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工新聞】上周六（1日）海治半島一名清潔工友在強風下爬上一條10米的三摺直梯，到天井工作，身上全沒安全裝備，更要背上一個黑色垃圾袋，險象環生。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今日（4日）聯同多個工會團體到涉事外判商莊臣的總部抗議。抗議期間，大廈保安鎖電梯不容許抗議人士到位於11樓的莊臣總部，其間莊臣先後派出兩名代表到大堂與團體接洽，事件擾亂大半小時後，團體最終能乘搭電梯到總部抗議並遞信。莊臣代表稱仍調查事件中，並無承認或否認涉事工友是否莊臣的外判工。

工權會總幹事陳錦康批評涉事外判商莊臣草菅人命，罔顧工人生命安全，要求莊臣立即停止此類不安全的高空工作，並重新檢討有關工序，需作風險評估和提供合適安全裝備，才可讓工人繼續進行同類工程。另外，陳錦康和其他示威人士又展示高空工作安全做法的圖片，如利用可升降的工作台。陳錦康批評莊臣不用安全方法，認為市民不會接受有清潔工在這種工作環境服務市民。

爬梯的工友身上沒有任何安全裝備，只靠梯下一名工友扶着（網上圖片）

大廈保安鎖電梯禁團體上11樓莊臣總部　示威者留大堂擾攘半小時

抗議行動有十多位人士參與聲援，但在前往莊臣總部前，其所在的大廈航天科技中心的大廈保安鎖上電梯，不容許示威者坐電梯到位於11樓的莊臣總部，現場有十多人聚集於大廈大堂舉起示威牌抗議。示威人士被迫困在大堂半小時後，曾一度進入電梯，惟大廈保安隨即再次鎖上電梯，電梯內人士被迫出電梯繼續留守大堂。

莊臣總部所在的大廈航天科技中心的大廈保安鎖上電梯

示威人士曾一度進入電梯，惟大廈保安隨即再次鎖上電梯

莊臣曾派一名代表胡先生前往大堂會見示威者，他指公司仍在調查事件中，又強調公司不會容許工人進行用三摺直梯高空工作的動作。胡先生續指，公司可接受意見的表達，惟他稱只可讓數名代表前往總部，但團體不服，要求讓所有到場聲援人士上去，胡先生聲稱要詢問公司安排，其後從大廈前門離開並消失無蹤，示威者眾感無奈，並打趣說可行樓梯上去。

莊臣代表胡先生前往大堂會見示威者，聯工盟李卓人（左）亦有到場

莊臣其後派另一代表人事部負責人沈先生現身，惟他並非從正門電梯出大堂，而是由便衣警察護送由前門進入大堂。沈先生在大堂與示威者會面，重覆胡先生稍早前的發言，指公司仍在調查事件中，並指只能接示數名抗議代表前往公司。事情再擾攘十分鐘後，團體最終成功坐電梯到11樓莊臣總部示威及遞信給沈先生。沈先生表示，團體可派三至四名代表入公司內商討，但團體認為莊臣方面沒有誠意傾談，故拒絕與他們商討。

莊臣沈先生（左二）和胡先生（左三）與示威者對侍，不肯讓所有示威者上11樓總部

團體最終成功坐電梯到11樓莊臣總部示威及遞信給沈先生（前排藍衫）

莊臣代表沈先生（左）和胡先生

莊臣代表稱仍調查事件　拒認清潔工為屬下外判工

莊臣沈先生接受傳媒訪問時，並沒有承認或否認相片中兩位工人是否莊臣的清潔工。他又表示，萬一工人有意外，責任都會落在公司身上，認為公司沒有動機這樣對待工人，更反問：「公司何必要咁做？」他指事件仍在調查和了解中，在調查完成前「希望各位不要妄下判斷」，但他指，莊臣工人一向有配帶安全設備，被問及工人具體使用何種裝備，沈則表示他不具體在現場，「不方便答得咁詳細」。

陳錦康對莊臣的回應表示遺憾，指對方無正面交代事件，批評對方無誠意，並以調查為理由作推搪，期望對方不要推卸責任。陳錦康指，已去信勞工處，惟對方同樣無回應，要求對方調查及檢控違規公司。他又呼籲海治半島街坊應譴責清潔公司及管理公司。對於拒絕與莊臣商討，陳錦康解釋，今日準備不少資料遞交，如安全的高空工作方法圖片，惟對方拒絕接收，又認為對方不尊重今日出席的示威者。

陳錦康展示高空工作安全做法的圖片，如利用可升降的工作台

今次海怡半島事件絕非孤例，近兩年發生多宗高處墮下工傷及死亡事故，可見高空工作職業安全絕不能掉以輕心：

2018年6月11日

荃新天地一名高姓工人為髮型屋維修冷氣，其間由4米高的人字梯墮下重傷

2018年1月25日

一名41歲陳姓工人在大埔醫院裝置玻璃時墮至4米深地庫，受傷昏迷

2017年9月21日

一名巴基斯坦裔男工人在青衣昂船洲一艘貨船上工作時墮下船艙，不治死亡

2017年9月12日

將軍澳日出康城附近一個建築地盤發生奪命工業意外，56歲工人嚴潤恩在康城路第五期地盤工作期間從10米高處墮地死亡。兒子只從公司口中得知父親當時正在棚架上工作，但棚架突然倒塌，以致其父親墮地死亡

2017年3月20日

沙田排頭村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名鍾姓60歲工人於牆外搭建的架墮下，送院不治。就村屋現場所見，根本沒有合適及安全的工作台，可見危機四伏

2017年3月11日

港鐡小蠔灣車廠發生工人墮斃工傷

2017年3月8日

馬鞍山地盤發生嚴重意外，兩名工人棚架上工作時突然墮下，壓中樓下的工人譚溢誠，導致譚死亡

2017年2月15日

中環AIA環球嘉年華場地發生奪命工業意外，據悉工作台倒塌，導致一名外籍工人高處墮下死亡

2017年2月7日

長沙灣一造船廠維修技工墮斃意外

2016年12月24日

銅鑼灣羅素街一名棚工工作時，疑因｢狗臂架｣鬆脫，從高處墮下昏迷

2016年11月28日

屯門龍鼓灘發生致命意外，一名40多歲菲律賓籍工人在起重機由1.5米高處墮地，送院後傷重死亡

2016年11月11日

蓮塘/香園圍口岸工程地盤發生致命工業意外，工人在五米高的工作台工作，期間工作台突然倒塌，4名尼泊爾籍工人1死3傷

2016年4月15日

荃灣楊屋道如心海景酒店，一名47歲冷氣技工黃東強在泵房工作期間由工作台上墮地死亡

【惟工新聞】曾經的玩具大王賣樓破產，對於樂於睇人仆街的網民好像是一宗可以食花生的新聞，不過對於被欠薪同時失業的工人來說，就完全不有趣了。

玩具大王鄭躬洪，行內稱「玩具鄭」，是玩具城國際有限公司 （Toy State）的主席，90年代回大陸開廠，設立深圳南嶺玩具製品有限公司，以生產電子電動塑膠玩具為主，是當時其中一間大型港資企業。該公司全盛時期擁有4000多名員工，產品銷路遍佈世界各大零售商，包括Walmart、玩具反斗城等大型百貨公司。

但近年來，南嶺玩具廠不但面對訂單減少、工資上漲等問題，亦面臨國內愈來愈嚴厲的環保規管，令利潤下降不少。經營條件的轉變不但使該廠倒閉，同時亦令其於香港的母公司宣告結業。據稱，「玩具鄭」早前已逐步沽出物業，變賣家當應對危機。

工人上班知悉工廠停產　追討欠薪被警方打傷

8月27日，玩具大王在深圳的南嶺玩具廠宣布倒閉，並陸續截斷工廠宿舍的電力，禁止工人回到宿舍居住。據工人在微博表示，工廠一直未有處理已拖欠兩個月的工資，亦未有給予適當的補償金安排。員工嘗試到街道辦事處和市政府請求幫助，但卻得不到具體答覆，部分工人更被扣留。有工人報稱被打傷。

據龍崗區人力資源局及南灣區街道辦事處的清盤公告顯示，政府將先行墊付欠薪，同時要求工人通過法律渠道申請法院財產保全，通過法院拍賣財產以支付經濟補償金。然而，工人並不接納政府的建議，情緒相當鼓譟。他們不滿老闆即使坐擁鉅額身家，卻不處理工廠工人面臨的生計問題，而是要等政府協調解決。

部分工人認為，政府的行政程序太過漫長。一般而言，工人申請勞動訟裁所需的時間最高可達三個月，一審需時最多六個月，二審最多三個月。長時間的訴訟實在難解燃眉之急。工人在網上表示，兩個月的欠薪已令他們生活捉襟見肘，特別是臨近開學要支付子女的學費，對他們造成很大困難。為此，過百名工人在兩日後包圍工廠，要求工廠支付欠薪，並發放經濟補償金，與防暴警察對峙良久。

關廠工人理應得到的保障

按照《企業破產法》規定，破產財產在優先清償破產費用（例如破產案件的訴訟費用）和共益債務（例如因無法完成合約而令雙方負債）後，需優先償還拖欠工人款項，當中包括破產人所欠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養老及醫療保險供款，以及因無故失去工作而可得到，金額相等於年資×工資的經濟補償金等。可是在「玩具鄭」連物業也要出售套現的情況下，工人追討欠薪恐怕凍過水。

是次工人的欠薪得到政府墊支，是因為深圳早年設立了企業欠薪基金。早在1997年，《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欠薪保障條例》便開始實施，用以保障那些因為工廠倒閉，老闆失蹤而面臨欠薪的工人。其概念與香港的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相似，由政府每年向老闆徵收400元人民幣作為基金供款，在老闆破產，無力支付員工的工資、經濟補償金的時候，先代為支付（上限為6個月，不得超過深圳市平均工資的60%，因此目前标准为7480元× 60％：4488元），然後再由勞動部門向老闆追討欠款。截至2017年，基金預支了1199宗欠薪案件的款項，當中涉及10.55萬工人及3.44億人民幣——即平均每人3260.7元人民幣。可是在2018年，深圳市以基金尚有9.38億盈餘為由，決定停止徵收基金供款5年。然而不少被欠薪的工人並不清楚有這樣的保障，要證明老闆已經破產的過程亦很漫長。可以推斷10.55萬並非整個深圳因老闆破產而遭欠薪的工人實際數字。

另一方面，「五險一金」當中的失業保險亦可讓關廠工人在短時間內解決燃眉之急。目前廣東省的失業工人每供滿一年失業保險，一旦失業就可得到一個月的補助。供滿超過四年的話，每供滿半年即可得到一個月補助。目前一個月的補助金額為當地最低工資的90%，在深圳即為1917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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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港鐵工程在全港各區釀成沉降，市民震怒卻未足以對其高層構成壓力，但假如截斷港鐵天天依賴的能源供給的話……1984年，香港正為簽訂中英聯合聲明鬧得沸沸揚揚之際，作為宗主國的英國正計劃逼使數萬人失業的大規模煤礦裁減，引發全國煤礦工人大罷工。勒緊能源線的罷工曾在七十年代促成保守黨政府倒台，威力驚人，為何到八十年代苦撐一年曠日持久的罷工卻以失敗收場？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今回仔細介紹當年罷工由來，伏線可上溯至六十年代工黨政府企圖立法規範罷工，下一回再講述政府的鎮壓手段，並探討夕陽工業如何藉工運找到出路。打工仔的力量怎樣使用才更有效？且看內文分解。

社會的進步是前人經驗的累積的成果，當中有成功的喜悅，也有失敗的苦澀。1984年英國煤礦大罷工的失敗，對我們今天的工運很有參考價值，就是經濟鬥爭中不要忘記政治鬥爭。戴卓爾夫人動用警察、法院和議會對付罷工，也正是今天香港正面對的問題。

罷工前政經狀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工黨上場執政，面對國力大減，國債增至200多億英鎊，經濟瀕臨崩潰。1946年首相艾德禮（克萊曼•理查•艾德禮，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頒佈法令將煤礦、電報、航空、陸上公共運輸和港口等收歸國有，實施福利國家政策。

1964年工黨再度勝出大選，威爾遜（詹姆士•哈羅德•威爾遜，James Harold Wilson，1916-1995）上台，初期經濟見好轉。但1968至1973年零售價格平均增長為3.8%，消費價格平均增長率為6.5%；1967至1974年自然失業率上升至4.12%，男性失業率為3.78%；1974至1979年GDP年均增長是1.5%，西歐則是2.6%。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交織並發，而經濟增長一反常態緩慢上升，這種新經濟現象稱為滯脹。（注一）

1969年1月就業大臣芭芭拉•安妮•卡斯爾（Barbara Anne Castle，1910-2002）將白皮書《代替衝突》提交給內閣，決定對工會進行改革，希望平息勞資糾紛，而又不會為工會與工黨帶來衝突。此舉試圖以法例來限制和規範罷工，如工會不履行責任將會受到刑事處分，重大罷工要通過不記名投票來決定，非官方罷工在官方仲裁下必須停止。工黨是工會的政治代表，竟意圖立法限制罷工。「罷工要投票通過」就成為日後保守黨打擊工會的最重要武器，工黨可說是為日後保守黨打擊工會開啟了大門。

《代替衝突》發表後，遭到工會及工黨議員卡拉漢（倫納德•詹姆士•卡拉漢，Leonard James Callaghan，1912-2005）和克羅斯曼等人的強烈反對。之前工黨和工會曾協議，不會以法律強制手段來剝奪工會的權力。1969年5月英國工會聯合會（Trades Union Congress）提出《行動綱領》，強烈反對用法律來限制工會的權利，在會員大會上獲得大多的支持。威爾遜被逼讓步，提出妥協方案，在工會有效保證限制非官方罷工的前提下，不使用法律手段來制約工會。（注二）工黨與工會的裂痕因此一爭端擴大，直接導致工黨於1970年大選的敗陣。

1970年保守黨愛德華•理查•喬治•「泰德」•希思（Edward Richard George 'Ted' Heath，1916-2005）勝出大選，提出努力自救口號，推出削減政府開支、各種福利和津貼，降低稅率等。

工黨無法推出限制工會權力的法例，保守黨卻乘勢推出，在國會通過《工業關係法》（《僱傭關係法》，Industrial Relation），削減工會權力，冀能刺激經濟增長。新法例規定罷工受害者可以起訴工會，試圖以立法來減少罷工，工會和僱主協會要註冊才能有免責權。罷工威脅到經濟及治安時，政府可頒下長達60天的冷靜期。法案出台即遭工會抵制，並發動更多的罷工來表達不滿。（注三）工黨藉此和工會加強連繫，成立聯絡委員會，發表文件，反過來承諾執政會廢除限制工會法例，以修補先前與工會之間的裂痕。

是時失業率又同時增長，於1971年7月達3.5%，即約80餘萬人失業，且繼續上升。政府此時以注入貨幣供應刺激經濟，冀加快經濟成長，卻助長了通脹，礦工和其他國營部門工人則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首相希思於1972年提出大轉彎（U-turn）策略，恢復政府對經濟的操控。政府一方面撥款協助每況愈下的工商業，另一方面限制工資增長，但並未能有效控制通脹，而結果經濟也沒有增長。大多數保守黨黨員認為大轉彎背棄了黨的原則，表示不滿。

石油危機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以色列打敗阿拉伯國家。阿拉伯國家不滿歐美國家支持以色列，6個中東產油國宣佈提高油價21%，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宣佈減產5%，利比亞更進一步禁止石油輸往美國，矛頭直指美國。油價於1974年1月比1973年10月上升了四倍，加劇通脹，世界經濟開始蕭條。

滯脹加上大規模失業令英國經濟雪上加霜，1973年11月煤礦工人罷工，得到其他行業的罷工支持，抗議希思的新工資政策。煤礦工人罷工導致電力公司無煤發電，希思於12月宣佈翌年1月開始每週工作3天以應變，冀能節省燃料。（注四）戴卓爾夫人（瑪格麗特•希爾妲•戴卓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 Baroness Thatcher，1925-2013））認為這次罷工沒有投票通過而舉行，是不合法的。保守黨就是藉工黨政策的錯誤有機可乘攻擊工會。

