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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權促進會:當高齡化在監獄發生,照護設施與假釋制度跟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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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在囚者與長者的權益,似乎是風馬牛不及的兩件事,但事實上,監獄裡也會有老人,而在貧富懸殊的社會裡,資源越少的人坐牢的機會也越大。台灣人權組織關注到,監獄的設備和制度幾乎沒有考慮長者的需要,在同樣高齡化的香港社會,這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惟工新聞特此轉載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文章。

本文章原刊登於台灣人權促進會Medium平台


文/黃琪樺(臺權會實習生)

對高齡人士,使用蹲式廁所是一件苦差事。人老後骨質疏鬆,手腳較無力,蹲下後再站起來需耗費大量體力,甚至可能發生摔倒意外。

身在「自由」世界的我們或許會選擇坐式馬桶或裝設輔助器具,但在獄中的高齡受刑人別無選擇。

以臺中監獄為例[1],其舍房馬桶均為蹲式,且有高低落差,不利高齡受刑人使用。由此可見,監獄不論設施或政策的考量皆無設想高齡者的需求。連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無法被滿足時,高齡受刑人在已經相當艱困的監獄生活中,處境將更為嚴峻。

此外,高齡受刑人還會遇到的「醫療照護不足」及「假釋條件不利」等問題,將於下文一一檢視。

臺灣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2018年3月底臺灣正式邁入「高齡社會」[2],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2026年臺灣將成為「超高齡社會」[3],換言之每5人中就有1位高齡人士。

隨著高齡人口增加,監獄人口結構亦逐漸老化。根據法務部統計,在監受刑人60歲以上人數比率從2005年到2014年底,成長超過一倍(見圖一)[4];2008年底到2017年底,新入監受刑人中60歲以上人數比率增幅近三倍(見圖二)[5]。


(圖一)在監受刑人60歲以上人數比率從2005年到2014年底,成長超過一倍。


(圖二)2008年底到2017年底,新入監受刑人中60歲以上人數比率增幅近三倍。

然而,如前所述,監獄不論設施或政策的考量鮮少設想高齡者的需求。監獄是為了讓受刑人能悔改向上,但如果連最基本的硬體需求都無法滿足,還談什麼社會復歸?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發布一本《特定需求受刑人手冊》(Handbook on Prisoners with special needs) [6],其中一章探討高齡受刑人在獄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包含司法程序、醫療照顧、獄中設施、受刑人教化計畫(Prisoner programmes)等。

為求聚焦,本文參考一份法務部統計處對 60 歲以上高齡受刑人的訪查 [7],以回答「認為監獄最需要為老年受刑人做哪些服務」占比最高與次高的「優先提報假釋」、「優先醫療照護」為主,說明手冊提出高齡受刑人面對「假釋」、「醫療照顧」的困境與可能解方。

評估假釋的條件可能對高齡受刑人不利

我國成年受刑人假釋條件其中一項:「最近3個月內教化、作業、操行等各項成績分數,均應在3分以上。」[8]。在《特定需求受刑人手冊》中說明,受刑人教化計畫通常是設計給較年輕的受刑人,提升其工作技能與教育程度避免再犯。

但多數高齡受刑人的需求或能力與年輕受刑人不同,譬如職業訓練不符合已屆退休年齡,出監後不會再尋找工作的高齡受刑人的需求;教育訓練主要考量較年輕族群需求,提升讀寫、基本算術能力,但可能對脫離教育系統多年的高齡受刑人較無意願參與;高齡受刑人可能因其身心障礙或健康狀況難以勝任某些工作。

綜合來看,若要以受刑人參與教化計畫的程度來評估假釋與否,會產生對高齡受刑人的不公。

醫療照顧

健康是所有高齡受刑人普遍擔憂的。慢性或多重疾病,包含心臟與肺臟問題、糖尿病、高血壓、癌症、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潰瘍、聽覺與視覺退化、健忘等,都是高齡受刑人常見的健康問題。除了上述的生理疾病,同時可能會有憂鬱等心理症狀。這些高齡受刑人在獄中往往無法獲得適切的治療,使健康狀況持續迅速惡化。

觀諸臺灣監獄現況,受刑人的生活條件極差。超收[9]與面積狹小[10],加上整體環境衛生條件不佳,使受刑人極容易罹病。曾在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工作的護理師表示,受刑人罹患的疾病都是「很基本的病」,甚至可能因為被蚊子叮造成蜂窩性組織炎[11]。

總統府司改國是會議中也有委員指出,「從衛福部所矯正機關醫療使用報告看來,門診與住院前五大疾病分類,如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各部位蜂窩組織炎等,均與整體環境衛生品質息息相關[12]。」

除了擁擠的生活環境,醫療人力更是不足[13]。一些規模較小的監獄,醫護人員只值日班,夜間就須仰賴戒護人員,而非具醫療專業知識者。

預防疾病上已經「先天不良」,醫療人力的缺乏更是雪上加霜,遑論高齡族群本身的脆弱性,無怪乎高齡受刑人最希望優先醫療照顧。

可能的建議與解方

針對高齡受刑人假釋與醫療照顧問題,手冊提供一些建議。首先,在量刑高齡受刑人時,應考量其年齡、身心健康、在獄中能否獲得妥當照顧,避免不合比例的嚴厲判決。

對於高齡人士,徒刑15年或更多意味著終身監禁,毫無出監可能或預期死於獄中會使受刑人精神備受折磨。此外,沒有暴力犯罪的高齡人士應以非監禁的裁量為原則,使他們能在社會獲得較佳照顧。手冊舉例,烏拉圭法律提供除了犯下殺人或強暴外,超過70歲的犯人能在家軟禁(house arrest)。

在假釋方面,受刑人教化計畫應調整成每個族群 — — 包含高齡族群 — — 都能參與,同時也應提供特殊教化計畫以符合高齡受刑人需求。獄方應發展不同假釋的標準來審核高齡受刑人,諸如出監後有適當職業等要求都會置他們於不公。

另一方面,高齡受刑人出獄後可能不知何去何從,然而這無法構成持續監禁他們的理由,政府有責任確保他們的社會復歸。手冊多次強調,獄方應與高齡相關社會團體或NGO合作,一來減少監獄負擔,二則可以降低受刑人的隔離感,且維持與社會連結有助於往後的社會復歸。

在醫療照顧,手冊建請所有涉入監督或照顧高齡受刑人的工作人員需受訓,訓練內容包括學習人逐漸年老的過程、瞭解隨著年齡漸長可能產生行動不便、生理或心理狀況,以及與高齡受刑人的溝通技巧。

監所應提供符合高齡受刑人需求的輔導服務,包括對死亡的恐懼、隔離感、物質濫用與特殊教育課程。人力缺乏則可以讓其他受刑人在經過適當的篩選、評估與訓練後,協助照顧高齡受刑人。

然而,在臺灣監所的脈絡,尚未改變最基本的環境衛生前,任何更進一步的醫療措施都只是亡羊補牢之舉。

矯正機關正視高齡衝擊,制定全盤計畫

矯正機關清楚高齡受刑人數正快速成長。根據法務部統計,2023年底60歲以上受刑人將在全體受刑人占比超過一成(見圖三)。遺憾的是,即將面臨每10位受刑人就有1位超過60歲的矯正機關,針對高齡受刑人提出的獄政改革政策僅寥寥幾筆,且限縮在失能受刑人[14]。


(圖三)2023年(民國112年)底60歲以上受刑人占全體受刑人比率將達到1成
取自法務部法務統計資訊網

 

任何日常生活中高齡人口會遭遇的障礙、不便,在監的高齡受刑人也會遇到,甚至更嚴苛。如果矯正署真的有意如政策所言,想「關注高齡收容人情狀」、「展現人道關懷」,首先應仔細調查獄中哪些政策、基礎設備可能侵害高齡受刑人的權益。

其次是綜合所有調查資料,更細緻地檢視高齡受刑人處境需求並提出全盤目標,而非像現在資料散落於不同年度的統計分析,且年代都稍舊了。最後衡量現況,分成短、中、長期計畫後逐步落實,才不至於使人道關懷淪為口號。

註解:

[1] 法務部法務統計資訊網,老年受刑人分析。
[2]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65歲以上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7%、14%及20%,分別稱為「高齡化社會」、「高齡社會」及「超高齡社會」。摘自內政部,老年人口突破14% 內政部:臺灣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3]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4] 法務部矯正署統計短文,在監受刑人年齡與教育程度統計分析。
[5]法務部法務統計資訊網,監獄新入監受刑人-按入監時年齡及罪名分。
[6]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Handbook on Prisoners with Special Needs。
[7] 法務部法務統計資訊網,老年受刑人性別統計分析。
[8]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累進處遇、假釋或出監(院、所、校)相關事項。
[9] 迄2018年8月底,矯正機關超收6,122人。法務部矯正署,最新統計資料(最後瀏覽日期:10/27)。
[10] 以2015年為例,平均每位收容人分配面積僅約0.62坪,遠低於美國2.24坪及日本2坪。監察院,院新聞稿。
[11] 司改會,徒刑給的病歷 — 受刑人之醫療照護。
[12] 劉淑瓊,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分組會議第5組第2次會議-有關監獄醫療議題意見。
[13] 2017年底醫師、藥師及醫務人員與在監人數比例約為1:728,臨床心理師及社會工作員與在監人數比例約為1:1246。法務部統計手冊(最後瀏覽日期:10/27)。
[14]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署獄政改革政策。

相關報導:
在囚者遭非人對待 議員倡改善囚權
https://wknews.org/node/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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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囚者與長者的權益,似乎是風馬牛不及的兩件事,但事實上,監獄裡也會有老人,而在貧富懸殊的社會裡,資源

鄰舍輔導會院舍員工加薪$83.3不符撥款 工會批政府欠監管縱容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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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2017年施政報告提出增加3.52億撥款以改善社福機構員工薪酬。近日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接到有鄰舍輔導會復康服務的員工投訴,表示機構以年度1000元的方式加薪,每月平均只加83.3元,與按照撥款計算的每月610元相差甚遠。有已在院舍工作逾20年的助理員深感不忿,指「工作做咗咁耐咁剝削」。

工會指,按照社會福利署非政府機構一般職位薪級表,院舍服務員薪酬應屬第一標準薪級的第三點($13885)至第十三點($16975)之間,工會按照中位數第八點($15365)升兩點($15975)計算,新增薪酬約為每月$610元。

然而,鄰舍輔導會只以年度1000元方式加薪,而且員工在周年評檢獲C級及沒有接到口頭或書面警告的情況下,才可於明年6月得到該1000元。工會批評鄰舍輔導會剝削前線員工,而將加薪撥款挪用作其他用途,亦屬濫用公帑。

有鄰舍輔導會的復康服務助理員表示,機構於9月份提出上述的加薪方案,並要求他們簽署確認書,表明同意有關安排。有員工曾向主管表達不滿,並指會向工會求助,惟對方表示安排屬「合情合理合法」。復康服務的助理員工表示,他們每周工作51小時,月薪約1.5萬至1.6萬,另有1000元輪夜費津貼。

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組織幹事曾紀南批評,鄰舍輔導會此舉有違政府對撥款期望,亦指政府對機構如何使用撥款缺乏監管,變相縱容鄰舍輔導會「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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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高空工作意外盤點 近乎每月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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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本週四(12月13日),深水埗發生工業意外,一名男工在搭棚期間墮下不治。連同此次事故,2018年在香港發生,並獲媒體報道的高空工作工業意外已達十宗,當中有四人因此喪生。

香港作為「石屎森林」,高樓大廈林立,樓宇建築及維修工程多不勝數,大量建築工人動輒要在十數米,甚至數十米高空工作,若風險評估及安全設備不足,容易使工人從高處墮下以致傷亡。據勞工處數據,2017年因「人體從高處墮下」導致的工業意外有1183宗,佔全部意外3.3%,當中導致25人死亡,是除了「其他類別」以外所有工傷個案中死亡人數最多的類別。

據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提醒,進行離地及高空工作有六大注意事項,包括施工前進行風險評估、提供安全穩固的工作台等等。然而法例保障亦決定了僱主是否積極確保工人安全。目前用於控告僱主疏忽導致工人死亡的法例是《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但據工權會去年就曾批評罰款過輕,甚至少於僱主改善其中一項工程職業安全所需的成本,使僱主在改善工業安全方面有欠積極。

以下紀錄 2018 年在各大報章上報道過,與高空墮下相關的工業意外,然而由於媒體涵蓋率有限,實際意外數目並不限於以下案例:

工傷專題
https://wknews.org/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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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新娘在農村:​​我是你家的媳婦,不是囚犯,更不是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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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香港一直有婚姻介紹中心,安排越南女性與港男結婚,成功配對後收取幾萬至十幾萬費用。過埠新娘被視為商品,土逗公社這篇文章,點出在中國的農村中,有父親以十幾萬買起20歲出頭的柬埔寨新娘,讓她們嫁給兒子,傳宗接代。這些外國新娘到埗後,除了要面對語言不通的問題,遇到家中長輩責難亦要默默忍受。


「走走走,去看看外國新娘子長什麼樣。」村民們三五成群地邀約著。
 
他們簇擁在自強家的客廳,對坐在椅子上局促不安的柬埔寨女孩上下打量。
 
「喲,長得真黑,還顯老,哪像二十歲的姑娘!」
 
「又黑又瘦,個頭也矮!」
 
「不過眼睛大得很,聽說另外一個貴的長得好看些…….」
 
王家村的大齡剩男王自強和王元帥終於分別在26歲、30歲的年紀結了婚。他們家雖沒像本地娶媳婦那樣操辦婚禮和酒席,但並未阻攔愛熱鬧的村民們的好奇心。
 
兩年前,王家村來了一個人販子,帶著兩個20歲出頭的柬埔寨女孩。她們的「售賣」價格一個是10萬,一個是13萬,價格的高低由她們的相貌決定。王自強的父親花了10萬,給自己從來沒有戀愛過的獨子買了一個老婆。王元帥的父親,則為了自己不爭氣的大兒子,花13萬買了一個媳婦。
 
娶外國新娘在農村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母親告訴我,附近幾個村子都有人家買了柬埔寨新娘。
 
「他們這是在拐賣婦女,是違法的,我要去報警。」起初,我聽說這事兒被嚇倒了。我以為這種事只會發生在舊社會。
 
「你瘋了!」母親的聲音在電話那頭陡然升高。
 
「自強生了個兒子,現在養得胖胖的」,國慶假期回家一刻鐘不到,母親忙不迭地與我播報著王家村的新聞,「那小伢是早產兒,在醫院的保溫箱待了好幾個月!」
 
「元帥的老婆呢,還在嗎?」我回過神來,繼續問母親。
 
「在家帶孩子,但是很少出門」。
 
王自強一直在他父親開的菜店幫手。他們家是村裡唯一的菜店。自從村裡能去城裡打工的人都出去了,在家種菜的人也少了,所以他們家菜店的生意還不錯,特別是逢年過節的時候。
 
王自強,與我年紀相仿。我對自強僅剩的印象,是他瘦高的樣子,黢黑的皮膚,和少言寡語。沒有談過戀愛的自強,是一個乖孩子,他什麼都聽父親的。父親說他讀書不行,回來店裡幫忙吧,他就沒再要求讀技校了。婚姻大事,自然也是父親做主的,柬埔寨新娘是父親親自為他挑選的。與本地的彩禮比起來,這段跨國婚姻是「實惠」的。
 
如果找一個本地女孩結婚的話,彩禮錢一般在5-10萬之間,不包括樓房轎車酒席,以及提親時的三金(金耳環金項鍊金手鐲)在內。這樣的婚姻習俗,使得一男青年在王家村微信群發了一條順口溜——
 
「農村到處是窮漢,討個媳婦真困難。如今彩禮十幾萬,其他花費還不算。沒房沒車靠邊站,呲牙咧嘴不願談!女方最有話語權,面試不過白搭言。開口就說彩禮錢,彩禮不到話白談。買東買西總嫌少,要這要那沒個完。沒有樓房押十萬,沒錢借賬也得端。婚還沒結怨氣燃,媒人只好兩邊圓。相互攀比陋習爛,兒子結婚爹娘煩。雖說兜裡沒有錢,結婚典禮還得辦。」
 
上幾代人以來,因為家家都想要男孩,導致了農村嚴重失衡的性別比。每年,村裡新增的適婚青年中,男的有十幾個,女的往往只有兩三個。王自強、王元帥這樣的男性群體結婚成為「老大難」問題,因為他們承載著延續香火的家族重任。
 
自強的父親說:「柬埔寨媳婦做事勤快、不嬌氣,她們那窮得​​很,我們的五毛錢能抵她們的300塊!那裡窮到要什麼沒什麼,哪有我們這好!」
 
「嫁到你們家,有樓房住,是她前世修來的福氣。」旁邊的人附和道。
 
(二)
自強的表哥——上過職業學校,常年在城裡做汽車修理工作的元帥,長相雖沒有他弟弟元軍帥氣,但是也不算醜,白白淨淨的,戴著黑色邊框近視眼鏡。在元帥的父親還未給他買柬埔寨新娘之前,他也從未帶過女朋友回家,而那個時候元軍的孩子都上幼兒園了。元軍和他的老婆,與王家村大部分在服裝廠打工的青年一樣,因同在一家服裝廠上班而相識相知相愛。
 
