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工新聞】香港失業率多年來介乎3-5%，幾乎為全球最低。但相信讀者都能深切體會，有工開絕不等於收入穩定，生活無憂。其中，從事非連續性僱傭合約（即工作時間不符合連續四星期，每星期工作18小時，簡稱418）的零散工情況最為惡劣，因為《僱傭條例》開宗明義不保障這類工人。換句話說，工作不足「418」的工人，沒有病假、年假、產假、休息日，老闆想的話亦可以任意解僱而不提供任何賠償。

「零散工陣線」在今日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零散工報告。陣線於今年5至7月期間，在九龍西擺設問卷街站及網上問卷形式訪問了527位市民對零散工作意見，當中51%的受訪者，即273人三個月內曾經炒散。受訪者對零散工的整體印象，評分1至3分佔46.7%（10分為滿分），而描述對零散工感覺時，「自由」、「冇保障」、「不穩定」這些詞語出現頻率較高。高達78.2%受訪者認為，零散工的收入不足以應付生活開支，最難負擔的是醫療費用。45.9%受訪者認為，零散工工人處於貧窮狀況及從事散工沒法脫貧。

超過92%的受訪者認為僱主若剝削散工的勞工保障，92.6%的受訪者認為不公道。有88.8%受訪者認為，應修改現時連續性合約內容，以保障任職零散工同樣得到勞工權益，近七成市民提出，可按工作時數的比例計算。

倡議按比例保障權益 批政府資料追不上時勢

陣線建議政府盡快修改《僱傭條例》只保障工作時間滿足「418」僱員的條例，參考外國經驗，按比例計算僱員的保障，保障非「418」僱員，並提出建議的方向讓公眾討論。幹事李彥豪以新加坡為例，指當地勞工法例以每週44小時為基數，根據零散工每週工時按比例提供年假等權益。

他亦批評政府有關零散工的資料落後。在2011年統計處第五十五號報告書發布後，已沒有再統計零散工數字。而當時政府僅將零散工分類為「建造業」、「公共行政、個人及社會服務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員」等類別，早已跟不上就業零散化加劇的趨勢。現在透過不同的手機app和Facebook群組可找到不少零散工，他們的處境才得以曝光。因此李彥豪要求政府主動進行研究和資料搜集，正視彈性零散就業市場和財富差距嚴重社會下的變化，了解勞動市場出現的實質變化和更新非「418」 僱員的數據，與時並進應各因行業和職位搜集參考數據，從根本解釋問題。

零散工自由為假象 工時工資均沒保障

出席記招的Connie在高爾夫球會任清潔散工8個月，時薪為60港元。入職前蛇頭曾表示工作只需洗兩三隻碗，但她指入職後發現工作繁忙，隨時要洗幾百隻碗，連廁所通渠亦要負責。她批評老闆刻薄，她曾試過在午飯期間跌倒亦不敢開聲，怕不再獲聘。

大學畢業生Jacky在過去三個月內做過五六份散工，她指零散工並不是太自由，有時她排的更數比全職工更多，此外，散工出糧亦不定時，她曾試過因老闆人事問題，忘記向總部提交更表，令她要遲一個月出糧。

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志輝指出，飲食和酒店業存在不少彈散工，每日去不同地方工作，因此完全沒有保障，例如老闆不會為員工辦理強積金。

街工勞工組成員王曉君更批評不少行業習非成是，老闆說工友是散工，工友就信以為真，以為自己真的不會有任何應得保障，卻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們什麼是418及相關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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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6月14日，宏光護老院（下稱宏光）一眾外勞護理員因被長期拖欠薪金而集體離職抗議，工潮至今一個多月，宏光方面並無妥協之意，接下來，工友們大概還要走上更遠的抗爭路。惟工新聞訪問了早前突遭即時解僱的黃姑娘，以及後來參與集體離職的黎姑娘，娓娓道來她們來港工作這七、八年間，中介公司和宏光的多重剝削，和院友、家屬有悲有喜的相處，以及公開抗爭以來，她們經歷了怎樣的複雜心境。

來港工作為養家  借錢才付得上中介費

離鄉背井來港工作，不過是為了一份較好的薪酬。黃姑娘與黎姑娘分別來自廣東梅州與廣東茂名，都已組織家庭。黎姑娘在鄉下與丈夫在同一家玩具工廠工作了十一年，月薪通常只有一千多人民幣，如果願意頻頻加班，才可夠到二千的門檻。一位曾經來港當護理員的朋友，給她指出了外勞這條新路，即使知道護老院工作辛苦，還是選擇了來港當外勞，畢竟宏光當初聲稱的月薪比她原有的工資多7倍。而黃姑娘原本在家當主婦，照顧一對年紀尚幼的子女，當貨車司機的丈夫是全家經濟支柱，每月賺著不穩定的兩、三千人民幣，視乎生意多寡而浮動。她經一位定居香港的鄉親介紹，離別當年僅得兩歲的小女兒，到宏光任職護理員。

來港工作，並不意味就能完好無缺地收到理想薪酬。外勞每兩年續約一次，需為每份合約繳交勞務費，2010至2012年、2012至2014年的費用是7,600元（除特別註明，以下銀碼皆為港幣），2014至2016年加價至9,000多元，到了2016至2018年，情況變得複雜。2017年5月，宏光聘請了一批新外勞，這批新工友的勞務費已飆升至41,000元：她們在中國大陸已付給中介公司21000元人民幣，來港後的首四個月，每月還要從薪水中扣5,000元。黃姑娘與黎姑娘等舊有外勞在2016年已經交了16,000元，為了與新標準統一，在17年5月再交25,000元。除此以外，工友從2010年入職起，已遭宏光強迫「回水」，每月剋扣3,000元，直至上年大幅提升勞務費，公司才停止剋薪，改為徵收百分之十的住宿費——但宏光當初提供的條件，包括免費吃住。
根據《僱傭條例》，中介費不可多於首月工資百分之十，工友最多只需付1200元，以2016至2018年為例，41000元的中介費已經超收34倍。這對工友來說沉重嗎？當然沉重。黃姑娘與黎姑娘需要向人借錢才交得上如此巨款，來港後，再用工資一點一點償還。離鄉別井所為的，原來是這樣一份七零八落的薪酬。

體力操勞十二小時  院友野蠻對待添工傷

護理員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一大清早剛上班，便迎來最勞累的工作：替老人洗澡。宏光共有158位院友，老人隔天洗一次澡。工友們分四組，每組三人，於早上七時至九時的兩小時內替二十個老人洗澡。一個工友先用類似輪椅的洗澡車將老人從床上送到有一定距離的浴室，然後與另一個工友替老人洗澡，餘下的一個工友趁此更換床單——如果按照原訂時間表，上述的整個程序時限為六分鐘，實際上根本不敷應用，工友們需要提早開工，六時多便開始，九時半不一定能結束。

工友緊接著準備碎餐、糊餐以餵老人，十一時左右向能夠自行進食的老人派發正常餐，到了下午二時是下午茶，四時開始準備晚餐以及餵食。這些固定的時間點之間，亦被瑣碎而頻繁的勞動填滿。每組三個工友，需要隨時回應四十個老人按鐘，例如扶他們起坐看電視，或替他們換尿片。有些失去自律能力的老人，會在換片時戲玩屎尿，弄得身上、床上到處也是，清潔起來又是一番勞碌。入職之初，黃姑娘和黎姑娘雖然已有心理準備，處理大小二便——尤其接觸異性——始終免不了尷尬與不適，甚至作嘔。後來做得熟了，便習慣了，心態的轉變，不外乎來自情感的累積：「當作自己親人啦、細路仔啦。」

工友們與老人大都相處融洽，有些老人更會把工友當作女兒看待，家屬知道工友們真誠相待，來訪時亦請她們吃東西；但一些老人神智不清、態度無常，委實讓工友吃了不少苦。有些家屬應老人要求而投訴，聲稱錢包、水杯、衣服等個人物件遺失或被丟，實情是他們忘記放在了別處，或自己扔進了垃圾桶，工友便把東西撿出來，洗乾淨。曾有老人在工友替其他人換片時，無端裝滿一大桶冷水潑得她全身濕透。也有被拐杖打、被夾子夾腰的例子，工友們痛上幾天，只好自己買藥油按摩。她們向主管投訴，獲敷衍一句「以後自己小心啲」。面對打打罵罵，「走得快就好彩」，走得慢呢？「好嘅有，醜嘅有，但我地要面對，冇辦法，都係要承受。」黎姑娘的前臂上有一條淡棕色疤痕，那是被老人用指甲抓下的印記，至今兩年未散。「呢啲正常嘅事姐。」如果給這些「正常事」一個名字，便是工傷。

宏光吞休息時間  長期加班近全天工作

工友們分早晚兩更，早更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然後交更。宏光吞併了工友原有的三小時休息，一直以來矇騙她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直至今年三月，兩個前工友發現合約列明工作九小時、休息三小時，成功追回部份欠薪後已回鄉。謊言敗露，宏光把怨氣發洩在餘下工友上。宏光於4月1日要求護理員簽署假聲明，「確認」她們每天有三小時的休息，但事實上，聲明所指的三個小時都是護理員忙碌的時間。早上八點半到九點半，工友正忙於替老人洗澡；晚上六時至七時，頻頻應接老人，接下來更要加班；吃午飯的中午十二時至一時，是她們一天中僅有可以坐下稍息的時間，但不斷被老人按鐘、家屬來訪等事打斷，飯盒吃了兩口便放下。一次老闆弟弟趁此用手機錄下「罪證」，向工友破口大罵：「冚家剷，你地宜家咪休息緊囉，仲話冇休息時間？」老闆的丈夫更從其經營的得寶護老院多調來一個主管，監控更趨嚴格，一見工友暫時有空，便指派她們去做額外工作；又進一步要求工友加班，工友不欲雪上加霜而拒絕，再遭老闆弟弟辱罵：「唔加班就跳樓死！」

工友原本每個月已有約十到十五天需要加班，加班時間從晚上七時到十時，以及凌晨三時至早上七時，兩個時段之間工友不可回宿舍，睡覺亦需留在護老院。有時老人睡不著，胡亂大叫，很是滋擾；如果他們在這段時間按鐘，工友同樣需要前去照顧。宏光並無給工友預留床位，她們只好把紙皮鋪在桌上或地上躺一會兒——如此環境下，哪還能真正休息？加班完結後，早上七時緊接便是新一天的早更，換言之，工友們一個月約有一半的日子，接近二十四小時地連續工作。她們的身心，可想又不敢想，究竟有多疲憊。這樣的付出，在宏光的算盤中價值120元，後來加了10元，也就是一天130元的加班費。

工友拒絕進一步加班後，宏光強行改變輪班制度，輪流從每組三人中抽出一人，工作時間改為凌晨四時至下午四時，而原本早上七時至晚上七時一更只剩二人。雖然工作時數相同，工作量卻大大加重，可見宏光如何巧立名目地擴大剝削。工友沒有反抗的餘地，只求多加一人作伴，遭老闆狠狠拒絕。負責這一更的工友，凌晨單獨從宿舍前往護老院，經過空無一人的停車場，如果發生什麼危險，只有無盡的寂靜與黑暗。內心的恐懼，不是她唯一需要忍受的；在早上七時以前，她要獨自一人照顧六十個老人。

宏光向院友收費繁多  懶理工友醫藥費涉違法

宏光一方面壓榨工友，一方面向院友及家屬徵收五花八門的費用。如果老人需要肛塞甘油條，每月收費一百元；如果老人因傷要到醫院做物理治療，工友送他們下樓去乘車，每月收費二百元；家屬沒空帶老人到醫院複診而請工友代勞，每次收費三百元，一旦超過四小時，則加至四百元。工友外出陪診，往往要在醫院等待很久，從幾小時到一整天亦不出奇，這段時間院舍裡的工作量，就由餘下的人分擔，亦即每個人幹的活都更多了。

過量的工作，積年累月地侵蝕了工友的健康。扶抱老人上下床之類的重活造成勞損，腰、肩、腳等尤其容易受傷。護老院環境封閉，空氣不流通，工友們自覺免疫力下降，兩三個月便是一場感冒，黃姑娘曾咳嗽一兩個月仍難痊癒，花了上千元醫藥費。勞工處規定僱主須為外勞提供免費醫療服務，但宏光一概不曾為工友們付醫藥費。建基於工友額外勞動的收費，全數落入老闆口袋中，工友並無半點分紅；當工友因額外勞動而致病痛損傷，老闆的口袋卻是翻不出錢了。

工餘疲累難放鬆  薪水盡寄回鄉零奢侈

工友們來港多年，生活的軌跡始終單調得可怕，來回於宿舍與護老院兩點一線，像一個牢牢的死結。每個月不用加班的一半日子幾乎是奢侈，起碼可以回宿舍安睡——即使那床不獨屬於你。搬遷以前，宏光提供的舊宿舍中，兩間房裡各有兩張雙層床，客廳裡在電視附近再多擠一張雙層床，合共便有十個床位，供十四個外勞工友攤分。結果同一床位兩人早晚輪流睡，不知道還稱不稱得上私人空間。客廳裡的電視亦沒幾個人看，如果要看，只得坐在別人的床上，那麼一張床便被更多人瓜分。每逢一年一度的查牌，宏光提前一兩日接到風聲，便吩咐工友們收拾好個人物品，把客廳的雙層床拆掉。在查牌那短暫的空白中，至少有一個工友，成為了一個沒有位置的人。

勞工處訂明，住宿費最高收取工資的百分之十或實際的住宿費用，以較少者為準。17年5月起，宏光向工友盡收月薪百分之十的住宿費，終於換來了「進步」：6月工友們搬到新宿舍，空間比較充足，每人有了自己的床位，即使其中一張雙層床，仍是擺在客廳。

說到工餘消遣，工友們下班後大都疲倦不堪，再無餘力外出遊樂，抽出時間採購日用品後，便留在小小宿舍裡和其他姊妹聊天。搬到新宿舍後，她們湊錢拉了網線，睡前可以玩玩手機。當工作壓力太大，或被老人家打罵而委屈，黎姑娘實在心煩時，傍晚便拉兩三個工友，到鄰近淘大花園的公園散散步，坐一會兒，夜色漸漸暗了，大概半小時後回宿舍。在香港生活八年，除了九龍灣一帶，黎姑娘的足跡沒有走得更遠。

真正算得上放鬆的時候，怕是只有回鄉。黃姑娘一年回鄉兩三次，每次八到十天，黎姑娘則較頻密，兩三個月回一次，但每次只留三至四天。回鄉一程長途車動輒七、八個小時，舟車勞頓，只是為了見一見親友。當外勞賺的錢中，她們自留一千幾百，其餘全都寄給老家。周圍商場林立，除了日用品，她們再不捨得花錢買什麼慰勞自己。「衫夠著就得囉，唔洗扮得咁靚。」黎姑娘樸實地笑說。

壓抑求助職工盟  抗爭啟蒙同行爭權利

在封閉的環境中，埋頭苦幹的工友們一直沒有發現自己被剝削，直至今年三月兩名員工成功追償，才東窗事發。宏光態度遽然變差，監管嚴格得本地工友都不禁投訴，收到的答覆是「我哋唔係針對你，係針對外勞」。調班工作繁重，又時刻受監視，工友們身心俱受折磨，即使提出辭職，老闆必因人手短缺而不批准，最後決定向職工盟求助。

工友們怎麼懂得找上職工盟呢？原來是網絡傳播的力量：此前一些外勞利用微信四處發送工會秘書鄭清發的卡片。工會與工友們商討以後，基於《僱傭條例》10A，即欠薪一個月後，僱員可終止僱佣合約而毋須付代通知金，工友於6月14日集體離場。當日宏光主管見狀報警，大批警員洶湧到場，剛踏出第一步的工友們不得不提心吊膽，最終鄭清發解釋緣由，警方才離去。

6月14日至今，工友們試過露宿政總，亦試過七一當日擺街站、派傳單。不知不覺，工潮便已持續一個多月。誰料到她們會有站出來抗爭的一天？黃姑娘最初打算拿回應得欠薪便走，追討六十萬元，怎料宏光卑劣得只願賠償三萬。約於6月末、7月頭，其中一兩個工友鄉下的家人接到宏光的恐嚇電話，稱寧願付幾百萬、幾千萬律師費也不會賠償工友。黃姑娘和黎姑娘最初沒有將事情告訴鄉下的親友，現在親友都支持她們的抗爭，討回血汗錢。工友們在香港無依無靠，黎姑娘的家人最擔心她的安全，得悉職工盟一直陪伴工友，又替她們找地方暫住，都放下心來。

工友們無家可歸，四處流離輾轉之間，接到一個喜訊。三個其他院舍的外勞護理員向她們道謝：「好彩你地通條路俾我地行！」原來，她們看到關於宏光的報導後，才意識到自己同樣被剝削，當即錄音留作證據，經宏光的工友聯絡上工會，現已成功和解，獲得賠償啟程回鄉。宏光事件打響頭炮，揭露了聘請全港過半外勞的安老服務業的黑暗面，激發同行爭取權利。替人高興時，宏光工友自身阻滯難前，老闆剋扣薪金、勞務費的行徑乾手淨腳全沒有留下把柄，工友受了多年剝削，立案之時卻被質疑證據不足。「我地蠢嘛。」黃姑娘自嘲的語氣十分輕鬆，卻更讓人為她們的處境心酸。

工友被剝削如賣豬仔  院友家屬同是苦主

離開宏光，並不意味在那裡多年來建立的關係，就此一筆勾銷。相熟的院友和家屬曾私底下聯絡黎姑娘，傾談整個小時。家屬向她訴苦，老人不願意讓其他護理員餵，吃得較少了。黎姑娘工作八年間，老人的變化都看在眼內、記在心底。有些老人初初入院時胃口不佳，工友用針筒細細餵食糊餐；如果老人發脾氣，便要多哄他們，或暫時擱下一會兒再回來餵。這需求極大耐心，工友付出的同時，亦與老人築起深厚情感。黃姑娘憶述一次回鄉過後上班，才發現一個親近的婆婆怎麼邋邋遢遢，原來在她回鄉的十日間，婆婆都不願讓其他工友幫忙洗澡。

長年相處下來，老人認定了工友，哪有一下子說換就換的道理。新來的護理員亦可能不了解個別老人習性，於是有所不周。安老服務業以照顧為核心，照顧者的身心充裕與否，直接影響服務的質量。護理員遭受壓迫，並非護理員一人之事，而必然與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環環相扣。如果放任僱主剝削工友，院友和家屬同樣是受害者。

