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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海嘯下的社會主義黨:反思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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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馬來西亞大選,巫統國陣倒台,希望聯盟及伊斯蘭黨成為贏家。然而在大黨之外,還有一些小黨為其理念和議題努力,卻在這個被形容為「政治海嘯」的變天當中慘敗。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Parti Socialis Malaysia)是其中之一。

面對選戰失敗,很多時候情緒會導向怨毒或事後孔明的評論,應有的檢討卻不見蹤影。然而社會主義黨成員朱進佳所寫的這篇文章相當難得,除了分析社會主義黨慘敗的外在因素外,還詳細析述黨內在形勢分析、決策機制和選戰準備三方面的缺失。不論在內容還是公開檢討的坦誠,都值得參照。


 

第14屆全國大選掀起「全民海嘯」,將執政聯邦61年的巫統國陣政權沖倒。這是一個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結果,選前還有許多人擔憂國陣會重奪國會三分二議席或雪州政權可能重新落入國陣手中,但積累多年的民怨終於在票箱內爆發,其威力足以將近年醜聞不斷的納吉領導巫統國陣政權給推翻。這是我國民主抗爭中一個重要的勝利與突破。

這次大選中單獨上陣、競選議席很少的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也被淹沒在這次「全民海嘯」中。社會主義黨在其競選的4國12州選區中遭遇慘敗,全部候選人失去按櫃金,連兩屆國會議員古瑪在和豐以社會主義黨旗幟守土也敗北。顯然,這是一個衝著推翻納吉政府的巨大海嘯,候選人的素質和政黨所提出的政綱,幾乎完全不是選民投票的考量因素。選民為推翻國陣而不惜一切,包括犧牲掉被認為是無關大局的小黨——社會主義黨,轉向支持希望聯盟(半島西海岸和東馬)或伊斯蘭黨(半島東海岸)。

社會主義黨在大選中單獨上陣而全軍覆沒,是意料中事,只是得票之低,無不讓支持左翼進步力量的人們感到沮喪。

社會主義黨在這次大選中慘敗,且得票數少得可憐,筆者認為的主要因素有以下:

外部因素

一. 「全民海嘯」

無可否認,推翻納吉政府或巫統國陣的群眾情緒的確強烈。這是積累多年的不滿情緒一次過爆發,宣洩出來變成一股驚人的「全民海嘯」,完成了2013年505大選所未完成的換政府使命。許多選民在2013年與改朝換代失之交臂後,儘管經歷了反對力量低潮,但是他們的不滿和怨氣卻日益積累,加上貪腐濫權、消費稅等的問題,終於在這次509大選中完全地在票箱中井噴爆發。

社會主義黨本身也沒有預料到這次反風是如此強烈。強大反風下的選民在投票時只認希望聯盟的標誌(或在半島東海岸只認伊斯蘭黨標誌),而不是單獨上陣的社會主義黨拳頭標誌,候選人是否有素質或可靠也不是選民的考量。社會主義黨還被好些人指責「分散選票」,破壞換政府的「大局」,儘管社會主義黨競選的議席非常少(所競選的國席才區區1.8%),而且好些上陣的選區就算分散反國陣的選票國陣也不可能勝出。

人民情緒的強烈宣洩,並不代表人民政治意識的提升。群眾的情緒可以來得快也去得快,大多因對某些人事物的不滿和憤怒而產生。憤怒的人民情緒,可以推翻一個政權,但是要建設一個擺脫舊建制的全新社會,則需要人民政治意識與政治覺醒。人民的情緒很容易被煽動民粹主義思想的政客所牽引操弄,尤其是散播恐懼和仇恨的民粹主義(如種族主義、排外、恐同等),其危險就是製造大批盲目追隨政治領袖的粉絲,很容易被政治精英操縱來服務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

意欲實現真正改革及社會解放的進步政治力量,不能單靠隨著時局轉變而起伏不定的人民情緒,而是努力通過政治教育、社會組織,以及鼓勵更多人民直接參與在社會抗爭運動中,去打造人民覺醒的政治意識。

二. 不利於小黨的投票制度

我國選舉所奉行的投票制度是單一選區「贏者全拿」制(First-past-the-post),也就是在一個選區中得票最高者當選,不論票數多寡。這樣的投票制度,就算是在乾淨與公平的情況下投票,也會對兩大陣營以外的第三黨或小黨不利。

「贏者全拿」制有很多缺點,包括:

  • 議會內的議席分配並無法反映政黨得票的比例。就拿最近這次大選為例子,希望聯盟(加上沙巴民族復興黨)得票率為48%,但卻拿下國會下議院55%席次;伊斯蘭黨得票率將近17%,但只取得8%席次。
  • 選票被浪費掉。一個選區,若有三個候選人競選,候選人A得票40%,候選人B和C則分別得票30%,候選人A勝出,意味著投票給B和C的選民在議會內沒代表,他們那60%的選票形同廢紙。
  • 也正因為擔心選票被浪費,造成選民傾向於「策略性」投票,而往往所謂的策略性投票就是被迫從兩個爛蘋果中選一個,也就是所謂的兩害相較取其輕。
  • 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當權者改劃選區以增加自身政黨可勝出的機會,造成選區劃分不公平,破壞「一人一票」的原則。

只要仍然使用「贏者全拿」投票制,被大黨排擠的小黨,要在大選中贏得議席仍然非常困難。就算是現在已經出現政黨輪替,下屆大選已經沒有了改朝換代的「大局論」,但是「兩害相較取其輕」(lesser evil)論述仍會發揮影響選民投票取向的作用。

因此,未來爭取選舉改革的訴求,也必須包括投票制度的改革。我們必須爭取一個更公平的選舉制度。我國應開始探討在選舉制度中引入比例代表制的元素。我們可以實行單一選區兩票制,如德國、玻利維亞等國所奉行的聯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簡單的說,在這種投票制度下,選民會有兩張選票,一張投選單一選區的候選人,另一張是從政黨名單中投選屬意的政黨;議會將由單一選區票中選出的議員以及政黨票中根據政黨得票率分配議席而產生的議員所組成。這樣的投票制度讓議會內的席次既能反映各政黨真正得票比例,也讓各地區有代表在議會內發言。像聯立制這樣的投票制度,可以讓大黨以外的小黨在議會內也有代表,讓建制大黨陣營以外的進步政治理念可以在議會內傳達。

內部因素

一、誤讀形勢和錯誤的戰略

社會主義黨在這次大選中的挫敗,很大程度上是對形勢誤讀而採取不當的戰略。 社會主義黨一直都主張推翻國陣換政府,願意於反國陣的在野力量合作。不過,之前的主流反對力量,一直都有意無意排擠社會主義黨。這次大選,希盟幾乎沒有跟社會主義黨談判協調議席的誠意。 社會主義黨低估了馬哈迪的影響力,尤其是馬哈迪對鄉區、墾殖民地區選票的影響,以及馬哈迪在希盟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將鬆散的政治聯盟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勢力。 希盟在半島使用統一標誌也是一個影響選情的重大轉折。儘管社會主義黨在這之前一直主張反對陣線應有共同標誌上陣對抗國陣,但是卻沒有預料到這次大選希盟很快可以同意使用共同標誌,就算是希盟無法註冊而土團黨被社團註冊局凍結的情況下,希盟還是接受以公正黨標誌在半島上陣。這無疑讓堅持以本身標誌上陣的社會主義黨陷入被排擠的困境。

社會主義黨中委阿魯哲文也承認:「我們以為三角戰會讓國陣重奪吉蘭丹州政權,或者是奪回和豐國席,但是結果卻是國陣在大多數選區只取得第二高或第三高選票。選民幾乎是完全拒絕國陣。」

阿魯哲文表示:「我們原以為行動黨和伊斯蘭黨決裂後,大多數議席出現三角戰,社會主義黨競選更多議席也已經影響不大。社會主義黨只競選區區16席,只是將原本三角戰變成四角戰,並認為人們不會因此責怪我們是攪局者。」 

對形勢的誤讀,以及無法根據形勢作出戰略上的及時調整(仍堅持在16個選區以本身旗幟上陣),讓社會主義黨在這次「全民海嘯」中遭到沉重的附帶性破壞(collat​​eral damage),也承受不必要的折損(如和豐區社會主義黨兩屆國會議員古瑪敗選)。

二、 不夠靈活的決策機制(?)

戰略無法適時調整,又牽扯到另一個問題,社會主義黨在選舉策略上的決策機制。社會主義黨於2013年11月的特別大會上,經過全黨上下的討論,作出決定:一、社會主義黨不會再要求加入當時的人民聯盟,因為之前盡了所有努力都徒勞無功(當時民聯並沒有意願接受社會主義黨成為其一員),但會與在野黨合作推翻國陣政權;二、社會主義黨將於來屆大選在所有上陣選區使用本身的拳頭標誌;三、社會主義黨將競選更多國州議席。

社會主義黨於2017年2月的另一場所有支部代表出席的特別大會上,重申了之前黨大會的立場,並決議開放借出標誌給符合資格的社運人士或社區領袖上陣。社會主義黨希望通過參與選舉,讓人民看到國陣和希盟以外的另一個政治選擇,嘗試突出糧食保障、合約工製度、稅務政策等問題。

社會主義黨一直都奉行黨內民主,一切重大的決策都是通過黨員參與討論而作出,而不是由三幾個「英明領袖」所組成的委員會去作出所有重大決定。黨大會是社會主義黨的最高決策機構。關於選舉的重大決策,也是通過黨大會或特別大會的民主討論後擬定,並沒有任何黨領袖能夠主導黨的決策,而黨領袖都必須遵從民主決策程序下所作的決定,包括了選舉戰略。但問題就來了,當臨近選舉時的形勢轉變,社會主義黨並沒有及時作出調整,社黨上下都仍在遵從之前的決策行事。社會主義黨沒有在當時召開緊急大會去討論是否調整戰略。這可能是社會主義黨在選舉總策略上的決策機制不夠靈活,而之前的決策也給予競選團隊和談判小組太多的束縛,無法適時調整。無論如何,這個是社會主義黨應該檢討的事項。無論如何,社會主義黨黨內民主討論的機制肯定不能被摒棄,只是能否有一個更靈活的應變機制。

三、 競選機器準備的不足

儘管社會主義黨在大多數上陣的選區早在兩年前就開始準備競選工作,但是看起來很多地方的競選準備工作仍然不足。社會主義黨並不是一個選舉型政黨,但既然決心參加選舉,競選準備工作應該要做得充足。

無可否認,社會主義黨在籌備競選工作上,面對嚴重的人手不足問題。社會主義黨的積極分子都忙於處理各種民間課題及投身在社會抗爭中,而無暇兼顧太多的競選準備工作;加上競選的地區多了,人手也因此分散四處。社會主義黨也嚴重缺乏競選經費,必須跟大黨競爭籌募款項。

跟伊斯蘭黨相比起來,儘管伊斯蘭黨夾在兩大陣營之間,卻仍然能夠在吉蘭丹、登嘉樓、吉打、彭亨等地贏得不少議席,這是基於伊斯蘭黨在競選機器及為競選而作的準備工作更為充足。擁有一定規模競選機器的伊斯蘭黨,其日常政治工作都為了建立選票支持而進行,這是社會主義黨所沒有做的事情。

那麼,社會主義黨是否要將自身打造成「選舉型」政黨,並建立更完善的競選機器?如果社會主義黨要繼續參選並贏得議席(或至少不失去選舉按櫃金),就必須在選舉遊戲的框架下建立更好的競選機器及更多的準備工作。不過,如果過於將工作重心放在競選準備工作上,其風險就是社會主義黨會很容易變質成一個純粹為了選舉而存在的主流資產階級政黨,既機會主義,也不再堅持政治原則。若要走得更遠,不能因選舉準備工作而放棄或忽視社會主義黨一直都堅持的組織社會抗爭努力。

未來的挑戰

大選已過了,政府也換了,但是馬來西亞人民所面對的問題並不會因此就迎刃而解。

社會主義黨中委古瑪在大選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這樣的疑問:「在希盟做了很多的策略性妥協後,他們是否可以確保改革議程能夠進行到底?還是我們需要其他的政黨來協助推進改革議程?」

古瑪提出了好些被希盟領袖忽視的關鍵問題:

  • 跨國大企業轉移大量利潤的問題若不解決,馬來西亞的貧窮問題也不可能全面解決;
  • 破解國際金融機構強加給我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是因為我們勞工「生產力」低落的觀念,正視市場權力過度集中在全球最大跨國企業手上;
  • 經濟自由化與擴大企業財團影響力不是解決官僚主義及公共領域低效率的更好方法,反而會進一步邊緣化底層80%人民;
  • 最富有的企業財團通過向主流政黨政客輸送資金,而日益影響著我國的政治過程。企業精英的巨額政治獻金破壞民主;
  • 鄉區底層人民的問題依舊無改善,也沒有獲得真正重視;
  • 民粹主義政策對民主、民生及可持續發展的危害不淺;
  • 政治領袖不應通過其職權積累財富;
  • 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應該是造福人類的,而不應該是失業和經濟蕭條的成因。全球經濟生產力日益提升,意味著我們所有人不再需要每天工作12小時去滿足我們的日常所需。不過,當前的情況是,沒有工作的人就不能消費,這對失業工人和全球經濟都帶來慘痛的後果。人民沒有能力購物而導致總需求持續放緩。社會主義黨主張縮短工時,讓人民儘管工作量減少了卻能享有在足夠生活的工資,同時商家也擁有足以讓他們銷售產品的市場。我們所有人將因此享有更多屬於我們自己的時間,讓我們陪伴家人,參與在我們周邊社區、宗教、藝術、體育等活動中,而人類的潛能將可充分發揮。

古瑪也提醒,對希盟領袖的盲目支持,只會讓他們更傲慢地對待其他人!

大選結束後,社會主義黨已重新投入在服務人民與社會抗爭的工作上。社會主義黨的服務中心並沒有因為沒有贏得任何議席而關閉。

也許有人會因社會主義黨在大選中的慘烈戰績而嘲諷社會主義黨,但是這無阻社會主義黨繼續打造人民力量去推動社會改革的決心與努力。

隨著政黨輪替的發生,我國已出現全新的政治局面,將會有更多新的空間讓我們推進社會運動及實現社會改革。關鍵的問題是,改革的方向由誰主導,仍然是掌控經濟權力的統治階級精英,還是嚮往生活過得更好的普羅人民?社會主義黨雖仍為小黨,但肩負著賦權予民去將改革為了普羅人民權益而進行到底的重大使命。

我們有必要與民間組織通力合作,敦促希望聯盟政府兌現惠民的競選承諾,並且遵從人民的意願去落實更多的社會改革措施。

社會主義黨儘管在國州議會沒有任何人民代議士,但是仍然能夠扮演議會外制衡與施壓的角色,通過推動人民力量去將人民的訴求付諸實現。

未來的五年內,我們有必要敦促希盟政治拿出誠意與決心,去實現馬來西亞人民所嚮往的社會改革,其中包括:

  • 廢除一切惡法,擴大民主空間;
  • 不僅僅廢除消費稅,也必須進行全面稅制改革,打造一個更公平的累進稅制,讓富豪權貴們繳納他們所應該付出的稅務份額,打擊富豪財團的逃稅行徑。
  • 恢復地方議會選舉,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權。
  • 選舉制度改革,實現更公平的選舉制度。
  • 提高最低工資,縮短工時,強化職工會。
  • 廢除合約工製度(尤其是在政府學校和醫院服務的工人)。
  • 檢討並撤出所有危害普羅人民權益的國際貿易協定。
  • 所有人民都住得起房屋。
  •  ……等等。

新政府,新希望,也伴隨著新挑戰。我國將在不久將來面對另一波的全球經濟危機,我們必須提出超越現有資本主義架構的社會經濟政策,去應對並解決社會的基本矛盾,讓底層人民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禍害。新的形勢也給我國政局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但很肯定的,我們不能讓普羅人民的命運掌控在支配政治經濟大權的精英權貴手上。普羅人民必須自主自決地掌握並改造自身的命運。

作為一個以社會解放為目標且相信人民力量的政黨,社會主義黨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間,去進一步推進人民抗爭,以實現真正民主與社會正義。

(原文刊載於作者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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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解密】追蹤每日使用的東西的來源,你會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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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解密】「要不是中央政府照顧,你們香港完蛋了。」這種言論不時會在網上流傳,每次都引起網民極大憤怒。近年,中國官員亦經常以類似說法形容中國政府「施恩」於香港,甚至以截斷東江水威嚇港人。這些說法反過來刺激港人開始提出海水化淡或本土農業等方案,力求減低在物質上對中國的依賴。

然而不管哪種取態,都不能否認,至少在目前,中國都是香港的消費品的重要來源——不要說香港,其實是全世界各種的重要生產地。問題只是如何理解這一個事實——究竟是中國政府「施恩」,還是有其他人默默承受著大量廉價生產的苦果?今次惟工新聞呈現蔬菜、時裝和手機三種主要消費品在中國的生產來源,跟大家探討這個問題。

追蹤來源地:確保產品質素

隨手在超市拿起一件商品,不難看到一句「中國製造」或「Made in _________」的字句,以及進口商的名稱和地址。這些資訊可讓消費者對產品來源有點概念,但無法準確反映產品生產的地點。目前的法律亦沒有強制披露生產地點的條款。

然而有些生產商會主動公佈產品的準確生產地點,以取得買方信任。供港蔬菜就是一個例子。

從中國進口的蔬菜佔全港蔬菜入口量九成以上。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每年都會公佈「供港蔬菜種植基地」的地址(見文末資料來源)。以2017年的列表來看,共454個「種植基地」當中,有116個位於廣東,85個位於山東,43個位於雲南,32個位於湖南。其餘的散落在16個省。然而該列表沒有說明每個「種植基地」的規模,因此我們無法按此得知來自每個省份產出的農產品數量。

有趣的是,「供港蔬菜」並不完全是送到香港的。種植「供港蔬菜」農場的農產品同樣會在中國出售。中國媒體一些報導提到,由於「供港蔬菜」意味著較嚴格的食物安全指標,雖然售價較高,在國內大受歡迎。

對很多人來說,能夠確保貨品平靚正,已經可以放心付錢走人。但故事還未完結。

追蹤來源地:保障生產貨品的工人

回想一下,有哪些產品多年來價格都沒有什麼變化,甚至越來越便宜?以生活成本越來越高的香港來說,這很不正常,不是「抵」那麼簡單。對於公司來說,錢總是要賺的。既然售價不變(扣除通漲後實際上是減價了),那只是意味著錢可以在別的地方賺回來。

從生產到銷售,整個過程當中,零售商和品牌賺的錢佔了大部份,推前一步,在生產和運輸期間,原料、廠房、能源等硬件省不了。說到底,能省的就只有工人的報酬。

在過去20年,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組織開始揭發跨國公司在亞洲的工廠和農場種種不人道的勞動狀況,當中最引人觸目的包括童工、強制勞動、危險的工作環境、工作場所中的性暴力、以及欠薪等種種違反當地勞工法例的狀況等。這種種情況,一般被統稱為「血汗工廠」。

揭發血汗工廠的下一步是推動「良心消費」,集合眾多消費者的壓力要求大企業加強監管生產商,承擔勞動權益和保護環境等「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不少企業亦因應這些消費者運動而推出一些監督供應商的措施。

然而慘劇繼續發生。2012年孟加拉的達卡塔茲雷恩製衣廠(Tazreen Fashion)的火災造成117人喪生,一年後同市一棟八層工廠大廈(Rana Plaza)倒塌,更奪去1134條人命。事後發現,兩間工廠都是知名時裝品牌的供應商。因此,跨國NGO開始施加壓力,要求服裝品牌公開其生產地點,以讓外界得以監察。經過多年努力,一些品牌終於肯披露主要供應商及其生產地址。在2013年,H&M首次公開主要供應商資料;到2017年,就輪到持有Uniqlo的迅銷公司(Fast Retailing)公開146間核心供應商的資料。

除了知名成衣品牌外,蘋果電腦同樣公開了一份供應商名錄,聲稱文件當中的200個供應商為蘋果提供了至少98%的原料、製造和組裝工作。

在Uniqlo的146間核心供應商當中,87間位於中國,約佔六成。而蘋果的200間供應商共開設的776間工廠當中,有347間位於中國,約佔一半。Uniqlo供應商主要位於浙江和江蘇,而Apple供應商集中在江蘇和廣東,當中包括惡名昭彰的鴻海科技集團——一個較為人知的名稱,就是富士康。

當然,有了廠房地址,有心人真的要前去調查也是有風險的。例如在去年5月,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的三名成員在前往伊萬卡·特朗普在中國開始的工廠調查期間被拘留。

沒有公開資料 可以怎樣做

但不是每種產業,每個財團都遇上到足夠強和持續的壓力,要公開生產來源地。但這不代表公眾完全無法得知它們的供應商如何分佈在世界各地。透過僅有的產品資料,仍有可能找出一點頭緒。

就此,惟工記者以宜家家居(IKEA)進行了一個簡單的測試。我們在香港其中一間店鋪,逐項產品查看資料,發現其生產地遍布全球,從泰國、越南、中國、印度到俄羅斯、土耳其、波蘭、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都有。其中,多種煮食爐具均在浙江生產,玻璃器皿的產地則集中在山東。

「最高的」最低工資概覽

知道了貨品的生產地,下一步就要了解在該地工作的人的處境。惟工新聞過去曾多次報導製衣和電子行業惡劣的生產環境,詳情可閱讀文末的相關報導。

作為一個初步的概念,我們可以看看在這些地方工作的人的工資。

這幅地圖反映中國各省和直轄市內「最高的」最低工資。這是什麼意思?

