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工新聞】警察不時有大大小小的行動拘捕性工作者，團體指，性工作並不犯法，但是警方會以放蛇方式製造拘捕罪名。上周日（10月21日），本地性工作者團體午夜藍發佈一輯懶人包，提醒從業員被捕時注意事項。四日後，團體Instagram帳號遭移除。惟工新聞記者向團體了解事件，並轉載足本圖輯。

午夜藍所發佈的圖輯名為「PTBF/PFGF/嫖客/憂傷的嫖客：被捕懶人包」，內容包括被捕流程、有權拒絕警方要求、錄口供注意事項、被捕權利等。團體周日發佈圖輯，直至周四發現無法再登入帳號，四日之間，該帳戶並無發佈新內容。過去，Instagram管理者亦時常刪除兼職情人的帳號，團體懷疑Instagram是針對給性工作者的「被捕懶人包」而刪除其帳號。事後，團體多次向管理者反映，惟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以下是圖輯完整圖文。

在香港從事性工作並不犯法，但在過往兩年，已經有超過20名PTBF / PTGF（兼職女友）被拘捕，被控告的罪名全都是「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

「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針對的是於公眾地方唆使或引誘他人接受或提供性服務，警方以放蛇警員相約PTBF / PTGF於公眾地方見面，只要他們開口提及性服務的內容或價錢，便會觸犯法例。

本懶人包的出現便是為了讓從事PTBF / PTGF的朋友了解這份工作的法律風險，和避免誤墮法網。就算不幸地被拘捕，都能認識自己的權利，讓自己得到公平審訊。
想知道更多，或需要任何援助，歡迎聯絡我們。

午夜藍聯絡資料

二十四小時電話熱線： 24934555
Facebook搜尋：「午夜藍 Midnight Blue」
Instagram：暫時被消失
電郵：info@mnbhk.org
網站：http://www.mnbhk.org
午夜藍Instagram帳號名稱為midnightblu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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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早前，記者卡舒吉在沙特領事館被特工團隊虐殺的新聞震驚全球，讓沙特阿拉伯這個垃圾級別的國家再次被受大眾關注。沙特先是堅稱卡舒吉離開了領事館，之後又改口風說他已死亡，現在則嘗試撇清謀殺案跟王儲的關係，不禁使人懷疑當中還有多少陰謀和謊言。不過，在一幕幕懸疑戲碼之外，本地媒體卻從來不向讀者介紹沙特阿拉拍的背景。究竟沙特是一個怎樣的國家？這個國家憑乜咁變態？惟工新聞轉載土逗公社近日的文章。

2010年12月17日，「阿拉伯之春」反抗暴政之火從突尼斯燃起，很快波及到大半個中東地區：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阿爾及利亞、約旦、伊拉克、毛里塔尼亞、阿曼、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蘇丹……而巴林在2011年2月14日也爆發了要求釋放政治犯、降低國內失業率和實現什葉派與遜尼派平等地位的大規模群眾示威行動。正當社會衝突大有不可收拾之勢時，沙特阿拉伯在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的支持下，火速派出1000多人的干涉軍進駐巴林，協助王室血腥鎮壓群眾運動。

沙特歷史及其統治支柱

讓我們簡要回顧一下沙特王國的歷史，以了解它的統治支柱。

沙特首任國王伊本·沙特（Ibn Saud）於20世紀初至40年代之間，在與奧斯曼帝國和長期經略中東的英國鬥爭周旋時，先後吞併了阿拉伯半島西部的希賈茲（漢志）、納季德（內志）和阿西爾等地區。 1927年5月，英帝國主義與伊本·沙特簽署《吉達條約》，正式承認伊本·沙特作為希賈茲與納季德及其屬地的國王。 1932年，納季德蘇丹國正式改稱沙特王國。伊本國王「尊奉伊斯蘭教瓦哈卜派（Wahhabism）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恢復沙特家族與瓦哈卜家族的宗教政治聯盟，旨在擴大新政權的社會基礎」（引自《中東史（下）》，哈全安著，第761頁。下同）。

在瓦哈卜派歐萊瑪（類似高級教士階層）集團的支持下，伊赫瓦尼運動在沙特阿拉伯蓬勃發展起來：引導境內的貝都因人（阿拉伯語意為「居住在沙漠裡的人」）告別游牧，選擇定居務農的生產生活方式；「承認沙特家族作為新興伊斯蘭國家權力的擁有者，承認伊本·沙特作為瓦哈卜派的伊瑪目（編者註：阿拉伯語中的領袖）」；獻身於聖戰事業。沙特王室家族借助聯姻與境內諸多部落建立政治聯盟，「部族群體構成地方行政區劃的基本框架」。

由此可知，當今沙特君主制統治的第一根主要支柱便是沙特家族獨裁政權與伊斯蘭瓦哈卜派教權的結合，「沙特家族的權力壟斷無疑是沙特王國政治制度的實質所在，瓦哈卜派的官方宗教政治學說則是沙特家族壟斷國家權力進而控制社會和駕馭民眾的意識形態和輿論工具。」

壯大的石油工業資本成為沙特王國統治的第二根主要支柱。自20世紀30年代起，沙特境內陸續開展勘探與開採油田的活動，使油田的租讓金與英美等國石油公司的利潤分享成為沙特阿拉伯政府的首要收入來源。石油輸出國組織於1960年成立，通過制定統一的石油政策，逐步收回由外國石油公司控制的定價權和定產權。 1980年，沙特阿拉伯完成了石油國有化。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黎巴嫩裔左翼教師Gilbert Achcar長期研究沙特局勢。他有一個很精闢的觀點：「使中東地區世所矚目的不是它的宗教衝突，而是其石油資源」（What makes the Middle East distinctive is oil, not Islam.）。石油資本的壯大以及國有化運動（實際上是由佔沙特總人口極少數的沙特王室成員壟斷。2017年，沙特總人口約為3294萬人，王室約有1.5萬名成員，人口占比0.04％ ）的順利完成，不僅使得沙特王室有匹敵非洲多國的境外投資資本，還得以在國家五年發展規劃當中增加社會福利預算，以資本餐桌上的殘羹冷炙安撫勞動群眾的社會情緒。一方面，沙特王室有財力從歐美帝國主義那裡購買軍火（參考最近的記者卡舒吉遇害案後德國默克爾政府的表態），用於鎮壓、干涉國內外的民主運動，另一方面，讓仰仗中東石油輸出的美國繼英國之後成為沙特反動統治的又一根主要支柱。

中東反動勢力的消防隊

「阿拉伯之春」爆發後，沙特阿拉伯更加積極干涉周邊國家的內政，特別是巴林群眾示威運動、也門內戰和敘利亞群眾起義（內戰）。在也門內戰中，以沙特為首的阿拉伯聯軍於2015年3至4月發動入侵也門的「果斷風暴」（Operation Decisive Storm）軍事行動，力圖剿滅反政府的胡塞武裝力量，造成至少5000多名也門勞動群眾傷亡（包括兒童），數十萬人無家可歸；敘利亞群眾的起義本是追求政治變革與社會民主正義，並對抗教權派的革命進程。沙特君主政權對此極端仇視，並扶植起敘利亞遜尼派原教旨主義（薩拉菲主義者和聖戰主義者）的武裝力量干涉起義，從而使敘利亞革命演變為阿薩德政權（盟友為伊朗與俄羅斯）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武裝力量之間（有土耳其、卡塔爾和沙特撐腰）的戰場。

對外暴力不過是對內暴力的延伸。

雖然自1985年第四個五年計劃實施以來，沙特王室開始有意識地調整經濟結構，減少過度依賴石油產業，但直到現在，沙特的「石油依賴症」依然如夢魘般糾纏不去。過度依賴石油產業，使沙特財政收入對於國際油價的波動非常敏感，還容易受到石油減產的不利影響。

2010-2018年沙特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源：Trading Economics）

2010-2018年沙特失業率（來源：Trading Economics）

2010-2018年沙特通貨膨脹率（來源：Trading Economics）

沙特2010-2018年外國直接投資（來源：Trading Economics）

為了應對近年經濟低迷的局面，沙特王室於2016年推出了「2030年願景」，將經濟下行危機的代價轉嫁給沙特勞工階級和中、小資本家。自2015年以來，沙特的社會購買力持續低迷。據沙特國家商業銀行在2016年發布的統計報告顯示：「能源價格與用水價格上升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減少……2015年沙特銀行系統的總存款額僅增加了1.9%，創下海灣戰爭以來的歷史新低。」為了保證財政收支平衡，沙特政府逐步對企業與個人徵收多種新稅，包括對食品、服裝、成品油等商品開徵增值稅，並提高定價。又如自2017年7月1日起，佔沙特工人階級主體的外籍勞工（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沙特約有1170萬外勞）在每年更新居住簽證時繳納的手續費由月均約26.66美元逐步增加到2020年的約106.66美元。社會購買力低迷和生產成本上漲導致本就受到國內外大資本擠壓的中小企業生存更加困難。為了應對沙特政府的「新政」，這些資本家「理所當然地」將成本轉嫁到外籍勞工的工資與福利上，使沙特工人的生存處境雪上加霜。自2016年至2018年4月，已有超過80萬外籍勞工離開沙特。

一方面是沙特工人階級的困境，但另一方面，沙特王室繼續揮霍無度：和特朗普政府所代表的帝國主義資本簽訂為期10年、價值350億美元的軍火訂單（用來對內鎮壓對外干涉）、資助埃及獨裁統治者塞西總統大量石油燃料、現金等物資。

與此同時，沙特開始放寬對女性的社會歧視禁令，包括讓女性享有部分選舉投票權、不再強制穿著黑色全身罩袍、允許駕車等等。但這種令女性主義者與其說感到鼓舞，不如說是感到不可思議的「新政」背後，卻是以王室為首的沙特大資本的「精打細算」。伴隨著「2030年願景」出台，沙特力圖由依賴石油產業的畸形經濟體制邁向產業多元化的新經濟，這需要補充大量勞動力（特別是現時外籍勞工大量流失），特別是服務行業。 「男主外，女主內」的宗教桎梏終於在資本對勞動力的渴望面前俯首稱臣。

沙特女工佔總勞動人口比例（來源：國際勞工組織，採用世界銀行的人口估計值）

沙特的前景如何？

沙特群眾對「2030年願景」的美好幻想化為泡影，社會不滿逐漸積聚。但這是否會發展成為沙特民主革命呢？對這種可能性的分析不能靠「末日論」的胡扯（例如：「啊！到處都是怒火，革命就要到來了！」），而是要建立在對造成「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孫中山，1904）的社會條件的堅實分析上，包括所有制、階級、國際經濟危機、土地所有制、社會情緒、工人階級自組織程度等等。本文無力對此作出系統分析，姑且簡單列出一些思考點，以供有志之朋友探討：

1.有利條件，如：城市人口密度（意味著工人階級在生產生活上的居住密度）、底層帶有民主反抗色彩的伊斯蘭宗教派別的影響、帝國主義矛盾、中東民主運動的發展、沙特經濟下行的持續性。就城市人口密度而言，沙特阿拉伯的城市人口分佈相對集中。自20世紀下半葉起，沙特阿拉伯城市人口就主要分佈在三大城市群：包括吉達、麥加、麥地那和塔伊夫在內的西部城市群、包括達曼、胡巴爾和蓋提夫在內的東部城市群，以及中部的首都利雅得。城市人口以勞工為主體，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客觀上（僅此而已！）多少有利於沙特工人階級組織聯絡的形成。

沙特阿拉伯人口普查數據

2.不利條件：宗教分歧導致民主力量內耗、歐美帝國主義的干涉、沙特國家機器的殘酷鎮壓、沙特勞工自組織程度低下等等。

但無論沙特社會解放的前景多麼坎坷，革命的星火也必定會以「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態勢漸燃漸起。正如國際馬克思主義者埃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1923—1995）在《論伊朗阿拉伯財政資本的抬頭》一文所講：「殖民地資產階級在某些國家中，突然掌握了巨大的資本資源，它現在把這批資本累積起來並按照在帝國主義國家學得的模式投資。不過，這種投資行為仍然是在舊的社會經濟體制之中進行的……殖民地資產階級一方面在帝國主義托拉斯組織中斤斤計較於獲取最高的課稅，另一方面卻仍然保持對帝國主義的依賴關係。阿拉伯統治階級……即使花了龐大金錢，仍然未能脫掉外皮，正如他們不能把社會中的落後關係消除一樣。要做到這一點，只有社會革命才可能。但是無論是伊朗的國王、沙地阿拉伯的國王還是巴林酋長……都不可能領導這個社會革命。恰恰相反，他們必將被社會革命所推翻。」

編按：貧窮、娼妓、年老和運毒，種種污名交織將人推向更邊緣位置。台灣8名性工作者因年老生意下滑，面對經濟困難運毒，日前被判監。到底台灣非法性交易和底層的貧窮階級問題，如何導致這個後果？惟工新聞轉載公庫近日的文章。

文/公庫記者許詩愷

8名因貧窮走上運毒路的年長性工作者們在昨天（10月30）下午入監服刑，其中3人近期協同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數次向台北市政府陳情，盼官方提出具體性專區政策、並和市長柯文哲會面，但幕僚皆回應「仍須研議、市長行程繁忙。」今天上午眾人再赴北市府，批評政府漠視民眾意見，柯文哲在選前消極處理此議題。

本案源自2015年，8名60至70歲的流鶯因經濟困難，協助販毒集團跨海運送海洛因，後在桃園機場被捕，並於今年三審定讞，遭判刑8到15年。日日春秘書郭姵妤指出「這反映了台灣底層的貧窮階級問題，以及性交易長期非法的後果。」當事人因貧窮從娼，再面對法律壓迫或黑道掌控，過著見不得光的生活，也因為年齡增長生意下滑，才會欠債走上不歸路。

「判決結果已經確定了，她們不是為自己說話，是要把自己的處境攤在社會上。」郭姵妤強調，近日站出來的3名老流鶯是日日春合作過的夥伴，曾一起舉辦導覽、關注私娼議題，她們帶著病體向政府抗議，才讓社會大眾開始關注到，原來台北市還有這些弱勢族群存在，必須被迫賣淫、運毒。郭姵妤質疑，即使《社會秩序維護法》已開放各縣市設立性專區，卻沒有地方首長願意承擔責任，流鶯只能在缺乏保障的勞動環境中求生存。