1974年2月5日礦工投票決定兩週後正式罷工，希思於2月7日宣佈大選，保守黨得票比工黨多30萬張，但因在下議院比工黨少5個議席，威爾遜得以再度上台組閣。（注五）

威爾遜勝出一週後，礦工即宣佈復工，接受加薪22-32%，是希思提出的一倍多。威爾遜認為形勢對工黨有利，宣佈於10月舉行大選，以為可增加議席。但保守黨出現突變，戴卓爾夫人以大比數擊敗希思，代表保守黨競選，威爾遜再勝出。（注六）

工黨政府以《工會和勞動關係法》取代《工業關係法》，恢復工會免責條款，廢除了所有不利工會的法例，只餘不公平解僱條款。罷工仍頻頻發生，罷工日數是法國的四倍，德國的六倍。1970年時工會會員人數是1,200萬，組織率為55.8%，（注七）工會力量是強大的。

威爾遜面對的是27%通脹率，5%失業率，即150萬失業人口，生產力下降。1975年工黨政府與英國職工代表大會發表聯合聲明，呼籲放慢工資增長以抑制通脹，收效不大，政府下令限制一年內的工資增長率，一般員工每週不能超過6鎊，年收入達8,500鎊者不可以增加工資，這與傳統工聯主義理念相違反。1977年工黨左派和英國共產黨提出反對，英國工會聯合會也不支持。（注八）

工會同意不增加工資，希望新政府執行工會要求的政策。工黨決定增加政府開支，援助沒落的工商業以保持職位數量，向富人和高盈利企業加稅，降低低下階層的稅務負擔。1975年8月工會接受建議，至1976年3月通脹下降至14%。這時威爾遜突然辭職，工黨右翼外交部長卡接漢接任首相，通脹繼續下降至9%，失業人數仍有130萬餘人。

1978年伊朗人民起來革命，石油工人罷工支持革命，動搖伊朗經濟，國王投降離國。油價上升三成，因英鎊是石油貨幣（petro-currency）故此也升值，加上利息提高，令外資流入，進一步推高了英鎊。（注九）

1978年英國北海油田大規模開發，英國際收支由虧轉盈，通脹下降至單位數字，工資增長設在5%，引來工會不滿發動大規模罷工，表示不接受限制工資制度，要求恢復集體談判權。11月英國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罷工獲加薪，工業工會因此被政府列入黑名單，並判罰款，工黨與工會再次疏離。（注十）

好景不常，1978年9月通脹直線上升，罷工浪潮直捲全英，是為「不滿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收垃圾工人也罷工，全英癱瘓。

戴卓爾夫人在下議院提出不信任動議，以1票險勝通過，卡拉漢滿有信心解散國會，準備大選。（注十一）保守黨藉不滿的冬天為題，在競選海報責難「工黨喪失效用」，並指工黨政策失當導致失業率高企，不是勞工市場過度調節。1979年，戴卓爾夫人榮登首相，新政策包括控制貨幣發行量，提高銀行利率，削減政府開支，減低個人所得稅，鼓勵消費，出售國營的電報公司、造船廠和鋼鐵廠等。

1979年通脹回升至10%，1980年繼續上升至22%，1981年開始下降至15%，且繼續下降，國債削減10億英鎊。經濟似是好轉，吃苦的是低下階層，因政策沒有照顧低下階層，犯罪率上升，緊縮政策則促使失業率上升至12.8%，失業人口高達200萬人。（注十二）緊縮政策刺激了364位經濟學家聯名在《泰晤時報》發表公開信，要求取消該政策，戴卓爾夫人不為所動。（注十三）

大力打擊工會

戴卓爾夫人決定打擊工會，指責英國鋼鐵公司得政府資助，但利潤不足以支付工資，1979年上半年虧損逾1.4億鎊。她決定於12月首先關閉北威爾斯鋼鐵廠，裁員25,000人。這時工會已在加薪問題上準備罷工，惟戴卓爾夫人已儲存和進口大量鋼材以應付局面，鋼鐵主要用戶汽車製造廠得以沒有因罷工缺鋼而停產，尚能應付五成客戶的需求，三個月後罷工以失敗結束。（注十四）

接着公務員於1981年3月開始大罷工，持續了五個月，政府損失3.5億鎊。這時政府又宣佈關閉23座煤礦，將會導致20萬煤礦工人失業。約克郡礦工工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如果關閉煤礦的理由不是由於煤礦枯竭，或者遇上因地質問題而出現開採困難，就會舉行罷工。

當時英國煤炭業是由國家煤炭局（National Coal Board）管理的國營企業，和歐洲大部份地區一樣，這個企業獲得國家的鉅額資助。英部份煤礦效益好有盈利，在這次大罷工後仍能繼續開工，部份甚至到了2007年仍在運作中。大部份效益差沒有盈利的煤礦，正是政府想關閉的。

1982年全國礦工工會（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的會員接受了政府提出的5.2%加薪建議，拒絕了工會對罷工的呼籲。翌年戴卓爾夫人任命伊恩•麥格雷戈（Ian Kinloch MacGregor, 1912-1998）出任煤炭局局長，他在鋼鐵公司任職時差不多把該公司扭虧為盈。但這種轉變的代價，是要在兩年內裁減一半工人。因此他上任意味煤礦工人也將會有大規模裁員的行動，政府與工會之間的衝突已無可避免。

為了令礦主的利潤收益提高，政府要求煤礦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意味著要提高機械化程度，這也將導致裁員，許多工會都抵制這種做法。機械化代表減低工人勞動量，工業安全系數提高，這肯定對工人有利。工會一味阻止機械化是否完全工人有？情況如現在我們面對AI技術發展不應做單純的反對派，要作多角度思維。

煤礦工人罷工時，部份內閣成員要求戴卓爾夫人不要妥協。戴卓爾夫人自覺執政只有兩年根基不穏，答應工會要求，限制煤炭入口，增加對煤炭局的補貼，答應加薪。接着下來戴卓爾夫人又為對付工會作出準備，用3年時間大量儲煤，並把煤堆在電力公司，手法如對付鋼鐵罷工如出一轍。另一方面部署電力公司以燃油發電，又招募公路運輸隊，以防鐵路工人罷工支持煤礦工人時，可以汽車運煤。

1983年9月15日內閣會議討論大規模關閉煤礦，會議文件標明不得影印或外傳。麥格雷戈提議在1983至1985年內關閉75間煤礦，裁減64,000名工人，內有三分之一蘇格蘭礦工，三分之二威爾斯礦工，以及半數南約克郡礦工等。如此大動作卻沒有推行。（注十五）同年12月政府開始行動，宣佈裁減44,000名礦工。被遣散者每人可得到按年資1,000鎊來計算的遣散費，另將未滿50歲的礦工納入失業救助計劃，以減少震盪。

煤炭局於在1984年發聲明，指1974年罷工後的所有協議已經到期失效，為了使政府的補貼更加合理化，準備關閉20座煤礦。這樣將會導致20,000名礦工失業，即是英格蘭北部和威爾士許多社區將會面對嚴重的失業問題。部份礦工恐怕自己工作的礦井會被關閉，立即準備罷工，燃點起長達一年的礦工大罷工運動的導火線。

事實上從1979至1983年間，已有36個礦坑遭封閉，導致27,000人失業了。

1984年3月東部約克郡柯登伍（Cottonwood）煤礦宣佈關閉，工人立即首先起來罷工反對，勞資協商後無效全面罷工。

這時位於西南部的康沃爾和西德文礦區（Cornwall and West Devon Mining Landscape）6,000餘名礦工投票通過於3月5日開始罷工。這情況下煤炭局於3月6日再次下令，要求5個礦井於5星期內加緊關閉，將導致又有20,000人失業，激發罷工擴大。翌日約克郡的糾察隊去到諾定咸（Nottinghamshire）礦區阻止工人上班。

接着罷工的有東北部對衡郡（Durham，或譯達勒姆郡或德罕郡）和東南部肯特郡（Kent）的礦工，情緒高漲的礦工設立糾察線，勸說貨車司機支持罷工，停止向廠內運貨。

3月12日全國礦工工會主席阿瑟•斯卡吉爾（Arthur Scargill，1938-）宣佈將罷工擴大為全國總罷工，呼籲屬下工會舉行罷工（注十六），有100個礦坑響應，部份礦坑投票結果未能通過支持罷工，且大多數是反對罷工。

罷工初期，約克郡、蘇格蘭、肯特東北部的礦工差不多全部都參加罷工。西北部蘭開夏郡（Lancashire）的礦工起先對罷工冷淡，但工會領導人不顧仍繼續上班會員的意願，於3月22日宣佈正式罷工。許多南威爾斯礦工抱怨，先前試圖發動罷工以支持鋼鐵工人和醫務工作者的行動沒得到支持，但因該區有大量礦井面臨關閉，使到該區的罷工人數明顯增加。在中部和北威爾斯支持罷工的力度有限。全國只有諾定咸沒有參加罷工，因為該區礦工待遇較佳，大多數礦井都有現代化設備，工作條件較安全，煤炭儲量豐厚，沒有關閉危機，所以大多數礦工仍在上班。全國礦工工會諾定咸分會反對不進行投票就發起全國總罷工。全國礦工工會很多人譴責諾定咸分會會員是罷工破壞者，該區工會領袖對於罷工態度搖擺不定，到後期才決定支持罷工。這個礦工之間的分化，是不利工業行動的。諾定咸分會最終脫離全國礦工工會，成為民主礦工工會的核心。

其時每日約有四至五萬名礦工組成糾察隊，到仍開工的煤礦場試圖阻止其他礦工開工，發生暴力衝突，數百名礦工被捕。朝野批評戴卓爾夫人。（注十七）

注釋：
一.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北京：中國政治大學，2016），第157-158頁。
二. 李華鋒等著：《英國工黨理論與實踐專題研究》（北京：人民，2017），第65頁。
三. 錢箭星著：《當代發達國家勞資關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2017），第212頁。同注一，第163頁。
四. 伽芬凱著：《佘契爾夫人》，（台北：鹿橋）第34頁。
五. 同上，第34-37頁。
六. 同上，第37-43頁。
七. 錢箭星著：《當代發達國家勞資關係研究》，第212-215頁。同注一，第182頁。
八. 同注一，第170頁。
九. 戴卓爾夫人著：《戴卓爾夫人回憶錄》上冊（香港：博益，1984），第16-17頁。
十. 同注一，第170-171頁。
十一. 同注一，第167頁。同注四，第45-50頁。
十二. 袁若喬編：《世界新格局》，（台北：知書房，2012），第68-71、75-76頁。同注四，第51-88頁。同注九，第16頁。
十三. 李民安著：《永不妥協的鐵娘子》（香港：中和，2014），第135-136頁。王東京：《領讀西方經濟史》，第059-060頁。
十四. 同注一，第182-185頁。錢箭星著：《當代發達國家勞資關係研究》，第219頁。同注四，第103-105頁。同注九，第70-74頁。
十五. 南希著：〈1984年英國礦工運動：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時代的開始〉，載《立場新聞》，網址：。原載《破土》網站。
十六. 張峻峰著：《國外企業經濟性罷工處理機制研究》（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2011），第152頁。
十七. 同注一，第182-185頁。錢箭星著：《當代發達國家勞資關係研究》，第219頁。同注四，第103-105頁。同注九，第255-279頁。

（二之一，未完待續）
 

編按：八九民運期間中共調動外地軍隊鎮壓北京民眾，絕非孤例。1984年英國煤礦工人罷工期間，戴卓爾政府一樣害怕當地警察對同鄉手軟，從遠方派警力毒打工人。動輒抹黑抗爭人士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也不是《環球時報》專利，英國主流媒體也曾緊跟政府旋律連環造謠打擊罷工。信政權不如信人民，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講解當年政府對付工運的怪招毒招，當立法權力拱手讓人，惡法林立後會否「鎮壓無罪，造反無理」？

（續前文）

歐格里夫糾察事件

6月18日南約克郡（South Yorkshire）羅瑟拉姆鎮（Rotherham）的歐格里夫焦化廠（Orgreave Coking Plant）礦工與警察衝突，雙方各約有10,000人。騎警以警棍毆打礦工，69名礦工因此嚴重受傷。直至1991年南約克郡警方才被逼向事件中被捕的39礦工補償共425,000鎊。

事件後戴卓爾夫人在一次講話中說：「我必須告訴你們，我們要應對的是企圖用暴徒規則取代法律的做法，這種做法絕不能得逞。這種做法絕不能成功。那些人用暴力和恐嚇方式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不想接受這些看法的其他人……法治必須戰勝暴徒的規則。」她又將礦工比作不分享英國人價值的「內部的敵人（the enemy within）」，認為他們必須與福克蘭群島的敵人交戰，且已經意識到內部的敵人更難對付，也是對「自由」的更大威脅。

但戴卓爾夫人卻隠瞞了自己部下的暴力和不公義的行為，而誇大了對手的所為。罷工期間政府調動大批警力鎮壓罷工，包括倫敦警察刑偵隊，又對當地警察不信任，恐他們同情罷工，從遠處調來警察鎮壓罷工。警察對糾察隊進行脅迫和暴力威脅，還阻止糾察隊來往約克郡至諾定咸，引起社會爭議。政府聲稱是為了保護個人的公民權，礦工則指政府的行為是階級壓逼。（注十八）

斯卡吉爾反駁戴卓爾說：「防暴盾牌向我們嚴陣以待，防暴裝備對我們凌強示威，馬背上的警察對工人大打出手，我們的人被警棍擊中，被踢倒在地上……，政府的恐嚇和暴行簡直與拉美國家的獨裁者比肩。」

數年後的調查報告揭露，警方動用警棍毆打礦工在先，有些示威者被棍打傷頭部。雖然證據顯示警員使用過份武力，但直至今日官方未再對違規者予以追究。

煤礦罷工一直堅持下去，礦工更取得了其他工人和國際工人的支援。鐵路、鋼鐵和煤礦等工會組成了三邊聯盟，保證任何一個工會採取工業行動時，其他兩個工會都會支援。到了7月l0日全國35,000餘名碼頭工人開始罷工，導致大部份重要港口關閉，全國工業陷於癱瘓。海員和鐵路工人也相繼罷工支持，鐵路工人拒絕運煤。海員拒絕讓煤在東南部多佛港（Dover）和法國加來港（Calais）卸貨。

鋼鐵工人協助礦工阻止煤炭從外國運入，有調查顯示煤炭庫存量將會在一個月內耗盡，加上鐵路工會為了降低支出，減少對煤炭的運輸。內閣秘書提出緊急對策，開闢一個對抗鐵路工會的前線，以期在10月前打倒罷工。政府聲言拒絶運煤就會被解僱。

英國工會聯合會沒有支持全國礦工工會，他們似乎在支持戴卓夫人的「全國投票方可罷工」的呼籲。而電氣、電子、電信、鋼鐵和管道工會亦支持政府（注十九），並向政府提供情報，從而導致罷工失敗。鋼鐵工會不支持罷工，遭到礦工抱怨，因為礦工曾在1980年支持鋼鐵罷工，而且礦工罷工期間全國礦工工會也作出了讓步，把焦炭運送到鋼鐵廠。全國煤礦工頭、代理人和礦井爆破人員協會於9月差不多就要罷工，這似乎是一個有利礦工的時刻。但斯卡吉爾無視法庭命令，引致全國礦工工會被罰款，這行動帶來嚴重後果，令礦工失去更廣泛的支持。後來公開的檔案顯示，礦工工會大會中有政府的線人活動，為政府提供關於各種內部協商的信息。

國際礦工聯會於5月12日在盧森堡開會，決議對英進行煤封鎖。聯會成員有美國、澳洲、南非和西德等工會，英從這些國家進口煤礦。這個決議鼓勵了美國碼頭工人拒絕讓煤輸入英國。

另一方面工黨也作出支持，從會員中募集捐款以支持礦工家庭。一些工黨市政廳轄下的學校更在假期繼續開放，讓礦工子女可以享用免費學校午餐。

面對來勢汹汹的同盟罷工，戴卓爾夫人準備的策略就是，出動用軍隊到碼頭，每天卸100噸貨。雖然農業部長表示，食物供應在接下來的10天內不會短缺，但驚慌失措的市民卻四出搶購，反而促成食物短缺的情況。

內閣國民緊急事務小組（Cabinet Office Briefing Rooms）組長認為面臨工業生產停頓問題，應該盡快解決碼頭罷工，就是要出動軍隊來運輸和裝卸貨物。但出動軍隊要先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才可以取得法律授權，調派軍隊入港口搬運物資。出動軍隊的計劃最後有實施，因為佔據61個港口為期12天的碼頭罷工已結束了。