每年春節回家,我總能在池塘邊看見元帥,與村裡其他一回來就賭博的男青年不一樣,元帥喜歡釣魚。釣魚,不需要與人交流,只用耐心等待魚兒咬餌的那一刻,收穫的喜悅自然是與賭徒的冒險不一樣的。
 
元帥的父母是村裡有名的「刺兒頭」,是那種不吃一點點虧的人。即使元帥對自己的婚姻另有想法,也是拗不過他權威極大的父母的。
 
「婚姻,就是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元帥與我聊天的時候,眼睛仍直視著水面的漣漪。
 
我問了一個幼稚而愚蠢的問題,「你喜歡她嗎」。
 
他噗呲一聲笑了,搖了搖頭說,「人家千里迢迢到我們這來,人生地不熟的,中國話不會說,也不能回娘家看望父母,我會盡力對她好的。」
 
元帥會趁春節在家的時間教他柬埔寨媳婦說我們的方言,「她很聰明的,很快就會說得與我們一樣好了」。
 
一年正月初五的下午,元帥父親到我家來串門,與我父親在院子裡喝茶寒暄,我在旁邊剝毛豆。
 
元帥的父親抱怨著心裡只有娘家人的元軍媳婦,「每次回四川,她都要拿好幾千給她娘家的哥哥,元軍一年掙的錢全給她整回娘家了!」
 
說到這裡,他好似氣憤起來,唾沫星子亂飛,音量也提高了不少。
 
「在家還天天跟元軍吵架!什麼家務活也不干,還成天鬧!」元帥父親的手也跟著憤怒起來,敲打著桌子邊緣,「我就跟元軍說,你們倆要這樣,趁早離婚!」
 
「哪有我們做上人(長輩)的叫下人(小輩)離婚的!」父親勸道。
 
「離婚離個清淨!大不了我再花十幾萬給元軍買個柬埔寨老婆!」元帥父親趾高氣揚地,「省事多了!」
 
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他們買柬埔寨新娘的真正原因。她們來到異國的偏僻鄉村。語言不通,無親無故,在丈夫家受了委屈只能自己忍著,沒有任何親屬來為她們撐腰說話。她們唯有靠做個溫順、勤勞能幹的媳婦,才能在這裡待下去。
 
不久之後,元帥和他弟弟弟媳回到城裡繼續打工。柬埔寨新娘成為村裡的留守婦女,在家裡服侍她的中國公公婆婆。
 
這些外國新娘沒有名字,他們稱呼她「小妹」。即使村裡有兩位同是柬埔寨來的新娘,她們倆也沒有任何溝通交流。因為她們沒法出門,雖然門沒有上鎖,但是家裡的公公婆婆就是無形的鎖。
 
母親跟我說,前段時間,臨近的村子一位外國新娘就「失踪」了。
 
那位柬埔寨新娘原在田埂上看丈夫下地種田,等丈夫幹完農活喊她回家吃飯,發現人不見了。她的丈夫一家人找了半天沒找到人,急得跳腳,他們想媳婦肯定是待不下去,跑了。
 
晚上的時候,她的丈夫接到派出所的電話,叫他去接人。
 
原來,柬埔寨新娘在鄉間路上閒逛。偶然看到一輛鄉際小巴,她便上了車。小巴的終點在縣城,柬埔寨新娘沒帶錢,司機好心沒有收。下車後,她慌了神,她對此地完全陌生;問路,也是語言不通。最後,只得求助路邊的交警。 
 
 
交警、派出所的輔警聽不懂柬埔寨語,只能給另一個鄉裡的村民打電話。因為這位村民的柬埔寨妻子,是所有柬埔寨新娘中漢語懂得最多的。最終,在電話翻譯的幫助下,輔警明白柬埔寨新娘只是迷了路,便迅速給她的丈夫打了電話。
 
「這柬埔寨新娘一看就是逃跑,才不是走丟了」,我給出結論。
 
母親沒有理會我,只是說這些娶了柬埔寨新娘的家庭,無不是提心吊膽的,生怕他們用大價錢買來的柬埔寨新娘,哪一天跑了。 
 
(三)
王家的兩個柬埔寨新娘相繼有了身孕,公公婆婆們樂得臉上的皺紋都舒展開了,對她們的看管也放鬆了許多。為了他們的孫子,他們也偶爾允許她去找同村的柬埔寨姐妹話家常,但是必須在晚飯前回來。
 
懷孕的自強媳婦,一次外出,很久沒有回來。自強父親到元帥家裡找到她,一把抓住就要拉走。
 
自強媳婦甩開他的手,自顧走出院子。
 
「現在翅膀硬了!」自強父親揚起手打到了她的嘴角。她一把推開他,他跌倒在地上。
 
她對他大聲喊了幾句,自強父親沒有聽懂,他慢慢站起來,罵罵咧咧地拉著她回家。
 
聽說父親被打,自強一把拽住她的胳膊,質問她,「你憑什麼推我爸?」
 
氣急了的她抄起電子秤旁邊的水果刀,朝自強父親比劃,「你為什麼打我?!」
 
一直沉默的自強發了狠,奪過她手裡的水果刀,叫囂道:「你敢動我爸一根汗毛試試!」
 
自強媽媽跑過來,捶了她兒子幾下,對著他們爺倆罵道,「兩個大老爺們欺負一個女人,還要臉不!」自強媽媽的加入,像是瞅准了時機一樣,恰到好處。
 
她哭了,放聲大哭的那種,像是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化成淚水全倒出來了一樣。
 
「你個不孝子,趕緊給你媳婦跪下賠罪!」自強媽媽厲聲道。
 
媳婦的哭聲使得自強的心軟了下來,他後悔自己方才的語氣凶狠了些,他跪在她面前,求得她的原諒。
 
「小妹,不要哭了」,自強的媽媽安撫道,「孕婦不能哭的,對胎兒不好。」
 
在自強父母眼裡,元帥媳婦才是「賢妻良母」,她說話溫柔慢頓,總是含著下巴,小心翼翼。元帥的母親只讓她的柬埔寨兒媳幫廚,因為他們吃不慣她煮的東西,說她喜歡吃生的,連茄子都生吃,很多時候只是拿水煮一下,油鹽都不放。
 
暴脾氣的自強媳婦和溫良的元帥媳婦很快學會了王家村的方言。當婆婆們聽到她們用完整的方言說「媽,我餓得很」,她們二話不說宰了家裡的母雞,給她們燉湯。
 
婆婆們望著她們日漸隆起的肚子,連帶著她們喝湯的聲音也變得動聽了起來,一臉慈祥地表示「能吃是福,回頭給我生個胖孫子」,就差老淚縱橫地去祠堂放個把王家村都震響的大禮炮,才算是沒有愧對列祖列宗。
 
自強媳婦懷孕6個月的時候,自強的父親開著麵包車,載著一家人去了鎮上的私人診所。從鎮上回來後,自強跟著父親去了祖墳,上香磕頭。
 
當他們獲悉比自強媳婦晚一個月才懷上孩子的元帥媳婦,懷上的是一個女孩,他們在來店裡買菜的村民面前,腰桿子挺得更直了,說話也帶著揚眉吐氣的自豪感,結賬時連零頭都不要了,「十塊四,四毛不用給了,十塊!」
 
(四)
那是一個平常的早晨,王自強以為自己會像往常一樣在7點鐘醒來,卻不曾想到睡過了頭,已經八點半了。他摸著空了一半的床,喊「小妹」,無人應答。
 
他推開衛生間的門,沒人。去了外屋,沒人。走到偏屋的菜店,還是沒有人。
 
「小妹——」王自強對著空曠的鄉村道路大喊。
 
自強的父母聞聲趕來,立馬去了元帥家,沒有從她的柬埔寨姐妹——元帥媳婦的嘴裡問出個所以然來,他們翻遍了整個村子,也沒有找到她。
 
就在一家人等待雙生子哇哇落地的期盼裡,他們完全沒有料想到她會跑掉,帶著7個月的身孕,10克的金項鍊和店裡的兩千塊現金一起跑了。
 
人販子的電話,自然是打不通的。自強和父親去街道派出所報案,對於一個無國籍無戶口無身份的「三無」柬埔寨新娘,民警也是一籌莫展。
 
「您看看這個,有沒有用?」自強父親從褲子口袋裡掏出一張皺巴巴的紙。
 
「又是這張紙」,年輕的民警搖搖頭,「這張《婚姻狀況確認書》是假的。」
 
看著他們父子倆愁眉苦臉的樣子,民警告訴他們,這是派出所接到的第三起跨國騙婚案了,「曹家嶺、彭水灣兩個村子的柬埔寨新娘也跑了」。
 
據民警所說,這些柬埔寨女子見騙婚有利可圖,與中國這邊的人販子相互合作,偷渡到中國來,然後以十萬左右的價格「兜售」給偏遠農村地區的未婚男性。男方支付訂金後便可將柬埔寨女子領回家一起生活;等她們假的《婚姻狀況確認書》郵寄過來,男方支付最後的尾款,便可以結婚了。當人販子將她們應得的那部分錢幫忙匯回柬埔寨,人販子會協助柬埔寨新娘逃跑,繼續騙下一個。這些錢一旦被匯到柬埔寨,很難再索取回來。
 
「你們回去等消息吧。」民警對他們揮揮手道。
 
一個月後,自強父子再次回到派出所,自強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柬埔寨媳婦,是在派出所提供的監控錄像裡——那個他再也熟悉不過的背影,身上穿的桃紅色棉襖是他母親在鎮上買的,她站在十字路口張望著,直到一個戴著頭盔,身著黑色外套的男人騎著摩托車過來,她拖著笨重的身子坐在了後座。
 
「就這些?」自強問。
 
「我們會根據監控錄像的線索繼續調查的」,民警答道,「案子有了進展自然會通知你們,回去吧。」
 
見倆人還未挪動腳步,民警對著自強父親教育道,「回去給你兒子找個本地的女伢,知根知底的,多好!你們就當花錢買個教訓吧。」
 
回到家裡後,自強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對於媳婦的逃跑,他們心疼錢財也捨不得她肚子裡的孩子,再過幾個月就生了,他們的兩個孫子也跟著沒了。
 
他對她這麼好,他父母待她也如親生閨女一般,她還懷了他的孩子,她對他就一點留戀也沒有嗎?她怎麼能這麼狠心呢?
 
她半夜從家裡出去的時候,為什麼他睡得這麼死,他爸媽也睡得這麼死,為什麼他們沒有一個人聽見開門聲?
 
自強偶爾也有睡過頭的時候,一般是去鎮上進貨又在店裡忙了一天的時候,可是那一天他沒去鎮上進貨也沒那麼累,他為什麼會睡過頭?
 
自強回憶起她逃走前的那頓晚飯,她給他們每人端了一碗米湯。「她一定是在米湯裡放了什麼藥!不然他們一家人不會都睡過頭,對,一定是這樣!」
 
除了認命,自強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他從床上坐起。一陣翻箱倒櫃後,他抱了一堆雜物出來,扔在院子的水泥地上,劃亮火柴,一把火將柬埔寨新娘留下的東西燒了。
 
半年之後,自強再婚了。準確來說,也算不得「再婚」。因為他和柬埔寨新娘結婚時並未領取結婚證,這既省去了離婚的麻煩,他也沒犯重婚罪。
 
前些日子,我到了村口的菜店,只見自強的父親一個人在店裡忙碌著。想來自強的母親是在家裡帶孩子吧。為了生計,也為了少聽些閒言碎語,小孩養到白白胖胖的時候,自強和妻子一起去城裡打工了。
 
臨走之前,我望了一眼裡屋,試圖找到一絲柬埔寨新娘留下的痕跡,卻在自強父親微駝的背上看到了「人財兩失」的悵然,和終於有後了的安心。
 
「自強娶的是明德叔家的小女兒,離了婚還帶著個小女伢的那個」,母親的神情有種說不出來的意味,像是看人笑話的口氣,「女方一分彩禮錢都沒要!」
 
「現在女伢少,不管是腦子有問題的冬生,還是瘸腿的朝霞,都能成婚」,母親概括著王家村的婚姻狀況,「可要換成腦子有問題,或是身體有殘疾的男的,那可就娶不了親。」
 
比起她們的腦子、瘸腿或婚史,他們更在意的是她們的生育能力。只要能完成傳宗接代的家族重任,在他們有限的選擇範圍內,他們又有什麼可以挑三揀四的。
 
仍留在王家村的柬埔寨新娘,也就是元帥的媳婦,她已經學會了使用微信,她時常藉用婆婆的手機給在城裡打工的元帥發語音、視頻。
 
聽母親說,她現在懷了二胎。
 
我猜想她還留在王家村的原因,是愛上了她的中國老公,是捨不得她的孩子,還是沒有機會逃跑?我無從得知,因為我不可能在她婆婆面前,去問她這些問題,而她又從來不出門,或者說不被允許出門。
 
元帥家那幢帶有大院子和沈重鐵門的樓房,是柬埔寨新娘的婚房,是她在異國他鄉的家。可是,一幢不能自由出入的房子,與牢房又有什麼區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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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光棍節前夕 萬人「團購」越南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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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那溫馨而局促的家鄉,移工如何自救? 《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九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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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落葉歸根還是無盡漂泊
1.Avid的故事:衣錦還鄉的包袱
2.Eaga的故事:被性別身份左右的人生
3.半生在港打工,成長烙印能否輕易抹走?
4.計算打工之旅的得失,不得不看這4組數字
5.一望無際的農田,過山車般的生計 
6. 外出打工後能享清福?看看移工回國如何維生
7.不想種田又不想越洋,到了城市可怎樣生存?


【惟工新聞】在波諾羅戈那十天,我們坐摩托車四出拜訪歸鄉移工。乘車時要捉緊尾架,以防抵不住大風或是路面顛簸而掉下車。一來一回的車程花兩至三小時,吃過午飯出發,回來時天已黑透,手和腰都累透了。如果沒有Kristin幫我們聯繫,恐怕不可能在茫茫大海裡找到合適的受訪對象。   
 
這是她與KABAR BUMI的同伴幾經艱辛經營出來的網絡。
 
高壓統治的蘇哈托政權在1998年倒台,這並不意味著印尼人民從此解放,白色恐怖的厲害之處在於,政權的監察彌漫在空氣中,滲透進人民的骨子裡,歷久不衰,直至用雙手打破枷鎖之前,也不知道原來自由就在自己手上。
 
在港移工回鄉後自主組織 
 

我們第一天探訪的就是Fendy,她剛生下女兒,身體還在復原中。說起KABAR BUMI,她還是抖擻精神跟我們分享。Fendy家的客廳差不多有兩間課室那麼大,2015年夏天,一班前移工聚集在她家開了三日兩夜的會議, 來的人都是曾在香港打工,參與過組織,在另一個國度嘗試過自由的滋味,回來以後再不甘願做順民任人奴役,也不願見著他人受苦而無動於衷。
 
移工組織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他們有需要在印尼本國建立據點,由內而外解決問題。2008年,香港的ATKI(印尼移工協會)聯絡到已回來印尼的移工,在本國建立了第一個ATKI-Indonesia。多年過去,香港的移工運動發展出更多元的議題及組織,回鄉的人們重整議程,在2015年那個會議決定成立KABAR BUMI(全名Keluarga Besar Buruh Migran Indonesia,簡稱KB,印尼移工大家庭)。
 
與會者很大部份在波諾羅戈,因此他們在這裡設立了一個分部。另外,KB在日惹、雅加達也有據點。他們的工作從教育、個案支援、批評及倡議政策、與不同組織結盟等方面出發,以改善移工及其家人的生活為目標。前ATKI成員Jen的家鄉在中爪哇,但她現在卻長居於雅加達經營KB,「這裡不是沒有人搞組織,是有非政府機構、有人做個案,但KB是群眾組織(mass organization)」。
 
群眾的問題 由群眾解決
 
有戶人家的女兒,去了沙地阿拉伯打工,十五年來都沒有回過印尼,最近更音訊全無。家人擔心她安危,向KB求助。Fendy接到消息立即聯絡雅加達的KB總部,拉上多條線索,分別找了在沙地阿拉伯的朋友、又找領事館幫忙。查了一段時間才得知,原來那移工的老闆因貪污被判坐牢,老闆的弟弟繼續聘請她,但是沒有跟她重新簽約也沒有更新護照,導致她逾期逗留。由2013年開始更沒有再支薪金,直至KB聯繫到她,返回印尼前,新老闆才付她工錢。從尋獲到真正回家,歷時八個月。沙地阿拉伯不容許移工像香港那樣籌辦組織,移工也不許獨自外出,在這樣的環境下尋找一個離開印尼十五年的人,有如大海撈針,最後找得到那移工,全靠移工之間日積月累的網絡。
  
在印尼,KB要與流氓似的中介人埋身肉搏。出國打工的人經常遇上中介濫收費用的問題,KB會幫他們追回多收了的款項。Fendy昂著頭,氣定神閒地回想與中介糾纏的情形:「我去找中介公司的時候,常常被罵,他們想嚇走我。」中介恐嚇說報警,她心裡清楚自己是來幫人,沒什麼需要害怕。她以寡言對應狂暴,不用多說話,只是直勾勾地望著那個人,一句一頓地發問:那些錢用來幹什麼的?有沒有收據啊?「如果中介謊報價錢,我就會反枱,告訴他我們認識政府部門的人。」自知理虧的中介人至此心虛起來,有的甚至態度大變,恭恭敬敬為Fendy泡上一杯咖啡。她對這些嘗試相當自豪:「看,我只是讀到小學,也可以做到這些。」這無疑是對其他同伴的鼓舞。
 
大姐氣派是多年來練就的功力,但是誰有把握在那情境下可以理服人?Fendy笑說:「第一次去完,我其實出了一身冷汗呢。」說是蘇哈托的年代過去了,但辦組織並非毫無風險。組織活躍起來,便曾有警察上門向Fendy查探KB的底細。Fendy意味深長地說,我知道搞倡議搞運動可能會有什麼後果。
 
而且,運動也不可能由一人頂起。後來,我們從Kristin口中得知,Fendy曾經在家門前經營過一間咖啡店,因為只靠耕田的收入不足以維生。有段時間,一位KB的成員入了醫院,Fendy與丈夫天天去探望她,咖啡店因經常閉門而流失客源,做不住關閉了。
 
群眾組織的力量來自於群眾自身,凝聚社群是KB目前重要的議程。他們每個月至少一次聚會,交流近況、募集物資去幫助村裡的窮人或受天災影響的人,由此過程中與社群建立關係、滾動更多人加入。聽起來是很自然的過程,但是,在印尼要招攬人加入組織,比起香港困難得多。
 
香港印尼大不同 回鄉參與運動要面對什麼困難?
 