據聞宏光現時調整了工資，留任的四個外勞剛來不久，年資最短的僅到港五個月，即使她們明知自己正受剝削，起碼要填平41000元的中介費才能離職，不然就平白負上一筆巨債，回到中國大陸的話不知何時才還得清。這種境況與人口販賣中常見的強迫勞動，真的相去很遠嗎？

勞工處漠視外勞訴求  工友未來繼續漂泊

在宏光工潮中，勞工處毫無支援，暴露了輸入外勞的機制漏洞。勞工處最初只向求助的工友提供一份原就是公開資料的露宿者之家名單，外勞一旦發生勞資糾紛時，難道只得流離失所？部門間互相卸責，工友來回奔走於長沙灣、旺角、觀塘三個辦事處，曾請求可否在總部集中處理，等待半小時後，人們陸續下班，最後仍沒有一個肯定的回應。此前有外勞回鄉後差點無法來港繼續訴訟，因為個別公安廳見其之前港澳通行證是工作簽證，可能懷疑外勞再來港會打黑工；這次宏光工友們準備好訴訟證明，期望能順利入港。

如此一波三折，工友們依然保持樂觀。公開抗爭以來，必定承受不少壓力，黃姑娘把這些經驗視為更廣博的見識，自覺變得大膽了。黎姑娘在事情曝光後，反倒鬆了一口氣，彷彿八年的屈苦終於得到紓解，即使親歷宏光苛待，仍相信香港還有伸出援手的好人。那麼還會繼續來港當外勞嗎？黃姑娘與黎姑娘不約而同苦笑了。當她們踏出宏光門口的一刻，心裡已經有打算，「新聞一出街就冇人請啦」，但正如她們已經啟發其他院舍的外勞爭取權利，「希望其他姐妹唔使俾老闆剝削，為以後嘅外勞抗爭，冇後悔行出來。」

豁然的眼神，卻望不見一個明朗的未來。在中國大陸，中年女人很難找工作，身分證上的年齡數字越大，便越易被時代淘汰。而且鄉下工作機會較少，工資亦只有一千幾百。艱困的就業環境，不代表她們就此放棄。「搞完呢邊啲事，就會搵嘢做。細路需要錢嘛。」為了孩子，黃姑娘已經缺席小女兒兩歲到十歲的成長，平時只靠微信、打電話聯絡。越是珍愛家人，越是要遠離家人，這幾乎成為了每個外勞人生的悖論。黃姑娘與黎姑娘如今在香港就業的希望已然渺茫，也許會到深圳、東莞等大城市打工，始終是要漂泊異鄉，而她們一再笑著說，冇辦法啦，慣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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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23日，希臘雅典以東及以西地區發生大規模山火，至今已經造成92人死亡，超過180人受傷，數以千計房屋被焚毀。據《衛報》報導，雅典東部沿海城市馬蒂（Mati）被火焰摧毀（obliterate）。這場山火被視為自二戰以來希臘所遭受過最嚴重的災害。除澳洲外，沒有國家因山火而蒙受如此巨大的死傷和破壞。

為了逃避山火，大量居民打算駕駛私家車前往雅典。但山火的威力令一些汽車開始融化，金屬慢慢滴落地面，汽車輪胎也有熔成液體的危險。另外，由於當局未有設立合適的逃生計劃，不少居民被困在封閉的路上，一些人被困火場死於車上，又或吸入大量有毒氣體身亡。

不少逃避山火的居民被迫跳進海裡逃避大火和濃煙。他們在海上漂流數小時被海岸警察或船隻救起，但當中有24人因此溺斃。

在大火發生五天後，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承認責任。公民保護部部長托斯卡斯（Nikos Toskas）引咎下台。

山火令緊縮政策惡果全面爆發

是次山火造成的大規模死傷，暴露了希臘實施多年的緊縮政策令公共資源嚴重萎縮，在遭遇自然災害時完全沒有能力保障人民。

自2007年美國出現經濟危機，全球各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當中，歐洲國家如西班牙、希臘等成為重災區。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在2013年一度升至30%，而希臘則因稅收崩潰造成龐大赤字，被迫向外大量舉債，並在2010年宣布破產。

為了償還歐元區國家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鉅額貸款，希臘被迫將主要國有資產如港口、機場等私有化，以出賣國家基建的方式換取資金。另外，希臘實行嚴格的緊縮政策，大幅減少政府支出。以消防預算為例，2007年預算為5億歐羅，2018年的預算只剩下約3億9千萬歐羅。即便每年夏季希臘都發生大大小小的山火，2017年防治火災的預算卻只得8百萬歐羅，僅滿足到的一成需要。

緊縮政策的後果在這次山火徹底爆發。據當地消防人員工會負責人斯塔索普洛斯（Dimitris Stathopoulos）表示，政府削減預算令至少三成消防車長期報廢：當中15%，亦即1750部消防車機件有長期問題和嚴重老化，另外15%需要補充部件才能運作，但當局卻無力承擔。希臘現時只有21架消防機，由於撲救山火長期耗損，當中僅9架正常運作。國內消防設備嚴重不足，更迫使當局向私人公司租用消防飛機和直昇機。

另一方面，為了節省開支，政府在2011年裁減4000名全職消防員，並以臨時工取而代之。在整體消防員人手減少的同時，當局竟然再把700名消防員調去鎮守被私有化的機場和道路，令人手再度縮減。

取締違法建築 無視危險背後源頭

面對上月山火所揭露的問題，總理齊普拉斯表示將取締有安全隱患的違例建築，未有對緊縮政策的問題作出回應。然而，即便說到違例建築，也只是問題的表面。大量不合規格的建築物的確助長火勢漫延，但導致建築物不安全的原因並不只違例建築。

一些當地居民表示，居住環境危險的原因是家庭的財政問題。他們承認負擔不起清理柴草的費用，變相令家居環境變成一個「燃料庫」，促使火災漫延。評論者則表示，自從希臘將水務事業私有化後，不少地區的消防栓和儲水箱便長期缺水，國家電網的出售也令變電所的維護次數少於以前，這些問題均導致居住環境變得惡劣，令山火一發不可收拾。

參資資料：
The Latest: Greek fires death toll stands at 92
Greek firefighters join public outcry at ‘woeful’ response to lethal wildfires
'God doesn’t give us the words': Greece wildfire survivors share tales of terror
Greece fire response wrecked by years of austerity
Wildfires in Greece—the price of austerity
The Greek fires: a catastrophe fuelled by aust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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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爆炸：你必須知道的五件事
 

【惟工新聞】家暴令人想起的通常是夫妻間的暴力，而性小眾面對的家暴鮮為人知，向外求助亦時常碰壁。今天（8月11日）本地同志組織女角平權協作組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季康教授發佈「香港女性性小眾親密關係暴力問卷調查2017」結果，接受網上問卷調查的216位女性性小眾中，近八成受訪者曾遭受親密暴力，問題嚴重。

親密暴力普遍   身心負面影響大

親密暴力主要分為身體暴力、心理暴力以及性暴力。調查發現，約78%受訪者曾受到至少一種暴力，高於鄰近台灣的51%。其中受心理暴力的受害者最多，高達七成，常見行為包括故意忽視、持續辱罵、以自殺作威脅等，使受害者出現抑鬱、失眠等症狀，影響日常生活；曾受推撞等身體暴力者佔約46%；而性暴力受害者佔約24%，除了身體受到傷害，亦會留下創傷，如害怕與人有親密接觸。

親密暴力受害者阿Wing曾受到前伴侶長達一年的家暴。對方情緒不穩定時會亂扔東西，甚至自殘，例如用手提電話等硬物打頭，阿Wing在推撞之間亦曾被打，留下疤痕。阿Wing曾陪前伴侶去看醫生，但醫護人員未有察覺異樣，警覺性不足。前伴侶曾向阿Wing發送服藥、上吊的照片和訊息，以自殺威脅她。阿Wing當時承受巨大壓力，時常失眠，工作時精神很差；即使現已結束關係，仍有一定後遺，例如收到沒有來電顯示的電話感到焦慮，日常生活細節也會勾起家暴的記憶。

性小眾多私人求助    對警察、社福機構信任度低

研究進一步調查了受害者遭受親密暴力後的求助情況。受害者最常訴諸非正式途徑，例如約一半人會向朋友求助，對此的滿意度最高，5分滿分中獲3分以上，對同志組織及社工的滿意度則為約2.5分。相比之下，向正式途徑例如社會福利署和警務人員的求助率以及滿意度，是所有途徑中的最低，分別為22%以及約1.4分。

研究指出，最影響求助意欲的個人因素是「覺得問題不嚴重，自己有能力處理」，顯示她們的意識不足，低估了親密暴力的危險。另一個相關因素是擔心求助後性傾向會被公開，而威脅披露性傾向也是心理暴力的其中一種行為，可見性小眾面對親密暴力時有其特殊境況。

機構的表現也降低了受害者的求助意欲。大量受訪者認同社會上缺乏處理同性伴侶暴力的機構，對一般非政府機構處理同性伴侶家暴問題亦缺乏信心，擔心求助會反過來造成二次傷害。因此，最多受訪者未來會選擇的求助途徑，仍是朋友、同志組織和家人等非正式途徑。

警員誤解性小眾處境  倡建立友善環境  

女角平權協作組建議，加強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對性小眾暴力議題的專業訓練。警方前線人員普遍不了解性小眾文化，以異性戀角度切入事件，無法解決問題。幹事楊煒煒分享過往案例，一位受害人在屋內躲避門外持刀的施暴者時報警求助，警察上門後發現雙方皆為女性，無法套用男方施暴的常見模式，不懂分辨誰是施暴者，誰是受害者，便同時拘捕二人，意圖控告她們毆鬥。陳季康補充，社工、心理專家等範疇，亦需要更多相關教材與訓練，運用資源建立性小眾友善的服務模式。

現今性小眾組織仍無法加入社會福利署的常規架構，例如研究家暴問題的「關注暴力工作小組」，令性小眾的家暴問題遭到漠視。陳季康比較港台現況，指出台灣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的概念寬闊，涵括同居者、前度伴侶等，並無性別之分。在雙重的通報機制下，醫生、社工等相關業者有責任通報疑似家暴的案件，警察部門中亦設有專門的家庭暴力官。如果情況嚴重，受害者可申請保護令，強制施暴者離家、接受相關治療等。

＜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
前言：落葉歸根還是無盡漂泊
Avid的故事：衣錦還鄉的包袱
Eaga的故事：被性別身份左右的人生
半生在港打工，成長烙印能否輕易抹走？

【惟工新聞】前三篇人物專訪，讓讀者從受訪者的腳步走過了一趟趟的旅程，完結打工之旅，讓我們坐下來，從收入、使用、中介費及短付工資四個數字數算一下得與失。

1.收入

首先，從一個基本的數字出發：在港移民家務工的薪金。

香港政府由1973年開始輸入移民家務工，移工受最低工資規定保障（當年月薪為450元）。最低工資數字在不同年份作出調整，十間這工資升幅由10%至30%不等，1983年規定最低工資增加至1,650元。後來，升幅逐漸減緩，至1993年，最低工資規定為3,500元。

1993年至2013年這二十年間，移工的工資一直徘徊在三千多元，期間有兩次減薪、九次凍薪，直至2013年9月，移工最低工資才突破關口達到4,010元，往後，最低工資每年只增加100元，與香港人入息中位數的差越來越大。

下圖顯示了近年來政府宣佈的移工可接受最低工資、與及港人平均入息中位數。移工的薪金為本地人平均入息中位數的20%-30%左右。

雖然，理論上食物及住宿由僱主提供，但是食物津貼的金額少得可憐，近年才加至四位數（一千多元），而且並非所有僱主都有提供；至於住宿，問題更是多到數不完。

2.使費：四千多港紙在印尼已經是很大筆錢？　

有人認為移工的工資不算少，因為他們月薪4千多元，換算為印尼盾是很大筆錢。這種說法似乎有個假設：移工賺的錢全都寄回印尼使用。但是，有的僱主未必提供足夠的食物或食物津貼、放假時移工又要自己支付交通飲食，事實上，移工在香港生活，他們的工資有總一部份是在香港使用的。

為了解移工如何使用他們的薪金，我們找來5位移工詳細紀錄了自己開支。這些移工都在香港工作超過4年，受訪者表示，他們往往都在留港最後兩三年才會留下工資作儲蓄，此前，他們的工資通常用在生活開支和寄回家兩方面。以下是5位移工一個月的開支：

J紀錄那一個月生活使費為2,323.2元，寄1,500元回家。日常使費當中3成用在通訊，3成用在飲食和聚會，1成用在購買衣物，1成用在交通方面。 

V那一個月使費為2,053元，當中3成用作飲食，1成用作交通，其他則用在購買雜貨、衣物、文具、沐浴用品等。

H那一個月裡的生活使費為1,885元，當中3成花在飲食方面，2成用作交通，2成用作購買衣物。

L在一個月裡的日常使費為1,707元，寄2,500元回家，這意味著他那個月沒有留錢作自己儲蓄。日常使費當中，3成用在飲食方面，3成用來購買衣服和護膚品、化妝品，2成用作交通費。

F一個月生活使費為1,179元，當中7成半用作飲食，2成半用作交通。

飲食估了日期花費很大部份，當中很多時都是光顧本地店舖，例如7-11、美心、惠康。移工工資全都流回母國，只是沒有事真根據的印象，反倒掩蓋了，移工也是本地經濟重要一環。

3.中介費意味著什麼？

移工團體多年來持續調查中介超收費用的情況，那些一萬元、兩萬元的數字，對香港人來說，雖然不算少，但也說不上天文數字。中介收費除了意味著移工少了三個月至半個月不等的工資，對他們的人生來說，有著怎樣的意義？

如果說，中介費就仿似一筆投資的本金，那麼這筆投資也未免太不合算。Avid，出外打工十年，兩年在馬來西亞，在香港工作八年。她回鄉興建小賣店的資金，正正等同當初付的中介費。

Rosi在2001年來港，那時中介扣了她七個月工資合共21,000元。十年後，她用打工儲到的部份錢在家鄉買了一塊地給媽媽耕種。她媽媽在那田地上耕作稻米，一年的收成所得約3,000,000印尼盾（約港幣1,765元）。也說是說，Rosi當初付的那筆錢，足足要耕田11年才賺得到。

4.老闆短付工資意味著什麼？

2000年左右，越來越多印尼移工來港。早期，中介以較其他國籍家務工低的薪金向僱主推銷印尼家務工，大量移工被僱主非法短付一半工資。為了逃避責任，僱主一般會先把工資存入銀行，著工人提款出來後就拿走部份薪金，剩下的才是工人真正的工資。

kristin2000年來港，直至2015年才回鄉，15年間她的儲共四萬多元－－這與僱主當初扣起的金額相若。第一份合約那兩年，僱主每個月扣起她1,870元，兩年下來總共44,880元。

再誇張的例子也有。Ani2002年來港，她同樣被每月扣薪1,870元，合約屆滿兩年後，老闆稱「去其他地方工作好危險，其他老闆未必對你好，未必有得食」。在沒有假期、缺乏資訊的情況下，她只能相信老闆，續約兩年。期間老闆繼續短付工資。四年來，她每個月得到1,800元的工資，總共被扣薪80,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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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本年五月，愛爾蘭政府舉行公投，在絕大多數贊成票的情況，決定撤消禁止墮胎的憲章。在撤消前，只有在母嬰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孕婦才能夠進行人工流產，即使是因姦成孕、亂倫、胎盤異常也不准進行人工流產。在公投議決前夕，支持和反對雙方皆在愛爾蘭國內舉行集會，反對墮胎者依然堅持未出生的嬰兒具有生存權利。

與此同時，在香港的網絡上亦出現了與人工流產相關的爭論，一個關於人工流產的facebook公開帖文，引起了留言區內的爭議，留言數逾百，留言者當中支持者與反對者相若。惟工百科這次整理了部分地區的相關法例，作為日後有意討論相關議題人士的討論資源。

東亞地區

香港
在香港，允許人工流產的法例在1981年立法，為《侵害人身罪條例》的第47A條。條例列明，在兩名註冊醫生同意的情況下，可以在指定醫院進行終止懷孕手術。不過醫生只能在特定情況下批准合法人工流產，概括而言，懷孕24週以內的孕婦，假若懷孕造成的生理或心理影響比終止懷孕大，或者嬰兒出生後會出現嚴重殘疾，醫生便可同意人工流產。假若孕婦年齡不足十六歲，或者是亂倫、強姦等性罪行的受害者，也可以合法進行人工流產。不過，假如孕婦已懷孕24週以上，上述規例就不適用，醫生只能在挽救孕婦生命的前提下進行人工流產。

在香港，能合法進行人工流產手術的醫院包括養和醫院、北區醫院、瑪嘉烈醫院等，詳細名單可參考此頁：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6/28/P2017062800464.htm。當中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家計會）除了提供人工流產服務外，其轄下診所亦提供免費諮詢服務，但則只為懷孕10週以內的孕婦進行人工流產手術。

中國：計劃生育令強制人工流產手術橫行
相比其他東亞國家，中國並無全國法例明確規定人工流產行為。除非有人以胎兒性別為由決定終止懷孕，否則人工流產原則上不被禁止。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國人民享有生育自由。相反，由於中國長期以來實行一孩政策，人工流產手術被政府用以懲罰交不起超生罰款的婦女。

由1979年到2015年實行的一孩政策實際上是以階級來決定生育權的政治措施。只要交得起超生的社會撫養費，相對富裕的家庭便可以生超過一名子女。但對貧窮的鄉村家庭來說，不少人因為無法承擔超生罰款而被迫逃跑。部分婦女更被計劃生育辦事處（計生辦）人員強迫人工流產。由於一些婦女已經懷孕超過24週，人工流產手術又相當粗暴，手術對她們身體和精神帶來極大創傷，更有人因此死亡。

計生辦的暴力執法釀成相當大的爭議。最著名的事件是廣西玉林博白縣的暴動。2007年2月，博白縣由於超生問題嚴重被上級警告，引致計生辦大規模向群眾徵收超生罰款，更強迫婦女人工流產和上子宮環節育。不少民眾拒交罰款繼而被計生辦人員虐打、搶走農具和電器等。一連串的暴行激起上千人包圍政府，進行大肆破壞，衝突導致多人死傷。今年5月，彭博引述消息指中國計劃在2019年前全面取消生育限制，但這項政策帶來的傷害不會因此而消失。