一些拒絕罷工的礦工被罷工工人視為叛徒，支持罷工的約克郡與反對罷工的諾定咸的礦工明顯對立，導致多宗嚴重衝突。從罷工者對上班工人的暴力事件的報道，暴力事件擴展到攻擊上班礦工的住所、家人和寵物。

8月約克郡礦工向法院提出起訴，指全國煤礦工會未經投票通過發動罷工。9月高等法院裁定全國礦工工會未經投票通過號召罷工的舉動違反了會章。法院判工會主席罰款1,000鎊，工會罰款20萬鎊。工會拒交罰款，被扣押所有資產，但法院命令到達前，工會已經將資產轉移到國外。後來有匿名者代工會主席繳交了1,000鎊罰款，工會至1985年1月底才將500萬鎊左右的資產重新歸帳。（注二十）

同年9月，部份礦工妻子發動支持復工運動，公開到唐寧街10號首相府前表示支持戴卓爾夫人。另一邊廂有數百間支援礦工的組織建立起廣泛的網絡唱與之對台，在超級市場、餐館開設數千個食物收集站，組織慈善音樂會和其他活動來支持礦工。這宗罷工在傳統礦業區有重大意義，因為在此之前這些大男人地區是缺少女權主義思想，礦工妻子的行動正為社運注入新血，為婦運邁開新一步。在5月l2日舉行的支持罷工大遊行，10,000名示威者中有三分二是女性。

輿論戰

早在1975年傳媒已不停抨擊工黨的政策，1979年民意調查顯示89%人對工會的力量表示憂慮。1982年鐵路、國民醫療服務部門和供水部門相繼罷工，國民生活陷於混亂。一般國民認為工會不民主，被左翼好鬥分子操控。（注廿一）

1984-85年煤礦罷工期間傳媒明顯對罷工不滿，以BBC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大量播出礦工向警察擲石的畫面，以及戴卓爾夫人指責礦工為無視法治的暴徒的講話。輿論的導向使礦工活動團體在公眾前被污名化。

罷工期間公眾輿論產生很大分歧，在不同地區差別很大，一般來說，政府比礦工得到更多公眾的支持。

1984年7月蓋洛普（Gallup poll）民意調查顯示40%的人同情僱主，33%同情礦工，19%兩者都不支持，不足10%表示不知情。到了12月同情僱主的人增至51%，同情礦工的人減至26%，18%兩者都不支持，表示不知情的有5%。7月的另一調查顯示有15%接受罷工，79%不接受，2月變為只有7%接受罷工，88%不接受。大部份媒體都站在政府這一邊說話，英國全國礦工工會只好加強宣傳，創辦自己的刊物，多發傳單。（注廿二）

被問及礦工罷工是否負責任的行為，12％的受訪者說負責任，78％說不負責任，10％說不知道。當12月再問同樣問題時，9％說負責任，84％說不負責任，7％說不知道。

然而媒體在罷工期間，沒有嚴肅報道全國礦工工會在經濟方面的論點，直到罷工結束後這些報道才出現。

社會主義團體也指責主流媒體蓄意歪曲報道罷工，認為保守派的《太陽報》（The Sun）關於罷工的報道日益摻入攻擊性言詞，或有偏見地選取材料來報道，而且缺乏不同的觀點。這些報道對罷工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隨著罷工的深入，媒體出現抺黑工會領導的報導，《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的報道，指北非利比亞狂人卡達菲（1942-2011）捐了50,000鎊給煤礦工會，而蘇聯礦工也有捐款支持罷工。它更指控斯卡吉爾在巴黎會見利比亞特工。1990年《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和BBC的電視節目《庫克報告》聲稱，斯卡吉爾和全國礦工工會接受了利比亞的資金。過了很久，才有深入的調查報告說指控是完全失實的。

還有輿論指全國礦工工會接收受阿富汗工會金錢。當時蘇聯正佔領阿富汗，阿富汗工會的捐款如果沒有蘇聯的支持，就無法換成自由兌換的貨幣，戴卓爾夫人更聲稱，見過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ёв，1931-），授權兌換這些款項的書面文件。

在傳媒不友善的對待下，許多礦工對接近礦井的記者也非常敵視。《太陽報》、《每日鏡報》、《每日郵報》（Daily Mail）和《衛報》（The Guardian）等都敵視罷工。只有勞工革命黨的《新聞線》及《晨星》、《階級戰爭》、《工人力量》、《戰鬥》、《社會主義組織者》和《社會主義工人》等左翼報紙才不斷支持罷工。時至今日，香港工會十分重視爭取傳媒的報道，但它們果真能起監察作用嗎？

傳媒的不友善觸發婦女組織起來，如《太陽報》刊出的一幅漫畫，畫中一名礦工妻子用玩具槍指著斯卡吉爾，說她恨不得有支真槍把他槍斃。許多礦工妻子看到這個漫畫後非常憤怒，於是組織起來表達她們對丈夫罷工的支持，成立婦女反對關閉礦坑組織。

在罷工後期，煤礦工人出現運動疲態的時候，政府加強在媒體上宣傳安撫政策，以動搖工人鬥志。一方面宣傳維多利亞時期勤勞、節儉的價值觀，打動國民面對困難時的自信心和同理性；另一方面，則利用宗教價值觀中罪惡判定，指工會的討價還價是貪心，並指工會的加薪要求是過於功利。

罷工遇上福克蘭戰役，政府正強調一致對外，把民眾的注意力轉移到英國海外利益上。在濃厚愛國主義氛圍下，罷工者被推到民眾的對立面，彷彿成了損害英國利益的內奸。

罷工結束

罷工拖延了大半年，工會內左右派分裂日趨嚴重，右派主導的礦工開始返回崗位。整個罷工就完全被撕裂，左派雖繼續堅持原則，但全國礦工工會面臨經費拮据，財力開始不支，無力支持糾察隊的交通費。加上礦工正急需金錢來保持生計，而工會拒絕英國工會聯合會的調停時，礦工就開始崩潰，跟隨右派返回礦區上班。

1985年3月3日20,000名南威爾斯礦工無條件復工，罷工算是堅持了近一年。部份礦工早已返回工作崗位。為挽回面子，全國礦工工會以些微的多數票贊成、未與管理層簽署新協議就復工。在結束罷工的工會特別會議中，只有肯特分會投票繼續罷工，而諾定咸、中部萊斯特（Leicester）和南部德比（Derby）根本沒派代表出席。

部份礦工妻子在礦工復工當天分發康乃馨，以康乃馨象徵罷工英雄，許多礦工在銅管樂隊的伴奏下回去工作。另一方面警方全程護送第一批礦工復工，被堅持罷工的礦工斥責是工賊，復工者在沿途的謾罵聲中低下頭返回崗位。無論他們是英雄還是狗熊，都要細味因失敗而帶來的苦果。而高層領導卻在高唱凱歌，令人搖頭嘆息。

為對付罷工，政府採取強硬鎮壓手段，從遙遠地區調派警察前來鎮壓，這行動被批評為濫用權力。政府總共調動了8,000餘名警察，單在諾定咸就出動3,000名警察，每日耗資55萬鎊。警察其中一個行動就是逮捕糾察隊員，這些行動被民權組織譴責。警察對於礦工的基層領袖，採取了嚴密監視措施，除了竊聽電話外，更追蹤車牌，一些罷工組織者的汽車經常被截停審查。東南部根德郡（Kent）一些礦工更入稟高院申請禁制令，要求禁止當局妨礙他們的行動自由。

政府除了動用警察鎮壓外，也動用法庭的權力來打壓。當局恐嚇南約克礦工工會，如果它繼續進行糾察隊的行動，將會通過法庭沒收工會的700萬鎊資產。3月19日1,000名約克郡礦工恐怕法庭沒收工會資產，組成人牆來保衛工會總部。

罷工期間共有11,291人被捕，8,329人被控破壞和平，或阻礙公路的罪名。（注廿三）罷工令全國損失近30億鎊，蘇格蘭煤減產了逾9,700萬噸，價值約等於近1億鎊，尚有依賴礦工營業的商鋪損失未計算在內。

失業礦工生活大受打擊，加上礦區對外客運交通不便，失業礦工出外求職困難。南威爾士礦工只能外出找工作，或留在原區轉做低技術和低薪的職位，或靠領取失業救濟金維生。（注廿四）加上戴卓爾夫人以福利當作對付罷工的武器，早已削減福利，令他們生活更困難。根據1980年通過的《社會保障法》，第六條規定禁止罷工者家屬領取社會保障津貼，並削減其家屬津貼項目。政府認為這項立法不涉及節省公共資金，更明言這是對罷工者施加經濟壓力，逼使工人重返工作崗位，使僱主和工會討價還價更「公平」。在以前的勞資糾紛中，罷工者有權提出申請福利。政府此舉逼使罷工者只能靠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的糧食供應，和慈善機關的捐贈來維持基本生活。（注廿五）

礦工因無錢支付取暖費開支，只有去檢拾礦渣的煤碎來作燃料取暖。拾礦渣十分危險，因堆積的礦渣極易倒塌，3名少年因此死亡。小部份工人更在窮困壓力下鋌而走險，因盜竊而被捕，各地陸續出現工人死傷事件。（注廿六）

1994年12月煤礦進行私營化，成立了R.J.B. 礦業公司，也就是現在的英國煤炭公司。在罷工結束到私有化期間，關閉礦井的做法一直在進行，1983年有170個開工的礦區。當私有化時，還有15個尚在生產的深礦區，到了2009年只剩下4個深礦區。在私有化過程中礦工從18萬降至1萬人。諾定咸礦工誤信了礦井不會被關閉的承諾，礦工才在罷工期間仍上班，最終煤礦也是被關閉。政府的行為就是如此背信棄義。

戴卓爾夫人推行私有化政策，首先將國營中次要盈利企業出售，1985年出售電報公司時股票供不應求，出售煤氣公司和英國飛機公司（British Aircraft Corporation，簡稱BAC）時，規定3年後才可以轉售。1988年進一步提出「私有化無禁區」口號，精簡和改革政府行政事業和公共機構，引入市場化原則，萌生外判制度遺禍香港。私有化下英國七成家庭持有股票，四分一僱員持有企業股票。（注廿七）

乘勢加大壓逼

早在1981年政府已頒佈《就業法》，規定工會罷工如是不法爭議行為，可被起訴，要賠償損失，同盟罷工是違法行為。1982年出台的《就業法》進一步限制勞方的活動權，擴大會員數量的工會活動被嚴格限制，取消工人轉工後工會的保護權，削弱了工會力量。1987年戴卓爾夫人第三度連任，於1988年頒佈的《僱傭法》規定罷工期間，不能阻止自願上班者返崗位工作，工會會員有權以法律行為反對罷工。1988年進一步修訂推出《就業法》，禁止未經投票發動罷工。1989年再修改後的《就業法》，限制只有涉及工資和工作條件的罷工才有免責權，政治罷工沒有免責權。1990年再進一步修改《就業法》，差不多取消了罷工免責權，放鬆了僱主的解僱權，打破只僱用工會會員的制度，容許僱用非工會會員。（注廿八）

1986年政府通過《工資法》，賦予資方更多工資決定權，把18歲年青工人從工資委員會保護中排除，且引入競爭，收窄工資委員會的權力。（注廿九）

1993年推出《工會改革與僱傭權利法》，以民主為名，規定罷工要經秘密投票通過，否則沒有免責權，限制糾察隊的權力。（注三十）自此勞資力量對比起了很大改變，1990年罷工比1980年下跌了53%，參與人數下跌了64.9%，損失工作日下跌了84.1%。（注卅一）2005年罷工減少至116宗，損失工作日為157,000日，2012年工會會員率只有26.3%。（注卅二）

戴卓爾夫人推出的減稅政策，加上社會福利削減，使貧困人群的生活更步履艱難。她統治下的英國動亂不止，高失業率和種族問題，令1981年4月倫敦爆發青年暴亂，搶掠商店，燒毁汽車，與警察對峙，造成149名警和58名平民受傷，250人被捕。下半年西北部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等亦爆發青年騷亂。1984年保守黨在東南部布萊頓（Brighton）舉行的年會遭炸彈襲擊，4人被炸死，32人受傷。北愛爾蘭教徒暴動中無數人被殺害。（注卅三）

結論

煤礦罷工的失敗，簡單的說一句，就是領導只顧經濟鬥沒有準備政治鬥爭，令工會組織和工運遭受了歷來最沉重的打擊，工會力量難回復以往作為社會運動先驅的勢力。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2012）認為五、六十年代的工運只重視經濟鬥爭，一味單純追求加薪忽略政治鬥爭種下了因，而已婚女工和移工的增加，令工人成份結構起變化，而工會領導的跨性別和種族團結能力不足，只懂繼續打經濟牌。（注卅四）

政府除動用警力鎮壓罷工外，更動用法院和議會打擊工會，這些措施完全是有法理依據的。所有法案全是經民主程序制定出來，在這情況下工會完全被動捱打。這就是不進行政治鬥爭埋下的禍根，或許有人空談議會至上，龍少提醒工人階級尚要看議會內誰是大多數，保守黨就是掌握議會內的大多數權，立法打擊工會。

二戰後煤炭雖然仍是能源產業的主導，但其市場地位正逐漸下降，反過來在化工領域上慢慢被重視。在1984年這時刻，北海石油產量破億噸。英國作為一個石油出口國，再用數十萬人進入地底挖煤，加上礦災和採礦機械老化等問題，關閉部份礦井已是不可逃避的現實。

當時效益差沒有盈利的煤礦，正是政府想關閉的。在這個問題上，工會是否只是單純的反對關閉煤礦？香港從事繪圖的公務員遇上電腦化，工會一面爭取年青人學電腦，另一方面爭取年老者在部門內轉崗位等退休。這宗罷工顯示在高失業率下，傳統抗爭方式宣告失效，而領導層缺乏長遠眼光。一味以罷工追求工資增長，結果帶動物價上升，陷入物價和工資的競逐。（注卅五）所以工會領導不知進退，不願變革，在輿論戰中成眾矢之的。

政府打擊罷工的手段，可說是沿用1926年對付全英罷工的方法，如儲煤，成立備軍方運輸隊，在報刊製造反罷工輿論，指罷工是對憲法的挑戰，罷工者是革命分子。這些伎倆將罷工議題轉換為「革命與違憲」，而不是放在罷工要求上。1926年最高法院法官也宣佈總罷工屬非法，詳情請參閱龍少的舊文〈英國1926年全國大罷工九十週年紀念〉。

工會內部勢力的互相不滿，引起內訌，罷工過程中左右派對打嚴重。罷工未能團結一致，僵持下去只會把自己陷入被動。

戴卓爾夫人於1979年上台後，逐步向工會進攻，先打散利蘭車廠的基層組織。1980年鋼鐵工人的失敗，10萬工人失業，1982年公務員工會遭受重大挫折，導致公務員組織工會的原則也受到威脅。這情況下領導仍高估工會的實力和籌碼，並非善策。

籌備大罷工的準備工作，雖從罷工前一年已開始，工會實行了19個星期的禁止超時工作，使煤的庫存量下跌，同時使會員作好各種準備。

在新自由主義衝擊下，國民重視個人私利，摒棄集體利益，戴卓爾夫人就是這樣把中產動員起來，擊倒代表低下階層的工會，建立右翼勢力。（注卅六）國際社會從此瀰漫個人私慾，罔顧公益，遺禍無窮。

長期罷工下財政不支是正常的，省港大罷工能支持一年多是一個異數，因為有國民政府支撐。當廣東商人開始動搖時，加上政局變化，領導層果斷結束罷工，否則會一無所有。沒有罷工基金是香港工會的缺失，但不能單純依賴罷工基金而無休止的延長罷工。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立場新聞》、《中文馬克思文庫》、《一瓢的博客》和《僑報網》等上百條資料，及刊物如《破土》和《十月評論》等，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注釋：
十八. 同注十六，第153頁。
十九. 同注十六，第154頁。
二十. 同注十六，第152-153頁。錢箭星著：《當代發達國家勞資關係研究》，第217-218頁。
廿一. 錢箭星著：《當代發達國家勞資關係研究》，第216頁。
廿二. 同注十六，第154頁。
廿三. 同注十六，第153頁。
廿四. 同注十六，第152頁。
廿五. 同注十六，第153-154頁。
廿六. 同注十六，第154頁。
廿七. 同注一，第167-169頁。同注廿一，第216-217頁。
廿八. 同注一，第182-185頁。同注廿一，第219頁。同注四，第103-50頁。同注九，第61-62頁。
廿九. 同注一，第167頁。同注廿一，第220-221頁。
三十. 同注一，第185-186頁。同注九，第202-213頁。
卅一. 同注十六，第50頁。
卅二. 同注一，第185-186頁。同注九，第202-213頁。
卅三. 同注四，第75-106頁。同注九，第89-92頁。
卅四. 周樑楷著 ：《從湯恩比到霍布斯邦》，第177-179頁。
卅五. 同注一，第163頁。
卅六. 克拉克著：《治國力和選舉力》，第346-347頁。