我們拜訪的前移工當中,也有部份已逐漸不再參加運動,觀察他們的生活,再加上Kristin的經驗之談,我們得知他們難以參與運動大多離不開幾個原因:家人不準外出、要照顧小孩、忙於賺錢維生。
 
在KB聚會的時候,我留意到,幾乎所有女性參與者都有男性陪同前來,那些男性有的也是作為前移工加入KB,有的則只是當司機送妻子或姐姐來。她們都是比較幸運的人,很多人回家以後不再參與組織,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便是夫家不許外出,或者要照顧小孩而難以外出。
 
在香港,她們有的人拿著咪高峰面對數百人講話也有條不紊,有的在領事館前抗議也不怕露面不怕被拍照,有的敢於跟不合理地發施號令的公園管理員理論,有的無懼污名敢於去愛......即使處境艱難,但她們放假的時候起碼可以做自己,因為有一班同伴支援、給予信心。但是,回到家鄉以後,就要進入新的社群。Kristin面對的是不斷質疑她為什麼不生小孩的村人,Avid面對的是在背後取笑她賺不夠錢的鄰居。昔日同聲同氣、共同對抗壓迫的姐妹們不在身邊,單打獨鬥之下,心志不斷被磨蝕,要維持抗爭的鬥志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組織之難,還有一些物理上的條件。香港交通便利、移工大多數在同一日放假,星期日在維園、九龍公園等,總有大批移工聚集。然而城市和農村生活節奏有很大分別,在印尼,務農的人們沒什麼「假日」的概念,耕作日程視乎天氣,你家農閑的日子與我家農閑的日子未必吻合,要約一個日子讓十多二十人聚在一起,需要有心為之安排。在KB聚會當日,坐了一小時摩托車來的Ann便說,她每個月也會特別為KB留一天。

一小時已經不算長,問題在於,沒有摩托車的話,幾乎是沒可能走那麼遠的路去另一條村。一家人通常只有一台摩托車,在這情況下,如果家中話事的人不允許使用,那麼交通自由就受到限制,想出去也不是易事。
 
兩年有多,Kristin堅持下來。她意識到,出外打工並不是打破困境的方法。她看到,越來越多人回來了又再出去打工,印尼的物價越來越貴,維生越來越難,如果不解決本國的問題,出外打工也不能真正改善生活。投入運動,無疑是一個困難的選擇,就如前文所說,她雖然找到一個願意理解她的丈夫,但還要面對婆婆、村人的催逼和規訓。她知道,一旦放棄對抗,順應其他人的期望,生下小孩當個好媽媽好老婆,就會失去很多自主的時間,「好多人需要我們大力抱住,要抱住所有的人,不一定要即刻結婚即刻生小孩。如果我只會想自己的家庭,就變得不會想其他人。」說起來不是什麼難懂的道理,而在這樣的環境下,她仍然緊守著底線,拒絕只看到自己,堅持要與其他人走在一起,當中面對的困難、需要投入的心力,是一件多麼難以想像的事。但她的確在努力嘗試,這種掙扎本身就已是彌足珍貴的示範。
 
組織可以如何協助參與者面對家庭掣肘?
 
女性可以如何參與運動?印尼聯合工會(Gabungan Serikat Buruh Indonesia,GSBI)的經驗告訴我們,除了個人意志,組織在這方面也可以幫得上忙。
 
到訪勿加泗(Bekasi,西爪哇一個工業城市)時,GSBI一位帶頭巾的女性工會幹事Kubana帶我們在工業區走了一個下午,向我們引介外判保安及鐵餐具製造廠的工人。她原本也是一位紡織女工,申訴工廠問題後被無理解僱,自始當上工會幹事。在回程的火車上,我的視線始終離不開她那頭鮮黃色的頭巾,我問道,伊斯蘭教不是要求女性不可拋頭露面嗎?大概Kubana已不是第一次遇上這問題,她平心靜氣地回應道:「說這話的人要先明白穆斯林,穆罕默德的妻子也是領袖。女性不能做領袖是文化偏見,政府宣傳說男人不應該食軟飯(eat from woman’s salary)也是錯的。」如此基進的說話,是承襲著媽媽。也因如此,爸媽常為了她的事而爭吵,Kubana說,她的爸爸很父權。
 
其中一個爭吵的話題就是她加入工會。村裡人在背後說閑話,曾參與工人運動的母親也擔心她受害。有一段時間,Kubana被要求留在家裡不許參加工會活動,她向GSBI工會秘書Emilia求助。Emilia到了Kubana家拜訪,向她家人解釋工會在幹什麼,最終說服家人容許她外出,只是不可以太夜回家。
 
Emilia告訴我們,在過往的運動經驗裡,GSBI早已發現要把「性別」、「家庭」納入組織的考慮中。現時工人有大部份女性,而參與工會的仍是以男性為主,工會認為,工人中的父權文化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五年前,坦格朗(Tangerang,西爪哇一工業城市 )一間Adidas代工廠有2千名工人因示威而被解僱,工人持續為不合理解僱而抗議,當中女工的丈夫初期非常不滿,想跟他們離婚,更到工會辦公室吵鬧。意想不到的是,工會慢慢說服了那些丈夫,有的人後來甚至加入抗議隊伍。
 
我們到訪GSBI總部辦公室時,他們正在開會,除了會議桌周圍坐著工人與幹事,房子裡還有一些貌似不是在開會的女性和小孩,有的人在煮飯,有的人在與小孩玩耍,或者在哄小孩停止大哭。Emilia向我們解釋道,很多時家人會因為不了解工會而阻止工人參加,那麼就邀請他們來一同出席,讓他們知道工會是什麼地方、他們的家人花時間在什麼事情上,這反而有助於工會鞏固組織。
 
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型工會與一個正在萌芽的自發組織,或者不能直接相比,只是,不論由Kristin還是Kubana的故事裡,我們都可以看到,在諸多掣肘中掙扎出一個自主的空間,並非完全不可能。
 
相關報導:
一個草根自主組織的誕生──白恩逢之家與印尼移工協會的淵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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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輋邨清潔工「被自願」離職 工會協同行動爭取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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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海麗清潔工罷工不足一年,同一間外判公司再以同樣方法欺壓工人。禾輋邨清潔合約將於本月31日完結,其外判清潔公司民順清潔有限公司在月中出信要求工人簽署調職通知書,否則工人無法獲遣散賠償。禾輋邨外判清潔工人今早發起行動,連同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清潔工會及聲援人士約30人到場。受影響工人約20到30人,涉及金額30至40萬。工會指,外判公司的做法是「假調職,真解僱」。

及後,民順職員指可於九時半與工人、勞工處代表及房署代表討論遣散費安排。

以下為中大基層關注組整理之事發經過:
.2017年12月 - 民順誘騙海麗邨、愛民邨、石圍角邨清潔工人自願離職
.2018年12月10日 - 民順向禾輋工友提出完約安排,要求工友調遷,如不願意就不獲遣散費
.2018年12月13日 - 有工友找清潔工人職工會討論如何應對調職事件
.2018年12月18日 - 工友與工會商議後,決定以聯署信要求民順履行責任支付遣散費,並以掛號信的形式寄聯署信至民順辦公室,要求民順「履行責任,在約滿終止服務之時,按年資支付遣散費賠償」
.2018年12月20日 - 民順本來約了工友4pm開會談判,工友要求在工會陪同之下一同入來,民順卻不斷拒絕工會進入房署會議室,稱這是公司內部事務。工友與民順僵持兩小時之後,民順代表在下午6時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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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輋清潔工成功爭回遣散費 大學生預早落區助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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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禾輋邨清潔工昨(21日)早上與婦女勞工協會清潔工人職工會發起行動,抗議外判商民順約滿在即,以「調職」作假選項,逃避遣散費。清潔工與勞工處代表及民順商議後達成共識,事件暫告一段落,惟清潔工應要求簽署保密協議,未能透露賠償方案及金額。民順拒絕工會參與商討過程,勞工處亦食言沒有邀請工會代表列席討論,工會代表斥勞工處不尊重工會和程序。

勞工處違反約定  默許老闆欺壓工人

清潔工人職工會總幹事胡美蓮表示,原定談判的過程分為三部分:(1)清潔工人和工會商討,同時民順與勞工處商討賠償方案、(2)民順與勞工處向工人提出方案、(3)清潔工和工會討論是否接受方案。惟在約兩小時長的談判期間,勞工處代表並沒有給予空間讓工會和工人商討是否接受民順方案,她批評勞工處的安排不尊重工會,也不尊重原本安排程序。胡又怒轟勞工處容許民順要求清潔工簽保密協議,直斥勞工處為「幫兇」,默許公司以「封口令」向工人施壓,否則無法獲得賠償。胡美蓮表示,欣賞房署處在民順完約前找提早前通知清潔工,並向他們表示如有問題可向公司反映,她建議其他房署辦事處亦可參考此做法。

民順經理許先生在會面後指,協議得到勞資雙方共識,被問及是否所有工友滿意安排,他沒有回應。


民順經理許先生

在場勞工處代表拒絕當面回應傳媒,著在場人士稍後詢問新聞組,並只願意和工會成員會面。工會在與勞工處代表會面後表示,對方稱工人滿意並接受安排,被問及為何不按照原定安排讓工會參與,勞工處代表則聲稱會議順利,故沒有中斷談判過程,工會引述勞工處代表指,所有列席的清潔工都有發表個人心聲,惟勞工處代表亦沒有透露賠償方案細節。
 
工會幹事梁芷茵表示,勞工處不肯透露與清潔工及民順的會面詳情,另外,她亦批評房署只願意為民順租用房間作談判之用,但拒絕為清潔工和工會租用會議室商議。


清潔工人職工會總幹事胡美蓮(左)、幹事梁芷茵(右)

大學生預早落區  助工友了解權益免被走數

今次涉事的外判商民順早有前科,曾以同樣方法拖欠海麗邨、石圍角邨和愛文邨清潔工遣散費。不少中大基層關注組成員到場聲援,指月前已得知民順合約將於月底屆滿,擔心對方「會再出古惑」,於是早前落區接觸清潔工,在禾輋邨共13座樓宇中,他們曾到其中8座向負責「倒樓」清理垃圾的清潔工派發平安包,裏面包括常用的口罩、膠布和工會會訊。他們亦向清潔工分享勞工權益知識,亦向清潔工解釋計算遣散費的方法,慎防他們墮入陷阱。他們指,外判商剝削工人遣散費亳不合理,希望工人取回應得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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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民順工商火頭處處 再揭兩邨清潔工被騙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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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雪倒白漆掩飾煤礦污染 市民上載影片揭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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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梅斯基(Myski)是一個位於西伯利亞科麥羅州的採礦市鎮。當地空氣污染問題嚴重,白雪與煤礦污染物結合,將白雪染成黑色。有報導指當地官員在雪倒下白漆,以圖掩飾採礦帶來的污染問題。 當地居民在網上發布一條短片揭發事件。一個女人在玩雪時手被白漆染白,她說︰「你能夠見到這些白漆⋯⋯它們是黏黏的。」 雖然煤礦貿易幫助當地的經濟,但是在運輸和儲存煤礦時常釋放出大量黑灰,為當地環境和居民健康帶來嚴重問題。 市鎮鎮長在事件被揭發後下令移除白漆,並讉責負責城市發展的公司高層。他為這次事件帶來的不便向市民道歉。

綜合報道︰

Russian Authorities Cover Snow in White Paint to Hide Signs of Pollution, Reports
https://themoscowtimes.com/news/russian-authorities-cover-snow-white-paint-hide-sings-pollution-63892

Dealing With Pollution The Russian Way - Paint The Dirty Snow, White!
https://www.indiatimes.com/trending/wtf/dealing-with-pollution-the-russian-way-paint-the-dirty-snow-white-359011.html

RUSSIAN AUTHORITIES PAINT DIRTY SNOW WHITE TO HIDE EFFECTS OF POLLUTION
https://www.newsweek.com/russian-authorities-paint-dirty-snow-white-pollution-126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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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罷工一周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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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海麗罷工一周年,那場由工友先發、充滿力量的罷工雖然已經過去一年,但是,當中對社會的影響力卻仍未消失。在這一年裡,有不少清潔工受到海麗工友鼓舞,以行動爭取被剝削掉的權益,而老闆也對清潔工行動聞風喪膽,甚至有的在行動前一晚已跪低,答應支付清潔工爭取的合理賠償。
海麗罷工發生過什麼事、為什麼會如此成功、對社會又具體造成什麼影響?現在,讓我們來回顧海麗罷工的一系列報導,與及這一年裡發生過的清潔工工潮。這些事件,不論成功或失敗,都為社會貢獻了寶貴的養份,讓不甘被壓迫的人們有經驗可循,最後一篇《聯同工友爭取權益 你也做得到》雖是歸納2016年浸大工潮經驗,但仍然值得一讀。

1.【海麗清潔工爭遣散費、加人工】

1.1海麗邨清潔工損失百萬遣散費 追討不果或會發起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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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海麗邨半數清潔工罷工 追討百萬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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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圖輯】海麗邨清潔工罷工第二日 非人勞動逐個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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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海麗罷工第六日 】揭政府外判制四大省錢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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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調查】民順工商火頭處處 再揭兩邨清潔工被騙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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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海麗罷工支援者日記:我們怎可以讓工友孤軍作戰,明明他們這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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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梁葉漢:清潔工十大死亡陷阱
https://wknews.org/node/1629

1.8海麗清潔工罷工大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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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海麗罷工成功背後(一)】:居民撐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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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職工盟被指侵吞罷工基金捐款 海麗清潔工:我們不是那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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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海麗清潔工遭偷拍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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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是射殺,不是偷拍 --海麗清潔工遭偷拍引申出的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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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反外判戰再下一城 民順承諾賠償石圍角清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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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康文署係叫我哋去死」 資深工人揭直聘、外判制度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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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富亨邨清潔工剝削實錄】

2.1雄踞富亨邨十二年 外判清潔公司涉剝削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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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外判商恆豐連發兩封警告信 懷疑報復討薪清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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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圖輯】富亨邨外判商惡行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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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食環外判欠薪扣合約 長者清潔工:合約副本都攞唔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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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順天邨清潔工爭遣散費】

4.1順天邨清潔工罷工追遣散費 部份受海麗罷工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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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順天好姐:清潔工、居民、抗爭者
https://wknews.org/node/1775


5.海怡清潔工徒手爬10米梯工作 工會抗議外判商草菅人命
https://wknews.org/node/1818


6.食環署督察苛刻導致清潔工罷工?觀塘清潔工罷工起因解構
https://wknews.org/node/1832


7.罷工前不戰而勝 大圍新翠清潔工獲承諾發「約滿獎賞」
https://wknews.org/node/1875


8.【禾輋邨清潔工爭遣散費】

8.1禾輋邨清潔工「被自願」離職 工會協同行動爭取遣散費
https://wknews.org/node/1883

8.2禾輋清潔工成功爭回遣散費 大學生預早落區助爭權益
https://wknews.org/node/1884


9.【中大基關組分析外判制度】

9.1外判:糖衣毒藥?——由本地經濟史說起
https://wknews.org/node/1637

9.2中大基層關注組:大專外判問題探析
https://wknews.org/node/1649


10.外判制相關文章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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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聯同工友爭取合理待遇 你也做得到——以浸大學生的經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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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惟工新聞十大必讀冷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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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的最後一天,惟工新聞為大家盤點今年十大必讀文章。不過我們將不會按熱門程度挑選。海麗罷工人工島填海災難,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不少讀者都看過的報導就不需要再重覆了。

相反,我們想推薦一些收視率不特別高的報導。作為一個「冷門」媒體,我們不認為少人看、少人贊的文章就沒價值。甚至傾向因為少人看,才有需要繼續寫,寫多點,讓目前不受注目的重要議題得到應得的關注。因此就有了這十篇文章。

【10、最低工資增七成、十萬人轉正式工,印尼工運如何死灰復燃?】

雨傘運動失敗四周年,很多人的創傷到現在仍未恢復,同時香港的政治空間日漸縮小。被打壓是現實,因此更要留一口氣,在時機到來就反擊。從1965到1990年代初,印尼的工人運動幾乎不存在。在1998年結束獨裁統治之後,工人組織才像雨後春筍那樣紛紛冒起,建立一種街頭行動的方法。這篇文章說的就是一個關於反擊的故事。

【9、「康文署係叫我哋去死」 資深工人揭直聘、外判制度荒謬】

外判制度對基層工人的傷害早已人所共知。政府直接聘用的工人,工資雖然高外判工人一截,工作環境亦不見得很好。在這篇訪問,政府直聘的一級工人華姐揭露外判與直聘同時存在造成的混亂及不公。

【8、近八成女性性小眾曾受家暴 警察缺性別意識將受害者當施暴者】

對於性小眾的歧視,除了來自個人的目光、語言和行為,以及制度性權利的剝奪,還有各種深入文化的認知習慣。文章提到無論是警務人員在面對兩個女性時不懂分辨施暴者,以及社福機構的常規制度無視性小眾的家暴,都對受家暴的性小眾造成二度傷害。

【7、地球另一邊的抗爭:回顧2017-18伊朗示威】

關於中東的國際新聞,基本上離不開各種令人費解的代理戰爭、石油價格升跌,以及被標籤為極度保守的宗教習俗。中東不同國家的人民生活,工人和農民的處境則一直隱形。有時讀者出於好奇想認識外國發生的大事,以尋求一些思考資源,亦舉步為艱。是以惟工新聞一直嘗試引介和整理不同的外國大事,2017年末的伊朗全國性抗議便是一例。

【6、倫敦強推教育私營化 紐咸區老師家長共同抵抗】

教育變成生意在香港早已是嚴重問題。學費高低令貧窮或富裕變成世襲,貧窮家庭的子女更難有機會接受較好的教育。而當學校變成利潤主導的公司,教職員的待遇亦有可能變差。在香港,這一切好像無可避免地發生。為什麼在英國,教職員和家長在學校面臨私營化的時候能團結抗爭,最終竟然成功?

