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爆發的海麗外判清潔工罷工，再一次將外判制度的剝削和貪污暴露在陽光底下。罷工的勝利更帶動了多條公共屋邨工友成功追討權益，亦逼使政府作出改善外判工待遇的承諾。

然而海麗的勝利不是單一事件。在2017年，全港不同行業不同工作場所都有戰勝外判商的事例。2017年6月份，浸會大學的保安和清潔外判合約期滿，兩個外判商均企圖不向工人支付遣散費。浸大學生介入事件，聯同工友多番爭取之下，百多名保安員和百多名清潔工最終取得遣散費，並在新公司接手後全數留任。

遣散費爭議是外判制度下最普遍的一個問題。在公共屋邨、街市、公共廁所、體育設施、大學等各種場所，每兩年或三年更新一次的外判合約都是危機爆發的時刻。很多時候，不獲續約的外判商會使用各種手段逃避本應支付的遣散費。作為受惠於工友每日勞動的街坊，你可以怎樣出力，協助工友得到應有權益？接下來我會以今年浸大學生的經驗為例，逐一說明基本的步驟和注意事項。

步驟一：及早找出問題 擬定工作時間表

外判招標是在特定時間發生的，從招標到公佈是否續約，有一個具體的時間表。要預防外判交接期間出現拒付遣散費的問題，就要與時間競賽，提前做好準備。因此第一件事是要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招標——大約是外判合約屆滿前三個月至半年。

浸大經驗——學生在2016年9月得知今期外判合約將於2017年6月終止，在2017年頭找到一班有意介入事件的同學開始準備。

步驟二：與工會合作 掌握法例及招標相關知識

搞事需要知識與技術！自己不知道要找哪些人、需要了解工友的哪些狀況、《僱傭條例》有關遣散的部份寫什麼、有什麼案例可循、招標過程當中有哪些可以插手、在什麼時間之內要完成的話，就像盲頭烏蠅，必定搞不成。跟工友解釋狀況時說得不清不楚，問什麼都說不知道，自然無法讓他們知道發生什麼事，更不用說贏得信任。只有自己一個熱心的人，要做完上述這麼多事，當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要將上述這些疑難一一弄清，找長期跟進這個議題的工會合作，然後才可行動。

浸大經驗——學生在2017年頭聯絡一些有處理外判經驗的組織，向物業管理工會學習招標流程，向女工會學習外判遣散費問題的細節。在之後整個過程中，物業管理工會一直與學生一同跟進事件。

步驟三：接觸工友，建立互信，掌握情況

員工要向老闆爭取權益，最緊要人多，否則無法施加壓力。從一開始介入到真的施壓那一步，需要不少時間進行仔細的工夫。具體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 自我介紹：你是誰？你為什麼想幫忙？
- 掌握情況：有多少人受影響？涉及金額多少？
- 告知事實：遣散費是什麼？自願離職會怎樣吃虧？過去有什麼成功案例？
- 保持聯絡：約定有新進展就告知對方
- 集體決定：開會擬定訴求和行動

浸大經驗——早於2016年，幾個學生介入一宗保安員被無理解僱的事件，最終該名保安員能夠復職，自此已經與工友有聯繫。到了2017年6月，學生每週兩次接觸整個校園早班、中班、夜班每一個工友，派發《僱傭條例》單張，收集資料，與三更工友開會討論最新進展及進一步行動。加上外判商和校方就外判交接問題向工友交代得不盡不實，學生很快取得工友信任。到了後來，當一些人抹黑學生和工會時，也無法破壞學生和工友的關係。

步驟四：爭取其他持份者支持

在大學校園或公共屋邨，與外判工友接觸的人很多。在爭取權益的過程中，如果能夠得到這些人的支持，其實能夠發揮很大作用。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其他人了解勞工權益，在自己的工作上也用得著。

浸大經驗——與學生會、社工系會及浸大教職員工會合作。學生會安排約見校方，教職員工會提供各種消息，社工系會參與跟進事件。另外，由於浸大保安和清潔外判的爭議幾乎在同一時間爆發，清潔工友抗爭得到成果，也鼓舞了保安員的士氣。

步驟五：最終決定以工友意願為優先考慮

作為從旁協助的人，始終不是最直接受影響。抗爭成也好敗也好，都是工友承擔後果。因此行動到哪一步為止，收貨還是不收貨，主要考慮工友的意願。但作為從旁協助的人也不需被動。就著意見分歧，我們要做的是分析各種可能的得失，而非簡單的一次投票決定了事。即使最終並非所有人都作出同樣的選擇，亦會與少數意見分歧的人走下去。

浸大經驗——校方最終提出「六四方案」，外判商出六成，校方出四成，金額相當於對沖強積金僱主累算權益後的遣散費，但拒絕稱這筆金額為「遣散費」，估計是避免開外判商必須付遣散費的先例。大部份保安員和清潔工友接受這個方案。數名拒絕方案的保安員被外判商管理層欺騙，指如果答應一項保密協議，將可取得全額遣散費。他們事後發現受騙，在勞資審裁處起訴外判商，但最終敗訴。

