通話來讀它。

但我真的沒有想過,有一天我可以用我的母語──福建的閩南話來朗誦。我竟然還在51歲那一年,開始學起福建南音來。福建南音,是用閩南話來唱的一種古調…….我用它來唱<下江陵>。

1999年的農曆新年,政府總部居然響起了閩南話

出生和成長於香港的我,廣東話是最流利暢通的語言。但雖然程度有限,閩南話卻是始終連繫著我與由大陸福建移居香港,最後葬身於爸爸落地生根的菲律賓的媽媽的我的母語。

福建家鄉,小時候是親的。因為那是人在香港與我相依為命的媽媽心之所繫;那是外祖母還在的地方,我唯一同父同母的哥哥生活的所在。媽媽在香港只有我們二人的家,與我講的是閩南話,說的很多都是家鄉的人和事。我們人在香港,卻好像一直活在福建。

1971年當我還在讀小三時,媽媽因為要回鄉安排哥哥的婚事,把10歲的我帶回福建住了將近一年。我還在那個文革時期的大陸,讀過一個學期的小學。在那個當時我不知道動蕩的年代,由經濟已經起飛的城市到了貧窮的漁村,我是一個處處顯得優越的孩子,也因為這樣吧,我在那裡渡過了一段愉快的童年。

在家鄉每天說著閩南話的我,說著說著,竟然把還要在香港應用的我最流利的廣東話忘得一乾二淨。但是,重回快步發展的香港生活之後,隨著我的廣東話又恢復和重新暢通起來,我卻慢慢長大成為了一個日漸與福建家鄉遠離的香港人。隨著我雖然批判但仍然享受著香港的現代化,福建家鄉逐漸相對地變成了守舊落後的意象。

所以當1999年初我第一次踏足爭取居港權人士聚集的政府總部,忽然在香港的政治中心地帶聽到周圍響起的閩南話,我彷彿在夢中突然回到那時已經十五年沒有回去的家鄉,我即時的感覺是很想逃離。但非常矛盾地,親切感也是很真實的。更何況那時我已經參與勞工運動接近十年,他們作為被剝奪了居港權利卻起來爭取的弱勢者,還是一步一步把我拉回去。

以不同鄉音的廣東話交鋒亦交流的中港基層困境

在接近十年的勞工運動參與中,我與一群在工廠北移被拋棄後開始尋求集體力量互助共生的女工一起。透過轉業歷程的艱難,我與這些女工重新認識了她們的勞動和家庭經驗、她們與社會和政府的關係、與及她們這個社群合作發展的可能性。後來女工透過合作社共謀經濟發展,學習在組織生活中互相支持也互相挑戰,同時一起要求社會發展必須顧及基層的利益。

1999年,女工合作社的成員已經經歷了幾年個人的輾轉轉業和合作經濟的集體實驗。回歸後不久便由金融風暴引發衰退,香港的失業率和領取綜合社會援助的人數持續攀升,她們亦與很多香港人一樣感到不安。

就在此時,由1997年7月1日起實施的香港基本法有關港人子女居港權的規定引起巨大爭議,爆發了動能強大的爭取居港權運動。香港政府也以大動作回應,包括提出會有167萬人湧來香港的嚇人數字,大肆宣傳香港經濟會受到嚴重破壞,以阻擋這些港人內地子女獲得居港權;甚至不惜衝擊香港的法治,就有關法例首次尋求人大釋法。

合作社的女工們已對政府分化本地人和新移民有一定的警覺。她們知道,政府意圖轉移香港基層生活質素不斷下降和不穩定,其實是因為官商勾結下貧富懸殊的政經結構所致。但當兩地女工透過不同鄉音的廣東話面對面交流時,雙方狀態的差異,卻忽然擦出了爭辯到有點面紅的火花。爭取居權者連日來承受了太多「來香港搶飯碗」的指責,突然非常防衛地表示他們不怕承認就是要來搶飯碗,並說是香港本地人自己不能捱苦又嫌薪水低,才怕他們。於是,來表達支持的本地女工開始生氣了,說爭取來港的朋友根本不明白他們非常年輕便工作養家,香港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後,他們到了中年反而要忍受轉業被壓工資的痛苦。

大家在激動之中變成了交鋒,但這樣應該是更加真實的交流。合作社的女工說這叫做「不打不相識」。

當有機會進入別人自小看著家人陸續獲批到港而自己被遺留下來,因而渴望到港團聚,並且像其他港人那樣得到較好發展的故事時,女工其實就比較可以站在爭取居權者的立場,支持他們既想來港亦需要飯碗。後來女工們更加在他們的爭取中,看到香港工人面對自己權利受損時的無力,因而越發敬佩他們為自己的權利而行動起來的能耐。

香港人的母語不只一種,讓我們在新的社區合唱共鳴

其實,為著追求幸福而移居尋求更佳勞動機會的人,都需要具備很大的勇氣。這也就是我們很多人的父母,亦即香港的歷史。

不同時期來到香港的人,來自很多不同的地方。除了來自大陸不同省縣城鄉之外,也有由不同國家移動來到香港生活的人,例如南亞裔的朋友、越南及其他地方的難民,以及幾十萬為我們辛勞服務的外勞。