台灣
目前台灣僅允許24周以內，有唐氏症等先天重大疾病，符合《優生保健法》規範的胎兒，才能終止懷孕。具體規定如下：

1、雙親之一有「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病、傳染病或精神疾病者。
2、近親有「有礙優生」之遺傳疾病者。
3、醫學認定，懷孕或分娩危害母親生命、身體或精神健康者。
4、醫學認定胎兒有不正常發育者。
5、因強制性交、誘姦而懷孕，或依法不得結婚而相姦受孕者。
6、如果生小孩會影響母親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

韓國
於1953年頒佈《墮胎法》，只有當孕婦健康受到嚴重威脅、因強姦、亂倫致孕或胎兒患有嚴重遺傳疾病時，孕婦才可接受人工流產手術。懷孕24週後，一切人工流產手術均屬違法。對非法人工流產的女性處以一年以下的監禁以及200萬韓元以下的罰金。對於實施人工流產手術的醫生等人也將被處以兩年以下的監禁。

日本
可在懷孕22週以內實施人工流產。

《母體保護法》規定，在繼續妊娠或分娩會在身體或經濟理由上對母體健康造成顯著的傷害或性侵結果的懷孕的情況下可人工流產。

歐盟

愛爾蘭
五月舉行的公投通過墮胎合法化。此前，愛爾蘭是歐盟墮胎法最嚴謹的國家之一，1983年公投通過憲法第八修正案，賦予未出生胎兒與母親享有同等生命權，即使因強姦、亂倫或胎兒被診斷有致命疾病，均不能人工流產。憲法隨後稍為放寬，1992年公投准許國民出國進行人工流產，2013年容許母親生命處於危險，包括自殺時可終止懷孕。違法者最高可判監14年。

塞浦路斯、波蘭
只容許在極端情况下才可進行人工流產，例如因姦成孕或對母親健康有嚴重威脅。

英國
進行人工流產的婦女須有2名醫生基於醫療或社會原因證明有其必要才可。

馬爾他
歐盟唯一完全嚴止人工流產的國家，任何違規婦女會與其醫生一同判囚，面臨18個月至3年監禁。

北美

美國
1973年已落實全國人工流產合法化。愛荷華州早前通過法例，懷孕6周後若偵測到胎兒心跳就不可進行人工流產，否則即違法，成為美國墮胎法最嚴謹的州分。

加拿大
人工流產在懷孕所有階段均是合法的。總理杜魯多曾表示，撥經費支持女性獲得安全與合法人工流產的權利。

南美

在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海地、尼加拉瓜和蘇利南，人工流產是被全面禁止的，在這些國家進行人工流產手術的醫生及孕婦被捕後要面對半年至十二年不等的監禁刑期。

在危地馬拉、巴拉圭和委內瑞拉，則只有在母嬰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才容許人工流產。

在智利、巴西、阿根廷、古巴、厄瓜多爾、墨西哥和巴拿馬，因姦成孕能成為合法人工流產的理由，但仍有各自的懷孕周數限制，超出法定懷孕周數的也是不能以此為理由進行人工流產。而波利維亞、哥倫比亞、聖露西亞則進一步容許亂倫成孕的受害者進行人工流產，同樣也受法定容許的懷孕周數限則。

在南美，法例容許自由人工流產的國家包括古巴、圭亞那和烏拉圭，不過也需在其國家限制的懷孕周數前才可進行人工流產。

【惟工新聞】拾荒者一直清理、回收垃圾，為城市的環保默默付出，政府卻漠視他們的勞動，甚至無理票控。上月23日，拾荒者陳恭蘭（蘭姐）在北角工作期間，將一袋物品暫時放在地上，2秒後即有兩名食環署職員票控她亂拋垃圾，引起社會關注。直到本星期一（8月13日），食環署決定撤銷控罪。今天（8月15日）關注拾荒者團體「拾平台」召開記者會交代詳情，並呼籲食環署、環保署帶領公眾認識拾荒者，肯定拾荒者的工作價值。

政府不了解拾荒者工作    婆婆哭訴執法無情無理

蘭姐遭票控後，拾平台發起網上聯署行動，要求食環署撤控，並於7月30日陪同蘭姐到東區食環署與兩名衛生督察見面，提交申辯信及1595個聯署簽名。拾平台成員趙日輝指出，兩名衛生督察並不了解拾荒者，查問了工作流程、區內拾荒者人數等資料，最終口供長達六頁。

對於食環署撤銷控罪，蘭姐表示高興，感謝各方人士協助討回公道。她表示拾荒十多年未曾被票控，每晚都會清潔妥當才離開，但此事至今困擾她三星期，影響了她的身心健康，「激到入醫院」住院七天，更決定此後退休，打算申請綜援。她直指食環署職員「處理得唔好」，應多聆聽拾荒者的意見，拾平台發言人鄧永謙指出，食環署的前線人員不清楚拾荒者的工作，只覺得他們「執垃圾」。

另一名拾荒者黃月嫻感到被食環署欺負，曾遭清潔工人罵「唔知醜」、「成日要我地執你啲垃圾」。她哽咽表示，除了推車多次被充公，失去營生工具，連車上的私人物品也被一併沒收，包括一整年的血汗錢，現時生計也出了問題。

食環前線人員如夾心    促高層正視問題

拾平台評估拾荒者每日回收193噸紙皮，佔全港兩成，是香港環保回收業的重要成員。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李美笑認同拾荒者的貢獻，在較少拾荒者工作的時候，食環署需收集的垃圾量便會大增，但食環署常常收到市民投訴拾荒者破壞衛生，必須執法。她指出商舖也有一定責任，他們多把裝著菜渣等垃圾的紙皮、發泡膠箱直接放在店外，拾荒者處理時便需倒出其中垃圾，造成犯法的風險。

李美笑指出，食環署的前線職員較為熟悉地區情況，通常會先口頭警告拾荒者，而非立刻充公他們的物資，但此次涉事職員屬於新成立的專責執法小組，不分辨誰是拾荒者，亦不先勸喻搬走物品便直接執法，導致此次風波。她曾向高層反映處理前線職員與拾荒者交涉時的困難，然而高層只是覆述現有指引，施加壓力。她希望署方正視拾荒者的處境，為前線職員重新制訂一份合宜的工作指引，才可減少紛爭。

團體邀食環對話    張超雄籲林鄭帶領官員改善制度

拾平台希望邀請食環署以及街坊、商鋪等相關持份者，共同討論前線職員對拾荒者的工作指引，檢視哪些程序可作修正，避免產生拾荒者亂拋垃圾的誤會。環保團體「不是垃圾站」指出，由於規劃不當，拾荒者工作的舊區沒有回收點，導致空間使用上的爭議，政府應改善社區管理，為拾荒者提供設施，如可在垃圾站中放置推車以免被充公，創造安心的工作環境。

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指出拾荒問題同時是長者貧窮問題，顯示了社會政策的失靈，政府卻忽視了這個全港性的現象。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將之形容為「香港悲歌」，拾荒者每日辛勤貢獻環保事業，卻被制度邊緣化。他指出環保署放任商舖棄置包裝垃圾，才會出現拾荒的需要，食環署卻對拾荒者執法，這是現時的政策盲點。他續指，林鄭月娥應指示環境局局長黃錦星、食環署署長劉利群、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以至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等高官，合作商討出一套拾荒者友善政策，為他們提供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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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台灣一間承包政府工程的承辦商涉僱用黑工，一名尼日利亞（台灣稱「奈及利亞」）工人上月底因工死亡，惟事後該承包商企導毀絲滅跡，誤導調查，更撤走其他外勞，勞團抗議事件並要求台北市政府調查。惟工新聞轉載苦勞網的報導。

文、攝：張智琦（苦勞網記者）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近日接獲一名知情勞工檢舉，指台北市政府環南市場新建工程非法雇用外籍工人，該名奈及利亞籍工人七月底在工地職災死亡，承包商皇昌營造事後竟疑似湮滅監視紀錄，企圖掩蓋工地使用黑工的事實，今日（8/15）勞團來到北市府前陳情，要求北市府查明真相。

7月30日，一名奈及利亞人在皇昌營造承包的環南市場改建案工地現場死亡，皇昌營造對外稱「沒有雇用此人、不知此人身分」，但勞團接獲一名知情勞工檢舉，指該名奈及利亞人在該工地工作多日，是皇昌營造下游包商雇用的黑工，勞團質疑該案疑點重重，皇昌甚至有滅證情事，呼籲北市府和檢警徹查。

台灣移工聯盟成員陳素香表示，根據檢舉人爆料，該名奈及利亞人是今年（2018）六月初持觀光簽證入台，原居留期僅一個月，卻因職災慘死在北市府的工程用地。根據檢舉人說法，皇昌營造事後不但不承認雇用該名黑工，還涉嫌假造現場，誤導檢警和勞檢處的調查方向，事發當天甚至請廠商更動監視器，刪除影像紀錄，意圖湮滅證據。

陳素香表示，皇昌營造的工地並沒有專案申請外勞，工地也未達聘用外勞標準，照理說不能有外勞，但工地卻存在奈及利亞人這樣的黑工，以及其他的外籍勞工；奈及利亞人職災身亡後，外勞都被撤走，這名黑工則被當作「無名屍」處理。陳素香質疑，黑工也是人，皇昌營造這麼大的營造商，為了掩蓋雇用黑工的事實，竟不惜湮滅證據，根本是草菅人命。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陳秀蓮指出，皇昌營造是一家問題很多的公司，承包過許多政府公共工程，包括世大運選手村工程，當時就違反契約解約百位移工，另包括忠孝橋引道拆除工程，原本法規規定未達標準不能調派或流用移工，但當時勞動部特別核准皇昌調用其他建案專案引進的移工去協助拆除，這次又有勞工投訴皇昌掩蓋黑工職災死亡，令人難以接受，呼籲政府詳查，皇昌也應負起職災賠償責任。

移工團體也強調，雇用黑工和逃逸外勞固然違反法令，但會成為黑工和逃逸外勞有其結構性的原因（如雇主惡待、高額仲介費等），警方不應將黑工當作「重犯」取締，而應取消警察取締黑工配額及獎金制度，保障其勞動和醫療權益，避免「越勞阮國非案」再次發生。

對於環南市場工地命案，北市勞動局秘書常建國表示，目前勞動局和檢警都在調查釐清事實當中，檢方還在確認該名奈及利亞人的死因，監視器紀錄也被檢警扣走了。他表示，目前確認該名奈及利亞人並非合法引進具有工作證的外國人，至於是否在工地工作，有待進一步調查確認。

編按：多年以來，香港各間大學均有學生關注校園內工友的情況。在探訪、舉辦活動和爭取權益期間與工友建立關係。由嶺南大學學生組成的勞工關注組近年多次進行校園工友勞動條件的調查，並在外判續約期間的時候向校方施壓，要求趕走無良外判商。可是近日勞工關注組為工友舉辦保健活動期間，卻遭到校方和外判商兩方面的阻撓。惟工新聞轉載嶺南勞工關注組的聲明，呼籲讀者持續關注大學外判工人遭剝削，以及近年學生自主組織的空間縮窄的問題。

《打壓學生工友聯線，何以嶺南值得風騷》

嶺南勞工關注組一直致力爭取院校勞工權益，以及鼓勵同學關注院校勞工議題。然而，同學們人畜無害的行動，近日遭到學校連番打壓。最近，我們計劃為工友舉辦興趣班時，自宣傳起便被校方蓄意阻撓工友參與，更以行政手段逼害，企圖封殺借用校內場地途徑。我們對校方如斯卑劣行徑，一方面企圖分化、打壓學生組織，另一邊廂阻礙學生組織院校工友感到極度憤怒。

關注組原於本週四、五（8月16、17日）一連兩日為嶺南清潔及保安工友安排穴位按摩班，答謝他們日常辛勤工作，希望為工友們舒解疲勞。我們特意安排活動於工友上班前後的時間舉行，期望令更多工友能夠參與。

惟上周四甫開始宣傳，翌日便收到消息，保安服務供應商「信和」把慣於月底舉行的培訓，提前於活動同日（8月17日）舉行，令保安工友未能參與。無奈之餘，為免令眾多工友失望，我們決定把活動提早一天（8月16日）舉行，盡量達到兩全其美。

原以為事件得以解決，但關注組再於活動前一天（8月15日）收到保安公司吳經理及虎地書室委員之電話，告知我們無法在書室舉辦興趣班。緣由為校方刻意將關注組定性為「不合法的學生組織」，而且強加歪理，強調「只有學生能使用書室資源」，因此書室不能為工友提供場地。

校方當時更進一步威脅書室委員，倘若向關注組提供場地，勢將影響日後舉辦活動，有人甚至明言「學校有權收番書室」，誑言要剝奪同學繼續營運書室的權益，侵害書室原來自主性。

更有甚者，關注組稍後再收到消息，清潔服務供應商「莊臣」亦臨時於活動當日（8月16日）舉行例行會議，並無按照慣例提早數日通知工友。直至活動進行期間，保安部經理及設施管理組多次前來場地擾攘，連番詢問參與人數等詳情。

就校方種種卑劣的行為，關注組有以下回應：

一、 儘管校方常以「我地都好關心工友」，「博雅大學服務社群」自吹自擂，但一眾默默為我們付出的工友，卻被高層以粗暴手段剝奪享用校內空間的權利，漠視工友付出，視外判員工為「次等嶺南人」，思維實屬冷血。

二、 關注組雖非學生會正式組織，不能以自身名義借用學校場地，平日只能以靠校內友好協助。今次全靠虎地書室玉成其事，但義憤填膺換來校方以幾近黑幫言語施壓，舞弄權力分化同學，欺壓學生自主，做法卑劣可恥。

其實，校方狙擊關注組並非空穴來風。勞工關注組作為校內少數異議團體，一向以關注校內勞工議題為己任。2016年末，關注組發佈勞動調查後，當時被校方誣衊「敗壞校譽」。2017年，關注組介入保安清潔服務重新投標時，校方曾要求學生會與關注組割蓆，並宣稱學生會與關注組如無從屬關係，校方將不會聽從關注組任何訴求。

關注組始終認為，同學關心校內勞權屬應有之義，校方借故打壓無恥之極。其舉動再次證明，嶺南「博雅教育」可謂掛羊頭賣狗肉，人文關懷只見於電視廣告。

面對打壓，我們誓不低頭。關注組往後會繼續舉辦不同活動，並一如以往積極關注校園勞權，請各位繼續支持嶺南勞工關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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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5年前，一批在台北捷運施工的工人患上職業病「潛水夫症」，其後出現缺血性骨壞死、神經系統衰退等潛水夫症併發症，需接受高壓氧治療。然而，台北市政府與承包商不肯承擔責任，工人因而走上訴訟之路，案件日前在法院首度開庭。惟工新聞特此轉載公庫的報導。

文／公庫記者洪與成

因施作台北捷運新店線工程罹患潛水夫症（編按：潛水夫病是由於潛水者急速升上水面，體內空氣形成大量氣泡，或有機會阻塞血管、肺部，影響呼吸，嚴重者可致命）的9位工人，至今仍深受職災病痛所苦，向台北市捷運局與包商新亞建設提告求償721萬（台幣，下同，約184萬港幣），17日在台北地方法院首度開庭。北捷潛水夫症工人戰友團批，北市府與新亞建設不肯承擔責任，才讓工人獨自承受病痛、走上訴訟之路。

1993年，新店線台電大樓一帶工程滲水下塌，北市捷運局為加速完工、減少成本，首度引進壓氣工法，由日商青木建設、台商新亞建設聯合承攬。但施工過程未依法操作加減壓程序，導致捷運工人集體罹患潛水夫症。

因施作台北捷運新店線工程罹患潛水夫症的9位工人，至今仍深受職災病痛所苦，向台北市捷運局與包商新亞建設提告求償721萬。圖為罹病工人陳定安批評政府推卸責任。

後在工傷協會等勞團協助下，罹病工人展開3年抗爭，歷經陳水扁、馬英九2任市長，分3梯次取得70萬元的賠償和解金。但部分來自花東地區的工人，因資方將和解標準提高至骨壞死，因而在1998年達成協議，要工人「至政府指定醫院（三軍總醫院）檢查，將檢查報告送勞委會（今勞動部）鑑定」，如確定屬職業病，就依照原先方案給付和解賠償金。

協議過後20年，這批當時未完成和解的工人，紛紛出現缺血性骨壞死、神經系統衰退、失眠憂鬱甚至腦病變等症狀，經三總診斷後，確實為潛水夫症併發症，需接受高壓氧治療，勞動部也認定為集體職災，工人從2017年開始領取勞保職災給付。然而，北市府與新亞建設皆不肯承擔責任，工人因而走上訴訟之路。

受害工人在開庭前，對著媒體道出長期以來所受的病痛折磨。罹病工人李世憲說，他的膝蓋關節都壞死，病痛發作時整隻腳「如同放在冰塊裡」，如今沒辦法久站，站久了就會開始發抖。

工人李世憲說，他的膝蓋關節都壞死，病痛發作時整隻腳「如同放在冰塊裡」，如今沒辦法久站，站久了就會開始發抖。

工人陳順明則多次哽咽落淚，自責地表示這批工人都是他帶去的，是他的朋友或友人的孩子，沒想到一上台北工作，卻讓大家身體都弄壞了；工人陳定安批評，不只建商推卸責任，負責發包的台北市政府推卸責任，說「他們不是老闆」，但工程是市府發包的，如果他們不是老闆，誰才是老闆？

工人陳順明哽咽落淚，自責地表示這批工人都是他帶去的，沒想到一上台北工作，卻讓大家身體都弄壞了

北捷潛水夫症工人戰友團成員顧玉玲強調，台北市長柯文哲多次表彰捷運通車後帶來的便利，新亞建設也在捷運工程後業務蒸蒸日上，成為地方到中央多項大型工程的承包公司，兩者都應負起責任。

北捷潛水夫症工人戰友團成員顧玉玲強調，北市府和新亞建設都應負起責任。

本案委任律師吳俊達透露，新亞公司在答辯狀中將責任推給已倒閉的青木公司，並質疑無法證明工人患病與工程的因果關係、求償的時效性；捷運局則聲稱自己只是事業單位，而非建案承攬人，因此不需負責。