中國沒有全國性的最低工資水平。2004年施行的《最低工資條例》要求各全國各省市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然而第七條指出,「省、自治區、直轄市範圍內的不同行政區域可以有不同的最低工資標準」。換言之,不但全國沒有劃一水平,一省之內不同的縣和市也有不同的最低工資。以廣東省來說,標準最高的深圳為2130元(約2622港元),較韶關和茂名等地的1210元(约1490港元)高接近一倍!

為什麼要談最低工資?因為這基本上就是工人在工廠可以拿到的基本工資,亦即每週五天,每天8小時的正常工作時間可得的工資。加上每天及星期六加班,工人每月大約可得二三千元,甚至不足以購買一件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即使他們每天在生產線上接觸到過百件那些商品。

全球鬥平鬥賤 但總不能沒有工人

但做老闆的是不會覺得「抵到爛」的。在過去十年,即使中國各地政府為了吸引外資,紛紛壓低最低工資,及為外資提供稅務優惠,不少企業仍然將工廠遷到東南亞、印度和孟加拉,以更低的工資和更差的工作環境聘用工人。

不過,除了不斷追查「血汗工廠」的NGO外,這些國家的工人本身也不會坐以待斃。近年多了台資工廠遷到越南,很快就嚐到一浪接一浪的工潮。以出口成衣為主要工業的柬埔寨,工人亦無懼警察的暴力和法律對工會活動的限制,一直爭取加薪,而且是有勝利。即使老闆喜歡吹噓用機械人,用自動化可以取代工人,但說到底,大部份的生產仍然少不了人手。

知道這一點的話,下次再聽到有人說「要不是中央政府照顧,你們香港完蛋了」之類的狂言的話,你大可以回敬一句:「要不是工人日以繼夜工作,什麼國家和政府都完蛋了」。

數據來源: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供港蔬菜種植基地檢驗檢疫備案名單(2017年1月18日更新)
http://www.aqsiq.gov.cn/zjsj/jgsj/201603/P020170118638150306913.xls
UNIQLO Core Partner Factory List
http://www.fastretailing.com/jp/sustainability/business/pdf/UniqloCorePa...
Apple Supplier List February 2018
https://images.apple.com/supplier-responsibility/pdf/Apple-Supplier-List...

有關生產成本的報導:
一幅跑鞋利潤分佈圖 究竟邊個賺最多?
https://tinyurl.com/yb3hlylp 
H&M、UNIQLO服裝成本有多低? 晶苑招股書告訴你
https://tinyurl.com/y7he4lu6 

相關報導:
2星期轉新款 製衣工人生死時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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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國官員亦經常以類似說法形容中國政府「施恩」於香港,甚至以截斷東江水威嚇港人。這些說法反過來刺

團體抗議國歌法立法 音樂導師以身犯險改編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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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今日(5月22日)下午,社會民主連線、香港音樂導師工會、法政匯思等多個民間團體成員於立法會示威區舉辦記者招待會,抗議政府在未有諮詢下就國歌法立法。立法會將於七月首讀國歌法,其中最受爭議之處為,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三年。政府雖舉辦兩次立法會公聽會,但大部分市民的意見仍未得到回應,引起法律、教育、創作自由等多方面質疑。

法侓條文含混空泛 市民容易誤墮法網

多個抗議團體指,目前公眾諮詢並不充份,法律條文空泛,不應急於將國歌法立法。法政匯思代表蔡騏則指出現時政府意見書裏並沒有參考任何國際人權公約條例,也沒有充份考慮市民應有權利,而且現時草擬的法律條文並不清晰。特別第15條中有關刑事責任的條文,列明「其他行為」都屬違法,其指涉範圍極廣而空泛,含糊不清。一般而言,刑事法條文列明有哪些事市民不該做的,但國歌法一反常態,要求市民必需做某些事才不算犯法,就學術或法律角度上都並不常見,因此更需要諮詢公眾。


由左至右,香港藝術家工會黃國才、香港音樂導師工會成員(沒有公開姓名)、社會民主連線代表陳皓桓、職工盟幹事劉家樂、香港音樂導師工會劉先生、法政匯思代表蔡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香港眾志代表鄭家朗。

立法會議員陳志全表示,過往公聽會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都未能指出哪些行為屬於違法,並表示交由法院和法官決定。陳志全指這樣將詮釋法律的責任交給法庭不負責任,也無法釋除市民疑慮。社民連代表陳皓桓亦明言,國歌法下市民難免覺得做甚麼也可能犯法,不論早前學聯成員認為「聽到國歌想嘔」,又或者各界人士公開批評國歌,也可能被指控不尊重國歌。他呼籲政府「懸崖勒馬」,充份諮詢後才繼續立法。假若政府依然不肯向公眾諮詢,堅持只向小部分人士收取意見,他們會考慮自行作國歌法諮詢。

國歌法不許真誠表達 音樂導師:基層學校沒條件演奏官方國歌

音樂導師工會劉先生指音樂演奏應由心而發,但現時國歌法以恐懼去限制人們表達國歌的方式,有違教學自由,學生也不會因而真誠愛國。「我們教導學生第一件事,就是演奏時應情感真摯,但現時政府透過法例規管學生頌唱國歌,要求人們要到國歌時有肅立,要舉止莊重,但如果他對國歌或國家有其他看法呢?他一樣要舉止莊重,而結果只會教導學生虛偽。」

他更指出國歌法會妨礙音樂導師的教學,他指香港法例裏官方的國歌只有管弦(Orchestra)和管樂(Symphonic band)兩種,但不是所有學校都有所需的樂器。「例如一些基層學校,哪裏找來一隊Orchestra去演奏?很多時候可能只有鋼琴,木結他之類的,那就只能演奏非官方的版本,但可能就會被說成『歪曲』國歌了。」


音樂導師工會劉先生,手持的木結他為基層學校常見的樂器。
 

藝術家音樂導師眾聲喧嘩 藉改編國歌反問國歌法的必要

行動裏藝術家和音樂導師藉不同音樂表現對國歌法提出質疑。演奏和講者發言其間立法會保安不時挪動鐵馬,鋼管和土泥地磨損時引來巨大聲響,對演出干擾不少,但最後還是順利完成。

連傳媒計算在來,現場示威人數只有二十多人,
但有六七位保安設置多重鐵馬,拖行期間聲響頗大。

藝術家工會成員黃國才則攜同自己創作的藝術品《愛國者》,在紅色柵欄裏用手風琴演奏《義勇軍進行曲》,藉此提出創作自由被扼殺的擔憂。演奏時多番停頓,失誤,事後笑指若國歌法已生效,自己「一定要判三年(監)喇」。

音樂導師工會一眾代表合奏的國歌,編曲上刻意改動拍子記號,由原來的「3/4」改為「8/12」,後者為藍調音樂(Blues),在美國黑奴間流行的樂曲所用的拍子記號,暗示國歌法下大家都成為奴隸。同時樂譜亦運用輕快的演奏方式,透過以相同曲目表達「雄壯」以外的情感,質問「眨損」、「篡改」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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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建築地盤工作 患上肺積塵 三百湖南工人集體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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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塵肺病(肺塵埃沉著病,又稱肺積塵)是建造業和礦業常見的職業病。在香港,隨著危險工序被禁,加上多種產業消失,新患病的人數已經大大減少。但在中國,情況並非如此。

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的城市急速擴張,背後是數千萬來自農村的建築工人辛勤工作。這些工人很多都跟著判頭,每日長工時在極少防護的環境下工作,不論是人身安全還是勞工權益都難以受到保障。當中很多人患上塵肺病。政府的數據指,全中國有60至80萬人患上塵肺病,每年約增加一萬人。但多個來源均指出這個數字嚴重低估病人的數量。協助塵肺病人康復的非政府組織「大愛清塵」更估算,全國有600萬塵肺病人!

然而政府對塵肺病人的援助很少。雖然《職業病防治法》訂明工人患上職業病可得到的賠償,但種種現實問題令大部份工人難以走完整個法律程序,只能自行承擔高昂的醫療費用,默默死去。最近,數百名曾在深圳工作多年,患上塵肺病卻未得到賠償的湖南工人回到深圳維權。但政府軟硬兼施,先後以暴力鎮壓、拖延、官腔等手段拒絕工人的訴求,並要求工人按照無法協助他們的法律程序索償。惟工新聞收到一名關注和記錄工人上訪過程的義工投稿,現將全文刊出,讓讀者了解工人面對的困境和事件的背景。


2018年初到5月,來自來自湖南省桑植、耒陽和汨羅三地的數百名塵肺病人來到深圳集體維權。他們都曾在深圳的建築工地上從事風鑽工的工作,並因此患上嚴重程度不等的塵肺病,現在,他們要求深圳市政府給出職業病賠償方案。

但維權之路困難重重。由於深圳工地用工制度不合規,用人單位未與大部分的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繳交社保。如今確認勞動關係難,職業病鑒定難以及工傷認定難等問題讓工人們無法通過法律的途徑拿到賠償。而政府卻堅持讓工人走法律程序。問題解決的時間一拖再拖,如今已有三位工友等不到結果就去世了。

病魔、經濟困難、政府的分化以及主流媒體的失聲考驗著維權的工友們。

塵肺病工人深圳維權事件

5月8日,來自湖南省桑植、耒陽和汨羅三地罹患塵肺病的工人又來到了深圳。在經歷了政府部門不斷地推諉、防暴隊抓捕以及漫長的領導開會討論之後,深圳市有關部門依然沒有回應工友們的主要訴求。這批工人都曾在深圳從事風鑽工作,並因此患上致死的職業病——矽肺病。

這已經是2018年初以來,工人們第三次帶病到深圳市維權。然而,工友訴求信上的170個紅手印還沒有乾透,5月14日的下午,信訪辦的領導就來勸工友們回家。據工友描述,該領導講話極具感染力,卻回避了工人訴求的所有關鍵問題。實際上,此前工友到深圳來的幾次維權,都以深圳市政府將工友遣返回家告終。


5月14日,張家界和汨羅的工友們把自己的訴求寫了出來,每個人簽名按手印並徵集了170多人的簽名


張家界和汨羅工友的訴求和簽名

對於工人的訴求,深圳市政府一直主張走法律程序。5月11日,深圳市信訪局曾給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該方案堅持讓工友們走法律程序,但這個方案沒有明確的賠償方案,對於不能證明勞動關係的工友的賠償方案更隻字未提。

根據工人們的判斷,這份方案對自己非常不利。首先,如果走法律程序,勞動關係的確認是基礎。但由於過去政府部門長期監管不力,多數工友在其深圳工地打工時並沒有和僱主簽訂勞動合同,導致他們缺少勞動合同、社保等能夠有效證明勞動關係的證據,走法律程序困難重重。其次,工友表示這份方案的時間設定過長,明顯是在拖延時間。工友們的病情在不斷惡化,再加上經濟條件的制約,維權工人們十分被動。


 深圳市信訪局5月11日給出的解決方案

不過,這份方案也體現了政府態度的變化。5月8日,在工友堅持理性維權,走合法信訪程序的情況下,數以百計的保安協警不顧維權工友罹患塵肺病的情況,對工友實行暴力抓捕。有工友被推倒在地上受了傷,另外有五六人被送往醫院。但工人堅持集體駐守信訪大廳。直到半夜12點,警方釋放了他們的6名工友兄弟。工友的堅持促使政府在未來的兩天轉變態度,與工友積極對話。

但如今,深圳市政府極力遣返工人,避重就輕的做法仍然讓工人的維權之路迷霧重重。現在,第三次下來維權的工人大部分已經被政府勸返,留下20多名工友繼續和政府談判,他們中間大部分沒有勞動關係。

一位留在深圳的工友王兆崗說:「我已經第三次來維權了,每次都是從醫院裡出來的。上回我回去的時候差點就死在了車上。我在老家看到有員警打我們的塵肺病工友,我心裡氣得不行。深圳都是我們建的,現在怎麼把我們當成了反革命?我們這一次來維權,我打算死在深圳了。」


 

在維權過程中,甚至有工友與家屬給相關領導下跪。一位患病工友的妻子說: 「把兩個小孩丟在家裡,自己跑過來維權,心裡本就很難受了,只是希望得到一個說法,沒想到政府還這樣對待我們,太寒心了。我老公很早就開始在深圳做風鑽,」她指著信訪辦對面不遠的京基一百大樓,「那棟樓我老公就有做啊,可是有人記住他嗎?」

維權背景

90年代以來,來自湖南耒陽、桑植和汨羅的工人們先後進入風鑽爆破行業。深圳城市建築發展的需求,吸引了大批建築工人到深圳打工,由於深圳的地下分佈了大量堅硬的花崗岩,就產生了大量對風鑽爆破工人的需求。

這項工作具有極大的職業病風險。風鑽工人經常需要下到三四十米的井下進行作業,做輕風化花崗岩的風鑽工作會產生大量的粉塵。包工單位對勞動防護輕視,加上當地政府對此監管不到位,工人們往往只是帶一個醫用口罩進行防護。惡劣的工作環境導致很多人的身體狀況開始惡化,很快,他們知道了一個新名詞——塵肺病。


風鑽工人的工作場景

2009年,來自耒陽和張家界桑植縣的150多名患有塵肺病的工人開始維權。他們要求深圳市政府為他們做職業病鑒定並根據結果進行賠償。根據我國的《職業病防治法》,工人必須先出具勞動關係證明,職業病防治院才能為工人做職業病鑒定。但建築行業長期實行分包制度,多數建築工人從沒簽過勞動合同,也沒買過社保,因此很難拿出證明勞動關係的證據。

但與今天不同的是,工人的行動得到了當時主流媒體的關注,深圳市政府開闢了綠色通道,為150多名工友進行了塵肺病鑒定,結果有40多名工友被查出不同程度的塵肺病。當時的解決方案是:被檢出塵肺病的工友中,具有勞動關係證明的,走正常法律程式,沒有勞動關係的,則按照病情嚴重程度獲得7到11萬的政府「人文關懷」資金。

然而,在2017年湖南省調查省內塵肺病狀況之際,卻查出大量新的塵肺病病例。據統計,張家界桑植縣有300多確診或疑似塵肺,耒陽有近200人,汨羅有30多人。這些工人大多在深圳打工,且在2009年之後停止從事風鑽。事實上,由於塵肺病漫長的潛伏期,不少工人在2009年就已經檢查出有肺部異常,卻未被確診為塵肺。如今,被重新確診為塵肺的工人再度南下,向深圳市政府尋求說法。

春節前夕,來自湖南的塵肺工人開啟了2018年的第一次維權。此次維權的情況與2009年是類似的,即最大的困難依然在於勞動關係,進而是塵肺病的認證。這意味著多數工友的權利無法通過法律程式申訴。當時他們得到了深圳市的一個口頭承諾:春節後,深圳市會派工作組到湖南當地解決問題。但春節之後,4月份深圳派來的工作組依然只是讓工友們搜集證據,走法律程式。而就這短短的兩個月時間,有三位工友沒等到結果,就離開了人世(張家界兩人、耒陽一人)。

4月18日,工友們第二次來到深圳信訪局。可4月19日早上,當他們在廳內靜靜等待答覆時,迎接他們的是防暴隊。他們被分開送到不同地方,政府還給每個人分配律師,要求走法律途徑。不過,這次維權並非毫無進展,深圳市政府通過各種管道幫助不到十分之一的工友確認了勞動關係。但是,到了4月27日,很大一部分工友因為身上帶的錢已經不夠,甚至沒法吃飯了,同意乘坐政府派出的大巴返回湖南。


4月24日張家界工友王祥勇去世,去世前他的勞動關係已經得到認證,但直到去世也沒有做職業病還鑒定,王祥勇生前花費的十多萬醫療費沒有著落

二下深圳,工友們的訴求依然沒有得到深圳市方面的正面回應,5月8日,工友們又凝聚起力量,第三次來到深圳。而這次他們一到深圳,就遇到了前文所述的事件。一切還在進行中。

塵肺工人的困境

罹患塵肺病的工友多數是青壯年,正是家中的頂樑柱。患病之後,他們就無法再從事體力勞動,家庭也就失去了主要的收入來源。此外,塵肺病的治療需要花費高昂的費用(並且無法治癒),每次患病住院支出都在萬元以上。沉重的經濟壓力下,很多家庭支離破碎、負債累累。


王翠蘭老人,5個兒子4個死於塵肺,最小的兒子現在塵肺三期,正在深圳維權

另外,部分在2009年未檢查出塵肺病、但隨後病症發作的人在此次維權之前就已經去世,其中不少是自殺。根據相關報導,2009年至2015年在湖南耒陽縣,共有37人因塵肺病去世,其中至少9人因為無法忍受發作時的痛苦,死於自殺。身後留下的是再被貧困化的妻兒。

李萬美「瘦得只剩下骨頭」,跪在床上,只穿了條內褲,雙手支撐身體,頭抵著枕頭。有電風扇吹風,但呼吸不暢,李萬美還是全身冒汗。「像水從他身上倒下來一樣。」李萬美已幾天沒吃、沒睡,就一直那麼跪著。不到一個月後,李萬美以跪著的姿勢死了。

在導子鄉通林村,2011年的臘月一天,塵肺病人王從成無法忍受折磨,先用剪刀刺破自己的喉嚨,接著刺傷腹部,又將雙手與插線板放入水盆。他死在了自殘後的次日。

曹滿雲瘦得不到70斤,不斷咳嗽,臉漲得通紅。 回耒陽的路上,他說,哥,我實在受不了了,你幫我買瓶農藥吧。 「再堅持堅持,過完春節給你買。」曹斌說他這樣安慰弟弟。 回家後,曹滿雲住進了耒陽市中醫院,第二天,他從七樓病房跳下。當時(曹斌的)哥哥曹金剛從長沙住院回來,他一直流淚,但呼吸困難,吸了很久的氧氣,才哭出聲來。今年4月的一個下午,曹金選擇了喝農藥。

 —— 《湖南耒陽塵肺鄉調查:多人痛苦自殺》
 


張家界已故工友王祥輝在2009年由深圳職防院給出的診斷書

病魔、經濟困難、政府的分化以及主流媒體的失聲依然考驗著維權的工友們。工人們是深圳的建設者,也是發展的犧牲者,塵肺工人的訴求就是深圳市政府的責任。在身患絕症與因病致貧的困境下,深圳市政府能拖,工友們卻不能再等。

社會支持

在主流媒體對塵肺工人維權事件失聲的情況下,仍有社會力量在為塵肺工人的行動發聲支援。

近日,年輕的說唱歌手「今晚吃魚丸」和他的朋友徐浩彧創作了一曲嘻哈作品《活著》,正是為那些長期勞動於「地下」的工人而作。他不僅捕捉到了那些患有塵肺病的風鑽工的生存細節,更揭露了當下這群發展的犧牲者抗爭艱難、備受打壓的現實。