【5、中國塔吊工罷工的導火線】

中國16個省市的天秤工人罕有地在4月尾相繼發出聯署書要求加薪和補發加班費,又發起抗議遊行,聲言將在五一勞動節罷工。行動最後並未如預期般轟動,當中一部分工人的訴求獲得政府回應,但亦有不了了之的情況。內地天秤工人當下的抗爭情況我們可能未能清楚掌握,但工人在外判制度下面臨的困境,則在這篇文章中有比較清楚的闡述。

【4、調查指8成中國女記者曾遭性騷擾 媒體機構缺處理機制】

單看標題已感問題非常嚴重。文章引述的調查顯示,近五成記者曾遭展示猥褻文字/圖片、觸碰身體或隱私部位,更有6.3%受訪者被迫進行性行為。雖然這些被騷擾/侵犯的經歷只能以案例和數據的方式表現出來,不能如Metoo運動中的女性在媒體裡公開控訴那麼振奮人心,但職場上的性騷擾問題依然廣泛,有賴更多人關注和改變。

【3、六時上班白等開工 日賺200多元 高球球僮揭球場制度不堪】

高爾夫球對大部分打工仔來說都是跟生活沾不上邊的體育活動,然而仍然少不了打工仔的身影。在高爾夫球用地爭議上,除了各種主流媒體報導的球會高層嘴臉以外,惟工新聞訪問了入行多年的高爾夫球場球僮。從球僮講述自己如何開工白等無錢收,又如何陪有錢人打波OT,我們將發現,無論甚麼活動也好,都不能沒有打工仔女的支撐(更可能是愈貴族的活動愈需要工人來執頭執尾)。

【2、大學教育零散化 流浪教師缺支援 收入不穩無保障】

大學兼職教師的工作情況在年中曾引起一段短時間的關注,報導重心多集中在講師不穩定的工時、工資以及工作機會,造成大量無償勞動的情況。惟工新聞這篇訪問從另一個角度補充了講師的情況:兼職講師在不穩定的工作環境掙扎求存所作出的種種妥協,例如開放私人時間答問題以留住(將會評點他們的)學生,不但加重自己的工作量,更扭曲了雙方的教學關係。

【1、生活在箱子裡的護理員 集體抗爭揭穿老人院地獄真相】

文章標題雖然說是揭穿「地獄真相」,但內文不少地方寫到追討欠薪的宏光護理員與院友的關係,以及工友在香港的生活,相當有意思。我們或許認為執屎尿的外勞護理員會對院友充滿各種不滿,院友又因行動不便而諸多要求對人造成不便。不過,訪問的護理員提到,在各種殘酷的工作條件以外,工友跟老人都在照顧的過程中變得互相信任,工友又跟院友家屬有了交情。如何理解這些工人與院友,以至院友家屬間的關係,又如何把握這些關係為護理員爭取應有的工作條件,也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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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大學管治問題(上):教資會資助院校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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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解密】由2018年年頭開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資助院校中,不同部門都出現解僱教學人員的事件,事件遍及中大、理大、浸大和教大,甚至引起公眾對資助院校,以至自資院校所聘用的基層教員待遇。

然而這些亂象並非割裂和互不相關的獨立問題,如果想要了解現時大學管治的種種亂象,我們可以從教資會和大學財政入手,從而分析大學出現重研輕教、追逐排名和推動國際化背後的政策脈絡和各問題之間的關係。

教資會的角色和大學撥款政策根據教資會官方網頁解釋,教資會是香港八間由政府資助大學的撥款機構,主要職能是向受資助院校分配撥款,以及就香港高等教育的策略性發展和所需資源。教資會必須就政府可以撥出的款額,根據社會需要的學額和各院校招收的學生人數,向政府提出有關確實的補助金建議。各間大學的校董會則享有自主權,例如可以自由調配內部資源和控制課程與學術水準等等。

教資會向香港八間政府資助院校提供的撥款,主要可以分為兩種用途的款項,一部分根據學生人數、課程、成本等,用於教學用途的整筆撥款(block grant),大約佔UGC撥款的75%。另一部分則是用於研究的撥款,佔UGC撥款的23%,當中研究撥款的一半按院校於研究評審表現進行撥款,另一半則靠院校競逐研資局研究計劃的表現撥款。另外,政府亦曾多次提供一筆過的配對補助金,根據大學的募捐金額以一定比例配對資助,鼓勵大學管理層向公眾募捐,回歸至今已推出了六輪計劃。可是配對補助金計劃並非經常性撥款,最終實施與否政府決定。

教資會角色轉變

可是隨著教資會的角色轉變,它不僅僅負責根據各院校的學生人數去分配撥款,亦不是美其名向大學提出建議和意見的機構,而是逐漸成為領導各資助院校,根據教資會所訂立的運作原則營運的公營機構。就著教資會的發展,我們可以把時間線追溯至回歸前的高等教育政策。教資會早於1965年成立,資助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兩間院校的營運,根據教資會1991年至1995年的年報顯示,教資會的主要職責限於兩項工作:審核資助院校的設施、發展計劃和財政需要能否符合社會需要和為港督提供與高等教育界相關的建議。

以在1991-95的四年學術周期為例,1990年代政府大幅增加大學和大學資助學位的數量,教資會的主要工作方向限於統籌各間大學和資助院校擴大大學收生人數,以及評審非大學資助院校的質素,例如由1995年學年開始,資助大專學位的數量升至佔適齡入讀大學人口的18%。雖然在1994年教資會已經參照英國高等教育的評核模式,設立評核研究質素的RAE和評核教學質素的TLQPR,但教資會依然分別根據資助院校研究人員和學生人數作經常性撥款,並無明顯引入院校互相競爭資源的元素。

可是到了於1995年至98年的學術周期,教資會報告指出,機構的工作方向和重點已經由增加院校的專上學位數量,轉移至增進各院校的工作效率、質素和成本效益,並首次引入以表現為依據的撥款方法,作為衡量研究表現的準則。另外,教資會在此報告中突顯自己作為擔當質素保證責任的機構,在1996年第二次研究評審工作中,強調比第一輪評審更加注重研究質素和把評審基準提高,並指出「由此至終是一項直接關乎資助評審的工作」。在管理檢討方面,則希望「控制或進一步降低每位學生的成本」。政府已定下指標,期望在下一個學術周期完結時,減低百分之十的學生單位成本。

政府削減對大學的資助

早前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前會長吳曉真曾撰文指出,2004年本地院校曾遭受龐大的削資,整體大學撥款一直未恢復至原來水平。2003/04年度教資會總撥款佔政府開支6%,至今撥款已逐步下跌至4.2%至4.5%。以學生成本單位計算,2003/04年度教資會對每個學生平均資助21萬元,2016/17年度是26萬元,扣除累積通脹,其實只是2003/04年度的87%,每個學生獲分配的資源根本不增反減。而大學「三改四」,新增一年的撥款只是原有撥款的65%。

以上數據反映的是政府在大專教育的承擔不增反減。換言之,資助院校在負擔更多年輕人的大學教育的工作,政府並沒有按通脹和學生人數增加,同時為大專院校提供相應增加的撥款。反之,教資會引入各項評審工作,要求各間大學互相爭奪本應屬於自己的營運經費。那麼我們接下來就要問的就是,大學財政在撥款不足的情況下受到多大程度的影響,或發展出什麼辦法來解決撥款不足的問題?

首先重研究一方面可以在RAE中爭奪更多資源,另一方面則提升大學排名機構的分數,爭取更好的排名。大學國際排名作為海外學生升學的指南,則影響院校的在國際間的知名度和院校的自資課程收入;作為吸引研究人員的因素,又反過來影響院校的研究能力。

根據高教公民和學者抗命1001在Facebook專頁的貼文,其成員早前與兩個主要的大學評級機構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和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的代表會面。事後其中一名有份會面的成員黎恩灝在端傳媒撰文,指排名公司指標側重研究多於教學。QS和THE有關研究(論文徵引數字)的評分比重同樣是六成,但和教學相關的評分比重只佔兩成到三成。

THE代表指出他們在計算大學排名的時候,有三個比較大的元素,研究能力、教學質量和社會影響。由於香港市場太細,他們只計算香港的大學之研究能力,教學質量以及社會影響並無計算在內。QS代表則指目前並無一個實質評核教學質素的指標,師生比例等準則只是評審教學質素的替代品。由此可見,研究能力的分數成為了評價香港高等教育學府的主要指標。

總括而言,自資課程所吸引的海外學生數量則反映國際化的程度,所帶來的巨額收入則成為院校在政府持續撥款不足的情況下繼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大學在政府愈來愈多撥款採用表現為本和互相競爭作為原則的情況下,只能另辟財源,而出現各項弊病。重研輕教、爭奪國際排名和大幅增加自資課程的關係,可謂三位一體,關係環環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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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女工:手沒了,日子還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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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說起工傷者,似乎都是千人一面,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慘。可是,即便受傷的過程類近,傷後人生卻都是複雜的經歷。在性別不平等的社會裡,女性透過出外工作賺錢,獲得經濟甚至生活上的獨立自主,一旦受了工傷,他們又要面對的將是怎樣的人生呢?尖椒部落的這篇文章訪問了幾位工傷女工,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文:大兔

一秒之內,阿福右手的三個手指就被刨木機齊刷刷地吸了進去了。

當時不是很痛,但很麻。阿福感覺一下子天就塌了,見到人就大叫:“我的手怎麼這樣子了,快點幫我搞好它!”

工友通知了辦公室裡的人,他們把阿福送到了醫院。醫生幫她包紮的時候,阿福看見自己的右手空了,根本沒有辦法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反正就是覺得自己是全天下受傷最嚴重的人了。醫生說,手指長不回來了,但是可以把腳趾移植到手指上,以後功能是還好的。

圖為阿福的手,兩個腳趾被移植在拇指和中指上,移植後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勞動。

“誰開到那個機器誰就倒霉”

廠裡怕麻煩,覺得移植醫療時間很長,不斷和阿福說,移植好了賠給她的錢就少了,建議她不要移植,直接包紮。阿福說:“不行,我以後還要用手工作呢,我寧願不要你們賠,也要補好我的手!”

把阿福的手指弄沒了的,是家具廠裡面的刨木機。工人刨木板的時候會出來很多木糠,要用吸塵機把木糠及時吸走。那天廠裡的吸塵機可能有點卡住了,得用氣管去吹通。戴著手套的阿福伸手去吹,但是機器還在運轉。一秒之內,三個手指就沒了。

這個工廠開廠以來也有發生過不少工傷事故,阿福進廠之後都看見過四個缺皮少肉的了,但是傷得最嚴重的還是她自己。

見到阿福的時候,她已經做完了移植拇指、中指的兩次手術,現在手指裡的鋼釘還沒有拆出來。我問她為什麼不把食指也給補上,她解釋說,即使補上了食指,功能還是和只補拇指和中指一樣,但是腳上就會失去三個腳趾,可能連路都會走不好了。

而斷了四個手指的康姐則堅決不同意移植。她說,醫生讓她切腳趾來移植,她沒有同意。 “我手殘廢了也就算了,我不想腳也殘廢掉。”

圖為康姐的手。她受傷後很容易覺得寒冷,所以經常戴著手套。

康姐在家電廠工作,她已經是一位有十年經驗的沖壓工了。她平時膽大心細,但是這種事故卻沒有辦法預防,因為機器出現了意外。

每次問及康姐的感受,她都會把“沒辦法,反正面對現實吧”掛在嘴邊。從受傷到做手術她都沒有喊一聲痛,只有在拆線的時候拆傷了,才叫了幾聲。

受傷之後,康姐的手到現在都是麻麻木木的,天氣一變就痛,因為怕風吹,平時都得戴著手套,即使晚上睡覺的時候也戴著。

而一起接受采訪的小幸,則已經失去了選擇是否移植的權利,因為她幾乎整個手掌都被啤機吞噬了。

啤機是注塑成型機的粵語叫法,廣東這邊的廠子都這樣稱呼它。那是靠重量和熱力把原料按要求壓成所需形狀的機器。小幸所在的工廠是一個吊牌製造廠,她受傷那天壓的吊牌,是那段時間裡最好看的一個紅桃形吊牌,粉色的紅桃帶有一點黃色,壓一遍可以得到四份花瓣形狀,四份花瓣疊起來才有兩個紅桃,兩個紅桃還得用膠水疊在一起才能為一個吊牌,精緻得不得了。

圖為小幸的手。為給工廠製作這個精緻的吊牌,她大半個手掌已經被機器吞噬。

小幸回憶道,那天彷彿是命運的安排。

在勞動節假期的5月2日,工廠說這批貨是趕著要出廠的,要求工人們不要放假,回來趕工。其實那天廠子裡很多工友都沒有去上班,都出去玩了,小幸本來也想和朋友一起去爬山玩耍,但是那天不知怎的就是很想去上班,想快點把貨做好,然後辭職離開這個工廠。

那天她操作的啤機其實全工廠都知道是有問題的,大家都流傳著“誰開到那個機器就誰倒霉”的說法,因為這台機器壓1小時就得重新調一次,每調一次就會耽誤很多工時。幫老闆管廠子的老闆老媽也知道這件事,還辭退了那個被懷疑操作失誤把機器弄故障的女工。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故障機器會傷人。

事發的時候,小幸按照平時的正常工序把手伸到機器裡,把吊牌拿出來,可是剛拿到貨,機器就“咔”一聲下來了,小幸的右手幾乎整個手掌都被壓扁了,而因為啤機高溫,她的皮都被燙熟了。

手沒了就是沒了

小幸在受傷的時候都沒有哭,可是到了醫院,一看見聞訊而來的老公,她就哭起來了。老公本來看見的只是她被包紮得一團腫脹的手,當醫生拆開紗布準備手術,要老公簽字的時候,小幸和她老公才震驚地看到,原來她的右手,真的沒了。

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小幸都覺得這是一個夢。 “好多時間我都會夢到我的手長起來了,我不是殘疾人了,手長回來了。”慢慢地,她才開始接受這個現實:她的手沒了就是沒了,她已經成為一個殘疾人了。

斷肢過後,還有一道非常艱難的坎兒得走過,那就是向工廠索賠。

工傷鑑定過後,法院已經判決工廠要賠給小幸53.8萬元,可是,老闆太厲害了,預先就把工廠和房子都移到了兒子和老婆名下,法院都無法強制執行,要回已經不存在了的賠款。法官只能對小幸說,她得自己想辦法,查老闆的錢去哪裡了。

小幸如同處於16級颱風中的一隻風箏,被各種力量刮過來吹過去,就是無法著地。法院說委派公安去查帳,可是完全查不到任何線索。焦慮的小幸找到了關注工傷工人的佛山樂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在工作人員和義工的鼓勵下,她重新點燃了對生活的希望。

圖為佛山市順德區樂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紀念胸章。很多工友在樂行找到了同樣遭遇的伙伴,互相鼓勵繼續樂觀生活。