吳俊達認為，工人從2015年開始陸續確診，而當時的協議書正載明，如果確診就補償，等於時效才剛剛開始，因此不會有時效問題。他並批評北市府與資方互踢皮球，不是法治國家下政府機關應有的態度。

本案委任律師吳俊達認為，工人從2015年開始陸續確診，而當時的協議書正載明，如果確診就補償，等於時效才剛剛開始，因此不會有時效問題。

吳俊達援引16日宣判的RCA案，表示法院見解認為牽涉職業病認定時，應考慮醫學專業知識認定的過程；同時，法院也要求背後對包商有控制力的單位負責，他呼籲台北地院應參酌RCA案見解，保障勞工權益；顧玉玲也向台北地院請求，將9位工人的病歷送北市勞動局或勞動部職安署鑑定，以釐清罹病工人的病情是否與當時捷運工程施作有關。

由本周二（8月21日）起，美國全國在囚者聯合發動抗爭，至少17個州的在囚者參與其中，這場抗爭預計會維持至9月9月。

被委托為發言者之一的監獄律師發聲（Jailhouse Lawyers Speak ）發表新聞稿，指出抗爭導火線是南卡羅來納州的李懲教所（ Lee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的一場騷亂。本年4月，該懲教所在囚者發生衝突，多份報告指出，由在囚者開始打架到結束的幾個小時裡，監獄看守和緊急救護員都沒有嘗試阻止或救助。事件最終造成7人死亡、數十人受傷，至少22人需要住院治療。李懲教所是南卡羅來納州警備最高的監獄，新聞稿指出，監獄因貪婪而導致過份擠逼、國家刑法的意識形態對人缺乏尊重，令這場悲劇無可避免地發生。

在囚者主要以四種方法參與抗爭，包括罷工、靜坐抗議、財政杯葛、罷食。各拘留地的在囚者會自行決定罷工時間長度，與及提出在地的訴求，以改善監獄條件及減低對在囚者的傷害。一份2016年的報告指出，美國在囚者的報酬平均只有每小時20美分（約港幣1.5元），行動其中一位發言人Amani Sawari表示，星巴克和知名內衣品牌Victoria's Secret也曾被指控剝削在囚者。

以下是在囚者提出的十點訴求：

1.立即改善監獄的環境及政策，以確認在囚者的人性。

2.立即結束監獄奴隸制。所有美國管轄範圍的在囚者，都必須得到其所在州或地區的現行工資標準（由勞工部制定的保護美國公民的工資標準，制定標準時會考慮該職位所在地區、工作性質、以及工作職責而定，公司規模及經營狀況並非決定因素）。

3.必須取消監獄訴訟改革法（The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容許在囚者有渠道去提出不滿及侵權事項。

4.必須取消 刑期基準法（The Truth in Sentencing Act）和刑罰改革法（Sentencing Reform Act），令在囚者可以得到康復及假釋。沒有人應該被判處直至死亡的刑期或者被判處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

5.立即結束對黑人和拉丁裔人的高度收費、過度量刑及否決假釋。黑人不應再因為案件被害人是白人就被剝奪假釋的權利，這是在南部各州獨有的問題。

6.立即停止種族歧視地針對黑人和拉丁裔人執法

7.由於在囚者被貼上最力罪犯的標籤，他們不能進入復康程序（rehabilitation programs ），這是不應該的。

8.各州管轄的監獄必須獲得專門的資金，以提供更多的復康服務。

9.佩爾助學金（由聯邦政府教育部提供的助學金）必須在美國各州各區恢復。

10.所有正在服刑的公民、審訊前被拘留的人、與及所謂「有前科的人」的投票權都必須被承認。我們需要一個代表，所有的聲音都應被計算在內！

綜合外電報導。

參考資料：

Incarcerated Workers Organizing Committee: Prison Strike 2018

SAWARI MI: National Prison Strike

SHADOW PROOF: INTERVIEW: SOUTH CAROLINA PRISONERS CHALLENGE NARRATIVE AROUND VIOLENCE AT LEE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VOX: America’s prisoners are going on strike in at least 17 states

the Marshall Project: A Primer on the Nationwide Prisoners’ Str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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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客讀書】監禁作為逐出社會的手段——《大驅離》書摘

在囚者遭非人對待　議員倡改善囚權

今年5月，深圳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揭發公司違法行為，包括向工人罰款、未交足住房公積金等。工人向當地人力資源局及總工會投訴，同時依照法定程序組建工會。然而，到7月中，坪山區總工會幹部和公司管理層指控工人自行組建工會屬違法，參與者遭到報復，廠方非法調動工人崗位，甚至開除、恐嚇、抹黑他們，警察則非法毆打、扣押工人。

到了7月27日，29名佳士工人、聲援工人及學生在派出所被捕，並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關心此事的學生與工人組成「佳士組建工會工人聲援團」，要求當局及公司承認工人組建工會的權利，與及釋放被捕者，全國16間大學數千位學生響應事件，發起網上連署。

這兩個星期以來，五十位學生親身到深圳表達訴求，期間曾多次有黑勢力試圖綁架他們，其中一位代表沈夢雨，自8月11日起被公安機構軟禁。

今天（8月24日）清晨5時，大量防暴警察來到聲援團的出租屋，用盾牌強行爆門而入，在場的五十名學生及五名工人全被捕。當中包括曾在7月27日被捕、近期取保候審的工人蘭志偉、余凱龍和虞煒燁。被捕學生包括北京大學岳昕、北京大學後勤工友調研報告發起人展振振、北大反貧困協會前會長馮歌、以及多位發起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佳士工友聲援聯名信的同學等。此外，曾會見全國總工會及全國婦女聯合會的兩位佳士工人聲援團代表、與及廣州讀書會事件被追逃的學生顧佳悅也失去聯繫。

被捕前宣言錄影文字版

聲援團早前已收到風聲，警察準備對他們暴力清場，在清場前一天（8月23日），聲援者以錄影發出被捕前最後的宣言，內容如下：

今天有人會問，為什麼這個事情的影響那麼大？其實這個事情很簡單。正是因為一些黑暗勢力他總是不想解決問題，只想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所以這個事情才會演變到今日這個程度。

從去年開始，佳士工人他們就不斷地向上級反映問題，他們去了勞動局、總工會，可以誰也沒有給他們一個答覆，結果就是工人被穿小鞋、被針對、被保安毆打，可警察這角色又幹什麼呢？他是站在資本家這邊，所以我們工人是沒有路走了，所以才站在這裡。

他們攔截我們，包圍我們，跟蹤、安插奸細、封鎖消息、綁架、利用金錢，想要瓦解我們，種種的手段，他們都用得出來。

最近他們又放出風聲，就在最近幾天，想要暴力清場，用暴力把我們整個打垮，我們能被他們打垮嗎？（眾：不能！）　

北大的錢理群教授就說過一句話：我們的大學在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我們作為學生不可以那麼軟弱，在遇到邪惡的時候，在遇到黑惡勢力的時候，我們需要站出來捍衛正義，捍衛真理。我們不去做，誰去做？我們不堅持，誰去堅持？

就是因為我們的同學們有著最朴素的社會責任感，我們緊緊遵循習總教導我們的，要繫好人生第一粒扣。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們在演講，當時有很多剛剛下班的媽媽，帶著小孩子，他們都非常非常認真的一直聽我們的演講，當時一個母親在我的正對面，當時她一手抱著孩子，另一個手一直舉手機在錄我們的演講，演講完了之後，她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拿著手機，她還要非常堅定地鼓掌，當時我的心非常觸動，就覺得，我們的心都是連在一起的，就是要為我們的勞動者討一個公道的，就是要為我們的勞動者說話，就是要和我們的勞動者站在一起。 

我們今天就堂堂正正的站在這裡，因為我們是光明的，你們是黑暗的，而光明就是用來驅散黑暗的。讓你們這些黑暗勢力，在人民當中顫著發抖吧。

我們的行動已經不單單是為了我們在獄裡還未釋放的工友，我們守護的是社會的道德底線，我們想要證明的就是，坪山的黑惡勢力到底能不能一手遮天。 

面對這些醜惡的面目，我們一定要高呼：還我夢雨，還我聲援團同志，還我工友！佳士工人，頂天立地，當家作主，組建工會！

錄影片段來源：https://streamable.com/6xk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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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工人組工會遭拘捕　港團體到中聯辦抗議

【惟工新聞】最近，「大專流浪教師」這個名詞在香港比較常聽，意思其實是指在大專院校的兼職講師。作為一位大專教師，他們需要花很多時間改簿和製作教材，甚至要接受學生的諮詢。但是，兼職的大專教師的教學資源卻嚴重不足，他們沒有辦公室，改簿和製作教材時間不計工資，更隨時可以被推翻合約，面臨失業。惟工新聞訪問了三位大專流浪教師，深入探討大專教師的教學辛酸。

攻讀博士學位 任職幾間大專的兼職教師

阿豪、阿彬和阿欣（三者皆為化名）都是在香港任職兼職教師，阿豪和阿彬都有博士學位，而阿欣正在攻讀博士學位。阿豪表示，他會成為兼職教師的原因是因為喜歡學校的環境，喜歡教學，對於教學有熱誠，而他成為兼職講師是自願的，因為需要照顧自己的小朋友。阿欣也是與阿豪都有相同的理念，他本來畢業時已想著要當大專教師，所以才讀到碩士。而阿欣是讀副學士畢業，所以希望做一點事情幫助副學士的學生，協助他們升上大學。但其實有很多教師都是被迫成為兼職講師的，雖然學校也有全職的位置，但是卻不夠兼職講師多，根據大學資助委員會的統計，在2017至2018年度，全港的全職和兼職比例大概是七比一，即八個教師當中就有一位是兼職教師。以嶺南大學為例，它們的全職教師與兼職教師比例是一比四，即是他們只五分之一的教師是全職，然而他們其實是一間有政府資助的大學。為何他們不多請全職教師呢？原因就是大專院校會為了節省開支而請兼職講師。而且，聘請兼職講師的程序遠比聘請全職的簡單，基本上，兼職教師都是靠別人介紹或是該大專院校的舊生。因為很多需要兼職教師的都是一些副學士或自資的學位，有很多都是臨時開班的，所以急需教師，不能夠進行公開招募。而且，兼職教師的入職程序比全職的簡單的多，兼職教師只需要與學系主任見一面即可，但聘請全職教師需要學校先下廣告，然後要申請人向學校發履歷表，由學系向申請人進行面試，最後再見校長。儘管程序有多繁複，但不止是三位的流浪教師，香港很多的流浪教師都有一個願望，就是成為學校的全職教師。

犧牲私人時間 製作教材不計工資

作為一個教師，他們都需要回答學生的提問、製作上課的教材和批改功課及試卷。那工資是怎樣計算？答案是以上的行為都不會計算在兼職教師的工資中，他們的工資只會計算他們與學生的接觸時間（學生的諮詢時間並不計算在內），即僅僅是上lecture的時間，所以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和學生在上課時的小息時間或者是下課的時候接受學生的諮詢。如果有時候真是需要與學生約一個時間作諮詢，都會約在他們需要上班的日子。因兼職教師並沒有辦公室，所以有時都需要在咖啡店中會面。阿豪透露，他以前上班都還是會有共同使用的辦公室，但現在卻是一個辦公室都沒有。最重要的是，他們改簿的時間和他們製作教材的時間是不會計算在工資內的，所以他們有時候花很多時間在這些工作上也得不到合適的回報。

兼職教師並沒有固定的月薪，月薪是要看學校收了多少班，有時候行政部的人會把所有課程放在同一個學期，以阿欣為例，她提到自己在這個學期收了七個班的課程，一個星期要工作四天，而每一個課程大概有三萬元的工資。因此，要得到更多的課程才能夠賺取工資，兼職教師就需要搶學生，令自己有更多的班，例如是在放榜的時候會有一些入學的面試，其實並不是真的揀選學生，就只是希望他們能夠入讀，令自己的班數增加。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為他們的工資並不像全職教師一樣，有穩定的收入。而且，自資院校教師所謂的全職其實都只是簽三年的約，三年之後要學校續約才可以留在學校繼續工作，而兼職的教師就是簽一年或兩年。雖然大專院校對於全職教師的需求很大，但是學校卻不去聘請，是因為學校希望在教學身上減低成本。聘請一個全職的講師教授課程，基本一個課程的工資是三萬四千，而以阿欣為例，她的工資就只需要一個課程三萬，而且是四、五年沒有加過工資。以某自資院校課程為例，全職的講師都只有一個人，其他的都是兼職教師，而且有一些大專院校現時甚至不再請教學助理，也不開導修課來減低請教師工作的成本。這樣，學校的教學成本是下降了不少。而且，開課程的時間是十分遲才會確定，例如是七月中是該課程的第一堂，但六月尾才說課程招收不夠學生並殺了其課程，結果兼職教師又會失去一份工資。阿欣表示，曾經試過有一年學校是八、九月才說不會聘請兼職教師，而教師找工作的期已經過了，所以感到十分徬徨，因為一個學期是六個月，即是他會失業六個月，無以為生。因為學校隨時都可以不請兼職，為免這一種情況發生，所以流浪教師都會找一間主要的院校，即是無論如何都有個較為保險的工作。由以上情況所見，兼職教師的收入是極度不穩定，並隨時會面臨失業的危機。

三位教師坦言，已取得博士學位的教師都會希望自己能夠在大學任職助理教授，但是無奈助理教授都是全球招聘的，自己只是數以萬計的博士當中的其中一位，實在是難以爭取職位。所以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都要出多一些研究論文，增加自己做助理教授的機會。如果花太多時間在教學身上的話，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寫論文。當有時候一些課程未必能夠找到其他專科的教師，學校便會問相熟的兼職教師有沒有興趣教這一個課程，他們卻可能是對這一個課程不熟悉甚至是不認識，例如阿欣本來是教人文社科的，但有一個課程卻要她教經濟學。他甚至表示有時候學生上課如果問太深入的話，是不懂得回答的，而且他要花更多的課餘時間去熟悉這個課題，又要花更多的時間去製作教材，所以根本沒有時間做自己的論文。這個情況意味著兼職教師很大可能會被困在這一個職位，無法有晉升的機會。

由學生評定教學質素 為保飯碗取悅學生

學校必須要評估教師以保障該校的教學質素，但是它們評估的方法並不是靠教師開會討論等等的方法，而是靠學生對教師的評價。學生在每一個學期尾都會有一個教學的評估，這個評估對於兼職教師來說是十分重要，因為學校會憑學生的這個評分來評估其教學質素。如果在評估中，教師的分數是在六十五分以下，學校的高層就會把這個教師放在會議討論的議題上，討論他的教學情況，如果是低於五十五分的話，他們就會被辭退。因此，兼職講師都要花時間很多時間在學生身上，令學生給予他們的分數能夠達標，例如阿欣會把自己的私人電話號碼交給學生，讓他們在做功課或溫習時可以向她進行諮詢，也會把最後一堂的導修課定作問答環節，讓學生都能夠在考試前進行提問，但依然，這些時間都是不會計算在工資內的。阿欣提到，大部分會問問題的都是副學士的學生，因為他們想得到好成績入大學，所以他們都會問有關學術上的問題，但自資學位的人就不會，因為他們不渴望得到好成績，所以教副學士課程會相對較忙碌。這個方法卻有一個麻煩之處，就是教師可能只打算幫助一個學生，但當其他學生聽到其學生對教師的評價後，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去向教師提問，加重教師的負擔。而且，有一些學校，例如是城市大學等，它們的評估問卷都是讓學生回家上網完成，所以也有可能學生會不做這些評估，而造成了低回應率的問題。城大的自資院校十分看重回應率，所以為了提高回應率，教師也要想辦法，例如阿彬提到他需要以考試提示來吸引學生做問卷。除了學生的評估問卷外，學校會舉辦教師與學生代表的會議來監控教師的教學質素。在這個會議中，學生代表會提出很多關於教師的教學問題，而教師通常都會把握這個機會向學生解釋一些學生覺得不滿的地方。由此可見，兼職教師為了保全自己的工作，無奈地要為學生做得更多，甚至是要讓不達標的學生合格來取悅學生，例如是把整體學生的評級上升一個。這樣會為教師增加麻煩，也令教學的質素下降。

香港教育制度華而不實 資源分配不公

從流浪教師的工作情況來評價香港的教育，就只能說香港的教育不再以學生為本。制度向教學的方針越來越遙遠，因為大專院校開始把教育商業化，將其改變成一門生意，都是向「錢」看的。阿豪表示，教育是應該要投放更多的資源，把教師或上一代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訴學生，他認為這才是教育的意義，但現在卻失去了這一個本意。有很多人都可能會說這是教師的問題，他們並不能為學生提供合適的教育。但其實現時的流浪教師不能夠完全做到教育，並不是因為他們教得很差，而是因為在這個制度下，他們無法先保著自己的生計。學校不願意投放更多的資源在聘請教師身上，一個兼職教師，工資並沒有全職教師高，但卻要比全職教師更花時間和心力。有時候，一個兼職教師要教很多班，甚至是全個學科就只有一個兼職教師，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為課程作更好的安排。例如教師製作試卷的時候，都為安排考題為選擇題或短答題。試想想，一個學科有二百多個學生，如果每一份試卷都是文章的話，要花很長的時間閱卷，令他們沒有時間準備教材。但是如果是選擇題或短答題的話，教師們只需要改一個星期。而且，兼職教師希望把考題的難度下降，令學生比較容易畢業，這樣學生才不會在問卷中把教師評分寫得很差，加深了被解僱的危機。

而且學校所謂的教學評估並不是審視教師真正的教學質素，都只是看學生對於教師的評價，試問又如何能夠提升其教學質素？香港的大學都只重視學院在國際上的排名，而國際排名並不計算教學質素的方面，只是計算研究院的那一方面，所以學校都只會花時間及資源在研究院，並不是調整教學質素。這個制度下，教育已經不是最重要，因為學校已經把教育變成一門生意。而倘若大專院校不正視流浪教師及教學質素的問題，受罪的不只是一班流浪教師，而是在這個商業化教育下的大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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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文學獎得獎作品回顧——〈農田彼端〉﹙ Sa Dulo ng Bukid﹚
 