他們都是為了改善生活而離開原鄉,來到香港都要努力適應投入,因此也會學習香港主要的語言:廣東話!但他們也都帶著各自的母語在身上,其中盛載著他們複雜但豐富的情感和思慮、糾結和念記。所以,我們其實應該認真面對:香港人的母語不只一種。我們更加應該誠懇地互相學習,在新的社區中新的人際關係裡合唱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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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Superpower Hegemony for People’s Living - A Chat with Jeju Activists against U.S. Naval Base 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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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ace of domineering cooptation and suppression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me organisations and parties initiated the ‘White House Petition’ involving protesting outside the U.S. Embassy in Hong Kong, in the hope that the U.S. will intervene in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here to counteract forces from mainland China. It is hard not to cast a doubt over such discourse, if one has ever remotely heard of the ‘democracies’ according to Uncle Sam - the 2001 U.S. invasion of Iraq with huge casualties justified by the supposedly existent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the adamant bailing out of failing corpora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shoulder-shrugging in face of masses of struggling domestic citizens who when broke in 2008; not to mention the open secret,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s continuous usurpation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rsonal contact details…… What exactly happens when the U.S. gets its nose into another country’s business?

On that question no one is more qualified to answer than residents in Jeju, South Korea. In 2009, Gangjeong Village, situated at South Jeju, was chosen by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s the site of a newly planned naval base - for no other reason but taking U.S. warships on as VIP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American control and counterbalance Chinese military expansion in the region. Political maneuver between world major powers severely affected residential security and the ecology of the region. How did villagers and activists intervene the high-stake power play and in doing so what have they experienced, given there being no alternative power centers but grassroot organisations in Gangjeong?

Glimpses of the peace movement they staged were captured in The Memory of the 25th Hour, a film screened during last year’s “Hong Kong Social Movement Film Festival”. During the screening, “Hong Kong Social Movement Film Festival” was honored by the presence of three activists from Gangjeong - Choi Hyea-yeong, Bandi and Oh Doo-hee, as well as director Sungeun Kim, who shared the story behind the scenes with Hong Kong audience. Workers News is very honored to hear from them the situation of the struggle at Jeju and their respective reflections on the movement.

Jeju - Decades of U.S. Intervention following Japanese Occupation

Located at the South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Jeju had their own distinctive dialect and was largely marginalized due to its geological isolation. After the WWII, it was handed over to South Korea by the U.S. - which explains why it beca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vocal places in protesting against U.S. military rule. Having experienced year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feeling ‘disappointed’ probably understates what a typical islander thinks of the immediately succeeding U.S. intervention alongside unending crop failure, epidemics and famines. In pursuit of the goal of a united Korean Peninsula they suppor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Korea.

On 3 April 1948, the Islander’s leftists decided to initiate a militant revolt to struggle against the U.S.-backed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d called for boycotting the election, resulting in an electoral failure. This attracted the ensuring massacre, with the official number of deaths at 20-30 thousand - a staggering one-tenth of the Jeju population. Villages were massacred as well as being set on fire with, or without villagers (as they ran for survival). Remnants from the brutal deeds could be seen in form of the remaining circles of stones used as dwarf walls to separate different rooms in a Jeju dwelling. Some people returned to the ruins for plantations but none to reside.

The overwhelming U.S. influence over the island did not cease with time. A decade ago,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started building a naval base allowing U.S. warships to park at at Gangjeong Village, south of Jeju; despite the islanders and outside supporters’ continuous struggle against it, the base was completed in 2016. The reclamation costed Gangjeong Village their whole seashore; what remains is the river mouth discharging a narrow stream of water into the sea. This severely impeded the natural flow of water. Sadly the villagers had lost confidence in the struggle due to the defeat - according to the three activists - and outside supporters became the core fighters in the current struggle.

 

Q: Worker News

A:  Choi Hyea-yeong, Bandi and Oh Doo-hee

Korean-English translation: Sungeun Kim

 

A Decade of Insistence: Against U.S. Military Foothold Conversion of Our Island

Q: It is very hard for a typical Hong Kong dweller to imagine the building of a naval base from scratch, not to mention it being built for another country’s interests. Can you please tell us more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val base at Gangjeong, Jeju, and thoughts from those who are against the plan to establish it?

A: Gangjeong Naval Base is buil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tention to encircle China. Although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declared from day one that the base would be used by South Korean Army only, in November 2017, a U.S. military nuclear submarine was tested at the base, and in April 2018, U.S. naval colonels paid a secret visit to Gangjeong. The naval base does not only threaten peace in South Korea but also the whole East Asia. Jeju being the pillar of the first island chain surrounding China means that islanders are at an extremely precarious position in case of military conflicts. We do not only oppo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val base, but also the whol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We, along with activists from the mainland, demand that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reduce its military budget and aim at de-nuclearisation in the long term. In order to achieve that, twenty to thirty activists remained at Jeju to protest and also to become local residents, continuing the struggle with the identity as a resident.

Q: The issue of ‘militarisation’ has never been very well-known. How did the struggle around it arise?

A: Protesting against militarisation was amplified with the 2000’s wave of actions by the media especially during the Lee Myung-bak era (2008-2013). One-man-band media-reporter flourished as people reported events around their everyday live and propagated them through online social media. This fomented general empathy among the public and eventually a solidarity movement.