而日日春從10月2日起，已五度前往北市府，10月2日第一次揭露本案，接著連續送出兩封陳情書要求官方回應對「性專區」政策的意見，10月14日再找上出席公開活動的柯文哲，並和現場維安發生衝突；當時柯回應「有意見的我們都有管道，也不用在這抗議，應該到市長室，我們那邊都還是可以去比較和平地解決。」於是日日春在16日送出第三封陳情書，盼和市長見面洽談，然而北市府仍未給出時間。

接著因柯文哲的上述發言，她們19日直接前往北市府市長室，最後遭阻擋在樓梯間。郭姵妤說明，北市府鎖上電梯，拒讓陳情者接近市長室，雙方僵持半小時後被帶去會議室和秘書長張哲揚協調，張哲揚說法前後反覆，對實際案情一知半解，現場只說他會再處理，但流鶯們今天就要入獄，卻不見北市府目前處理市民申請市長接見的「合法程序」進度。郭姵妤痛批，柯文哲對外打造進步又親民的形象，實際上非常保守，更抹黑民間團體是在胡搞瞎搞。

當事人阿桂今年71歲，她年輕時在西門町經營小吃攤，後經歷欠債、丈夫車禍癱瘓而下海謀生，阿桂在庭上原以為自己運送的事「犀牛角粉」拒絕認罪，因此被判處8人中最重的15年刑期，待出獄已將86歲。阿桂說，她們因貧窮做了不好的事情，站出來只希望市長能看見流鶯們的處境。

另一名性工作者阿芬育有7子女，現年62歲的她曾經中風，十分擔心出獄後見不到子女，阿芳直言自己欠錢走投無路，不知道後果會如此嚴重，入監願意配合指示「要我做什麼工作，我都會做。」她只希望「早點出來跟孩子們團圓，我沒多少時間能陪他們了。」

陳情者們也派出一人戴著柯文哲面具，再由阿桂、阿芬解開他貼著「光榮城市、進步價值」的襯衫，露出裡面「耍流鶯、騙百姓」字條。

郭姵妤表示，包含今日無法到場的小玉，她們三人都從事性產業超過20年，身心狀況都非常痛苦，再加上「娼妓、運毒的雙重污名」這個月連續出面抗爭，其實非常不容易。郭姵妤認為，柯文哲任期將滿，四年間卻從未提出性產業相關政策，形同失職，至於日日春近期呼籲各市長候選人表態，目前也都石沈大海，但她們仍會在老流鶯們入獄後持續陳情。

編按：上月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計劃，將填海1700公頃建造人工島。因填海而挖掘大量海沙，將對海床造成巨大生態影響。渥太華大學早前發布研究，揭露新加坡從柬埔寨進口的大批沙子，挖掘工程令當地海岸遭侵蝕、漁業受破壞，研究員更指柬埔寨政府高層或從中牟利。惟工新聞特此翻譯衛報這篇文章。

渥太華大學早前發布一項研究，揭露富裕國家為了填海，從貧窮國家挖掘大量海沙，對環境造成重大的影響。中國在2011年至2013年間所購買的砂，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購買的更多；自2000年，印度用的建築沙的數量每年增加了兩倍多。

渥太華大學的研究員Melissa Marschke和Laura Schoenberger指，柬埔寨大量海沙被挖，造成當地紅樹林沼澤消失、海岸遭侵蝕和漁業受破壞等。他們認為，政府應禁止涉及數百萬元的海沙貿易。

新加坡進口八千萬公噸沙　遠超柬埔寨合法出口量

依賴填海的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以來，其土地面積增長了五分之一以上，從581平方公里增加到2015年時719平方公里。 2007年至2017年間，新加坡從柬埔寨進口的沙子數量超過任何其他國家。聯合國數據顯示，2007年至2016年，新加坡從柬埔寨進口價值7.52億美元（約59億港元）的沙子。

然而，柬埔寨並非唯一被大量挖砂的地方，最近一項研究估計，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遭挖掘2.36億立方米的沙子，導致水位急劇下降。 而在印尼，挖沙工程摧毀了當地至少20多個島嶼，英國從中取得了五分之一的沙。

根據柬埔寨數據，同期出口的沙總值為500萬美元（約3900萬港幣），但新加坡貿易統計數據顯示，柬埔寨進口的沙子為8,022萬公噸，而柬埔寨的出口量為277萬公噸。研究員Schoenberger指，在過去十年中，從柬埔寨掘沙的數量「絕對是非法的」， 遠超出政府允許的數量。他續指，少量的沙可以合法出口，但新加坡的進口數據顯示，柬埔寨大量的沙是明顯、且迅速地消失，他認為或有政府官員從中牟利。

富國掠奪沙子是「巨大的社會正義問題」　大量挖沙破壞生態和社會

研究員採訪了柬埔寨的村民和挖沙船家，發現大多數的挖沙船都是屬於一些有小船的企業家，他們在河口挖沙，破壞當地螃蟹和魚類。渥太華大學副教授Marschke指，挖沙帶來的噪音和對沉積物的干擾，令魚類和蟹類離開原地。 隨後紅樹林的侵蝕亦破壞魚類和蟹類繁殖地，同時破壞沿海社區的自然海洋防禦。「挖沙令河口受侵蝕、河岸崩塌和紅樹林的流失。挖走大量沙子肯定會侵蝕海岸。」Marschke說。

在組織Mother Nature和當地人民大力抗議下，柬埔寨政府於2017年禁止沿海挖沙。但研究員則質疑該禁令能否有效執行。Marschke表示，大家需要意識到沙是有限的資源，人們正在過度使用它，如果再不開始正確地管理，就會產生巨大的影響。Schoenberger指，富國購買貧窮國家的沙子是「一個巨大的社會正義問題」，他強調沙子並非人類時間內的可再生資源。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報道來源：
The Guardian: Trade of coastal sand is damaging wildlife of poorer nations, study 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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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沙——不為人知的全球環境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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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解密】自己和家人如何安老，可能是令香港人最為困擾的問題。退休後如何應付生活開支？身體出現毛病能否負擔醫療費用？體力下降行動不便誰來照顧？每一個都是難以解決的問題。在政府及私人企業不提供全面退休保障的情況下，保險公司和銀行不斷鼓勵憂心未來的打工仔買保險，甚至拿物業做逆按揭。而政府拒絕承擔安老和社區照顧服務，只計劃增加來港的外傭數量，繼續將照顧老人的責任推到家庭和移工身上。

故勿論這些「解決辦法」是否好的辦法，對於低薪群體來說，全都不是可行的選擇。結果只能繼續工作，卻因年老而被千方百計壓低收入——被外判商以一紙「自願離職」欺騙，失去遣散費的，不少就是這樣的年老工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透過拾荒賺取微薄收入的老人，更不斷被回收商壓價，同時被食環署和警察欺壓。

不幸的是，香港老年貧窮的惡劣情況不是孤例。在韓國，情況更為嚴重。與流行文化呈現的青春、活潑、光鮮相反，《金融時報》一篇報導揭示韓國老年貧窮情況嚴峻，約有一半老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由於每月20萬韓圜（約1,400港元）的基本退休金並不足以蓋過食宿費，所以很多退休人士都會從事低收入工作來維持生計。報導中一名受訪的拾荒者，每日只能賺到二萬韓圜（約140港元），亦有有一些老人透過賣淫為生。該文引述漢陽大學老齡化社會研究所所長李深錫（Lee Sam-sik）表示，韓國逼切需要制定一個廣泛的路線圖來提高生育率。他認為較低的教育和托兒費用可能會有幫助。

參考資料：
South Korea’s penniless pensioners face final years in crisis 
https://www.ft.com/content/cf73149a-6542-11e7-9a66-93fb352ba1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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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解密】2012年孟加拉的達卡塔茲雷恩製衣廠（Tazreen Fashion）的火災造成117人喪生，一年後，同市一棟八層工廠大廈（Rana Plaza）倒塌，奪去1134條人命。這兩間工廠都是知名時裝品牌的供應商。此後，跨國NGO開始施加壓力，要求服裝品牌公開其生產地點，以讓外界得以監察。經過多年努力，一些品牌終於肯披露主要供應商及其生產地址。

國際時裝零售商H&M在2013年首次公開主要供應商資料。同年11月，H&M宣布，其戰略供應商在2018年將會訂定適當的工資結構，支付工人合理生活工資，預計有85萬名製衣工人受惠。而隨著H&M承諾的限期將至，國際的反成衣血汗工廠組織「清潔成衣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 CCC）在本年3月至6月，調查了6間分別在保加利亞、土耳其、印度和柬埔寨的供應商工廠，訪問62名工人，並在9月發表報告，揭露工人的惡劣勞動環境，以及揭發H&M違反承諾，工人薪金追不上生活工資。

供應商工廠勞動情況惡劣　加班時數超上限、補水不按法例支付

根據CCC的報告，受訪工人的勞動情況惡劣，例如：在工作期間暈倒、加班時數經常超出法律上限、要在星期日上班、加班費不按法律規定支付，而大部分的受訪工人指，並不知道其工資是如何計算。在印度和土耳其，部分工人只能在加班並完成某個生產數量，才能獲發法定最低工資。不但違反「法定最低工資只能作為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的規定，更是國際勞工局定義的「強逼勞動」。

在保加利亞，所有受訪工人在正常工作時間均得不到法定最低工資，即使他們超時工作，他們所得的加班費金額亦不符合法律規定。有受訪的保加利亞工人訴說長工時的狀況：「我在早上8時進工廠，但永不會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離開。有時我們要做到凌晨4點才能回家。」有保加利亞工人甚至指，即使他們拒絕加班也無法回家，因為管理層決定廠車的開出時間。此外，有工人指曾看到有同事暈倒，然後就被解僱。

H&M違承諾　工人薪金不及生活工資

所謂生活工資，即是工資得以應付以下生活所需的開支：食物、租金、醫療、教育、服裝、交通及儲蓄。調查報告顯示，所有受訪工人的工資不足生活工資。在印度和土耳其，受訪工人所得的工資僅為生活工資的1/3。柬埔寨工人所得少於生活工資的一半。至於在保加利亞，工人在正常工作時間（即非加班時間）可得的工資（98歐羅，約875港幣），不足基本生活工資水平一成，亦不足歐盟貧窮線（375歐羅，約3350港幤）的三分之一。

參與多國政府有關生活工資的多方委員會　H&M不肯公開支持提高最低工資

報告提到，H&M在2013年提出「達致合理生活工資的路線圖」，當中有四大策略，而其中之一是鼓勵各國政府按照生活工資設定最低工資，但現時H&M的網站再也無法瀏覽該路線圖的資料。報告亦指，雖然工人和工會多次促請 H&M公開支持提高最低工資，但對方仍保持沉默。

H&M 受惠不少政府資助及多種援助，包括稅務優惠、補貼來往製衣廠的交通、立法令學生工的工資低於最低工資等。H&M雖然參與多國政府有關生活工資議題的多方委員會，但在今次調查中的四個國家，工人的最低工資仍遠低於生活工資。

Clean Clothes Campaign：H&M:fair living wages were promised,poverty wages are the reality

調查報告摘要

調查報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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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昨日（11月7日），數百名塵肺病的工人及家屬到深圳市政府靜坐，要求合理賠償。晚上八時左右，維權人士受到暴力驅趕，警方噴射辣椒水及不明氣體，致使多名塵肺病工人不支倒地。

上訪維權近十年　當局承諾屢次落空　

這場集體維權由2009年開始。湖南耒陽導子鄉有一條「著名」的「塵肺村」。村內不少男工先後在90、00年代到深圳當風鑽工人，長期在灰塵滿佈的環境中工作，很多工人患上塵肺病。2009年，耒陽的一批工人首次到深圳向老闆追討賠償。至今，有的工人仍未得到賠償。

本年5月，來自湖南省的耒陽、桑植和汨羅的塵肺病工人再次到深圳維權。當中，有人已經是今年內第九次來到深圳。大半年以來，工人及家屬不斷與湖南、深圳的領導談判，然而局方的承諾多次落空。由於談判沒有進展，維權人士由本年9月初開始駐扎在人才園（即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提供服務處），行動維持了10天左右，逼使當局承諾11月完成賠償。然而，談判下來，工人得到的賠償低得不合理，例如，局方以2009年的工資水平來計算賠償，工人諷刺道，這金額「只夠買個棺材」。

前天（11月6日），工人再次要求與市秘書談話，然而當局只派了律師來交涉，維權工人及家屬繼續在人才園駐扎。昨天早上，人才園領導率領保安包圍工人及家屬，威嚇他們離開，不然就將他們捉起來。維權工人及家屬堅拒離場。下午，維權人士遊行到深圳市政府靜坐抗議，要求與市長對話。

昨日晚上八時左右，當局派出大批警力，警方與工人發生肢體衝撞，工人遭到辣椒水及不明氣體攻擊。受不住刺激氣味的塵肺病工人猛烈咳嗽，紛紛倒地，有工人在衝突中受傷流血，甚至有傳數名維權人士不適送院。

維權之路三大難關

患塵肺病者，肺部功能受損，不但呼吸困難，行動也很艱難，即使捱得住痛苦不自殺，最終也大多活活憋死。這次參與行動的塵肺病工人，都是身體還算好的，身體差的，想來也來不了。是什麼把他們趕到如斯絕路？

一、「正常」途徑爭賠償：不可能的任務

當塵肺病工人要求賠償時，第一個難關是：無法確定僱傭關係。由於深圳地盤的聘用制度不合規矩，老闆與大部份工人都沒有簽勞動合同、繳交社保。因此，工人難以完成職業病鑒定和工傷認定。可是，政府卻堅持要工人跟從法律程序。既定程序繁複費時，病人與時間競賽、與缺東缺西的文件搏鬥，注定是連場悲劇。至本年年中，已有三位工人去世。

老闆看準工人鬥不過時間的拖延，一名張家界的塵肺病工人與老闆打官司，打了五年，一直沒打贏。老闆明言：「有錢。我都不給你！你現在塵肺二期三期，能拖幾年？我拖死你，讓你兒子跟我打！」政府方面也不遑多讓，本年1月至9月間，相關的領導答應過協助工人落實僱傭關係、賠償方案，然而承諾多次落空。

二、再找工作難於登天

被確診患塵肺病後，工人就已經上了黑名單。找工作時還未入職體檢，公司已經知道「這人不能用了」。身體情況惡化，令他們再難承受體力勞動。然而，會到地盤工作而患上塵肺病的，多是學歷水平不高，這些工人很難找到體力勞動以外的工作，治病要問人借錢，維權上訪也要借錢。