在上述五個步驟之外，還有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一：人事關係 誰會在外判招標當中得益

這裡所指的人事關係有幾層。第一層是新舊外判公司之間的關係，有可能其實是同一老闆或同一家族，只是換個殼而已。海麗邨的民順和香港工商便是一例。第二層是外判公司與招標方的關係——一般來說這點在私人屋苑較為關鍵，近年揭發的圍標事件已暴露業主立案法團和外判商存在的巨大利益交易。

浸大經驗——是次外判招標的新舊公司沒有聯繫，也不見得校方和外判商有什麼利益瓜葛。縱然如此，校方仍然提出了優待外判商的方案，讓外判商不需付出全數遣散費，只需付出六成，其餘由校方付出，實則用公帑補貼外判商。

注意事項二：口講無憑 一切白紙黑字為準

在談判期間，一切協議均需保留證據，最好白紙黑字簽字，否則過後大可能賴帳。

浸大經驗——在處理浸大外判之前，十多年來各大院校的學生組織都曾就校園勞工問題與校方交手。其中一個深刻經驗是校方會輕易反口。有了這個經驗，今次學生在校方提出各種承諾的時候均要求雙方一式一份簽字作實。即使如此，今次校方在過後仍就簽字內容反口，聲稱「對內容的理解不同」。

注意事項三：秘密協議 破壞信任的伎倆

秘密協議是老闆一種常用的武器，用於瓦解工人之間的團結。原理很簡單，給你多一點好處，你不要告訴別人，然後就不要搞事好了。這樣搞走幾個，工人之間的士氣下降，甚至互相猜疑，之後就難以團結起來。當工潮被瓦解，老闆也不必兌現秘密承諾的好處了！一個成功的抗爭，很有可能就是工人不受誘惑，甚至公開老闆的「秘密」通訊，讓大家都清楚這是破壞團結的詭計，反過來強化了彼此的信任。

浸大經驗——因為知道這種可能，在與工友接觸期間，學生一直強調消息要透明。老闆私下提出什麼，先拿出來討論再作決定。能夠做到這一點，也跟學生贏得工友信任有關。不過秘密協議最終還是出現了。有些工友不遠接受「六四方案」，堅持追討全數遣散費。外判商私下提出可以支付給部份人，但必須保密。然而最後秘密協議的承諾落空，提出秘密協議的經理更被解僱。

技巧說難不難 難的是需時間累積

上述所說的，是針對作為外人介入協助工友的一些技巧。以後我們再談談海麗邨的經驗，以及如何在工作場所為自己爭取權益。當中需要的做法與上述講解的有很多重疊，也有一些分別。

技術的解說到此為止。真的要仔細逐一講解的話，可以寫成一本書。但怎樣寫都好，很多經驗要透過實戰才能夠累積，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浸大學生最初經工會學習這些技巧，而工會的技巧則是透過多年來有勝有敗的實踐當中累積起來。每個人都是慢慢做慢慢學，都有能力掌握。難的只是需要時間累積經驗，什麼時候該說什麼，如何正確地作出判斷，以及在事件後如何能夠不褒不貶，公正地檢討這件事的成敗和影響。

如果你遇到類似外判合約完結，工人被拖欠遣散費的情況，請務必爆料，我們會聯同熟悉上述流程的朋友盡力協助。

惟工新聞外判制相關文章一覽
https://wknews.org/node/1635

編按：昨天，九巴「月薪車長大聯盟」發起罷工，要求與資方會面商討改善薪酬架構。資方大為緊張，發信恐嚇司機若不「遵守公司指引」，就會嚴懲，警察亦在多處道路戒備。惟工新聞轉載法律評論專頁「法夢」的這篇文章，當中討論了《僱傭條例》、《基本法》及國際公約當中保障罷工權利的條文和案例。

文：K、G、腸
圖：九巴

九巴月薪車長大聯盟葉蔚琳不滿「被代表」接受由資方提出的改善薪酬架構方案，晚上發起工業行動抗議，號召車長罷工。而九巴傍晚向員工發通告要求車長「遵守公司指引」，否則會嚴懲。罷工期間有車務督察要求她不要阻礙工作，葉表示「預咗唔撈嫁啦」。雖然很多市民同情罷工，但按現時的《僱傭條例》，葉的悲觀不能不說是合理的。

香港《基本法》第27條列明，香港居民有罷工的權利和自由。根據《僱傭條例》第9(2)條，僱主無權以僱員參加罷工而即時解僱他。換言之，僱主嚴格來說雖仍可秋後算帳，但必須合法地以給予代通知金終止合約，即支付不少於一個月的工資，以及所有報酬、收入、津貼或花紅等，然後才可結束合約。一旦公司以即時解僱的方式處理，僱員絕對有權按「不當終止合約」的法律追討上述薪酬以及其他賠償。