Thereafter, social movement transited from being clustered at megacity centers towards taking root in various local communities. For instance, the 2007 Korean government selection of Miryang as the designated site to construct the electricity network for Shin Kori  reactors saw resilient protestation from the neighbourhood, culminating into a climax when an elderly farmer burned himself alive in 2012 to express his anger and grievance concerning an indirectly related matter. This gave birth to a ‘No-nukes’ movement. Consider also the time when the 2011 strike against the heavy industry company Hanjin turned into a stalemate; a female worker Kim Jin-sook occupied a crane for over 200 days in protest, inspiring a poet to organise coaches drawing in people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to support the workers in person. From then on, organisers from the mainland began to fly over and take part in Jeju Do residents’ protests at the scene.

Q: In preparing for this interview, we came across a piece of news regarding the current South Korean president Moon Jae-in’s apology to the Islanders for building the naval base. This happened in a forum that aimed at interacting with the locals on 11 October 2018, which he took part in after attending the navy’s international fleet review. What was going on? Was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dmitting fault here?

A: Quite the opposite - we do not consider it as good news. The fleet review you mentioned take place in Busan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n the South Korean mainland) once every decade. We knew early on that the government wished to expand the budget and scale of the review this time round, and switching the venue to Jeju. Our village started a mini-referendum in March which indicated that we refuse the arrangement. The government, however, sent lobbyist to the village four times in July, offering the president’s apology in exchange for a green-light giving. Under this appealing offer, the Gangjeong village committee made the historical decision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 they had not done so in the past 10 years - through calling a second referendum and successfully overturning the original decision. Thus, this review signified not only Gangjeong village’s encroachment by militarism, but also a significant crack in the villagers’ unity.

During October, Moon Jae-in visited the island to meet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work with him - exclusively, excluding voices still firmly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val base. We campaigned for a full three weeks by writing news reports regarding the government infringes residents’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publicising our situation to the mainland.

Activists Transformed Residents: Long-term Organising and the Practice of Voluntary Poverty

Q: You mentioned just now that there are activists joining the local movement from the mainland. Does that create conflicts with islander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 Gangjeong villagers initiated the opposition towards the naval base. The reason why they rejected the plan was not really related to the peace movement we mentioned above in the beginning; they acted purely to defend their original way of life. A lot of residents wish not to be involved at all and the organised body of villagers consists of only 70-80 of them, with the main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being a threat to their livelihood. To use an analogy, we think that villagers are the water and activists the fish. The fish needs water to survive, while water without fish swimming in it becomes stagnant - we need each other.

The views of some villagers does not align with that of activists. Despite diversity among their opinions, villagers are led by those wishing to negotiate with the government.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y are immoral or ignorant - far from it, they understand quite well the repercussions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ase - it is down to the fact that activists had not been able to convince them through demonstrating an alternative way of life that works. It took ten years for us to transform the movement from one simply oppo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e to a peace movement; it will probably take another ten years for us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way of life implied by our avowed aim.

Q: It seems to us that unfortunately the movement for peace at Gangjeong village, Jeju Do has entered a downturning phase. As activists, how do you keep your stamina up? What are actions that have been taken to keep yourselves going?

A: We take this period as a time for u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On the one hand, we keep meeting our own friends; on the other hand we keep learning about the value of peace. We organised so many activities just to make sure that things keep happening. Small-scale activities are organised regardless of the urgency of the situation, in order to keep people updated on our situation - through these events we receive feedback that become our fuel. As the consensus does not lie on our side at the moment, we cannot but conserve our energy. Even though the struggle for change is difficult, the enjoyable process always keep us going.

We are now experimenting with a form of voluntary poverty. This shocked the villagers, as the shamelessly capitalist South Korean society makes even peasants dream of making a fortune. It is our aim to challenge this social work ethic. We labour while minimizing labour through mutual support. Our current group of 20-30 people organises variou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during time off-work, such as managing a communal kitchen, cafe and recycling facilities. We also try to rent empty land for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s as we reckon the importance of space. Besides that we try our best to publicise the struggle through organising choirs, bi-monthly English newsletter, art exhibitions and politics-focused tours to reveal to tourists the shady side of the island.

In order to support these movements, we formed the organisation ‘Gangjeong Friends’. We live every month on the minimum wage with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network of activists.

Q: The breadth and sheer number of action simply amaze. Once again, why emphasise the peasantry lifestyl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in orientation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villages and cities?

A: In the countryside people’s activities are more oriented towards living; in contrast city dwellers’ attention is centered at particular incidents. Living in rural villages allows us to explore events as we live our lives, whereas in cities we only gather when something huge happens. The latter comes with convenience in propagating and agitating through certain social events, but at the not-small cost of isolating rural voices at the margins.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for us to connect rural grassroot organisations with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in the city.

During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a significant group of left-leaning youth with a background in student movements went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outh Korean countryside. They set up various small-scale grassroot social organisations, with Sungmisan Village in Seoul being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 as residents countered encroaching gentrification, they built their own schools and nurseries and organised their own cultural events. These organisations eventually gained sufficient strength to form and vote for their local Green Party representatives.

How Activists Become Resilient When Facing Unassailable Superpowers?