（二之二，完）
 

編按：近三十年，上億農民工離鄉打工。靠著這麼龐大的勞動人口，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建成無數大都會。同時發生的，是這些農民工的父母和子女留在家鄉，缺乏社會的撫養和支援。土逗公社這篇文章，詳述兩代留守兒童的人生，和進入城市面對的處境。

土逗公社編按：從畢節留守兒童自殺到滴滴殺人司機，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逐漸進入公眾的視野。全國婦聯調查顯示，中國有超過6000萬留守兒童。《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指出，67.8%的留守兒童有「學習成績明顯退步」的經歷，一年與父母都沒有見面、以及一年與父母沒有聯繫或者只聯繫1-2次的留守兒童的自尊水準顯著低於其他留守兒童。這些兒童有明顯的自我中心傾向，大多數對父母充滿怨恨。與祖輩生活的留守兒童，也成為了性侵兒童罪犯眼裡「最好欺負的對象」。中科院的一項調查顯示，15%的留守兒童受到過暴力侵害，女童中超過4%受到過性侵犯。稍有條件的父母，將孩子接到身邊，又要面臨上學的大難題。積分入學條件嚴苛，打工子弟學校關了一家又一家。在蘇州，打工子弟學校立新小學被被迫遷，八百多名學生安置到了勤惜小學。學校建起了一道隔離牆，將本地的學生和打工子弟隔離開來。當兒童的社會保護網只剩下父母，當城市將他們一再排斥，這些無處可去的孩子將走向哪裡？

作者：漏勺

我叫阿輝，今年31歲，生在河南南陽的一個小村子。我和我的女兒都是留守兒童。

從我記事起就是爺爺奶奶帶著我和弟弟。媽媽在杭州的一家印刷廠工作，爸爸在廣東省內到處跑，給人做木工裝修。家裡的農活兒都是爺爺奶奶做，記得每年麥收的時候，老兩口天天都累得直不起腰來。除了麥子，還種玉米、棉花和一些蔬菜。

我和弟弟基本屬於放養狀態，不上學的時間就是在村子裡亂竄，上樹打鳥上房揭瓦，不過知道爺爺奶奶辛苦，玩兒歸玩兒但是不給他們惹事。

相比弟弟，我更會讀書一些。初中的時候在縣裡成績還不錯，家裡一度把我當成是讀書的苗子，一點兒活兒都不讓我做。可是到了高中，我的功課就很勉強了，最終唯讀了個大專。不過我家人已經覺得不錯，因為我們村裡大多數孩子也就初中畢業。

一. 我們村裡放的花炮聲音是biubiu的，而外面的煙花是pengpeng的

爺爺奶奶老得很快，爺爺血壓高，心臟也不太好，奶奶常年關節疼痛，陰天下雨就走不動路。讀小學的時候，有一年，他們跟爸媽說，帶兩個孩子有些吃力，想把弟弟送到姑姑家寄養。當時，姑姑和姑父在村裡給人蓋房子，能守著家。

弟弟去住了幾個月，姑姑和姑父在家掙不到錢，也要出去打工了。弟弟就被送了回來。暑假的時候，媽媽把弟弟帶到杭州工作的地方，想減輕點爺爺奶奶的負擔。可是弟弟不喜歡那邊。每天媽媽上班了，他一個人在家裡悶得厲害，鬧著要回家。無奈之下，弟弟又被送回到老家。

那一年的寒假，爸爸從廣東回來，想帶我和弟弟去蕭山（屬杭州市的一個縣級市）和媽媽一起過年。弟弟死活不願再去，最後只有我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到家鄉以外的城市。現在想起來，只記得樓也高，街也寬，車也多。我覺得小學課本裡說的輝煌壯麗也就不過如此。可是媽媽住的地方真的好小，一個小小的平房，面積也就六七平米吧。我記得進門右手邊就是床，除了床房間裡好像也就不剩什麼傢俱了。媽媽後來說，那麼小的房子，當時房租都要每個月八十塊錢。

每天爸爸就打短工，媽媽上班，倆人都早出晚歸，我體會到了弟弟說的「悶得要死」。有天晚上，我自己在家閑得發瘋，頭腦一熱就想去單位找媽媽。雖然租的房子離工廠走路只要十幾分鐘，但我當時並不清楚路線，出門就開始亂走，越走越不知道哪是哪。

正當我站在一個路口慌亂地四下張望的時候，媽媽竟然從路口經過發現了我。至今提起往事，媽媽都感到非常後怕：「你當時差點走丟了啊，那麼大的地方，走丟了可去哪裡找啊……」

媽媽的同事送了我一本奧特曼的書，另一個同事送了我一本《龜兔賽跑》，那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看到童話書。

過年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了煙花，我們村裡放的花炮，聲音是biubiu的，拖著小小的尾巴，一閃就沒了；而外面的煙花是pengpeng的，真的像花一樣在夜空裡盛開，把夜晚照成白晝。

媽媽的工廠組織員工聚餐，那是我第一次進飯店吃飯，第一次看到桌子居然是會轉的，每個人都可以轉到自己愛吃的菜；還有，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螃蟹，我們在河溝裡摸到的小螃蟹，只有大螃蟹的鉗子那麼大……蕭山，這是個多麼好的城市！

二. 只有工廠旁邊的那條小河還在，流著深綠色的水

大專畢業後，我進了廣州的一家電子廠。而弟弟初一就讀不下去了，媽媽把他帶到了自己在的印刷廠，也是在流水線上。他們每三個人負責一台機器，互相配合。弟弟有時候反應慢一些，機長就會兇狠地罵他。他受不了這個氣，就離開了。

後來，媽媽也因為工資漲幅太小而離開。他們都走了很多城市，溫州，常州，泉州，深圳。最後媽媽留在了泉州，而弟弟，兜兜轉轉又回到了蕭山，在一家組裝抽油煙機的工廠工作。

去年國慶假期，我去蕭山看弟弟。現在的蕭山是杭州市的一個區了。走在街上，我覺得這裡好像並沒有我記憶中的那麼氣勢恢宏、繁華富裕。很多店鋪關著門，玻璃落滿灰塵，看板倒塌了，鋁箔上有火燒的痕跡。大片大片的樓房都只有三四層高，完全不是我記憶中的高樓大廈。馬路上車倒是很多，可似乎更多的是電動車，像一片片蜂群一樣飄過來飄過去。

我和弟弟特意去了當年媽媽在的那個印刷廠。那裡現在是一個建築工地，門口有一塊大理石砌的紅褐色門臉，寫著公司的名字。弟弟眼尖，發現上面還有印刷廠名字被拿掉後留下的印跡。兒時的廠房和小平房都不見了。只有工廠旁邊的那條小河還在，流著深綠色的水。

三. 希望圓圓在老家，如果摔了也有人立刻扶她起來

我在廣州的電子廠裡認識了一個南陽姑娘。老鄉在外相遇特別親切，後來她就成了我媳婦。2010年我有了閨女，長得俊得很，像她媽，幸好不像我。工廠不給產假，媳婦為了生娃，只得辭工回了老家，我岳母幫忙照顧著。

閨女出生的時候我沒在身邊。如果倆人都回老家，收入就沒了。那一陣子，正趕上廣州要辦亞運會。城市要展示形象，原來住的城中村要被拆掉。我們這樣的外來務工人員被清理，只得往更郊外的地方。

上班路途遙遠，每天更加早出晚歸。到家後總是累得頭一沾枕頭就睡著了。家裡打來電話說女兒生下來的時候，我竟然沒聽到手機響。後來媳婦問我孩子叫啥名，我想都沒想就說叫圓圓。我希望有了她之後，家裡面能有更多的團圓，不要再有這麼多分離，不要再有這麼多分離。

有了孩子之後，生活一下子就很不一樣了。我最要好的幾個哥們裡面，王大頭是最先有孩子的，也是個女兒。那個曾經天天在空間裡發遊戲截圖的王大頭，自從有了女兒，空間裡就都是女兒的照片。有時候加一句「閨女，爹回來看你了」，有時候只發一個齜牙的表情。他說：「曬娃是剛需，等你們有娃就懂了。」

是的，如今我太懂了。圓圓一歲多的時候，岳母帶著到廣州來跟我們住了一段時間。我下班回家的時候，她一聽到鑰匙響，就奶聲奶氣地喊爸爸！

我一開門，她就撲過來說，爸爸抱抱圓圓！我就趕緊把她抱起來親了又親。那種幸福啊，不做父母真是沒法體會。可是我們住的地方太小，跟岳母一起生活不方便。她不在又沒人幫我們看孩子。最頭疼的還是上學問題，城裡的打工子弟小學拆了一家又一家，積分入學又太難。身邊把孩子帶過來的朋友實在沒有辦法，這幾年紛紛把孩子又送回去了。

最後，我們在外面工作，岳母帶著圓圓回了老家，過年的時候我們回去看她們。

不在一塊了，我和媳婦天天想孩子想得要命。聽到別人家孩子哭，我心裡也難受，我想圓圓在老家是不是也受了什麼委屈呢。

四. 她覺得自己也是只小蝌蚪，到了假期就可以去找媽媽 

時間一晃，去年圓圓上小學了。岳母說，圓圓越來越懂事，她很省心。今年暑假，圓圓來廣州和我們小住。我們那個縣裡有大巴車可以直接開到廣州。岳母把她送上車，我們就在車站等著。

接圓圓的時候，我看到半車都是來廣州看爸媽的小朋友。小小一隻，背著書包，就像候鳥一樣，往返于爸媽打工的地方和自己上學的地方。

圓圓一來，我們那個十平米的出租屋就充滿了歡聲笑語，我和媳婦每天就盼著下班。圓圓特別乖，晚上會幫我們洗菜，等我們回來就炒菜，全家人一起吃飯。

她給我們講她今天讀了什麼故事，寫了什麼作業，在院子裡認識了哪些小朋友，還碰到志願者姐姐來陪她玩兒，小嘴說個不停。我上一天班困得眼睛都睜不開，可是聽到圓圓的聲音我就開心。我真覺得這對我來說就是最幸福的生活。

一天晚上我加班回來，看到我媳婦坐在那抹眼淚，圓圓已經睡了。我以為是圓圓調皮惹她生氣了，媳婦說，圓圓睡前讓她講故事，她就照著童話書給講了一個小魚和小蝌蚪做朋友的故事。

圓圓告訴她，上學期的課本裡有一課叫《小蝌蚪找媽媽》。她學那個課文的時候，就覺得自己也是只小蝌蚪，到了假期就可以去找媽媽啦。媳婦說著說著又哭了，她說閨女講得很開心，一邊講一邊用手還在小屁股後面比出一條尾巴的樣子，可是她覺得實在是虧欠孩子太多了。

我也聽得陣陣心酸，再過一星期就要把圓圓送回老家，心簡直比刀子捅還難受。可是到了時間怎麼辦，還是得送回去啊。  

送圓圓回去的時候，媳婦忍不住又掉眼淚。圓圓反倒安慰媽媽說，到過年的時候就又能見到了，平時還能視頻呢！才七歲的娃，懂事得讓我們心裡難受。我寧願她沒有這麼懂事，因為我知道她這每一分懂事，都來源於我們的虧欠。

小時候我以為，媽媽常年不回來看我，應該是不想我的。如今我才明白媽媽當年對我該有多牽腸掛肚，把我留在家裡該是有多無奈。

我一年到頭看不到我家圓圓。一看到別人的孩子就想起她。廣州還是很熱，可中原四季分明，該是秋風起了吧？

我在一個沒有冬天的城市裡。我的孩子，她在遙遠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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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一（9月3日），在韓國教育部的記者會上，一個負責改善大學兼職講師的諮詢小組宣布了一項提案，內容包括延長兼職講師的合約期、勞動待遇與正規教職員接軌。

合約改為最少一年　有遣散費及保險

諮詢小組由今年3月成立，12名小組成員中有兼職講師、大學代表和政府代表。小組在九月初將提案遞交至國會及教育部，法例有望於明年一月落實修訂。

目前，法例容許大學與講師只訂立半年的合約。根據小組的提案內容，日後大學須與講師訂立至少一年的合約，除非講師嚴重犯錯，校方要保證合約續延最少三年。兼職講師每星期工作不得多於六小時，但在某些情況下，校方可以根據規例將工作時間增加至九小時。

小組建議，將兼職講師確認為學院的正式教員，令他們在學校假期間可得到工資，亦有遣散費及保險。

九成講師工作不穩定　講師自殺呼籲正視問題

現時韓國約有8萬名兼職講師，平均而言，扣稅後，兼職講師一年實際所得只有4.87百萬韓元（約港幣3萬多元），只有全職教授工資的8份之1。同時，由於工時不足，他們也沒資格得到保險的保障。然而他們卻是大學教育的重要骨幹。教育部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校園裡有超過6成教師是兼職，他們負擔了超過5成的課堂。

成為大學講師的成本很高，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及金錢才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然而近9成的兼職講師面對工作不穩的困境，他們最長的合約只有6個月。

2010年，朝鮮大學一名45歲的兼職講師Seo Jeong min 自殺，他留下五頁遺書，要求官方對兼職講師的待遇作出正式的調查，直斥大學的官僚黑暗，表達了無法成為正式教授的絕望。

在信中，他提到，上司不斷從他身上撈好處。他幫他的上司及其學生寫了54份論文，沒有一份有他的署名。自殺前，他計劃轉至京畿道一間私立大學任職，該大學向他索取1億韓元（約60萬港幣）賄賂。他指出，如果想得到正式職位就要付一大筆錢賄賂大學，校方索價通常由1億5千萬韓元至3億韓元（約1百多萬至2百多萬港幣），他曾經兩次收到這樣的要求。

Seo Jeong min 並非特例，據工會數年前的統計，過去十年已經有十名兼職講師自殺。

拉鋸二十年　大學與教師終達成共識

大學講師早於1998年就開始組織工會，要求修訂法例以恢復教師的地位。由2007年開始，工會在韓國國會前靜坐抗議，行動維持了多年。後來，講師、全職教授、家長和學生組織了STIP (奪回非正規教授的教師地位及大學教育正常化中心，Center to Get Back Status of Teacher for Irregular Professor and Normalization of College Education)與及KULU (韓國大學講師聯盟，Korea University Lecturer Union)。

兼職講師Seo Jeong min於2010年自殺， 激起全國關注兼職講師待遇問題。在多方壓力下，2011年，國會修訂了法例及恢復教師地位。但是該次的修訂並不令人滿意，例如法令容許大學以一年合約制的講師取代2成的正規教授。而大學亦為了節省開支，開始解僱兼職講師。由於大學與兼職講師在一些重要的細節上未能達成共識，所以修訂法例的程序出現了四次停滯，直至今年才有進展。

綜合外電報導。

資料來源：

THE KOREA TIEMS: Part-time lecturers to win faculty status, better job security

FAIR FOR ALL: Fear and control in Korea’s universities

The Korea Herald: Panel proposes stronger labor rights for part-time lecturers

The Korea Herald: Part-time college lecturers cry out on their p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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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oleh!! on Visual Hunt / CC BY

【惟工新聞】家務移工姊妹、爭取居港權的家長子女、港人內地父母，一群流離於邊界的群體。正在油街實現展出的「數日子」，正正連結這些群體，讓藝術家與不同團體集體創作，連結彼此。

策展的Yentl指，和移工姊妹的合作不止單單是展覽，更加是與不同的移工和團體更緊密，彼此同行。而和爭取居港權家長的合作，早於2016年時紀念1.29居港權判決，當時就籌備了真人圖書館，那時候正正就是因為認為運動形式可以從過往的操作中作出改變。