根據九巴網站，九巴制訂了《董事及僱員紀律守則》及《僱員手冊》。詳細亦需要看每份合約及員工守則來決定公司的紀律處分程序，不得有違。

還值得留意的是，根據《職工會條例》第46條，任何一人（即使並非工會成員）為了籌劃或深化勞資糾紛，和平地取得或傳達訊息，或和平地勸說他人工作或不工作，亦為合法（但糾察並不能恐嚇，或妨礙出入，或致使社會安寧被破壞）。單是叫人罷不罷工的行為，是受法律保障的。

有工會 有更大保障

由於葉蔚琳並不是以職工會的名義組織及舉行罷工，她在此法定框架下的權利其實會比參與工會者更不受法律保障。工會活動受《基本法》第27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2條、《香港人權法案》第18條等明文保護。終審法院於《國泰訴Campbell案》中不止一次提到《僱傭條例》第21B條所指的「職工會活動」應同樣包括罷工。該條文寫明：「任何僱主阻止或阻嚇，或作出任何作為以刻意阻止或阻嚇僱員行使[在適當時間參加該職工會活動的權利]即屬犯罪」。

誠然，因條文將「在適當時間的職工會活動」嚴格地限於工作時間以外或於工作時間內，但預先得到僱主同意的活動，罷工是否符合此定義從而受第21B條保障，法律上可能受爭議。然而必須指出，將罷工定義為僅是「職工會活動」的其中一種，本身已有過分狹窄、不符國際人權法及國際勞工法之嫌。譬如負責執行 《歐洲社會憲章》的歐洲社會權利委員會早於1971年的《結論 II》中指出，集體罷工權的行使不應取決於相關行動是否由工會發起。在這個意義下，工會並無壟斷罷工行動的權利。在此之上再加入罷工前須取得僱主同意等規定，不但不切實際，更令罷工權形同虛設。

若因罷工解僱僱員 違反國際勞工公約

無論如何，基於香港所簽署的國際勞工公約第98號（或稱《1949年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公約》）等國際公約，工會組織罷工起碼是受禁止歧視工會及工會活動權的保障。而基本法39條更保障了此類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

國際勞工組織的結社自由權委員會就在其《判決文集》(2006) 第576、660-661段列明，除即時危害公共安全等極端例外情況外，沒有人應因罷工而被罰。若因罷工而解僱或紀律處分員工，足以構成對合理工會活動的嚴重歧視，並違反第98號公約（參見《判決文集》第661段）。巴士車長罷工，即使可能一定程度上影響交通，但明顯不屬上述的極端例外情況，政府絕對有責任保護其免受僱主侵犯基本權利（參見《判決文集》第581、587段）。

國際公約及人權法案例的保障－集體談判權略談

罷工權雖載於香港憲法文件，但本地法律似乎卻不全然保障此權利。《僱傭條例》如因其賦予的勞工保障過分狹窄，以致容許僱主（用即時解僱以外的手段）紀律處分罷工的僱員，屬嚴重違反憲法及國際公約保障的權利。然而，即使是英國或其他沒有明文憲法賦予「罷工權」的地方，它們的法律某程度上反而更能保障工業行動。這是因為這些地區的人權法亦會以相稱性等原則判辨政府有否充分尊重及保障僱員的結社自由，包括集體談判權甚至罷工權。結社自由同樣受《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香港人權法案》保障，亦是第98號公約的核心。

就此，歐洲人權法院早在1975年的National Union of Belgian Police v Belgium案確立工會的權益，包括讓工人自由參與工會、向僱主發表意見的權利及保障僱員的職業利益。而工會可以集體談判，即是僱員有權透過工會作為代表，與資方進行集體協商，釐訂工作條件及福利，就是關鍵。

而在2002年的Wilson,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 v United Kingdom案中，歐洲人權法院雖然認同英國法制下並沒有強制性的集體談判權的法律，並認為締約國可按政策決定如何保障工人權益（第43-46段），但是法院同時亦明言，非強制性的制度必然給予僱員作出相關的工業行動，以求令僱主聆聽工會聲音。當僱主用銀彈政策，以高人工換取工人離開工會、放棄集體談判，即是容讓僱主削弱或顛覆工會的地位，明顯違法（第48段）。

按此精神，如果僱主以紀律處分或解僱等手段，一刀切地阻止僱員參與罷工或其他工會集體行動，或向參與的僱員秋後算賬，本身已可能構成對結社自由不合比例的限制（參見2009年Enerji Yapı-Yol Sen v Turkey案) 。