自2014年至今，台灣的移民工文學獎已舉辦到第五屆，開宗明義旨在鼓勵、並留下移民的文化與生命經驗。藉由以新移民、移工為主體所生產的文字創作，呈現異地漂流（移工）、兩個故鄉（新移民）、雙重血緣（移民子女）的文學風貌。評審之一駱以軍曾說：「如果『文學奬』有其社會功能，這次的『移民工文學奬』對我們（就在「她們身邊經過、觀看而幾乎無聆聽的「我們」）這個社會的衝擊，極繁複而多層次。」我們相信社會現時需要這些層次的理解，於是向讀者轉載第二屆的優選及青少年評審獎——Carla F. Padilla的〈農田彼端〉﹙Sa Dulo ng Bukid﹚。讀者先看到的是菲律賓原文，捲下去可看中文譯文。
 
引介
 
眾多移工文學獎得奬作品中，〈農田彼端〉屬於讓人感到有希望的一類。大多為工作而遠赴異地工作的過程都會令人認識到現實殘酷的一面，要捱過這段時間並不容易，到異地創造出一個令人覺得有希望的未來就更難得了。
 
〈農田彼端〉以第一身記述由菲律賓農村到台灣工作的經歷，開首兩段寫兒時對台灣的印象：

有天早上在農田吃早餐時，我問爺爺：「臺灣在那兒？」 叔叔在那邊上班，我也想去臺灣，因為他寄回來的玩具與巧克力都從臺灣那兒來。
 
當時我才8歲，年幼無知。爺爺指著我視線可及的農田遠方說：「臺灣就在那裡。」他說不管多遠都會陪我走到那邊，去那兒拿玩具。過了許久，我才曉得就算走到農田彼端，還是看不到臺灣。我也因此知道外面還有一個更遼闊的大千世界。每當鄰居的堂兄妹打開從臺灣寄來的箱子時，我都向他們討巧克力吃。我告訴自己，長大後我要去國外工作，這樣我就會有很多很多的巧克力。
 
兒時作者覺得台灣是一個有很多巧克力的地方，因此萌生希望踏足台灣的想望。除卻作者當時年幼，這種將台灣等同於巧克力的片面理解其實也頗為常見。要認識自己沒有去過的國家，除了媒體和記錄，最常見就是問去過那個國家的人，或看看他從當地帶回來的「土產」。尤其之前農村有電視機和電腦的家庭不多，認識其他國家的方法就以後者為主。事實上，今天筆者認識不少人對台灣的印象也差不多，覺得台灣是一個有很多美好事物的地方：花蓮海、文青咖啡店、九份看《悲情城市》怎樣取景、當然少不得珍奶加大雞扒。和兒時作者一樣，上述對台灣的印象同樣是透過放大了該地區的美好事物來營造，就像作者農村生活看來也不壞，如果你不用煩惱作者的問題的話：例如只能靠農業作收入來源但無法藉此養活家庭，或母親因長年擔農作物而脊椎受損、右手臂癱瘓、弟妹面臨輟學的話。
 
為了賺取弟妹學費和讓家裏有好一點的生活條件，作者決定到台灣當工廠作業員。同一個台灣，但出發目的不一樣，所看到的事物也隨之改變。作者起初看到的台灣主要在工廠上班，當然不像兒時所想那樣甜美。她因語言不通而遇上不少障礙，尤其工廠裏多以中文溝通，作者形容為「就好比將我丟進冰凍的海洋，我沒辦法跟上潮流，因為不明白他們的話。」作者很快就遇上幾乎移工都面臨過的殘酷現實：她能否留在台灣工作其實不由她決定，全看僱主心情。
 
直到有一天，生氣的領班警告我，說我的工作表現再不改善，就要將我遣返回菲律賓。我一邊工作，一邊流淚。我才來2個月，背上債務累累，心想領班真是無情，她完全沒有想到我還有家人仰賴我過活。
 
要知道被遣返對移工打擊極大，不但沒有了家裏所需的生活費，更要額外支付各種中介費和機票錢。正在作者徬徨之際，工廠裏菲律賓人同胞安慰她，說領班這是為求改進的激將法，又說自己以前也是這樣，只有努作工作，學習中文，別人也會接受你。作者其實也沒有放棄的餘地，並努力工作以爭取領班的信任。期間她還認為不同的人，令她發現台灣「無情工廠」之外的面，這裏簡單介紹其中一位中國大陸來的移工，其餘讀者可以直接讀讀看。她是這樣寫的：
 
不久，我結交了一位工廠裡的同事。我稱呼她「媽咪」，因為她叫我「貝比」，理由是因為我是工廠新生的關係。她來自中國大陸，嫁給臺灣人之後，再來到臺灣居住。漸漸地，她開始會對我講述她的生活。她說她的母親欣賞女婿的個性，因為自身也是貧窮家庭，所以選擇嫁給有責任感的另一半。

上班疲憊時，她喜歡唱家鄉的民歌來振奮大家的精神，雖然我無法理解歌詞的涵義，但從她的聲音裡，我可以感覺她對母親的愛與思念。也許，正是這份同樣失去雙親在身邊陪伴的心情，才讓我們彼此吸引、如此親近。有一天，她問我為何不買新衣服。我告訴她，我的薪資幾乎全數都匯回去菲律賓，支付弟妹的學雜費和母親的醫藥費，剩下的就是支付為了來臺灣而負債的仲介費。過幾天，她拿了一些衣服給我，有一些是她已經不再穿的舊衣，其他都是全新的。

其中「也許，正是這份同樣失去雙親在身邊陪伴的心情，才讓我們彼此吸引、如此親近。」一句不可錯過。另一些故事裏移工之間的關係可能向另一個關係發展，例如為了競爭工作職位而陷於矛盾和衝突。作者與「媽咪」的親密不僅是普世情誼，而是她們著眼於移民共同的匱乏，並因此互雙支援，甚至可以跨越語言的障礙。這種支援實際上成效可能不大﹙其實也只是一些衣物﹚，也無法影響移工沒有足夠保障的社會環境，但對於語言不通、獨身一人在異地的移工來說，的確是至關重要的幫忙，也是創造移工一個有希望和尊嚴的未來的重要要素。
 
有這些同事與朋友真是我的福氣，雖然語言上彼此無法完全溝通，但心靈上互相了解更重要。

這幾年，我發覺臺灣人、菲律賓人、越南人、和印尼人混居在一起勞動，我們為了給家人過上更好生活而遇見彼此，而這個共同目標也讓我們團結起來成為共患難的夥伴，這份友誼，也減輕了我們親情離散的痛苦。

我的人生觀，從到達臺灣那一天到現在，已經有大大的改變。當初我心中塞滿的是對工作的憂懼，而如今，我滿心關注的都是臺灣的新家人。

他加祿語原文：
Sa Dulo ng Bukid

Isang umaga habang nag-aalmusal sa bukid, itinanong ko sa aking lolo kung nasaan ang Taiwan, lugar na pinagtata-trabahuhan ng tito ko. Gusto ko rin kasing makarating sa Taiwan dahil doon galing ang mga laruan at tsokolate na ipinadadala niya.

Walong taong gulang ako noon, larawan ng kawalang muwang at kawalang malay. Itinuro ni lolo ang dulo ng bukid na abot-tanaw ng aking mga mata, naroon daw ang Taiwan. Sabi niya sasamahan niya akong maglakad papunta roon kahit malayo para kumuha ng mga laruan.

Matagal pa bago ko nalaman na kahit marating ko pa ang dulo ng bukid, hindi ko pa rin makikita ang Taiwan. Mas malawak ang mundo sa abot-kayang makita ng mga mata ko.

Tuwing magbubukas ng balikbayan boxes galing Taiwan ang mga pinsan kong kapitbahay din namin, palagi akong nanghihingi ng tsokolate. Kaya sinabi ko sa sarili ko, gusto ko na sa ibang bansa mag-trabaho para magkaroon ako ng maraming tsokolate.

Minsan, tinanong ko sina Nanay at Tatay kung bakit hindi na lang sila sumunod sa tito ko para magkaroon din kami ng mga pasalubong. Sabi nila, hindi na raw kailangan dahil may trabaho na sila at walang mag-aalaga sa amin pag umalis sila. Naisip ko, oo nga naman, malulungkot ako pag nawalay sila kaya paglaki ko, ako na ang mangingibang bayan para makabili ng mga masasarap na pagkain para sa amin.

Tindera ng isda sa palengke ang aking Nanay. Araw-araw dumadaan ako sa palengke suot ang puting-puti kong uniporme upang humingi ng baon na kinita niya pa mula sa pag-gising at pagtatrabaho simula alas-dos ng madaling araw hanggang hapon. Sa tuwing pupuntahan ko si Nanay, ipinagmamalaki niya ako sa mga kapwa niya tindera.

“Ito ang anak ko, matalino, maganda at masipag yan.” Ang laki ng mga ngiti niya palagi kahit naliligo na siya sa pawis at halos makuba na sa kabubuhat ng mabibigat, tila sulit naman sa kanya ang lahat maiayos lang ang pag-aaral ko.

Ang kalagayang iyon ni Nanay ang nagtulak sa akin upang ipangako sa sarili ko na gagawin ko ang lahat maipatikim lang kay Nanay ang ginhawa sa buhay. Hindi niya kasalanang tumanda na mahirap. Masipag siya pero sadyang kulang lang talaga ang oportunidad sa aming bansa para sa mga ordinaryong mamamayan.

Ang tatay ko naman ay tricyle driver. Utang lang na hulugan pa ang traysikel na iyon para may maipantawid sa aming apat na magkakapatid kung saan ako ang panganay.

Sabi ng mga teacher ko, mahirap na bansa ang Pilipinas kaya’t karamihan sa mga Pilipino ay nangingibang bansa upang makaahon sa kahirapang tila iginuhit na sa aming mga palad. Alam kong walang kasiguraduhan ang ginhawa ng buhay sa pagtatrabaho sa ibang bansa pero gusto kong subukan. Gusto kong sumugal para hindi na rin danasin ng maliliit kong kapatid ang hirap ng buhay na kinamulatan ng aking mga magulang.

Naitawid ng aking mga magulang ang aking pag-aaral at natupad ang pangarap kong maging manunulat. Naging manunulat ako sa isang lokal na pahayagan. Natural ang hilig ko sa pagkukwento ng buhay ng tao sa pamamagitan ng pagsusulat. Nakakapag-interview rin ako ng mga pulitiko at mga negosyante. Madalas kong isulat ang tagumpay ng mga taong nagsimula sa hirap pero nakamit ang ginhawa sa pamamagitan ng sipag at tiyaga. May pagkakataon pa nga na nailathala ang artikulo ko sa isang diyaryo sa buong Pilipinas. Isa iyon sa pinaka masayang araw ng buhay ko.

Naging masaya naman ako sa napili kong propesyon pero kulang pala iyon para mabigyan ng magandang buhay ang aking pamilya. Gusto kong ipasa sa mga kapatid ko ang nag-iisang kayamanang kaya kong ibigay, ang edukasyon. Hindi na sumapat ang kinikita ko lalo na nang magkaroon ng sakit ang aking nanay. Pansamantalang naparalisa ang kanyang kaliwang braso na banat na banat sa trabaho kaya’t hindi na siya makakapagtrabaho sa palengke. Kailangan din ng sapat na pera para sa kanyang therapy. Parang guguho ang maliit naming mundo sa problemang ito dahil mahihinto na rin sa pag-aaral ang iba kong mga kapatid.

Ang mga totoong problema sa buhay ay iyong mga hindi mo inaasahan. Nakabuntis rin ng di sinasadya ang kapatid kong mas bata sa akin. Kailangan naming akuin ang buong responsibilidad nito.

Ito na ang nagtulak sa akin para pansamantalang iwanan ang propesyon ko sa Pilipinas upang maging manggagawa sa Taiwan. May mga kaibigan akong tumulong para sa perang kakailanganin upang makaalis ako.

Bitbit ang kaunting damit, malaking pangarap at pangako ng magandang buhay para sa aking pamilya, pumunta ako sa Taiwan sa edad na dalawampu’t dalawa.

Pinangarap ko noon na malibot ang buong mundo. Hindi ko inasahan na trabaho pala ang pupuntahan ko sa unang beses kong tatapak sa banyagang lupain. Sinalubong kami ng malakas na ulan sa pagbaba ng eroplano. Kinabahan pa nga ako dahil unang beses ko rin sumakay ng eroplano. Malamig na klima ang dumampi sa balat ko nang gabing iyon.

Nuon ko naramdaman na malayo na ako sa init sa Pilipinas, malayo sa init ng yakap ng aking mga minamahal. Gusto nang tumulo ng luha ko tuwing maiisip ko ang ngiti ni Nanay tuwing pumupunta ako sa palengke pero kailangan kong magpakatatag para hindi na rin siya mahirapang muli.

Sa unang araw ko sa trabaho, hindi ko inasahan na ganoon pala kahirap maging factory worker. Pagpasok ko, parang lahat ng tao ay nagmamadali. Lahat ay abalang-abala sa pagpapatakbo ng mga makina na isa na yata sa pinaka nakalilitong bagay na nakita ko sa tanang buhay ko. Ang pinaka mahirap sa lahat ay intindihin ang salita ng mga Taiwanese. Bihasa ako mag-Ingles pero pagdating sa Chinese, para akong itinapon sa nagyeyelong dagat. Hindi ako makasabay sa agos dahil hindi ko sila maintindihan.

Mabuti na lang at Pilipino rin ang binigay sa akin na magtuturo, mahusay siyang magsalita ng Chinese. Limang taon na rin kasi siyang nagtatrabaho sa kumpanya na iyon. Tinulungan niya akong matutunan ang pagpapatakbo ng mga makina sa aming trabaho. Sa tuwing may sasabihin naman ako sa aking lider, kailangan ko itong i-drawing o i-mostra. Habang tumatagal, natututo na rin ako ng mga simpleng salita kagaya ng pagbigkas ng mga numero at pagsagot sa mga karaniwang tanong.

Hindi naging madali ang mga unang buwan ko sa trabaho. Nagkaroon ng impresyon ang aking lider na mabagal akong matuto at naikumpara rin ako sa ibang Pinoy na mahusay na sa trabaho sa kumpanya kahit baguhan pa lamang. Madalas ay naririnig ko na pinagtatawanan ako ng aking mga ka-trabaho sa tuwing ako ay nasisigawan.

Kaya ko namang tiisin ang lahat ng iyon ngunit nabigla na lang ako nang isang araw habang pinagagalitan ako ng lider ay pinagbantaan niya akong pauuwiin na lang ng Pilipinas kung hindi ako magbabago.

Napaluha ako habang nagtatrabaho. Dalawang buwan pa lang ako noon at baon pa sa utang. Naisip ko na parang walang puso ang lider ko dahil hindi niya naisip na may pamilya akong umaasa sa akin.

Pinagaan ang loob ko ng isang Pinoy at doon sinabi niyang ganun lang talaga magsalita ang aming lider. Nananakot lang daw siya para pagbutihin ko. Ikinuwento niya na noong baguhan pa lang din siyang gaya ko, hindi rin siya nagustuhan ng mga kasama niya sa trabaho. Palagi siyang minamaliit. Ito ang nagtulak sa kanya upang doblehin ang kanyang pagpupursigi. Nag-aral siyang magsalita ng Chinese at naging magaling sa trabaho upang patunayan na kaya niyang makipagsabayan. Sa kwento niya, kumuha ako ng lakas ng loob upang magpatuloy pa.

Tuwing gabi, kapag ipapahinga ko na ang aking pagod na katawan, puso at isip ko naman ang ayaw magpatulog. Sa tuwing maiisip ko ang iniwan kong pamilya sa ‘Pinas at kung ligtas ba sila at nakakakain ng maayos, hindi na tumitigil ang patak ng aking luha.

Kaya naman tuwing may pasok, itinutuon ko ang aking atensyon sa pag-aaral kung paano maisasaayos ang trabaho ko. Sinubukan kong intindihin ang personalidad o ugali ng mga Taiwanese. Bilang manunulat, natural sa akin ang pagiging mapagmasid. Nalaman ko na subsob at seryoso talaga sila sa kanilang trabaho kaya’t ganoon din ang inaasahan nila sa amin. Labindalawang oras ang aming shift pero lagi pa rin silang alerto. Napansin ko rin na kahit minsan ay tumataas ang kanilang boses at mabilis silang magsalita ay hindi naman sila nagagalit. Gusto lang nilang naipapaliwanag nang malinaw ang mga bagay-bagay upang maiwasan ang hindi pagkakaintindihan. Kahit madalas ay napakaseryoso nila sa oras ng trabaho, nakukuha pa rin naman nilang tumawa at ngumiti. Palagi rin silang nakikipagbiruan sa mga Pinoy. Dito na siguro sila nahawa ng ugaling Pinoy na pagiging masayahin. Dinoble ko rin ang aking sipag upang makuha ang tiwala ng aking lider.

Hindi nagtagal ay nagkaroon ako ng kaibigang Chinese sa trabaho. Tinawag ko siyang “mommy” dahil “baby” ang tawag niya sa akin dahil bago raw ako. Taga mainland China siya at nakapangasawa ng Taiwanese kaya’t napunta siya ng Taiwan. Paunti-unti, ikinukuwento niya ang kanyang personal na buhay. Ang nanay niya sa China ang nakagusto sa personalidad ng Taiwanese niyang napangasawa. Mahirap lang din sila noon kaya’t kailangan niyang pumili ng responsableng mapapangasawa. Madalas ay kumakanta siya ng Chinese songs para magising ang aming diwa habang nagtatrabaho. Hindi ko man naiintindihan ng eksakto ang kanyang mga awitin, nadarama ko sa boses niya na punong puno ito ng pagpamamahal at pangungulila na rin sa kanyang ina na naiwan sa China. Pareho kaming nawalay sa aming mga magulang kaya siguro kami naging malapit sa isa’t isa.

Isang araw, tinanong niya kung bakit hindi ako bumibibili ng mga bagong damit. Sabi ko, lahat ng sweldo ko ay ipinadadala ko sa ‘Pinas para sa pag-aaral ng mga kapatid ko at gamot ng nanay ko. Ang ibang natitira naman ay ibinabayad ko sa utang na ginamit kong placement fee sa pagpunta ng Taiwan. Nasorpresa ako na isang araw ay binigyan niya ako ng mga damit. Marami raw kasi siyang damit na hindi na ginagamit at yung iba ay bago pa, tumulo na muli ang luha ko dahil unang beses sa buhay ko rito napagmalasakitan ako ng ibang lahi. Nakaramdam ako ng pagmamahal kahit malayo sa aking pamilya.