Q: Last but not least, can each of you share with us your lesson learnt from fighting against the South Korean state and the superpower, United States?

A:

(Hyea) Defeatism and cynicism are common epidemic of our time and even I experience them every single day. But I still am hopeful because of all the kind souls that I met along the way and are still fighting along with me.

(Bandi) The process was daunt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lots of good things happen. I used to be an activist in South Korean mainland, and I am used to following others’ values as I take part in actions. Living in Jeju with forty to fifty other people changed me drastically. Now distanced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 create my own path and become stronger.

(Oh Doo-hee) Looking back at the last forty years, there had been lots of moments when I thought that I won the victory, although in reality they are only small wins. Today, I always feel that we are not proceeding but rather receding, in terms of both the environment and greediness in people’s heart. I am still searching for my reason to continue fighting, not for the fruit of winning, but for what’s right.

Put abstractly, hegemony indeed exists. The U.S. and China are indeed superpowers. But I don’t think it is true in another sense. As long as we are here they will never be victorious. The recent naval review - we destroyed it. Create cracks in Power that suppresses to excite and encourage people. Power desires order and that’s why we have to keep creating chaos.

 

《the memory of 25th hours》28/11/2018 screening information

https://smff2018.wordpress.com/2018/11/10/25hours-20181128-g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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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工廠將被消失 你不可不知的「盲人工潮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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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殘疾人士只能被援助,無法自力更生?是否難以想像,視障人士也能製作紙品、衣物,甚至成立自己的品牌?在位於土瓜灣木廠街的盲人工廠裡,盲人工人不但習得技能、工資,賺到尊嚴,更編寫了香港工人運動重要的一章。可是,這些都將成為歷史,因為工廠即將被改變用途,改為復康中心、庇護工場及宿舍。傷殘者家屬彩鳳撰文回溯盲人爭取加薪、反抗剝削的工運史,並探討傷殘人士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被逐步排斥,引發我們重新思考應如何理解殘疾與勞動的關係。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你不可不知的「盲人工潮s」
文:彩鳳(傷殘家屬) 
寫於2019年3月12日

無論係咪左膠,你應該都知道香港有唔少傷殘「工人」。用括號,係因為其中一大部份只被視為庇護工場的學員,付出勞動,卻不被認可為工人,只可取得「訓練津貼」。 (註零) 而這次要談的是,香港唯一一間盲人工廠的工人。

最近,盲人工廠正面臨被消失! 可惜,事件只有少量傳媒注意。據眾新聞及港台報導,現時工廠共二百多人,58名為工人,負責製衣、紙品等工作,主要聘請視障者,亦有為其他殘疾類別人士提供工作機會。事源2013年廠方,亦即是全港最大的盲人服務機構「香港盲人輔導會」參加了政府的「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擬將工廠重建,改為綜合復康服務,工廠很可能不會保留。(註一)

事實上,盲人工廠不單為香港的傷殘工人提供工作機會,更是香港工人運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據當年的報章報導,1971年的「盲人工潮」,正是盲人工廠的失明工人引發。工人經半年爭取加薪不果,反而被廠方把工廠變為「訓練中心」,變相辭退原有工人,於是罷工。由於資方是社福機構,事件很快成為勞工和社會公義議題, 引起廣泛關注(註三) 。當時,亦有大專生到場支援。 (註四) 其中一位支援者周兆祥認為,工潮得到支持,與當時年青一代普遍反港英政府的情緒有關。(註五) 而介入運動的社工黃強生則認為,工潮的重要性在於它是香港史上第一宗由社會服務單位介入的工潮。(註六)多年後,又因盲人工廠額外收取視障工人冷氣費,2004年再次引發工人行動。根據張超雄在《請勿憐憫》(註七) 的記述,這也跟傷殘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的歷史有關:「當年婦女地位低微,失明婦女更受歧視」。盲人女工苑玲的故事也嘗試更立體呈現工人的身份,打破傷殘者等同被照顧的迷思。(註八)

而歸根究底,傷殘工人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傷殘與資本主義長期維繫著一個壓制性的關係。90年代,傷殘學者奥利弗(Oliver)在《傷殘政治》一書中指出,雖然資本主義不是唯一影響傷殘處境的因素,但它肯定建構著傷殘文化,包括總把「傷殘等同個人悲劇」。奥利弗又引用芬奇士坦(Finkelstein)的「三階段論」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模式如何建構大家的傷殘態度。(註九)

在工業革命前,傷殘者仍可參與在小農及手工生產模式的工作,傷殘只被視為個人不幸。到了工業革命,生產模式加快、工廠規訓式空間,越來越高效率的要求,自主和彈性下降,對不同能力的傷殘者很不利。社會開始把傷殘者被排拒在工業之外,視之為無生產力,是教育和社會負擔的問題之一。資本主義對剩餘價值的追求,再加上主流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總把傷殘定義為失去社會功能,傷殘進一步被建構為個人悲劇。甚至,把傷殘者與社會隔離,以免增加社會開支。現階段的資本主義環境,由於科技和醫療專業的不斷發展, 以及在人權共融的說法下,大家對待傷殘的態度才相對「寬鬆」。