至於香港呢，就當然不能忘記工聯會在主權移交初期的時候在臨時立法會投下反對一票，令集體談判權成為香港主權移交後最快失去的人權保障之一。

2018年首月，香港接二連三地爆出虐兒個案。涉事家長固然責無旁貸，更多人或許下一句就會問「學校呢？」的而且確，兒童幾乎半天都在學校渡過，學校就是他們的第二道防線。除了老師以外，學校更有社工負責接見個案、輔導及觀察學生──話是理應如此，但有別於中學編制，小學其實遲遲未有社工常規化的政策。早於2000年，福利事務委員會已通過中學全面推行「一校一社工」，並由社會福利局責成統籌新舊制度的過渡，小學服務卻到林鄭政府即將出爐的財政預算案才有一點風聲。換句話說，現時每間小學不一定會有社工，以致一旦有個案發生，可能沒有足夠的人手去跟進。
 
是次惟工新聞就訪問了小學社工阿輝（化名），了解他們前線的辛酸及心酸。
 
投標制度惡毒深遠　小學社工「跳板一塊」
 
阿輝就是在如此脈絡底下的一名小學社工同工，他在小學工作的年資已兩年半。現時來說，小學社工有兩個招聘方法，一是學校直接聘請，二是學校招標，經非牟利服務機構聘請駐校社工。阿輝是透過後者入學校的，但他批評投標制度實不能令服務具持續性。「咁重要嘅服務用價低者得的投標方式去運作，只會帶來深遠的毒害。」他解釋，縱使投標招聘制度不是鐵板一塊，卻令很多同工視小學社工一職只是跳板──當學校以格價的方式去衡量服務，年資高的同事因要定期加薪，服務費用亦會提高，學校因此未必會續約。小學服務缺乏持續性，進駐小學的同事亦進退失據。「有時年資高的同事會被調回中心工作，但缺乏中心經驗，升遷前途又渺茫啲。」當前線？不了。根本沒有任何前境可言。「所以不少社工當學校社工係跳板，加上工作量大導致小學社工的流失率好高。」
 
阿輝在最初一年兼任了兩間小學的半職社工，分別以三二劃分在不同學校拼湊成五天工作。其中一家學校其實在教育局成功申請到一筆針對加強輔導的撥款，該款項本身是要用以聘請社工，可是有鑑於小學社工並不是常規職位，學校便用該筆撥款請了援班老師作學科工作，作「靈活調配」，而撥款最後只請多了半個社工。阿輝也如此評價，「其實呢間學校本身嘅社工年年轉人，workload太重。」但事情總是峰迴路轉，最後該學校在某筆撥款中撥了部分錢聘請社工，阿輝便毅然在這家學校轉做全職工作。
 
在校指引定位不清　難與各方協調合作
 
人人都說，香港土地問題嚴重，阿輝在學校裡亦感同身受。阿輝的學校雖設有輔導室，但學校指引只有在接見個案時才能使用。於是，校內社工便要落座教員室一角。對他來說，土地問題嚴重地拉遠了他與學生之間的距離。「輔導風氣係好差，學生都唔敢搵我，一黎都會覺得老師望住喎，二黎叫佢過來感覺都唔好。」阿輝補充，「我做咗就來第二年，先有學生係我見case時主動敲門，嗰下係覺得好感動，有小朋友知道可以求助。」正正因為小學不一定設有社工一職，更多時候，校方可能並未對社工服務有足夠認識，導致社工們沒有辦法發揮最大機能。何以如此？其實小學所知道的輔導服務，就只有教育局所出的「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1] 一指引，內裡雖有明言要學校成立輔導組工作，但輔導組的成員卻只言於「校長╱副校長、學生輔導人員、訓導主任及級層教師代表」，比方說，社工需要什麼的硬件配合，或是他們實際上的工作範疇應該如何制訂，其實業界都沒有明確的統籌。
 
要在學生與老師之間做好協調的工作，也是不易。阿輝補充，曾有一個學生有讀寫障礙，後來實在跟不上程度卻不肯返學。他嘗試個別老師溝通，但有好些老師仍然「tune唔到」，認為學生是非不能而實不為也。雖然就個別學生與老師交代情況很佔時間，不過始終對學生好，亦尚可以接受。更困難的是家訪，老師平日教務繁忙，而課後家訪基本上又差不多要一至兩小時。阿輝坦言在這個大環境底下，基本上亦「拍唔郁班主任」。

職能體制差別　「感覺在學校孤軍作戰」
 
面對如此的工作環境，阿輝只好靠自己不斷試探許可與限制。「最初我都想和同事建立關係，會選擇做討好型的人。」這是阿輝一開始的選擇，他希望可以透過友善的姿態換取與同事之間相處和睦。本來一直相安無事，但最後阿輝發覺與同事好，未必是對學生好。他說了一個令自己轉變的畫面。「當時有學生持續有情緒病，輔導主任說要『的』個學生入醫院，初時都會覺得老師叫你幫手，都好啦，唔好頂到咁盡啦。」，但當他去到學生家裡，卻只見一個幼小無助的血肉之軀「喊到七彩」。阿輝當時心裡非常難受。「老師送咗入醫院就搞掂，學校就冇責任架喇。其實有情緒病嘅人，醫院幫到你啲咩？嗰時個老師叫你，你就做，但個小朋友係喊架。我當下即刻就反思，自己係唔係順癱得濟？我係唔係做好人做到個role都無埋？感覺好似做緊劊子手，好心痛。」說時阿輝仍難過得雙眼發紅。自此以後，阿輝才決心不做一個討好型的同事。
 