小幸去老闆所在的新工廠廠房看,發現原來工廠都已經屬於老闆的兒子的了。小幸抓住這個重要線索,於是開始申請追加責任人,但這個過程同樣痛苦。

小幸開始跑法院,一共三個法庭,審查資料的工人人員讓她複印4份材料前來遞交。法院的複印貴啊,一張雙面複印就得1塊錢,那天小幸的微信只有100多塊了,一大堆資料,一式4份,花了她80多塊。複印回來又排了30分鐘的隊,誰知道這時候,收資料的工作人員對她說:不能直接追加責任人,只能重新起訴。

小幸當場哭了,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是可靠的呢?她又跑到行政服務中心打印信息資料,多次找派出所找老闆老婆兒子的身份信息,申請先行支付公開……均無果後,一些同樣經歷了工傷的工友們就陪她一起到了老闆的新工廠,發現新工廠依然照常開業。小幸上前拉閘停電,讓這個本來應該賠償她的工廠無法運作。

這一逼,終於使得老闆找來法官,通知小幸願意協商。老闆這時候不停說好話,說自己真的沒有錢,願意分10年給小幸賠款。小幸可不傻,知道這也是廠家慣用的緩兵之計,不肯就此錯過這筆可以勉強保障自己往後失去勞動能力的一輩子的賠款。但是老闆找了紅臉又找了白臉,一邊哄一邊兇,最後小幸只能鬆口給他打了個八折。

在這個坎坷的過程中,陪伴小幸康復的是樂行的義工和工傷工友,可是她的家人卻難以理解。

在一開始做工傷認定的時候,老闆說給小幸賠10萬元,家里人勸她接受。但是小幸覺得,如果接受了這麼點賠償,往後餘生自己就會成為家人的拖累。後來每次和家人打電話,都被勸說要私了,小幸就漸漸失去了和家人打電話的慾望。無論是老公、老公父母、自己父母,她都不想再說了。就連中秋節和老家的節日六月六,小幸都逃避了回家。

相比起小幸的家人,秋姐的老公則很支持秋姐追討索賠。

秋姐是一家家電廠的沖壓工,生產我們日常使用的燃氣灶的面板。出事的時候,機器發出了和平時不一樣的聲音,秋姐把機器關掉,伸手拿物料來查看,誰知道機器壓了下來,她的小指頭就這樣彎進去了,送去醫院治療,21天后才拔出了鋼釘。拔了鋼釘的第三天,她就得去上班了。

圖為秋姐的手。她的小手指表面看沒有很大異常,但其實已經失去知覺。

秋姐的工傷評殘評了十級,骨頭都斷了,現在小手指還是麻麻的沒有感覺。那時候老闆說:這個傷沒什麼,賠2000塊好了。秋姐的老公幫忙提出要7000塊賠償,老闆不肯。

但是兩年後,老公也出工傷了,食指、無名指都從根部開始沒了。老公遇到了去醫院做工傷探訪的樂行義工,義工在幫助他的同時,也向他普及了一些法律。於是,秋姐在老公的鼓勵下去和工廠協商。

工廠的會計向著自己老闆,告訴秋姐工傷認定書不見了。老公明白這是工廠的藉口,於是和秋姐去了勞動局,拿了認定書的備份,接著就去了勞動局做仲裁。仲裁結果是工廠需要賠償秋姐兩萬二。

老闆很不服氣地說,當初不就是要7000塊嗎。秋姐說:“如果你那時候給了7000塊,今天就不用給兩萬塊了。”秋姐自己記得,當初老闆甩2000塊錢給她想私了的時候,自己的心情有多崩潰。

文首提到的工傷工友阿福,則一再表示自己的狀況和有老公支持的大姐們不一樣。她和老公結婚10年了,一直都是分居狀態。他是建築工,跟著工程隊四處駐留,她則在廣東打工忙於流水線。工傷後移植手指到現在,她只見過他一面。他混在來醫院探訪的親戚中,沒怎麼聊兩句話,就匆匆走了。

說起這個老公,阿福非常不滿意。她和他結婚10年,育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當她懷孕在家沒有工作的時候,常常要面對老公對她的責備:“女人就是想錢!”

生孩子老公是高興的,但是他不願意出錢。老公月薪不算低,喜歡出去玩、喝酒、賭博,但就是不願意出錢讓阿福做產檢。他希望阿福和其他傳統女人一樣,住在他的家鄉,讓他的老母親幫忙照顧孩子,不要花錢做產檢,並且在鎮上的衛生院生孩子。

但是阿福曾經目睹了自己弟弟的孩子在鎮衛生院出生,因為臍帶沒有處理好感染了,弟弟全家輾轉了好幾個城市好幾個醫院,花了很多錢和時間才把孩子治好了,阿福心有餘悸,說什麼都不願意讓自己遭這種罪。她和老公就天天吵架,她希望可以去醫院做常規產檢,他則嫌她要他的錢。

在生完孩子之後,阿福和老公約定,大兒子歸老公,放在家鄉山里,讓老公的母親帶,女兒和小兒子歸阿福,放在她老家,讓阿福的母親帶。在她工傷之後,老公也沒說幾句貼心話,說來說去都是錢,抱怨大兒子學費生活費要一萬多,花他太多錢了。

“別人看我很好啊,老公工作穩定會賺錢,長得又帥,又買了車,孩子又多。過年回家看起來很開心。”但是阿福覺得,別的工友出事之後有老公扶持著,自己就沒有。現在,阿福和自己的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住在工廠的員工宿舍。

“我跟他是分不開了”

阿福說,如果沒有受傷,她就離婚了。

阿福沒有告訴她的孩子她出工傷了,7月份回家見兩歲多的小女兒的時候,女兒問:“媽媽你的手怎麼短啦?”阿福安慰她說,做事做多了手就變短了,以後就會長出來了。貼心的女兒後來還打電話給她,問:“媽媽你的手好了沒有?”

阿福很想念自己的兒女,但是對於老公就一點都不想念。

受傷之前,阿福覺得老公都這樣荒唐了,如果自己能找到比較好的人,就重新開展一段關係好了。自己這個沖壓的崗位工資又高,老闆又器重,絕對有能力供養自己的孩子。如果新找的對像對自己孩子不好,“我就扔他出去唄”。

但是現在,她的手已經喪失了做原來崗位的能力,即使找到喜歡的人,剛開始交往可能還沒有多大問題,但是長期下來,可能自己和孩子都會是累贅。阿福覺得,縱使自己還可以做一些電板零件裝拼的工作,但是工廠看見她的殘肢,一定也不肯接受她。

83年出生的她對我說:“這輩子都玩完了。”

圖為阿福的手,移植後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勞動。

和家人漸行漸遠的小幸,在受傷之後萌生了一個想法。她想樂行的義工們、工傷工友們才是真正懂她的人,才是能感同身受她現在處境的人。她挺想和其中一位女工友一起租個房子,互相照應,一起生活下去的。但是這位女工友受傷後已經回家了,並且告訴小幸,回家之後她也沒有真正的朋友。

“老爸老媽對我過分好了。”小幸說,這種過分的好讓她渾身不自在。老爸老媽到現在還在外面打工,拼命省錢給小幸的三個孩子用。因為怕孩子問老公要錢,老公會不要小幸,和她離婚。小幸回家的時候,父母更是什麼家務活都不讓她幹。 “變得太疼我了,這個感覺我受不了。”

而老公的父母,則在人前保持著對這個殘障媳婦的優待,希望她過節的時候穿體體面面的民族服裝,讓人不要看不起,但在背地裡卻開始勸說老公和她離婚。

曾經,結婚了14年的老公的出軌讓小幸非常緊張,她時不時會追問老公在哪裡,在幹嘛。但是現在她反而覺得,自己生活也挺好的,共同生活只會讓老公看到她勞動能力低了,公婆又經常在他面前說不好聽的話,日子久了,肯定就看自己不順眼了。

但當老公問起她是不是在生他父母氣的時候,小幸就說:我現在沒有時間精力想這些了。因為,小幸當時正在努力地追討自己的工傷賠償,忙得根本不能再想這些“小家子氣”的東西了。

小幸最牽掛的就是兩個兒子。 “只有他們待我沒有變化。”回家的時候,為了怕兒子們看見嚇到,小幸特意戴了假肢和手套。晚上睡覺的時候,兩個兒子一左一右摟著她睡,醒來假肢都不知道被甩到哪裡去了。兩個兒子看著小幸,小幸“哎呦”一聲把手藏了起來,問:“媽媽這樣你們怕不怕?”

兒子們微笑著搖頭說不怕,小兒子說:“我們早知道你沒有手了,上次奶奶和你打電話的時候我們都聽到了。”小幸問,那晚上還敢和媽媽一起睡覺嗎?兒子們表示當然願意,還吃吃地笑她的殘肢:“怎麼這裡變那麼小啦?”

兒子們的貼心小動作是最讓小幸心暖的。過鬥牛節的時候,家婆說什麼都要小幸穿上家裡的民族服裝出去看鬥牛,小幸不情願地穿了層層疊疊的民族服裝出門。在斗牛場,她熱得想把衣服脫下來,但是袖子太窄,她只能先把假肢手套摘下來,夾在自己腿中間,再脫外衣。這時候,兩個兒子一人一面圍上來幫她擋住。

小幸問:“你們幹嘛呢?”兒子說:“你不是不想讓別人知道你沒手了嘛,我們幫你擋住。”

而比較年長的秋姐和康姐則覺得,工傷之後 ,自己的家庭關係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她們漫長的婚姻中,已經出現了太多坎坷和波折了。

康姐的老公在前兩年一共做了3次大手術,每次夫妻二人都一起面對,把日子過下去了。不善言辭的老公心疼人的時候,不愛用語言來表達,在她的斷指養傷的日子裡,他就默默地在旁照顧。

康姐的工廠沒有給她買社保,未來她應該就沒有養老金了。問及她將來怎麼辦的時候,康姐仍然笑著說:“那還能怎麼辦,人家一天三餐,我就一天一餐地過唄。反正,就是過唄。”

而秋姐則既是一位工傷工人,也是工傷工人的妻子。老公兩次工傷都很嚴重,10個手指現在只剩下6個。本來,她是反對老公來她那個工廠工作的,但是老闆娘不顧她的反對,私下打電話給她老公,讓他來幹活。她老公人又能幹又老實善良,老闆娘對他和她都很好——可是,在老公出工傷之後,老闆娘就變臉了。

一開始,她還只是在老公的病床前抱怨:“其他人幹三年都沒出事,怎麼就只有你出事?”後來,老闆娘還遷怒於秋姐。

圖為秋姐丈夫的雙手。他受過兩次工傷,傷勢比較嚴重。

秋姐拔了鋼釘後第三天就上班了,還是在做這個崗位。這個工位的活兒很重,其實需要5個人來做,但是現在只有秋姐和另一位男工來做。最重的動作就是要拿起燃氣灶的面板來壓成需要的形狀。秋姐做了幾天,下班回家之後發現兩個手都僵硬了,動不了。秋姐對老公說,慘了,“我可能變植物人了”。

後來去醫院,才知道她患了肩周炎和關節炎。但是老闆娘不相信她不能動了。秋姐讓老闆娘一定要多請一個人來完成這5個人才能做的工作,但是老闆娘一直拖著。秋姐的手完全舉不起來,老闆娘就連拖帶拽地把她拉到產線上,生氣地強迫她幹活。秋姐沒有辦法,在醫院怎麼治都治不好,自己就動都不能動。於是她只好找了一些偏方,把蒜頭碾碎裝在塑料袋包起來,敷在患處。當時辣得她直掉眼淚,後來手可以活動了 ,但是,手上的皮都被蒜頭灼傷了。

圖為秋姐的手腕。為了早日能活動,她使用了一些偏方,皮膚被蒜頭灼傷。

和老公結婚27年了,回想起剛剛認識的時候,她笑著說,本來自己是不想結婚的,因為看到太多鄰居親友結婚之後天天吵架打架了。但是後來打工回家的時候被騙去相親,看見這個男人高高瘦瘦斯斯文文,覺得即使打架自己也不會很吃虧,就答應嫁了。

結婚之後秋姐和老公都很開心。老公很幽默,經常逗她笑。秋姐工傷的時候,稍微好一點了,她就自己用一隻手洗衣服,都沒有讓老公幫忙洗。在他工傷的時候,除了回家做飯,秋姐守在醫院病床邊,寸步不離地照顧了25天。

秋姐還是沒有告訴孩子們夫妻二人工傷的事情。她的小兒子是特別重感情、孝順的人,在他爺爺病危的時候,學校保安不讓他出校看望,於是他就爬牆出來去醫院。如果告訴他自己受傷,他一定又會急得馬上離開學校來廣東看父母。說到自己的小兒子,秋姐就開始抹眼淚。

說起未來,秋姐也是眉頭緊鎖。工廠不知道為什麼最近三年悄悄停掉了她的社保,沒有養老金的她,和同為工傷工人的老公,必須繼續攜手面對人生的寒冬。 “

我跟他是分不開了。 ”秋姐說,“不離不棄吧。 ”

圖為秋姐和丈夫。

*文中阿福、小幸、秋姐、張姐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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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為什麼清潔工值得擁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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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海麗工潮一周年之際,惟工新聞聯同清潔工會出版了罷工紀念冊,以紀錄這場人數雖少卻具深遠影響力的抗爭,讓工人、組織者、支援者在既有經驗上穩步前行。這幾天,惟工新聞將會轉載紀念冊部份內容,包括工友剪影、支援者感言。以下是紀念冊的序言,來自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自治八樓)的支援者嘗試重新定義勞動的本質,期望引起讀者反思:到底什麼才是合理的勞動待遇。


文:阿飛/支援者/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自治八樓)成員

冬日,這裡的風特別大。穿過石屎高牆照射進來的斑駁陽光,並未帶來多少溫暖。因為近海嘛,當然大風。工友如是說。

每當回想起在海麗邨度過的十日,總免不了感慨:我們這座城市裡的所有人,都虧欠了勞動者太多太多。

政府直接聘僱的清潔工,月薪由一萬三千元起跳,更高的可能會跳到一萬六。可是,外判的清潔工,即使同樣是在房署、食環等政府部門工作,大多只拿到最低工資,不管做多少年,還是八千多元月薪,比直聘工少了一半錢。有些工友可能會說,我們讀書不多又大年紀,有人願意聘請已算不錯。但,這觀念是錯誤的。

工友們啊,你們太低估了自己的價值啊。接受服務的人如果只是付錢,並不足夠回報勞動者的。在這座將錢、合約、制度看得比人還重的城市裡,很多人都混淆了「勞動」這件事本質上的意義。

勞動,實際上就是付出自己的時間、心力、勞力,去成就眾人之事。如果大家都只為了自己,只把時間花在自己身上,不為別人,人類社會是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模樣。勞動,是「社會」這個集體之所以能夠出現、存續的重要基礎。

讓我們抽離一點來看。時間,是構成「生命」本身的基本元素。人原本可以自由選擇把時間花在什麼事情上,可能是陪伴喜歡的人,可能是發展興趣或者學習新事物,可能是發發呆、做無聊事。勞動,並不是必然要做的事。

當工友們付出了自己的時間來勞動,犧牲了用這些時間來做其他事的機會,那麼,得到報酬(錢)就只是最基本的補償。除此之外,工人還應當得到尊重、關愛,與及一切令這些尊重關愛能夠轉化為實際物質的制度。

用最簡單的例子說。國榮幫了艷芳清潔家居,令艷芳可以空出時間來練歌。當艷芳因此得以完成巡迴世界演唱會,賺到一千萬,那麼,國榮作為曾經幫過阿梅的人,也應該得到符合比例的回報。

如果清潔家居是艷芳得以完成演唱會的十個原因之一,那麼國榮理應分到十分之一的報酬,即是一百萬。同時,不要忘記,國榮為了幫艷芳清潔家居,他可能放棄了自己去學畫畫、或者陪家人過節日的機會,艷芳除了付錢,還應該想想如何補償國榮為他而作的犧牲。

即使以上說的都未能做好,那麼最起碼,艷芳也要想想如何保障國榮不在工作中遭受更多損失,例如,如何把家居裝修好、合理地安排國榮的工作時間,令國榮盡量不會受到工傷,或者患上職業病。

以上只是最簡單的說法,實際上,我們勞動者又怎會只是幫了一個人?而背後,又有多少其他的勞動者在為我們自己服務?幫了我們的人、與及作為幫了其他人的我們,都值得擁有更好的,都值得過上比現在好一百倍的生活。長工時、低工資、工傷沒賠償、被欺壓也不能平反,這根本不是我們應該得到的待遇。

勞動,原本應該是這樣理解才對的。現在社會對於勞動的觀念是錯得很交關,簡直像腦袋出了問題一樣。真不懂,為何那些腦袋有問題的人可以當上老闆甚至高官。

如此世道,怎不叫人難過呢。

然而,無論如何,即使近海也好,即使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月五日有多接近隆冬之節也好,即使楊彧辦事處外那塊空地有多大風也好......在海麗邨度過的這個冬天,毫無疑問,是很多人生命中最和暖的一個冬天。而只要我們仍然繼續互相看見對方,互相關心對方,我們所共同面對的困境就一定會有改變的可能。

*本文原題為:〈論勞動的本質〉N之一。為減少閱讀阻礙,作者自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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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罷工支援者日記:我們怎可以讓工友孤軍作戰,明明他們這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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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罷工紀念冊》--工友剪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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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海麗工潮一周年之際,惟工新聞聯同清潔工會出版了罷工紀念冊,以紀錄這場人數雖少卻具深遠影響力的抗爭,讓工人、組織者、支援者在既有經驗上穩步前行。這幾天,惟工新聞將會轉載紀念冊部份內容。以下為《工友剪影篇》,由工友口中說出罷工的緣由、堅持下去的理由、除了爭取到遣散費還獲得了什麼。


為什麼罷工?