《活著》

作曲:今晚吃魚丸
作詞:徐浩彧

也曾帶著美好憧憬來到了這座城市
也夢想過能給家人和孩子掙下一套房子
如今只能拖著殘破的身軀面對無情的現實
風鑽濺出的沙子   將他的肺部侵蝕
多麼無助 求助卻被攔在了住處 一紙診斷書
仿佛已經宣佈了他的生命長度
無緣無故 血汗錢被拖欠 奇怪的名目
大雨如注 走投無路 老闆卻在荒淫無度
他每天走出井窯 身上佈滿粉塵的味道
地溝油做出得晚餐卻捨不得多給一勺
他苦笑 只好和工友含著淚打鬧
能看到第二天早上的太陽是他最大的目標
多麼可笑 他還在收集所謂的證據
他不知道 有些個領導只要政績
為了這座城市的建設 他 付出了無數
卻成為了 人們口中 影響治安的因素

活著就是折騰 一次次被命運捉弄
冷漠的人不會被說動 他的心在隱隱作痛
感歎社會不公   想說的話都噎在了喉嚨
勉為其難的笑容 男人的眼淚灑在了空中
活著就是折騰 一次次被命運捉弄
冷漠的人不會被說動 他的心在隱隱作痛
感歎社會不公   想說的話都噎在了喉嚨
勉為其難的笑容 男人的眼淚灑在了空中

他無數次的想要逃離這座城市
面對他的卻是冷漠無情的現實
他不再堅持 因為感到前所未有的弱勢
孤注一擲 只希望得到一些人的注視
曾經有力的雙手現在止不住的顫抖 他戰鬥
疾病讓他再也無力還手 低下了頭
也想過結束這一切的憂愁 突然回首
發現家人和孩子還在身後
他的時間不多 只想給孩子留點什麼
卻發現了這麼多年自己身上沒有什麼
一個人走他愛的人還能靠什麼
他早已習慣這種感覺叫做求死不得
他睡著了 睡得前所未有的安靜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他看到水秀山青
這是他在這裡第一次感覺到安寧
他多希望這樣一直下去 再也不醒

另外,網路上部分左翼自媒體與網站,如時代先鋒網、微工匯等,對工人維權的進度與工人的故事均有報導。

網路傳播的消息也引來了關注者,他們通過捐款、舉牌的方式聲援塵肺工人。有人在塵肺病人所在的微信群裡為工人捐款,因性騷擾事件而被遭受學校壓力引起巨大輿論關注的北大學生岳昕也將她收到的外界捐款捐給了塵肺病人;另外,還有不少人為工人舉牌聲援,包括開胸驗肺的塵肺病人張海超、富士康的工人、大學學生以及其他個體。

然而,這些基於網路的社會支援力量仍然難以擴大。比如網路監管部門的刪帖速度也隨著近日關注度的提升也不斷加快,附有富士康工人支援塵肺病人的帖子在發出的兩個小時以內就被刪除了。

但最近的輿論關注似乎也使得工人的行動有所推進。來自桑植的工友谷躍虎說:「我們前兩次來,都毫無進展,這次媒體的關注和轉發,讓政府感覺到了壓力,對我們的態度好了很多。」

相關報導:
中國工傷互動地圖
https://wknews.org/node/1563
中國塔吊工罷工的導火線
https://wknews.org/node/1716
立法會昨調整工傷條例補償金 肺塵病工人斥政府漠視
https://wknews.org/node/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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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數百名曾在深圳工作多年,患上塵肺病卻未得到賠償的湖南工人回到深圳維權。但政府軟硬兼施,先後以暴

在囚者遭非人對待 議員倡改善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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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新界東北的13名青年和雙學三子先後入獄,但他們的抗爭並未停止,反而將爭取權利的焦點擴展到其他被關押的囚友身上。上月,民主派議員發表了一份《改善香港在囚人士權利及監獄環境建議書》,披露懲教署如何因管理之便,令囚友淪為廉價勞工,並失去基本的膳食和教育保障。惟工新聞將建議書部分內容製成懶人包,助讀者了解在囚人士面對的非人對待。

建議書全文:民主派議員:改善香港在囚人士權利及監獄環境建議書

【囚友淪廉價勞動力 生產各類社會必需品】

  • 囚友工作所獲得的工資十分低,每周工資最低只有約44元,最高則只有192元;另外,公眾假期或勞工假期期間,囚友仍需工作
  • 工種未必完全切合社會勞動力所需,例如在洗衣房工作,囚友出冊後極少成為洗衣店職員
  • 有囚友未入獄前已申請工傷,惟入獄後懲教轄下醫生不會簽發病假紙,故未能繼續申領工傷。懲教福利官回覆指如有需要,懲教轄下醫生經評估後,可簽發轉介信,轉介囚友到監獄外醫院就醫,醫院亦因可簽發病假紙,但程序非常繁複

【培訓計劃漏洞多 囚友無上網學習權利】

  • 有囚友反映,懲教署與再培訓局合辦的的再培訓計劃,不適合小六程度以下囚友,未能為學歷低的囚友提供足夠教育/培訓機會;沒有香港身份證的囚友亦未能報讀再培訓計劃
  • 部分囚友進修時感到吃力,因進修時數不計入工作時數,要在工作以外時間額外完成進修課程,故此會減低囚友進修的意慾,達不到教育和更生的意義
  • 沒法上網,亦似乎不鼓勵囚友使用電腦學習。壁屋懲教所囚友如要做DSE功課,則由通識老師上網找資料,變相替囚友做功課
  • 21歲以下考完DSE的囚友,因不能就再讀DSE班,又沒有再培訓計劃可供報讀,竟要返轉頭修讀高中預備班,該班的學習水平只有約中三程度
  • 壁屋懲教所提供的木工課程,分初、中、高級程度證書;唯剪髮、烹飪,則只有初級證書;部分課程如學習插花,囚友獲釋後也較難尋找相關行業或工作
  • 用各項行政理由限制導師為囚友進行導修課的次數,未有盡力協助囚友選修適合自己的學科,減低囚友學習意慾
  • 學術書籍亦包括在「每月六本」外購書籍當中;而不同監獄對外購宗教書籍的數量有不同限制,準則不明

【物資設施嚴重不足 籃球場無籃球架】

物資:

  • 穿白飯魚踢足球會磨損腳掌,亦因鞋底太薄,變相不鼓勵做運動;如有扁平足者亦無法長時間穿白飯魚站立工作
  • 羅湖女子監獄沒有提供足球活動,跳繩的繩子也要向懲教人員查詢才獲提供;較年長的囚友更不能上體育課
  • 舊型號Sony品牌收音機停產,新型號收音機為Panda TOBO TB-2018,每部港幣120元,惟絕大部分位置都接收欠佳,連在空曠地方都收不到訊號,得物無所用。根據資料顯示,該牌子的收音機絕大部分都在淘寶或天貓出售
  • 囚友反映每月六本書籍的限額太少;宗教書籍數量限制則每個監獄也不同
  • 毛氈有蚤,但有囚友反映,如果要求洗氈,則變相加重洗衣房的負擔,負責洗衣房的囚友會有微言
  • 多名囚友表示冬天天氣寒冷,要求署方准許囚友穿著保暖褲(俗稱虧佬褲)
  • 囚友首一個月未有工資可購買郵票寄信,每星期只有一封免費信件太少;懲教署「黃簿仔」(囚友須知)寫明囚友可申請由家人購入郵票,惟囚友向懲教人員提出時,職員說只能用工資買郵票

環境設施:

  • 塘福懲教所籃球場並無籃球架
  • 塘福懲教所熱水設備經常壞,有囚友在冬天唯有不洗澡
  • 赤柱監獄及壁屋懲教所內,家人/朋友探訪時,只有一台電話
  • 壁屋監獄內,家人/朋友探訪時,沒有電話可使用
  • 壁屋監獄只有兩間公務探訪室,且隔音設備不足
  • 喜靈州懲教所只有一間公務探訪室,亦只分上、下晝可與囚友會面,變相減少公務探訪的機會
  • 赤柱監獄部分囚室通風不佳,有囚友在夏季感到焗促及呼吸困難
  • 不少監獄設施殘舊,如喜靈州懲教所、壁屋監獄、塘福監獄等。壁屋監獄環境惡劣、狹窄,探監環境非常嘈吵,變相亦影響職員工作
  • 冬天要在15度以下才可用熱水洗澡,囚友容易著涼,影響身體健康

【膳食質素低劣 每餐成本只得8蚊】

  • 每名囚友每日膳食的平均成本只有24元
  • 本地人不可選擇西餐、南亞裔人只可吃咖哩等;壁屋懲教所內,選擇食素的人較多,有囚友認為非素食餐較難吃;
  • 雖有營養師設計餐單,但多名囚友反映煮食無品質保證,例如菜有酸味、豬肉、薯仔未熟透等等
  • 如囚友對膳食質素和選擇有意見,只能用「投訴」形式反映,而非「提供意見」形式反映,懲教人員亦不會就囚犯的意見進行跟進
  • 羅湖監獄內,囚友如購買餅乾作零食,則不能打碎餅乾與粥同吃
  • 囚友指2017年10月1日開始,已更新餐單,惟所謂更新,卻是將雞翼轉做雞肉,或將提供提子包及方包的時間對調

【結語】

誠如《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60項(1)所言,「監所制度應該設法減少獄中生活同自由生活的差別,以免降低囚犯的責任感,或囚犯基於人的尊嚴所得的尊敬。」

鐵窗生涯,剝奪了囚友人身自由,本已是最大的懲罰。當懲教署標榜懲與教並重,卻在配套、行政以至執行上,都以管理方便為主,額外施加不必要的限制,囚友得不到與時並進的人權保障,懲罰與教育失衡,最終囚友無法在有尊嚴的環境下生活,懲教署只會淪為「懲罰署」。

事實上,監獄條件與人權保障,在懲教署行政安排下,可以兩者並存,並無必然衝突。民主派議員要求 貴署收到相關報告後,就囚友權利以及監獄環境進行全面檢視,並設立與議員恆常溝通的渠道,及成立獨立的監察委員會,委任獨立人士如法官,對懲教署設施及囚友權利進行調查和撰寫報告。民主派議員亦會在立法會繼續跟進囚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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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蘭老島戒嚴已屆一年 流離失所的人民漸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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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儘管馬拉威危機已告解除,但在總統杜特爾杜堅持下,原本只限60日的戒嚴被不斷延長,棉蘭老島戒嚴還會持續至今年年底。在疏散中心裡,因為缺乏食物、水源、醫療資源而死的人,比起直接死於戰火中的人還多。家園被戰火摧毀,家當被軍人順手牽羊,人們無家可歸,重建的漫長而艱辛。長期關注菲律賓社會及移工議題的台灣大學生張馨云撰文講述當地情況,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棉蘭老島戒嚴,今天剛好滿一年了。

菲律賓政府在去年5月23號菲南馬拉威遭遇恐攻時,宣布棉蘭老島進入戒嚴狀態。猶記得當時還在馬尼拉感受的震驚,以及後來被各國媒體發送的戰爭畫面。同年10月份,當官方宣布最後一名恐怖份子被殲滅掉之後,戒嚴卻未有解除跡象,民間開始對戒嚴越來越有疑慮,質疑杜特蒂想透過威權來壓制異議聲音。

根據菲律賓憲法,總統宣布戒嚴只能60天,但可在內部叛亂或外部入侵的危機尚未解除之下,向議會爭取同意延長戒嚴。菲律賓的國會進行了兩次延長戒嚴的表決,分別在7月23日及12月3日,第一次決議是延長到該年年底,第二次則一路延長到2018年12月31號。兩次決議的結果,眾議院及參議院都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儘管馬拉威危機在去年10月份早就由官方正式宣布解除。

儘管撼動結果的可能性渺小,仍有人奮力一搏,12月初在國會表決前,4名現任及前任持反對意見的政治人物向最高法院提起請願,希望重新檢視戒嚴令的正當性。不過當12月5號請願結果出爐,14名最高法官中有10名選擇駁回,讓棉蘭老島實施戒嚴另至2018年年底成為定局。

才沒幾個月,大家就慢慢忘記了.....

馬拉威恐攻危機受到直接衝擊的,就是在城市游擊戰中流離失所的馬拉威居民,還有周遭被空軍轟炸的城鎮居民,他們的數量最高估計達40萬,往後的安置及重建,對他們來說是一條難以想像的長路。

10月份,馬拉威市危機解除第一時間,許多國際及本地NGO和新聞記者曾嘗試進去馬拉威市,但都被軍方給擋了下來,這些人後來轉往周遭城鎮的安置區,紀錄流離失所者的情況,並發放物資、給予醫療救助。

從這些NGO及媒體後來公布的影像及消息中,大致知道了逃難者疏散中心面臨到的一些困難,例如,她們其中有數萬名懷孕婦女,被迫在衛生欠佳、缺乏隱私的疏散中心產子。許多來自外界捐贈的物資,無法符合當地以伊斯蘭教為主的飲食習慣,另外也有缺乏乾淨水源、祈禱空間、醫療資源等問題。戒嚴剛宣布時,適逢穆斯林禁食的齋戒月,更不利於逃難中的身體較虛弱的老弱婦孺。新聞報導去年年底,已累積86人在疏散中心死亡,多過於直接死於戰火中的居民數量。而大多數人的死因是脫水,其餘則是病情惡化。

這些流離失所者,其中有一部分是原住民Lumad人,他們遭戰爭波及而離開社區後,因許多人出生後從未有身分證明,在逃難過程中在為數眾多的哨站被臨檢阻擋,甚至被軍方居留。此外,部分馬拉威的住戶在逃難時並沒意識到恐攻的嚴重性,於是沒將土地權狀或個人文件帶在身上,可以想見在未來的重建過程,福利分配將會是地方政府頭痛的問題。

去年10月份,我正好去馬尼拉參加一場青年會議,回台前跟《戰爭是件溫柔事》的導演Jaja碰面,為的是把從台灣蒐集的小額捐款給她。在馬尼拉,她集結了媒體界還有社運界的朋友,替在馬拉威恐攻中流離失所的婦女募集資金及物資,讓她們能盡快回復正常生活。

一早,我們在她教書的大學咖啡店見面,她悠悠抽著菸,說她的爸爸親戚那邊其實也是馬拉瑙人( Maranao,馬拉威市主要穆斯林族群),她在馬拉威市其實也有親戚,這是跳出來她志願籌組多場募資活動的原因之一,她協助出版社出了一本故事集"LAOANEN",裡頭一半英文一半方言,是屬於馬拉威市的記憶和故事集。

要不是因為照顧年幼的小孩,Jaja其實很渴望跟媒體朋友去第一線了解情況,畢竟之前為了拍紀錄片,她曾在棉蘭老島自己的家鄉流連過好一陣子。現在她能做的,就是在馬尼拉連結資源,出書、策展及辦論壇,希望繼續讓人們維持對馬拉威的關注。

她提起了一個片段,在書本發表的論壇上,她遇到一個年邁的婦女,先前是馬拉威一間歷史悠久、當地人喜愛造訪的清真寺的管理者。半輩子以來,清真寺就像是她的家,也是她住的地方。馬拉威遭恐怖攻擊後,這位婦女只能棄守逃難,流離在外縣市數個月,直到馬拉威終於宣布收復後,她跟其他居民回到熟悉的馬拉威市。然而一回去,她們發現這個原本可愛、和平的伊斯蘭城市只剩下斷壁殘垣,觸目淒涼。這位婦女回到清真寺,發現建築已經半毀壞,當時她帶不走也來不及帶走的財物,全都被駐紮的軍人順手帶走了。

「她講著講著流下兩行淚,安安靜靜地,我沒有辦法忘記那個畫面,太心碎了。」Jaja顯露出哀傷跟同情說。

令她擔憂的是,在戰爭爆發一開始,因為透過國內外媒體播送,各地的捐款跟物資快速湧入民答那峨地區,然而到了10月份,儘管官方跟NGO的協助仍沒有斷,民間零零星星的捐贈也一直存在,但她說,物資到這個階段對所有人來說其實已經不夠了。每一天,流離失所的居民都盼望可以早日回家,此刻的他們恐怕面臨物資拮据的困境。「好像事情發生的時候,大家都非常熱心,但才過了幾個月,當新聞媒體不把這件事當作頭條報導的時候,大家就漸漸忘記了.......物資就越來越少。」

在戒嚴滿一年的今天,反對團體上街遊行抗議,要求政府解除戒嚴,遊行其中有不少來自南部的穆斯林和原住民團體。面對抗議,總統發言人僅簡短對外界回應:「現在還沒有解除戒嚴的理由。」

老早就由議會多數決通過延長的決定,給予戒嚴名義上的正當性,發言人似乎覺得無需多作解釋。戒嚴令本該是在緊急狀態中使用,而官方卻以「未來棉蘭老島其他地方也可能發生恐攻」當作理由,實施為期一年半的戒嚴(還不知道會不會繼續延長),讓人猜不透菲律賓政府到底在作什麼考量。

我去年12月在燦爛時光書店協助「恐攻與戒嚴,民答那峨(棉蘭老島)的命運與未來」這場演講之後,晃晃又過了半年,猛然看到遊行的照片,才發現戒嚴一周年轉眼到來,而台灣媒體似乎也沒在做後續的關注了。

從幾則菲律賓當地新聞摘要可以知道,一年來,棉蘭老島人權處境在軍武威脅下頗為險惡,此外,流離失所者仍有數以萬計人回不了家。以下先轉貼幾則資訊,盼大家能一起關心下去。

文章:

戒嚴至今,平均每周有一名社運組織者死於法外屠殺

恐攻一年後,成千上萬的撤離者仍回不了馬拉威

遊行影像:

原住民Lumad人在遊行終點戳爆杜特蒂(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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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司機按章工作抗議工時過長 公司派員工監督司機載客  運輸署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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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近年發生多宗巴士交通意外,今年二月大埔公路巴士十八人喪命的車禍後,社會上湧起對司機工時過長的關注。然而運輸署於二月底公佈《巴士工作指引》裏,並無縮減工時,維持最長工時十四小時,無視車長訴求及巴士車禍問題。巴士業職工會聯盟(下稱巴職聯)曾提出過渡修訂方案,惟運輸署置若罔聞,拒絕檢討指引。故此巴職聯今日(5月25日)發起工業行動,有限度按章工作,希望運輸署正視車長面對的問題。


紅磡隧道的巴士站。

公司拒正面回應  增派員工監督司機載客

巴職聯呼籲司機按章工作,即到車站前方才上落客,拒絕持大型行李(五公斤以上,體積超過0.1立方米)的乘客上車、以及當乘客超過車內黃線後截客。目前在職的卓司機指平日很難完全按照章則,「特別像紅磡隧道的巴士站,黃線截客肯定上不完。」


平均每個車站有兩到三個職員,上車位和落車位各一人,較平日為多。

然而公司方面沒有正面回應,反而調配大量人手到車站監督,讓更多乘客上車,甚至推乘客進車廂。平均每個車站有兩到三個職員,上車位和落車位各一人,較平日為多。巴士守則列明「巴士行駛時,不可站於車內黃線以外,以免阻礙車長視線。」,但即使乘客超過黃線,監督的職員也照樣呼籲乘客上車。在場也有不少警察在場協調。筆者於紅磡火車站和觀察,交通擠塞的情況與平日相差不遠。

紅磡隧道的巴士站的路面情況,巴士由停車上落到離開平均四十秒到一分鐘不等,與平日相差不大。

今早上班時間,彌敦道行車暢順,車長埋正站上客,乘客亦井然有序上車。

即使乘客超過黃線,監督的職員也照樣呼籲乘客上車。

一名外籍乘客表示,十四小時是極長和不合理,任何人都應該想辦法減少這樣的工時,不然意外無法避免。另一名鍾女士今天不覺得待車時間長了,但認為工作十三、十四小時根本沒有時間休息,身為乘客也覺得不安全。