受印度社運友啟發　以漫畫方式介入生活

展覽展出一幅幅由移民家務工創作的四格漫畫。帶領工作坊的曹褀說，初初是見到印度一個漫畫的運動「Grassroot Comics」，是由一班基層社運友、漫畫家、藝術家和記者組成，領導不同的社區人士畫漫畫，漫畫的內容圍繞社區發生的大小事，例如居住的村落無水供應、女性無機會上學等，畫完之後，他們更會將作品貼在社區中，讓大家都更關心區內正發生的事情。曹褀覺得，Grassroot Comics做的事情很好，也覺得可以試一下，她從網上下載了Grassroot Comics的一本執行手冊，打算向他們學習，並邀請移工姊妹一起畫漫畫。

和曹祺一起帶工作坊的還有Michael，Michael道出了工作坊過程的一些限制。一開始他們計劃了連續十次工作坊給姊妹參與，但第一次工作坊就遇上不對勁的情況，Michael說：「第一次工作坊，借用了佑寧堂的場地，但最終無人出現，我們等了3個小時。」因他們初初邀請參與工作坊的移工都是「個體戶」，其後與不同的工會組織合作，才找到更多姊妹參與。

畢竟移工姊妹一星期只得一日假期，未必每星期都能抽到時間去工作坊，有時可能要回鄉，或生病了不能出席。曹祺說，「第一次個工作坊係一班姊妹做呢個漫畫，但第二次已經唔係同一班姊妹」，所以，她最後決定放棄跟從Grassroot Comics以十堂工作坊來做的做法，而是以兩次workshop和姊妹完成作品。雖然移工姊妹們未必全程都參與數次的工作坊，但曹祺說她們都會認為其實大家離鄉工作的故事都有相似之處，沒感到太大疏離。

在工作坊中，移工姊妹會按不同的主題創作故事，再畫背景，然後請不同的姊妹以拍照的方式演繹漫畫故事。

曹祺認為，身為藝術工作者，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畫移工未必是最好，反而她更希望將技能分享給他們，讓他們能夠畫自己的東面。

遊行集會之外的運動方式　以打油詩盡訴心聲

創作單位還有爭取居港權的家長及子女，成員之一的圖師傅提到，他是第一次參與藝術創作的工作坊，早前參與的活動，大多是遊行請願，他認為工作坊的形式十分新鮮外，兼具有啟發和鼓舞效能。展覽中其中一個展品，是爭取居權的家長集體創作打油詩，圖師傅說，這份作品能刺激到各位成員談談爭取居權運動的感受，有其中一位成員是不會寫字的，但是以創作打油詩的形式，讓他利用說話盡吐自己多年來的辛酸。

而展覽其中一份展品，就是爭取居留權家長們所做的菜譜，介紹他們是大時大節會吃的食物。在工作坊中，家長都會談談他們在各自的家鄉會煮出什麼豐富的菜色，例如蒸魚、炒鱔等，然後他們再以棉繩，勾勒出食物的輪廓，圖師傅笑說，只要好好利用想象力，就令棉繩做出像真的食物的形狀。

圖師傅直言，居權運動已經走到了十多年，參與的人數越來越少，工作坊的舉行都是在他們開會之後留住幾位成員參加，創作出不同作品。圖師傅慨歎，不少人家長都會思考做某某事的作用，可能認為參與更多活動也無助達成家庭團聚的心願，此時Yentl說道：「有時候，有家長話無心情做工作坊，但都明白他們不是有心拒絕或者不理我們。其實都要理解家長有自己的狀態。」

以「家」為題，居權家長在一面面小旗上寫下對「家」的想象。

展覽亦展出影行者與港人內地父母創作影片和錄象。

展覽詳情：
《火花！數日子》

日期：2018年6月22日6 至 9月16日
時間：上午 10 時至晚上 8 時
(逢星期一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休息；公眾假期除外)
地點：油街實現展覽廳2 （港鐵炮台山站A出口）

【惟工新聞】超強颱風「山竹」將至，香港政府各部門嚴陣以待，更召開跨部門聯合記者會，交代應對颱風安排。然而，很多打工仔的待遇卻與平常無異。

現時勞工法並無規定惡劣天氣之下的上下班安排，即使八號甚至十號風球，老闆仍能合法地要求打工仔上班。有食肆甚至標榜全線分店將在八號風球下繼續營業，引來大量網民留言，斥責該店苛待員工。

昨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接受記者提問時，僅指出會「呼籲所有僱主，特別照顧到員工的安排」。今天下午，勞工處再發出聲明，提醒僱主盡早與員工訂明在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安排，以免爭拗及混亂。工業傷亡權益會批評，這顯示香港特區政府缺乏停班完善機制，罔顧僱員生命安危。

反觀鄰近的廣東省，很多城市已紛紛就著惡劣天氣作出緊急應對。

今天傍晚，廣東省三防總指揮部決定將防風II級應急響應提升至I級。隨後，廣州市宣佈，凡是與搶險救災和民生保障無關的單位，均應停工（業）、停產、停課，並呼籲除了搶險人員，其他人切勿隨意外出。深圳市及珠海市同樣宣佈停工、停業、停市、停課，江門市則再加上停運一項安排。

工權會呼籲，香港政府應即時宣布，除必要的應急服務外，在八號或以上風球訊號生效時，全港實施停工，確保市民停留在安全地方避風避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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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中環些利街地盤約33名泥水工友遭欠薪超過300萬元。職工盟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和20餘名工友今早（9月18日）到地盤示威，其間一度佔領地盤外的奧卑利街及荷里活道一段。大判保華、二判瑞昌及三判汛昌代表及勞工處代現身，抗議維持至下午。

二判拖欠三判工程費　致工人被欠薪百萬

遭拖欠工資的工人，他們被拖3月至7月的基本工資、加班費、勞工假補薪及年假補薪。直接聘用工人的是三判汛昌泥水工程有限公司，二判是瑞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大判是保華建造有限公司（中環） 。工人表示，是次欠薪涉及二判瑞昌拖欠三判汛昌工程費用而導致，他們曾多次向公司追討款項，及已在勞資審裁處排期申索，但三個判商仍遲遲未有合理的支薪方案。

示威工人一度佔領荷李活道一段

大判保華代表侯生一度現身，要求工人到其辦公室商討方案，惟工人拒絕。侯生提出，保華願意即時向工人支付5月及6月的一半薪金，工人拒絕，質疑餘下薪金如何才可追討，惟保華代表稱：「等瑞昌（二判）執咗再算。」保華其後提出可支付5、6月工資的七成，工人再度拒絕，要求追回所有欠薪金額。

僱傭條例表明，如建造業工人遭僱主拖欠薪金，可要求大判以墊支方式代償工資，惟以欠薪期間最初的2個月工資為限，所支付的欠薪可被視為直接聘用工人的判頭拖欠大判的債務，大判可循民事錢債程序追討該判頭。

於6、7月工作的工人指自己被拖欠20多日日薪，共三、四萬元，他指其他工人被欠更多，因大部份由5月開始做，至6月共做了80多日。

一名自稱瑞昌公司老闆到場現身，出示一張50萬元及一張20萬元的收據，指在6月已給三判汛昌作工人5和6月的工資。但在場工人直斥無稽，指若以日薪1,000元計算，一位工人每月做20日，一個月2萬元計算，33名工人的總工資起碼132萬，遠超過二判付的數目。工友說，況且也不確定收據涉及的該70萬元是否屬些利街地盤泥水工人的工資，而且二判和三判之間的紛爭，不應影響工人獲得應有薪金。

大判乘機壓價　工人日薪縮水兩成至四成

後來三判汛昌代表及勞工處代表到場。大判保華再提出，可負責追討所有薪金，惟薪金需按保華要求，有大工牌的工人日薪1,350元，中工牌工人日薪950元，無牌的工人只得700元，但本身工人受僱時的工資介乎1,200至1,800元。

大判保華代表侯生

大判此舉無疑是乘機壓價變相減薪，工人表示，大判開出的日薪是低於市價，一般而言，即使沒有牌也有1,300元日薪。三判代表姚生指工人理應爭取應得工資，更指日薪700元是無理由的，但他指保華付的工資與實際應發工資的差額，他並無能力支付。無奈之下，工人決定接受大判的安排，然而地盤工會幹事指他們會繼續在勞資審裁處追討餘下欠薪。

有參與示威的工人說，大判保華在將軍澳仍有一個更大的地盤，指中環這個較小的地盤都有欠薪問題，擔心其他地盤的工友或受欠薪影響。

示威期間一名休班警出現並與示威者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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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大埔美心食品廠翻新工程約30名泥水工人遭欠薪55萬。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和20多名工人今日（9月19日）到大埔美心食品廠示威，並堵塞出入口。大判亮雅、二判瑞昌及三判汛昌代表現身，與工人商討支薪方案。

趕工日做17小時　三個月無糧出

示威工人遭拖欠3月至5月的基本工資及加班費。直接聘用工友的是三判汛昌泥水工程有限公司，二判是瑞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大判是亮雅發展有限公司。據工人表示，是次欠薪涉及二判瑞昌拖欠三判汛昌工程費用而導致，他們曾多次向公司追討款項，及已在勞工處落案，但三個判商仍遲遲未有合理的支薪方案。

 
遭欠薪工人在行動中舉起「無錢過中秋 還我血汗錢」和「有汗出 無糧出」等示威牌

二判瑞昌和三判汛昌，拖欠薪金的惡行早有前科。部分在美心食品廠工程遭欠薪的工人，在中環些利街地盤同樣被欠薪，他們昨日亦聯同其他工友到中環地盤示威，抗議同樣的二判和三判拖欠工資逾320萬。

示威工人表示，他們3至5月在大埔美心食品廠工作，但仍未有糧出，「自己貼錢返工」，他們指，老闆多次敷衍他們會下星期出糧，但久仍未付錢。工人說，老闆曾要求他們趕工，要早上七時上班，晚上十二時放工，直踩17個小時。

工人在示威期間堵塞出入口，遭到美心方責難，指要趕住出月餅貨，又威脅示威工人不讓路的話，就不提供工人的出入紀錄以協助他們計算薪金。在場工人表示，三月至今，他們被拖糧半年，直言「無錢過中秋」。

工人在示威期間堵塞美心食品廠出入口，遭美心方責難

判頭扮出糧　涉嫌冒工人簽名　

工會幹事指，美心代表指曾收到三判汛昌提供已出糧的收據。而瑞昌代表聲稱已出糧，並展示一堆工人已簽收人工的文件，惟遭欠薪的工人表示從來沒有收到3至5月的薪金，亦表示該份文件上的簽名不屬他們，瑞昌或涉冒簽。 
 

二判瑞昌老闆現身，高舉一疊文件，並稱是工人已簽收薪金的證據。惟遭欠薪的工人指該份文件上的簽名不屬他們

去年3月至今年三月，雜工黃小姐受僱於汛昌參與高鐵工程，但她指之前沒有拖糧情況發生，是轉到美心食品廠工作後才被拖糧3個月，其後同樣受僱汛昌在中環些利街地盤工作亦被拖欠薪金。

工人本身受僱的日薪介乎1200元至1800元，堅持追討所有薪金，惟與判頭商討爭持不下。其後工人提出方案，不分大工、中工及無牌工，劃一日薪1550元，加班費則另計。大判亮雅指，會向有大工牌的工人付1550元日薪，其他低於1550元日薪的工人，則支付原本日薪，並指可根據工人在美心的出入閘紀錄計算上班時數，亦將根據僱傭條例負責2個月工資。至於餘下的工資，工會幹事指則要在勞審再追討。

僱傭條例表明，如建造業工人遭僱主拖欠薪金，可要求俗稱大判 以墊支方式代償工資，惟以欠薪期間最初的2 個月工資為限，所支付的欠薪可被視為該判頭拖欠大判的債務，大判可循民事錢債程序追討該判頭。

 
大判亮雅代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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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十年前的上星期（2008年9月15日），國際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告破產，對美國及全球經濟造成龐大影響，同時牽連香港投資者，使數以萬計「散戶」血本無歸。雷曼破產及其後果，成為當年金融海嘯在港人印象中的標誌事刻。然而，這場爆發於2007年的環球金融危機，涉及的金融機構當然不止於雷曼，受影響的當然也不止在證券市場投機的銀行家。在其後的十年，我們看到全球經濟，特別是歐美地區的經濟處於漫長的衰退期，不僅是實際工資的增長停滯，更包括公共福利的減少、中產階層的萎縮，以及激進排外政治的掘起。十年回首，當年震驚世界的經濟危機，到底成為了警醒世人的教訓，抑或是歷史中輕輕帶過的一頁？

惟工新聞摘譯Counter Punch 網站的文章，一窺當年經歷對於美國社會有何啟示，以及下次危機的來臨前的準備。

銀行獲保釋，人民被出賣

2008年9月，美國總統侯選人奧巴馬及麥凱恩就金融機構破產的問題與時任總統布殊會面，並提出了7000億美元的紓困計劃，運用公帑協助大行渡過難關。兩位候選人共同發出了一篇聲明，指出當時的紓困方案確有缺陷，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任由美國經濟崩潰。奧巴馬特別提到這場危機是多年來華爾街及首府華盛頓的貪婪和不負責任所致。

到了10月，華府推出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開始協助當時的銀行進行資產重組。共同貨幣基金得以穩定，同時銀行的負債得到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擔保。美國聯儲局開始向銀行注入資金，但遠比原定的16兆美元多。據美國密蘇里大學研究員發現，聯儲局一共向銀行注資了29兆美元以上。這雖然阻止了銀行系統的全面崩塌，但並未阻止人民生活水平的惡化，包括超過900萬人失業、以及400萬人因未能償還房貨而失去住屋。

奧巴馬就任總統前曾推出一系列刺激經濟的計劃，然而就結果論只能算是杯水車薪。在2014年，經濟學家貝克（Dean Baker）就指出，對於當時美國的1400萬的失業人口，這個計劃只能提供到200萬個新職位；計劃提供的金額亦不足以填補當年1.4兆美元的消費下跌。

更重要的是，直接導致危機爆發的華爾街行政人員，並沒有因其詐騙手段受到制裁。而肇事銀行家所付的罰款金額，扣除由股東付的部分後，只是微不足道。

危機仍未消散

當年導致金融海嘯爆發的肇因，有不少至今仍然存在。據《紐約客》雜誌報導，華爾街的投機行徑已故態復萌，大型金融機構比以前更為龐大和集中、財富不均和人民負責正在擴大。正當金融大鱷和大企業賺得盆滿砵滿，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仍然停滯。據資料顯示，近八成的美國人是「月光族」，每五人當中便有兩人沒有足夠積蓄負擔400美元（約3,120港元）的緊急開支。從全國總計13.2兆元美的家庭債務可見，美國人的日常生活正建築於債務上。

群眾運動的回應

2008年的經濟危機促使群眾行透過行動表達不滿。當年的紓困方案，引起多個團體發起全國性的示威行動，包括在華爾街的千人大遊行。當年的反對行動雖然只屬萌芽狀態，但往後還是發展成為各種較龐大的運動，包括2011年的佔領運動。然而，對建制的不滿有可能轉化為多種不同路線的政治路線，2009年開始的茶黨運動便是其中一例。

這些不同的政治路線繼續發展，到2016年便以桑德斯和特朗普的競選活動展現出來。民主黨和共和黨已不受群眾歡迎，但這兩個受到華爾街贊助的主流政黨，現時仍能穩佔國會席位，財團與人民之間的張力日漸明顯，一場政治危機正在蘊釀中。

準備下一次危機的來臨

十年過後的今天，若然歐美再度爆發金融危機，先前針對華爾街金融機構的群眾運動，已鋪下更肥沃的土壤，準備更進一步的對抗運動。在美國，要求民主管理銀行的訴求愈見強大，「公共銀行運動」（Public Banking movement）自2008年後愈趨成熟。

人們不但意識到大銀行的腐敗一面，同時意識到向政府施壓的重要性。當年美國政府為銀行紓困的逾29兆美元，只需六分一就能夠為全美國提供全民基本收入、加倍的社會保障金、為公立學校教師提供花紅，甚至為全國大學生豁免學費。2008年的冰島銀行家不但被囚禁，當地資不抵債的銀行更不獲政府支持。這些都是當時浩大的抗議行動成果之一，當地的人不僅上街遊行，同時設立了民主管理的信息平台，並就人們的意見在主流政黨以外成立了新黨派——「海盜黨」和「最棒黨」。