肩周炎越來越嚴重,醫生說是工作造成的勞損。阿蘭拉起衣袖,指著手臂上一片通紅說:「依家晚晚都痛到要貼鎮痛消炎膏布。」身邊的工友替她也替自己不值,紛紛嚷道:「你睇,做到咁都無遣散費。」

因為長期使用漂白水清潔廁所,在稀釋漂白水時眼睛受到刺激,又痕又痛,只能自己買一些眼藥水,舒緩眼睛的不適。可是近期開始出現視力模糊,懷疑與工作有關。「人人都讚我清潔得好,但這是用自己辛苦得來的。」

在海麗邨做了清潔工七年,阿丹說:倒垃圾的工作最辛苦的不是倒垃圾,而是行樓梯。「每日都大汗疊細汗,上上落落,有時覺得自己做到唔似人。」每星期返足六日,每日工作八小時,面對的是層出不窮和大大小小的垃圾。用「層出不窮」來形容絕不為過,「有嘔吐物、冷飯菜汁同大小便咩都有,真係屎嚟嫁,總之你數得出嘅都有。」(輯自香港獨立媒體)

不想出名的工友說...
「房屋署話公司冇錯,我地嬲起嚟先罷工」


怎樣堅持下去?

阿玲說:老公好支持我咖,會陪我一齊去元旦遊行。 (心心)

阿英是其中一位最早提出罷工的工友。罷工想像源於6、7年前。那時,公司下令突然不讓工友們在垃圾房放個人物品。她很生氣,於是和其他倒樓工友一起罷了半天工,公司很快便讓步。她說:冇諗過放棄。之後愈來愈多新聞報,仔女話連東張西望都報,就快得。(遊行時)見到好多市民支持,所以覺得一定得。

連續第三天罷工,會否擔心遭到秋後算帳,阿滿表明未驚過:「爭取自己應有權益,點解要炒?」

阿雲:雖然不知之後會點,但大家一齊爭取,團結重要,去啦!

何生: 開左個頭,死就死啦。咩方法都試下,要讓社會及政府知道問題。

第一次參與遊行標叔的標叔說:「我年紀大,大家齊心就好」


除了爭取遣散費,大家都獲益良多

去政府總部示威,有人是第一次過海呢~

感情增長了~
巴士離開房署,駛回海麗邨,有幾個工友要接受訪問來不及上車,開車一刻,有工友忽然大叫:誰誰誰還未上車啊!

珍貴的同理心~
一名保安不斷斥責進入房署的工友,說:被你們累死了,上頭一定會責怪我失職、炒我魷魚。工友走出來後,隨即走向穿西裝的保安管理層求情:唔好怪佢啦。

意識提升!
房署管理層斥責工友:這是私人地方。工友回應道:政府是我們的,你憑什麼說這是私人地方?我們交租、買嘢、食嘢都是交緊稅俾政府啊!

工友說:「罷工是一件非常有意義及有趣的事情,除了可爭取應有權利和利益更可使身心年輕,自己從來沒有做過這類型的事。見識廣闊,是一個不錯的經驗。」


我們一起作過的詩(由雄仔叔叔與工友一同創作)

我們來做甚麼?
我們來拍門,不是來求你!
我們來拍門,要來提醒你!
我們有一對有力的手,嘭!嘭!嘭!
我們可以搬走垃圾,也可以搬走民順老闆!


我們一起唱過的歌

一枝竹仔會易折彎 幾枝竹一扎斷折難
心堅志毅勇敢 團結方可有力量 嘿!

大眾合作不分散 千斤一擔亦當閒
齊共同力無猜忌 一切都好順利 好!

好花雖好要有葉滿枝 月雖皎潔有未滿時
孤掌莫恃依 團結方可以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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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罷工紀念冊》——支援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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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海麗罷工最後以成功爭取賠償作結,然而有所收獲的並不止是工友。罷工整整一年後,支援者在工潮中獲得的的經驗、感受、回憶,仍歷久常新。在《海麗罷工紀念冊》,八名聲援者書寫了他們日常未有與工友訴說的心聲。


飛/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自治八樓)成員/

當工友對我們說謝謝,我總是想原句反彈給他們,兼夾一句「對不起」。

對不起的地方,有很多。在大半年前我就應該做起這本紀念冊、在罷工裡我應該更冷靜理性地處理種種事情、罷工結束後我應該與工友們繼續一起改變工作上遇到的不公平......也不只是我要說對不起,是我們這座城市裡的所有人,都虧欠了勞動者太多太多。

就如我在序言所說的,光是付錢並不足以回報勞動者(例如清潔工)。我們要做的,還有更多更多。以下的支援者,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介入海麗工潮,這些感言,一方面是對工友傾吐心底話,另一方面也是在展示,工潮主體以外,其他人可以如何參與運動。

當然,與工友同行,也不只是因為愧疚。事實上,工友才是我們的力量泉源。除了對不起,還要說一句肉麻的--真的很喜歡你們。(打字的同時都不由得面紅了><)

 


區刀

「團結」是什麽意思?記得罷工時我們去石圍角和愛民,找那裡的清潔工,有工友感到氣餒,問為什麼他們都沒反應?不到一個月,看到我們勝利,他們都準備行動,很快拿到錢。

不久,有人抹黑工會,說工會私吞了給你們的捐款,你們站出來為工會澄清。

再不久,過年的時候收到你們的利是,當刻我就決定要捐給外傭庇護中心。我幫你, 你幫佢,佢幫我。因為你們挺身而出,會讓其他人都有勇氣跟隨。「罷工不僅為自己」,從不是一句空話。

 


黃傑業/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幹事/

在這個艱難的時代,我們需要的是撒下種子、燃點希望。

一場未敢想像勝利的仗,一群未敢做代表的工友。就這樣,由聯署抗議、到罷工遊行,我們都在互相學習著,卑微地分享這勝利的果實。

這是勞工被刻薄環境所構築的力量、這是眾多支持者的分工助力,除了勝利,更提醒著眾多的勞工:我們應該敢於勝利。我們都知道,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所以我們走在一起,就能夠靠團結奪回我們本身所栽種的果實。

隨著海麗罷工一周年,我們聽到不同屋邨更多勞工對現況的疑問,對權力的質疑,以及對自身權利的重奪自主。

感謝這一群人,在絕望的地方,告訴我們,路是由人走出來的。

 


雄仔叔叔/四圍講故成員/

跟海麗清潔工工友一起寫詩抗爭現場,總有旗幟、標語、口號,這些通常都由組織者構想和代行。
無可厚非,組織者對大局掌握較完整,對文宣技巧駕輕就熟;還有,一般工友對自己這方面的能力存疑,習慣了腦/勞分工,把自己放在「出力」一方。
我跟其他聲援者一起來到罷工、集會現場,撐海麗清潔工工友,嘗試給工友打氣。我的強項是講古、寫詩,但我對大家的景況不太熟悉,不宜空泛老作一個故事,或寫一首空有義憤的詩。誰最熟悉呢?當然是他們自己。
於是我就逗他們講自己的景況,抗爭的不忿與希望。他們跨過了開初靦腆,就跟我一起把小小的抗爭片段寫成詩,也是隨後的行動的口號、標語。
那當然不是很出色的詩,但我體會到工友是有那為自己生活,譜寫另一種現實的能力。如果我們想想跟工友真正同行,最好就是讓他們發現自己的力量(也發現我們的力量):講一個故事、寫一首詩,說:現實,不一定是不義者要我們接受的現實。現實是可以創造的。
感謝當天的工友和組織者,給我嘗試的機會。

 


franco/愛民邨街坊/

海麗邨罷工期間,當時得知其他屋邨面對同樣的狀況,其中一條屋邨就是我居住的愛民邨,所以我決定幫忙到愛民邨接觸工友,了解他們的情況及嘗試組織。

工友們並不冷淡,反而他們有很多事想分享。我接觸的第一個清潔工一聽到我們想了解他們的工作狀況,迫不及待分享她所遭受過的工傷經歷。還記得我們一開始並不知道工友的所在地點,但只要有一個工友願意聆聽,他們知道我們的出發點後,都好積極介紹其他工友給我們認識,他們的連結是很強的。

我們一行數人在走遍多個垃圾房認識了數個工友後,一起到他們的休息間,大家一開始對我們的出發點都有質疑,但聽了我們講解外判商逃避譴散費的行徑及他們應得的權益後,大家漸漸聚過來聆聽,什至有工友主動幫忙叫其他工友一起聽我們講解,說要幫忙連結其他沒到的工友。可能他們會對自己能否爭取成功都有質疑,但海麗邨的工友敢於站出來罷工,對他們來說是鼓舞、亦是強心針,有了海麗邨罷工的借鏡,他們知道工友是有力量的,亦是有方法爭取應有權益的。
 


周諾恆/社會民主連線副主席/

任何鬥爭的勝利都是得來不易,首要的條件當然是一群堅實的鬥爭主體。海麗邨的工友一開始就決心進行罷工,抗爭的起步點甚高。而當區的民協區議員楊彧本身在邨內的網絡發展得好,其他團體到邨內幫手安排活動、派發傳單期間與街坊交談,很多街坊說「知道甚麼事啦,有收到阿彧Whatsapp」。街坊並未成為工友抗爭的阻力,反而成為了工友和組織者的強心針。

是次工潮另一特點是工友十分信任楊彧和工盟,組織者亦信任各方團體。由於當區組織者和幹事的介紹,加上工友意志堅定而性格又外向,支援者才能迅速得到工友的信任,在事件中有所參與。海麗邨工潮勝利後,同樣面對轉合約問題的愛民邨及石圍角邨的清潔工友亦作出抗議,最後亦成功爭取應得權益。

 


阿秋/職工盟傳訊主任/

一個叨光的人如我

不知不覺,海麗工潮已經發生一週年,政府改革外判的新措施,如:約滿酬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實行。執筆之時為十二月初,大圍新翠邨同樣發生新舊承辦商轉約的情況,清潔工友的遣散費險遭剥削,他們團結起來,罷工前夕就令外判商「跪低」。

說來慚愧,這年來,探望海麗工友的次數不多,每次再遇他們,他們都會連連道謝,口邊總說著:「幸好有你們」、「全靠你們」,彷彿自己沒有付出過似的,這些話令我更慚愧。

事實上,我們才是一群叨光的人。

由罷工的第一天,每個海麗工友都戴著口罩,不願面對鏡頭,到面對傳媒做訪問,說出自己的感受,議題由罷工現場到清潔工友的血淚史,贏得市民的支持﹔抗爭過程,他們都頂著了種種情緒、壓力,未知罷工時限、罷工結果……在不安中,堅持取回公道﹔再者,罷工之後,亦有海麗工友要受主管的氣,被視之為「搞屎棍」等等。相比之下,我們這群叨光的人真的沒什麼成本。

我不知如何向他們解釋清楚,勝利源自他們的團結與堅持,我更不曉得何以說清他們的抗爭所泛起的種種漣漪,亦不懂表達每次重回海麗邨,看到他們的堅持就令我感到鼓舞。

最近,笑說清潔工會在外判界聞風喪膽,不過骨子裡,我明白令人聞風喪膽的是工友們的團結與硬風骨吧!
 


天燊/中大基層關注組成員/

中大基層關注組在海麗工潮中製作了一個簡介外判制度的懶人包和一份向海麗邨居民解釋工潮狀況的刊物。當時一位工友握著我們的手,感謝我們放棄自己私人時間聲援他們。那時沒能好好表述清楚,我們前來支持除了同情,亦是考慮到今天在香港工人境況之惡劣和發起工業行動的沉重代價,與之相比,我們學生放棄的實在不足以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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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校園勞動調查 聲援佳士工人 北大學生遭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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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近年香港各大學管理層對學生組織的打壓越來越嚴重。浸大反對普通話課程的學生遭停學、教大民主牆安裝閉路電視、嶺大阻止勞工關注組為校園工人搞保健活動、樹仁取消民主牆......各種壓制學生表達意見,參與社會事務的手段層出不窮。

在中國,關心社會的學生面對的打壓更為暴力。自今年8月24日佳士工人聲援團被大舉逮捕以來,北京多間大學關注工人狀況的學生組織都遭受嚴酷的報復。一些學生組織被禁止舉報活動,一些學生被要求簽署悔過書,一些學生被強制留在家鄉不能上學,更有學生已經被退學!這篇文章介紹的展振振就讀於北京大學,積極參與馬克思主義學會(一般簡稱北大馬會),正是其中之一。


北大展振振,你因何而失踪、退學?

展振振,男,21歲,1997年7月28日生。初中就讀於周口市鄲城縣光明中學,高中就讀於鄲城一高,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2015級本科生。

因為家境貧寒,振振最懂得工人的苦楚。上大學以來,展振振長期參與和組織北大馬會工友之家的活動,和工友們一起跑步、打球鍛煉、跳廣場舞、外出遊玩,與工友談心交朋友,舉辦的活動已然成為工友生活的一部分。他主持籌辦的2018年元旦晚會,雖然仍是在地下車庫,但場面熱鬧非凡,受到工友們的一致好評。

在他和工友們交心娛樂相處,互相吐露心聲期間,他發現工友的處境與想像之中的相差甚遠,甚至用工方大量地違規違法,工友身心受到壓抑。 2015年末北大的一份後勤工人調研報告,至今將近三年,但他仍看到工友的處境竟無實質上的改善,心生悲痛。懷著對工友的濃濃熱情與對違法違規現象的不滿,他決定發起又一次的後勤工友訪談。

2018年5月1日,歷時半年的調研報告終於發出。但新生的將近兩萬字的調研報告在幾個小時之內就迎來被刪帖的命運。振振無奈之下向王仰麟校長的校長信箱內遞交了自己的一封信,寫出自己期待後勤工友條件能有所改善的懇切心意,努力之下,終於得到了舉辦座談會的承諾。為了這場座談會,振振積極拉群,聯繫同學做現場的學生代表,帶領大家一起整理我們的訴求,在座談會上提出很多建設性的建議,座談會後整理材料,和一個個中心做細緻的對接……

點點滴滴中,振振只是希望調研報告中的種種問題能夠有所改善。同時,為了能夠讓在校園裡隱形的工友們能夠回到我們的視線之中。他繼續運營起了自己的公眾號——為了他們的微笑。 「為了他們的微笑」刊登與校內工友的點滴日常,座談會的經過,經保衛處申請的與保安小哥們的第一次打球活動,被侵權工友的維權經過直播,發起燕園工友最美的活動,向同學們展現了校園工友的喜怒哀樂。

在校園工友的維權事件中,他始終行動在第一線,第一個去積極聯絡工友,第一個去提供支持與幫助。從舉牌靜站抗議,發傳單到最後的談判,展振振對工友一陪到底,不曾放棄。

12月25日,振振前往韶山參與全國的紀念毛主席活動,並且自述是如何從一個貧苦出身的孩子成長為一個願意為工人服務的青年。不幸卻發生了:1月2日,因為參加紀念毛主席的活動,振振在長沙被捕,自此音訊全無。緊接著,學校就對振振做出了退學處理的決定,並在1月7日上午正式生效。這意味著,關心、服務工友的振振,堅定踐行信仰的振振,在因紀念活動而失去自由之後,被母校北大開除了!

一位保潔大姐提起振振來,笑著這樣說,「只要有振振參與組織的活動,永遠都辦的最好,這孩子總能活躍氣氛,總能照顧好每一個人。」現在振振被捕和被開除了,工友們該多麼思念、多麼揪心啊!他所捍衛的美好信念,就這樣被殘酷地扼死了。可是,我們實在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啊,難道我們要承認,現實唯一的道路就只有功利主義嗎?

希望大家能幫忙轉發、擴散,讓更多人關注,給予寒風中的青年以溫暖的慰藉和支持,感謝大家!