三、住無所，吃無安

工人指出，由於之前多次到深圳維權，周邊的旅館已將他們列入黑名單。人才園晚上蚊子多、沒有保溫，塵肺病人最怕冷傷風，但是沒有工作之下，他們已經要借錢才能到深圳維權，連吃飯也有困難，駐扎在人才園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風鑽爆破工程致塵肺病　全國塵肺病人約600萬　

城市的現代化景觀，是由地盤工人日以繼夜建築起來。深圳的地下多由堅硬的花崗岩組成，需經過風鑽爆破程序才能建立地基，在地盤裡，大量工人被招聘從事爆破工作。這項工作的職業病風險非常高，風鑽工人經常需要到三四十米深的井下工作，做輕風化花崗岩的風鑽工作會產生大量的粉塵，老闆不重視防護裝備，當地政府監管不力，工人往往只戴著薄薄的口罩。

塵肺病的成因，通常是由於患者長期處於充滿塵埃的地方，例如是礦工、建築工人，工作場所與混凝土、瀝青等有關的行業工人亦容易患病，是一種職業病。患者會有呼吸困難、缺氧、胸痛、乾咳等問題，此病目前仍然無法根治。但是，如果有充足的預防，可避免令工人患上塵肺病，例如是僱主提供雙層濾紙的防毒面具、減少工作時間。

據中國政府的數據顯示，全國塵肺病共有60至80萬人，但多個來源均指出這個數字嚴重低估病人的數量。協助塵肺病人康復的非政府組織「大愛清塵」估算，全國塵肺病人約為6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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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專題：實用資訊、工傷故事、相關新聞
 

【惟工解密】打工仔要留意了，本年度10月強積金平均錄得5.63%負回報﹙參考理柏數據﹚，其中牽涉甚廣的港股基金的跌幅更嚴重，由2018年初到八月的跌幅達6.94%﹙參考駿隆數據﹚。

根據積金局今年6月的統計摘要（每季發佈一次，尚未有今年9月數據），截至2018年6月30日，強積金資產為8519.9億元，參加強積金的僱員人數為2,597,000人。換言之，5.63%負回報即平均每名打工仔損失18,470元！

現時僱主和僱員須定期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供款，供款額為員工入息的5%。其高昂的行政費及可用於對沖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一直受到打工仔強烈批評。回應這些負面形象，積金局及基金經紀經常吹噓強積金實施以來的平均回報率不俗。然而平均值並不能說明什麼。強積金性質上屬金融工具，受全球經濟影響，遇上金融危機時將損失慘重。這些危機並不罕見。過去十年就有三個年度錄得負回報率，其中最嚴重的是金融海嘯的2008至2009年，損失足足25.9%的強積金資產！

行政費食水深 連本帶利吃掉三分一

另一方面，強積金基金公司和中介人會收取費用作為行政費。上述年報指這個開支比率每年下跌，本年度6月為1.53%。看似數目不大，但實則食水極深，早於四年前已有論者指出這一點，這裏在此用近期數據再計算一次。

假設一個打工仔月入20,000元，每月連同僱主供款2000元，一年便是24,000元。假設成員收入不變，工作40年，總供款為96萬。強積金制度自2000年12月1日成立以來至2018年6月30日的整體年率化回報為4.4%（已扣除費用及收費），即40年後連本帶利戶口價值為264萬元，較供款額增加約168萬元。假約中介司不收取1.54%的行政費，40年後連本帶利的戶口價值為390萬元。換言之，這1.54%的費用在40年內總共侵蝕了126萬元，接近近原來三分之一的金額。

參考資料：
強積金計劃統計摘要
http://www.mpfa.org.hk/tch/information_centre/statistics/mpf_schemes_sta...
林本利：〈蘋論：核心基金　未處理強積金核心問題〉
http://lampunlee.blogspot.com/2014/06/blog-post_27.html

編按：48年前，一位韓國工人自焚而亡，他手裡始終緊緊捉著一本勞動法。那位工人的名字是全泰壹。他燃點了自己的生命喚醒社會，激發大學生們進廠、作為底層工人組織反抗。2005年，韓農來港抗議世貿，突破封鎖的衝擊和苦行的毅力，啟發了香港一代的抗爭者。2018年，為半導體工業工人健康問題爭取賠償的SHARPS，與三星集團搏鬥十一年，終逼使三星作出賠償。　

韓國的工運故事，似乎耀眼得叫人難以直視。然而，遍地開花，被壓迫者團結起來一同瓦解強權，才算是遂了那些犧牲的人的心願。在全泰壹逝去48年後的今天，惟工新聞轉載《中大學生報》簡介《全泰壹評傳》的文章，再次向華文讀者引介。此書文字淺白，適合來自所有階層的人閱讀。

《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
著：趙英來　
譯：劉建洲　
出版：勞動力　

文：覃（原文刊於中大學生報2013年11月號）

零．前言：有關英雄的憤慨

2011年，當我還在使用臉書的時候，曾收到一則消息。一名南韓造船廠女工人金珍淑（譯音），獨自在釜山造船廠高達三十五米的巨型起重機頂靜坐抗議超過二百餘天（最後的數字為309天），為四百名遭裁員工人請命。由吃飯到大小二便，均只能在高空那狹小的空間裡進行，期間經歷的種種，實不足為外人道。這段新聞在我的友儕圈子裡瘋狂傳著。閱畢以後，我感到非常不快。「是不是只有這種慘烈的英雄主義，才能獲得大家毫無代價可言的讚與分享？」我近乎發洩的寫下了類似的話語。

撇開一些反精英的情緒，筆者的厭憎在於我們消費英雄事蹟的心態，獵奇驚嘆以後，就再沒有甚麼以後。整件事是如此的廉價。事實是，我們不願行動，才出現了英雄們不斷慘烈的犧牲。我們忽視了這些英雄們背後所付出的到底有多沉痛。他們所承受的熔鍊，不只是因為造化陰陽與社會制度，我們也是責無旁貸。而最後他們所獲得的，就是我們不到一分鐘的關注。

誠然，在這些犧牲之中，我們的確看到了意志的巨大能量，以及人性高貴的一面。如果你確認你真正需要一個英雄，那麼本書之中的全泰壹，他就在這裡等著你。

一．全泰壹簡述

全泰壹是誰？他是一個生於五十年代的韓國工人，與二十二歲時候，為了控訴既有制度對勞工的壓榨，自焚而死。縱觀其短促的一生，全泰壹盡在坎坷之中。他有著我們無法想像的悲慘童年，十六歲步入工廠，十數小時地工作著。直至死去為止他並沒有過任何傳統意義底下的幸福。流離、飢餓、困苦、不忿是他一生永恆的主題。但在這彷如煉獄的環境之中，全泰壹卻始終在掙扎著。他對身邊的人展現出無比的同情 ，他總為著不公思考著、反抗著。這些本應都為在生存面前讓路的奢侈，在全泰壹面前卻反過來是生存本身。

在他死前數年開始，他都寫有大量的日記。作者趙英來得以寫成《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下稱評傳），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日記的存在。作為一本夾敘夾議的傳記，此書的直接引用部份非常多，但亦因為如此，我們得以以最直接的方式接觸到這高貴得恐怖的偉大心靈。

因篇幅所限，我只能在這裡選取部份介紹。要窺全貌，也實在唯有閱畢全書。

二．地獄人間

我說過全泰壹一生極其坎坷，但這樣的一個簡單詞彙實在無法公允地描述他的慘況。

在六歲的時候，他舉家來到漢城（今首爾）。父親全相洙總是找不到工作，於是好一段時間他整家人都是生活在橋底以下，逐家逐戶乞討。貧困總是製造無窮的問題。因為長期受生計問題困擾，全相洙重度酗酒，經常打罵母親李小仙。憤怒、無助、恐懼，全泰壹的所謂家庭，就是圍繞著這些情緒。然後他母親也深受打擊，患上了精神疾病。

其後，母親為了生計，不得不到別人家處當女傭（當時是一個相當低賤的職業，要承受相當的社會屈辱）。全泰壹執意離家，帶著妹妹去尋找母親。那時全泰壹不過是一個少年，只能賣報、刷鞋、搬運、拾煙頭維生。全泰壹每天都要工作非常多個小時——一個少年根本沒有這些體力——而且他還要抽時間與妹妹一起去尋訪母親。到了最後，全泰壹真的吃不消，被迫將妹妹扔下在「失蹤兒童之家」——而這對他來說，可能就是永遠再見不到她。

寒冷、飢餓、疲累——這些修辭不斷又不斷在評傳裡出現。而這也是全泰壹一生不斷經歷的狀態。他在日記中，記著：「連昆蟲、有主人的狗都比我們過得好。」

後來全泰壹進了工場，情況也不見得有甚麼樣的改善。在名為和平市場的地方，整個工場，沒有窗，更沒有通風系統。為了省卻空間，原來一層的空間硬要分做兩層。他就是要每天弓著腰工作十四五小時，趕工的時更要吃抗睡丸通宵工作，充滿著粉塵的環境，加上那些強烈的燈光，使全泰壹——還有所有的工人——都患有眼疾，呼吸也總有困難，她／他們吐出來的痰，都是黑乎乎的。但即使如此，低技術的工人，工錢還是少得可憐。

這些經歷，只要有一件就已經刻骨銘心。但對於全泰壹來說，這只他少年痛苦的冰山一角。哪怕在評傳中，相類似的經歷還有很多。而這還未算及全泰壹自己沒有記述的。

除此以外，在生存的壓迫下，全泰壹還要經歷諸多不同精神的折磨。他經常見到一些學徒女工非常辛苦，就會偶爾幫助他們；但有些時候，卻是女工們長期操勞導致身體出現問題。一位女工曾向他哭訴，指自己快要失明了，手臂麻木，但還有三天通宵的工作在等著她；他又親眼目賭過一位一位年輕女縫紉工突然吐血，送了去醫院，發現是三期肺結核。而這些女工的最後結果，通通都是被解僱。

這些慘況，均帶給全泰壹極大的痛苦。他在日記之中，經常寫上「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的字句。事實上，全泰壹很早以前就開始視幫助這些工友們為己任。然則，幫助她／他們卻反使全泰壹受到各種打壓。他試過被解僱，被列入黑名單。家裡非常依靠他的財政收入，而結果他又不能真正改善工人的處境，這些都使他陷入不能遏止的的絕望情緒裡。

如果全泰壹沒有某些堅持，或者他只執著於生存，他大概不會活得這麼嘔心瀝血。但正正是他希望超越做一個正直的人，他才要承受更多的折磨。

正正在這些錘打之中，他卻依舊呈現著巨大的生命力。全泰壹在自己的生活如此窮困的情況下，他還是可以不斷的付出。他知道那些工廠女工窮得連麵包也吃不到，他便決定省下每天一元的車錢給她們買吃的。但這是在他每天工作十四小時，而徒步回家需要兩至三小時的情況下。他這樣的選擇，持續了三四年。就如以上所述，終其一生，他沒有停止思考過人的困苦的問題，他不斷地尋求方法去改善他身邊工友的生存處境。這點下文會詳加描述。

追求公義、同情他人、這些都是基本人性的表現。但依照常識，這些種子也必須透過社會環境、教育才得以拙壯。我也聽說過，所謂道德情操，是需要在危難艱辛之下才顯得可貴。對於全泰壹，我不知道我應該抱持甚麼態度。我們固然可以驚嘆，一個充滿傷痕的年青人，居然還可以擇善而執。但當我們明白，這些執著反過來對他構成如此重大的傷害的時候，我們是否還可以安心的讚頌他？

三．反省的全泰壹

對於自焚，我們總有一種太過激情、無法理解的印象。相對於種種自絕的方式，或如吞鎗、割脈，燃燒自身所構成的畫面並未太過短暫，那數分鐘的時間實在太過漫長，那暴烈的畫面實在令人難以接受，以至於下意識不想理解。

評傳一書恐怖的地方，就是在於他仔細記錄了全泰壹何以最後要選擇這種抗爭的方式。貫穿全泰壹一生的，並不只在於掙扎，還有其無休止的思考。當他實在不忍身邊女工的苦難，全泰壹就努力工作，寄望當她們的上司，那就可以使她們好過一點。但當他真正成為上司的時候，他發現他的善意並不為老闆所容許。他親身感受到企業內的科層與壓迫不是他個人的意志可以轉移。之後，他認識到原來韓國有保障勞工的「勞動基準法」，但屢屢尋求政府幫助不果；他嘗試過組織工會（愚人社）抗議，結果反而被炒；他甚至計劃過自己辦一間公司，是可以遵守勞動基準法（而這當然沒有人會注資給他）。在這些打擊之中，他以最殘酷的方式理解到，他以及其他工人所承受的壓迫，背後有一整套的機制。法律、政府、老闆都是這個機器的一部份。他理解到工人集體抗爭才是真正的出路，但當時的工人組織又是如此疲弱。

他因此而相當絕望，在被解僱以後，他好一段時間不出門，及後更是離開和平市場，到了另外的地方當建築工人。但他並沒有停止思考。他的離開只是為了讓他更好的去想。最後，他知道自己無法放棄他原來工作的兄弟姐妹，而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奉獻自己的生命，務求以此喚醒其他工人的怒火，其他韓國人的關注。

於是，他便選擇了自焚。And the rest is history。

在全泰壹死後的一個月內，全國多處地方爆發激烈的抗爭行動，先後有工人、學生嘗試以自焚、或跳樓（包括全泰壹的母親李小仙）作出威脅。媒體、政府也不得不改弦易轍，被迫認真應對勞工苦況的問題。根據韓國的工運史，全泰壹的死亡標誌著工人階級形成的開始，他在萬千工人心中佈下了反抗的種子。如果我們嘗試抽離出來，全泰壹自焚，彷彿就是一個精密計算下的決定。然則，這當然是不可能，全泰壹沒有這樣的全知視角。他只是在他極其有限的經歷裡，反省他所承受的與可能的，然後作出他唯一可以做的反撲。在評傳之中，有大量的日記章節，展示他曾經不明白，曾經絕望，也曾經猶豫。如果說自焚的意象是令人難以忍受，我只能夠說，他的思考與感受比自焚的畫面更加令我難受。