阿輝深感在學校工作需要透過機構協助，直接與輔導老師或校長報告，並不能使他有獨立行動的後盾及專業的發展。比方說，在目前教育局的全方位輔導指引中，在校的輔導人員應由校長或副校長為輔導人員作出「行政、人事和專業各方面的督導及支援」。阿輝覺得他們始終需要有社福機構的督導，由校方所作的督導並不足令社工有社工視角的發展，以及學校始終沒有資源取代社福機構幫助學生。
 
通告改卷影班相　分身不暇的解難雜貨店
 
曾有小學社工在與教育局會面時自比「解難雜貨店」，而非「輔導專門店」，阿輝自然亦不例外。先不談「例牌嘢」如「放學後過多的工作量及行政會，令社工失去了與學生相處的黃金時間」等等，在學科問題上，阿輝亦要為學生參上一腳，「例如佢地有啲調適要做，詞語功課邊啲可以豁免，我都要出通告。」當中包括做「LAMKmk卷」。「LAMK卷」（全稱為Learning Achievement Measurement Kit，學習程度測量卷）是指教育局為需要作課程調適的學生所制訂的評估試卷，如學生在評估卷上的成績落後於同屆班級兩年，學校就要為學生提供額外支援。「影印嗰個係你，改卷嗰個係你，入data又係你。好「正」架。」根據教育局規定，此類工作本應由每校的「學生支援小組」[2] 負責，而指引上亦有點明要有「校長、副校長或資深主任擔任統籌主任」，「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班主任或科主任」，及「課程發展主任、學生輔導人員等」責成支援，但在阿輝的學校中，實際執行卻落在最無關聯的社工的頭上。
 
以為LAMK卷已好大纜都扯唔埋？未算，解難雜貨店小至影班相都要幫忙。學校砌辭將影班相列為凝聚班級力量的「校本活動」，「校本喎，即係你要負責啦。」阿輝說時自己也禁不住笑。

轉介個案困難重重　盼從校園入手多行一步
 
縱使有如此龐大的工作量，阿輝更重要的是得揹起一般諮詢、家訪及接收個案的責任。可是對他而言，即使學校負責找出有問題的個案，但當要進一步深入跟進時日，社區組織也無力支援這些個案。「好多case頭兩年都沒有起色，只係睇小朋友平日行為，後來先開始見家長，了解佢地家庭問題。問題可以係好深入，要浸counseling。」但是，學校社工原則上並不會兼做家庭服務個案，要轉介至地區服務中心。「不過我自己轉介出去有50%都係話個case唔見喇，就要close case喇。呢啲都係家庭管教問題咋嘛，所以會彈case，亦唔會幫你申請家舍。」阿輝指出很多基層家庭都對外面的機構有刻板印象，「去見即是有問題，很負面。」如果學校的社工機制能完善更多，將會有更多的小孩及產生問題的家庭都能有更好的選擇。「如果佢地來學校傾，都只係算同社工傾下計，感覺比較soft。學校對小朋友的幫助亦比較即時。」他認為，很多家庭問題、成長問題都在小學階段裡醞釀，到及後升學浮現時社會才去「補鑊」，經已為時太晚。故此，他希望藉由檢討現有小學社工服務去改變香港的現況，「小學輔導做得好，香港社會會少好多問題。」。

[1] 詳見小學「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2017年8月修訂)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projects-services/sgs/comprehensive-student-guidance/web_guide_csgs_1718_tc.pdf
[2] 詳見教育局「學生支援小組」的職能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primary/support-sst.html

編按：香港政府將於明天發表2018/19年度財政預算案，市面上不少聲音要求派錢。其中一種主流意見是，反正政府都只會亂花錢，長遠社會保障又爭取無望，那就不如直接派街坊好了。對於年年派錢，政府同樣坐擁龐大儲備的澳門來說，政府公共開支又是怎樣的一回事？惟工新聞轉載愛瞞日報2017年12月25日發表的一篇投稿文章，讓讀者多一個角度看公共財政問題，以及生於「富裕」城市對政府應有什麼要求。

文／唏噓的澳門人

說到澳門，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賭。說起澳門政府，無論是香港還是國內的朋友，第一時間想到的必然就是派錢。即使不作詳細的資料對比，我都可以肯定，澳門確實是全中國福利最好的地方，所以這就是事實的全部嗎？就讓我們和對岸的香港對別一下，看看當中的細節。(見圖）