簡單黎講,正如我阿媽話齋:「我地以前種農果陣,有咩話殘唔殘呀,種到菜就得啦。去到工廠,豆乳咁細,老闆先覺得傷殘人士唔方便。」

當然,唔係要有工作,傷殘人士先有價值。正如傷殘女性主義者希爾耶(Hillyer) 認為,強調傷殘者的工作能力,實在是健全中心主義(ableism)與資本主義共謀的結果:健全才有勞動力,形成優越地位。在主流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總是被強化有工作才是好的意識形態,以確保人力資源的累積,並鞏固資本主義的運作。過程中,「有工作便是有用的人」的意識應運而生。當人進入不同的傷殘狀態後,往往被定型為「被照顧」或「無用的人」。於是,把傷殘者推入不同形式的勞動力,背後的意識形態極可能是想變回有用的人。所謂「有用」的標準,既來自健全和資本的想法,同時又鞏固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意義和健全中心主義完美的想像。

上面呢段囉嗦左,但一句到尾:「人哋做到野,你係都要趕盡殺絕嗎?」工廠真的應該關閉嗎? 係都要將工人夾硬推返去庇護工場,做不被認可的工人嗎?

盲人工廠工友阿傑也曾做過庇護工場,津貼低微事少,最大問題是不被尊重:「(庇護工場)做得不太開心——沒什麼自由。」有導師更曾對他直指:「你看不到,什麼都做不到,你是沒有獨立權的。」阿傑在工廠卻感受到快樂:「做了這麼久了,甚麼都做熟了,又有自信。」(註十一)

 

(註零) 全港庇護工場一覽表
https://www.swd.gov.hk/…/page_rehabmap/sub_dtsmap/id_swsmap/
(註一)
眾新聞,2019年1月7日:「留得住」展亮,「保得住」盲人工廠嗎?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17655/展亮技能訓練中心-盲人工廠-17655/?fbclid=IwAR3p0F58BqTR6oXK74lboeVG5T1e-L6SuFTlJqW1LcK8dEDZ-WYKn0Q0Ooc
(註二)
1963年3月工廠於土瓜灣落成,是全亞洲首間盲人工廠。資料來源:http://www.hksb.org.hk/
(註三)
陳伊敏,《明報周刊》,第2320期封面故事 〈各行各業,工運五十年〉
(註四)
香港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曾訪問工潮,並出版聯合聲明:http://hkcssst.net/team_events.htm
(註五)
其他年青人包括鄭海泉、何俊仁、侯萬雲等等。
(註六)
最終,工人提出的條件均成功爭取,包括把工場負責人調職。資料來源:張月鳳、張瑩瑩,〈黃強生:從盲人工潮走進社區發展的不歸路〉, 《改變的可能 - 10個社工的故事》,(香港:香港社會工作總山工會,2009),124-125。
(註七)
張超雄。《請勿憐憫 : 書寫六個殘疾者的故事》。香港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66-69。
(註八)
她到心光學校讀書後,在失明人引領失明人的情況下,反而成了照顧者。
(註九)
Michael Oliver, 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Basingstoke : Macmillan, 1990), 26-29.
(註十)
Barbara Hillyer, Feminism and Disability,1993.
(註十一)
hk01 ,2018年8月10日,<盲人工廠製文件繩、制服55年 機構申請重建 殘疾工友面臨失業> 
https://www.hk01.com/社區專題/220799/盲人工廠製文件繩-制服55年-機構申請重建-殘疾工友面臨失業?fbclid=IwAR3X62SujIKPlHYtBZ90RBHqoY0RaFGemF68-dayi3DRyvicZn-PGPTNU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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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重於成績」「走堂教育大人」 本地500學生參與氣候變化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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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雖然在過去三十年,各種研究早已證實人類排放二氧化碳導致全球暖化,暖化帶來的氣候和生態問題亦越來越顯著,但在國際政治領域,各國對於減碳仍無共識,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為首的政治領袖更以否認氣候變化,削減相關研究經費為賣點。掌握權力的大人不濟,各地的學生卻為此行動起來。

去年8月,瑞典女孩登伯格(Greta Thunberg)帶同寫著「為氣候罷課」(瑞典文:Skolstrejk För Klimatet)的紙牌在瑞典國會門前靜坐兩星期。事件引起巨大迴響,隨後多國學生響應,在各地發起同類行動,包括香港。今日是氣候變化全球行動日,全球百多個國家,共1600個地點均有抗議行動。今早,500多名香港學生在遮打花園聚集,帶同各式各樣的道具,遊行到政府總部。

「你想要什麼?」「就氣候採取行動!」(What do you want? Climate Action!)
「什麼時候想要?」「現在!」(When do you want it? Now!)