四．英雄的犧牲

以上就是全泰壹的故事。就如眾多的英雄故事一樣，我們總會記起英雄的成果，也會記得他們如何不屈不撓。我們還會以此勉勵別人，堅毅的可貴。但剩下的，彷彿就只有堅毅。在我們的意識裡頭，總是定格在英雄們的成功。其背後的苦心孤毅，難以言喻的遺憾，總是以往的一個片段，一些已經發生了，過去了的餘波，它們是最後成功的襯托。十年寒窗苦讀？離鄉別井？我們總是一句帶過。我們從來沒有好好感受，英雄烈士們所承受的是甚麼。

哪怕是你驚訝於韓國工人悲慘的狀況，或是為全泰壹的氣度所震攝，或多或少你總會留意到，整個社會環境為全泰壹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苦痛。我們姑且不論他身體上的傷患，單就精神層面來說，只要我們仔細一看，就不難發現其中的滿目瘡痍。

評傳之中，有好一部份篇幅描述他求學的過程。全泰壹是非常熱愛上學的。小時候的他，一方面要上學，另外要幫助父親完成縫紉工作，其實相當勞累，但根據全泰壹所說，這是他一生的最幸福快樂的時光。對於全泰壹，這是少數令他感到愉快的一件事。但因為生活的緣故，他父親不讓他繼續上學，這令他幾近崩潰。他甚至試過離家出走，出外找工作也要讀書——最後當然是失敗了。結果，終其一生，他都沒有再次上學的機會。

我無法理解，為何一個普通的工人，可以對學習有如斯的堅持。我們可以想像，這不是基於甚麼力爭上游，而是僅僅在於對學習的熱誠。或許，學習所能帶來的樂趣，在他那近乎動物一樣的生命，特別顯得珍貴。而這樣的人，直至死亡也沒有再獲得這樣的機會。

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怎麼述及全泰壹的感情部份。那是因為，有關愛情，評傳之中只有一版，全泰壹的日記只有聊聊數句。他在工場裡認識到一個女孩，他們兩情相悅，但全泰壹卻極度苦惱，心裡充滿著罪惡——他認為愛情對他依然是一種奢侈品。對於一個如此淒苦的少年，感情本應是非常重要的滋潤。然則，因為他所身受的壓迫，他卻是選擇親手捏斷了這棵還沒有發芽的愛情幼苗。設身處地，作為大學生的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嗎？

我想再強調一遍，真正哀悼和慰撫全泰壹的靈魂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正確地理解他為什麼死，認清他對我們要求什麼，按照他的意思去實踐和行動。
－－全泰壹的母親　李小仙

他最後剩下的，大概就是家庭了。縱觀全書，家庭實在佔了他生命不少的部份。哪怕是窮困帶給全泰壹一家大量裂痕，家庭成員的福祉還是常在全泰壹心中。全泰壹固然記掛著弟妹與父親的生活，他母親就更是他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人。一直以來，他可謂與李小仙相依為命，在他最潦倒的時候，他那殘弱的母親也總會嘗試帶給他兒子一點點的溫暖。但就如大部份母親，她相當擔心全泰壹的安危，所以相當反對全泰壹參與工人運動。殘酷的一點說，全泰壹就必須在他視之為生命意義的勞工運動，與他最重視的親人之間作出選擇。這種煎熬，在全泰壹決定自焚之前的數天得到最深刻的體現。李小仙或許因為母親的直覺，覺得有甚麼事要發生了。她將兒子一直珍重的《勞動基準法》藏起來，而全泰壹就要親口向母親索回，並向母親直言；「媽媽，我可以為你做任何事，但我不能不帶著這本書。」他甚至向母親暗示過，將會有一些大事發生，而他的母親則哀求著他不要參加。到最後，全泰壹則是拿著《勞動基準法》自焚的。

在全泰壹自焚以後，他並沒有當場死去，而是被送到醫院。彌留之際他見到他的母親。他還是要求李小仙，要承諾她會完成他開始了的事業。

是的，全泰壹的確在最後選擇了公義，這當然令人感動。但我們到底又有否想過，他內心的負疚情緒有多慘烈？如此愛慕母親的他，又要承受多大的痛楚，才可以作出自焚的行為？他和他母親的關係，可說是他最重要的，但他就是要選擇，一步一步將母親的情感蹂躪，甚至到了最後還要母親繼承「害死」自己的運動——這是多要命的抉擇？

知性、愛情、親情，這些人類的精神支柱，在全泰壹悲慘的一生裡，都或多或少被砍掉。如果我們真的有靈魂的話，全泰壹的靈魂自然高貴得眩目，但大概也是殘破得令人慘不忍睹。

五．結語——請重新反思英雄

有關評傳，有關全泰壹，我還有太多未能述及。我衷心希望，以上的介紹文字或多或少可以勾劃出全泰壹這個人的一生，以及當中令人震撼之處。老實說，直到現在，對於全泰壹我依然不明白，我難以想像到底是甚麼動力驅使他，還有他的身上到底有多少傷痕。對於他的自焚，我也是五味紛雜。回到最開初的說法，如果不是大家的默然，英雄還真的需要的犧牲嗎？如果說大家都有自己的際遇與問題，為甚麼最後卻是要他來犧牲？全泰壹可能不介意，但在他病床前的母親李小仙又是否這樣想？當他的兒子到最後還是要他繼承遺志，那又是甚麼感覺？

或許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在自焚之前，全泰壹心裡充滿絕望，對於自焚，他依然有著萬般的猶豫。到了最後，使他下定決心的，不只是因為內心的道義，而是與他有共同命運的大家：

我為這件事情猶豫和苦惱了很久。但這一刻，我下定了決心。我必須回到我貧困的兄弟姐妹身邊，回到我心靈的天堂，回到我和平市場那些年輕的心靈身邊，他是我全部的生命所在。

是的，在他決志的一刻，他想到的，就是和他有承受著一樣苦難的工人。哪怕他是如此孤獨的一個人，他最後想到的，還是大家。他這樣的反省，還可以見於他日記的其他地方；

一個人面臨的挑戰，應該被看成是所有人面臨的問題。

或許隔了一個國家、一個文化，還有一段不短的時空，但我們都不應該將全泰壹看成是一個遙遠的英雄。我們需要認真面對全泰壹，那就應該真正去細味他所承受的種種，讓他進入自己的生命，好好去想自己應當如何。或許我們從現在起，應該去好好想想自身。我們固然有著無數的事情，課業、兼職、家庭、友人、情人，這些東西大概已經可以用盡我們所有的時間。我們亦因此對身邊的苦難、社會的問題可以不求甚解，或是只在臉書一評，或是參加一次遊行，就當成是完成了責任，然後又回歸到我們原來的世界。全泰壹那或許太龐大的身影，是否可以讓我們再想一想？

以上提到，全泰壹的死，使很多大學生都參與了勞工運動。不少甚至進入工廠當「假工人」，嘗試在內部組織工會進行抗爭。撇除社會宏觀因素，這與全泰壹不止一次說過；「要是我們有一位大學生朋友，他就可以教我們如何發動示威活動，這樣是不是對我們有幫助呢？」這句樸素的話，使大學生們意識到，他們是如此與低下階層的慘況遠離。於是，他們就行動了。

我想，英雄的故事，要這樣才有意思。或許消費英雄故事的始終都會在，或許英雄們還是要前赴後繼，但始終會有人被感動。文首提及的女工人金珍淑，就曾說過為全泰壹所感動，她也就是其中一個為全泰壹而改變生命軌跡的人；全泰壹的母親李小仙，至死都在為勞工爭取權益；評傳的作者趙英來，哪怕是被通緝，也堅決要完成書寫此書。容我再問一次；那我們呢？我們到底應該在哪裡？

我會研究所有能夠打破大眾社會現實的方法。我相信，一定有各種打破現實的辦法…我會點起線香，一旦美麗的香氣充斥人們的心肺，他們就不會再認同這種現實。這樣一來，社會將不再是一盤散沙，人們也不再是一片片碎屑。
——摘自全泰壹日記

編按：老闆要扣人工，諗得出幾多不可思議嘅理由？打工仔要點樣分辨，先唔會俾老闆「大」到？向公司借糧，是否代表公司可以隨意扣減打工仔薪金？惟工新聞得到「個人及社區服務行業職工總會」授權轉載，講講工會最近在勞審處見證的一次扣薪攻防戰。

【欠債還錢天公地道，但係咪可以因為咁而唔洗出糧？】

文：個人及社區服務行業職工總會

話說今日工會在勞審處處理一宗案件時，旁聽了另一宗在正處理的個案。事主因追討僱主欠薪而在庭追討欠薪引致的一切賠償，當法官問公司會否同意支付欠薪時，公司竟然回答指知道有欠薪，但不同意支付。

全場聽完真係呆咗喺度，法官都直指欠薪和債務屬兩個獨立個案，不能夠因為員工向公司借錢，而直接扣起所有薪金作還款，而有關行為屬欠薪的刑事罪行，直言「你同公司董事解釋，到時被人送上囚車唔好問點解。」最後公司和員工聽罷法庭意見後，經和解處理了這次糾紛。

的確，欠債還錢天公地道，但是否可以這樣扣除薪金？其實根據僱傭條例第32條《扣除工資的限制》的(f)項指出「在僱員書面同意下，可從該僱員的工資中扣回已借給他的貸款」。因此，當僱主和僱員之間另外達成了借貸協議，須在借貸協議內需列明員工同意在薪金內扣除才可，否則如沒有達成上述(f)項的協議，僱主便沒有權利在薪金內扣除了。

那僱主應如何追討欠薪？那就看雙方如何訂立另外的協議了，但情況就會是，公司先向員工支付薪金，然後要求員工償還欠款，而如果出現爭議，就只能在小額錢債處追討，勞審處是沒有司法管轄權的。

除借錢外，有不少員工手頭緊時會向僱主要求預支薪金，但要緊記「預支薪金」和「借貸」是兩樣不同的東西。如果僱主向員工預支薪金，則跟據條例的(e)項內的
(i)除非獲得處長書面批准，否則不得以折扣、利息或任何類似收費作為該等預支或超額支付工資的代價而將之扣除；
和(ii)僱員在任何一個工資期內被扣除的款項，不得超過他就該工資期工資的四分之一。

的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但唔代表員工借咗公司錢，就可以亂扣錢，否則可能追錢同時又承擔欠薪的刑事責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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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今日（11月16日）下午，街坊工友服務處天水圍區的組織幹事發表聲明，指街工執委打算遣散三位幹事，整個過程僅在半個月內發生，事發突然。三位幹事表示，將會尋找其他資源以繼續服務天水圍街坊。

被遣散的三人分別為梁彩琴、郭文浩和林子晴，他們均為街工天晴團隊之幹事。梁彩琴由九年前開拓天晴邨地區工作，是「由始至終對天晴邨不離不棄的組織者」。郭文浩家住港島，為實踐政治抱負「每朝一早到天水圍落區，為的是投身基層運動，為弱勢發聲」。林子晴則為社工系畢業生，致力於與街坊「共同爭取改變社會政策」。

據聲明指，11月初，街工執委指會方因財困而要遣散三位職員。至11月14日，執委正式與三人會面，通知他們一星期後就是「最後工作天」。被解僱的幹事在聲明中感慨道，他們「竭力發展及改善社區，與街坊建立了一定關係和感情，因此對會方突然遣散團隊的決定感到錯愕及憤慨」。

是次街工以財困為由解僱職員，與勞工組被解僱原因相同。然而，惟工新聞發現，在半年前的解散勞工組風波中，曾揚言為街工紓解財困而自願離職的領導層蘇耀昌，目前仍在任。本報記者今日下午致電街工主席盧藝賢詢問事件詳情，惟對方表示未有時間作出回應。

以下為聲明全文：

3位天水圍同事就街工遣散天晴團隊的聲明

我們三人為梁彩琴（琴姐）、郭文浩（阿Yo）和林子晴（Sandy），為街坊工友服務處天水圍天晴團隊的組織幹事。

11月初，郭文浩接到街工執委通知，會方因財困而需放棄天晴邨的地區工作，並將遣散天晴團隊三名組織幹事。11月14日早上，執委終於正式會晤我們三人，並重申無法承擔天晴邨地區工作，下星期（11月20日）將會是我們的最後工作天。

我們分別在天水圍服務近9年、1年半及半年，竭力發展及改善社區，與街坊建立了一定關係和感情，因此對會方突然遣散團隊的決定感到錯愕及憤慨。離職日距今只剩不足一星期，我們將盡力與街坊商討未來的社區工作何去何從。

我們實在不願離開，希望盡團隊最大努力繼續維持天水圍的地區服務工作，努力籌謀及尋找資源，不願意放棄一群一直支持我們的街坊及社區工作。儘管未來將變得艱難，我們仍會以各種形式堅守下去，繼續服務天水圍街坊。

梁彩琴
郭文浩 
林子晴

2018年11月16日

補充資料：
我們三人懷著基層社區工作的理想投身街工，琴姐是天水圍街坊出身，也是街工九年前開拓天晴邨地區工作以來，由始至終對天晴邨不離不棄的組織者。阿Yo是以從政為抱負的社工，家住港島，每朝一早到天水圍落區，為的是投身基層運動，為弱勢發聲。Sandy社工學系畢業，把社區組織的信念在基層地區實踐，致力組織街坊共同爭取改變社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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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日（11月19日）是深圳玩具廠致麗大火25周年，大火奪去87條人命。事後，這家港資廠被揭發有消防問題，老闆指示廠長用3000元「搞掂」事件，領到消防合格證。25年過去，內地媒體土逗公社簡述當時致麗女工的日常，亦寫出現時內地女工的勞動狀況。

1993年5月27日，深圳市公安局八處田貝消防中隊幹警、葵涌鎮消防整治工作組組長吳星輝，收下了葵涌致麗工藝製品廠廠長黃國光送來的港幣3000元。當天，吳星輝就命令下屬給致麗廠發放了消防合格證。

一個半月前，消防人員到致麗廠檢查防火安全，發現了13條火險隱患，其中有：保險器全部用2.01毫米粗的銅線做保險線；易燃材料的倉庫設在一樓車間 內，倉庫與廠房只用木板隔離；廠房一樓的兩個防火疏散捲簾門一個用電焊焊死，另一個長期用鎖鎖住；消防規定每層樓只能容納50名工人作業，而該廠安置了 230名工人……

檢查組立即給致麗廠發了整改通知書，限期整改。5月24日，身在香港的老闆勞釗泉得到消息後，通過電話指示黃國光送3000元港幣「搞掂」。吳星輝收下這筆贓款，在其他幹警認為該廠沒有整改，消防部門也沒複查，不同意發給合格證的情況下，強令下屬給致麗廠發了合格證。