外籍乘客。

巴士司機長工時低工資 「一隻腳踩咗入監牢」

巴職聯主席林錦標指:「你們也看得見,巴士公司派人不斷推乘客上車。我們車長每天都在違反公司指引,超過黃線也照樣載客。」他解釋因為工資低,請不夠車長,若跟指引載客一定載不完。「職員推人上車名義上是疏導乘客,但假若出車禍怎樣辦?所有責任就在司機身上,若有傷亡一定會罵司機,但永遠不會罵巴士公司,但現在就是公司叫督察推乘客上車,強迫前線車長違法,實際上『一隻腳踩咗入監牢』。」

一位新巴司機指公司不理解前線員情況:「車站甚麼天氣,經理怎會下來?經理,經過唔理吖嘛。」其中一個使車長很頭痛的則是調更。車長會有一張更紙,記錄他的路線,他表示:「有時一個月會改數次,今日你六點開工,下星期點七點,下次再改可能便是十一點,整個人根本很難適應。」

目前陸路運輸行業的薪酬中位數為$18,200,而新入職巴士車長工作八小時的底薪只有$15,364。卓司機表示司機工作量很大:「開車當然是基本,靠站時要看交通情況,要一眼關八,閉車門前要留意有沒有乘客追車,要留意他有否拍卡或付車資。萬一有老人家,你要他坐好才開車,要看齊左右鏡和路面情況才開車,責任很大。一輛巴士有一百三十七人那麼多,又要兼顧那麼多事,還要工作十一、十二小時,只有二萬多(元工資),這樣的人工不值得。」


卓司機。

林錦標認為按章工作只是很輕微的行動,但公司和警察派出了那麼多人,也算達到預期效果。他強調車長的要求很卑微:「我們希望委員會正視這個工時十四小時問題。雖然運輸署說中間有強制性休息,十四小時裏強制休息,但休息時間沒有薪酬只有津貼二十元。公司更會可以利用其漏洞,將食飯時間和小休時間合併。」於是實際上會出現連續十二小時工作但只有一小時用膳時間的情況。他補充:「更不用說休息設施不足。」

至於未來行動,巴職聯會再開會,研究再採取甚麼行動,不排除發起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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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移工抗議容海恩歧視言論 細說公共空間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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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新民黨議員容海恩日前在立法會,指外傭假日在公眾地方席地而坐、進餐及睡覺,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及公眾地方環境衛生。昨日(5月27日),亞洲移民人士聯盟(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AMCB)發起遊行,約二百名移工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新民黨灣仔總部,要求容海恩就言論道歉,容海恩親自接收信件。遊行隊伍沿途高呼「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We are worker. We are not slaves)、「終結現代奴隸制,終結排斥」(End modern slavery. End exclusion)。
 


約二百名移工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新民黨灣仔總部


團體舉起印有容海恩的示威牌抗議其言論

移工工時長假日期望好好休息 團體轟容海恩言論可恥

AMCB發言人Eman Villanueva怒轟容海恩言論可恥(shameful),他指,不少家務工工時長,一日起碼工作16小時,休息時間少之有少,而平日在僱主的家中,休息的地方亦不理想,甚至有些家務工要睡在廁所中,或洗衣、乾衣機上的床,所以在假日只好選擇在公眾地方休息。Eman續說,容海恩期望其言論會得到僱主支持,惟他認為,很多香港人感到被冒犯,他促請容海恩為其言論道歉。


印尼移工工會代表思穎(前排左二),AMCB發言人Eman Villanueva(前排持咪)

印尼移工工會代表思穎指,不少家務工每日只得4-8小時的休息時間,希望能在假日好好休息。她指,期望政府能就休息時數立法,確保移工得到足夠的休息,亦期望港府能為「在工作場所內休息的位置」制訂標準,禁止僱主安排在家務工在廁所睡覺和休息。

商場、餐廳消費高 移工放假只能到公眾地方

菲律賓草根婦女組織Gabriela成員Mary說,移工不可能到其他地方消遣,如商場或餐廳,因消費太高,微薄的薪金不會付得起,只好選擇在公眾地方休息。事實上,移工的月薪只有本地人入息中位數的三分之一。她指,假日會在中環的銀行大廈附近休息,惟在室外地方十分受天氣影響,她憶述有一次掛八掛風球,未能繼續坐在銀行大廈附近,只能站着「休息」。

聚集地連結移工社群 互相交流以適應香港生活

很多移工初到香港時並未結交到朋友,但多數人在家鄉早已聽過維多利亞公園或是中環遮打道,當他們遇上困難時,就會選擇到這些地方找人求助。

移工團體BTM&B PILAR代表批評容海恩的言論,是不視移工為人,因移工工作六日後,卻不能在公園休息。他們亦提到,星期日多數到維多利亞公園聚會,有時會學習跳舞,亦會和其他移工姊妹交流煮食的心得,「有時候唔識煮僱主想食嘅餸,會向其他人學習」。除了休息,他們聚集的地方更是連結社群之地,因見到新來港工作的移工姊妹時,會邀請他們一同聚會,請他們吃東西,教導他們講廣東話和搭車路線,以適應香港生活,也會教導他們如何和僱主溝通。


移工團體BTM&B PILAR亦到場抗議。

Cordillera Alliance成員Mheyann在香港工作8年,周日多到中環遮打道一帶與其他移工姊妹聚會,有時初初來港工作的移工不熟悉法例,她會耐心向他們講解工人的權益。她對於容海恩的言論感到憤怒,強調移工聚集並不影響衞生,也不會騷擾他人,她要求容海恩立即道歉。


Mheyann(中)

移工團體租借地方難 政府開放學校計劃有名無實

曾在民間團體工作的Kat指,有時候移工希望舉辦講座、研討會,需要租借室內場地,她曾為移工租借大學的場地和社區會堂,但並不容易。Kat指,現時在大學借場的難度比以往高,因大學現時對於教職員借出場地,會嚴格執行規定,活動內容需與教學用途有關,活動期間學校會派職員檢查。在租借社區會堂方面,則需要「鬥快」交申請表,亦需要在活動舉辦前數個月遞表,但移工們舉辦的活動難以在約半年前確定,變相難以用一個確實的日子借場。至於臨時租借有人棄場的社區會堂,俗稱「執雞」,則要致電向逐間社區會堂詢問可供租借的時間,Kat曾試過連續打二、三十個電話詢問空檔,其後再和移工商量一個日子亦需要一日的時間,惟社區會堂的空檔很容易在一、兩日之間被其他人預約,變相亦難租借場地。

Kat指,政府曾與五間學校商討,於周日開放學校供移工使用,惟Kat形容此舉是「有名無實」,因學校並非每個周日都會開門給移工隨便使用,而是需要借用地方的移工直接與學校溝通,有時學校亦會因為周日有活動,拒絕借出場地。Kat亦曾嘗試聯絡租借場地的公司,惟發現就算有優惠價,租金亦十分高昂,移工難以負擔。

阻街?搏炒?移工慘成政客提款機

容海恩所屬的新民黨並非第一次發表歧視移工的不實言論。新民黨黨魁、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多次稱外傭「搏炒」,在聯同僱主施壓下,入境處在沒有確實證據之下將一些外傭列入黑名單。葉劉亦曾撰文誣衊移工「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稱移工拆散僱主家庭。自由黨亦不遑多讓,多次舉辦講座,「教導」僱主剝削移工的伎倆。然而歧視移工並非保皇黨的專利。民主黨及公民黨亦曾有區議員派發「關注外傭聚集問題」的單張,稱外傭阻街,多次向政府部門投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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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議員容海恩日前在立法會,指外傭假日在公眾地方席地而坐、進餐及睡覺,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及公眾地方環

愛爾蘭公投修憲 大比數通過廢除限制墮胎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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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5月26日),愛爾蘭舉行全民公投,表決應否廢除憲法當中限制墮胎的條文。點票在今日凌晨1時(當地時間晚上7時)完成,支持廢除的票數為反對的兩倍。愛爾蘭衛生部長哈里斯(Simon Harris)表示,最快會在本週二要求其內閣將草擬中的新法案變為正式的立法文件。首相華勒卡(Leo Varadkar)稱他計劃在今年內完成立法。草案內容包括允許在懷孕12週之內墮胎;而在懷孕12至24週,則只有當胎兒發育不正常或懷孕對孕婦構成生命危險,才能墮胎。

是次公投的投票率高達64.1%。在40個選區當中,反對票只在北部的多尼戈爾郡(Donegal)佔超過五成(51.9%)。而在2015年同性婚姻公投當中,唯一反對票過半的羅斯高文-高維(Roscommon-Galway)選區,在今次公投中有57.2%贊成票。

從嚴刑禁止到全面放寬墮胎

英國在1861年通過的《侵害人身罪法案》(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同樣適用於時為其殖民地的愛爾蘭。在該法案下,孕婦故意導致流產可被判終身監禁,協助孕婦流產的人亦可被判相同刑罰。這項法案至今仍然是北愛爾蘭禁止墮胎的法律基礎之一,然而隨著愛爾蘭公投,北愛爾蘭亦面對修法的壓力。

到了1980年代,反墮胎人士有感於墮胎權運動的壓力,擔憂墮胎權運動者會如美國的做法,以司法抗爭的方式打開墮胎合法化的缺口,因此要求修憲,堵截合法墮胎的可能。在這樣的背景下,愛爾蘭在1983年9月7日舉行公投,表決應否在憲法第40條增加「未出生胎兒與其母親享有同等的生存權,受到法律保護」的內容。公投最終以66.9%贊成的票數通過,是為「憲法第八修正案」(Eighth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Act 1983)。

然而第八修正案無法平息有關墮胎的爭議。在1992年3月的一宗案件,法庭裁定,孕婦因懷孕而受到生命危險(包括自殺風險)時,墮胎應為合法。在同年11月25日,愛爾蘭就「自殺風險不應構成墮胎的理由」、「未出生胎兒的生存權不應限制孕婦離開國境」及「未出生胎兒的生存權不應限制在國外提供資訊和服務」三個題目進行公投。結果第一條不獲通過,上述法庭判決不受影響。其餘兩條均以六成贊成票通過,分別稱為憲法第十三及十四修正案。而第十三及十四修正案的直接後果是,愛爾蘭人到國外墮胎並不違法。然而法律仍不允許因強姦受孕或胎兒殘障而墮胎。

事隔廿六年,今晨通過的最新一次公投決定,以「法律將提供終止懷孕的規定」(Provision may be made by law for the regulation of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取代原有的條文,成為憲法第三十六修正案。緊接而來的將會是落實此一憲法規定的立法程序。從1861年到2018年,持續157年限制墮胎的法律將會走進歷史。

(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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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愛爾蘭舉行全民公投,表決應否廢除憲法當中限制墮胎的條文。點票在今日凌晨1時完成,支持廢除的票數

工作5.5小時日執193噸 拾荒者承擔全港兩成紙皮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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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新福事工協會轄下「關懷貧窮學校」成立的組織「拾平台」,今日(28日)公布一項拾荒者調查報告。組織於3月24日在香港11個地區,以面對面問卷形式,成功訪問58間回收舖及505位拾荒者。調查結果指近八成受訪者為60歲以上長者,更有受訪者為96歲。受訪拾荒者的每日工作中位時數為5.5小時,平均月薪716月。團體據調查結果推算,全港每天拾荒者的總回收量達193噸紙皮,承擔全港至少兩成紙皮回收量。


「拾平台」今公布一項拾荒者調查報告,記招上展示一架裝有170公斤紙皮的手推車。

「拾平台」成員、新福事工協會事工主任鄧永謙指,拾荒者對社會有貢獻,他們清理街道上的紙皮,但拾荒者的付出未被肯定,市民亦誤解他們阻街,食環署職員不時驅趕他們,甚至充其財物。


「拾平台」成員、新福事工協會事工主任鄧永謙(右)。

拾荒者勞動貢獻 承擔全港至少兩成紙皮回收量
調查結果顯示,近八成的受訪拾荒者會每天最少去一次拾荒,而這批每天都拾荒的受訪者,平均每天都會去回收舖1.9次。而拾荒群體每次的回收數量,平均為35公斤。團體按調查結果推算,全港每天拾荒者的總回收量達19.3萬公斤紙皮,即約193噸,承擔全港至少兩成紙皮回收量,「拾平台」形容拾荒者為「重要的減廢回收大軍」。「拾平台」亦指,193噸的數字實屬低估了的數量,因為數字並不包括非每日拾荒的拾荒者所回收的紙皮數量。

受訪拾荒者每日工作中位時數5.5小時 賣紙皮平均月入716元
在受訪的拾荒者,近八成每天最少會至少拾荒一次,當中有三成人工作時間為4至8小時,亦有三成人工作8小時以上,而每天的工作中位時數則為5.5小時。調查指,每一次回收的收入,平均每一轉為24.9元,每月平均回收紙皮的收入為716元。 

調查報告指,有三成受訪者有工作收入(不計算拾荒)。每月收入方面,約一成的收入為$1,000以下,$1,000至3,000以下、$3,000至5,000以下和$5001-10000以下,分別有兩成多,顯示拾荒者大多為低收入人士,超過六成的拾荒者每月收入少於5,000元。

有三成受訪拾荒者每日工作8小時以上,在葵芳拾荒十多年、67歲的蘭姐表示,她早上6時至10時開始執紙皮,執完第一轉後會賣給回收商,之後會食早餐,再在公園休息,至下午2時至7時會繼續執紙皮,期間執滿一車就會賣到回收商,吃過晚飯後,蘭姐需要整理好她的手推車,收拾東西,約9時至11時才下班。蘭姐每日工作10至13個小時,惟一日賣紙皮只能賣得到200多元。她亦曾試過遭回收商「呃秤」,她直言所差的金額「爭20、30元一車(紙皮)」。長時間的工作,為蘭姐只帶來微薄的收入,此外,經常執紙皮亦令她的手指關節和腳關節出問題,因要整理紙皮,蘭姐的手指已變得嚴重扭曲,不能伸直,而兩腿的關節亦令她常感痛楚。


蘭姐(左)指,經常執紙皮亦令她的手指關節和腳關節出問題,蘭姐的手指已變得嚴重扭曲,不能伸直,而兩腿的關節亦令她常感痛楚。

對於拾荒的動機,調查指逾25%的受訪者表示拾荒原因為因維持生計,有64%受訪者表示為幫補家計,而「想做下嘢有啲細藝」(想有些消遣)、「想讓身體郁下,唔會咁快退化」(讓身體動一動,不會太快退化)和「支持環保」分別只佔兩成多,可見大部分拾荒者因經濟動機而拾荒。申請綜援及長者生活津貼的拾荒者則較少,分別為8.2%及15.5%,而領生果金則有27.4%,子女供養的亦不足30%。蘭姐表示,她的儲蓄超過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的儲蓄上限,並不合資格申請。「拾平台」成員指,問卷無法反映受訪拾荒者較少申領社會資助的原因,日後將舉辦焦點小組(focus group)與拾荒者面談,或可得到答案。

拾荒者工作困境重重 頻遭食環署驅趕、充公財物
拾荒者工作時面對的困境,與食環署執法有關。調查結果顯示,有17.3%的受訪者曾被食環署職員驅趕,更有1.9%人曾被票控。當食環署收到拾荒者阻街的投訴後,會先以口頭警告勸諭他們離開,即被食環署驅趕,第二次巡查時,若不離開就張貼告示在阻街的物品上, 但這不是票控,再過二至四小時,仍沒有離開便會清場,即被食環署充公財物。而票控的次數相對少,是因為物品被充公後,拾荒者需要前往食環署辦公室落口供,拿取票控罰款1,500元的告票後,才能拿回個人物品,而拾荒者大多數不會花1,500元認領物品。 

執了4年紙皮、66歲的黃姐,曾數次被食環署職員驅趕、充公紙皮,她指,食環署職員向她表示是有騎單車人士投訴她「阻街」,於是勒令她離開,惟騎單車人士向黃姐強調單車路闊,不認為她阻街。黃姐亦哭訴,除了食環署職員會收走她的紙皮和手推車外,她曾遇到有人偷她拾的紙皮變賣,甚至有人連她的私人物品、衣服都被偷去。


黃姐(持咪者)指,她曾被食環署職員驅趕、充公紙皮及手推車。

團體促政府推「拾荒者友善政策」 設空間處理紙皮、放寬處理阻街個案
「拾平台」建議推行「拾荒者友善政策」,建議執法部門放寬處理阻街個案。平台亦建議設立「回收空間」,讓拾荒者可以在公園、棄置公地、天橋底等地處理紙皮,也可參考巴西,設立巴西拾荒者專用的手推車停車格。平台認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及增加長者福利保障,能減少長者因要維持生計而拾荒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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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舉辦反惡法示威坐牢 韓工會領袖終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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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近年在香港,越來越多抗爭者因為參與社會運動而入獄,被判的刑期亦越來越長。然而政治檢控並非極權國家的專利。在2016年7月4日,韓國民主勞總(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KCTU)領袖韓相均(Han Sang Gyun)因為組織反對勞動惡法的示威而被判入獄5年。他在上週提前獲釋,但因為同樣罪名入獄的民主勞總前秘書長李英珠(Lee Young-joo)仍然在囚。

在2015年11月14日,民主勞總發起示威,反對政府計劃中的勞動惡法。當時韓國政府以增加青年就業為名進行勞動法改革,曾提議讓退休前的勞工薪金逐年減少,並以減下來的薪金差額聘請新人,增加就業。13萬人參加這場示威,遭到政府暴力鎮壓,參與遊行的長者白南基(Baek Nam-gi)更被水砲擊殺。但示威過後政府卻反過來控告組織遊行的韓相均造成116名警察受傷、44輛警車遭破壞。檢察官要求法院對他判處8年的監禁。韓最終被判監5年。經過兩年半的監禁,他在上週一(5月21日)提前獲釋。

韓相均:感謝國際友人聲援

民主勞總在Youtube發布韓相均出獄的片段。在片段中,韓相均感謝國際友人聲援,以下為他的發言(0:52開始):

「視工人為敵的朴槿惠和李明博政權,已經被工人的力量拉下台。沒有國際工人運動和人權運動強而有力的支持,這不可能發生。在我們往後為改變社會而進行的鬥爭當中,我們會記住你們展現的國際團結。

在表達我們的感謝同時,我承諾我們會盡力突破三星的反工會政策。我們會繼續以作為工人為榮,傾盡每一分力,建立一個工人有權的社會。我再一次衷心感謝來自世界各地的聲援。鬥爭到底!」

韓相均原來是雙龍汽車工廠工人。在2009年,為反對工廠突然大量解僱工人,他有份組織長達77日,有900名工人參與的佔廠抗爭,亦因此被捕入獄3年。在2016年他再次被判入獄當日,職工盟亦到了韓國駐港領事館抗議。當時韓國領事館拒絕面對示威者,反而要求警察將他們趕走。

至於民主勞總一直反對的勞動惡法在朴槿惠執政期間被通過。在文在寅上任後,民主勞總一直要求新政府撤回修訂,一如撤回其他朴槿惠執政期間推動的反民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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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解僱權、設薪水封頂制 韓13萬人示威反勞動惡法
https://wknews.org/node/933
反勞動惡法 韓工會領袖或被囚8年 職工盟到領事館抗議 韓代表:趕他們走
https://wknews.org/node/1145
組織示威抗勞動惡法 13萬人嚇怕政府 韓工會領袖判監5年
https://wknews.org/node/1147
牢房中的希望︰韓國工會領袖韓相均獄中信
https://wknews.org/node/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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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香港,越來越多抗爭者因為參與社會運動而入獄,被判的刑期亦越來越長。然而政治檢控並非極權國家的專

吉爾吉斯的女權運動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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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提到性別運動,讀者可能會聯想到在香港、台灣、英美或中國發生中的同志平權、性侵犯倖存者站出來,或性工作除罪化等運動。這篇翻譯自「中亞之聲」網站的文章相當難得,介紹中亞國家吉爾吉斯(Kyrgyzstan)的女權運動中,如何在一個性別嚴重不平等,年輕女子仍會被綁架到別處強逼結婚的國家推動平權的意識。

自2014年起,一個稱為「新節奏」(吉爾吉斯文:Жаңы толкун,俄文:Новый ритм)的女性主義小團體開始在奧什(Osh)運作。這些年輕的運動者在吉爾吉斯的南部地區推動關注婦女權利及性別不平等的議題。