到下一次金融危機來臨時，我們需要提出真正屬於人民的綱領。結集群眾的力量，我們有能力把那些精英黨派及他們的贊助者打倒。

原文：
Counter Punch: Tenth Anniversary Of Financial Collapse, Preparing For The Next Cr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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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台灣高教工會月初的調查發現，12所老牌私校在一年間減少了90名全職教師，同時短期合約教師的人數則增加了70名，增長近27%，情況相當嚴重。這批短期教師沒有法律保障，待遇、教學時數和工資被削減，更因一年一聘而慘被教師評鑑折騰，其處境跟香港大學講師的情況高度重疊。由此可見，大學教育零散化作為節省開支及剝削前線教育工作人員的方法，在各地均愈來愈猖獗。惟工新聞轉載苦勞網報導，讓讀者了解台灣大學教師的情況，以及工會當下的抗爭。

惡質剝削！私校狂聘專案教師
高教工會憂大學「臨時工化」

文：張智琦（苦勞網記者）

大學濫用一年一聘「專案教師」的情形愈來愈嚴重！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今日（9/6）召開記者會指出，由12所私校組成的「優久大學聯盟」，105到106學年度大幅聘用無法律保障、形同「臨時工」的專案教師，取代全職編制內的專任教師，今年（2018）起淡江、文化、大同大學新聘的40位教師中，更全數都是專案教師。工會痛批這是對新進教師的惡質剝削，呼籲教育部介入制止歪風。

專案教師泛濫成風　大學走向臨時工化

高教工會研究員陳柏謙表示，近日接獲許多新進教師反應，大學各系所原本應釋出編制內「專任教師」職缺，卻紛紛改以聘期僅為一年、毫無法律保障的「專案教師」模式聘用，這種情形在老牌私校中特別嚴重。

所謂的「專案教師」，原僅存在於教育部制定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中，是國立大學透過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的編制外教研人員。由於專案教師是「編制外」人員，不受《教師法》保障，也不適用《勞基法》，成為法制上的孤兒，也因其無法律保障、一年一聘的性質，吸引不少私校以此聘用，取代編制內的專任教師。

高教工會針對12所老牌私校組成的「優久大學聯盟」進行調查，發現從105學年度到106學年度，這12所私校的全職專任教師人數下降了近90名，同時間專案教師人數卻增加了70名，大幅度成長了近27%。

此外，今年起淡江、文化和大同大學新聘的將近40位教師當中，也全數為「臨時工」性質的專案教師，淡江大學日前更公布延攬師資公告，稱107學年度起「新聘專任講師及助理教授均以『約聘』方式聘任」，試圖將「專案教師」常態化。

陳柏謙痛批，「優久大學聯盟」這12所私校的財務、招生狀況都沒問題，卻大幅用專案教師取代正式員額的專任教師，根本是藉此壓低新進教師的勞動條件，若繼續放任此趨勢惡化，大學教師恐有淪為「臨時工化」的危機。

陳柏謙指出，除了老牌私校濫用專案教師，更離譜的是文藻外語大學日前訂出的《專案計畫人員實施要點》，竟規定專案教師一年僅能領11個月的薪資。陳柏謙質疑，如果文藻的契約合法，那之後若有私校訂出一年只有9個月薪資、一個月4萬薪水的契約，教師簽了是否也合法？

專案教師待遇　遠不如專任教師

師大英語系教授黃涵榆形容，專案教師的契約形同「浮士德和魔鬼的契約」，簽了就陷入地獄般被剝削的狀態，不但沒有法律保障，待遇、教學時數和敘薪也都不如專任教師，且因為專案教師是一年一聘，為了要通過教師評鑑，即使權益受損也不敢聲張，痛批「這是極為惡劣剝削的制度」。

黃涵榆強調，專案教師原本是因應學校特殊任務或計畫的短期補充性人力，但現在私校卻把例外常態化，根本扭曲了專案教師的設計目的。他質疑，教育部只把錢花在少數「玉山學者」上，「看高不看低，非常勢利」，呼籲教育部看看好不容易拿到博士學位的教師，保障他們的權益，不要再放任私校為所欲為。

高教工會呼籲教育部，應將專案教師納入適用《教師法》，並對過去遭各校濫用而權利受損的專案教師們提出救濟。工會也警告，若下學年度，老牌私校仍未改善濫用專案教師的情形，他們將在大學博覽會前向家長和大學新鮮人公告「雇用大量臨時工教師的學校」，避免這些學生到不良學校就讀。

教部稱照契約就不違法　遭轟縱容壓榨

對於工會的訴求，教育部高教司科長曾新元表示，目前各校運用專案教師的情形，教育部也有關注，年底會揭露統計數量；若專案教師自認權利義務受損，則是回到和學校的契約去處理。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只發11個月的薪水也不違法？曾新元說，「回到兩造契約，學校有照契約執行就不違法」，至於教育部究竟需不需要再訂立明確規範，比如統一「一年領12個月薪資」，還需再找學校研議。

陳柏謙痛批，教育部對專案教師不聞不問的態度，形同通通授權私校自行決定，這種完全比照商業邏輯，把青年學者壓榨到極致的現況，如果不真正翻轉、改變的話，「台灣的高等教育真的沒有什麼好期待了」。

【惟工新聞】上周五晚（9月21日），以性工作者為主角的中國紀錄片《麥收》於香港放映，活動遭遇反對。《麥收》自上映以來備受爭議，導演徐童未經被拍者同意就公開影片，2009年至2012年間，被拍者、內地團體及香港團體多次反對放映。
 
此次放映為《1997年以來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展映「決絕」（下）》的活動之一，於油麻地碧波押舉行，原定於晚上七點半開始。碧波押門外貼有關於《麥收》爭議的文章，據悉，一群本地行動者上周開始發現《麥收》即將放映，曾向主辦方表達意見。放映開始前，反對放映者到場派發行動說明（註一），場地負責人表示要留待電影放映後再作討論。反對放映者提出希望跟現場觀眾討論，討論結果很可能影響放映與否。其間有場地人員試圖放映，被反對放映者以直幡遮蓋放映機及關掉放映機阻止，並用電筒照射屏幕，以遮閉被拍者的樣貌及個人資料，支持放映者上前與反對者爭論並企圖奪去示威用具。
 
場地負責人為控制場面，決定讓在場者討論，每人發言時間限定在三分鐘內。討論持續到大約晚上九點，場地負責人決定終止討論，以投票決定放映與否，在場反對放映票數多於支持票數，結果宣佈取消放映。
 
策展人肯定《麥收》價值　不應阻放映

策展人聞海表示《麥收》有其重要意義，因為內地有成千上萬性工作者，但她們的處境並未被看見及了解，電影放映後令更多人了解這個議題。策展人指出碧波押的門外亦已張貼了台灣政治大學副教授郭力昕2009年撰寫的文章（註二），指問題已經在文章回答了，有問題的應該到外面看一看聲明，而非阻止影片放映。
 
他認為阻止放映是非常武斷的行為，因為行動方並未看過這一部電影。他表示每部紀錄片都有類似問題，例如某些鏡頭該不該拍，如要討論，就應從工作技巧上而非社會層面上出發。
 
反對者：徐童無權代人出櫃   抵制放映方能杜絕模仿

來自本地基層團體自治八樓的反對者回應指，導演的拍攝手法本身就已有問題，不須看影片才確認到。徐童在2009年親口承認，他在拍完片後才決定製成紀錄片，因此影片的公開並未得到被拍者同意，此次行動並非策展人所說的武斷。反對者強調，絕非認為性工作是羞恥的所以不應公開，關鍵在於，公開與否的決定權應在當事人手中，就正如，即使關心同志的人也沒有權力代他們出櫃（公開性取向）。
 
有觀眾質疑，即使影片有問題亦不應該阻止放映。反對者表示，每一次的放映都是對徐童拍攝手法的肯定，都會鼓勵別人模仿這種侵害人權的做法，因此他們認為必須抵制放映，直至徐童願意認錯並修改影片保障被拍者，才能杜絕這種風氣。徐童不止一次以《麥收》參加影展並獲獎，名利雙收同時卻沒有關心、補償被拍者。如果要了解議題，拍攝性工作的紀錄片也不止這一部，仍有很多好的紀錄片可以選擇，反對者希望策展人回應，為何會選擇放映《麥收》。

場地負責人：拒中國式審查    內地觀眾：花盡心思來港觀影

場地負責人指出藝術家應是自主的，創作不一定要與公眾協商，所以原則上他們不會阻止、審查藝術家的創作，否則就淪為中國內地的政治審查。有來自內地的觀眾贊成放映，他們有自由去觀看《麥收》，行動方不應該把他們的價值觀凌駕在觀眾的自由身上。在中國大陸嚴苛的審查制度下，很多紀錄片都遭禁播，內地觀眾這次來觀影，就是希望了解這些反抗的聲音。
 
談到導演的創作，一名來自內地的觀影者認同個人自由不應侵害他人的自由，但現在只有行動方的一面之詞，而非片中的受害者親身站出來抗議，她希望可透過觀影親自驗證與判斷。她相信大家都想讓這個議題能變得光明磊落，可公開討論，而這一切的前提是能夠觀看《麥收》。

性工作團體：公開身份造成傷害　被拍者曾在網上控訴 

性工作者互助網絡午夜藍亦到場抗議，團體代表指，他認識很多現時在內地或會來香港賣淫的性工作者，他們不一定覺得性工作可恥，但都很害怕家裡的人知道他們以性工作維生，因為他的身份被公開，影響的不只是他自己，還包括家人、子女、社區都會受影響。希望現場觀眾明白，他們身份被強行公開對所造成的傷害程度。

有反對者提出，電影九年前上映時，片中一名被拍者已於網絡上控訴徐童偷拍，表明自己當初已強調不能拍、不能上傳網絡。九年以來，從性工作者到不同團體的的抗議，徐童一直沒有正面回應，而贊成放映者提出的問題，跟九年前的觀眾也沒有分別。如果徐童九年前已作處理，便不會有今天的行動。
  
投票結果取消放映    觀眾嘆錯失對話機會

現場約有十多名觀眾發言，晚上九時左右，場地負責人喊停討論，以投票決定放映與否，結果反對者22人多於贊成者16人。抗議者反對因少數服從多數而失去對話的空間，表示不希望如此對立，而是想共同探討紀錄片的倫理、性工作者的議題，亦非絕對反對播放，只要徐童願意打馬賽克及、刪除個人資料以保障被拍者。場地負責人表示，在決絕影展上播放的版本是導演最終剪輯版，並沒有為片中人打馬賽克。負責人最終決定宣佈取消放映。 

有贊成放映的觀眾指責行動方讓他失去一個了解議題的機會。亦有觀眾最後改為反對放映，她表示，最不能接受策展方逃避責任，全程沒有正面回應疑問，解釋放映的目的。她亦惋惜討論最後流於情緒，正反雙方未能就策展方的角色有效交流。
 
放映多年抗議不絕    引發紀錄片倫理問題討論

《麥收》的放映多年來持續引來反對。2009年3月下旬，徐童在昆明〈雲之南〉影像紀錄展中憑該片獲獎，有觀眾發現影片曝露大量不必要且不合適公開的個人資料，當場詢問導演始得知，被拍者並未同意公開片段，遂引起內地團體抗議。3月底，《麥收》在北京伊比利亞藝術中心的放映再次受到抗議。同年5月，香港華語電影節播映該片，本地性工作者團體青鳥、午夜藍及支援基層團體自治八樓公開反對放映，並到場抗議，事件引發一連串關於紀錄片倫理的討論。

當時，片中其中一名被拍者在網上撰文，強烈表示不願片段被公開，徐童承諾不再在內地公映此片。然而，2011年12月年徐童將《麥收》於上海〈華人女性與視覺再現國際研討會〉展出，內地團體到場抗議。

註：
一、921麥收放映關注組：抵制《麥收》放映行動說明
https://smrc8a.org/2018/2567/

二、妓權、性道德、與自我正義――再談《麥收》與紀錄片的倫理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45653

＜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
前言：落葉歸根還是無盡漂泊
1.Avid的故事：衣錦還鄉的包袱
2.Eaga的故事：被性別身份左右的人生
3.半生在港打工，成長烙印能否輕易抹走？
4.計算打工之旅的得失，不得不看這4組數字
5. 一望無際的農田，過山車般的生計

「在村裡沒有人只用一種方法謀生。」這是我在波諾羅戈驚訝地領悟的一件事。

跟每日早出晚歸，從事全日制工作的很多城市人相較，村裡的工作規律很不一樣。

Geluk一家是一個例子。

37歲的Geluk是少數我們遇到的男性回國移工。他的父母在這條村長大，數十年來一直務農，有時會到附近的藥油工廠打工。Geluk在2000年出國，到馬來西亞雪蘭莪（Selangor）做電機維修。2005年回鄉結婚，回來之後的生活亦與父母相似，部份時間在油漆工廠工作，部份時間種田。

因為想掙多點錢，他在2011年再次出國，今次去的是台灣。原因很簡單——工資較高。他在台北板橋一家只有30人的工廠做焊接。受制於台灣《就業服務法》第52條「三年出國一日」的規定，他在2014年回鄉。

這次他有別的打算。

他用積蓄買了田。除了種植玉米和木薯外，還有一小片種植龍眼和養兔子。然後向銀行借貸，在村口大路旁邊開了一間店鋪，專門維修摩托車和農機，也會接一些鐵架之類的訂單。我不禁好奇，他如何做到打理農田同時經營店鋪？他說種玉米不用太多功夫，店鋪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幹，時間還是鬆動的。只是收割會比較忙，那時店鋪會關門一星期。與出外打工相比，他更喜歡現在的生活。一來時間是自己掌握的，二來可以與家人一起，不用分隔兩地。

但Geluk也不是完全輕鬆。在台灣打工三年的積蓄只讓他有了本錢得到種植那一部份的收入。受制於中間人制度，務農的收入並不穩定。同時，他仍需貸款才能開店，在生意和還債之間，當然是存在風險的。

Rosi的情況比他曲折。

我們在香港已認識他一段時間，因為知道他是第二次來香港工作，所以在去印尼先跟他了解回去然後再離開的緣由。

他在2001年離鄉，在香港工作10年後，在2011年回鄉，當時沒有想過再回來。一方面買了田給母親耕種，另一方面在一名長輩的指點下開始養雞，打算做賣雞蛋的生意，便買了一千隻雞、雞舍和飼料。可是到頭來雞蛋售價很低，賺不到錢。加上當時不幸爆發雞瘟，剛買來的雞死了一半，只能賤價賣掉剩下的雞。那時他的積蓄已經用盡了。

與此同時，他的小孩出生了。養小孩的開支很多。當時家裡只有丈夫種田。Rosi曾經到幼稚園教書半年，清晨四至六點在清真寺教可蘭經，早上七至十點教印尼國語（印尼有七百多種語言，大部份人的母語都不是印尼國語。在我們進行訪談的地區，爪哇語是主要的通用語言）。這份工作每月收入只有50,000印尼盾（約港幣30元）。Rosi笑言，只夠買一塊番梘。

沒辦法之下，他只好在2013年再次來到香港，然後以在香港賺到的錢作另外一些類型的投資。他和丈夫想到，可以開車接送附近學校的學生謀生。因此便以Rosi寄回家的錢分期付款買車，到現在還未供完，因此才繼續在港工作。然而他更想在家照顧小孩。「好陰功，唔係媽媽湊大」。

是「成功」？是「失敗」？很難簡單地下一個明確的結論。

無論如何，我們觀察到，「做生意」是很多回國移工心目中的出路——大家都清楚種田收入微薄，其他工作機會不多，剩下的選擇就是利用出外打工存下來的積蓄，以及可能在外習得的一些知識和技能作為自己做生意的本錢——而他們的生意可以變得很快。

我和伙伴在2016年2月去印尼的時候去探望過Yayan。當時他和丈夫做沙爹雞串小販，每天早上要來回一個多小時騎車出去買雞回家，花數小時處理雞肉，然後在學校下課及清真寺晚禱後擺賣。這樣做了大半年，掙到的錢不多。

在一年後，我們在他的Facebook看到很多蛋糕和薄餅照片。原來他們不賣沙爹了，改為做蛋糕，並以自己的Facebook作為宣傳和接訂單的平台。我們在2017年10月再去他家時，就看到一個大焗爐、大大小小的蛋糕模具和一瓶瓶食用色素。聽他說，目前接到的訂單也不少，收入比賣沙爹時較好。