遊行的學生的口號此起彼落。其中有示威道具寫著「走堂教育大人」(Skipping the school to educate the adults),「我的性命比IB成績重要」(My lif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y IB scores),「若你不聽受教育的人的聲音,沒有上學的理由」(There is no point going to school if you won’t listen to the educated),「選擇生態而非自我」(Choose eco, not ego)。

三名3年級學生分別講述他們參加這個遊行的原因。一人與家人看了登伯格的發言片段受到啟發,一人說在街上看到人亂拋垃圾就很不開心,另一人期望更多國家簽署減碳協議,他亦願意繼續走出來要求政府採取行動。

兩名12年級學生拿著「資本主義是真正的敵人」的紙牌。被問到為何覺得資本主義與氣候變化有關,他們指出不斷增加利潤的經濟模式與減少使用等「退增長」(degrowth)的想法相違背。繼續目前的經濟模式不會扭轉氣候變化。

四名11年級學生是學校環保學會的成員。他們認為香港人完全有能力過更環保的生活,例如盡量回收,可是他們不願這樣做。因此政府應該推動環保政策,改變一般人的習慣。他們亦以自己在校內的嘗試為例,過去成功要求校內汽水機不售賣不能回收的Tetra Pak紙包飲品,他們認為可以更加大力教育社會,提高環保意識。

一名來自意大利的建築系的交流生表示,去年在意大利亦有參與氣候遊行。他指出,意大利與香港的情況一樣,氣候從來不是一個被重視的政治議題。然而社會的意識越來越強,一方面要求政府負責,另一方面仍有很多小事,作為普通人都做得到,包括減少使用塑膠、減少消費、以及使用較耐用的物品。他亦提到自己部份的研究與環保建築有關,包括設計可持續的建築物,以及減少污染的建築工序。

今日的遊行亦有來自澳門的參加者。fridaysfotfuture.org 的行動地圖指出,廣州、北京、上海、寧波、杭州都有籌備行動。據《南華早報》報導,這些行動已經取消,行動者改以穿黑衣以示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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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菲律賓工人組織者被捕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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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正與鄰居打籃球的時候,突然間一群穿著制服的人衝過來,你在毫無預備之下被拘捕,被指控在一個遙遠的島犯下「謀殺」罪。被捕後你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或長或短的人生計劃都被中斷,你明知道,自己沒有犯罪,惟一稱得上是過錯的就只有與政府對抗,為勞動者爭取權益。被捕之時,你......會是怎樣的心情?

這是菲律賓工運組織者Maojo  Maga的遭遇。支援者為他畫了一輯漫畫,以記述這個投身社運十多年的行動者在被捕一刻的倉惶與決心。惟工新聞獲授權轉翻譯及轉輯。

Maojo Maga背景簡介:

Maojo Maga是五一工聯(Kilusang Mayo Uno-KMU)的參與者,負責組織港口碼頭區域、北馬尼拉和中部工廠區的工會。另外,他也是菲律賓學生聯盟(League of Filipino Students -LFS )的成員,以及青年組織人民之子(Anakbayan)的創始成員。年輕時,Maojo大部份時間花在組織大學及社區裡的青年。

Maojo被捕時正與鄰居打籃球,警方指控當時身穿運動裝的他,身藏一支點45口徑的手槍。另外,Maojo也被控在棉蘭老島犯下一項謀殺罪,而他日常的活動範圍主要在馬尼拉一帶。

在Maojo被捕前,他的岳父——菲律賓民主陣線和平顧問以及勞工權益倡議者Rafael Baylosis——也在數日前被非法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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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家美術館當員工自僱 支持者眾籌80萬助工人打贏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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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工作的藝術及歷史專家於三月初贏得訴訟,獲承認享有法定的工人權益。

這批藝術教育工作者共有27名(他們自稱NG27)。在2017年10月以前,他們一直在倫敦中部的博物館開辦講座、課堂和工作坊,卻不能享有任何有薪假期、病假、退休保險和產假,反而要一直以薪金交稅。原因是國家美術館表示他們只是自由工作者。

在倫敦中部勞資審裁法庭(Employment Tribunal)的裁決中,法官A.M Snelson認為假如將這些工人視為「自僱人士」,美術館根本不能一直「可持續地」營運。至於藝術工作者提出被不公平解僱的投訴則沒有得到法官接納。無論如何,經歷一波針對Uber這類零工經濟的訴訟後,這宗案件成為公共部門首次處理員工權益的個案。

申訴人之一的Karly Allen已經在美術館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工作了18年。住在倫敦南部布里克斯頓的她表示︰「這項裁決不能改變我們已經失去工作的事實,以及我們喪失了跟心愛的美術館之間的緊密關係。它做到的是指出和承認這項事實,以及我們曾經對藝術館所作出的貢獻。」她感謝支持者們在一個眾籌網頁集得的77000英鎊(約80萬港幣),讓他們能夠支付這宗案件的法律費用。

申訴者法律支援組的成員Marie Van der Zyl指出︰「工作的整個性質正在改變,可以想像將會有很多不清楚自己的工作身份和法定權益的人。這宗案件給這些人帶來了希望。」她指支援組會計算藝術館是否有需要回溯支付的假期工資,並「積極考慮」就法庭將申訴人介定為「工人」而非「僱員」提出上訴。在英國,就業狀況有5個類別,分別是合約工人(worker)、僱員(employee)、自僱人士或承包商(self-employed and contractor)、主管(director)及公職人員(office holder)。僱員身份可享有的保障比工人多,包括對不公平解僱的保障、遣散費和育嬰假。

國家藝術館的發言人表示「歡迎」裁決。然而,他表示︰「我們認為這宗案件不應該跟近來熱議的零工經濟辯論扯上關係。我們已經作出相應改變,讓受僱者擁有受保障的工作,包括退休保險和工人福利。」

 

翻譯原文:

National Gallery: NG27 group win workers' rights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london-4740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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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炒車遲到可扣人工?點!都!唔!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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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晨,兩列行經金鐘至中環站的港鐵列車相撞。從照片中翻側變形的車廂可知,如果發生在正常載客時段,後果不堪切想。但不論地鐵炒車還是十號風球翌日,無良老闆總會想盡藉口剋扣員工人工。今日多間媒體提到扣人工,甚至列出算式教老闆可以怎樣扣。但其實,因為地鐵炒車而扣人工,一方面完全不合情理,另一方面是否合法?個人及社區服務行業職工總會總幹事劉家樂撰文為大家詳細分析。

文:個人及社區服務行業職工總會總幹事 劉家樂

今日新聞,一定係講地鐵大撞車。而撞一撞車,香港打工仔都無可避免要趕番工甚至遲到。工會發現坊間有好多媒體同組織都講起遲到能唔能夠扣人工既問題,首先工會都好感謝大家在這時候不忘宣傳勞工權益,但有d野我好想講兩句,就係:扣唔扣得人工?

有好多組織或媒體,都指出僱主是可以因員工遲到而扣人工,香港01更出曬算式教大家點樣講老闆應該點計算個時薪而扣。的確,一遲到就扣$500,一定唔得,但其實應該扣幾多?又係唔係可按實際遲到而計算時薪咁扣?

其實,答案係除非你本身係時薪,又或者係有勤工獎而勤工獎講明不能遲到,否則點!都!唔!扣!得!

《僱傭條例》 第32條 "扣除工資的限制"講得好清楚,只有以條文下情況可以扣除員工工資,而大家常見既就係呢條:

(a)因僱員缺勤而扣除工資︰但 ——
-如根據僱傭合約的工資是按時計酬者,則因缺勤而扣除的工資,不得超過與該僱員缺勤時間成比例的款額;

大家要望清楚,佢講緊係員工"缺勤"可以扣,同埋如果員工人工係計時薪,就可以按缺勤時間成比例扣。但係一個員工如果"遲到",佢有無"缺勤"?答案係無。咁法例講明係缺勤,唔係遲到,咁點解可以得出遲到可以扣人工既講法?

講你唔信既話,大家可參考案例《 麥永富 訴 滙進髮舍 HCLA 42/2000 》以下判決內文:

11. 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第32條規定:除卻該條文所列明的情況外,僱主不得從工資或應付予僱員的款項中扣除任何款項。第32(2)條所列明可扣除工資的情況並不包括僱員遲到的情況。因此,僱主是不得以僱員上班遲到而扣減工資。 答辯人指上訴人是明白這些公司規則後才接受聘請,但即使僱員同意,僱主也不得以遲到為由扣薪。《僱傭條例》第70條規定:任何僱傭條款,如抵觸或減少《僱傭條例》所賦予僱員的權利、保障等,即屬無效。答辯人指所扣的款項是用作同工聯誼褔利之用,這點亦不能構成僱主以僱員遲到扣薪的憑籍,因法例不賦予僱主因僱員遲到而扣減工資的權利。

『第32(2)條所列明可扣除工資的情況並不包括僱員遲到的情況。因此,僱主是不得以僱員上班遲到而扣減工資。』
『第32(2)條所列明可扣除工資的情況並不包括僱員遲到的情況。因此,僱主是不得以僱員上班遲到而扣減工資。』
『第32(2)條所列明可扣除工資的情況並不包括僱員遲到的情況。因此,僱主是不得以僱員上班遲到而扣減工資。』

好重要,所以要講三次。

所以,如果有人真係傻豬豬走去同一個月薪員工計佢時薪幾多,然後按佢遲左幾多扣幾多,真係可以省番淡氣,係法例下面,你跟本就唔可以因為員工遲到而扣人工。而"缺勤"同"遲到"屬兩種不同的事實情況,因此是不應輕易把缺勤視為遲到。

大家好有心,希望教育d癡線老闆唔好因為員工遲到就一筆過扣幾百蚊,但講還講,可以再望清楚,又或者問下唔同工會既師兄師姐先。

#遲到
#扣薪
#僱傭條例
#扣到唔可以扣人工
#遲到唔等於缺勤
#亂up
#我唔係針對你一個我係話在座各位都講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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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審記事】假期任由僱主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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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打工仔女們可能都會有一個疑惑,到底年假的分配是否由僱主自行發落?或者大定都知道僱傭條例有規定有薪年假,但是,總有無良僱主用盡一切手段,嘗試避開法例安排,令到打工仔女損失僅有的法律保障。然而,這些手段都只是僱主「自以為」合法的手段。最近惟工新聞旁聽了有關被炒工人追討假期錢的荒謬案例,本文想透過此案例作引子,希望大家可以更認清自己的假期權益。

有兩名建築工友入稟勞審處,指他們遭到僱主解僱,向僱主追討有關解僱的代通知金及年假薪金。根據僱傭條例,如僱員受僱滿整個假期年而仍未放取有薪年假,則不論以任何理由終止僱傭合約,僱主須支付工資給僱員以代替未曾放取的年假。兩位建築工友可謂「出師有名」。然而,僱主一開始向審裁官辯稱,在僱傭合約中訂明每週工作五日半,然而,兩位工友每週實質只工作五日,那麼「半天」的累積就與年假相抵,然而,當審裁官查閱工人所呈的合約時,則發現並沒有有關條款。而僱主隨後改稱,這一點在口頭協議中得到雙方確認,工友對此連忙否認。