Naging kaibigan ko rin ang isang Taiwanese broker na siyang nag-asikaso sa akin nang unang beses akong nagkasakit at tatlong araw hindi nakapasok sa trabaho. Wala akong kuya sa aming pamilya kaya’t tinawag ko siyang Kuya. Pililipina ang kanyang nanay at ipinanganak siya at nagbinata sa Pilipinas kaya naman magaling siyang mag-tagalog. Nang siya ay nasa hustong gulang na, bumalik sila ng Taiwan upang dito na manirahan. Kaya naman pala kapatid ang turing niya sa aming mga Pilipino.

Sa tuwing nagkakaroon ako ng problema sa trabaho, pumupunta si Kuya upang ipaliwanag kung bakit ako nahihirapan. Palagi niya akong ipinagtatanggol at pinaaalalahanan na huwag susuko.

Dahil sa hilig ko sa pagpapakwento sa buhay ng aking mga katrabaho, nadagdagan pa ang aking mga kaibigan. Isa na rito ang isang Burmese na inakala kong Taiwanese dahil sa kanyang bihasang pagsasalita ng wika dito. Ipinanganak siya sa Myanmar at napilitan ang kanyang pamilya na lumipat sa Taiwan dahil sa giyera. Dalawampu’t dalawang taong gulang na siya noon. Kinailangan niyang mag-aral, magsalita at magsulat ng Chinese para makahanap ng trabaho. Marunong din siyang magsalita ng kaunting Ingles kaya’t madalas niya akong turuan mag-Chinese. Natutuwa ako dahil habang tumatagal ay mas nagkakaintindihan kami.

Lahat ng kabutihang ipinapakita sa akin, ikinukwento ko sa aking pamilya tuwing makakausap ko sila sa Skype. Dito ko ikinukubli ang kalungkutang nararamdaman ko sa pangungulila sa kanila gabi-gabi. Ayokong maramdaman nila na nahihirapan pa rin ang puso ko sa malayo sa aking bayan.

Sa tuwing lumalabas ako kapag day-off, tumutuklas ako ng mga lugar na pwedeng puntahan. Nakakatuwa kasing maglibot at mamasyal sa Taiwan dahil bawat lingon ko ay may nakikita akong Pilipino at mga kainang naghahain ng putaheng Pinoy. Natutunan ko rin ang pagsakay sa kanilang libreng pink bus at sa tuwing may gusto akong puntahan, inaabangan ko lang ito para makatipid. Mura at mabilis rin ang biyahe sa train. Minsan hinihiling ko na may ganito ring kakomportableng transportasyon sa Pilipinas.

Paborito kong hintuan ang isang magandang Buddhist Temple malapit sa aming dormitoryo. Pinaka maganda itong puntahan bago sumikat ang araw dahil tahimik at makapigil hininga ang mga tanawin bukod sa malayo sa ingay ng factory. Sa tuwing pakiramdam kong hindi ko na kakayanin ang kalungkutan, doon ako nagdarasal at nag-iisip isip. Iniisip ko ang libu-libong Pilipino na matagal nang pabalik-balik sa Taiwan at sa iba pang parte ng mundo upang makapagtrabaho. Bawat isa sa kanila may anak, asawa, magulang at mga kapatid ring tinitiis na hindi makasama dahil mas mahalaga ang makaipon muna ng sapat na pera para sa pangmatagalang pagkukunan ng pangkabuhayan. Kung kaya nila, dapat kayanin ko rin.

Iniisip ko rin ang mga ibang lahi na nangingibang bansa hindi dahil mahirap sila kundi dahil itinulak sila ng mga hindi magagandang pangyayari kagaya ng giyera. Mas maswerte pa rin ako dahil may bansa pa akong uuwian. Samantalang sila, kinailangang baguhin ang buong buhay nila para lang mabuhay ng maayos at disente.

Dumaan ang mga araw at naranasan ko rin kung paano magdiwang ng mahahalagang okasyon ang mga Pilipino dito sa Taiwan. Sumapit ang Pasko kung kailan masarap sanang makapiling ang pamilya sa Pilipinas. Pero kailangan ko muna itong ipagdiwang kasama ang bago kong pamilyang natagpuan sa Taiwan, ang aking mga ka-trabaho. Nagkantahan at nagsayawan kami sa dorm upang libangin ang aming mga sarili at mapigilan ang kalungkutan. Nakatanggap rin ako ng mga tsokolate galing sa mga Taiwanese sa pagpasok ko sa trabaho. Alam nila na espesyal ang okasyon na iyon para sa mga Pilipino.

Isa naman sa mga pinaka kinagiliwan kong okasyon dito ay ang pagdiriwang ng Chinese New Year. Bukod sa marami akong natanggap na regalo ay naimbitahan pa akong kumain at lumibot sa labas ng aking mga Taiwanese na ka-trabaho. Isinama nila ang kanilang mga maliliit na anak na ikinatuwa ko naman dahil sadyang mahilig ako sa mga bata.

May kaunting kurot din ito sa puso ko dahil hindi ko pa nasisilayan ang una kong pamangkin na kapapanganak pa lang sa Pilipinas. Masarap magkaroon ng kaibigang tulad nila. Hindi man kami lubusang nagkakaintindihan ng lenggwahe, nagkakaintindihan naman na ang aming mga puso at damdamin at iyon ang mas mahalaga.

Sa ilang taon na rin na magkakasama ang mga Taiwanese, Pilipino, Vietnamese at Indonesian sa trabaho, natuklasan ko na nakabuo na kami ng samahan na pinagbuklod ng iisang hangarin na mabigyan ng magandang buhay ang aming mga pamilya. Isang pagkakaibigan ito na nabuo upang maibsan ang pangungulila sa aming mga minamahal na naiwan sa iba’t ibang parte ng mundo.

Malaki na nga ang ipinagbago ng pananaw ko mula nung unang beses kong nakarating at nagtrabaho rito. Kung dati ay puno lang ako ng takot at kalungkutan dahil sa problema sa trabaho, ngayon nakatuon na ang isip ko sa mga bagong pamilya na natagpuan ko. Nagkaroon ako ng “Kuya” at “Mommy” na palaging nandiyan upang palakasin ang loob ko.

Sa tingin ko, hindi lang para sa magandang buhay ang dahilan kung bakit ako nangibang bansa. Maraming bagay ang hindi ko matututunan kung hindi ako nakipagsapalaran sa Taiwan. Dito ko natutunan kung gaano kahalaga ang oras: ang pag-gising ng maaga at pagkilos ng mabilis dahil kung hindi ako kikilos mapag-iiwanan ako sa trabaho. Sa isang araw kong day-off, nagagawa ko na ring magbasa ng mga libro dahil gusto ko pa ring napagyayaman ang kaalaman ko kahit lagi akong abala sa trabaho. 
Natutunan kong mag-pokus sa mga bagay na mas mahalaga dahil iyon naman ang ipinunta ko rito. Balang araw, pangarap ko ring mag-apply para makapag-aral dito dahil maganda ang kanilang sistema ng edukasyon lalo na sa research. Pero sa ngayon, kailangan ko munang aralin ang kanilang salita.

Ang pinaka mahalagang aral na natututunan ko sa lahat ay ang hindi pagsuko nang basta-basta sa hirap ng buhay sa ibang bansa. Kung hinayaan kong malunod ako sa kalungkutan, hindi ko sana mararanasan ang mga magagandang bagay sa paninirahan rito. Hindi ko rin sana makukuha ang tiwala at kompiyansa ng aking lider. Hindi ako magkakaroon ng mga bagong kaibigan at makakapunta sa mga magagandang lugar.

Gusto kong maging hinog sa karanasan sa buhay dito upang maibahagi ko rin ang aking kaalaman sa aking mga kababayan sa Pilipinas. Babalikan ko rin ang pagsusulat. At sa pagkakataong ito, sarili ko namang kwento ang isusulat ko. Ang mga karanasan ko ay pinagyaman na ng iba’t ibang kulturang natutunan ko.

Ang puso ko ay pinagtibay na ng hangaring matupad ang aking mga pangarap at mabigyan ng magandang buhay ang aking pamilya. Kung hindi ako umalis ng aking bansa, hindi ko matutuklasan na dito sa Taiwan, marami rin akong kapatid na Pilipino na dito na nakahanap ng pag-ibig at bumuo ng sariling pamilya. Na pwede pala na magkaibigan ang dalawang lahi magkaiba man ang kanilang kulturang kinagisnan.

Malayo pa ang biyaheng tatahakin ko rito ngunit kampante na ang puso ko sa pangalawang tahanang nahanap ko sa bansang ito. Lahat ng pangarap ko ay matutupad kahit paunti-unti at mabagal lang. Wala naman ng mas sasarap pa sa katas ng iyong pinaghirapan matagal man ang kailangang hintayin.

Hindi man ako nakakuha ng propesyonal na trabaho rito, naging saludo naman ako sa lahat ng mga ordinaryong manggagawa dito sa Taiwan. Hindi biro ang aming trabaho. Balewala ang talino kung hindi ito sasamahan ng tiyaga at pasensya.

At sa tuwing nalulungkot ako, iniisip ko na bawat araw na lumilipas ay isang araw na palapit nang palapit sa oras na makikita ko nang muli ang ngiti ng aking ina at mahahagkan ang aking pamilya.

“Lolo, nakarating na ako sa dulo ng bukid. Hindi ko ito nilakad kagaya ng pinag-usapan natin. Natuklasan ko kasi na kaya ko pa lang lumipad. Salamat sa’yo na unang nagturo sa akin na kaya kong gawin ang lahat ng kaya kong isipin. Natuklasan ko rin na sa dulo ng bukid ay may panibagong mundo pang naghihintay. Na sa bawat katapusan ay may panibagong simula.”

中文翻譯
農田彼端

有天早上在農田吃早餐時，我問爺爺：「臺灣在那兒？」 叔叔在那邊上班，我也想去臺灣，因為他寄回來的玩具與巧克力都從臺灣那兒來。

當時我才8歲，年幼無知。爺爺指著我視線可及的農田遠方說：「臺灣就在那裡。」他說不管多遠都會陪我走到那邊，去那兒拿玩具。過了許久，我才曉得就算走到農田彼端，還是看不到臺灣。我也因此知道外面還有一個更遼闊的大千世界。每當鄰居的堂兄妹打開從臺灣寄來的箱子時，我都向他們討巧克力吃。我告訴自己，長大後我要去國外工作，這樣我就會有很多很多的巧克力。

有一次我問爸爸媽媽，他們為何不像叔叔一樣去國外工作，我們就能定期收到國外寄來的貨物。他們說沒必要，因他們目前有工作，而且假如他們出國的話，就沒人照顧我們兄弟姊妹。我想也是。若要和爸媽分離，我也會覺得傷心，所以等我長大，我要出國，就能買好吃的食物給大家吃。我的母親是市場的魚販，每天凌晨兩點就要出門，下午才會回到家。我的父親是三輪車司機，車子是分期付款買來的，靠著這份工作維持我和三弟妹的生活所需。我在家裡排行老大。

「這是我女兒，聰明、美麗又充滿活力。」每當上學前，我穿著整潔的白色制服到市場跟母親拿零用錢，她都會驕傲地向其他攤販這樣說。她總是笑得滿面春風，儘管全身汗如雨下，脊椎因長年擔重物而駝背，但她絲毫不以為意，只要我能順利受教育。

母親的模樣，迫使我承諾盡一切努力，來滿足她這項生活唯一的安慰。老來貧窮不是她的罪過。她精力充沛，也很勤勞，可是在菲律賓，平民翻身的機會不太多。老師說過，菲律賓是個窮國家，所以大多數的菲律賓人會到海外謀生，企圖擺脫命運的困境。明知到國外工作不一定能改善生活，但我就是想嘗試一搏，因為我不願見到我的弟妹重蹈父母親與生俱來的艱辛。

父母親供我求學，讓我順利實現作家夢，我後來成為地方性報紙的一名作者。我天生喜歡通過寫作講述人生，我訪問過政客和商人，更樂於書寫那些在困頓中堅持不懈獲取成功的事蹟。其中有一篇發表在菲律賓全國性報紙上，刊登出來那天，是我生平最快樂的日子之一。我很滿足於我選擇的行業，但我終究發覺，它不足以替我們一家換來良好的生活條件。

我想把我最寶貴的資產，傳給我弟妹們，也就是受教育，可是我的收入湊不齊學費；甚至後來母親因過度勞累導致右手臂癱瘓，無法繼續在市場買魚，我們也沒有足夠的資金支付醫療費用。我們小小的世界幾乎要崩解，弟妹也面臨輟學。雪上加霜的是，弟弟出了更嚴重的問題，他侵犯人家閨女，而我們必須負起所有責任。
接踵而來的事件催促我暫時離開文字工作的本業，赴臺灣工作。許多朋友幫忙湊錢讓我得以成行。帶著少許衣服、遠大的夢想、以及給家庭一個美好生活的許諾，22歲，年輕的我出發前往臺灣。我曾經夢想環遊世界，沒想到第一次踏上異鄉的土地是為了工作。

下飛機時剛好碰上傾盆大雨，我還沒從緊張害怕中回過神來，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坐上飛機。當夜寒冷的氣溫觸摸到我的肌膚，頓時，我才感覺到自己已真正遠離熱帶的菲律賓，遠離家人溫暖的擁抱。憶起每天去市場找母親時她對我展露的微笑，我的眼淚便禁不住想流淌下來，但我必須堅強以對，母親才不會再像以前那樣需要勞碌拚命。

我沒想到當一個工廠作業員是一件這麼困難的事情。第一天進廠上班，彷彿所有人都在趕時間，大家忙著操作機器，這是我畢生以來看過最混亂的場面之一。但最困難的還是聽不懂中文，我習慣英語，可是中文對我來說，就好比將我丟進冰凍的海洋，我沒辦法跟上潮流，因為不明白他們的話。

幸好他們派一位能說一口流利中文的菲律賓人來指導我，教我如何操作機器，因為他在公司上班已經5年了。剛開始，每次我有話對領班說，我們都要比手畫腳好一陣。久而久之，我也慢慢學會簡單的會話，例如數字的發音或常用的應答。

前幾個月過得很煎熬，領班覺得我學習緩慢，比起其他新進的外勞差得多。當我被領班罵的時候，常常聽見同事們的嘲笑聲。但我可以忍受這一切，直到有一天，生氣的領班警告我，說我的工作表現再不改善，就要將我遣返回菲律賓。我一邊工作，一邊流淚。我才來2個月，背上債務累累，心想領班真是無情，她完全沒有想到我還有家人仰賴我過活。

後來，有一位菲律賓同胞跑來安慰我，他說，領班這樣講，只是為求改進的激將法。同事說，他自己過去還是個初學者時，也跟我一樣，其他同事不喜歡跟他一起工作，常常小看他，這促使他加倍努力工作，並且勤奮學習中文、操作機械，來證明自己是個有能力的人。他的故事激勵了我，鼓起繼續做下去的勇氣。

到了晚上，卸下工作的我，身軀疲累，需要休息，但心思又不讓我睡著。每每想到留在菲律賓的家人，不知她們是否安然無恙？是否有好好吃飯？總叫我以淚洗面。上班時，我專心學習並學著如何分配自己的任務。做為一個寫作者，自然會習慣觀察周邊的人事物，我試圖從中了解臺灣人的性格。我發覺他們相當投入工作，12個小時輪班一次，而且從頭到尾嚴謹專注，所以他們預期我們每個人也都要像他們一樣。

我還注意到，他們雖然講話習慣提高聲量、講得又急又快，但那並不代表他們在生氣，只是想很有效率地把我們該注意的地方交代清楚。雖然工作時間非常認真，但是也會開心微笑。尤其他們老是喜歡和我們這些菲律賓人開玩笑，也許，這份輕鬆快樂的氣氛是幽默的菲律賓外勞傳染給他們吧！我現在加倍的努力，來取得領班的信任。

不久，我結交了一位工廠裡的同事。我稱呼她「媽咪」，因為她叫我「貝比」，理由是因為我是工廠新生的關係。她來自中國大陸，嫁給臺灣人之後，再來到臺灣居住。漸漸地，她開始會對我講述她的生活。她說她的母親欣賞女婿的個性，因為自
身也是貧窮家庭，所以選擇嫁給有責任感的另一半。

上班疲憊時，她喜歡唱家鄉的民歌來振奮大家的精神，雖然我無法理解歌詞的涵義，但從她的聲音裡，我可以感覺她對母親的愛與思念。也許，正是這份同樣失去雙親在身邊陪伴的心情，才讓我們彼此吸引、如此親近。有一天，她問我為何不買新衣服。我告訴她，我的薪資幾乎全數都匯回去菲律賓，支付弟妹的學雜費和母親的醫藥費，剩下的就是支付為了來臺灣而負債的仲介費。過幾天，她拿了一些衣服給我，有一些是她已經不再穿的舊衣，其他都是全新的。我驚喜流淚，因為這是遠離家人之後，第一次感受到不同國籍的人對我如同家人的關愛。仲介公司的人員也變成我朋友。

我第一次在臺灣生病，缺勤3天，是他負責照顧我的。因為我沒有兄長，所以我叫他大哥，他母親是菲律賓人，生長於菲律賓，因此會講他加祿語，成年後全家才返回臺灣定居，所以他視我們外勞如兄弟姊妹。每次我在工作上出狀況，大哥總會來公司替我辯解，再分析給我聽。他始終維護我，並時時提醒我不要放棄。我因喜愛傾聽同事的生活故事，結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位朋友能說一口流利的閩南語，讓我誤以為他是臺灣人，後來才知道他是在緬甸出生。他們一家人因為戰爭被迫移居到臺灣，他當時22歲，必須學習中文的聽說讀寫才能找工作。他還學會了一些英語，所以可以時常教我中文。久而久之，我們彼此便溝通無礙了，對此，我很感激。
所有這些友好的行為，我都會利用Skype分享給家人聽。我隱藏在臺灣每個夜裡的孤單寂寞，不想讓遠在家鄉的他們察覺我內心的思念與痛苦。