Kristin的狀況也類似，他和丈夫Danang不斷找各種途徑增加收入。我們住在他們的家，能夠較細緻地觀察到多種可能的收入來源。

最顯眼的當然是家門前的小食店。由於他家就在小學對面，平日有不少學生光顧，購買500印尼盾（約港幣3毫）一串的小食。售價這麼便宜，當然賺不了多少錢。再說，雖然位置適合，其實也會面臨競爭——有時學校門前會有兩三人騎車載著小食來賣。

另一個顯眼的標誌是他家一條五米高的天線。在印尼農村，上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很少數人家連接上了網絡。Danang從網絡供應商那邊接了一些工作，以自家的天線作為發訊站，為附近的一些客戶提供Wifi，然後收取一些服務費。

賣小食和裝Wifi，風馬牛不相及吧。但還未完。正如上網，雪櫃和洗衣機在印尼農村也是相當稀奇的事物。在全年炎熱的爪哇，冰凍的飲品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他們會用1,000印尼盾（約港幣6毫）的價錢賣一塊大冰（約1公斤）給鄰居。在一些忙碌的日子，他們也會讓鄰居使用洗衣機，大概也是1,000印尼盾一次。

最後還有代購服務。在香港，星期日及法定假日是移工們僅有的假期。他們很多時候都會約朋友到公園、行人專區或天橋等「可以坐下來」的地方聚會。聚會的一個重點當然是吃。香港的物價貴，大部份工人不被允許用廚房煮食，想吃到家鄉的風味，他們會向家鄉的熟人訂購各種食物，包括水果、糕餅、煎炸食物等。Kristin和Yayan自家製作的食物，很多時候就是這樣從波諾羅戈送到香港銅鑼灣。

「海外移工為印尼本地帶來商機。」又一個令我吃驚的念頭出現了。

在波諾羅戈的十日，到處可以看到回國移工開的店。在路上，Kristin指著一家糖水舖，說是回國移工開的。路過另一家已倒閉，賣台式食品的餐館，不用說是曾在台灣打工的移工開的。有次在一條村閒蕩路過一間小店，店裡的阿姨用普通話跟我們打招呼，他說這店是他回來後開的。這是什麼回事？大概就是，在一個普遍低收入，工作機會不多的鄉鎮，只有外出打工的人，才會有創業的本錢。在這裡，有好一部份經濟活動是回國移工營運的。

隨著移工一個一個回國，人人都想著做生意，很自然會選擇在有利的位置開店，結果就是加租。人人都覺得購買土地是保值的最佳辦法，地價就跟著上漲了。另一方面，前面提到，Kristin能夠開出的零售價格，只能夠是五毫到一元，因為農村的收入很低，消費力很有限。再加上競爭很激烈，不論是開小食店還是餐館，賺到的錢也不會多，到頭來可能只是流入房東手上，然後大部份生意都因為租金太高而結束。

因此Yayan和Kristin不約而同將目光放到他們曾經工作的香港，因為真正有消費力的人不在本地，而在海外。伴隨著這種代購服務的，是蓬勃的速遞行業。「星期四拎去，星期日就到香港。」真是驚人的效率。

而又，在創業之前，移工儲到的第一筆錢是拿來為自己的家人建屋。建一間屋，最基本的成本是設計、建築材料和工人的工資。一般來說，他們會找村裡的人建屋，村裡的人因而得到務農之外的一些收入。換句話說，移工的消費同時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

移工賺取外匯，回國建屋，有本錢創業，本地地價和租金隨即上漲，同時生意以海外移工作為主要對象。當我們談到一個國家之所以會有大量人口出國打工，很自然會想到這跟本國的就業機會不足有關，也跟政府想借移工賺取外匯有關。但在波諾羅戈，我們可以看到事情比這複雜得多。不但就業機會不足，而且僅有的就業機會，是靠海外移工維繫的。

若移工與本地經濟已經存在這種互倚互持的關係，脫離流動的循環是否仍然可能？

（與Geluk的對話由Kristin翻譯）

【惟工解密】上月，觀塘爆發了一場清潔工罷工，大批外判工人集體停工數小時，抗議食環署督察管理嚴苛。工人對傳媒投訴，他們不僅需要處理非職責範圍內的清潔工作，如清理餿水和泥頭垃圾，還被督察禁止在工作期間飲水，以及除下侷促的反光衣休息。

觀塘區平日人流擁擠，垃圾量相當多，街道亦堆積商戶的餿水和建築廢料，造成不少衛生問題。有報導指出，工人被嚴苛對待的背後，是源於該區環境總監新官上任，打算以嚴格的管理方式解決區內衛生問題。然而，工人的處境真是一句食環處總監「不察民情」可以解釋的嗎？是甚麼原因令食環署沒有考慮其他方法，卻選擇了以高壓方式逼迫外判清潔工？

觀塘衛生問題嚴重　引發食環外判連串角力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從食環署的外判服務說起。據惟工新聞了解，為解決區內的衛生問題，食環署在上一輪外判招標時，曾經大幅提高合約金額，希望在不影響公司利潤的前提下，要求外判公司增撥人手執行清潔服務。以觀塘區的清潔公司立高為例，其各區合約金額如果扣除最低工資升幅，均比上一份合約額外增加8.6至24.3%不等。換句話說，署方並非沒有嘗試以其他方式處理清潔問題，只是方法沒有起效。

為了迫使外判商增加人手，食環署其後的態度由懷柔轉為高壓，決定嚴厲執行巡查和檢控工作，務求向公司施壓。署方在罷工後便聲明，政府在新合約已提供額外資源，要求承辦商額外聘請20多名清潔工人，進一步改善區內的街道潔淨服務，並再次警告承辦商「如表現未能符合合約規定或履行有關法律責任，會採取相應懲罰措施，包括發出口頭警告、書面警告或失責通知書並扣減服務月費」。

署方態度嚴厲　惟外判合約無力規管公司

從今次事件可見，食環署和外判公司的連串角力，不但未有紓援區內惡劣的衛生情況，更令前線清潔工蒙受更大壓力和工作量。職工盟幹事杜振豪便表示，這是源於政府外判制度的問題。他解釋，外判制度設立的原意是以「增加彈性」之名來削減政府人手，同時壓低工人工資及福利待遇。因此，食環署的標書上只是列明該區清潔的最低人手，並未規定公司需要聘用的實際人手，藉此轉嫁政府開支。這項規定使食環署淪為無牙老虎：即使署方在口頭上要求外判公司增聘工人，又以增加合約金額作為交換，但外判公司仍可繼續一貫作風，不但無須增加開支，更可多賺一筆合約費。

清潔工人職工會在這次罷工後的調查便發現，觀塘區現職清潔工的臨時工作量極高。立高的流動清潔隊原本6人一隊，但現時只有3人一隊。公司請不夠工人，令工人工作排山倒海，但食環卻只針對未完成的工作發告票，對人手問題毫無辦法，公司於是再迫工人完成更多工作。在整個過程中，公司不但沒有增聘人手，亦沒有調整工資，工人的時薪仍然維持在$36。

彈性為名　剝削工人為實

多個清潔工職工會均批抨，政府外判合約對工人工作待遇的要求極為寬鬆，變相為外判公司剝削清潔工大開方便之門。現時，外判合約內容雖然要求承辦公司提供防曬帽、工衣、褲等設備，卻沒有據此巡查執行狀況。公司遂要求工人自行購買黑鞋、水鞋、雨衣和手套等，一般費用接近二百元。另一方面，食環署雖然制定了酷熱天氣警告下的工作指引，包括主管應安排員工在較清涼的地方小休、鼓勵工人多飲水等，但指引並不包括在標書內，變相使其成為一紙空文。

以「彈性」之名削減資源的公共財政思維，也令政府部門的執法效能下降。根據香港法例，建築廢料需要運往堆填區處理，並繳交處置費，隨處傾倒是違法行為。但環境署礙於執法人手不足，往往無法阻止這類行為。人手短缺一方面削弱法例效力，另一方面則導致外判清潔工要為政府包底。不少建築廢料既大且重，亦有易碎的玻璃，工人清理時容易受傷。

外判制再爆問題　食環署拒不檢討

是次觀塘清潔工罷工的事件，一如早前的海麗村清潔工罷工一樣，再次揭示了外判制度的各種問題。在現行外判制下，政府將掌控清潔服務的權力拱手相讓予承辦商，不僅無力影響外判公司的人手調配，同時將工人拋擲到勞動市場，削減其工資和福利。署方無力處理清潔服務的後果，是以檢控和罰款等高壓手段強行糾正，但卻只是再令前線工人疲於奔命。

多間清潔工會在早前召開記招，要求食環署跟進外判承辦商的監管問題、加入「生活工資」為計分指標、在標書上列明工人工作設備等。然而，食環署仍然無視問題，拒絕與工會開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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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近年，不少香港人因為中國政府貶低廣東話而憤怒。可是，廣東話不是唯一被貶低的語言，被貶低的程度也遠不是最離譜的。很少人知道，時至今日，香港政府仍然不承認聾人使用手語的重要性，亦不清楚聾人多年來因政府漠視手語教育和傳譯，而在生活上遇上的困難。去年一名聾人因為警察和醫院缺乏手語翻譯而被送進青山醫院七日，更充分反映政府對聾人多麼無知。惟工新聞趁一年一度的國際聾人週，轉載《尖椒部落》的文章，介紹手語這個聾人文化的核心。

文：逗逗君（守語者聾人事務所創辦人之一，來自聾人家庭的聾人）

本週（由9月23日至30日），是一年一度的國際聾人週，今年的國際聾人週主題是：「用手語，通人人！(With Sign Language, Everyone is Included!) 」。

國際聾人週是國際聾人被高度關注的日子，她不僅包括娛樂性的節日，更希望在各國聾人在這一週裡，聚集在一起討論去年聾人社群在教育、公民、政治參與、社會參與等議題的現狀以及問題，討論問題沒有解決的原因，並試圖找到解決方案，同時也會關注哪些問題得到解決，並分享相互之間的成功經驗。

在這一週也希望社會大眾能夠高度關注到聾人群體以及聾人的現狀，並能夠讓社會大眾更加了解聾人，從而促進聾人的社會參與。

手語是聾人議題裡亙古不變的主題，它是聾人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聾人文化其實除了手語語言本身自帶的其特有的文化特質之外，還有聾人的身份認同以及生活方式、資訊接收和輸出的方式，在倡導多元、平等、融合的時代，我們聾人只是人類多元的一種呈現，我們並沒有失去什麼。我們有自己的語言——手語，也有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的文化，我們只是使用手語的少數族群而已。

或許有人會說，聾人就是聽不見啊，就是失去了聽力啊，但我想問提出這個問題的人：「為什麼有聽力才是得到的？」在聾人文化里，聽力不是失去，而是得到，聾人得到了手語，得到了聾人文化。

「聾」並非一種殘疾或損失，而是一種的特質，亦是讓聾人成功創造其他獨特之處和文化的元素。

還記得2009年我第一次知道手語是一種語言，聾人不是殘障者這個說法的時候，那一瞬，似乎身體裡一直被關著的某種東西被打開。自那之後，我便開始身體力行地去將自己得到的手語毫無保留地去展示。

我知道，很多和我一樣的人都和我經歷著相同的痛苦，正如我的父母一樣。他們對自己的聾人身份感到自卑，因為在普通大眾眼裡他們「不正常」。我不希望有更多的人和以前的我一樣，於是我開始倡導我所知道的聾人文化，只要有發言機會，我就會用手語去表達聾人是什麼，為什麼聾人不是殘障者等等。看似很簡單的道理，在實際生活中卻很難傳播，因為在這個大環境下，這麼一個全新的、跳出固有思維的理念，很難去和聾人現有的情況相連接。

也有聾人說自己不是殘障又怎樣？這不會讓我的生活變得更好，也不會讓我的薪水變得更多，更不會讓我有更好的工作，我認為我自己不一樣或者接​​受自己不一樣了又有什麼用？

是的，沒辦法改變現狀，但能讓我們知道我們應有的權利，以及嘗試去推動改變，說不定，現在的推動，幾年後使用手語的人越來越多，手語語言地位得到承認，就真的可以實現很多改變。

就這麼看似簡單的兩個問題的倡導工作，至今我已經做了四年，而且一直還在做，可喜的是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慢慢接受。我們力量雖小，但我始終相信，今後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倡導的隊伍，慢慢地一起去推動，改變自會發生。

聾人群體是豐富、多元、有趣的群體，請你和我一起用手語來拉近彼此的距離，你會發現，使用手語的人們，會是另一番別樣的世界。

作者介紹：

逗逗君，守語者聾人事務所創辦人之一，來自聾人家庭的聾人，經歷「聾人文化」的衝擊而扭轉人生，當過教師、倉庫管理員、咖啡館老闆、現為法律研究機構的助理研究員。

「守語者」是一個2014年8月自發成立公益小組，由聾人、聾人子女以及自然手語翻譯員組成，成員全部都是來自聾人社群的人，所有成員意識到聾人文化觀點對自己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聾人文化的關鍵是手語，聾人文化和聽人文化的關鍵橋樑是中立專業的手語翻譯。

守語者相信只有提高聾人權利保護意識才可能更好地催生聾人聽人共融的社會環境。

守語者的宗旨是「聽覺特殊人群，溝通機會平等」。

Photo credit: Marjorie Lipan on VisualHunt.com / CC BY-N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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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勞聯與老闆集體棄權 「爭取手語成為香港官方語言」議案遭否決
https://wknews.org/node/1334

【惟工新聞】外傭照顧長者備受壓力，年初一名八旬老婦在家打罵、掌摑家中印傭被判守行為。外勞事工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 MFMW）今發布研究，顯示移民家務工照顧長者的工作情況普遍。研究結果亦反映社會對他們在長者照顧上的支援嚴重不足，有四成受訪家務工指身心健康受損，亦估計有7661名外傭在照顧長者時24小時無睡眠。

研究以問卷及焦點小組的形式訪問了1505名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及斯里蘭卡的移民家務工。研究發現，高達四成的外傭參與在長者照顧的工作，其中多於七成負責照顧單身老人。在616名參與在長者照顧的受訪者中，有六成的照顧對象需要額外支援，他們有部分需要使用輔助設備、輪椅或臥床。 

外勞事工中心唐曉昕

九成受訪者不只專門照顧長者　亦要兼顧其他家務

參與在長者照顧工作中的移民家務工人為長者提供廣泛的照顧和幫助，包括照顧他們飲食和營養、提供各種與醫療有關的服務、協助他們處理個人衛生，以及陪伴長者參與體能和社交活動。

在目前或曾照顧長者的受訪者中，其中只有一成表示他們只專注負責照顧長者，而其餘九成參與在長者照顧的受訪者並不專門執行上述工作，需同時承擔其他家務工作。有受訪者在焦點小組提到每日的工作繁重，早上要帶長者到護理中心，再送小朋友上學，之後回家煮午餐再送飯給小朋友，然後就接回長者和小朋友。

僱主刻意隱瞞病情　欠照顧長者培訓　添工作危險

研究結果發現，目前或曾經照顧長者的616名受訪者中，只有43%接受過培訓，但大部分的培訓都是非正式及沒有認證的，同時亦不一定與長者的照顧需求有關。在有接受過培訓的受訪者中，有部人指培訓是來自僱傭中心、僱主的家庭和政府推動的培訓。

有受訪的移民家務工指，面對的困難是不了解長者的病歷資料，有些僱主甚至隱瞞長者的問題或病情。例如，有長者喜歡扔東西或鎖門，如果僱主沒有事前提醒，家務工會很難處理。有僱主亦會隱瞞長者患上帕金遜症和認知障礙症等，甚至是自殺的行為和傾向，有部分工人在工作時才了解到情況。有受訪者表示，所照顧的長者曾有自殺的行為，會常常開窗企圖跳出去。缺乏相關資訊和知識，家務工在照顧長者時非常危險。

照顧長者影響睡眠　兩成受訪者曾24小時無睡覺

在616個目前或曾照顧長者的受訪外傭中，有約四成報告面對身心健康問題，而照顧長者影響他們的休息日。研究結果顯示，每5人便有1人遇到休息日的問題，每10人便有1人沒有固定的休息日。即使在固定的休息日，有受訪者就為了準備食物和藥物給照顧的老人要早上6時起床，其後又要幫助長者洗澡、換尿布和按摩，先可以出外放假。