負責協調這樁交易的是致麗廠廠長黃國光。深圳早期的三來一補（「三來」是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而「一補」是指補償貿易）工廠，通常都會聘請一位當地人擔任廠長，負責 「擺平」地方上的各種手續和事務。擔任防火責任人的黃國光，並沒有對已經查出的安全隱患做任何整改，只是向消防部門提供了一份虛假的整改報告，謊稱該廠已 組織了義務消防隊，改裝了電線套管。

那些從遙遠的鄉村來到深圳打工的女孩，那些在流水線上沒明沒黑日夜加班的女孩，那些在簡陋的筆記本中寄放著美好夢想的女孩，並不知道她們創造的血汗財富中還要留出一筆黑金，並不知道小小一筆「濕濕碎」的賄款就是她們大半年的工資，並不知道：正是這筆台下交易最終把她們送向了死亡。

1993年11月19日下午，在領到消防合格證後的5個月22天，廠區的三根電源線短路打火，由於用銅線做的保險線不能熔斷，電源不能及時中斷，短路的電線不斷噴濺火星，引燃倉庫內堆放的布料、海綿，災難隨之降臨。

大火燃起時，300多名工人正在加班，為即將到來的聖誕節趕制意大利品牌CHICOO的玩具，正在二樓的廠長黃國光自己打開窗戶，攀爬著繩子逃出。

二樓和三樓的員工在無人指揮的情況下慌亂逃生，但窗戶被鐵條釘住，四個出口中的三個門被鎖死或焊死。路窄人多，互相擁擠，濃煙烈火，視線不清，加上燃燒的化纖物散發出大量有毒氣體，許多員工被毒氣熏倒在樓梯口附近。

當消防員把廠房西邊樓梯口焊死的捲簾門用斧頭劈開時，人們驚呆了，從一樓的拐角一直到三樓，全是打工妹們的屍體，堆了好幾層，有的打工妹燒得只剩下骨頭，有的打工妹四五個人抱成一團，掰都掰不開。

大火最終導致87人死亡，51人受傷。在死者當中，除了兩位男工之外，其餘的都是打工妹，最小的年紀只有15歲。

當時，這是深圳建市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火災。

活著，會更好嗎？——家書裡致麗女工的日常

香港噪音合作社的一首《再見螢火蟲》，歌詞裡的小英真有其人，正是1993年致麗大火中其中一個倖存者。而歌詞裡的「哭沒錢怎麼上學」的哥哥，當年20歲，正在上大學。20年後，我們在重慶忠縣聽著小英的哥哥陳劍憶述當年的情況，雖沒有親眼目睹，但那些畫面仿佛在眼前掠過，仍是很揪心。小英的哥哥陳劍拿著她當年的一封家書，說道：

「她們那個時候的工廠把工人基本上視作機器的一部份而已，沒有獨立的人的存在。她們的車間那個窗子全都是鐵條焊死，之後用鐵網網住的，怕那些工人把玩具扔出去，就弄成全封閉的，基本上當成了一個籠子一樣把工人關在裡面，缺乏對人尊重。」

「對工人的工作時間要求過長，基本上談不上休息時間，吃飯、洗衣、沖涼的時間是不給的。她說她們那邊洗澡是洗冷水澡，當時我們覺得那邊很糟糕的一個情況，還有她們說因為只有一個廁所所以需要等很久才上到。」在這種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下，小英每月能掙個兩百多元，在農村是一個可觀的收入。

火災後，小英被送到葵涌醫院，因為傷情嚴重，轉往南方醫院，住院七個多月，動了二十幾次手術。命是撿回來了，但並沒有治癒，醫院強制要求小英出院，陳爸爸不同意，醫院就停藥，並拉掉小英病房的電閘，也不打掃衛生，無奈之下，家人只得把小英帶回老家治療。

在離開廣東時，小英全身仍在床上不能動彈，身上流膿流血，坐飛機時需要三排椅子才能平躺下來。因為有廣東的政府人員送回來，所以到了重慶就住了賓館，在退房時賓館要求家人把床單和毯子全部都買下來，因為所有小英用過的毯子、布、床單、蓋的東西都有膿血。這種情況下，治燒傷比較好的西南醫院不願意接收，說南方醫院治療的舊傷口他們無法處理，其實是擔心小英治不好死在他們那裡。家人沒有辦法，只能帶她回到老家，但老家的醫院仍然不敢接收。

陳劍說到了看到被燒傷的妹妹的情況：「太讓我震驚了，我看到她第一眼，簡直不敢相信她就是我的妹妹。她身上，全是那種，還流著膿流著血，身上的皮膚還有那種黑色的，就那種炭化的那種顏色。她身上不能蓋什麼東西，只能在一些部位搭上一點布片，這樣子遮掩一下而已。」

小英在糧油職工醫院裡住了一段時間後，身上的傷口一直不癒合，一直的流膿流血，沒法長出新皮，但這筆醫療費已經沒人負責了。最後，家人在家裡找士大夫來治，小英的傷口是很久以後才真正癒合。直到現在，只有稍微碰一下，皮膚就會破……1994回家後，小英動了大大小小20多次手術，有些地方骨頭外露，沒法長皮膚，有些地方出現皮腫，腫得很大很大，像瘤子一樣，很嚇人。而且小英很容易感冒，當時幾乎每月都感冒兩次，發很高燒。

然而致麗大火中的死者家屬，得到的賠償是三萬多，而小英因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一次性賠了16萬，而這筆錢是以活到60歲的生活費作為計算的，攤分下來每個月大約是兩三百元。這16萬根本就不足以應付小英返回重慶後的20多次手術，家裡還得為她籌醫療費。

25年後，女工怎麼樣？

然而，如果說致麗大火燒死的女工都成為了歷史，或許也太樂觀了。就在今天，女工們依然在傷痛之中……

（1）車間裡的白血病魔咒

小潔曾經在鞋廠打過工，她說，鞋廠裡女工很多，一眼望去，幾乎整條流水線都是女工。

現在，她在做為職業病工友服務的工作。她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來諮詢的患白血病的女工友，她們中大部分都是因為在鞋廠工作後，被查出白血病。

白血病的根源是苯中毒。苯中毒會造成血液的變化，對於女性來說，先是月經紊亂，而後白細胞減少，繼而出現血小板減少和貧血，再重者便發生再生障礙性貧血或白血病。

阿梅是在外出打工20多年後，檢查出職業性白血病。這20多年，她在鞋廠的工資從一個月200元慢慢漲到800元再到2000元。期間她結婚生子，正當她覺得日子慢慢安穩起來時，她病倒了。

長時間的住院化療，丈夫煩了，逐漸疏離了她，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的她，在與病魔抗爭的同時，還要走複雜且漫長的職業病賠償程序……

小潔說，除了鞋廠，玩具廠，還有眼鏡廠，這些工廠裡都偏向招他們認為更「聽話」、做工也更細緻的女工，這些工廠裡的工人也最容易因為慢性苯中毒而導致月經紊亂，血小板減少，甚至患職業性白血病。

近幾年，關於女工患職業性白血病的報導也屢見不鮮： 

（2）飄在空中的粉塵幽靈

白血病之外，塵肺病也是潛伏時間長的職業病之一。說起塵肺病，一般人會想到礦業，建築業等男工比較多的行業，卻往往會忽略女工居多的紡織廠和玩具廠。

紡織車間的空中彌漫著看見看不見的粉塵，工廠不重視安全防護，不告知工友職業病風險，工友唯一的防護措施便是一個簡易的口罩。

棉紡車間通常都會有空調，但空調的作用不是改善員工的工作環境，更不是排出粉塵，而是為了維持一定的溫度濕度，防止棉花產品斷裂。

防護措施很少的女工，長期吸入有機粉塵，就容易患棉塵肺。

在玩具廠和制衣廠，女工們則幾乎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空中漂浮的看不見的粉塵肆無忌憚地侵蝕著她們年輕的身體。

（3）被忽視的身體傷痛

職業病之外，高強度的勞動對女工身體的影響常常被忽視。

一位工友曾給我們投來文章《服裝廠女工的屁股》，這樣描述她們的日常：

連續幹二十個小時的活，坐得屁股直疼，但是，這種活站著又不能幹，還得坐著，最後屁股坐出水泡來。（屁股上）繭子的數量代表了工作時間的長短，就像樹的年輪一樣。作為一個服裝廠女工，每月總有那麼幾天，是我們身體最不方便的日子，是大姨媽要來探望我們的日子。但是不管身體是否方便，都要像平時一樣幹活。經理說，大家都來月經，每個都請假，那還怎麼生產？

正如這位工友所說，生理期的女工不是被保護，而是被厭煩。而且，車間裡的溫度都是為了適應產品的要求，生產環境對生理期的女性很不友好。早在1990年，就有學者研究表明，紡織工廠裡的噪音不僅會影響女工的聽力，還會導致女工月經紊亂，痛經加劇，甚至影響女工妊娠，影響新生胎兒。

不被看見的身體傷痛還有很多，很多在工廠飯堂、醫院的做清潔工和做家務工的女工大姐，她們常年遭受皮炎和風濕病的困擾。

這些身體的傷痛，不在職業病的範圍內，她們只能默默忍受。

結語 

致麗大火，雖然是一場人間悲劇，卻有個「意外收穫」——1995年，中國首部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勞動法》終於出台。又過了幾年《勞動合同法》也在爭議中出台。所有保障勞動者權利的法律法規的誕生，是勞動者們用血用淚、甚至用身陷囫圇的代價換來的。

但如今，如何鑽空子、規避這兩部法律風險，成了所有公司法務、人力資源部門的首要工作。正如，隨著時間的流逝，她們的犧牲被遺忘。甚至，那些勇於為女工發聲的、幫助女工在痛苦的人生經歷中追尋希望、勇敢反抗的人和文章，卻被靜音、被消失…… 

因此，在今天這樣一個日子，我們更加不能忘記，不僅因為被遮蔽的傷痛仍在繼續，依然有很多姐妹在遭受著非人痛楚，也不是因為一顆高高在上的憐憫之心。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喜迎那些所謂紀念日，享受的在深圳，或是許許多多「國際化、現代化」的都市生活，每一分都有她們的勞動，凝聚著她們的血汗。

或許，在城市某個地標公園裡，應該放著她們的雕塑，讓後人真正地牢記使命，砥礪前行。但對於這一點，我們不敢奢求。只希望，在註定黑暗的日子裡，能多透出一些光，照暖女工們早已冰寒的心靈與身軀，哪怕是有著被消聲的風險，也依然有人能夠站起來為她們發聲。或許，正如我們期待，真的有一天，這一絲絲的光亮，一點點的聲音，能夠打破迷霧，為女工，為中國工人，迎來全新的陽光。

（圖片來源：土逗公社。致麗工廠火災前事發女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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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上星期日（11月18日），移工同志遊行在愛丁堡廣場出發，為移工爭取同志平權。是次遊行由在港移民家務工團體主辦，至今已是第四屆。參與遊行的有多個不同國籍的移工團體，除了菲律賓外，來自印尼、尼泊爾等地的移工亦有參與遊行，而本地團體學聯社運資源中心（自治八樓）亦為其中一個合辦組織。

「我們是同志　我們想跟你打個招呼！」
遊行在大約下午一時左右在中環愛丁堡廣場出發，沿德輔道中步行至遮打道為終點。不同的團體分別身穿紅、橙、粉紅等幾種顏色，有彩虹之意，而帶頭的移工和本地組織代表手執彩虹旗及橫額，並高呼口號：「我們在這裡，我們是同志，我們想跟你打個招呼！」（We are here, we are queer and we would like to say hello）。在遊行的途中，遊行人士亦高呼口號，與其他市民打招呼。也有身穿紫色衣服的團體高唱：「我們會戰至勝利（We will fight until we win）」。

遊行隊伍希望藉著以上的行為，打破移工同志與市民的隔閡，希望真正做得到「反對歧視，停止恐同」。當遊行隊伍步行至滙豐總部時，他們向聚會中的移工派發有關於反對同志歧視的傳單，希望其他在港工作的移工都可以加入行動。除了同志平權外，遊行人士都是同時在關注在港移工被剝削的情況，希望爭取為移工爭取平等待遇。

同志移工遭欺凌　冀遊行發聲

遊行隊伍步行至遮打道舉辦集會

遊行隊伍步行至遮打道，舉辦集會。遊行團體預備了不同的發言及表演。開幕表演由不同的團體各演繹「L、G、B、T」四個英文字。

本地團體自治八樓所負責的是「T」，團體表示，他們以transborder為題，T的意義不只是跨性別，更是跨越國家、種族、階級的界限，達到人人平等。在表演之間，不同的團體發表演說。有團體都認為社會有很多人因為性取向而受到歧視，而且他們都希望對抗種族歧視，打破不同界限的隔閡。有團體認為香港人並沒有想過移工面對的困難，而在香港每人都說自由，所以每人都應該有自由地戀愛。除此之外，亦有團體提出反對菲律賓雙重強制保險，希望引起他人關注此事。

演講期間，主辦團體發佈了一個調查結果，在146個回覆當中，當中有一半移工表示已出櫃，但只有十個人表示自己曾受歧視。在開放式問答中，他們發現，有很多人都曾經因性向而被欺凌。主辦團體表示，希望社會能夠接納同志，也希望同行者能有勇氣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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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剛過去的星期日（11月18日）是第四屆移工同志遊行，主題為「Pride Change Freedom 」。中午一點起，遊行的隊伍從愛丁堡廣場起行。移工朋友們穿著六種不同顏色的衣服，隨著隊伍排列構成一面彩虹旗。不用工作的星期日，她們都精心打扮，臉上綻放自信真誠的笑容。遊行過後，遮打道成了表演的舞台，移工朋友隨著音樂起舞，自由舞動的樣子彷彿是一種驕傲的自我宣示。面對移工和同志的雙重邊緣身分，她們團結地向公眾大聲喊出平等的訴求。

拒絕中介僱主「女性化」要求  女同志忠於自我
Filipino Lesbians Organization的主席Ivan披著黑西裝外套登場表演時，周圍姊妹的尖叫歡呼不絕於耳。清爽俐落的短髮，男性化的衣裝，Ivan的年輕外表讓人看不出來港工作已13年。此前的5個僱主都不接納她的性傾向，合約到期後便不再續約。也有案例，有同志移工因為性傾向而遭僱主終止合約。料理家務的能力，與性別特質並無關係，僱主擔憂的是同志移工「教壞細路」，隱含同性戀與社會上偏見與污名的角力。