延伸閱讀:
2015:北大后勤工人调研报告——被忽略的群体
http://www.ngocn.net/news/2015-12-15-5efe5c82d71688ac.html
2018:五一|不应被遗忘的群体——2018年北大校园工人访谈全记录
http://www.szhgh.com/Article/gnzs/worker/2018-05-01/1688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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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各大學管理層對學生組織的打壓越來越嚴重。浸大反對普通話課程的學生遭停學、教大民主牆安裝閉路電

解構大學管治問題(下):教資會和大學管治的殖民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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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解密】上文提及教資會受新自由主義浪潮影響下,出現以競爭為本的撥款政策,影響大學的內部管理,也出現為RAE跑數的現象、爭逐國際排名。其實大學除了新自由主義的因素外,還有大學教育的政治因素,塑造了現時高教界的問題。在雨傘運動後,大專學界要求撤銷由殖民地時期遺留的特首校監必然制,就是殖民主義的典型例子。

高等教育被政權視為知識生產基地,無論是殖民政權還是特區政府,都試圖掌控大學的運作,發揮自身對學界的影響力。在新自由主義原則下的種種政策,不僅是意識形態的表現,更作為限制資助大專院校學術自由的工具。

早於1997年,香港已經有教育學者研究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其中時仼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潘玉琼曾集中研究大學教育政策的殖民性,指出香港的大學教育政策在主權移交前後,受去殖民化(colonization)、新殖民化(neo-colonization)和再殖民化 (recolonization)三種不同因素同時影響。這三種因素的影響又互相排斥:新殖民化抗拒去殖民化,舊宗主國對抗新宗主國,造成獨特於東亞其他出現政權移交地區的高教政策背景。

未完成的去殖民化教育政策

去殖民化的影響,在於消除殖民地政府所使用的傳統和行事機制。其中一個指標是華人在大學學府中擔任管理層的比例。以1995-96年為例,全部八間資助院校的校長(vice-chancellor)和院長(college president),79%的副校長(deputy vice-chancellor)和副院長(deputy college president)和68%的教學部門首長(teaching department head)均是華人(註:在此並無考慮其國籍)。另外,華裔與非華裔學者的待遇逐漸看齊,例如旅費津貼和房屋津貼等。1996年,教資會統一所有新入職員工的入職條件,不再以華裔和非華裔作區分。

有兩個因素促使華人逐漸擔任高教界的管理層工作,分別是語文需要和主權移交。即使院長和部門主管由投票選出,非華裔學者擔心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學術仕途和預計管理層職位會逐漸由華人所出任,所以都對競選管理層職位有所保留。

新殖民化:教資會作為殖民餘緒

可是,香港高教界並未因為英國即將撤出香港而繼續其去殖進程,隨之而來的是新殖民主義和再殖民化。在香港而言,新殖民化可被視為「延續殖民」(extended colonisation),顧名意義並非所有殖民地在脫離其宗主國時都出現去殖民化,意味著在其脫離殖民地身份後仍依賴與宗主國之間的關係。

新殖民地化的體現在於建立新制度,以維護英國在香港後殖民地年代的利益,例如增加教資會的權力和建立與英國之間的教育聯繫。直至1996年,教資會18名成員中仍然有10名海外成員,當中有6名來自英國,研資局16名成員中則有6名海外成員。他們成為發揮新殖民主義的工具,在主權移交後初期,仍然對高等教育政策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實施效法英國同類機構的原則和行事手法。

教資會自1993年跟隨英國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s)和高等教育質素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s),轉變與院校之間的角色和建立質素監察制度。教資會由分配資源的角色,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領導者。

潘玉琼指出,由1991年至2001年的十年間,教資會為資助院校訂立共同目標,「在同一科目領域中,成為國際認可與其同儕相同地位的卓越中心」(to become ‘centres of excellence’ recognised ‘internationally as of equal status to their peers in the same subject area’),而且教資會同樣效法英國,以向納稅人問責為由,在三方面建立質素保證制度,包括管理、研究和教與學,例如教與學質素保證過程檢討(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Process Review, TLQPR),對於個別的研究員,則推行兩輪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s, RAE) 。RAE、TLQPR和引入以「表現為本」(performance-based)作為撥款原則等,仍然實施至今。

同時,香港是唯一一個前英國殖民地使用RAE作為評核高等教育研究質素的系統。教資會2016出版的Newby Report呼籲本港學習英國、澳紐等地的高等教育,處處可見新殖民主義的影子和影響。

政權移交與再殖民化

政權移交後,中央政府開始委任香港的大學管理層和學者進入紅色背景的政治組織。四名大學校董會成員和兩名大學高級管理層被委任為第八屆政協會議代表。

另外一個廣為人知的再殖民化例子,莫過於特首校監必然制,特首自動成為各大學的校監對大學管治帶來壓力。在委仼大學管理層為例,特首可直接委仼大學校董的人數佔各大學全體校董人數分別為1成1至8成3,直接參與各大學的校政。

以現時的教資會組成為例,有三名成員與紅色背景組織有密切聯繫,包括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科大副校長和港區人大代表葉玉如和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張杰。而當中在梁振英在仼期內曾委任不少親政府人士進入各大學的校董會。

新殖民與再殖民主義同流合污

吊詭的是,雖然英國和中國爭相對學界施展影響力,可是他們卻同時利用教資會和其新自由主義原則作為工具,影響高等教育政策和學術自由。因此,被英國用作執行新殖民主義操作的教資會,只要改變教資會的成員組成,就可以被特區政府輕易置換成己方所用。另外,新殖民主義留下的「表現為本」原則,則被特區政府以向社會和納稅人負責為由,以大學撥款作為限制高等院校學術自由的措施。

當我們將高教政策放置於殖民化、新殖民化和再殖民化的過程中可見,高等教育政策的殖民性和新自由主義實為一體兩面。

 

參考資料:

W.W.Law (1997). Decolonisation, Neocolonization and Recolo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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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運縱橫】日治時港人被勞役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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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戰爭有多好?時隔大半個世紀,香港人對日軍佔領期間的慘況大多已缺乏感覺,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翻開這段本土歷史,從新蒲崗到土瓜灣地段當年不僅遭受強拆,為配合日本開發海南島石碌鐵礦的計劃,逾兩萬香港工人被賣豬仔到當地,能活命回來的只有半數,更不乏女性被招工之名拐騙去當慰安婦。負責開發礦場的日本窒素肥料株式會社,戰後雖被改組,卻被揭發在熊本水俁市排放含水銀污水,導致全市四分之一人口中毒。兩地弱勢人民,同樣遭到集體殘害。


近日網上有人刊出教育局對日治時香港居民慘況的描述,並嗤之以鼻,可見市民在不滿政府情況下嚴重是非不分。本文整理日治時港人被勞役慘況的資料,以正視聽,為受害者留下紀錄。不幸香港仍有勞役工人事件發生,冀市民多關注工人被勞役情況,嚴懲有關犯罪者,改善香港形象。

勞役村民興建機場

香港淪陷後,1942年日軍計劃大規模擴建啟德機場,8月開始清拆啟德附近村落,波及蒲崗村(今彩虹道遊樂場一帶)、上下沙蒲村(今伍華中學至王仲銘中學一帶)、沙地園村(今采頤花園一帶)、隔坑村(約衍慶街與彩虹道之間)、馬頭涌村、珓杯石村(今宋皇台一帶)、瓦窰頭村、大磡村、上元嶺村、下元嶺村、石鼓壟村、打鼓嶺村和猪屎寮村等,受影響村民約20,000餘人,房屋約3,000間,所有農地將會夷為平地,而且沒有準備作出任何賠償。衙前圍村村民向日軍請願,成功逃過被拆一劫。在村民力爭下,日軍將村民遷往九龍城啟德路、啟仁路、啟義路和長安路等四條街暫住,不久這四條街也要清拆,村民再被安置在九龍塘鴨仔湖新興建模範村、由日方建成簡陋房屋,地點約在今九龍聯福道至蘭開夏道解放軍營房一帶,亦有村民在元朗建木屋居住(注一)。1960年港英將模範村及其附近寮屋清拆(注二)。

擴建工程又拆去宋皇台所在的聖山,當日宋皇台在今蟠龍苑、摩士第二公園和東頭邨貴東樓一帶。日方又將九龍城寨城牆的石塊搬去建機場,花園城市啟德濱亦要清拆(注三)。

拆村時,衙前圍村村民將拆屋剩下的杉木偷偷搬回村,被巡邏日軍發現,命將杉木搬到位於民生書院的憲兵總部(注四)。

工程動工前,日軍成立香港飛行場建設編成會,由總參謀部總參謀長有末中尉出任委員長。按理總參謀部總參謀長應不能是中尉銜,鄺智文的《重光之路》指總參謀部總參謀長是少將銜,暫無法核實。1942年9月10日日軍舉行動工禮,計劃修築兩條跑道,一條與原有的相若,另一條建於座標七十度角位置,與前者差不多成直角(注五)。建築費由香港總督部從軍政費撥款500萬日元支付,機場面積將會擴大至37,288平方米,約376畝,高峰時徵用工人10,000人(注六),一說全盛時從徵用了4,000餘人(注七),以上兩數字未能核實,按工程規模來看,一萬人之說較合理。日軍又從各集中營中抽派勞動力到機場逼令以人手築路,他們大部份是戰俘(注八)。

部份衙前圍青年村民被強徵去啟德機場做搬運工作,有無業的衙前圍青年村民被徵去當泥工,每日可得半斤米及2元軍票(注九),或8両米及8角軍票(注十)。

被勞役的戰俘

1942年中,日本的勞動力不足日趨嚴重,於是開始把目光移向戰俘,秋季開始把戰俘運送到日本大阪、神戶和長崎等地當工人使用,在大型工廠、礦場、機場工地和鐵路等地工作,當中約有3,000人來自深水埗軍營(注十一)。

運送戰俘到日本發生了里斯本號(りすぼん丸)事件,里斯本號是運載戰俘的船之一,不幸被美軍擊沉。有日本學者指里斯本號內有845名中國勞工(注十二),但《實錄、里斯本丸事件》一書沒有資料表明有中國勞工在船上,其遇難者名單也沒有中國人,不知其資料來源,亦未見有更多中文資料可查核。里斯本號於1942年9月26日啟航,載有1,816名英軍戰俘,在舟山群島對開海面遭美軍艦以魚雷擊沉。舟山漁民求起了384人,843人遇難,接着有244人死去,最後有724人倖存(注十三)。

另有隆西丸號海難(注十四)。隆西丸是中村汽船株式會社的民用船,被軍部徵用。1944年2月25日,它在印尼峇里島(Bali)附近被美軍潛艇紅石魚號(USS Rasher SS-269)擊沉,船上有乘客6,000餘人,內有有日軍1,244人,印度士兵2,865人,當地中國苦力2,559人,死去了近5,000人,中國苦力差不多全部死去。

海南島被勞役的港人

1939年2月日軍佔領海南島,組織多方力量進行資源勘查,認為海南島南部三亞田獨(今吉陽區)和西部昌江石碌的鐵礦床有開採價值。駐島海軍委托大阪的石原產業(いしはらさんぎょう)株式會社開採田獨鐵礦。石原產業把上世紀二十年代南洋礦業株式會社用來開發馬來半島斯利美丹礦山的資源,運到田獨進行採礦,並修築12公里長鐵路運鐵礦到榆林港,又將榆林港建成萬噸級的礦石運輸碼頭,以船運鐵礦往日本(注十五)。採礦於1940年6月正式展開,至1945年1月在盟軍轟炸下無法輸出鐵礦而停產。這期間徵用勞工少時有四、五千人,多時上萬人,當中1942至1943年時從香港和廣東分三期輸入勞工,總額達4,665人。礦場又從東南亞戰場強徵戰俘到來,在三亞亦強徵勞工,用作開採的為18,500人,用作築鐵路的為1,410人。三亞工人死去10,120人,全礦中國工人死亡率達四成。日治時期在三亞共強徵30,000餘人作勞工,10,000餘人死亡(注十六)。

1942年5月,石原產業動工修築礦山至港口的鐵路,第一批工人因不適應氣候和惡劣工作環境,加上公司預備的醫藥應接不暇,半年內死了一半人,接着出現逃亡和霍亂(注十七)。

1958年4月間,海南鐵礦田獨礦區為紀念被日軍逼害死亡的田獨礦工,在田獨村東側,用水泥砌築一座日治時期受逼害死亡工友紀念碑。2001年初,三亞政府在原紀念碑旁再建紀念碑一座,碑上鐫刻上田獨萬人坑死難礦工紀念碑。

日軍於1940年在石碌發現鐵礦,1941年1月判給日本窒素肥料株式會社(チッソ株式会社)負責開採。成立日窒海南興業株式會社,社長為久保田豐,中橋謹二為代理(注十八)。石碌鐵礦儲量約佔全中國富鐵礦儲量的71%,品位居全國第一。日軍開發石碌鐵礦,被稱為二戰時期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的整個南方地區最大的開發企業,工程包括建設水電站、礦山、港口和鐵路四大項目,所以需要大量擁有各種技術與能力的勞動力。修築長180公里鐵路運鐵礦到榆林港,以船運往日本。

在日本佔領海南島的六年中,1941年從香港、上海和河南抓來難民4,400人作勞工,1942年委派駐島海軍特務部中村新八郎兩兄弟負責招募勞工。

中村新八郎出身法西斯理論家北一輝(1883-1937)門下的私設特務,曾為湖北大冶鐵礦招工。中村曾於1941年9月在上海招工,招來約3,000名勞工,大部份因營養失調,身體孱弱,在炎熱的天氣下支持不住,逐一倒下。約半年後,近半數因遇上瘧疾和水土不服而死去。為此中村改變方針,改在靠近海南島的香港招工。他在香港開設勞工募集事務所「合記公司」,進行大規模招工,並加強對工人的篩選,制定了詳細的招募計劃和待遇等條款。合記公司由駐島海軍特務部直接管轄,具體事務由窒素肥料負責。在特務部的要求下,合記公司還承擔海南島其他開發項目的公司招募勞工工作,如台灣石原產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三井倉庫(今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等。合記招募的對象,除專門從事體力勞動的苦力外,還包括各種技術人員以及護士等。合記還騙婦女當娼妓,日軍於1942年春在石碌開辦了一間慰安所,合記在香港和廣州等地大批招收青年女工,先後共有300餘名青年婦女被騙到石碌。直到1945年日軍投降時,倖存下來的慰安婦只有十餘人(注十九)。

合記在香港強令16至21歲不當兵男青年到海南島當勞工,尚有香港和廣東難民和戰俘,於1942至1943分3期總共強徵了15,900人(另一資料是包括3,000名護士等特殊工作人員等,總數逾20,000人)。1942年尾,合記徵用了中國勞工16,000人,當中1,222人來自台灣,海南島7,585人,香港和廣東7,395人,朝鮮113人。1943年擴大生產後徵用勞工更多,至1944年在盟軍轟炸下生產萎縮,部份工人被遣散,到1945年1月停產。石碌徵用中國勞工總數為1,522人,1942年因霍亂死去3,400人(注二十)。

在香港的首次招工於1942年2月至8月進行。與當時中國工人的工資比較,他對香港勞工明顯示優待。後來他們又把招工範圍擴大至廣東。因此經香港送去海南島的勞工達20,000人,當中有7,000名青年工人是在香港招募的。香港青年工人先被集中在臨時收容所禁止外出,出發當天用卡車運到碼頭,在只能載百餘人的破舊船擠上數百人,而且不許走上甲板,船倉裏擠得連動一動也不能。四天的旅程中,很多人因病或營養失調而死去,還未到達目的地就被抛到海中(注廿一)。

據1974年河野司編的《海南島石碌礦山開發誌》記載,從1942年2月大球丸號運送483名香港工人去海南島後,又有多批工人到海南島參與鐵道、水力發電站和岸壁工事等工程。炎夏中很多工人患上瘧疾得不到醫療而死去。加上1942年3月起霍亂流行,傳染了百餘人,很多人就因此喪命(注廿二)。

香港工人是按日計薪的,總管為500錢,頭目300錢,二手100錢,勞工70錢。日方的勞務管理十分嚴格,不單編有名冊,連工人戶籍和家庭情況都有登記下來。如果工人去世就會通過合記發給家屬撫恤金,總管的撫恤金為500日圓,頭目為400日圓,二手為300日圓,因工傷死亡的普通工人為200日圓,非工傷死亡的普通工人為100日圓(注廿三)。

工人由於不適應當地氣候,又不服水土,還要做重體力勞動,加上精神上受到的壓力,飯也吃不飽,因此很多工人的健康受損,在最初的一個月內便死了四分之一。以後死者不斷增加,到日本戰敗時只剩三分之一生還者。最後能夠回到香港的人就更少了。先後約有10,000名工人死亡(注廿四)。

在日本佔領海南島的6年間,全島死亡和逃跑的工人不計其數,到日本投降時,僅倖存5,803人。從1942至1943年7月間,從香港運到海南島的勞工為20,565人,死去萬餘人,即是一半人喪命(注廿五)。

尚有被強徵到陽江南鵬島開鎢礦的廣東和海南人為1,200人,戰後僅餘36人。海南島中部屯昌縣羊角嶺水晶礦年均徵用當地勞工2,000餘人,死去1,600人。修築海南島東南部凌水市大坡機場,徵用本土和潮汕勞工4,000餘人,死去3,000餘人,倖存者只有40餘人。強徵到海南島的尚有朝鮮和東南亞的政治犯,及英印戰俘戰數千人,每年強徵了7,000至10,000人(注廿六)。

窒素日文是ちっそ,中文是氮,窒素肥料是日本水俁病公害的製造者。1932年,日本窒素肥料株式會社於其水俁工場生產氯乙烯與醋酸乙烯,生產過程中需要使用含汞的催化劑。由於該工廠任意排放廢水,這些含汞的劇毒物質流入海,被水中生物所食用,並轉成甲基氯汞(化學式CH3HgCl)與二甲汞(化學式 (CH3)2Hg)等有機汞化合物。居民捕食海中生物後,甲基汞等有機汞化合物通過魚蝦進入人體被腸胃吸收,會侵害腦部和身體其他部份,造成生物累積。