每次休假我都會外出，我會事先研究一下有哪些可以走走的路線。在臺灣逛街漫遊很有趣，到處都看得到菲律賓人，也有賣菲律賓餐點的小餐廳。我也學會乘坐免費的粉紅巴士，每次有我想去的地方，我就耐地心等待它以節省開支。另外，坐火車也是便宜又快速。偶而我也會想：「真希望菲律賓也能有這樣舒適又方便的交通設施。」我最喜歡逗留的地方是宿舍附近的一座美麗寺廟，天亮之前到這裡是最佳時間，環境清幽，風景如畫，且遠離工廠煩悶吵雜的噪音。
每每覺得悲傷難耐，我就會來這邊禱告，想著心事。

我認為成千上萬的菲律賓人反覆來台工作，還有的在世界各地打拼，每個都有他們的子女、配偶、父母、和手足，他們犧牲闔家歡聚，各居世界一方，只為了積累足夠的財富，為長遠的生活安定打底。如果他們有辦法做到，我也應該能做得到。
我也想起其他種族因為貧窮之外的因素被逼迫移居，比如戰爭。我算起來還滿幸福的，有國家可回。而他們必須重頭開始，建立一個新的生活。時間慢慢過去，我也認識了菲律賓人在臺灣如何慶祝重要節日。

聖誕節來臨，這個神聖日子如果能和家人一起過，那該多美好，但是目前我只能和我在臺灣找到的新家人一起慶祝，也就是我的工作夥伴。我們在宿舍唱歌跳舞排遣寂寞，上工的時候，臺灣的同事們也紛紛送我們巧克力，她們知道這個日子是對菲律賓人來說，是多麼特殊的節日。

在臺灣的節慶中，我最喜愛春節。我收到了臺灣同事們送的眾多禮物，她們還邀請我吃飯與出遊。讓我更歡喜的是，她們會把孩子帶來一起玩，因為我一向喜歡小朋友，但心中也不免因此小小傷懷，因為遠在台灣的我，無法見到在菲律賓剛剛出生的第一個小侄子。

有這些同事與朋友真是我的福氣，雖然語言上彼此無法完全溝通，但心靈上互相了解更重要。

這幾年，我發覺臺灣人、菲律賓人、越南人、和印尼人混居在一起勞動，我們為了給家人過上更好生活而遇見彼此，而這個共同目標也讓我們團結起來成為共患難的夥伴，這份友誼，也減輕了我們親情離散的痛苦。

我的人生觀，從到達臺灣那一天到現在，已經有大大的改變。當初我心中塞滿的是對工作的憂懼，而如今，我滿心關注的都是臺灣的新家人。我有了「大哥」與「媽咪」，他們時常在我身邊給我鼓勵。我認為，我出國的原因不僅僅是為了更美好的生活。如果我沒有來臺打拚，很多事情我可能學不到。

在這裡，我學到時間很寶貴，早上要起得早、動作快，否則工作會落後。雖然工作忙碌，但若有休假，我還是會看想書充電。我也學會將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事上，將來有一天，我想申請來臺留學，這裡的教育系統非常完善，尤其是研究所，但我必須先學習語文課程。

我學到最重要的教訓是，人在國外，不要輕易對生活的困難投降。如果我允許自己被悲傷淹沒，我就無法得知居住在臺灣的優點，我不會有新的朋友、不會得到領班的信任、也不會有機會旅遊臺灣的名勝景點。我隨時準備好體驗在臺灣的生活，這樣我就可以分享我的經歷給菲律賓的鄉親們。我會重拾寫作。這次，我要書寫自己的故事，一個被不同文化背景所豐富了的生命故事。

為了達成願望，送給家人美好的生活，我的心也變得更堅強。如果我沒有離開我的國家，我不會發現在臺灣有許多菲律賓人在此締結良緣。有一個妹妹，在這裡找到愛，他們用事實證明，即便是國家、種族、文化等等背景不同的兩個個體，還是可以合而為一，建立自己的家庭。

在臺灣的旅程還很長，但我會安心地和我的第二個家庭住在這裡，慢慢地，我所有的願望會逐漸完成。沒有什麼比得上勞動所得的果實更加甜美，雖然會有漫長的過程必須等待。雖然我從來也不是技術性勞工，但我要向臺灣的所有外勞致敬。我們的工作不是開玩笑的，如果不是時時憑著毅力與耐力，再多的聰明才智也派不上用場。

有件事情每當我想到，就讓我對第二個家的家人感到不好意思。那就是，隨著時間一天一天過去，離我回鄉重新看見「真正的」母親微笑與家人擁抱的那一天也會越來越近，我為此期盼雀躍…

「爺爺，我已經到達農田的彼端。我沒有像當初我們約好的那樣，走路過去，因為我發現，我可以飛。謝謝你的啟蒙教導，告訴我，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一切。我還發現，每個彼端都有一個新的世界在等待，每個結束就是為了另一個開始。」

＜印尼移工回國之路＞專題
前言：落葉歸根還是無盡漂泊
1.Avid的故事：衣錦還鄉的包袱
2.Eaga的故事：被性別身份左右的人生
3.半生在港打工，成長烙印能否輕易抹走？
4.計算打工之旅的得失，不得不看這4組數字
 

從泗水到雅加達的路途上，除了一些蜿蜒曲折的山路和偶然經過的城鎮外，大部份時間會看到的都是農田。平原上種的大都是稻田，用電泵從地下取水。在山地更多的是玉米田，偶然亦有一小片果樹園或柚木。

在路口用竹搭成的涼亭拐進小路進村。不時看到一些婦女坐在家門前把花生一顆顆從根部摘下，裝進大尼龍袋，剩下的枝葉則攤開來曬乾，堆成草堆餵羊。另一些人家則曬著剛剛收割的玉米和木薯。不論那是木屋、磚屋還是香港人心目中的「大屋」，處處都有「農作」的痕跡。

大部份移工的老家都在農村。為了解他們離鄉前，以及回國後在印尼生活的背景，我們探訪了一些老農民及農民組織成員，聽他們講述在印尼務農為生是怎樣的一回事。

務農的收入

塔夫占（Tafchim）是沃諾索博（Wonosobo）的農民，也是農業改革運動聯盟（Aliansi Gerakan Reforma Agraria，下稱AGRA）的成員。我們請他列出一輪種植所需的時間和收支：

作物：玉米
面積：四份之一公頃（約小半個足球場）

除草：24天
等待：140天
收成：250公斤
曬晾：4天

如果賣給中間人，每公斤價錢為3,800印尼盾，要是直接賣出去，則為每公斤4,000印尼盾。上述這批作物的收入約470港元，這是農人耕作五個多月的收入。

從農田到市場

塔夫占列出的收入有兩種，一種是賣給中間人，另一種是直接銷售。那麼中間人是什麼？為何售價較低還要賣給這些人？

老農民的說法是，這些中間人在2000年頭才出現，會開車進村收貨，然後運到市場或食物工廠——碰巧我們也看到這樣的一些貨車逐家逐戶收芒果。之前農民都是自行騎單車把農作物送到市場。但之後不透過中間人就進不了市場內的菜檔，只能在市場外擺賣。加上田地跟市場距離很遠，騎單車一來一回可能要兩三小時，所以虧一點也只好賣給中間人。

由於中間人操控了買賣，有時會出現驚人的差價，造成很多影響。波諾羅戈農民Geluk（在下一篇文章我們會再見到他）告訴我們，在2016年新年期間，一公斤辣椒的買入價低於Rp.10,000，可是到了市場竟然賣Rp. 100,000，比肉還貴！農民看到這種狀況，就紛紛開始種植辣椒，可是到了下輪收成時，價格又跌回原來的水平，大家都蒙受損失。

陷入危機的農地

我問塔夫占，AGRA有沒有處理這種中間人操控價格的問題，他說沒有，很難搞。目前AGRA主要進行的抗爭與搶地（land grabbing）和反壟斷有關。

從香港的菜園村和新界東北，到印尼的爪哇，搶地的邏輯來來去去都是那個樣子。政府計劃興建什麼機場或引入外資發展，那就不好意思，請你們滾吧。但對於務農為生的人來說，失去土地就等於失去住所、財產和謀生機會。因此AGRA在不同地區組織沒有土地或只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在必要的時候透過抗議或佔領等行動阻止政府強徵土地。一如其他地方的土地維權，被徵地的農民同樣會受到政府的暴力威脅，有時會有人被捕。就在我們進行訪問之前數天（2017年10月10日），AGRA組織的一些農民就在一次抗議興建地熱發電站徵地的行動當中被捕。塔夫占指出，政府害怕農民激烈反抗，因此被捕的人大都會在一日內獲釋。對於在香港進行土地維權的抗爭者竟然被判監13個月，表示非常驚訝。

政府鼓勵下的國內移民

除了暴力強搶和打壓外，政府也有另一種策略應付被搶地的農民——利誘。印尼的人口分佈很不平均。爪哇島的面積僅佔印尼國土的6.7%，卻有著全國54%的人口。而其餘的國土，如蘇門答臘、加里曼丹（婆羅洲的印尼部份）、西巴布亞等地人口較少，大部份被熱帶雨林覆蓋。自從荷蘭殖民政府在19世紀末整合「東印度群島」（Dutch East Indies，其佔領區域與今日印尼的國土近似），發展以爪哇為中心，其他島嶼供應資源的模式以來，殖民政府和後來的印尼政府一直用各種方法吸引爪哇人移居到其他島嶼進行開發。這類政策統稱為國內遷徙（transmigration）。

AGRA的另一名成員山地（Harry Sandy）提到，目前政府推出一些計劃，讓爪哇人先付一筆錢，然後在另一個島嶼得到兩公頃土地的使用權。這樣的安排令那些島上的社區關係變得緊張，因為隨著大量外來人口進入，當地人擔心自己的土地會被奪走。但諷刺的是，這些國內遷徙的移民有時亦會成為搶地的受害者。他們作為開荒牛，將一片熱帶雨林清除後，政府又將那片土地撥入別的發展規劃當中，重複上述提到的徵地爭議。

從種子開始的壟斷鏈

另一個改變印尼農業環境的新狀況是政府與跨國企業合作導致的壟斷——說的是從原料的供應到收購的權力都被壟斷了。山地指出，現時政府強逼農民購買孟山都（Monsanto）的種子，而且不許留種，每年都要購買新的一批。目前已經有些農民因為自行留種而被裁定有罪，判監2至5年。而政府不但規定農民購買什麼種子，在農藥的使用上亦有規定。在塔夫占的種植收支表上提到的農藥，來自全球最大的農藥生產商先正達（Synegnta），同樣是政府強制使用的。

山地認為，印尼政府這樣與跨國企業合作，很有可能是要令農產品的生產合符某些「國際標準」，以便出口。目前政府更推出一個計劃，由跨國企業提供20種農業用原料，參加計劃的農民需要將種出來的農產品賣給跨國企業，同時償還使用那些原料的款項。

岌岌可危的農地，播種到出售都不自主的農作過程，換來的是微薄而不穩定的收入。在這樣的背景下，留在家鄉，對很多人來說都不是一個選擇。

（與塔夫占的對話由Erwiana翻譯
與Geluk及數名老農民的對話由Kristin翻譯）

【惟工新聞】廣東深圳佳士科技工人維權抗爭持續超過一個月，情況突然急轉直下，聲援團約50名工人及學生於8月24日被全副武裝的警察帶走。職工盟昨（29日）發起遊行，要求釋放佳士工人及聲援團。今次事件反映出官媒為事件扣上「境外勢力煽動」的帽子，並以尋釁滋事罪打壓異議者，為了阻撓聲援人士前往深圳，當局甚至向其家下和所讀學校下手。而在聲援工友事件，學生亦擔當重要的角色，不少和工運和社連有緊密連結的左派學生亦參與其中。

職工盟昨發起聲援行動，由西區警署遊行至中聯辦，現場有三十餘人參與行動，遊行人士手持標語要求釋放佳士工人及釋放聲援學生，並沿途叫喊「組織工會無罪」、「立即釋放佳士工人」等口號。

身兼職工盟秘書長的工黨李卓人指，佳士工人有組織工會決心，卻遭全國總工會（中國國內唯一合法工會）打壓出賣，結社自由被剝奪。社民連梁國雄亦有出席遊行，他批評中國當局拘捕學生，惟在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13名代表中有6名為學生，反問當時在上海開會的他們是否也犯了「尋釁滋事」。他發言時亦引述《共產黨宣言》中的內容：「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指出中共違背自己口頭上擁抱的共產主義，反過來打壓工人。

定性事件為境外勢力煽動　以尋釁滋事罪打壓異議者

官媒新華社發出報道〈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維權」事件的背後〉，稱佳士工人的行動為「尋釁滋事」，認為他們受到境外勢力煽動和組織，又將矛頭指向工人組織「打工者中心」，指中心的工作人員組織工人罷工，強調他們開支是由「西方非政府組織支持的境外組織『勞動力』資助」。

而勞動力周一（27）日發表聲明，指深圳打工者中心工作人員付常國和中心法人黃慶南被公安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自7月底開始，打工者中心的現職工作人員、離職工作人員及工友數度被當地派出所問話，內容均涉及佳士廠工人維權事件。勞動力亦澄清，打工者中心與佳士工人的行動無關，並沒有參與組織佳士工人。

值得留意的是，近年中國對有組織異議者的打壓愈趨嚴厲，有一條專法專門對付「境外組織」。去年一月起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境外NGO法），將境外NGO納入常規監管制度，要求在內地活動的境外非政府組織一律須向公安部門登記，而且嚴禁進行政治活動或在中國大陸境內募款，違者會被吊銷機構的登記，銀行戶口遭凍結，負責人被拘留達15日。境外NGO法使大陸民間團體難以借助外來資金維生，同時政府亦更能限制境外NGO的業務規模，更能打壓有組織的異議者。

佳士聲援團在推特發文指，律師要求會見被捕工友遭拒，深圳的司法部門更指律師不得參與佳士的案件，否則「律師證不保」。

向家人和大學下手　政府阻止聲援團成員支持工友

首先，政府曾向聲援人士的家人下手。路透社引述聲援團的幾名學生稱，中國當局培訓了一些學生的父母，教導他們如何發短訊給兒女，當局更安排他們出沒在聲援團所在的四周，甚至出現在抗議活動的現場。而那些在佳士工廠附近租屋的學生說，房東受到警方的施壓，令他們不得不搬了三次。

除了向家人下手，當局亦向各地的大學施壓，有大學生指出，教育部早前曾向全國各大學發出通知，要求他們阻止學生前往廣東參與抗議行動，並向他們提供各式各樣的解釋，例如去廣東是不安全的、颱風即將到來，甚至指學生可能墮入層壓式推銷騙局。路透社引述一位來自廣東大學生指，有大學教師曾多次致電，指他正參與非法活動，告訴他「要仔細思考正在做什麼，以及事件會如何影響其學習和將來。」又有學生說，一些聲援者在前往深圳途中，遭攔截被送回家。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張子涵亦發表公開信，指自己入軍訓團前將手機轉交朋友，而其友人在微信朋友圈發布有關佳士工潮的消息，令張在軍訓團中遭上級威脅、恐嚇，甚至逼供。張子涵指，校方對他的打壓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認為校方向他的母親說明事件是「境外勢力支持、反黨反社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利用母親來向他施壓。

已被釋放的聲援團成員張聖業，詳細描述被警察帶走的過程，他指上周五凌晨5時，一群防暴警察來到聲援團在惠州的住處，一個人被平均四個警察控制，其後將聲援團成員趕上大巴，帶他們到惠州澳頭小學審問，其間，聲援團的成員則「齊聲高唱起了《國際歌》、《解放軍軍歌》等歌曲」。

聲援佳士工友以外 左派學生緊密連結運動遭打壓

聲援團的成員，大部分來自國內各地的大學生，學生在事件中亦擔當重要角色，例如廣州中山大學碩士畢業後成為流水線女工的沈夢雨、引發中國校園的#MeToo運動的北大學生岳昕，以及因自發舉行讀書會而遭警方暴力執法的南京中醫藥大學生季超超。

沈夢雨在8月11日晚與兩名友人吃飯後，被三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強行將沈夢雨押上一輛黑色私家車帶走。而岳昕和季超超則在上周五凌晨遭防暴警察突襲後帶走。三人至今下落不明。

聲援佳士工友，並非三人和社會運動的首次聯繫。沈夢雨是一位走向工人中的學生。在2015年6月於中山大學數學與計算科學學院畢業後，沈夢雨走進工業區成為一名女工，因為她在就學期間對工人的現狀有不少感悟和認識，令她有不少反思，決定到工業區實地調查，並支持工人的維權行動。她經過仲介找到一份在日資汽配廠的工作，成為女工，體會到種種惡劣的血汗工廠環境，並決定成為工人維權代表爭取工權，其後公司以擾亂秩序為將她處分，及與她解除勞動合同。

岳昕則在今年4月的北大#MeToo事件中，因要求校方將案件紀錄公開，遭校方恐嚇施壓，其後有網民將她寫的公開信寫入區塊鏈平台以太坊。

而季超超和他所屬的社團馬克思主義學會「致遠社」，在去年八月遭南京警方暴力執法，在社團開例會時突然有警察撞入，拘捕了學會的成員審問，過程中警察將空調調到15度，更動手掌摑季超超，在審問中同樣問及社團「背後有什麼樣的境外勢力」。

相關報道：

防暴警察破門而入 55名聲援佳士工人之學生工友全被捕
https://wknews.org/node/1800

改革腐化工會 中國工人力抗資方打壓
https://wknews.org/node/1781

「我唔係大中華膠！」推動中國公民社會二十年 陳健民評境外NGO法
https://wknews.org/node/1463

編按：被解僱、到台灣向老闆抗議反被驅逐出境、被列入黑名單拒絕入境，面對種種令人絕望的打壓，韓國Hydis的工人仍然堅持下來，抗爭三年後最終迎來勝利。法庭宣佈資方解僱無效，Hydis工會要求資方賠償解僱至今的全額工資，勞資雙方最後達成和解。本周，Hydis工人成功入境，到台灣報告抗爭的勝利。惟工新聞特此轉載台灣公庫報導。

文：許詩愷（公庫記者）

韓國Hydis面板廠工人在2015年遭到資方解僱，接著來台向母企業永豐餘集團陳情，隨後因多起抗爭遭驅逐出境。但他們在今年2月因韓國地方法院介入調解，終於成功向資方爭回被不當解雇期間積欠的薪資，並於拒絕入境台灣3年的禁令到期後，重返台灣和聲援者們聚會，說明這段期間的抗爭歷程。