本來也想對比一下其他地區，但個人精力有限，有些資料實在很難找到，因此就此作罷。不過只是對比香港也能發現很多問題。我在找資料時經常發現這種字眼：「澳門又派錢，恨死香港人。」香港人經常說澳門褔利好，那到底好多少呢？澳門的人均福利約為17,225.44元，大概是香港的1.86倍，而福利開支占GDP約3%，也比香港的2.6%多一些，但問題在於，澳門的福利開支只占政府預算支出約12.2%，而香港則是15.19%，這說明其實香港政府比澳門還大方一些；但澳門政府只拿12.2%出來做福利開支，都比香港拿15.19%還要多1.86倍，說明澳門政府真的很有錢，有錢到澳門人無法理解它到底多有錢。

澳門香港福利開支比較

一般來說，政府花費如此巨額的公帑，不是褔利基建超級好，就是貪污問題很嚴重。其實看澳門政府的收入，包括政府收入占GDP(%)，以及全球人均GDP排名，澳門的福利是全中國最高，這不讓人意外。但問題是，有很多人眼中只看到這12.2%福利開支，而完全無視剩餘87.8%開支的問題。記得在風災後，我就親耳聽到有街坊這樣說「其實澳門政府已經好好，起碼都識得派下錢比啲受影響的人，以前邊有派錢呢回事。」其實不止老人家，年輕人也是一樣，有不少澳門人其實都是這種心態，而我所看到的，正正是他們所忽視的部分。

澳門那些權貴當然不可能完全瓜分剩餘的87.8%開支，澳門政府也有基本的營運費、給社團的資助，以及基建項目......而我要問的是，我們花費如此多的公帑，比例上基本就是全中國第一，即使放眼世界也難以找到能與其匹敵的對手，但是，為甚麼還會有湖畔大廈牆磚剝落，關閘地下總站這種質素的結果？花那麼多錢還不能期待？這對不對得起全球第四的人均GDP排名？(盡管澳門人均GDP全球第四，但也不要以為排名比澳門低的其他國家地區，福利開支占GDP(%)會像香港和中國一樣比澳門低。)

很多澳門人都知道我們的權貴很貪，但對澳門貪污的情況很冷淡，澳門人並不理解，也無法明白他們有多貪，澳門政府到底多有錢，不要說幾百億的開支，澳門大多數的低端人口根本連一億元的價值都理解不了，也只有在買六合彩的瞬間，才會突然醒悟一億元的價值，才會突然明白一億元到底可以做甚麼。

［筆者註：金額統一轉換成澳門幣，資料來自政府施政報告、新聞報道、統計局等網站，以及筆者自行計算。］

（僅代表投稿者立場）

今年財政預算案，冇得派錢！

對很多人來說，看完這句已經不用看下面的段落。慎防有人可能會想知道自己得到什麼安慰獎，那我們也不厭其煩列出來看看：寬減薪俸稅（226億）、減差餉（178億）、寬減利得稅（29億）、額外一個月綜援長生津低津交津（73億）、基層學生支援及代交DSE考試費（9億），合共514億元。

好像很多項目，加起來五百億好像很多。但不要忘了，陳茂波同一時間投入600億「支援創科發展」，金額比「紓困措施」更高。由第64段到74段，10段內文就花掉600億，重點包括200億發展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創科園）第一期，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一百億元。支援本港的應用研發工作，再一百億發展醫療科技及人工智能， 又向法定機構香港科技園公司撥款一百億用以建設園區及對其租戶和培育公司的支援，另向科研企業設立稅務扣減，天價投資，而且可以預料將會與數碼港及科學園一樣，淪為地產項目。所以說，預算案不是冇得派錢，只是不向你們這些小市民派錢而已。

所以我們不打算糾纏在財政司派了多少「糖」。那部份已有很多人講了，而且只是整個預算案當中的一小部份，少於政府在來年預算開支的十分之一。

另一方面，預算案看似回應了社會上對於人口老化、外判制剝削工人，以及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訴求。那些「回應」是否切合市民需要？還是講咗當做咗？接下來我們為你一一拆解。

不搞全民退保　自願年金能助市民安老？

財政預算案提到，將會在年中推出終身年金計劃，購買者透過一次過投入資金，換取退休後每月獲得穩定收入。政府指出，透過支持年金市場，能讓市民在規劃退休生活時有更多選擇。

但是，退休保障的問題真的在於市民「不夠選擇」嗎？對更多市民來說，真正的壓力是來自難以儲錢養老。即使市民有能力儲到投入年金的本金，他們也大有可能選擇其他方法滾存。事實上，跟強積金一樣，要求打工仔透過投資金融產品獲得退休保障，不但沒有承擔政府應負的責任，更是為金融機構謀取利益，從中收取高昂的行政費用。

年金是現任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一度力推的退休保障方案。然而在2014年，政府委託香港大學周永新教授進行，題為《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的研究報告當中，得出的結論是「年金方案對解決現有退休保障問題幫助不大」，並建議應該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可是以從來強硬反對全民退保的林鄭月娥為首的香港政府，選擇的是一個「幫助不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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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商欠遣散費罪證確鑿　說好的約滿酬金呢？