不少男性化的女同志移工找工作時都有類似經歷。在接觸僱主之前，中介公司已要求她們留長頭髮、換上女裝，展現傳統的女性形象，迎合社會主流的目光，受聘的機會才比較大。但Ivan不曾打算隱瞞自己的身份。她很早以前就開始中性打扮，即使遭到中介勸說，仍堅持貫徹自己的性別表達。「就算第一次成功假裝了，也無法永遠裝下去。」Ivan的語氣堅定，「誠實很重要。」忠於自我，並非徒勞之舉。Ivan終於遇上了現在的僱主，他們是一對同志伴侶，十分支持她參與性別運動。

Filipino Lesbians Organization主席Ivan

歧視無處不在  弱勢只得啞忍
不僅在職場上僱主對於「女性特質」有刻板要求，移工們週末出行時也會遇到不同程度的歧視。Ivan表示， 她不時會因為自己的打扮而受到他人異樣的目光，搭地鐵時被人盯著看、說閒話是常有的事，去女廁所也曾因被當作男性而被罵，甚至被要求去男廁。除了Ivan外，許多受訪者也表示自己曾面對歧視，因較為男性化的打扮而受到人們言語上的攻擊。

陌生人的誤會已令人難過，在移工的社區裡，性小眾也同樣面臨不被理解的困境。有受訪者表示自己因為出櫃而被同鄉排擠，同鄉知道她是同性戀後刻意疏遠和避開她。也有人說自己之前常常參加教會活動，喜歡在教會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但性傾向被發現後不被同鄉接納，只好放棄再去教會。部分受訪者因其性傾向而受到社交群體的壓力，她們大都只能沈默以對，或是刻意忽視。

同運工運共生  直面雙重困境
遊行中不乏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等改善勞工條件的訴求，連結了工人與同志。現今全港約有35萬名家務移工，佔整體就業人口的9%。Ivan指出，家務移工對經濟和社會有不少貢獻，她們的權益卻常常受到忽視。菲律賓和印尼是香港移工家務工的兩大來源，兩個國家分別盛行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對同志並不友善。同志移工來港工作，雖然可以暫時離開家鄉的傳統信仰，但香港社會風氣偏向保守，家務工的工作規定又設下另一重限制，讓她們面對著雙重困境。

與其他面向公眾的工種不同，家務工的的職場就是僱傭雙方的私生活，工作範疇演變成生活限制。在現行法例下，家務工必須與僱主同住，對同志而言，這會造成諸多不便。同志移工未必想向僱主出櫃，強制同住卻令她們的一言一行曝露於僱主目光下，難有私隱。如果遇上恐同僱主而遭解僱，移工只有14天時間去尋找新僱主，如果未能獲聘，就需立刻回國，負擔極高成本。在「強制留宿條例」和「兩星期規定」的限制之下，不少人只好把自我隱藏在衣櫃裡。即使是已公開性傾向的同志移工，也希望保有個人的生活空間，簡單如跟女友談電話，瑣碎如穿著和晾曬男裝內褲，當與僱主同住，都難免有所顧忌。

“Solidarity forever!” 支持不分性向族裔
在九十年代，菲律賓移工稱得上大主流，佔香港家務移工人口整體84%，到了現在已下降至54%。印尼成為第二大移工來源地，佔整體44%。前幾屆移工同志遊行，參與者幾乎全是菲律賓人，這一屆則多了不同國籍移工的身影。印尼移工聯盟（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Union）和Asosiasi Buruh Migran Indonesia (ATKI-HK)表演了印尼版的“One Billion Rising Dance”；尼泊爾工人協會（Nepali Workers Association）則演出了傳統舞蹈。本地組織自治八樓是本屆主辦方之一，藉遊戲活動打破「本地 VS 移民」的對立。正如Ivan所指，移工和本地的同志一樣受到歧視，對不同組織合作參與遊行感到十分高興。

很多異性戀的移工姊妹跟隨組織參與遊行，不分性傾向共同爭取平權。來港15年的Jantte已在此結婚生子，每個星期日都會帶同兩個小女兒來中環，這天依然不例外。兩個小女兒雖然未必明白什麼是同志，但她們在場內自由嬉戲，與移工們親密共處，本就是「無分攣直」的最佳證明。

女同志Bedh十分幸運，29年來一直為同一個家庭工作，直到最近一年才開始參與運動；為自己、為他人發聲，從來不會太遲。一頭短髮灰白瀟灑的Bong，來到香港工作已經26年，經歷四分一世紀，見證時代變得開放了嗎？「還未，」她說，「香港在慢慢進步，但還未完全成功。」不同性傾向、不同族裔的人走在一起，正是為了推動社會邁向開放。就如遊行中一再響起的工運歌曲《永遠團結》（Solidarity Forever），隊伍揮著彩虹旗穿過隧道時，歌聲迴盪四壁，引來眾人的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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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12年，香港政府企圖強行推出國民教育時，家長是其中一股有力的反對聲音。反對整個政策是一件事，如果涉及政治的教育問題在具體的課室出現，甚至導致教師受到校方打壓，學生的家長又可以怎樣回應？惟工新聞轉載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有關台灣新北市小學老師劉芳君因人權教育而被校方施壓，得到家長聲援的報導，展示家長在學校政治教育當中可能的角色。

文／公庫記者洪與成

新北市鷺江國小608班導師劉芳君教學成果受家長肯定，卻遭校方認定「教學方式不妥」，要求改課表、在教室外裝監視器等，更在日前考績遭評乙等。608班家長代表與劉芳君於21日召開記者會，呼籲各界一同關注，捍衛教師專業自主。

劉芳君曾獲鄭南榕基金會「人權教案徵選設計比賽」優選，其規劃的教案更在今年10月獲教育部肯定，收錄為人權教案；另外劉芳君在國語、數學科目實施「主題式教學」，也受到家長好評，認為學生學習成效確實提升。

然而，早在去年底，鷺江國小校長陳俊生稱「有匿名家長不滿劉芳君課表安排」，未事先告知就進到教室要求觀課，甚至發文要求劉芳君改課表，後來劉芳君向新北市教評會申訴，即使教評會認定劉「申訴有理」，校方仍持續動作，要劉芳君將課表改為校方要求的內容。

今年6月，劉芳君帶班上學童至鄭南榕紀念館參訪，遭家長向新北市議員陳明義投訴，陳明義開記者會控劉芳君「假教學真洗腦」；陳俊生除了出席陳明義記者會，更在事後於校務會議叫劉芳君「要言論自由，上臉書寫」。劉芳君後被學校認定「主題式教學不妥」，考核遭評乙等。

由於教育界不如公務人員需有一定比例的乙等，因此只要沒有重大疏失，通常都能拿到甲等。608班家長於是發起連署，全班家長紛紛響應為劉芳君抱屈，表示孩子學習成效好，也過得開心，不知道劉芳君疏失在哪，要被如此對待？

家長代表田媽媽說，全班都有共識支持劉芳君，不知道匿名家長是誰？她強調，她和另一位家長曾把全班所有家長的簽名的陳情書拿給陳俊生，陳俊生卻連看都不願看，就說這些陳情書沒有意義，卻對不具名的家長意見如此重視，並為此用各種方式為難劉芳君長達半年，他們只好站出來為孩子、為老師發聲。

在國中任教的家長黃媽媽分享，在劉芳君教導下，她的孩子從害怕數學到開始融會貫通，也讓她原本的焦慮煙消雲散，不料劉芳君的教育路卻開始受阻。她回憶自己初任教職時，遇到一位全力支持教師自主、發揮專業的校長，讓她領悟到行政體系對教師的支援相當關鍵，但劉芳君這樣優秀的教師，為何一再遭到刁難？

當時質疑參訪鄭南榕紀念館的家長吳先生，則透過電話連線力挺劉芳君。他表示，自己當時的確無法認同參訪內容，但與劉芳君溝通後，才知道劉芳君並無偏頗特定立場，行前也讓學生分組蒐集資料，他因而感受到劉芳君的用心，也對於先前的誤會感到抱歉。

吳先生強調，相信劉芳君願意跟這位不具名家長溝通，但如果這位不具名家長是虛構的，他希望新北市教育局能介入了解，而非一再抹煞劉芳君的用心。

劉芳君同事、親子共學促進會代表翁麗淑說，日前劉芳君才被學校行政高層公審、批評她「利用媒體毀損校譽」，這讓人不寒而慄。她說，這顯示社會上還是習慣檢討受害者，而非打壓劉芳君的人，校內也有許多教師勸劉芳君不要繼續發聲，以免影響校譽，這樣的氛圍，凸顯劉芳君在校內的處境是如何為難。

翁麗淑批評，現在校內就是一個威權結構，校園體制完全在為威權服務，大家只能為學校著想、做學校想做的事情，這樣會完全殺死一個老師的熱情。過去已經很多人死在路上，如果劉芳君這樣的老師不被支持，未來明哲保身、保守度日的老師只會越來越多，但這是大家想要的教育嗎？他希望劉芳君能在大家支持下奮鬥下去。

劉芳君說，堅持創新教學不是容易的路，她並不害怕質疑，但期待溝通和對話，並藉此達到更好的結果。然而，這一連串事件與打壓，讓她感受到行政不當處置陳情、教師專業自主不被尊重，尤其應該跟教師站在一起的行政，居然反過來以威權侵害教師自主和學生受教權。

劉芳君感謝家長的支持與理解，並期待申訴制度能有所改善、監督單位要確實，才能讓行政單位依法行政；如果教育體系能當老師的後盾，才能讓教師更能發揮專業，保障學生受教權。劉芳君希望大家能站出來，一起捍衛教師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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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現時，家暴仍然經常隱藏於社會中，制度上缺乏保障，令一班來自外地的婚姻移民婦女受到更大傷害。上星期日（11月25日）是國際消除對婦女使用暴力日，「婚姻移民權利與培力國際聯盟」（Alliance of Marriage Migrants Organizations for Rights and Empowerment, AMMORE）發起「我要說話(I Want To Speak Out)」跨國聯會行動，香港、台灣、日本、南韓、澳洲、加拿大、馬來西亞等地均有團體響應。

新來港媽媽被勒索金錢、性服務　綜援受委人制度問題嚴重

當日早上十時，香港民間團體「同根社」有十多人到政府總部請願。

同根社聲明指出，香港作為移民城市，很大部份的人口構成都是來自不同年代、世界各地的移民。近年，中港婚姻佔香港整體婚姻數字三成，香港社會對這群婦女的尊重和保障極之不足，導致各種不同的傷害甚至虐待發生。

同根社成員阿蓮發言表示：「今日有很多姐妹想出來，但是他們來不到，惟有由我代為他們發聲。」她指出，現時港人身份子女申請綜援的「受委人制度」有嚴重問題。由於社署要求他們要為子女找一個正在領取綜援的成年人當監護人，才能申請綜援，所謂「監護人」經常對中港單親媽媽作出的無理要求，包括索取金錢甚至是性服務。

該組織的幹事黃佳鑫指出，綜援的本質是政府劃定了一條界線，無論任何人的生活水平都不應差於某一界線，條件較差的人就可得到綜援的保障。從前，制度容許社工作為受委人，為中港單親媽媽的港人子女領取綜援金，以確保其作為香港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但是2008年開始，政府停止了這做法，要求這些子女必須透過加名入現有的綜援戶中，締結監護關係，並且住在同一單位，才能領取綜援。這不但令那些小朋友得到的綜援金額大減，更將中港單親媽媽置於危險之中。這幾年來，同根社持續收到這些媽媽的求助。

因此，同根社在行動中要求，香港政府必須全面恢復綜援申請的受委人制度。

政府成為助長家暴幫兇　家庭團聚、婦女就業問題須改善

中港婚姻裡的準來港婦女同時面對來自家庭和制度的暴力。現時的單程證制度，沒有內地單親家長與在港子女團聚的申請類別，人們以家庭團聚的單程證制度申請來港。同根社成員阿冰表示，「有的丈夫會逼妻子聽話，才肯回鄉辦理來港手續，在這情況下，即使婦女遇到家暴也不敢出聲，很多時姐妹們到了忍無可忍才會離婚。」黃佳鑫指，中國政府與香港政府必須合力改善單程證問題，例如加入內地單親父母與香港子女團聚的類別，令準來港婦女在家庭中有較平等的地位，也不需在面對家庭暴時仍被迫困在危險的處境。

新移民的負面形象，往往來自於他們的經濟條件，不少社會聲音認為新來港婦女好食懶做，侵吞香港社會資源。同根社指出，事實上，新來港婦女經常是被逼成為依賴家人的角色。由於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婦女被困於家中從事家務勞動，不能外出工作，令婦女在經濟上變得完全依賴丈夫，喪失經濟能力。而且長時間留在家中，使他們難以與外界建立連繫，遇上困難甚至家暴時，缺乏尋求協助的資源。同根社要求，香港政府須在提升婦女自主能力方面作出改善，例如，讓婦女在準來港時已可以參與培訓和就業、加入半日制的再培訓就業掛鈎課程、改善托兒服務。藉由這些措施，令婦女有經濟能力及獨立能力，而毋須再啞忍家暴。

各國婚姻移民狀況令人擔憂　聯盟呼籲國際團結

除了香港，其他地方的婚姻移民亦面對相當大的困難。

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動新的移民法規，其條文可能限制女性移民取得永久的移民身分，會令他們變成無證者，或者繼續受困於無證者的身分。當中受影響的不僅是婚姻移民，亦包括移工和家務工等。

日本的婚姻移民團體指出，婚姻移民受到愈來愈多的侵害。「無擔保便無簽證延展」政策使得婚姻移民女性必須依附於日籍配偶。缺乏完善的針對配偶暴力的法規，包括未能提供家暴受害者充分的保護。婚姻移民團體最近則發起行動，抗議日本政府不當遣返菲律賓裔婚姻移民Loida。

馬來西亞的婚姻移民則仍然非常難以取得永久居留權或公民權，也難以尋得工作的困境。即使居住於馬來西亞多年，並已養育子女和建立了穩定家庭，她們的移民身分依然充滿不確定性。她們能否繼續居留以及其身分的取得皆仰賴丈夫，一旦離婚或喪偶，便面臨相當嚴峻的未來。