台灣永豐餘集團旗下的元太科技公司在2008年收購韓國Hydis面板廠，2015年初關閉生產線且大量解僱員工，引發工會激烈反彈，Hydis工人和韓國勞團六度來台向Hydis母集團永豐餘陳情，近40人被列進入境「黑名單」，前工會會長裴宰炯更為了抗爭自殺明志。

而在2015年5月31發起的第三次遠征中，10餘名韓國成員直接露宿永豐餘總裁何壽川家門口，並前往總統府要求時任總統馬英九協助；但6月9日晚間，台北市警方以靜坐營地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為由，拆除裴宰炯的臨時靈堂、逮捕8名韓國抗爭者，移民署依《入出國及移民法》將眾人驅逐出境、限制入境3年。

「搭飛機只要兩個多小時，但我們等了三年才能重新來台灣。」當時已絕食4天的Hydis工人李尚彥逃過一劫，接著於6月12日參加永豐金股東會陳情，警方仍在現場將他強行帶上警車。後經台灣人權促進會、義務律師團向台北地方法院聲請提審，法院裁定警方違法逮捕，當庭釋放李尚彥，成為《提審法》2014年上路後，台灣第一起成功案例。

今日見面會中，Hydis工人便列出他們在台發起數十場記者會、抗議的照片，以及遭遣返回國後，前往首爾長期露宿，成功邀請韓國國會議員來台關切，甚至爭到當時仍在打選戰的現任總統文在寅簽下「妥善解決Hydis爭議」的承諾書。

Hydis工會會長李相穆說明，韓國的勞工抗爭會先向雇傭勞動部轄下的地方勞動委員會申請救濟，Hydis工人當時向官方控告資方「不當解僱」卻未獲政府承認；他們再前往中央勞動委員會、行政法院申請救濟，花了近3年時間皆敗訴。

不過在民事途徑上，京畿道水原地方法庭在2017年6月宣判Hydis資方「解僱無效」，當時韓國民主勞總、永登浦產業宣教會等團體曾來台，再度向永豐餘集團抗議，但資方不服提起上訴，於是法院在二審期間介入調解，要求雙方談判條件。

李相穆表示，Hydis工會要求Hydis資方必須賠償2015年4月、2016年2月兩次大量解僱的受害者們，至今年2月為止的全額薪資，並撤回資方在抗爭期間控告工會成員妨礙名譽等，近三十億韓元的求償金，最後雙方成功和解。

台灣聲援Hydis工人連線、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陳秀蓮也透露，他們在整理照片時發現，Hydis工人這三年在台灣發起超過50場活動，創下許多法律紀錄，幸好最後成功爭取了權益，這段期間遭提告違反《集會遊行法》、《刑法》第135條妨害公務執行等罪名的台灣聲援者們，也全數在8月7日獲得不起訴處分。

李相穆強調，資方解僱工人時往往違反相關法令「先開除了再說」，由於韓國工會系統嚴密，擁有較多資源的組織會協助小工會進行抗爭，他們清楚意識到「如果今天不團結，下一個受害者可能就是自己。」Hydis抗爭才能取得部份勝利。

而李尚彥目前則任職韓國起亞（KIA）汽車，起亞汽車也曾因薪水問題傳出勞資爭議，且有許多外包員工遭資方解僱，即使首爾地方法院已在2014年一審判決資方違法外包勞務、違法解雇，但資方仍繼續提起上訴，現場聲援者則和Hydis工人一同合照後，也留影聲援起亞汽車工會。

Hydis抗爭三年全記錄詳見公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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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團體抗議台資公司逼死韓國工人 警方：拍攝警員將遭追究
韓Hydis工會三度來台抗議 財團治國 靜坐絕食遭遣返

編按：網約車APP近年越出越多，內地Call車平台之一DiDi滴滴數月前登錄香港。在內地，滴滴的擴張形成一種霸權，而司機逐漸須依靠平台才獲得工作，他們的淨收入在亦得依賴滴滴提供的各種有條件獎勵。平台和司機的勞資關係，不全然是合作模式，在抽佣和獎勵政策方面，司機往往也沒有話語權。 惟工新聞特此轉載土逗公社採訪160位滴滴快車司機的報道。原文題為〈為了揭開滴滴的秘密，我們採訪了160位司機……〉。

我們的團隊在A市採訪了160位滴滴快車司機。在他們當中，年齡和教育背景跨度很大，且兼職和全職的情況各半，車輛獲取方式也多種多樣（主要分為三種，自購車、租賃車、以租代購車）。我們遇到了離職的國企職工、剛來A市不到一個月的外地人、剛生了二胎的父親、為給女朋友買包的年輕人、生意慘淡的個體戶、供孩子上學的前出租車司機、打發時間的家庭主婦、甚至還有放高利貸者。但是，在這個人群中大多數有明顯的共同特徵。一是生活壓力大，絕大多數人開滴滴不為別的，就是為了增加收入。二是主要是外地人，開滴滴成為外地人在本地實現真正意義上落地生根的一個方式。三是以男性為主，極少有女性司機，因為男性是傳統意義上主要的家庭掙錢者。這個人群有五險一金（按：五險一金是僱主給僱員幾種保障性待遇的合稱，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的比例很低，一直處在非正規就業的狀態下。

創新霸權

在外人看來，滴滴是一家貨真價實的創新型企業。它成功地把互聯網技術和未被動員起來的出行服務結合起來，創造了新就業，增加了司機收入，優惠了消費者，更為合理地配置了資源，不折不扣地實現了一種帕累托改進。不幸的是，滴滴的這種創新型企業成功典範的形像已經成為一種“霸權”。霸權之下，誰指責滴滴，誰就是阻礙創新，誰質疑滴滴，誰就有害於社會福利，無論滴滴做了什麼以及怎麼做，彷彿都具有了某種合理性。

創新掩蓋了滴滴真實的效應。總的來說，滴滴所產生的效應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把行業蛋糕做大，打車出行的人多了，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稱之為“收入效應”，它通常被滴滴自己和媒體所放大。

第二個方面就是擠壓其他交通行業的蛋糕，以及擠壓了傳統出租車公司和傳統出租車司機的蛋糕，可以稱之為“替代效應”。滴滴和其他網約車公司的競爭壓低了價格，導致傳統出租車行業迅速萎縮，甚至波及公交車和地鐵行業。從優勝劣汰的角度，替代效應沒什麼不合理的，但這遠不是全部事實。

第三方面的作用就是“公地悲劇效應”或外部性。對資源的動員和行業的擴張導致道路等公共資源承擔了更大的壓力。不僅以前閒置的資源被動員起來，而且大量新資源也湧入出行行業。政府交通發展規劃被打亂，交通管理壓力加大，新收入來源的出現使生產者以更大的強度使用公共資源，原有製約機制失效，造成公地悲劇。

第四方面的作用就是經常被忽視的“分配效應”，即在公司和司機之間，資本和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比例發生變化。滴滴2015年剛進入市場時，滴滴司機相對於一般勞動者而言還可以獲得剩餘，即較高的淨收入，但大概兩年之後，這種剩餘就消失了，司機基本上獲得的是一個一般勞動者的正常工資水平，而且這樣的工資水平還要在司機自己購車、承擔負債風險、長時間勞動以及在和顧客的交流中付出情感勞動、成功避免交通違章的情況下才能獲得。滴滴的抽成率至少在20%的水平，比傳統出租車公司更高。這一抽成率是如此之高，乃至滴滴司機抽成之後的收入只能彌補油費等各項成本，淨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滴滴所提供的各種有條件獎勵。這些獎勵要求司機在特定的時間內（例如全天、高峰時間）完成一定的工作量。

滴滴司機，也是非常辛苦的勞動者

 “獎勵”一詞本身就意味著它不是必然存在的，它是可有可無的，它的存在取決於滴滴公司的某種目的甚至是“善意”，而為了回報這種“善意”，司機一定要“珍惜”這個機會，並通過自身的努力來維護這種機會的存在。滴滴在出行行業重構了傳統行業“底薪＋加班費”的激勵機制，而且更進一步。傳統行業的底薪至少可以維持最低生活，但滴滴司機的抽成後收入恐怕只能維持車輛折舊、還債以及日常投入。通過分配效應，滴滴實際控制了勞動供給，成為一種“不在場的老闆”，分配效應實質上是一種對司機的規訓。

現代包買商制度

滴滴成功建立起了一種“現代包買商”制度，通過控制實際生產者和市場之間的聯繫來獲得生產者的剩餘。司機已經形成了對平台的實際隸屬，體現在多個方面。

一是滴滴為司機提供一種“半合法”的身份。大多數滴滴司機由於個人原因、車輛原因或者政府有意限制數量的原因而處在合法與非法之間，一方面沒有取得合法運營資格，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黑車”，特別是消費者充分了解滴滴司機的性質，在大多數場合不會因為司機沒有合法運營資格而擔心被騙。平台對司機不止於信息渠道，一旦司機脫離了平台，那麼司機喪失的不僅是信息渠道，而且還有“半合法”身份，致使司機無法以合適的身份攬客並完成交易。特別是，當政府對沒有合法身份的司機進行罰款時，滴滴會給司機報銷罰款。這種公然與政府作對的行為實際上是在說：政府不承認你的合法性，但滴滴公司承認你的合法性，公司會憑著“創新霸權”保證你的合法性。

二是滴滴已經形成了涉及整個產業鏈的市場勢力，難以被新的市場進入者所打破。在下游，顧客可以通過支付寶、微信等多個平台在滴滴叫車，在上游，滴滴與汽車租賃公司和汽車生產企業合作，實現汽車銷售、租賃、司機招攬、合法資格獲取的全過程。滴滴向上游的擴張其實是導致某些汽車企業向網約車市場擴張的原因。特別是，滴滴平台在長期運營中已經掌握了大量用戶數據和司機數據，並依靠這些數據和一定的算法派發優惠券和對司機的獎勵，形成規模經濟，阻礙競爭者進入。在滴滴擁有強大市場勢力的情況下，司機必須依靠平台才能獲得工作。滴滴認識到自身壟斷地位的來源，因此對數據和算法即是對政府部門都守口如瓶。

滴滴平台總經理陳熙提出，要加速出行汽車產業鏈的建立

滴滴極為在意網約車和司機的數量規模，即使這意味著存在大量非法司機和車輛，即是這意味著存在“有前科”的司機會構成對消費者人身財產安全的潛在威脅。這一規模和數量是維持消費者習慣的基礎，是網約車市場存在的前提，而且也是產生新數據的來源。所以滴滴沒有真正的激勵去審核司機的條件。

三是在大的經濟形勢下滑同時生活成本上升的情況下，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更為困難，導致大量勞動者，特別是本來就處於非正規就業的勞動者迫切尋找額外的收入來源。滴滴司機的工作方式可充分利用勞動者零散的勞動時間，這是司機依賴平台的社會性因素。這種對零散勞動時間的利用對很多滴滴司機而言已經不是自主決定的事，想要獲得淨收入彌補生活所需就必須獲得滴滴的獎勵，而獲得獎勵就必須增加勞動供給，乃至其已經超出了零散勞動時間的範圍。很多司機要很早出門，在主職工作開始之前工作幾小時，然後再等主職工作結束之後再工作幾小時。滴滴作為新興行業吸引了很多全職司機，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通過租賃或以租代購的方式獲得車輛，這意味著他們不僅背負勞動力再生產的困難，而且背負租金或債務的壓力，要靠更長時間的工作才能維持，而滴滴獎勵計劃或政府政策甚至是交通違章懲處力度的變化都會對這部分司機造成明顯影響。這種租賃或以租代購的模式並不是所謂“新經濟”，其在90年代傳統出租車行業就已存在，本質上就是個體出租車，現在是“歷史的重演”，舊經濟披了一層“互聯網＋”的外衣。可以說，對大部分的滴滴司機而言，開滴滴的工作方式並不“靈活”，恰恰相反，它牢牢地束縛住司機的勞動時間。

勞資關係

司機對單一平台的隸屬從經濟的穩定性來說是件風險很高的事，平台出現危機就會導致大量小生產者破產。滴滴憑藉數據和算法獲得壟斷地位，這一壟斷地位又進一步成為滴滴在金融市場進行融資的籌碼，而融資之後滴滴就會進一步通過消費者補貼和生產者獎勵來維繫壟斷地位。從根本上說，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長遠來看很容易產生兩種後果，一種是滴滴兌現不了融資過程中承諾的利潤率，導致資金匱乏，無力繼續補貼和獎勵，另一種後果是滴滴為了實現較高的利潤率，主動減少補貼和獎勵，兩者都會導致消費者的減少並使司機經濟狀況惡化，負債高的司機甚至破產。

傳統企業如果關涉大量就業人口，出現危機後政府會挽救以防止出現大規模失業和社會動盪。社會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起到了這種作用。對比傳統企業，滴滴也已經關涉了大量就業人口，在A市僅獲得合法資質以及正在申請合法資質的司機就已經超過兩萬人，還有數倍於此的非法從事滴滴的司機，然而這些人都處在個體生產者狀態，極少數有社會保障，無論是滴滴還是租賃公司都不承擔任何社會保障義務。

這就涉及究竟應該怎樣定性司機與平台之間的關係。如果是僱傭關係，那麼滴滴就應該像傳統企業一樣承擔社會保障義務，而如果是合作關係，那麼滴滴就不必要承擔這種義務。我們發現，對大多數司機而言，他們認為與滴滴之間是一種合作關係，他們賺錢，滴滴也賺錢，他們只是通過滴滴獲得信息，找到工作。但是細究起來，司機與平台之間的關係不可能是純粹合作關係。合作的前提是雙方都有退出權，且雙方地位平等，但滴滴雙方顯然不是這樣。司機當然可以選擇退出，但是考慮到生活壓力、租賃合約、車輛投入，對大量司機而言退出並不是可行選項。在抽成率和獎勵政策方面，司機沒有任何話語權，完全由滴滴決定。當抽成提高獎勵減少時，少數司機選擇用腳投票離開此行業，多數司機恐怕只能被迫承受淨收入的減少。

2016年滴滴代駕司機王永康車禍身亡，因無法證明勞動關係滴滴不予賠付

司機與平台之間的關係難以界定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它是一種“現代包買商”制度。資本主義企業成為資本主義經濟中主導的生產組織形式之後，經濟關係和法律關係也以企業作為模版進行分類和定性，但實際上非企業的生產組織長期存在，只不過規模和比例呈現階段性、週期性的變化。類似滴滴的互聯網平台的出現使“包買商＋個體生產者”的範圍迅速擴大，以企業為組織模版的經濟關係和法律關係顯然不能適應這種擴大，只能將其定性為合作關係，這就在客觀上放縱了滴滴公司擺脫社會保障義務的行為。歷史地來看，司機與平台之間就是一種資本主義早期的僱傭關係，司機已經對平台產生實際隸屬，平台已經介入司機的勞動過程，控制勞動供給和服務質量，司機的剩餘能自己保留的部分很少甚至沒有，大部分被滴滴抽走。當然，司機群體的多樣性掩蓋了這種僱傭關係，司機可以短暫退出，想不幹就不幹，部分司機還可以永久性退出，但是大多數司機出於上述各種原因不能退出。從實質上說，對平台依賴程度高的司機已經是平台的僱員。

政府監管

現有法律關係對“現代包買商”制度界定的無力，導致政府監管部門對滴滴監管的無力。政府能夠深刻感受到滴滴司機與傳統出租車司機之間，合法滴滴司機與非法滴滴司機之間，滴滴公司與傳統出租車公司之間，滴滴公司與其它平台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由此引發的行政壓力，也不滿滴滴對公共資源的過度使用，而且一旦滴滴出現問題，就有可能導致大規模失業。政府也往往受到滴滴“創新霸權”的壓制，任何對滴滴的管制都有可能背上阻礙創新的惡名，監管部門會成為眾矢之的。在缺乏數據的情況下，政府只能採用最低級的方式出動稽查人員去懲罰非法司機。

滴滴發展圖 圖片來源：頭條號

政府究竟應該懲罰誰，這又涉及對司機和平台之間關係的界定問題。現有懲罰方式顯然說明政府把這種關係界定為合作關係，因為如果是勞動關係，那麼就應該只罰作為僱主的平台，不應罰作為僱員的司機。滴滴“有條件報銷”罰款的行為也十分曖昧，因為如果司機和平台是合作關係，那麼違法責任當然各自承擔。有條件“報銷”罰款的行為說明滴滴公司一方面把其與司機的關係視為勞動關係，因而把對司機的罰款當成理應承擔的成本，但另一方面又把這種關係視為合作關係，因而要在“報銷”之前施加條件。

為了減少公地悲劇以及控制與分配效應相關的社會風險，政府必須取得滴滴必要的數據和算法。這還是涉及司機與平台之間的關係。如果是合作關係，那麼數據就是司機與平台之間交易的產物，而市場是公共領域，政府完全可以要求獲得數據，監督市場交易，保證市場秩序。如果是勞動關係，那麼數據就是生產過程的副產品，滴滴當然可以宣布其為私有財產，政府不能隨意侵佔，可是此時滴滴就必須按照勞動關係給司機提供社會保障。事實上，滴滴恰恰處在兩者之間，既獨佔市場交易產生的數據，又不承擔社會保障義務。

作者：齊昊
編輯：默默然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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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移工的薪金少於港人平均入息中位數的30%。有人說這種差距是歧視和剝削，有人說這份工資在移工的家鄉已經是很大筆錢，甚至，有政客把移工形容為「來港只為旅遊、玩樂、看醫生」般輕鬆。卻鮮有人問過：為什麼移工要出來打工？如果不出來打工，他們是否有其他選擇？出外打工是否能改變命運？可不可以說，移工委身剝削制度只是無傷大雅的陣痛？到底，他們的處境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2017年九月至十月，香港的秋天，即印尼旱季過渡至雨季的時間，我和伙伴到訪印尼一個月。透過訪問十多位已歸鄉的移工及數個勞工、農民、女性團體，一方面試圖理解移工整個外出打工的生命歷程，另一方面也想初步掌握印尼當地的社會狀況。

那一個月裡最令我們驚訝的是，幾乎每個曾外出打工的移工都向我們說，她們很想／在打算／即將再度外出工作。一位前移工慨嘆道，出去打工十三年，到頭來自己儲到的錢不足一萬（港元）。顯然，離開香港回到家鄉，並不代表煩惱的日子就此告一段落。

此專題共有九篇文章，逢星期一刊出，敬請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