在一開始時,這個小組並不對外開放——當時只有四個女生,討論婦女權利、針對女性的暴力及性別不平等相關的問題。這些議題在當地從未被其他團體談論過。兩年過後,他們決定要公開行動,在2016年的國際婦女節(3月8日)組織一場遊行。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公開活動,目的是讓社會知道婦女的權利及目前面對的困難。

愛娜谷 · 阿瑪貝高娃(Aynagul Amatbekova)及薩塔納 · 波倫巴耶娃( Saltanat Boronbayeva) 是「新節奏」的兩名創會成員。他們最初是義務參與,並逐漸承擔多些工作,到現在領導這個小組。兩人都在奧什出生,目前在奧什國立大學修讀國際關係。

「我們決定不能害怕。我們希望挖掘下去,提出一些切實的問題。可能不是每一個團體都有膽量處理這些問題。但我們看到社會上存在性別不平等。我們以此為主題,並決定要與之對抗。」薩塔納憶述最初成立「新節奏」時的想法。

「新節奏」主要關注性別議題,有其是婦女權利。愛娜谷和薩塔納認為,現時要教育上一代有點遲,因此他們將注意力放在年輕一代,亦即14至28歲的女性。他們希望能夠對抗家暴、早婚、性別歧視,並鼓勵女性接受更多教育。

「舉例說,丈夫毆打妻子、父母不讓女兒接受教育而只想早點把他嫁出去、女孩只被教育作為家庭主婦卻沒有學到任何能夠幫他們個人發展的知識——這些問題都令我們非常擔憂。不幸的是,我們對於這些情況帶來的後果無能為力,但我們能夠透過教育下一代防止這些問題持續——因為下一代接受的教育較多,也不完全接受目前的狀況。」薩塔納說。

雖然每日都會遇上很多阻力,但薩塔納仍然對未來感到樂觀,相信小組的工作能夠推動社會向他們樂見的方向發展。「我們希望社會上每一個人的權利都被尊重,不論他的性別或種族,都得到平等的對待。我相信我們能做到。」

這些女性主義者舉辦各種活動處理他們關注的議題。他們組織了一個題為「性別規範學院」(Academy of Gender Norms)的課程。以學生為主的參加者透過網上報名。去年有三十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參加。

課程的一個活動,是在社區各處噴漆,塗上各種圖案,當中有的反映各自因性別而面對的困難和性別定型。這些圖案讓社區的居民看到關於婦女權利的信息,讓社會大眾看見性別議題,從而帶來一些新的視角。

塗鴉牆上的女性主義


圖片取自「中亞之聲」網站

這張相片是他們噴上的其中一個圖案。上面的字句意思為吉爾吉斯諺語「女孩的四十條辮子是神聖的」(Кыздын кырк чачы улуу)。「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圖案說明,女性應該受到尊重。在就業,教育和個人成長方面都應該享有與其他人相同的權利。」薩塔納說。

這句話難以被翻譯。簡單來說可理解為要求尊重女孩。當中提到的四十條辮子在吉爾吉斯傳統上指未婚婦女。在圖案中每一條辮子都用俄文寫上一些女性的權利,當中不只有家庭(СЕМЬЯ)和子女(ДЕТИ)這些象徵著傳統加諸女性的責任,還有就業(КАРЬЕРА)、教育(УЧЕБА)、興趣(ХОЬЬИ)和朋友( ПОДРУГА)。運動者相信這句口號可以作為對婦女的支持。


「為何男人要為女人開門?」(俄文:Почему мужчины должны открывать дверь?)
塗鴉當中亦有以挑戰男性的性別定型為主題。
圖片取自「中亞之聲」網站

新娘綁架及暴力:吉爾吉斯的婦女權利狀況

  • 吉爾吉斯國家統計部的數據指,在2015年1月到10月,有2555宗針對婦女的暴力,當中1995名受害的婦女沒有工作。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在2015年10月發表的報告指,吉爾吉斯法庭並不站在家暴受害者的一方。即使法庭做出有利受害者的裁決,警察亦不會有系統地執行保護令。
  • 聯合國在2016年估計,在吉爾吉斯,每日有43名女孩被綁架去結婚。在全國,有35-45%的婚姻是經綁架新娘進行。在鄉間,比例更有可能高達六成。
  • 「目前每年約有一萬名受到家暴的婦女到危機中心求助,但仍有數千個案只有非正式的記錄。」引述自聯合國文件。
  • 奧什有三個危機中心,巴特肯(Batken)及賈拉拉巴德(Jalal-Abad)各有一個。
  • 「經常有父母向警察報案指他們的女兒被綁架去結婚,但報案人很多時候都會撤銷控訴,令案件無法提交到法庭。」奧什內政部發言人斯迪哥夫(Zamir Sidikov)說。

文章來源:
Feminism through Pictures: How Girls of South Kyrgyzstan Fight for Women’s Rights(內有更多相片)
http://voicesoncentralasia.org/feminism-through-pictures-how-girls-i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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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起,一個稱為「新節奏」的女性主義小團體開始在奧什運作。這些年輕的運動者在吉爾吉斯的南部地

求職刊物近百處錯誤 福利還是權利?別傻傻分不清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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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暑假想找兼職、畢業後求職、抑或想轉工,不少人都會從求職廣告著手。然而,未必每一個人都懂得判斷求職廣告上的內容是否正確,廣告撰寫人也不例外。惟工新聞將2018年3月到5月之間的幾本《Job Market》統計一下,發現不少求職廣告上誤將權利當福利。

這個懶人包以2018年5月8日的第225期的《Job Market》為例,84頁中有267則廣告,當中有近百處出錯,差不多每頁都有錯。有些還是大家並不陌生的公司,例如「恒隆地產」和「華御結」。《Job Market》的編輯也不察其誤,照樣刊出。故惟工將統計結果發佈,希望幫忙打工仔求職,也提點僱主一方更正求職廣告,以免誤導打工仔。以下僅列出有明顯誤導的例子。

2017年的第一集:
招聘廣告中的語言偽術 福利還是權利?別傻傻分不清
https://wknews.org/node/1336

【搵工須注意事項】系列:
五分鐘看得懂 如何避免合約陷阱
https://wknews.org/node/1496
補習老師遭索十萬代通知金 打上勞審破解「死約」之謎
https://wknews.org/node/1497
開工防身術三式
https://wknews.org/node/1498 

引言

最常混淆的兩類資訊是權利和福利,前者為香港法例下僱員應得的,後者是公司額外或特別提供的。求職廣告的目的為吸引求職者,因此會羅列公司特別提供的福利,而不會將權利寫出(正如你不會在求職廣告上讀到「準時出糧」一樣)。清楚區分兩者除了更清晰判斷不同職位待遇的優劣,更有助認清香港法律下自己應得的權利。
 

法律寫到明的權利之一:公積金/強積金

第225期《Job Market》有267則廣告,其中有18個廣告﹙約6.7%﹚將「公積金」或「強積金」列為福利,包括「恒隆地產有限公司」﹙頁5﹚及「香港電車」﹙頁61﹚。

實際上,僱主必需為僱主供強積金或公積金。參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港法例第485章)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網頁,若僱員為18歲至64歲,受僱不少於60天,不論僱員每星期的工作時數多少,僱主都須在僱員受僱首60天內為他們參加強積金計劃,依時供款。

法律寫到明的權利之二:有薪年假 

第225期《Job Market》有267則廣告,其中有35個廣告﹙約13%﹚將「有薪年假」列為福利,且沒有列明假日數量,例如「華御結」﹙頁30﹚和「先施」﹙頁30﹚。

參考《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57章),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12個月的僱員,視乎年資每年都享一定數目的年假,僱傭期最少一年但在三年以下有七天年假,僱傭期最少三年但四年以下則有八天年假,如此類推,僱傭期九年以上的則有十四天年假。

法律寫到明的權利之三:侍產假

第225期《Job Market》有267則廣告,其中有11個廣告﹙約4.1%﹚將「侍產假」列為福利,其中包括「周生生」﹙頁31﹚和「Rabeanco」﹙頁30﹚。這實際上誤導了求職者,2015年2月27日修例後,《僱傭條例》第13條列明男性僱員有權就每次分娩放取不多於三天假期,可收取五份之四的薪酬,惟僱員需事前通知僱主。因此,假若廣告列明「全職侍產假」,這的確是福利。

此外,第225期《Job Market》267則廣告裏亦有5則廣告﹙約1.8%﹚將產假列為福利,這同樣是誤導。參考《僱傭條例》第12條,女性僱員有權享有不超過四星期的產假。然而,條例列明在產假期間的任何休息日或假日皆作產假的一部分計算,即僱員無法要求另給額外或其他休息日或假日。

法律冇寫但係無可能唔係權利的權利:超時補鐘

第225期《Job Market》有267則廣告,其中有27則廣告﹙約10%﹚將「超時補鐘」或「超時津貼」列為福利。目前香港法例並沒有最高工時,也沒有要求公司要超時補貼,因此法律層面上並不違法。然而,假若超時工作後的時薪低過最低工資,僱主同屬違法。

然而,「超時補鐘」或「超時津貼」實在應為權利而非福利,不然合約上列明的工時有甚麼意思?超時工作實際上就是要額外工作,當然不應按原來的薪酬工作,但實際上第225期《Job Market》裏有九成求職廣告沒有列明「超時補鐘」或「超時津貼」,而現時法例的確容許僱主這樣要求員工超時工作。

打工仔求職時,清楚區分法律保障的權利和公司提供的福利非常重要。否則,如果不幸遇上無良老闆,利用「行規」、「合約寫明」或「公司規矩」等藉口「博懵」違反《僱傭條例》時,自己吃了虧也會不知道,或不懂得怎樣追討。

職場陷阱層出不窮,老闆刻薄不擇手段。惟工新聞呼籲各位打工仔如有疑問,切勿啞忍,我們歡迎各位爆料。如在勞資糾紛需要協助,亦應盡快向勞工團體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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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暑假想找兼職、畢業後求職、抑或想轉工,不少人都會從求職廣告著手。然而,未必每一個人都懂得判斷求

企業自推國歌法 NFL 球員被禁無聲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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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現正計劃於七月進行二讀的國歌法,一直備受香港市民爭議,不少人認為政府如此粗暴立例限制了人民的人身甚至思想自由。然而,遠在地球另一邊的美國,政府尚未推出此等法律,己經有企業率先施行有關國歌的政策,更是在全球最大規模的體育產業之一——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發生。

另類「國歌法」意圖把異議球員滅聲

上星期三(5月23日),經過連續兩天的會議,NFL 與旗下32 隊球隊的老闆共同發布下球季開始的新政策:各球隊需自行設立規例,禁止球員在開賽前唱美國國歌環節展示任何「不敬」姿態,容許球員「不敬」國歌的球隊將會受到罰款。雖然政策未有例明何謂不敬,但 NFL 總裁古德爾(Roger Goodell)已明言:「下季開始,球員和職員會在奏國歌時站立,對國旗及國歌表示尊敬。」

這次立例,明顯是為了防止過往的球員抗議行動再度發生。在新例下,球員及職員在奏國歌時可留在更衣室,但假如出來球場就必須站立表示尊敬。因此,過往兩個球季為了抗議種族不平等而發起的各種抗議行動,包括在國歌時段跪下、築成人鏈等等,將絕跡於球場上。

球員抗議種族不平等 屢被老闆滅聲

這種抗議行動始於 2016 年球季,由三藩市49人隊的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發起,在賽前奏國歌時跪下。當時他已表明這姿態的含意:「我不會為了一個壓迫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的國家國旗而感到自豪。」這種抗議行動隨後不但得到隊友支持,更擴散到聯盟多支球隊,美國各地各項體育的運動員皆有用自己的方式在奏國歌時段進行抗議。

這種作法受到多方爭議,球迷間對此有不同意見。然而在球隊老闆間卻是相當一致,除了其中兩隊外,其餘三十隊的老闆皆表示不會容忍此等做法,當中達拉斯牛仔隊的老闆更公開表明不會讓參與抗議的球員進行比賽。總統特朗普去年亦公開支持球隊老闆禁止抗議球員出賽。

即使受多方打壓,各球隊的球員在過往兩季仍持續抗議行動,嘗試運用電視轉播的力量向世界表達自己的意見。然而最近聯盟公布的規例,意味球員的抗爭將面對更大困難。而另一邊廂,最先進行抗議的球員,包括發起者卡佩尼克及其隊友里德(Eric Reid),在合約完結後到現在仍未獲球隊聘用。

對於這條新規例,不少體育界人士皆表示反對,NBA 金州勇士隊總教練克爾(Steve Kerr)就在受訪時表示這是「虛偽的愛國主義」。

參考連結:

Vox: Trump praises NFL anthem rule, says kneeling players “maybe shouldn’t be in the country”

The Washington Post: NFL owners approve new national anthem policy with hope of ending protests

Vox: Benching NFL players for protesting during the anthem would be il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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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運縱橫】「慎防司徒華走上獨裁之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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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的六四前夕,獨派笑指支聯會活動只是儀式,甚至勸阻他人參加,強調優先處理香港問題。按民主原則這是他們的言論自由,只要我們貫徹民主作風,繼續促進香港和中國民主運動,這些只是蒼蠅的噪音而已。若我們真的能幹出成績,這些噪音在傳媒中自然會沒有市場價值,不知不覺消失於無形。

支聯會如何成立

可是所謂「泛民」至今仍沒有自省,自己組織內的民主化沒有寸進,固步自封自我感覺良好。這讓我想起支聯會成立初期的一宗反獨裁事件,對照月前的街工事件,涉事者仍在高呼反對一黨專政,毫不自省本身行為已是新的獨裁者,一群支持者則在高聲附和,間接為其行為推波助瀾,真是可悲。龍少近日深入研究法西斯主義,希特勒挾民意以登大獨裁者之位,紀錄片所見支持者打從心底裏熱烈歡呼擁戴這偶像,群眾與領袖互相輝映,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在獨裁者需要群眾盲從下,群眾沉醉領袖的所謂忘我獻身,各取所需,互相扶持前進,是否有違民主作風已不重要。此中出現一個簡單的現象:只要領袖能打倒建制派就是好領袖,香港就有光明前景。

1989年4月北京生爆發學生運動,5月20日「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簡稱民促會)在維多利亞公園發起聲援北京學生集會,估計有五萬市民參加。翌日有一百萬市民參加大遊行,在馬場靜坐時,民促會召集人臨時當眾宣佈成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由民促會秘書處負責籌組,以支援北京學生,台下群眾反應熱烈,有如市民授權民促會去成立這個新組織。以支援民主運動為名的支聯會竟如此兒戲就可以成立,用這個方式來成立,是否代表得到全港絶大多市民明確同意呢?在這不明確的情況下,他們擅以代表香港市民來自居,可以說是香港民主運動一大悲劇。

支聯會公開成立事前,民促會內部並沒有討論過成立支聯會這件事。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公工聯)主席黃偉雄(雄哥)是民促會秘書處成員之一,也是到了宣佈成立時始知有這一回事。支聯會籌組會議由香港敎育專業人員協會司徒華主持,雄哥全程參與出席各會議,順理成章成為支聯會核心董事局成員之一。支聯會創會時總共有225個成員團體,當中的勞工團體約有20餘個,如基督敎工業委員會、香港敎育專業人員協會、官立學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公務員工會聯合會、政府土地工程測量員協會、港九勞工社團聯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和香港郵政局員工會等,可見當時工運在社運中的角色和地位,雄哥在社運的地位也不輕。

支聯會第一屆常委選舉

震撼全球的六四事件發生後,支聯會正式選舉常務委員,籌委會在沒有通知委員的情況下,邀請三思傳播集團鄭經翰、前托派領袖吳仲賢和香港演藝人員協會秘書長岑建勳等3人加入。

6月8日民促會某成員通知黃偉雄已圈定了常委名單,雄哥不清楚名單中為何有鄭經翰和岑建勳,而沒有吳仲賢。原來是司徒華不想吳仲賢成為支聯會核心成員,認為他太激進,所以遊說雄哥等人不要投票給吳仲賢。雄哥認為遊說拉票是正常的事,但講明不選某人就是違反民主精神,不可以接受。最後選舉結果吳仲賢落敗。

吳仲賢是提出成立支聯會的主催者之一,主張組成方式是聯合陣線,不同黨派都可以參加。岑建勳和吳仲賢曾同是托派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成員,其時岑建勳早已轉為娛樂圈中人,沒有對社運有任何批評。吳仲賢是傳媒人,不時對社運提出批評,曾於七十年代對金禧事件的一些問題提出嚴厲批評,因此和社運中人結怨,直至現在雙方人馬仍口和心不和。鄭經翰是時手持所謂「大哥大」的第一代手提電話,經常跟在司徒華一旁,提供通訊服務,惹來不少說話。

司徒華一直以來都有排擠異己作風。基本法進行第二次諮詢時,民促會組對話團訪京,司徒華大力阻止官立學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的何國鏇成為團員,在雄哥極力反對下何國鏇才能成行。雄哥和何國鏇都是公工聯成員,有人戲稱何國鏇是雄哥的軍師。何國鏇身高過人,渾號「高佬」,我等後輩稱他為校長。何校長當年與林華煦一起掀起七十年代的敎師工潮,後轉為司徒華領導。工潮中產生不少矛盾,令各人心中都有結(有關何校長與林華煦在敎師工潮的活動,請參閱陸鴻基著:《坐看雲起時──一本香港人的敎協史》卷二,「爭取敎師權益與敎育改進」。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何校長離世也未能解此心結,生前港大曾為他做了一份口述史,他將收藏多年的有關教師運動文獻送了給港大,卻一直被束之高閣,多年來未見港大有任何行動跟進或處理,反觀司徒華的藏書則迅速高調處理。

某天茶敍,何校長開懷憶當年,指第一次焚燒基本法是由他負責點火的,當日某雜誌曾刊出此情彩照,他想找來重溫,可惜何校長己去,龍少未能為他償願,耿耿於懷。席間黃偉雄補充說:「是我率眾兄弟負責運送焚化爐。」

林華煦曾計劃組織全港性的總工會,惜工作未有寸進,落寞離港移民加拿大,寄情中樂頗有造詣,間中回港與老朋友相聚。龍少曾邀約他做口述史,他已意興闌珊,不願重談往事。

支聯會現公佈的第一屆常委名單如下:

司徒華、立法局議員李柱銘、太平山學會何俊仁、香港敎育專業人員協會張文光、朱耀明牧師、陳志明司鐸、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莊耀洸、夏其龍神父、香港觀察社郭少棠敎授、香港基督敎工業委員會李卓人、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副主席李永達、港九勞工社團聯會秘書長李啟明、太平山學會李偉傑、香港基督敎工業委員會主任劉千石、岑建勳、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陶君行、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麥海華、地盤判頭曾健成、匯點主席楊森和婦女基督徒協會胡露茜等。

但是日選舉結果尚有雄哥和培僑中學校務處副主任程介南兩人當選,一個月後兩人因不同理由請辭,所以支聯會的資料不把兩人列為第一屆常委。

1989年6月12日,支聯會常委會(董事局)開會互選主要負責人,雄哥發言表示對6月11日的常委選舉有所質疑,要求查看投票記錄,若發現有不公平情況會要求重選。他發現當晚共有199個合資格團體簽到,部份簽到團體不是支聯會成員,不知他們是否有投票權?他又發現大會發出了202張選票,兩者相差多了3票,投票後收回了199張選票,有3張選票不知去向。至此表面上已浮現一個大問題,這些出席大會而未知是否支聯會成員的簽到者應該進行了投票,在這情況下的選舉結果有效嗎!一個重要問題剛出現,另一重要問題又浮現:5月30日時,屯門區議員吳明欽一個人代表9個議員辦事處和地區團體簽到,另一名屯門區議員又代表8個地區團體簽到。雄哥回家後細想,估計他們可能是為日後競選常委舖路。近年屋苑圍標問題嚴重,有關人士大聲疾呼,請各業主親身到會,不要輕率簽下授權書,吳明欽竟寫下9個簽到,另一人寫下8個,兩人連授權書也沒有,真教人搖頭嘆息。

雄哥又從記錄中得知6月5日大會只有40餘人簽到,自以為應是支聯會成員的總數。但6月9日大會檢討罷工、罷課時,竟有160多個團體簽到,到了6月11日選舉時則有228個團體有投票權,為何一兩日之間會多了60多個團體有投票權,他身為常委毫不知情,是自己跟不貼大會發展,還是大會的操作和透明度出了問題?