由2013年利興、2016年教大、2017年浸大到2018年的海麗邨，外判商每逢合約期滿便欺騙工人「自願離職」，令工人失去年資和遣散費。海麗邨的外判清潔工罷工十日之後，政府聲稱會檢討外判制度，在招標當中加上不低於遣散費水平的「約滿酬金」條款。不難想像，這樣的改動可能會增加政府外判服務的開支。可是在預算案當中沒有提到預留任何款項作為這個用途，對於如何改善外判工人待遇亦沒有任何表態，僅提到「會因應檢討結果，在資源上充分配合」，與預留多少億發展什麼產業，完全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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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強積金對沖　用公帑補貼老闆？

承接上一段，不少打工仔都清楚，即使老闆老老實實給遣散費，由於可以用強積金對沖，實際所得仍然少得離譜。在十多年來多個勞工團體爭取下，梁振英政府終於決定取消強積金對沖，同時卻改動了遣散費的計算方式，令打工仔損失1/4遣散費。

更離譜的是，梁振英承諾由政府承擔部份遣散費開支。在今次預算案中，陳茂波預留150億作這個用途。這樣的安排完全扭曲了遣散費的原意。遣散費的目的，是僱主對因為經營問題而失去工作的僱員作出補償。支付遣散費，完完全全是僱主的責任，是營運成本的一部份，現在政府卻反過來為僱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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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說到底，預算案不是沒有派錢，只是向財團派錢！市民？沒你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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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海麗邨罷工取得勝利，向大眾揭示了外判制度的醜惡。不過，這是否等於政府直接聘用的基層工人，就沒有遇上任何困難？把工人一分為二的這個制度結構，除了令外判工人待遇惡化以外，又造成了甚麼其他問題？為了解答這些疑問，記者訪問了一位資深的政府一級工人，華姐。華姐將近六十歲，但看上去非常精神，花白的頭髮盤了起來，寬厚的雙手顯然是應付了多年的體力勞動。她言談豪爽、正氣、充滿力量。她熟知時事，開口就把政府和建制派近來種種荒謬行徑一一數來。華姐的多年經驗及批判性的觀察，讓我們能一窺政府基層工人身處的荒謬制度的全景。

管理公園遭喊打喊殺　直聘員工不易做　　

政府在1998年開始，曾暫停聘用公務員一段時間，而華姐是在1996年入職食環署的。華姐說，所有新入職同事都首先擔任「替假」，頂替不同位置的工作（如掃街），數個月後她開始固定跟垃圾車，到不同屋宇的垃圾房收集垃圾。

一天，她在推動沉重的垃圾桶時，不知為何刮穿了手襪，在右手上破了一小道傷口。傷口無血，又不覺疼痛，華姐以為無事，便繼續完成工作，怎料明早一覺醒來，右手整隻中指發黑發腫。起初連醫生也不確定原因何在，輾轉才發現竟然挑斷了手筋，需要馬上做手術。華姐向我們展示掌上長長的疤痕，笑說這道疤「睇落都幾靚女丫！」可是，因為這次工傷，華姐的右手漸漸無力處理粗重工作，直至2012年轉去康文署擔任公園管理員（俗稱園差）。

這份差事並不易做，輪更時期不穩定、工作壓力大，令人不敢久待。現時，華姐在康文署的工作需要一星期返六日，放假日由上司安排（但不會是星期六日，因為公園人多）。華姐每月轉一次更，早更的工時是由上午6:45去到下午3:15，晚更則是由下午2:45去到晚上11:15。不過，另外有其他工友是幾日轉一次更：「我地都爭取緊嘅，我認為係唔理想嘅。岩岩返完晚更，又要返早更，適應唔到......最差嘅係，有啲工友住得唔近，十一點幾放工，返屋企都十二點幾一點，結果第朝轉更又要六點幾返工。呢樣嘢我唔接受嘅，我投訴過好多次。」

沒有意料到的是，康文署的工作壓力反而比之前更大。「我諗住個死環署衰啫，點知衰文署仲衰！」一般印象，公園管理員都是行行企企，不是應該比較輕鬆的嗎？華姐解釋，公園管理員需要勸喻違反公園使用守則的人，例如吸煙、吐口水、踩單車、賭錢等等。可是，這卻很容易令人「起晒弶」，輕則粗口問候老豆老母，重則暴力威嚇，華姐模仿惡客道：「你個死肥婆！我知你放工幾多點咖！」事情經常要報警解決。華姐說，早幾天，他們的大家姐就因為勸喻人不要帶狗進公園，落得被一個男人「追住嚟打」。「呢個無形壓力啊，仲慘過跟垃圾車、做粗重野！因為你唔知幾時得罪咗人，又唔知嗰個人會唔會癲。」