香港行動當日，來自婚姻移民權利與培力國際聯盟的Rey發言支持。Rey表示，新來港婦女不是貓不是狗，是人，他們有權成為香港一份子。政府的官員自己也有父母子女，應該要有同理心，亦要為了整個香港社會的將來著想。

同根社呼籲，社會大眾不應歧視社會上的任何一個人，包括中港婚姻移民婦女，同時家庭成員不應限制中港婚姻移民婦女的發展，不要做出任何形式的暴力。

編按：香港工運研究先鋒陳明銶教授今年10月逝世。陳教授曾任教於香港大學歷史系，其後於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繼續研究工作，精研中港關係，尤擅華南工運史。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青年時受其啓發走上歷史研究之路，特此撰文紀念，我們亦可從中一窺只有中學學歷的工人如何憑努力在八十年代大學校園摸索出學問。陳明銶教授追思會明天（12月2日）下午2時將於香港大學王賡武講堂舉行。

陳明銶敎授為人隨和樂觀，朋輩和學生者Ming Chan稱呼，但他的原則很強。上世紀八十年代反日氣氛濃烈，某天學生駕駛一部日本車到機場接他，他堅持不上車自乘公車離去。Ming Chan也曾講授日本史，對日本有深入認識。這只是小軼聞一則，民主路上他的堅持更強，出力不少。

Ming Chan是著名歷史學家，研究重點在中國近代史，在這範疇內他更集中在工人運動史上，而華南地區的工運史更是他的研究重心。

上世紀七十年代，大部份中文書刊的工運史以論述安源大罷工、二七大罷工、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等為主，中心點是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這些罷工。Ming Chan卻著文指出國民黨曾在華南組織工人運動，開啟全國革命高潮，擴大了工運史的視野和研究範疇。香港是華南工運史的一個重點，在這方面他的研究成果貢獻尤大。

七十年代初龍少入讀九龍塘培聖中學，課餘翻閱兄長梁寶霖的《工人週報》、《七十年代》、托派《戰訊》及有關工運和政治書刊，亦隨兄長出席基督敎工業委員會的活動，直接觀察工人運動。當時每月都讀四人幫的《學習與批判》，在深受極左教條主義思潮影響下開始研究工人運動史，閱讀中共如何組組工運的書刊。有趣的是培聖大份老師思想右傾，近年才知道有同學是親國民黨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領導的兒子，經有關老師推薦入讀，同時校內卻又出現了如龍少等極少數的極左分子。那時候校內有一不尋常事件發生，前《信報》總編輯練乙錚到來任教，在校園掀起了一些微瀾。另一方面托派成為新聞話題之一，同學之間也有談論，龍少則帶《戰訊》回校傳閱。教師工潮展開時，培聖也擔當了一定角色。

中學畢業後在報館當植字員，四人幫剛被打倒，震撼整個左派陣營，但龍少仍堅持自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工人運動史期間，偶見一段文字闡述五四運動中的工人罷工，其時仍受教條主義影響因而內心雀躍，實質對這歷事的認知只是浮光掠影，朦朧中思索如何表達工人階級的高大形象。不久就閱讀了陳明銶教授的〈五四與工運〉一文，茅塞頓開，了解工運史不只是讚誦工人階級的偉大形象而已。

八十年代初認識了陳明銶博士，我的人生來了個大轉變，擺脫極左教條主義。因報館工作是在晚上，早午我都有空到香港大學旁聽Ming Chan的課，課後或課前與他在教員餐廳午飯，又結識了伍錫康博士。Ming Chan也曾為我張羅進入港大圖書館看書的許可權，一名中學生就如此混進了大學校園自修，頗有毛澤東在北大旁聽的快感。

稍後更能與Ming Chan一起編撰《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和《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兩書，龍少學歷有限，文章主要是將別人的成果歸納抄錄整理下來。Ming Chan鼓勵我說：「現在是你研究歷史的起步點，慢慢地琢磨找出自己的前路。」如此龍少就埋首工運史中，直至現今。

十年前大病稍復之後與Ming Chan重會，呈上一篇談香港中共成立史的文章給他看，他再度循循善誘我繼續研究和寫文章，並要朝向出書的路邁進。上年終於出版了第一部個人著作《汗血維城》，並得陳明銶賜序，深感榮幸。

編輯《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和《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兩書時，除了撰寫了重大的罷工外，Ming Chan還安排學生撰寫上海青年會的工人教育活動，繼續擴大工運史的視野和範疇，使兩書內容既有宏觀歷史，也有微觀歷史。我們又把重點放在香港上，安排學生撰文深入研究香港華人機器會，更初步進行口述史，到訪香港工會聯合會、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洋務工會和五金工會等，為它們撰寫會史，亦編寫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校史，更訪問立法局勞工界議員，撰寫他們的故事。Ming Chan與單瑞蓮合寫的〈戰前香港勞工調查—─畢特報告書（Butters Report）簡介〉一文，展示了一份影響勞工政策的重要報告。現今重閱兩書覺得十分粗糙，但它卻是香港工運史開山之作品，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有一定的地位，Ming Chan在研究香港工運史上開山之功勞，永載史冊。

《汗血維城》出版後，Ming Chan在史丹福大學內向各學者推介，更安排入藏圖書館內。Ming Chan每次回港都會搜羅香港資料入藏圖書館，平常我會為他網羅香港工會資料，以待他回港時帶回史丹福圖書館收藏。Ming Chan回港時更不忘開講座為《汗血維城》作宣傳。

2016年在伍錫康博士倡議下，龍少和梁寶霖聯絡周奕，部署舉行《省港大罷工九十週年研討會》，並得陳敬慈教授協助，研討會順利召開。不同政治背境的現行工會組織者、前輩、歷史研究者、出版界朋友、學者、評論員和政治組織成員等，聚首一堂緬懷先烈的事業。研究會中Ming Chan越洋發言，緃論香港與中國大革命。會後我們將討論會文章結集成《粵港工人大融合──省港大罷工九十週年回顧論文集》一書，Ming Chan更張羅具學術地位出版社出版，惜未能成功。Ming Chan一直安排我擠身學術圈，稍後應有機會償他遺願。

五年前龍少接着當年Ming Chan部署的口述史工作，進行公務員工運口述史，完成了《政府內部的吶喊──香港公務員工運口述史》一書第一稿，並在出版了徵求意見稿作內部發行。因面對種種困難，未能正式出版發行。這事吸收了以前缺失的經驗，訪問絶大部份都進行了錄音，又搜羅了一些歷史文獻，以利其他有興趣者使用。在進行訪問期間，Ming Chan更建議同時進行錄像，成效會更大。惜未能找到有關人手協助，無法將這工作推上一層樓。

Ming Chan安息吧，龍少會繼續在你開拓的歷史園地繼續耕耘。

【惟工新聞】大圍新翠邨清潔服務將於2018年12月31日轉換外判公司。舊外判商義合清潔公司（下稱義合）著員工簽署「意向書」，惟當中未交代支付遣散費的安排。昨日（2日）清潔工準備發起罷工，義合昨晚提出方案，最後今日在會議上向工友公布安排，承諾發放「約滿獎賞」 ，順利解決問題。

義合代表曾指，本周三（5日）會向工友交代方向。惟清潔工在上周開工友大會時，表明不會多等，要求對方在上周六（1日）前答覆，當時義合仍未回覆，於是清潔工人決定今日罷工。 義合代表最終於昨日回覆，並於今日與工會和議員達成協議，承諾發放「約滿獎賞」，金額為遣散費對沖強積金後全數餘額。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組織幹事杜振豪指，待清潔工在月底完約後再計算獲發金額，相信一月可取得「約滿獎賞」。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指，因不完善的政策及法例，政府外判工人的年資補償，長年累月遭外判公司剝奪。海麗罷工爆發後，社會十分關注外判清潔工人的處境。近月政府宣佈，2019年4月後的政府外判服務合約，將會落實「約滿酬金」的安排。然而，在政策過渡期間，外判清潔工人面對轉換公司時，依然毫無保障。工會促請其他政府外判公司，仿傚義合，為工人支付合理年資補償。

惟工新聞外判制相關文章一覽
https://wknews.org/node/1635

【惟工百科】上月，香港浸會大學幾名學生在慶祝生日期間，懷疑在點著的蠟燭上灑麵粉，導致粉塵爆炸，多人燒傷。然後又有些人在恥笑大學生「沒常識」云云。

也許因為香港早已沒有多少農業和工業，「粉塵是安全隱患」早已不是一種常識。至少惟工記者從沒在別人口中聽過這項資訊，大概是中學時期看科普書什麼的才知道。

既然常識沒人講，然後沒人有常識，那麼這次惟工百科就跟大家談談粉塵爆炸這回事。

原理

在電視劇或電影看到的爆炸效果，很多時候是利用粉塵產生的。但即使是那種控制下的小型爆炸，有時也會一發不可收拾，導致演員被燒傷。

為什麼空氣中瀰漫著粉塵會導致爆炸？原理很簡單。以同等重量來說，一堆木屑的表面積比一塊木頭大得多。換句話說，接觸空氣的面積大得多，因此可以燃燒的面積較多，所有物料可在短時間內全部起火。因此，一些本身不易燃的物料，在粉塵狀態下也有可能燃燒，例如一些金屬粉末或混合了其他物料的沙。

怎樣預防

導致粉塵爆炸，需要五個因素，因此也是循這五個方向預防粉塵爆炸。

歷史上的嚴重工業災難

今日有這麼多關於粉塵作業規範，是因為粉塵爆炸釀成歷史上一些最嚴重的工業災難。

1942年，由日本控制的遼寧本溪湖煤礦發生粉塵爆炸，導致1549人死亡，為歷史上死傷最多的煤礦事故，當中超過1500人為被日軍抓去強制勞動的工人。事後調查發現，大部份工人並非在爆炸中死去，而是因礦主在未疏散工人之下封閉礦井，令工人死於一氧化碳中毒。

1987年，當時全亞洲最大的哈爾濱亞麻廠爆炸，造成58人死亡，182人受傷，1.3萬平方米的廠房被破壞。事後調查認為，爆炸由靜電引爆亞麻纖維粉塵引起。《哈爾濱日報》記者賈宏圖就事件所著的報告文學《大爆炸》形容爆炸發生的情景：

爆炸是從貫穿這三個車間的1570平方米的粉塵通道開始的。含有亞麻纖維粉塵微粒的空氣突然燃燒爆炸膨脹，產生原子彈爆發般的衝力，一尺厚的水泥蓋被擊碎、拱起，手指般粗的鋼筋和水泥澆鑄的牆壁被炸得變形倒塌，十幾噸重的機器被拋向空中，強大的氣浪把鋸齒型房蓋的玻璃衝成碎渣，連同窗框飛到百米之外。從地下衝出的火球， 在車間騰飛滾動， 把一切可燃物質點著，頃刻之間，使正上夜班的477名工人陷入一片火海。

然而慘劇仍然沒有終止。在2014年，崑山台資廠中榮金屬製品有限公司汽車輪轂拋光車間發生金屬粉塵爆炸，造成146人死亡，114人受傷。在官方快速總結災難起因之外，多個媒體亦有評論，指出該廠的粉塵已令不少工人患上塵肺病，批評工會無能令工人權益不受保障。

參考資料：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ＧＢ１５５７７-２００７）
賈宏圖，《大爆炸》

自從開始設法了解供求和貿易這回事，我就習慣了留意身邊出現的各種商品的來源 [1]。到了印尼，在Kristin的小店及Indomart連鎖便利店，自然不會放過機會，看看這裡的食品和日用品從哪裡來。在生產地那一項，最常看到的地點是勿加泗（Bekasi）、坦格朗（Tangerang）、錦石（Gresik）、詩都阿佐（Sidoarjo）。這個「發現」完全不出所料，這四個地方是全印尼的工業重鎮，分別坐落於全國最大城市雅加達和泗水旁邊。

談到印尼人為什麼要出國打工，首先得弄清楚他們在國內有什麼謀生機會。上回提到，中爪哇農民塔夫占種植玉米，在為期四個月的耕作期只能賺到約500港元。從過去到現在，務農的收入都很不穩定。農民——尤其是本身沒有擁有土地的佃農，很自然會把目光放到城市。

移工的父母們

早在19世紀末，廣東省已有很多人路經廣州來到香港，甚至遠赴南洋或北美打工。同理，外出打工對印尼人來說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Kristin的父親Boyati在1957年出生，從16歲到29歲，一直在外漂泊謀生。

Boyati的父母是無地農民，父親受僱幫人耕田，每月工資才25印尼盾 [2]。當時的村沒有與外面連接的馬路，當然亦沒有電，基本上沒有工作機會，因此年輕人都會出外找工作。

他在16歲第一次離鄉，到了離家三十多公里的城市茉莉芬（Madiun）的糖廠工作，在田間砍蔗製造片糖。當時的月薪只有750印尼盾，但已是種田收入的30倍！四年後，他隨舅父遠赴蘇門答臘（離家750公里），進一家造磚的工廠工作六年，因患上肝病回家。離開的時候拿到40000印尼盾，但在途中被人搶走，等於白幹了。隨後三年，他又到了日惹（離家120公里）一家造皮帶的工廠，月薪900印尼盾。在這段時期，他賺到的所有工資都寄回家給祖母，因為他的母親早死，一直都是祖母照顧長大。直到30歲，他才回鄉結婚，安頓下來。出外14年後成家。想不到廿多年後，他的女兒遠渡重洋到香港工作，恰恰也是14年。

那是1987年。不出幾年，印尼便開始輸出人口到外國工作。Boyati憶述，1991年開始有人去阿拉伯國家做家務工。他的妻子也想去，但因為有糖尿病，所以去不了。但也曾經去雅加達（離家550公里）做了四年廚師，然後又帶同當時僅4歲的Kristin到泗水（離家160公里）工作過。

國內工作不理想

也有一些移工在決定出國前有嘗試到城市謀生。2004年，Yayan來港之前曾到泗水找工作。沒有途徑取得資訊，她惟有逐間工廠叩門，但一一被拒。後來經朋友介紹，才進了一間工廠當臨時工，試用期為3個月，月薪600,000印尼盾（約港幣三百多元）。她負責製作鞋子的品牌標誌，包括Newera同Adidas。工廠分為三更，倒班尤其辛苦。由於人工低，加上三餐和住宿都要自己付錢，最終Yayan做了6個月就辭工回家去。後來中介上門找人出國工作，她就選擇來香港當家務工。