雄哥與司徒華爭論這些問題,雙方爭持不下,氣憤的雄哥突然宣佈退出支聯會。李柱銘忍辱負重,半膝下跪要求雄哥以大局為重,不要離去,可惜雄哥已死心,堅持退出。雄哥起草了退出聲明,交待原因。在以「大局為重」下,多少人被扶持走上獨裁路,獨斷獨行。

支聯會的糊塗事尚有其他。某次會議有人提出要看民促會秘書處負責人名單,召集人李永達提供了一份名單,上有司徒華和李柱銘。雄哥記憶中民促會從未通過批准兩人加入秘書處,兩人卻經常出席秘書處重要活動,聲言是受秘書處邀請或委託,有如秘書處的太上皇。李永達將兩人名字列入秘書處負責人名單,可能是為常委選舉舖路。

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第330頁中,指事件是雄哥攬權不成,反抺黑他獨裁。書中指雄哥組織「4A會」是一極大謬誤。雄哥同輩公務員領袖以「大佬」來尊稱他,我等外人稱他為雄哥,他以上輩對下輩稱我龍仔。他出身政府土地工程測量員協會,後組織公工聯,在社會大環境下帶領公務員參加社運。

黃偉雄就司徒華指控向牛津大學出版社投訴,並出示有關資料,牛津回覆指這是司徒華個人觀點,不會作出任何處理,更不會去跟進求真。這真是香港文化界一大悲劇,沒有真善美精神,處事含糊不清,蒙混過關以求自我感覺良好。

李卓人事件

6月8日晚,滯留北京的李卓人(阿人)返港,正開會的支聯會常委聞訊,商議是否將會議暫停延至明天繼續,大夥人一起去接李卓人機,而司徒華卻已立即離開會議前往接機。司徒華為何會如此著急離去?按道理這時阿人已經安全,為何不是大家一齊去顯示一下團結力量?司徒華如此行為難免令人向壞處聯想,他為了要搶鎂光燈,確保個人的見報版位。這種鎂光燈逐浪行為,非建制陣營尚有多人如此。

在此來一個對比,看一看支聯會兩位滯留的赴京代表,浸會講師談綺華和傳媒人游淑儀回港的情景。兩人在六四槍聲四起時仍在京,稍平靜後才歷盡艱辛回港。6月5日晚游淑儀返港時,支聯會沒有人接機,而6月7日凌晨談綺華返港時也是冷冷清清。再向前推到六四北京港人大撤退時,最後一班自北京回港的港龍航機到港時,談綺華母親見不到女兒身影時欲哭無淚,四處找人探詢女兒下落。支聯會卻一大群人前往港督府和新華社,無人理會這位可憐的長者,更無人跟進兩人的情況。為何兩事有如此大分別呢?除了以上兩位勇敢的女士外,基督敎工業委員會的梁詠雩也曾滯留,歷盡難辛才能回港。

阿人上京時北京氣氛尚算平靜,不論左中右人士都紛紛上京。阿人是帶港人捐款上京的,後來被充公了200萬人民幣。據說阿人不是攜帶現金飛往北京的,而是到達北京後到銀行從前律政司馮華健的戶口中提取的。曾在國內工作或居住的人都知道,國內銀行不是常備如此大量現金待客戶到來提出,或許箇中也會有國內有力人士從中協助,更見當時國內人心所向。

阿人滯留北京,劉千石(阿石)找新華社詢問,又與港英聯絡,港督尤德委派專人與阿石聯絡並跟進。基督敎工業委會同人每隔一小時致電在京的阿人,了解最新情況。阿人的妻子鄧燕娥學生時赴韓也曾遭扣留,兩人可算是同命鴛鴦。

公工聯內閧

雄哥與司徒華衝突後,支聯會內的公工聯一眾成員與雄哥行動一致,整隊人拉隊離開會場。在這情況下,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梁籌庭與香港郵政局員工會蕭賢英等公工聯成員認為對外起糾紛時,表面上要保持一致行動,全力支持雄哥,與他共同進退,顯示高度內聚力。但個人上對他有任何不滿,或不同意他的決定,留待返回公工聯才爭論。

公工聯眾人返回工會後,就此事聲討雄哥,認為他為了一己私欲作出不智行為,公工聯不可能在這情況下退出支聯會,當前要團結一致聲討中共,他卻搞內鬨。

雄哥認為民主與獨裁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這個問題若處理失當,如何在中華大地支援愛國民主運動?雄哥退出支聯會,公工聯另派3名代表進入支聯會。公工聯公開指責雄哥退出支聯會前沒有通知,是沒有盡道義責任的行為,對他退出感覺可惜,認為對民主派、支聯會打擊很大。

雄哥退會事件令全港輿論射向公工聯,公工聯不能承受這般壓力,立即召開執委會處理這個問題。會前梁籌庭等商談好,有足夠票數拉雄哥下馬,計劃先讓他自己引退,如果他不辭職,才動議投票罷免。結果雄哥被罷免,另選蕭賢英出任主席職務,梁籌庭為副主席。

雄哥公開表示是以公工聯身份加入支聯會的,但卻以個人名義加入常委會,故退出常委會前沒有諮詢公工聯,只是道義和禮貌上知會該會。他又公開表示因為個性率直不適合搞政治,所以拒絶重返支聯會。而測量員工會和公工聯仍會保留支聯會會籍。測量員工會自加入支聯會一直都有出席支聯會會議,每年都有出席投票選常委,履行責任,直至現今。

黃偉雄辭去支聯會常委職務後,支聯會會議通過挽留,他不為所動,處事絶不和稀泥,再沒有參與支聯會事務。

1989年過去,十多年後,公務員工會逐一退出支聯會,公務員工運自此強調非政治化,在減薪問題上就出過一次工運高潮,很快又平淡下來。現公務員中一些不平等現象也沒人去搞,如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沒有食飯時間,其他公務員則但並不是劃一時間的,相差約有15至30分鐘,這也是工運的悲歌。在不談政治下,連最基本的經濟問題也不敢爭取了。

獨裁指控

1989年6月23日,黃偉雄得到黎則奮、陳嘉上和黃碧雲等60餘人的支持聯署、在《大公報》刊登半版廣告, 聲言「支持民主、反對獨裁」,提出「慎防走上獨裁」的問題,矛頭直指司徒華。

支聯會對雄哥的聲明公開解釋說,6月9日前共舉行了多次大會,有些團體出席前9次大會,只是於6月9日沒到場,任何支聯會成員都有投票權,提名人次序是按提名先後排列,不是圈定20人放在前面,沒有冷淡處理談綺華等滯京事件。支聯會重申每個出席團體只能持有一張選票,同時所有資料公開,任何人都可以查閱。

司徒華公開表示,雄哥指他獨裁是侮辱了他本人和同他一起工作的人。他指雄哥的投訴不符事實,他本人沒有獨裁,獨裁只是雄哥等個別人的印象,他沒有慫恿別人提名競選常委,亦不會反對其他人參選。

雄哥為何會在親中的《大公報》刊出廣告,而不是《蘋果日報》或《明報》(編按:《蘋果日報》創刊於1995年,1989年時尚未面世)?因為他親共?但雄哥因支持「羅保動議」(編按:1984年3月14日,前立法局議員羅保(Rogerio Hyndman Lobo)在立法局會議提出動議,要求在任何關係到香港前途的方案未有最終協定前,須交由立法局辯論。動議遭中方大力抨擊),遭香港工會聯合會杯葛而落敗勞工顧問委員會席位,反而司徒華在得到香港工會聯合會支持下成功連任,並成為票王。有關這段歷史,可參閱《惟工新聞》龍少的舊文,〈八十年代勞顧會爭奪戰〉

近日媒體指中國駐港聯絡辦事處控制三中商收窄言論空間,從以上牛津處事態度來看,我倒反問一句:雄哥的廣告能在《蘋果日報》刊出嗎!有前《壹週刊》記者表示,要發表不利支聯會的文章也是一大難題,會被指破壞團結不利大局。龍少在其他媒體的文章若觀點與總編不同,也遭刪節或不能刊出。箝制新聞自由不只是藍絲才有,大部份香港組織和傳媒都是如此,這是香港文化界普遍的現象。

事過境遷,雄哥回想這一件事,自覺年少氣盛,認為支聯會中人一直支持國內人民的民主運動,可惜在骨節眼上出了問題,有人玩弄權術,有政治道德問題。在常委選舉問題上,他認為不能限制某些人的參選資格,這些人的人數少必定會輸的,何妨做一場戲,讓他們參選,我們人多一定能在公平投票的情況下擊敗他們,讓他們「心服口服」的在我們指導下活動,而不是採取排擠的方法。可是某些主政者驚輸,落閘篩選,人為設置障礙阻止部份人參選,令到支持者認為當事人手法笨拙。

查看資料得知支聯會歷年常委選舉,年年舊酒新瓶,都是這一批人主持大局。2013年的第廿五屆選舉,200多個有投票權的團體中,有不少已經仿如冬眠,甚至是不再存在的,或已不再支持平反六四!然而這些團體卻有投票選常委的資格。

慎防獨裁事件後,黃偉雄仍有為司徒華和李柱銘助選,亦曾任劉慧卿競選經理,參加陸恭蕙、余若薇和陳方安生等助選工作。

結論

本文主要是工會朋友的口述資料整理而成,部份是龍少的親身經歷,翻看當日各大報刊,和在網上查看有關資料也是少不了,資料來源並不一一細錄。更重要的是向支聯會查詢,他們只提供了第四次會議議程,並說會交給有關負責人跟進,至今一直沒有進一步交代其他資料或評論。

以上是故事是一個大事大非的問題,龍少絶不和稀泥,冀有關當事人能正面回覆,可惜已無人肯多說。雄哥的指控亦是一家之言,卻有很多旁證去支持。反觀司徒華空泛地指雄哥攬權卻無旁證。江湖恩怨難說對錯,數十年來非建制派處事手法錯漏而不自省,積惡成習非一日之寒,尚自我感覺良好,罄竹難書。

 

附錄:支聯會第四次會議議程

支聯會第四次會議議程
日期: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四)
時間: 下午三時正
議程:
討論公工聯會黃偉雄公開致支聯會常委各委員及各成員團體:「慎防走上鄧小平式獨裁之路之函件」
出席者:張文光、陶君行、楊森、司徒華、麥海華、李永達、陳志明、劉千石、岑建勳、朱耀明、香灼珊。
1.
檢查11/6出席團體數目,當晚是發了202張投票咭,共收到199張票,有3張沒有投票的原因,有一張票因過截止投票時間交票的團體(公教教研中心),而被選舉委員會拒絕該票,2.另兩張可能是棄權票又或是早退。此外,當晚的選舉工作是由大會即時推選選舉委員會成員及監票委員會成員負責選舉工作,而不是舊秘書處負責。況且整個選舉過程是公正的。
2.
吳明欽問題,其實他只在22/5第一次會議出席了
3.1
說為11/6選舉舖路。當晚選舉前已說明每一團體派一代表領取一張白色投票咭,才可投票。
3.2
支聯會在成立初期,在會議中大家是有一共識;由於支聯會的組成是基於北京學生運動而發起,這是一件愛國民主運動是(事)件,任何團體/人士都有權支持這次愛國運動。因此,對加入支聯會的團體,大會是沒有嚴謹的原則或準則,會議中達致的共識是「凡有來電話要加入支聯會,或曾出席會議的團體,都可作加入支聯會的成員團體。」前述共識是9/6前的會議中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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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的六四前夕,獨派笑指支聯會活動只是儀式,甚至勸阻他人參加,強調優先處理香港問題。按民主原則這是

敬鵬大火燒出「殺人經濟」問題 移工、消防員、環團聯合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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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15年3月11日,印尼家務工Elis在北角陽光女傭中心「宿舍」遭逾二百磅重的石屎擊中死亡。2016年6月21日,牛頭角發生大火,兩名消防員死亡,十二人受傷。2017年9月22日,一輛城巴在深水埗剷上行人路,三人死亡。2018年2月10日,一輛九巴在大埔公路翻車,十九人死亡。接二連三的死亡事件,令公眾意識到這都不是單純的「意外」,而是與涉事工人身處的中介制度、高層決策和工作安排有關。

同樣惡劣的狀況在台灣亦有發生。今年4月28日,台灣桃園一間工廠的火災奪去6名消防員和2名泰籍移工的生命。惟工新聞轉載這篇來自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題為「殺人經濟」的文章,為制度如何逼死工人提供一種分析的角度。

文/公庫記者楊鵑如

今年4月28日,桃園市平鎮區的敬鵬印刷電路板工廠發生大火(簡稱敬鵬大火案),疑因廠房內存有大量柴油及腐蝕性化學物質造成救災阻礙,造成6名消防員殉職及2名泰籍移工職災死亡。是繼2015年新屋大火造成6名消防員殉職、2017年蘆竹矽卡大火造成6名越南移工殉職以來,又一起集體殉職、職災公安案件,並再次凸顯消防制度、勞工權益及環境知情權等政策未完善。

敬鵬大火後一個月,消防員、勞工、移工及環保團體為了檢驗政府相關措施,在6月3日發起跨議題聯合遊行,從勞動部走到內政部及行政院,分別要求主責單位應具體面對制度缺失。

敬鵬大火燒出太多問題 民間跨議題行動

團體在勞動部前行動,台灣移工聯盟訴求移工宿舍的公共安全應立即改善,要求工廠與移工宿舍應分開,將標語「廠住分離」撕開。桃園市產業總工會提出勞動部應開放產職業工會陪同勞檢。

遊行走至內政部時,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擺放6頂消防安全帽表達對殉職消防員的敬意,並批評內政部在大火後提出的短期計畫「治標不治本」,應跨部會及長遠思考公安問題。最後唱名近5年殉職消防員名字,將殉職消防員看板貼在內政部門口,象徵消防員因人禍及缺陷制度而犧牲。

最後遊行抵達終點行政院,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等環團提出必須落實「社區環境知情權」訴求,行政院應成立專責小組、跨部會整合相關資訊讓民眾知情健康風險。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則提出資方應付出公安成本,中央及地方應訂定「公安稅」,工廠災害不該全民買單,更不該由基層民眾、廠內勞工及救災消防員承擔傷害。

最後各團體在行政院前燃燒寫著5大制度缺失的幡旗,分別是「南向政策賤移工」、「營業秘密害人命」、「產職陪檢踢皮球」、「大火檢討畫空殼」及「公安成本誰買單」,希望中央及地方政府徹底解決公安問題;最後再向行政院丟擲空的扭蛋殼,象徵中央及地方政府只會提出「空殼政策」,要求敬鵬大火後不能只是敷衍式政策,應立即與各民間團體協商,共同修法改善制度。

8移工燒死宿舍、12消防員殉職 犧牲人命換經濟?

台灣移工聯盟代表許惟棟表示,連年發生矽卡、敬鵬大火,不只是單純火災意外,而是人禍,並讓移工、消防員、環保團體跨領域的感受到,台灣政府不斷的說要拼經濟,但是只有老闆很有錢,人民卻越來越辛苦。根本是犧牲人權、環境,甚至是犧牲人命才換來經濟發展。「我們要告訴政府,我們不同意這樣的經濟發展。」

許惟棟說,去年(2017)12月14日蘆竹矽卡公司的移工宿舍發生大火,燒死6名越南移工,今年428國際工殤日,再度發生敬鵬大火,燒死2名泰國移工。他提到,矽卡的移工宿舍是鐵皮違建,一樓堆放工廠易燃物品;敬鵬的移工宿舍在工廠頂樓,甚至是兩、三百人擠在同一層樓。

「如果不是資方想要節省成本,方便管理移工,移工宿舍沒有對外窗戶、只有一個出口,沒有違法嗎?」許惟棟痛批,若政府在進行勞檢時,依照法令讓違法雇主不得引進移工,就不會讓8名移工喪命。「台灣政府不落實執法,讓台灣老闆節省成本,犧牲的卻是來台移工,是大火的真相。」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莊福凱表示,若產職業工會陪同勞檢,「也許這場火災就不會發生」。

越南移工工會的阿玲聲明,大火後移工團體要求工廠宿舍要分開「廠住分離」,勞動部回應要找內政部跟經濟部開會,但是關乎移工生命財產安全的重大問題,卻不找移工代表開會。「為什麼可以沒有移工的聲音?」移工團體要求參與開會。

另外,移工團體要求台灣法規及相關行政文書應「資訊多語」。由於雇主申請聘僱移工應依「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確實執行,政府勞工單位要檢查訪視。若宿舍未就消防及建築法令設計建造,勞動部可以取消雇主的聘僱許可。

勞動部在敬鵬大火後回應,「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已經在翻譯了。許惟棟則說,台灣引進各國移工來台已經26年了,不只生活照顧計畫書沒有翻譯,連《勞基法》、《就服法》也沒有翻譯,代表勞動部多年來漠視移工權益。「連工廠宿舍公安檢查結果都沒有公佈,移工要怎麼知道自己工廠有沒有違法?」台灣移工聯盟要求勞動部不要提出敷衍政策。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理事藍毓傑則呼籲勞動部,應修訂《工會法》,讓消防員可以組工會與政府協商。他提到,先前非消防員業務的捕蜂捉蛇議題,已收集5千多份連署,等於全台消防員一半人數,行政院官員卻回應「消防員不是勞工,無法協商」。藍毓傑批評,消防員連年在大火中犧牲殉職,「難道非得等到殉職才能協商嗎?」

保護現在的消防員 也保護未來想當消防員的孩子

遊行抵達內政部時,一字排開近5年消防員殉職新聞看板。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副理事長余宗翰表示,從民國41年到現在總計折損126位消防員,等於是現場遊行人數的一半。他提到,新屋大火中6名殉職同仁,有兩位是他的同學,過不到3年,又是6位同仁殉職。「每年殉職人數對辦公室長官來說,會不是只是一組冰冷數字?」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理事藍毓傑說,敬鵬大火燒出兩項主要改革問題,一是敬鵬救災現場 沒有提供化學品品項種類跟位置,也沒有更新廠房平面圖資料,導致救災人員資訊不足,不幸造成6名消防員殉職。二是台灣政府針對歷次消防員殉職案件,沒有針對殉職進行根本原因分析。雖然有火災鑑定委員會,卻只是針對火災原因。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朱智宇則表示,敬鵬大火後,內政部提出兩項改革,短期制定半年內的「高風險性工廠聯合安全檢查計畫」,以及制定「使用化學品工廠或倉儲應提供廠區化學品種類及數量配置圖行政綱領」。內政部還說未來將修訂《消防法》,研擬相關條文及罰則,消防救災人員得命廠方提供廠區平面配置圖及化學品種類、數量等資訊。

「消防員真的要這樣的東西嗎?」藍毓傑認為,內政部一個月來的檢討及兩項改革只是「空殼政策」。他說明,「高風險性工廠聯合安全檢查計畫」要求在半年內,消防員與主責行政機關要再全面普查一次高風險工廠,增加基層消防員負擔,治標不治本。

要求工廠化學品資訊揭露部分, 消促會認為行政綱領提到「半年更新一次」仍不夠快,希望工廠要有專責應變人員第一時間提供搶救資訊、危險地區等,讓救災指揮官評斷是否能進入火場救災。

藍毓傑重申,內政部聲稱《消防法》要修正,卻還沒有期程、草案,目前也沒有任何公聽會。消促會認為基層消防員是第一時間出勤面對火災的人,不能只有長官修訂法律,必須配合實務。呼籲內政部在改革時要與基層消防員協商,朝向制定基層消防員安全的修法方向。「消防員提出的建議不是空談,內政部提出的政策也不該是空殼。」

消防員張桂彰在新屋大火中殉職。他的姐姐表示,新屋大火後,桃園市政府確實有訓練跟裝備的改善,但她仍疑惑「為何桃園還是發生敬鵬大火?」她認為改革不能只有表面,應回歸制度本身。

張桂彰姐姐說,政府在敬鵬大火,要求消防員再次檢查高風險工廠存放化學物品,但是地方政府在稽查後是否訂定相關罰則,中央政府是否評估稽查成效?在修正《消防法》前,會不會再度發生下一次的殉職?