審裁官就此打斷僱主發言,「唔得咁架喎!」,因為年假與理應與工人協商而制定。而並非由僱主直接指定某一日為休息日。審裁官亦補充:「一些貿易公司在過年期間,因為中國大陸的工廠比較遲開工,有些貿易公司想節省成本,想一次過年假,都不是老闆說話放就放。」誠然,根據僱傭條例,如僱主所經營的機構因放年假而暫時全部或部分歇業,須於 1 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僱員。而不能只用口頭通知。

勞工組阿英表示,在法例的描述上,年假的決定取決於僱主及僱員之間的協商。然而,在實際上,在勞審處的判案一般都會考慮僱主所作的公司整體人手安排,認為當出現爭議時,僱主是有最終決定權。在這則案件中,僱主沒有好好向員工交代清楚「一星期中有半日不用上班」是年假安排,所以審裁官認為僱主此舉是不合法。若果員工面臨老闆要求個人「放大假」,可以要求僱主十四日前以書面形式通知,若果老闆要求下,僱員不情願地放取年假,而年假確實已經放取,則在法例框架難以追究。換言之,若果在沒有清楚說明下,以「沒有上班」代替年假,其逃避年假錢,法例上難以說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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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總工會發起蘇格蘭首個性工作者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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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近年多個國家出現性工作者工會,繼上年英國脫衣舞孃成立性工作者工會後,蘇格蘭的性工作者也可以加入工會,以爭取改變性工作者孤立、危險的處境,而這個工會由英國總工會發起,工會組織者認為性工作應與他工作一樣得到保障。這對於香港而言賴具參考價值。

蘇格蘭規管性工作的法律與香港相似:賣淫並不犯法,一個單位只能有一位性工作者營業(俗稱一樓一),性工作者不可在街上拉客,經營賣淫場所亦屬違法,稍為不同的是,在香港,嫖客並不犯法,而蘇格蘭則由前年開始將嫖客定為犯法。發起性工作者工會的英國總工會認為,這些規管條例使性工作者互相分隔而失去保障,是百害而無一利,需要修改。


蘇格蘭的性工作者能首次參加工會

英國總工會(Britain's General Union,GMB)發起了一個新的成人俱樂部分會,將會邀請蘇格蘭不同地方的成員加入,包括跨性別人士和黑人與少數族裔的代表。

爭取開創分支機構的性工作者現時希望藉此影響未來性交易行業的法律/立法。他們表示社會不再只集中在性工作中「性」的部分,以此能像其他工作者般得到保障。

「改善工作環境」

格拉斯哥GMB的召集人瑞亞‧沃爾夫森(Rhea Wolfson)是其中一位大力促成分支成立的幹事。她向蘇格蘭的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網(BBC) 透露:「多年來,GMB一直支持性工作者的合法化以更好地保障性工作者。性工作也是一種工作,而且應該要是安全的。」

「我們希望新成立的工會能成為一個完全成熟的分支機構,像其他機構一樣,由選舉產生的職位持有人自主運作。」

瑞亞亦表示,有很多人支持性工作者合作,令自己的行業變得安全和改善工作環境。

她說:「人們逐漸醒覺到,如果性工作者受到不一樣的待遇就是歧視的這個現實。」

該工會及性工作者的代表們相信,蘇格蘭規管經營性工作場所的條例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因為這會使性工作者互相分隔,變相失去保障。

當多於一名性工作者在一個封閉環境下進行性交易,該處就會被認定為不合法的性工作場所,即是指性工作者必須單獨行動。

在2017年,蘇格蘭政府亦投票通過「北歐模式」,重現斯堪的納維亞(Scandinavian)的法律,將嫖客裁定為犯法,惟賣淫者無罪。

賣淫在蘇格蘭雖然不違法,但有嚴格的法律禁止拉客(街上賣淫)和經營性工作場所。

看不見的勞動人口

格拉斯哥的性工作者瑪嘉拉富里(Megara Furie)曾爭取開創性行業工會分部。她提出:「創辦工會的目的是為了給予性工作者們自主權,令她們能夠在安全的情況下,按自己的需要營業。」

GMB成人娛樂分支機構對所有該行業的人都開放,包括脫衣舞者、滑稽歌舞雜劇、(在酒吧等處穿著暴露、表演色情舞蹈的)舞者,拍攝者以及制作色情作品的人,即是所有形式的性勞動者也包括在內。

沃爾夫森希望這些只是一個對話的開始,這個對話實際上涉及到性行業工作的人。

她亦透露性工作者被排除在國會有關於賣淫法例的討論。

她說:「估計全英國有80,000人從事性行業。這裏有一個巨大而看不見的勞動人口,我們要確保他們的聲音能被聽見,因爲長期以來他們都沒法參與在對話之中。」

「性工作是工作,並值得有法律保障的權利。」

蘇格蘭政府已被聯繫以徵求意見。

翻譯原文:
GMB launches Scotland's first sex workers' union

https://www.bbc.com/news/uk-scotland-4745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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