約三成的受訪者表示，照顧長者對影響了他們的睡眠，其中一半以上的人表示他們缺乏睡眠， 約兩成的受訪者表示有時24小時亦不會睡覺。根據實際人口的估計，在任何一天，約有7661名移民家務工人因為在24小時照顧長者而完全不睡覺。 有受訪者指出，在半夜要幫忙長者去洗手間，甚至有受訪家務工說，如果遇上長者生病的時候，她要在半夜要每半小時就要檢查其身體狀況，變相自己不能睡覺。

逾3.5萬人正輪候資助宿位　輪候時間長達3年

出席發佈會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指，政府一直逃避照顧老人家的責任。至2017年1月31日，在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內，登記輪候資助住宿的照顧服務共有3.5萬人，輪候時間為三年，一成人在輪候期間死亡。據社民連統計，由2003年至今，本港長者人口增加46萬名至125萬。然而社區配套設施方面，卻未有配合增加，例如長者地區中心、長者支援服務隊在十五年間，只是各增加了一間。

勞福局長羅致光形容香港未來十年面對「高齡海嘯」，根據統計處推算，直至2034年，長者會增加至230萬人，每三個人中有一個長者。團體批評，照顧長者是公共社會層面的事務，現時政府卻將責任轉移到個人家庭層面，並藉由家庭將照顧工作加諸到外傭身上，政府必須重新審視這個框架是否恰當。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
 

【惟工新聞】昨日晚上（9月29日），三十多名英國航空香港基地的職員到機場離港大樓，抗議公司在百億巨額盈利下裁員。英航不單倉促裁員，而且給員工的賠償金亦不合勞工法。

員工貢獻數十年光陰　忽然被裁無以為繼

本周三（9月26日），英航忽然宣佈解僱全數85名香港站員工，長期合約的員工即時解僱，短期合約的員工則工作至10月31日。有空中服務員在記者會上批評，事前公司全無通知，直至回去開會才知道此事，英航做法不人道。

突如其來的解僱令員工大失預算，一名年逾50歲的員工表示，她為英航貢獻了一生青春，在公司工作做了31年，曾在45歲時被逼退休，後來爭取了延長退休年齡，續了兩次約，如今再被逼退休。三十年年資全是航空界的資歷，很難找到一份同樣待遇的工作，生活負擔亦有壓力。

工會認為，公司採取即時解僱是為了避免工會發起罷工行動。然而，其他基地的員工待遇卻截然不同。英航關閉新加坡及南非基地時，曾提前6個月及2個月通知員工。

純利逾百億　逼員工接受違法賠償金

英航管理層曾表示，裁員決定與成本調整有關，然而，2017年年報顯示該公司純利超過180億港元。在巨額盈利下，英航卻連法定最基本的賠償也做不到。被解僱當日，英航員工僅收到一個賠償數字，管理層拒絕透露金額如何計算，並要求員工必須於三日半內簽署，否則會視作放棄補償。

計算之下，工會發現同意書內的代通知金僅以基本月薪計算，然而，按僱傭條例規定，代通知金須以過去十二個月的平均完整工資計算，亦即除了基本月薪，佣金、定額津貼、小費等亦須計算在內。員工又發現，即使是同一份合約且同期入職的同事，所得賠償數字也相差數萬元。職工盟批評，英航此舉是「三五折比通知金」。

工會代表吳敏兒表示，經過昨日的抗議行動後，公司決定重新計算賠償金，並給員工多一個星期決定是否接受。

英航是英國數一數二大規模的航空公司，其主要競爭對手是維珍航空。維珍航空香港基地於2016年同樣在巨額盈利下裁員，51名空中服務員被裁走，涉及遣散費共700多萬港元，惟當中絕大部份被僱主以強積金供款對沖，高層直言「香港法例俾我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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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公營事業的目的是服務大眾還是賺錢？有海外中介早在11年前與新加坡公立醫院達成協議，將病人轉診到新加坡醫院，以賺取豐厚佣金，另一邊廂，新加坡公營醫院床位迫爆，曾在醫院搭建帳篷接收病人。新加坡衛生部近日下令，所有公立醫院需終止轉移外國病人到到新加坡。惟工新聞特此翻譯有關報道。

新加坡衛生部下令，所有公立醫院需終止海外病人轉診到新加坡。衛生部表示，公營的醫療機構的首要任務是為滿足新加坡人需求，公立醫院「不可向外國病人推銷」。

報道指，透過海外中介接收國外病人的醫院包括樟宜醫院（CGH）、新加坡中央醫院（SGH）和國立大學醫院（NUH）等。

據報道，有印尼中介轉介當地病人到新加坡醫院治病，並從獲取豐厚的佣金，金額高達病人所付賬單的8%。這些中介的提供的服務包括：醫療程序推薦、幫病人安排預約等。

國際神經協會神經外科顧問Keith Goh表示，對公立醫院的做法時感到驚訝，又批評醫院向「中介」付「轉介費」的做法不道德。他指，若病人的醫療費用為50萬新加坡元（下同，約港幣286萬），8%的佣金即是4萬元（約港幣23萬），比護士的年薪更高。

一間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的中介商HCM Medika，已將印尼病人轉介至新加坡醫院長達11年。據悉，HCM Medika曾向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醫院轉介約1.5萬名印尼病人。其網站亦顯示，不少公立醫院是他們的「官方合作伙伴」：

HCM Medika在網頁中羅列不同合作的醫院，黃圈為新加坡的公營醫院（HCM Medika網頁截圖，惟工新聞加工處理）

該網站稱，他們與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各家醫院達成協議，以便印尼病人前往各醫院接受治療，又指會按病人的的需求和預算作出建議。網站資料顯示，HCM Medika於2007年成立，旨在「幫助印尼人從新加坡公立醫院獲得優質醫療服務」。這間公司不會向病人收費，而是會向醫院收取轉介費。

中介HCM Medika在其網頁上標示各種醫療項目的收費表（HCM Medika網頁截圖）

多年來，新加坡公立醫院一直接收外國病人，但令人遺憾的是，公院無足夠床位容納新加坡病人。

2014年，新加坡大型公立醫院之一的樟宜醫院因床位迫爆，要在醫院地下開設帳篷，以便接收病人。當時，醫院方表示病床佔用率已超過100％，有部分病人在病床上等待超過24小時，當時樟宜醫院亦有向其他私院租用病房。一名住在帳篷的60歲女病人指，帳篷內沒有淋浴設施，並指自己兩天沒有洗澡，可見即時搭建的帳篷情況令人擔憂。

公院迫爆要開帳篷的消息傳出後，惹來公眾嘩然。有議員稱床位迫爆是「因適逢假日而不是更多人患病」。衛生部長則指，新加坡人口老齡化，有更多住院需求，令公立醫院床位爆滿。報道又指，新加坡樟宜醫院的低層病房已被完全佔用，惟較高等級病房被「醫療遊客」大量使用。

報道來源
While SG public hospitals take in foreign patients from overseas, our own are housed in tents
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8/09/30/while-sg-public-hospitals-take-in-foreign-patients-from-overseas-our-own-are-housed-in-tents/

編按：勤勤懇懇工作到病死老死，似乎已不是中國新一代的底層工人必須遵循的道路。對於一班被稱為「三和大神」的工人來說，比起在黑廠忍受非人待遇，「做一天可以玩三天」的零散工作人生更自由。到底，是什麼驅使他們選擇過上這種朝不保夕的生活？除了居住及飲食外，他們又是如何面對愛情及性的需要？

（本文轉載自女工權益與生活資訊平台《尖椒部落》，原作者網名為「朋克婦女」。為方便香港讀者略作調整）

文：朋克婦女

「海信大酒店」，新海信人力資源市場，拍攝：尖椒部落
 
三和大神，指的是聚集於深圳市的三和人才市場旁邊打日結零工的「遊民無產者」，由於他們往往年齡較小，熟悉互聯網文化，所以通過網路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一整套亞文化符號系統。 
 
三和地區周圍是一片普通的住宅樓和一些並不太低檔的商場，人才市場就像一個異物，突兀地插入了小市民生活區內。三和的生存條件毫無疑問糟糕到了極限，這裏的街道垃圾遍地，深圳多雨的天氣使三和小巷臭氣熏天。大神們就在這樣的環境裏活動，經常不得不在糞水堆旁邊聊天、玩手機乃至吃飯，衛生狀況非常堪憂。這裏的食物也都是最廉價的速食，5元的「掛逼麵」（註一）是最流行的。而晚上，大神們如果願意花15元，可以去睡8人一間的大廳，更多時候則是直接睡在三和附近的廣場或者臺階上。
 
 
「掛逼面」，圖片由作者提供
 
充斥黑廠和黑仲介的世界還會好嗎？
 
這次我們詢問了幾位大神，為什麼不願意進入工廠拿穩定的工資，過一般打工青年的日子？

據一位大神說：「仲介黑廠多。」輾轉打工期間，他們遇到過各種各樣的不人道待遇。有導致工人不孕不育的「毒車間」：「我當時聽說了，就沒去，不知道的人也就這樣進去了。」
 
有變相禁止請假的工廠，病假需要層層手續，通常處理結果就是「工頭給你扔一包退燒藥，讓你繼續幹活」。管理層用各種理由克扣工資，「一封警告信200塊」，並以工資為要脅限制工人行動，「一不小心一個月的工資就沒了。」有的廠宿舍條件極差，盜竊頻發，也聽說過強姦案，甚至有好幾起「女的就在宿舍就生了」的事件。
 
扣押身份證等變相監禁行為也遇到過，他們也只能：「沒辦法，認了，只能幹完趕緊走，最多下次不去了。」 更別提一些工廠最常見的問題：伙食差，「吃豬食」；工資低；工作環境充滿噪音、熱浪；還有日復一日的流水線生活中的無力感。

一位大神總結的黑廠排行榜，圖為新份，來自「三和大神」徵信群

 比起在黑廠忍受非人待遇，「做一天可以玩三天」的日結人生更加自由。日結工資在200左右，通常是一些苦力工作，大神們拿了一天的工資，可以在網吧或者旅館過三天什麼都不用做的日子。「做長期工的話受約束，上班有壓力一樣，日結就不一樣了。」
 
雖然他們出身底層，但並不能以此默認，他們就應該忍受普遍的不人道待遇，還有對人身尊嚴和權利的隨意侵害。從根本上說，他們過上大神的生活，正是因為不願意完成主流社會對體力勞動者的規劃和期望，不願被奴役。
 

海新信的招工廣告，工友說黑仲介套路多，絕不可能讓你拿到這個工價。攝影：尖椒部落
 
一位老哥的真實經歷
 
在三和，我有幸請到兩位老哥吃飯。一位老哥告訴我，16歲的他不懂事，剛出來被黑仲介騙去幹活，一個月只有1000塊錢工資，每天工作12小時。流水線工人、木工、地鐵工人和環衛清潔工他都做過。每個月寄錢回家，用於還債和弟弟妹妹的學費，就沒有留給自己的錢了，還好工廠包吃包住。這樣的日子，他過了兩年。
 

作者和兩位大神，圖片由作者提供
 
18歲他進了大廠，一個月工資3500。自己生活費漲到了500，其他都貢獻給父母、弟弟妹妹的生活費和回家的車票。直到20歲，弟弟妹妹都有了不錯的工作，但他的工資仍然是3500。父母開始嫌棄他了，他們說他沒有用，賺不到錢，沒有女朋友沒有車。「打罵是常有的事。」2016年，他的食品批發生意虧本，向弟弟妹妹求助8000元，卻遭到了拒絕。他說，他們現在都有了工作和家庭，嫌棄自己賺不了錢，卻忘記了哥哥曾把青春奉獻給了他們。他心涼了，一氣之下來到了三和，幹日結，打遊戲，睡掛逼床，日復一日，一轉眼已經兩年了。 
 
三和日結零工的性與愛
 
在三和，老哥們談論最多的話題就是「修車」（性交易）和賭博。
 
作為一名女性，其實我很難融入他們關於性的談話，在長達一個月的微信群聊中，我才得以瞭解到三和獨特的性「文化」。談論龍華附近的性工作者，比如以價格低廉口碑好聞名的「紅姐」和白富美的「高傲妹」；偷拍路過三和的女性和仲介女性（如「黑妹」），並加以調侃；在群內傳閱黃色圖片和視頻……這些都是老哥們喜歡的發洩方式。
 
但是他們大多沒有那麼多錢，「在三和，百分之七十的大神幾個月都沒有性生活的，可能百分之八十。」老哥們表示：「修一次可以掛好幾個月，還是擼好。」性工作者服務一次的價格是300元左右，日結工作很難存下錢，所以他們也只限於口頭調侃。
 
三和不是沒有女大神，流離失所的年輕女性來到三和後，更願意兼職性服務業，因為比起黑廠和缺乏保障的日結人生，出賣身體是一種成本低廉、代價不高、容易堅持的工作。據老哥們說，天黑以後，在三和旁邊的龍華公園的隱蔽處，曾有30-50元一次的「快炮」服務：也就是女方只「脫一截褲子」，不脫上衣的速戰速決交易。由於安全措施的缺乏，這些女性很容易沾染疾病，「只有到最後都破罐破摔的，才願意幹快炮，一般女的不幹的。」這些女性為了幾包煙或者一個月的話費，就要承擔起染上各種棘手性病的風險。如果不是徹底走投無路，很難想像任何人會願意這樣生活。
 
30元，在龍華公園的黑夜裏，從一個走投無路的人那裏，交到另一個走投無路的人手中。
 
其實，三和附近的性工作者一般都不是專職者，性服務對她們來說是一個暫時提升生活條件的「外快」。很多時候，她們還是深圳最普通的工廠女工。
 
在更深入瞭解幾位大神後，我發現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在本該性欲充沛的年齡，更多的人卻對性持一種消極，甚至是回避的態度。他們告訴我，其實自己並沒有那麼大的性欲，「在那地方待久了都沒性欲」，睡不好，吃不飽，缺乏隱私，工作疲勞都是原因。
 
不管是對於「紅姐」還是其他三和女神，在私底下，大神們保持一種淡漠的姿態，他們說：「其實沒那麼大興趣了，也就那回事兒。」問到心儀的廠妹「小潘」，老哥說：「不太可能了，沒想那麼遠。」問是否嚮往婚姻家庭，他們總是回答「沒想過」，老哥們認為，其實在三和也挺好的，如果住宿條件再好一點，肯定會有更多人來當大神。
 
三和像一個空氣不清新的避難所，擁擠的視線，惡劣的環境，在這裏，連動手解決的念頭也一天天減少。圍在一起開黃腔，可以說一部分是出於一種文化慣性。
 
這是一個在性這一層面上充滿矛盾的群體，一方面他們和大部分底層男性一樣「饑渴」，不受主流性道德的束縛；一方面他們好像又是禁欲主義的擁躉，從他們身上感受不到年輕人的迫切的幻想和真誠的渴望，仿佛一個被暴曬乾癟的陳年絲瓜。長期的壓抑使他們的性欲支離破碎，一方面無限膨脹而得不到滿足，一方面這一原始的、本能的衝動竟然在漸漸消失。性的壓抑和扭曲的禁欲感，像三和空氣中的複雜臭味一般無時無刻不籠罩著他們。
 
徘徊、張望和流離失所的三和年輕人
 
三和大神們所受的教育決定了他們註定只能成為最底層的體力勞動者，而他們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在婚姻市場幾乎不可能找到交易對象。主流社會期望他們像自己的父輩一樣，年復一年，任勞任怨地裝手機、擰螺絲，在喪失壓榨價值之後回到農村、養豬、蓋房子、生孩子、老去，就此消失於主流視野之外。
 
可是在深圳——這個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超級城市，年輕一代工人可以比父輩獲取到更多的資訊，這條道路由此喪失了吸引力，並展現出它的原貌：貧困、陰暗又污濁的底層人生。他們也許隱隱發現了：在醫療、教育、住房和司法上，在人生的方方面面，他們的父親並非是城邦的自由民。
 
為了逃離巨大齒輪的暴力碾壓，年輕人們終日聚集在三和，徘徊，張望，流離失所。
 
注釋：
[1] 掛逼：三和的日結零工不再進廠打工，靠日結度日。日結並非每天都有，當連日結都沒得做、飯也沒得吃之時，大神們稱這種狀態為「掛逼」。
 
特別感謝歸來的張獻忠對本文的貢獻。
 
請尊重原創，保護版權 本文為尖椒部落原創作品。歡迎轉載，但請保留本段文字：轉載自中國女工權益與生活資訊平臺——尖椒部落（jianjiaobuluo.com）。並保留以下作者資訊： 作者：朋克婦女 流氓無產者，素質低下，格調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