她沉痛的表示,自己身為教育工作者,常常聽到小孩說將來想當消防員,是很悲傷的訊息。因為她知道現在的制度無法完善保護消防員。「希望中央給予完善制度、保護現在的消防員, 還有未來想當消防員的孩子們。」

耗損環境、賠人命換經濟 基層人民要知情權

遊行最後抵達行政院。工傷協會專員劉念雲表示,行政院長賴清德直說國人平均薪資5萬元,但是從敬鵬大火案來看,顯然台灣的經濟GDP(國內生產總值)是用「耗損環境、賠人命」才換來「殺人經濟」的結果。各民團要求最高行政單位應負起責任,因為這是「跨紅跨綠的政治性議題」。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曾虹文批評,多年來環團要求「社區環境知情權」 ,政府卻說能公開都公開,讓業者涉及「營業秘密」的就不能公開。「難道住在敬鵬工廠附近的居民 都知道鄰居是PCB(印刷電路板)工廠、存在高風險嗎?居民知道工廠會排放什麼汙染物質、有什麼健康風險嗎?」

曾虹文說,即便是每天使用化學物質的廠內勞工,也可能不知道自己使用什麼化學物品,有可能因為營業秘密,只知道相關代號。所以工廠勞工若因此發生工傷災害,後續生病甚至致死,用生命爭取權益時,可能也沒辦法說清楚是接觸什麼東西,難以要求工廠賠償。消防員也因為不清楚相關資訊進去火場救災,「被迫用一命換一命的方式救災」。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研究員林彥廷說明,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今年4月2日時制定「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政策綱領」,即談到「社區知情權」及如何管理化學物質等。

政府部門在428敬鵬大火前已著手處理化學品問題,但是在大火後,環保署署長李應元說《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後,環保署化學局會審核工廠相關資訊。他認為, 若行政院沒有專責單位做為環保署的強力後盾,經濟部或業者仍會以營業秘密為由不公開化學品資訊。

環保團體要求行政院應出面,交由環保署化學局主責相關資訊的整合。環境資訊應立專法,將工廠存有的化學物以及災害後的環境資訊等公開資訊,避免其他部會再以營業秘密為由不公開,應以公共利益思考。

要求政府向雇主課徵公安稅 付出公安成本

工傷協會成員楊國楨表示,由於雇主不願意付出公安成本,導致國家得付出救災、環境汙染成本,並由移工、民眾與消防員等基層勞工承擔受害後果。因此工傷協會認為應針對高風險產業課徵公安稅,對於儲存使用毒化物、高風險危險物質等產業課以相關稅率,預防面對公安發生。「由業者負責任,不是全民買單。」

工傷協會專員劉念雲提到,矽卡違建宿舍大火後,矽卡公司現在仍可合法聘僱移工,是因為勞動部認為依照《就服法》,移工宿舍若確定是違法建物就可以取消聘僱,但是認定違法建物的責任在建管處。建管處則回應,因為宿舍燒光了,無從認定違法建物。她痛批各行政單位規避責任,就是讓移工、居民及消防員承擔死亡的惡果。

最後劉念雲則說,若行政院沒有組專責小組解決問題,這樣荒謬的事情會持續發生。後續將監督桃園市政府,要求因幾場大火案訂出相關自治條例,讓資本家把成本交出來,由政府執行,全民監督。

背景資料

2018年4月28日晚上9點,桃園市平鎮區的敬鵬印刷電路板工廠許發生大火(簡稱敬鵬大火案)。

因廠房內存有大量柴油及腐蝕性化學物質,火勢直至隔天下午才撲滅。這場火災造成6名消防員李翰霖、游曜陽、余佳昇、游博瑜、林伯庭、林尉熙殉職。

2名泰籍移工帕努朋(SANGLAM PHANUPHON,23歲,服務年資約2年)和41歲車沙(URAMSOONGNOEN CHOETSAK,41歲,服務約3年) 職災死亡。敬鵬大火災後也造成平鎮地區的空氣與水質汙染。

2017年12月14日,桃園市蘆竹區的汽車用品商矽卡公司,其做為越南移工宿舍的120坪鐵皮違建發生大火,造成6名年僅20多歲的越南移工死亡、5名移工受傷,是台灣歷年來死傷最慘重的移工宿舍火災。矽卡宿舍兼做倉庫及移工宿舍。

有12位越南移工住在違建二樓,由木板隔間,一樓堆滿隔熱紙材料等易燃物品,導致火災發生時移工無法逃生。整棟違建曾在2017年8月時未通過消防安檢,隨即改善通過。

死亡移工阮文廌的哥哥阮文忠,5/4在民團協同下,前往桃園地檢署遞出刑事告訴狀,將對矽卡公司提起《刑法》276條業務過失致死之告訴。

桃園市新屋保齡球館火災(簡稱新屋大火案),發生在2015年1月20日凌晨2時。

位於桃園市新屋區中興北路101號的新屋保齡球館因變電箱爆炸發生火災,悶燒40分後,2時52分時鐵皮鋼架的2層樓建築因發生閃燃,突然燒塌,造成6名消防隊員陳鳳翔、曾重仁、謝君杰、張桂彰、陳彥茗、蔡長融逃生不及、英勇殉職。有人只離出口10公尺左右,其中最年輕者甚至才21歲。

當時躲過死劫的消防員黃鈺翔曾質疑,現場指揮官湯佳興不知火場內還有6名隊員逃生,下令斷水撤退,導致水帶扁塌,無法讓消防員摸索逃離,造成悲劇。

相關報導:
印傭Elis慘死 剝削肇禍 揭中介所奴隸生活
https://wknews.org/node/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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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鵬大火後一個月,消防員、勞工、移工及環保團體為了檢驗政府相關措施,在6月3日發起跨議題聯合遊行,從

轟梁耀忠一人專政解散勞工組 街工22名會員集體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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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今年三月起,不斷有消息傳出街工勞工組將被解散,而三位勞工幹事譚亮英、王曉君和黎治甫將被解僱,惟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無正面回應。事件繼續發酵,繼月初五名街工執委辭職兼退會後,今早再有22名街工會員宣佈退會,譴責梁耀忠一人專政,一意孤行解散旺角勞工組。梁耀忠指收到不少傳媒查詢,在今日下午三時開記者會回應事件。

退會會員發表宣言,指梁耀忠解散勞工組的解僱理由前後不一,曾聲稱要收回資源準備選舉,但其後改稱街工出現財政赤字而需要裁員。退會會員又指,梁耀忠態度傲慢,從不回覆會員的質詢,又隱瞞街工的實際財政狀況,同時更向傳媒抹黑勞工組及反對解僱的會員。


左起:勞工幹事王曉君、譚亮英和黎治甫(資料圖片)

勞工幹事黎治甫指,最近一次和梁耀忠開會是於5月31日,他三度問梁耀忠勞工組去向,惟對方無正面回應,梁更揚言:「你到時(工資發放日)打簿(顯示銀行戶口的結餘紀錄)咪知道囉!」黎治甫批評,街工作為勞工團體,連對打工仔的基本尊重也沒有。

勞工幹事王曉君指,有不少年輕會員為街工付出,她發言時一度聲淚俱下指「街工好可惜無咗一班年青會員」,她又感謝街工,形容街工曾是「一起努力和實踐的地方」。

對於街工財困之說,在五位執委退會的聲明中披露,在5月21日執委會會議上,五人要求審閱街工財政資料遭拒,梁耀忠要脅取回原先存放在街工作為流動資金的20萬。退會會員批評梁耀忠視民主如無物,以撤資作為威脅,拒絕接受執委會監察的行為。退會會員區立行指,從梁耀忠和業務委員會提供關於街工的財政資料不足,沒辦法令街工會員判斷資料是否反映實際財政狀況,又指他們在立法會圖書館和透過查冊尋找到的資訊,比梁耀忠和業務委員會提供的財政資料更多。

街工勞工組轄下七個工會之一,香港廚師聯盟的主席吳志輝則指,未有下一步的打算,要和其他工會再作商討,若街工勞工組幹事被解僱,相信會影響工會的行政工作。黎治甫亦指,梁耀忠沒有提過交接情況,質疑他根本不重視,「我都好想問下梁生到底想點」。

被問及退會的舉動是否與梁耀忠討論的籌碼,前執委朱江瑋否認,他強調「退會決定痛苦」,而且他指對街工感到絕望。朱江瑋說,自3月開始,梁耀忠曾三度勸他退會,有一次他反映不同意解僱三人而將資源用作選舉,惟梁耀忠沒有正面回應,並叫他退會。朱江瑋又說,大家都是真心相信街工推動工運,過往梁耀忠參選是代表運動是社會上有一定的認受性,但如今並不如此,他認為梁耀忠在選舉上的輸贏和運動無關。

前執委朱江瑋(持咪者)。

22名街工會員退會聲明全文轉截:

一意孤行解散勞工組 譴責梁耀忠一人專政 
22名街工會員退會宣言

我們是一群加入街工數年至十多年的會員。有的在街頭與街工相識,有的曾在街工實習,有的曾在街工工作,有的曾任街工執委,有的仍在街工各個崗位擔任幹事。我們當初加入街工,有的是藉著街工才開始接觸工運社運,在街工學習、工作、成長;有的是出於敬佩其紮根社區,推動工人權益的努力;有的是認為作為在當中受薪的幹事,應該透過參與會務實現職場民主而加入。然而不論加入的原因是什麼,我們在過去均努力在街工實踐我們入會時的初衷,組織基層街坊和工人,帶動街坊在自己的困難之上關注權益和社會議題。

很痛心地,今年三月傳出,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計劃解散勞工組,解僱譚亮英、王曉君、黎治甫三名幹事。其解僱理由前後不一,先是聲稱要收回資源準備選舉,之後稱街工出現財政赤字需要裁員。我們對此極感愕然,紛紛反對這個計劃。可是經過會員近三個月努力爭取,梁耀忠態度仍然傲慢,執意解僱三人。不但從不回覆會員的質詢,更向我們一人一票選出的執委會隱瞞街工的財政狀況,另一方面卻對傳媒及其他團體抹黑勞工組及反對解僱的會員。因此我們在此宣布,由即日起退出街坊工友服務處。

逃避對話 謊言抹黑 會員工友被無視  

五月一日勞工組抗議以來,梁耀忠多次向傳媒指責旺角勞工組跳過內部程序處理事情,選擇向外公佈會內事務,有心破壞街工團結。然而,我們作為街工會員,在三月時聽到梁耀忠計劃解散旺角勞工組的消息,已不斷向執委會詢問事情始末,而執委會回應指因旺角勞工組解散事宜是由梁耀忠提出,需要約到梁耀忠開會處理,而梁耀忠在群組內沒有作出任何回應。梁亦缺席四月十一日的執委會會議,當日有多個工會及關注組代表列席,紛紛表達反對解散勞工組的訴求。到了四月十八日街工全體職員會,當勞工組三人當面質問梁耀忠時,梁仍拒絕回應。

由於多次查問均不得要領,我們當中的8人發起了四月三十日的臨時會員大會,希望在會內得到交代及作詳細討論。由此可見,從三月到五月初,梁耀忠不斷拖延回應散解勞工組的詳情,更多次賊喊捉賊,反過來對傳媒聲稱勞工組及會員傷害街工,企圖轉移視線。作為會員,我們對梁耀忠屢次撒謊感到憤怒。

隱瞞財政 威脅撤資 泛民議員反民主 

令我們更為憤怒的是,梁耀忠架空由會員一人一票選出的執委會,企圖一意孤行,無視反對聲音。上文提到,梁耀忠提到炒勞工組以準備選舉,後改口聲稱街工有財政困難,指會員如想保留勞工組就需要籌款。會員因而要求得到相關財政資料,以了解具體財政情況。可是,在六月一日,我們收到由陳裕詩、江健成、羅維進、龍子維、朱江瑋五名執委發出的辭任執委兼退會聲明。當中披露,在五月廿一日執委會會議上,五人要求審閱街工財政資料卻遭到拒絕。梁耀忠更威脅取回原先存放在街工作為流動資金的二十萬,並不再負責街工因缺乏流動資金而職員無法支薪的問題。

這種以撤資作為威脅,拒絕接受執委會監察的行為,反映梁耀忠視民主如無物。另一方面,在缺乏充分資訊的情況下,執委會及其他會員無法驗證梁耀忠宣稱的財政困難,亦因而無法討論相應的措施。如果財政困難屬實,梁耀忠的隱瞞,實際上是拖延了解決問題的步伐。

忘卻綱領 違背選舉承諾 「為勞工出頭」今成無良老闆

在梁耀忠2016年參選立法會時,其競選政綱之一為「不容僱主肆意打破工人飯碗」。可是在五月三十一日梁耀忠終於與勞工組三人談判的時候,黎治甫一再查詢六月的就業及出糧情況,但梁耀忠多次表示不知道,可見其不負責任。

梁耀忠的另一競選政綱為「取消強積金對沖」。然而在四月廿六日的執委會上,執委陳瑞銘已計算了三人被強積金對沖後的長期服務金金額,說明梁耀忠無意履行此一政綱,不但打算無理解僱三人,更企圖對沖三名年資分別為九年、十年、十六年的員工的長期服務金,與其競選承諾完全不符。

更令人匪而所思的是,當外界為勞工組三人的遭遇抱不平的時候,梁耀忠及數名街工會員提出「這是會內問題,第三者不應介入,你們引外人來破壞街工」的論調,與二〇一三年碼頭罷工期間,自由黨李梓敬聲稱工會不應介入「工運是工人的運動,不容許一些工會政客騎劫」的荒謬言論驚人地相似。

以上種種,令我們認為,街工已忘卻其「為勞工出頭」的綱領,失去修正自身錯誤的能力。趁這個最後的機會,我們回應一些會員對我們的質疑。

這是財政問題嗎?

有人說這是財政問題,應該集中精力籌款,不要內耗。

我們無法同意這種建議。第一,梁耀忠解僱勞工組的第一個版本是要收回資源準備選舉,與財困沒半點關係。第二,正如上文所述,梁耀忠隱瞞街工的財政狀況。作為負責任的勞工團體成員,我們不可能在資訊如此不透明的情況下向公眾募捐。這是很基本的誠信問題。第三,即使街工真的如梁耀忠所言,有數十萬財政赤字,但解決財政問題的方法有很多,包括及早公開財政狀況,指出團體的需要,請求公眾援助。這是民間團體多年以來面對財困的慣常做法。然而梁耀忠沒有這樣做,取而代之的是指名道姓要解僱七十名員工當中的三人,聲稱原因是他們的年資較長,工資較高。這樣的理由何其荒謬!

因此,我們不認為解僱勞工組三人與財政問題有關,而是赤裸裸的針對。街工一些成員提出所謂的「解決財困方案」要求勞工組三人接受,不過是為梁耀忠圓謊,將責任推到三名受害職員身上的伎倆。

你們在奪權吧?

當然亦有人指責我們在奪權,「勾結外人搞散街工」。梁耀忠對多個傳媒就是這樣說。在眾多的說法當中,這點最為荒謬。

街工是一個會員制組織,最高決策機關為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每兩年選出五至九人組成執委會,代表會員就會務進行監督、決策。在執委會選舉當中,每一個會員均有提名權、參選權和被選權。基本會員亦有權列席執委會會議。梁耀忠是2016年選出的九名執委之一。

這樣的架構說明,街工的每一個會員均有平等權利參與會務,奪權一說自不成立。如果梁耀忠或其他人認為,對梁耀忠的行為提出質疑、表示反對、要求公開透明就是奪權的話,那不過說明,在梁耀忠及附和他的人心目中,街工只是梁耀忠的個人資產。

結語

既然梁耀忠不尊重內部機制,不尊重工會和關注組,以造謠抹黑取代公開資訊公開討論,自己的面子高於街工的理念,一意孤行要解僱勞工組三人,我們認為這個一人專政的組織已經嚴重違背「為勞工出頭,為民主奮鬥」的綱領。我們不認為留在街工能夠繼續實踐我們參與勞工運動的初衷,別無選擇,只能在此宣布退出街坊工友服務處。

退出街工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此離開工運,社運。目前香港勞工狀況持續地差,同時民主倒退威權將至,實在沒有輕言離開運動的理由。各工會、關注組及社運朋友在這段期間對勞工組的支援,更讓我們深深體會到真正的團結。正因為樹有枯枝,我們才要堅持下去。但不管日後如何,我們眼前必定會做的,是繼續與勞工組同行。勞工組三人被梁耀忠正式解僱之時,我們必定追究到底!

工人唔係話炒就炒,運動不能捨本逐末。

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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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草根自主組織的誕生-白恩逢之家與印尼移工協會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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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都說移民工很難建立強大的組織。飄零的移民工,不會長久定居於工作地點,又缺乏資訊及人脈資源,即使飽受剝削,亦多選擇一時啞忍。可是,香港的外籍家務勞工,卻組織起非比尋常的基進政治力量。她們的工人運動,比起香港很多工人運動都走得更前。這一股力量如何形成,而本地工人又可以從中學習到甚麼?筆者沒能力提出整全的解答,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故事中,白恩逢之家(Bethune House)肯定佔有一席之地。

我們在另一篇文章簡介了這間鮮為人知的的小型庇護所。它專向移民家務工提供服務,令受各種官司(受虐打、性騷擾、剋扣工資等)困擾,無處可去的移民家務工,得到一時安穩的容身之所。可是,更不為人知的,是白恩逢之家對香港整個移工運動的巨大貢獻。我們訪問了一位深受白恩逢之家影響的印尼移工、組織者,Eni Lestari。她是國際移民聯盟的主席,曾在聯合國峰會受邀代表移民發言。2000年,她跟其他印尼移工成立了ATKI(印尼移工協會,Associasi Tenaga Kerja Indonesia,後更名Associasi Buruh Migran Indonesia,但縮寫沒變)。ATKI目前會員人數約二百人,是印尼移工運動在香港最早期成立並延續至今的一個組織。所有事情的起點,正是白恩逢之家。

Eni的故事

Eni來自印尼爪哇東部的一條小村,父母做小買賣,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對印尼經濟打擊巨大,Eni家負債累累。讀到高中的Eni失去了讀上大學的可能,惟有開始賺錢。她試過做家庭工業(造芭比娃娃的頭髮)、賣食物、去其他城市做清潔工,但收入都很低,例如當時做清潔工月薪只有200-300港元。1998年,Eni開始考慮去外國打工,父母起初反對她離鄉別井,但也慢慢被Eni說服,只要求Eni不要去中東,太危險。最後Eni選擇了香港,因為在香港打工有每星期一日的假期,而新加坡沒有假放。本來,中介不讓Eni去香港,因為通常有相關工作經驗才可以去香港。說到這裡,Eni自信地說,當時她努力爭取,強調自己英文流利的優勢。後來她通過了中介的考試,才得以過來香港。她本打算工作四年,初兩年賺錢還債,之後兩年賺錢給弟妹讀書,但卻在香港遇上了糟糕的僱主,從此走上不一樣的道路。

Eni在1999年來港,遇上的第一個僱主,沒有向她提供食物,也不讓她放假。可是,當時缺乏資訊的Eni,並不知道這些安排是對是錯。直至第五個月她才第一次放假,朋友發現有問題,幫她聯絡外勞事工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她才了解到自己的權益,例如當時她月薪只有$1800,僅有法定水平的一半。外勞事工中心告訴她,可以到勞工處落案起訴,Eni回家搜集完證據,就逃出僱主家,來到白恩逢之家。

走上組織者之路

Eni在白恩逢之家其實只待了五個月的時間。可是,這段短短的時間卻對她有巨大的影響。因為能講英文,Eni擔當起翻譯的角色,令庇護所的菲籍職員和印尼移工得以溝通,又協助辦訓練班,教導印尼移工認識自己在香港的權益。Eni說,在這五個月期間,她學習到許多關於權益及香港制度的知識,更多番參與救出移工的行動,去了香港很多地方。更重要的是,白恩逢之家相信,組織(organizing)是改變現狀的方法,力量來自於群眾本身,這令Eni深深相信,移工要自我組織起來,才能解決問題。