Yayan的同鄉Fendi也有類似經歷。他到泗水，進過工廠，也做過售貨員。但轉一兩次工，待遇也不見得有改善。「生得唔靚嘛，人工咪低過其他人囉。」這樣一年半載，最後也只能出國。

為什麼要出國打工？因為本國沒有工作。即使有，工資也養不起自己和家人。移工的浪潮最初就是這樣產生。諷刺的是，久而久之，政府越來越依賴輸出人口作為解決國內高失業率及賺取外匯的方法。因此在過去20年，印尼經濟起飛同時，出國打工的人反而越來越多。出於這個原因，在香港，很多移工組織在遊行的時候，訴求從來不限於要求香港政府加人工。他們更多會著墨於要求本國政府改善經濟，增加就業，保障工人的權益。若他們在本國能夠找到合適的工作，那就不用一代一代漂泊異鄉了。

為了具體地了解印尼本國的經濟情況，我們先訪問了印尼的農民組織——農業改革運動聯盟（Aliansi Gerakan Reforma Agraria）。又在另一位曾在香港工作多年的回國移工Ganika介紹下，到印尼工會聯合會（Gabungan Serikat Buruh Indonesia，下稱GSBI）探訪，了解工廠工人基本狀況及工會組織工作。

製衣工廠的勞資攻防

GSBI全國辦事處位於雅加達一個安靜的社區。我們抵達的時候，工會幹事們正跟一間H&M代工廠的五名工會領袖開會，部署即將展開的集體談判。會議結束時已是晚飯時間。

「你們要問快一點。」總幹事Emelia指著五名穿著藍色廠服的工會領袖說。「他們從蘇加武眉（Sukabumi）騎摩托車過來開會，回去要5至6小時，明天還要上班。」

去程五六小時，開會五六小時，回程五六小時，即日來回然後翌日上班。光是當中付出的時間和舟車勞頓，就足以說明不少。

時間不多，我們直入重點，馬上開始問基本的勞工待遇，Emelia一句一句翻譯，期間補充說明一些勞工法例規定。

這家廠規模不少，僱用超過2000名工人。工人每月可得工資為2,375,000盾（1,265港元），然而他們每月開支超過3,000,000盾（1620港元），大部份都花在食物上。工廠每週工作5天，每天8小時；也有一些人會工作6天，每天6至7小時。加班的話，每日1至3小時。要進廠上班也不難，男工只需初中畢業證書，女工則不要求學歷。真正的門檻在年齡歧視——男的年過40，女的年過30或已婚，就不會被聘用。

在簽訂合約方面，工廠會與所有工人簽訂合約。根據印尼的勞工法例，核心工序的工人必須是長工，只有一般工人需要簽合約。法例亦規定，合約期不能太短，也不能永遠以合約模式聘用一個工人。因此合約期最多3年，工人續約一次，第二份合約期滿之後，工廠必須將他變為長工，目前全廠約有10%員工為長工。然而老闆往往不願遵守這種保障工人就業的法例，而這正是工會與廠方的主要衝突來源。在去年8月，廠方一度計劃以「實習生」的名義聘用工人，每月續約，藉此慢慢換走合約工人。在工會的反對之下最終放棄。

然而廠方也沒有任由工會坐大。不像另外一些工廠一下子寧願違法解僱也要消滅工會的種子，廠方在2017年2月份工會成立之後，馬上成立另一個由管理層控制的黃色工會。

這樣有什麼好處？印尼的憲法確立了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在2010年的司法覆核過後更將原來工會成員佔超過僱員人數50%才能有集體談判權的門檻調低到10%。另一方面，由於印尼與香港的工會法相似，沒有「單一工會」的規定，因此一個工作場所可以有多個工會。當多個工會的成員人數超過10%門檻，就意味著數個工會均有資格與資方談判。然而法例規定，一個工作場所只能有一個集體談判協議，因此資方只會與一個工會談判，而將其他合資格的工會排除在外。既然如此，資方不就自己搞一個工會出來，或與關係比較好的工會談判好了 [3]。工會與廠方日常的攻防就是這樣，更多是隱性，軟性的。真正會升級到罷工的情況並不常見。

坦格朗的外來工社區

雖然還有很多問題想追根究底，但幾位工友不得不走了。騎車回到家，大概已經是晚上11時，然後第二天早上8時開始工作。他們的廠位於蘇卡武眉，是一個較新的工業區。因為距離較遠，我們也沒有計劃前去採訪。我們打算去的是位於雅加達西面，約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工業城市坦格朗。

離開GSBI總部時，已是晚上10時左右，由雅加達前往坦格朗的列車仍然擠滿了人。這是因為很多在雅加達上班的人都付不起市內的房租，更談不上置業，因此會住在坦格朗、德波（Depok）或茂物等鄰近城市，每日花三四小時坐車上下班。相較之下，Eaga居住的南雅加達（Jakarta Selatan）的村裡，已經算是比較接近市區。

我們在11點後才抵達坦格朗。車站前都是等著載客的「共享摩托車」Grab和路線固定的客貨車。大馬路兩旁還有徹夜亮燈的小食攤和水果檔。這麼晚還有生意嗎？當然了，工廠行三班制，上夜班的工人還是要吃的呀。

翌日隨Garnika到他一家三口的住處。那裡有兩排單層的房屋，每一排分左右兩邊，間開成為一間間劏房，每間約20平方米，裡面再間開一房一廳，廚房和廁所。Garnika說，這些樓房全都是本地人建造，租給前來打工的人。租金方面則視乎大小、有沒有空調、樓房舊不舊，大約介乎300,000至400,000盾（約162至216港元）之間。

跟著Garnika走進村裡，彎彎曲曲的巷弄，一棟棟二三層高的樓房，兩棟相對的樓房近得幾乎可以握手。一如在南雅加達，我在這裡，腦海蹦出三個字——城中村。

城中村這個詞，原來是形容中國的城市擴張急速，把周遭的農村包圍起來的現象。而這條逐漸被包圍的農村亦出現急劇變化，變成外來人口居住，生活的空間。我沒有弄清楚雅加達都會區發展的軌跡，但從其他已有的調查報導可見，在世界各地，哪裡有人從農村進成，哪裡就會出現這樣的「落腳城市」。並非巧合地，這些地區都有不少共同點——半臨時的房屋、極高密度的人口、便宜的租金、大量的工作機會。

因飯菜難吃而產生的工會

旁晚從住處出發，經過大半小時的車程，我們來到清祿鞋廠工會的會址。

這是一棟兩層的樓房，有大廳、廚房、房間放著床褥。我們抵達的時候正好碰上晚飯時間。大家傳著一碟碟炸豆腐、豆餅、白飯、燒雞、蝦片，非常熱鬧。

「我來自萬丹，透過國內遷徙去了楠榜，2010年來到這裡進廠打工。」
「我在雅加達出生，老家在日惹，現在在另一間工廠工作。」
「我來自中爪哇，已婚，有一個孩子。1993年我就來了，2013年進這間廠。」
「我來自西爪哇，2005年到這裡，進一家塑膠廠。2010年到這間廠工作。」
…...
10位工會領袖逐一簡單介紹自己，每一句就是一個離鄉打工的故事。

由於所在省份不同，加上製鞋業有另外的工資規定，他們的工資較上述製衣廠的工人高，月薪為3,352,000盾（1809.7港元），也是上5至6天班。時間所限，我們沒有再詳細問勞動條件，直接就開始請他們談談工會成立前後，他們的待遇有什麼轉變。

工會主席Suwandi跟另外3位工會領袖都是工廠在2010年開業時就進廠的老員工。他指出，工會成立之前，各方面的情況都很惡劣。令大家最為氣憤的，是工廠提供的午餐很難吃，每天都是同一種蔬菜、香蕉和鹹魚。當然，工廠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問題。包括不肯支付行業最低工資（當地最低工資的1.1倍），一人要做三人份的工作，用休息時間來開會，以及工作環境危險，工人傷病卻還要付錢向廠方買藥等。因此10名工人在2012年註冊成立這個工會，要求改善情況。

為了打擊新成立的工會，廠方不斷調動工會成員的工作崗位，企圖讓他們難以適應而自行離職。發現這種手段無效之後，廠方只得在工資和休息時間開會方面讓步，也改善了午餐的質素，現在有肉有魚，每天有不同的蔬果。但工廠的生產環境仍有不少問題，過去幾年有8名工人患上疝氣。廠方亦藉故辭退了一名工會領袖，因此工會與廠方的角力持續。這天他們開會，討論的就是在集體談判當中提出年終獎金的訴求。

在臨別的時候，Suwandi認真地說，清祿是一間台資廠，在中國和越南均有設廠。往後如果他們的廠出了什麼問題，希望我們能夠協助。這讓我想起，在2012年，同樣位於坦格朗，同樣為跨國品牌代工廠的鞋廠Panarub一下子解僱1300名工人。當時香港的移工和本地團體到了Adidas設立在香港的亞太區辦事處抗議。的確，目前這種連結和聲援很微弱，仍需要各方更多互相了解，以及加深認識從印尼到台灣、到香港、到中國的生產-消費鏈，才有可能建立更有力的支援。

工人的自救

上述所見的兩個工會是GSBI的現在屬會。但這一切是怎樣形成的？

Emelia簡介GSBI的歷史，指出1998年蘇哈托下台之前，印尼工人不被允許自主組織工會。因此90年代的工人運動都是在NGO的扶助之下產生，在雅加達、茂物（Bogor）、坦格朗等地建立工人小組，協助工人解決各種問題。當時他是製衣廠女工，參加這些活動，逐漸成為組織的一員。在蘇哈托倒台後的改革時期（Reformasi），得到結社自由的工人決定在工人小組的基礎上建立工會。GSBI作為其中一個工會聯盟，就是這樣產生。

工會的教育幹事Oki接著解釋，GSBI在每年的大會討論組織的發展方向，具體決定在哪個地區、哪個產業、哪個企業建立工會。在決定之後，會花1至3個月在該地調查，收集工人聯絡，然後開始組織工作。在整個過程當中，都會做得非常小心，以防被老闆發現而打壓工友。因此，在收集到「數百個」工友的聯絡方法之前，都絕不會讓工會前期組織曝光。

經過20年的發展，GSBI在爪哇、蘇門答臘、加里曼丹和西巴布亞均有屬會，組織製衣、製鞋、採礦、種植園、運輸、保安等13個行業的工人。為了保持各地屬會與全國辦事處同步，全國辦事處會派出幹事到其他島嶼，與該地工會一同工作1至3個月，以免互相脫節。

那麼工會的錢從何來？Oki引述GSBI會章規定，工會會員的會費為當地最低工資的1%。現時萬丹省的最低工資為2,099,385盾（1118.2港元）。換言之，清祿工會的成員每月需繳交會費20,994盾（11.2港元），一年共251,926盾（134.2港元）——與香港不少工會的會費相若！收集得來的會費，一半直接用作屬會經費，另一半交給全國辦事處。

有了這筆款項，屬會就能在鄰近廠方的地方租一個會址，作為會員開會、聚會、休息、煮食、暫住的地方。這種固定聚會的場所，讓成員多了共同生活的經歷，大大增強工會的凝聚力。因為意識到會址的價值，有些剛剛成立的工會，雖然成員不多，會費不足以負擔會址租金，成員仍願意多掏一點錢先租會址，或臨時借用其他工會的會址。

除了每年的集體談判之外，工會亦會協助會員處理個別勞資糾紛。Oki指出，印尼法院處理勞資案件極為緩慢。案件首先在省級法院處理，需時6至12個月。再上訴到全國法院的話，要額外1至3年。因此工會一般不會建議工人走法律程序，而是透過工會發起工業行動及向品牌施壓來解決問題。

在背後支撐談判和行動的是日常教育。在談判時集合會員意見，提出訴求，除了需要足夠的不滿外，還要理據。那麼理據怎樣來，怎樣簡單讓會員明白？接下來就以所有打工仔的共同訴求——加人工為例，看看他們會怎樣解釋人工要加多少。

下圖取自工會會員教育的材料。上半部份計算一家四口一個月的食物開支：
一個人，每日三餐，每餐10,000盾（5.6港元）；
因此四個人一日要花120,000盾（64.5港元）；
一個月就是3,600,000盾（1943.5港元）

算出這個金額，再一一列出其他生活開支：小食、學費、交通費、電費、房租，等等
然後提出問題：你的工資是多少？

最後以一段《古蘭經》作結：「大地上的動物，沒有一個不是由安拉提供給養的。」 [4]

就這樣，很清晰地按工人的實際需要說明工資應該是什麼水平。

老闆的反擊

工會強大，固然能促進成員的權益。但老闆不會任由工會坐大，亦會利用各種手段打壓工會，以及壓低工人的待遇。

除了上述提到，老闆會採取設立黃色工會或針對工會領袖等手段之外，關廠和搬廠對工人和工會帶來最大的威脅。很簡單，不論工會的組織有多強，整間工廠沒了，原有的組織就瓦解了。

除了作為消滅工會的「核彈」，關廠亦是廠商降低成本的慣常手段。下表顯示爪哇各省區的最低工資水平。最高的雅加達和最低的日惹相差2.5倍。坦格朗所在的萬丹，與開始有新工廠建成的中爪哇相比，也相差1.4倍。因此越來越多廠商在中爪哇設廠，逐步關閉位於坦格朗的廠房。

然而搬廠不止發生在印尼國內。隨著印尼的工資提升，一些製衣廠開始搬到工人無法自組工會的越南，以及工資遠低於印尼的孟加拉和斯里蘭卡。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外國投資的國家，印尼政府想盡辦法留住外資——做法不外乎是壓低工資升幅，以及減免外資需要繳交的利得稅。前者損害工人的生計，後者令政府收入減少，無法改善社會保障，更無法補貼農民。當生計持續不穩，出國就成了沒辦法中的辦法。

註：
1. 較有系統的一次是調查中國製造，香港售賣的商品
【惟工解密】追蹤每日使用的東西的來源，你會發現......
2. 由於年代太過久遠，無從推算當年印尼盾兌換港元的匯率，故不提供Boyati過去打工收入換算成港元的金額
3. 香港讀者只須回想九巴工潮或碼頭工潮，就能具體明白資方工會扮演什麼角色
4. 古蘭經 11：6 ，馬仲剛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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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感謝GSBI全國辦事處安排我們到各成員工會進行訪問。Emelia、Oki、Garnika及Kubana在與工會成員的訪問進行翻譯。特別感激G4S工會三位成員在上班前騎車載我們到勿加泗的工業區進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