1950年,熊本縣水俁灣海面常見死魚和海鳥屍體,水俁市的漁獲量開始銳減。1952年,水俁當地許多貓隻出現不尋常現象,走路時顛顛跌跌,甚至發足狂奔,當地居民稱為貓舞蹈病,或直接稱為怪病。1953年1月有貓發瘋跳海自殺,但當時尚未引起注意,一年內投海自殺的貓總數達50,000餘隻,接著,狗和豬也發生了類似的發瘋情形。1956年4月21日,人類亦確診發生有同樣的症徵,來自入江村的小女孩成為第一位病患者,被送至窒素肥料附屬醫院,病情急速惡化,一個月後雙眼失明全身性痙攣,不久死去。死者兩歲的妹妹也罹患相同的病徵,不久又發現許多村民都有問題。這些人開始只是口齒不清走路不穩,最後高聲大叫而死。醫生認為事態嚴重,向官方提出報告。當中的患者多為漁民家庭出身,1956年8月日本學者發現水俁灣海水中有污染物質,研究人員偵察的矛頭指向窒素肥料。這種怪病被稱為水俁奇病。此事造成水俁近海魚貝類市場價值一落千丈,水俁居民因為貧困大量食用有毒的魚貝,使得災情擴大。該鎮有40,000居民,先後有10,000人不同程度的出現此種病徵。

1957年8月水俁病患者家庭互助會成立。1959年熊本大學醫學部水俁病研究班發表報告,指水俁病是當地窒素工場所排出的有機水銀所引致,據資料1932至1966年間有數百噸的汞被排入水俁灣。1959年底漁民開始向窒素肥料進行示威抗議。1960年正式將甲基汞中毒所引起的工業公害病,定名為水俁病。然而,戰後易名為「新日本窒素肥料」的日本窒素肥料株式會社立即否認此說,它認為工廠只用金屬汞,不是甲基汞,因此不可能是水俁病的來源。工廠不但沒有停止排放污水,還企圖掩蓋真相,阻撓相關的調查,甚至買通打手,以暴力嚇阻。美國攝影師威廉•尤金•史密斯(William Eugene Smith,1918-1978)被日本窒素所僱的暴民打成殘廢。日本政府對事件處理相當消極,於1968年左右始確認兩者之間的關係,但這樣的延誤已造成災害擴大。1966年新潟又爆發水俁病,史稱第二水俁病,這次的禍首是昭和電工株式會社。

結論

二戰後德意都有表示歉意,而日本則歉意不足。現尚有港人追討軍票,而一些曾受勞役者也未獲絲毫賠償,但仍是有資料可查的。

上文已說合記有完整的受勞役者名冊,戰後已經完全可以以虐待工人為由追究戰爭責任,但是當時香港卻沒有對虐待工人的戰犯進行起訴。而國民政府在廣東主持的海南島日軍戰犯審判亦不理想,全部52名戰犯中,與石碌礦山有關的有兩名,但只有一人控以允許經營鴉片館,被判7年有期徒刑(注廿七),對勞役一事隻字不提。現在這問題更難跟進,更可悲的是今日仍有些國家在勞役工人。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搜狐》和《廣州文史》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注釋:
一. 張瑞威:《拆村》(香港:三聯,2013),131-132頁。謝永光:《香港絶不能忘記的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明報,2005),128-132頁。蘇萬興編著:《衙前圍》(香港:中華,2013),45頁。
二. 趙雨樂等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2001),198頁。蘇萬興編著:《衙前圍》,45頁。
三. 吳邦謀編著:《再看啟德起》(香港:ZKOOB Limited,2009),41-48頁。謝永光:《香港絶不能忘記的三年零八個月的》,133-135頁。
四. 張瑞威:《拆村》,131頁。
五. 趙雨樂等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2001),196頁。《九龍城風物志》編撰委員會:《九龍城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86頁。謝永光:《香港絶不能忘記的三年零八個月的》,133-135頁。吳邦謀編著:《再看啟德》),41-48頁。
六. 鄺智文:《重光之路》(香港:天地圖書,2015),275頁。
七. 吳邦謀編著:《再看啟德》,41-48頁。謝永光:《香港絶不能忘記的三年零八個月的》,133-135頁。
八. 同注六,325頁。
九. 同注四,133頁。
十. 謝永光:《香港絶不能忘記的三年零八個月的》,128-132頁。
十一. 香港里斯本丸協會編著:《實錄、里斯本丸事件》(香港:共和媒體,2013),28-29頁
十二. 吉田裕:《亞洲、太平洋戰爭》(香港:中和,2016),214頁。
十三. 同注十一,128頁。
十四. 同注十二。
十五. 小林英夫等著:《日本軍政下的香港》(香港:商務,2016),58-59頁。
十六. 居之芬編著:《日本侵華期間中國勞工調查》(北京:中共黨史,2016),45-47、199頁。
十七. 〈不到七年掠走過半儲藏——日本佔領下的海南田獨鐵礦〉,載《每日頭條》,網址:https://kknews.cc/zh-hk/history/jvq9j3y.html
十八. 高木健一等編,吳輝譯:《香港軍票與戰後補償》(香港:明報,1995), 37-41頁。
十九. 〈「三百多名青年婦女僅倖存十幾人」,海南石碌鐵礦中的「慰安所」〉,載《每日頭條》,網址:https://kknews.cc/zh-hk/history/z6r3kag.html。[日]高木健一等編,吳輝譯:《香港軍票與戰後補償》, 37-41頁。
二十. 同注十六,48-50、199-202頁。
廿一. 同注十八。
廿二. 同注十五,59頁。同注十八。
廿三. 同注廿二。
廿四. 同注十八。
廿五. 同注十六,47、205頁。
廿六. 同注十六,47、51頁。
廿七. 同注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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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海嘯政府支援極不足 民間團體呼籲國際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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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印尼發生海嘯,衝擊西爪哇島的萬丹省(Banten)與蘇門答臘南端的楠榜省(Lampung),造成了逾430人死亡、近1500人受傷、逾2萬人流離失所,然而,印尼政府對受災人民的照顧卻非常不足,無助他們回復災前生活。

在港印尼移工組織者Fafa指,為了不令外國投資者失去信心,印尼政府只將其列為國家級別而非國際級別的,對於萬丹省的援助只維持到1月6日,而對楠榜省的救援亦只維持到1月19日,亦即只有短短兩至四星期,這根本無助受災者重建生活。一方面,海嘯摧毀了9百多間房屋,很多人現時仍住在避難所,未能重覓居所。另一方面,政府對受災者的援助非常有限,很多受災者的維生工具,例如捕魚工具、出海捕魚的船隻等都被海嘯摧毀。但政府的援助只有水、食物、藥物這些最基本的生存必須品。失去謀生工作,即使受災者努力生存,要回復災前生活仍然困難重重。

是次除了萬丹省與楠榜省受海嘯衝擊,西爪哇島的蘇卡布米(Sukabumi)亦發生山體滑坡,造成30所房屋被埋、13人死亡及20人失踪。團體指,這三個地區是許多印尼移民工的家鄉,當中不少人在香港和澳門工作。

因此,在港印尼移工團體「香港及澳門印尼移工網絡(JBMI HONG KONG&MACAU)」現時與當地民間團體合作,在國際間為受災者募集捐款,團體表示,捐款將用於購買受害者最急需的物品,如食物、水、藥品、嬰兒奶粉及食物、烹飪設施、帳篷等。以下是香港及澳門印尼移工網絡呼籲捐款的信件全文:

香港及澳門印尼移工網絡(JBMI HONG KONG&MACAU)

懇請捐款支持印尼巽他海峽海嘯和蘇卡布米山體滑坡之受害者

親愛的朋友和支持者:

新年快樂!願2019年給您帶來希望和喜悅!

我們再次呼籲您支持我們的緊急救援行動。2018年12月22日襲擊印尼的巽他海峽海嘯及12月31日的山體滑坡造成死傷枕藉,受害者亟待救援。

位於印尼爪哇島與蘇門答臘之間的巽他海峽(Sunda Strait)發生火山爆發,火山部分側翼疑出現海底塌泥,引發海嘯,重創沿海的爪哇島西部的萬丹省與蘇門答臘南端的楠榜省。

是次災害造成了逾430人死亡、近1500人受傷、至少159人仍然失踪,以及逾21,991人
流離失所。據印尼國家災害管理局(BNPB)稱,海嘯摧毀了924所房屋、73所住宿、60所食品攤位、一個碼頭、一個避難所、434艘船或艇及65部車輛。同時,最近襲擊西爪哇的蘇卡布米的山體滑坡造成30所房屋被埋、13人死亡及20人失踪。這三個地區是許多印尼移民工的家鄉,當中不少人在香港和澳門工作。

在今次的海嘯和滑坡之前,2018年對於印尼而言已是多災多難的一年。位處東南亞的印尼是一個由群島組成的遼闊國度,位處地殼板塊邊緣碰撞、生成大量火山的環太平洋「火環帶」(Ring of Fire)上,是全球災難最頻繁的國家之一。2018年8月,西努沙登加拉(West Nusa Tenggara)龍目島發生7.0級地震,造成566人死亡、七成半住宅被摧毀。於 9月28日,蘇拉威西島(Sulawesi Island)的帕盧發生7.7級的地震和海嘯,造成逾2,113人死、4,612人受傷,2,700所學校、7所醫療設施及大量住宅被毀,223,751人暫避於臨時避難所。失踪人口高達4,500人。

為分發救濟物資及資金,我們與印尼邦吉人道主義中心(Indonesia Bangkit Humanitarian Center)和其他幾個位處受影響地區、能即時幫助受害者的危機處理中心合作。

於此艱難時刻,我們希望你的慷慨與同情能轉化為實質支持。考慮到運貨到印尼的時間和成本,我們希望您能作出現金捐贈。您的捐款將用於購買受害者最急需的物品,如食物、水、藥品、嬰兒奶粉及食物、烹飪設施、帳篷等。

捐款將由在港印尼移民工協會(ATKI)代收,欲知捐款詳情請聯絡惟工新聞查詢:
info@wkne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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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南韓青年派遣工之死,促成近30年來產業安全法的首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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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自從海麗邨清潔工罷工後,外判公司逃避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問題逐漸為人所知。這些問題的起因,除了出自個別外判商的惡行外,還因為政府帶頭將價低者得的市場機制引入公共服務,令企業有機會克扣工人的收入和福利。面對這種情況,打工仔如何作出改變呢?當刻,要徹底扭轉外判制度尚有不少距離,但可幸的是,其他國家的工人也在行動,供我們了解未來的可能。 最近,南韓社會最受矚目的社會議題是反外包運動。這場運動展開的契機,是一名青年之死。惟工新聞特此轉載《小金魚左眼看日韓》的相關報導。


小金魚今天想帶大家來了解一下南韓社會當下最受矚目的社會議題——反外包運動。而這場運動展開的契機,是一名青年之死。

去年12月11號凌晨,一名在南韓最大單一火力發電廠——韓國西部發電公司——工作不到三個月的24歲外包青年勞工金容均,在例行性地檢查運送煤炭的輸送帶是否運作時,頭被機台夾住,當場斷頭慘死。

金容均生前進行反外包反非典勞工的示威照片。手舉牌上寫有 「廢除勞動惡法、追究非法派遣的負責人、用直接雇用的方式將非典勞工轉換為正職」、「文在寅總統出來見非典勞工」。

這起事故暴露出南韓外包的氾濫以及隨之增加的職災問題。根據韓國勞工界統計,2016年為止,韓國的非正職員工(派遣、外包、打工等,台灣稱非典勞工)比例高達44.5%,約874萬名。職災案例中,高達90%都發生在非正職員工身上。而這次出事的火力發電廠,從2009年開始將業務外包化,根據一項統計,南韓5家主要火力發電廠在2012—16年共發生346起職災,其中97%發生在外包員工身上。

金容均生前工作的地點是韓國西部發電公司的泰安火力發電廠,但跟他簽勞動契約的,卻是一間叫做「韓國發電技術(株)」的外包公司。金容均是簽了一年契約的非典勞工。韓國發電技術公司,在2015年打敗另外三家競爭業者得標,承接韓國西部發電公司的發電廠9、10號機以及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IGCC)的營運。

南韓最有影響力的戰鬥型工會「民主勞總」在事故發生的隔天,發聲明直言殺死金容均的不是轉動中的輸送帶,而是蔓延南韓社會的危險的外包、非典勞動,以及一人執勤。

金容均死前執行的業務內容,本來原則上是由正式員工以2人1組的方式執行。但最大股東是南韓政府的韓國西部發電卻為了為節省成本,將業務外包給韓國發電技術。據了解,韓國發電技術的總承包費當中,勞務費佔90.1%,安全管理費1.5%,研究開發費0.5%,利潤僅1%。執政黨共同民主黨議員李薰指出:「利潤只有1%、研發費只有0.5%的承包商,你怎能期待他們從自己的口袋掏錢,在發包商的設備上裝上緊急停止裝置,有餘裕的人力用2人1組的方式進行作業呢?」

政府帶頭濫用外包,將工人逼入死地。金容均的死,迅速集結南韓青年長久以來對政府的怒氣。上百個韓國市民社會團體火速組成「泰安火力非典青年勞工已故金容均死亡事故清查真相及處罰責任者市民對策委員會」(簡稱金容均市民對策委員會),並偕同勇敢站出來的金容均遺屬,一起向文在寅政府抗議殺人的外包制度、並要求查清真相,防止悲劇再次發生。

在對策委員會的主辦下,第一場全國民追悼大會在12月22號舉行, 包括金容均父母以及許多勞工和學生,共有2千多人參加。 出席者不斷高喊「停止外包、非典勞工轉正職」的口號,直指金容均的死是「社會性他殺」、「結構殺人」、「文在寅是共犯」。金容均的母親也在大會上沉痛的呼籲:「即使我的兒子悲慘地死去了,但兒子的同事現在每天仍處於危險的工作環境之中,我只希望這種情況早日改善。我希望大家能建立一個重視人的價值大於錢的社會。」

圖右為金容均的母親

家屬以及社會積極推展運動,不久即取得成果。第一個就是讓條文28年未動的《產業安全保健法》獲得修正。

去年12月27號,南韓國會通過《產業安全保健法》修正案。修正案的主要內容為,法條的適用對象從狹義勞基法上定義的「勞工」,擴展到「提供勞務者」。因此,(在南韓的狀況)難以定義特定雇主的宅配員和外送人員今後將可適用此法案。第二、不能將有使用鍍金、水銀、鈉、鎘危險物質的作業工程發包給承攬商,違反時最高可處以10億元韓幣(約合760萬港幣)的罰款。第三、以往只要求企業主負起有爆炸或崩塌危險的22種危險場所的職安責任,修正法改為只要是由企業主提供、指定,並且行有支配管理權的場所,都需負責。如果發生違反職安的情形,可處發包商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5千萬韓幣(約合33萬港幣)以下的罰金。如果發生工人死亡的職災,企業主最高可面臨7年的有期徒刑,如果5年內再發生,得以加重處罰。

雖然《產安法修正案》有擴大企業主的責任範圍和提高罰金上限,但受到財界以及保守政黨韓國黨的強力反對,修正法仍沒有達到運動團體以及遺屬的要求。其中最令人詬病的,就是沒有全面禁止外包。金容均生前工作的公司,仍可以將發電廠的營運業務發包出去。另外,人力和設備營運方式的決定權也仍在承包商手上,發包商可以此為由卸責。

遺屬和對策委員會在28號召開記者會對修正案表達看法。金容均的母親金美淑(音譯)表示:「這(產安法修正案)只是第一步,未來還要查清兒子為何會發生職災,讓兒子的同事不會再暴露在危險之中,並繼承兒子生前的主張,讓下一代都能脫離派遣、以正職的身分工作。」對策委員會的聲明則指出,修正案沒有禁止外包,等於沒有根本地解決問題,處罰企業的力道也不足。

遺屬和對策委員會都決定要繼續這場反外包的運動。

於首爾光化門廣場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追悼大會,圖中為金容均母親

第二次全國追悼大會在12月29號舉行,參加人數比第一次更多,有3千多名。參加者多是民主勞總等工會或勞動團體的會員。在大會上,再次確認了反對產安法修正案的立場。從大會的司儀——民主勞總副委員長、金容均的母親、到泰安火力發電廠外包員工等上台發言的人,都表示產安法修正只是一個開始。他們要求文在寅政府道歉,履行承諾全面將非典勞工轉為正職勞工、徹底調查金容均事故的真相、處罰應負責的人、再次修正產安法明文禁止危險的外包制度、強化企業主責任條文、以及創造優質的青年就業機會。

在首爾的全國追悼會將持續在每周六下午於首爾光化門廣場舉行。此外,泰安發電廠所在地目前每天舉辦燭火晚會,京畿道、釜山等10多個廣域市道(南韓地方行政單位)每周也都有市民團體舉辦燭火晚會。

而受到強大輿論壓力,文在寅總統日前透過發言人表示,希望與金容均的遺屬見面,目前雙方正在調整日期。但金容均母親強調,如果文在寅總統沒有遵守自己曾經做過的承諾,將非典勞工轉為正職勞工,並徹底追查兒子的死因,不會和文在寅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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