我們問︰白恩逢之家是如何令你相信這一點的?她回答︰「白思逢之家的人幫助他人,但不求回報,不會叫我們付錢,或者一定要做義工幫返手。我感到驚訝,因為從來沒有在其他地方看見這樣的人。他們不當自己是專家,當我們是案主。他們總是鼓勵我們︰你可以自己做得來的!──事實上我就自己處理自己的案件(笑)......其他NGO或者有層級,會當你是案主(client),只是來諮詢法律的......就算你犯下錯誤,白恩逢之家的人也只是笑笑︰讓我們找個方法解決它吧!我感到被接受,也相信他們的原則,開始嘗試去教育其他人。」

Eni說,當時,大部份印尼移工都不了解自己的權益。Eni便與朋友一起,將學到的東西在維園跟其他印尼移工分享,還給他們庇護所的熱線,告訴她們,一有問題就打去問。直至2000年十月,她們成立ATKI,當時有25個成員,其中一半都是曾經居住白恩逢之家的求助者──但她們不再是被動的受害者,而是已充權的(empowered)、積極的組織者。

來自白恩逢之家的扶持

初建組織總是艱難,移工辦組織更會遇到很多本地工人沒有的障礙。(儘管我們問Eni當組織者的困難時,她輕鬆回答︰"No. It is not difficult.")白恩逢之家一直為她們提供支援。ATKI最初在銅鑼灣活動,很活躍,不但推廣權益教育,也辦文化活動。不過,中介和領事館的人不斷去找他們麻煩,問她們是什麼組織、在幹什麼、知不知不可以這樣做,又說她們沒有註冊搞活動,恐嚇她們說會被警察拉。她們很害怕,而且當時很多人都有個案在身,怕會連累輸官司,於是一個月之後她們改去尖沙咀天星小輪碼頭聚集。如此過了一個月,她們慢慢反思,為什麼要留在這裡呢?我們應該回去啊。她們問了庇護所的人,知道之前這樣搞活動沒有問題,又去認識法例。最後,她們回到維園,叫上白恩逢之家職員Edwina隨行壯膽,中介或領事館再來,Edwina就幫手去嚇走搞事的人。

白恩逢之家也提供了重要物資。當時不是每人都有電話,一部nokia都要兩三千港紙,已經是她們大半個月人工。於是,ATKI的熱線設立在白恩逢之家(Eni馬上背出這個十多年前用的熱線號碼),她們用這熱線來接個案,跟成員溝通。在維園推廣權益時,ATKI的成員呼籲移工有事就聯絡這熱線,自己則設立輪更制到庇護所接聽電話。如果沒有成員輪更,會由庇護所的居住者幫手接電話,若有急事,就找外勞事工中心。當時為了接熱線,Eni很多時間都留在白恩逢之家,又因為自己沒有電腦處理文書工作,要使用庇護所裡的電腦。後來,ATKI成員慢慢有了電話,才叫住客轉介致電者直接打給成員。簡言之,白恩逢之家為ATKI提供了各方面極其關鍵的資源,這個初生的組織,才有了日漸茁壯的可能。

ATKI的工作

2000年,很多移工都是初次來港,Eni描述銅鑼灣街頭經常有印尼移工在路邊哭泣。她們不知怎辦,不知可到哪裡求助。那段時間,大部份印尼移工,假期每月只有一兩日。ATKI還做過調查,有八成印尼移工都被短付工資。相對的,中介費則高達$18,000左右。Eni說,就算她自己,放假去銅鑼灣去了一段日子,也不知道領事館就在幾條街後面,可見訊息的不流通。另外,那時除了IMWU(印尼移工工會),大多數聚合的移工小組都只是搞文化活動,少提勞工權益。因此,ATKI的初創成員便覺得要組成一支屬於自己的軍隊(our own army),聚焦在充權,提供大量訓練,讓每個成員學習法律權益。當年ATKI已有流動的諮詢站,通常位於舉辦城市論壇的白帳幕下面。口耳相傳之下,很多人認識到ATKI,知道有事可以去哪裡找他們幫手。

中介對於移工有很大控制。由於移工資訊很少,中介在訓練中心時早已灌輸一點:有甚麼事,只有中介才會幫你。中介也會向移工強調,不要跟其他人說話,這樣很危險,而菲律賓人都是敵人,更加不要結識。透過這些手段,令印尼移工害怕陌生人,變得孤立無助。ATKI的工作重點,就是向移工提供資訊、政治教育,讓人們開始主動發問,逃離剝削嚴重的僱主。

她們在對抗中介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例如,中介往往會扣起移工的護照。這情況下,不能讓移工自己一個取回護照。曾經在白恩逢之家居住的求助者已有經驗,所以會由這些前住客陪同新人去找中介。否則,如果一個人單獨去,中介會做壞事,例如把人關起來不讓走。有時,移工會打緊急電話求助,ATKI的成員會帶她去警局,給她錢付帳,並帶她去白恩逢之家。這些出事的移工常常被中介直接帶去機場,因為中介打算一腳踢她們回鄉下,免得她們控告僱主。ATKI會教移工如何自機場逃走。ATKI成員有一套嫻熟的方法,指引移工逃出權力的羅網。

除了直接向移工提供支援外,ATKI亦有倡議式的行動。例如2007年,ATKI連結其他印尼移工組織建立了PILAR(PERSATUAN BMI TOLAK OVERCHARGING ,印尼移工反對超收費用聯盟),舉辦相關議題的教育論壇。

跨越恐懼

ATKI如何招募庇護所以外的人當成員呢?Eni說,這並不容易。ATKI成員最主要的來源,還是當移工遭受中介或僱主惡待,向他們求助,以後便由朋友慢慢變成組織成員。另外,ATKI也鼓勵移工成立自己的組織。例如有的人不想走基進路線,不想加入ATKI,ATKI成員會教他們怎樣搞活動;有的人不想成立正式的組織,ATKI也鼓勵她們聚合成小組,加入社交媒體的群組。可見,她們很清楚知道,移工的弱勢位置,很大一部份來自孤立無援,缺乏資訊及人際關係。只有建立組織和網絡,才有可能鬆動中介和移工的權力結構。吸納成員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很多人都害怕︰怕中介、僱主、政府。Eni形容,即使ATKI成員說,如果僱主少付工資,你可以控告他,還是會有人回答:「不要不要,我不想被列入黑名單。」

這除了是資本主義下移工弱勢位置的普遍反映外,更有印尼蘇哈圖時代高壓統治留下的歷史傷痕。1965年,蘇哈圖推翻第一任總統蘇卡諾,成為第二任總統。由於第一任總統蘇卡諾,政治立場傾向共產主義陣營,蘇哈圖為了保住勢力、清洗異己,他大規模殺害共產黨份子。其32年的統治裡充滿白色恐怖,政府經常警告人們不要聚集,很多參與政治運動的人坐牢,工會人被殺害、被失蹤。社會長時間被軍隊控制,人們出國工作,還是害怕周圍有軍人監視。現在資訊較流通,人們沒那麼害怕。可是,現在回印尼搞組織的人,仍經常被軍隊問候,因此組織很難明目張膽講政治。因為歷史因素,印尼人對於組織、工會、政治這些事情,本來就有極可理解的恐懼。中介正正是利用這種恐懼,來強化對移工的控制。協助移工跨越這種恐懼,是ATKI組織工作的難關。

在國際開枝散葉

ATKI在香港成立,但它的影響力已經不限於香港。後來,ATKI發展到印尼、台灣,成立了ATKI-INDONESIA和ATKI-TAIWAN。台灣ATKI是在2009/2010年左右,有位來過Asian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的印尼藉實習生經常去台灣,在台灣推動印尼移工組織起來。後來,那些組織成立了ATKI。

至於印尼ATKI,筆者起初聽到則不太能理解。為什麼一個移工組織,需要回本地設立組織呢?最根本的原因,移工要出來打工,原本就是因為國家未能好好照顧人民,以至於她們要委身於充滿剝削的制度下求生。要改變她們與及下一代面對的困境,就必須團結本國人民的力量去改善就業、民主等等問題。另一方面,移工回到印尼後,也會遇上許多問題。印尼政府認為出外打工的人很有錢,於是巧取豪奪,向她們苛徵各項雜費︰包括護照費、考試費、保險、行政、藥物、心理評估、訓練費、住宿、更新護照等等。數年前,印尼機場竟有一條特別為移工而設的通道,徵收額外費用,是因為她們發起抗議才取消。

移工面對的問題不只來自政府,也來自家庭本身。移工自己怕家人擔心,即使出事,亦不敢向家人訴說。因此印尼人普遍亦不明白移工面對的問題,例如不了解移工制度的諸多問題、不懂香港的物價昂貴,生活開支大,不懂珍惜移工寄回家的錢。移工自己怕家人擔心,即使出事,亦不敢向家人訴說。ATKI成員便教育移工,假設遇上問題,一定要坦白告知家人。為了處理這些問題,2008年,她們在雅加達成立印尼ATKI。這之所以成事,原來背後又有白恩逢之家的默默推動︰大概在03年至05年,白恩逢之家協助組織了兩次會議,讓ATKI與已回鄉的前移工見面。到2015年,一群ATKI、PILAR等組織的成員歸鄉後,在當地集結力量,創辦了KABAR BUMI(全名Keluarga Besar Buruh Migran Indonesia,印尼移工大家庭)。

結語

筆者想講兩點對於香港移工運動的感受。其一,移工運動實是在最艱難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移工孤立無援,缺乏資源,受到僱主、中介、政府的三重宰制。工時極長是一個顯然的限制,一星期返六日,還是往往是廿四小時stand by,她們很多時候只能活用零碎時間,透過電話來做組織工作。Eni負擔了那麼多重要的組織工作,然而她還是一個普通的移民家務工。據她說,自來港以來,她有五個僱主,每次找新工作,她都向僱主交代清楚自己參與組織工作,並特地找一些沒有孩子也沒有老人,家務工作量較輕的家庭。幸運地,她一直成功找到支持她組織工作的僱主,但筆者仍很難想像她如何平衡家務工作及組織工作。最後,印尼的移工組織者還要對抗印尼社會深刻的歷史創傷,跨越那些絕非空穴來風的恐懼。看到了這些,香港人還可以有甚麼藉口呢?

其二,香港的移工運動的確走得很前。我們講「充權」講了不知多久,但香港目前地區組織、工會組織還是困於缺乏活力的「接case」模式。然而,白恩逢之家卻實踐了充權的理念。我們可以看到,白恩逢之家如何鼓勵求助者(讓「受害者」自己處理自己的官司!哪個組織敢這樣做?),並向ATKI提供距離適當而又極關鍵的援助。我們又可看到,ATKI如何承接這個理念,鼓勵更多人組織起來。惟有這種鼓勵每一個人付出並聯合起來的做法,才有可能打破上面提及的客觀障礙吧。另外,ATKI的開枝散葉,不只是在香港,更是國際性的。她們成功回應了移工的國際本質︰移工本身就是反映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問題。就「充權」和「國際性」兩方面來說,香港哪有一個工人運動,不,是哪有一個社會運動,可以及得上呢?

正是理解了這些,才能理解白恩逢之家的貢獻,是何等珍重。如果說ATKI長成了一棵開枝散葉的大樹,白恩逢之家就是它不可或缺的土壤。早前讀過一篇名為"The World Within a World”的文章,講述英國的工人階級社群,其社會主義文化如何孕育一批又一批堅強的行動者。那些看似不太政治化的會社,透過各式興趣班和學校,包裹著整個社群的生活,提供人們提升自我的可能。如此看來,白恩逢之家也是一個「世界中的小世界」,令求助移工可以暫且跟世界保持安穩的距離;不是遺世獨立,而是在生活中堅強起來,最後走出去影響世界。

這麼一個珍貴的空間,現在卻可能無以為繼。由於一位重要的長期捐款人決定另投資源,白恩逢之家失去大半年的營運開支。因此,他們陷入十分嚴重的財政難關。這篇文章因為太多重要材料,寫得很長,讀完的人大概不多。但希望讀者如果看到這裡,有受到一點觸動,請捐助白恩逢之家。

捐款詳情,由白恩逢之家發出

您可以捐贈給我們的任何數額定能讓居民得到幫助:

$ 130將支持1位居民一天*
$1,000可以支持1個受助人一周*
$3,900能支持1個受助人一個月的開支*
$500元將為兩所庇護所的所有居民提供一天的住宿

捐助方法:
(1)支票抬頭 The Bethune House Migrant Women’s Refuge, Ltd.
,並郵寄至香港中環花園道4-8號聖約翰座堂 ,MFMW Limited。
(2)直接存入恆生銀行帳戶#284-8-241309,The Bethune House Migrant Women’s Refuge, Ltd
(3)親自前往香港中環花園道4-8號聖約翰大教堂MFMW有限公司捐款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繫:
(1)Edwina(英文)-9488 9044
(2)Johannie/唐小姐(中文)-6306 9599

所有100港元及以上的現金捐贈都可以申請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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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人,我要休假!」 看護工工會要求落實週休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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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看護工」這稱呼在香港並不普遍,看過草花里樹的漫畫《看護工向前衝》可能會聽過。他們的職責為照顧身體或心智不便的人﹙主要為老人﹚,包括上廁所和洗澡等起居飲食,因此很大機會需要長期與被照顧對象長期相處。

台灣人口老化問題嚴重,65 歲以上人口逐年上昇,看護工的需求不斷增加。近二十年來外藉看護工減緩了其需求過大的問題,直至2016年,2月底,台灣國內外籍看護工逾 22.5 萬人。然而,當看護工無法得到足夠的休息,又如何能夠照顧對像呢?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發現近六成外藉看護工法每週休息一天,逐向勞動部陳情,希望當局關注看護工待遇。你和我勞動半生後,終有一天會老,如何讓老人活得有尊嚴,老有所依既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亦是政府無法迴避的責任。


文:洪與成(公庫記者)

6月16日是國際家務勞動者日,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今(10)日來到勞動部陳情,盼針對週休1日、每次至少連續24小時等勞動條件與勞動部官員當面協商,並希望政府能補助雇主,聘雇替代照護人力,讓家務移工得以有喘息空間。

到場的移工搭配菲律賓語歌曲演出行動劇,藉以呈現無法放假的現況;工會並帶著來自台灣各地的移工剪裁自己衣物拼湊而成的百衲被,上面寫著要求休假的心聲。看護工工會理事黃姿華說,3個月來,工會收到上千塊布料,有些移工不被允許外出到太遠的地方,有些則不知道郵局怎麼去,於是他們只好花150元或200元,到便利商店將這些布料寄出,只為傳達自己心聲。

黃姿華指出,他們事先通知勞動部,會在星期日陳情,少部分能在週日休假的看護工也盼望這一天,從屏東、花蓮等地北上,希望得到勞動部回應,但勞動部表示,星期日他們不上班,因此無法協商,甚至可能也不會有人出面接陳情。黃姿華不滿表示,勞動部表示自己要休假、拒絕加班,但這些移工卻沒有拒絕的權利,平日也得工作而不能抽身前來。

黃姿華強調,休假是移工與雇主簽訂契約時,明載於契約的內容,他們並不是要勞動部法外開恩讓他們放假。但她指出,目前超過6成的台灣移工無法週休1日,即使能休假,也往往不是1天完整24小時。有人要求休假甚至會被仲介警告、遭雇主開除等,即使向勞動主管機關申訴,也常得到「這沒有違法」、「契約是民事部分,應自行尋求法律協助」等回應,導致「加班成原則、休假是例外」。

移工雇主南光遠到場聲援,他說,他聘請的看護是工會會員,當時他們討論契約時,移工就提出至少週休1日的要求,他當時認為這很合理,可是其他雇主卻不一定有辦法。他希望政府的長照制度、喘息服務應顧及聘雇家務移工的家庭,讓雇主和移工都能有休息的機會。

菲律賓移工組織KASAPI成員Daisy說,他們在台灣盡心盡力、流血流汗工作,照顧別人的家庭,但他們也是人需要休息,每週1天至少24小時的休假是必須的。她說,自己目前每週可以休息1天,但她理解那種全年無休、被當動物或奴隸般被對待的感覺,因此她為其他家務移工發聲,希望政府從法律保障他們休假權益,而不只在勞雇契約層面。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科長陳暉江出面接受陳情。他表示,週休1日、24小時的確是看護移工契約裡保障的權利,雇主有履約義務,若看護工相關權益受損,可透過1955專線,或尋求當地勞動主管機關申訴。

現場團體指出,過去案例顯示1955並沒有實質作用,並追問是否有罰則?陳暉江則未正面回答。現場並有多位移工陳述自己勞動現況、表達盼望休假的心聲,並詢問勞動部能否在週日召開會議與他們面對面討論週休1日政策?陳暉江表示已收到意見、會帶進部裡研議,但未實質承諾,最後僅接下陳情書就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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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光護老院欠薪逾百萬兼恐嚇員工:咁叻你跳樓啦 九人集體離職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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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今天(6月14日)早上,位於牛頭角道33號的宏光護老院,有9名外勞照顧員集體離職,在職工盟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陪同下,抗議老闆欠薪及無日無之的恐嚇滋擾。稍後他們將到勞工處追討欠薪,並於政府總部外露宿抗議。

剋扣工資、超時工作沒補水 被逼簽假聲明

據社署網頁顯示,宏光護老院有158個宿位,聘用19位護理員。工會幹事曾紀南指,院舍有14位護理員為透過補充勞工計劃輸入。

這些外來勞工均受《僱佣條例》及合約保障。合約訂明,工人每天工作9小時,超時工作會獲額外薪金。而事實上,工人每天工作至少12小時卻沒有收到超時補水,亦未有放取法定假期及年假。更甚者,他們來港前先要支付一筆2萬多元人民幣的「勞務費」,來港後,工人又須再付2萬多元給老闆,部份工人多年來被老闆扣取每月至少3千元的工資。

本年3月份,2名護理員不忿剝削到勞工處落案,成功追回部分欠薪。現時2人皆已回鄉。

為免再被追討超時補水工資,院方於4月1日要求護理員簽署假聲明。聲明寫道,僱主每天安排工人於3個時段休息合共3小時,藉此製造沒有超工作的假象。僱主揚言,不配合的工友會遭解僱,因此工人紛紛被逼簽下聲明。

勞工處巡查令僱主心虛發難 員工難忍滋擾集體離場

5月28日,在該院舍工作8年的黃女士突然遭即時解僱。當天下午派餐後,老闆的弟弟要求她簽署糧單及拿支票離開,後來又帶來三名不知名人士恐嚇。黃女士憶述:「佢哋話如果我唔簽糧單,就即刻帶我返鄉下。話攞咗我屋企人地址,有咩事就報復我屋企人。」黃女士也是被剝削的一員,工作8年期間,有7年都遭到每月扣薪3千,工會估計她歷年來被拖欠工資達70萬。被解僱後,她向工會求助。

工會向勞工處報告宏光護老院剝削工人的情況後,6月7、8日勞工督察到場巡查,向護理員詢問工作情況。此舉令護老院僱主憂心,護理員形容,僱主不斷「審問」他們當時向勞工處說了什麼,害怕被揭穿院舍違法行為。後來,審問由滋擾變成恐嚇,僱主甚至說「你哋咁叻,搵工會啦、跳樓啦」。

9名護理員覺得工作環境不再安全,同時,基於《僱佣條例》10A,欠薪一個月後,僱員可終止僱佣合約而毋須付代通知金,9名工人決定於今天集體離職作出抗議。離場前,他們均盡職責,為老人洗澡及餵食。這些員工年資由9個月至9年不等,大部分人年資為6年,工會估計,護老院總共拖欠這些員工超過1百萬薪金。

到場支持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指,現時香港有3千多個外勞,這些剝削對待幾乎成為行規。他擔心,前線同事被剝削,院舍裡的老人也會被剝削。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批評道,政府不斷說要輸入外勞護理員,但對剝削視若無睹,擴大輸入外勞,只會擴大剝削。這班護理員的工卡寫明一日工作12小時,巡查人員不可能不發現。政府應補塞漏洞,主動巡查主動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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