要是不作出干預，其他使用者見到違規情況又會投訴，上頭只會怪責管理員不盡責。華姐說，在這樣左右為難的情況下，康文署沒有支援前線工人，等同「叫我哋去死。」種種壓力加起來，近年康文署往往留不住員工，大部份新入職者只想用康文署當跳板，透過內部招聘轉去其他政府部門。更甚者，近數年，竟然有幾個員工急住辭職，寧願給一個月薪水的代通知金，簡直是一刻也不想留在康文署。　

外判工資少三成　康文署賺到盡惹怒直聘工

相比之下，外判制工的情況就更為差劣。作為直聘工的華姐對於工資和福利尚且滿意，至少有相當的穩定性，退休每月亦有兩三千元長俸。目前，政府二級工人月薪入職為$12,115，最高可升至$14,280。外判工人卻只得八千多元，比直接聘用的少了近三成工資，華姐直斥外判制度是「肥上瘦下」，外判商全靠剝削基層工人來謀取暴利。她透露，在薪金如此低的情況下，外判工友只能依靠一些賺外快的方法，才可維持生活可見其工資的嚴重不足。

華姐看不過眼外判的剝削，即使外判工與自己是兩個系統，但她也奮力為其爭取。康文署近來試圖把外判清潔工的夜更時間推遲15分鐘，即變成3點11點半.。事緣是早晚更時間彼此有重疊半小時，早更三點三完，晚更兩點九開始，康文署大概認為這沒有「用盡」工人，所以企圖作出改變。然而，華姐表示，外判工多數是老人家，他們已習慣了既有的時間安排，貿然更改會令他們無所適從甚至產生問題：「全部老人家，個個一把年紀，自力更生，搵嗰幾千蚊。十一點半已經黑猛猛，你要個老人家，搭車又死，行路又死。佢已經習慣十一點三，知道邊班巴士幾點嚟，你要人重新習慣過！你要個老人家跑快啲啊？佢跌親點算啊？」華姐明言，假如康文署強推此事，就要聯同其他工友及街工開記招，這才使康文署暫時收回決定，維持原本的時間安排。

一個公園兩套制度　權責混亂挑起工人矛盾　

外判制度不但令外判工人的待遇惡化，更在直聘和外判工人間造成矛盾。華姐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她返早更，發現殘廁外邊地板佈滿排洩物。而公園公廁的清潔工作，由一名外判的清潔阿叔負責。但當她告知阿叔需要洗地，阿叔卻向她破口大罵。「你個死八婆，你園差嚟咖咋！無資格叫我做野咖！」華姐只好自己去洗地，還順通把殘廁洗乾淨。

問題的根源，其實是權責上的不清晰。在條例上，的確，無論是清潔、保安、園藝，只有管理層才有權力給他們工作，但園差卻是沒有權的。（見下圖）「你都痴線嘅，我無權叫佢做嘢，你唔好擺我喺度好冇？擺我喺度唔緊要，唔好叫我叫佢地做嘢好冇？」華姐向上司反映，上司卻只叫她有突發事（如見到狗屎）就打電話給他。「得，我叫所有同事都咁做，你唔好話我煩啊！」去到跟高層開會，高層卻說不用甚麼事都寫在條文上，康文署職員當然有權力執法云云。可是，正如剛剛殘廁的例子所顯示，高層的想當然爾根本沒辦法落實。

「直接聘用」與「外判」兩個系統理論上是分開的，公園管理員無權要求外判工工作，有需要時要報告上級，再經由上級與外判商溝通處理。然而，實際上公園管理員經常需要外判工協助，不可能有時間事事經由上述的繁複程序。一個公園兩套制度所造成的權責混亂，令工人經常發生矛盾。

外判制經常轉換承辦商，也是造成問題的原因。在外判合約快要屆滿時，華姐曾經聽聞有外判商的管工，叫外判工人不用認真工作。華姐認為，這傳聞有其合理性，基於兩個理由，外判商要用盡方法留住工人：一，外判商給工人的待遇惡劣，請人有困難；二，工人多數選擇在原區工作，外判商離場時不一定能把他們都帶去新盤，因此要耍手段搏取員工好感。由於外判工收到上頭指令說不用認實工作，工作壓力就自然落到直聘工人身上，同樣成為工作上的矛盾來源。總之，外判制度造成的分割與管理混亂，造成了基層直聘和外判工人之間的莫須有的磨擦。

不過，直聘和外判員工之間，並不總是關係惡劣的。以前華姐在食環署跟垃圾車時，就跟麗安邨的兩位經常合作的外判清潔姐姐感情很好。有次得知華姐可能會調走，兩個姐姐馬上表示不捨，一個（花名叫尼姑）姐姐還對華姐說︰「我未見過有政府員工好似你咁盡責咖。」最後華姐沒有調離，尼姑當即雙手合拾望天說道︰「哎呀，多謝菩薩！多謝菩薩！」可惜，後來因為工傷，華姐還是要調去其他部門......說到這裡，華姐忍不住講到眼濕濕。

結語

在正式和非正式工人間存在結構性的衝突。然而，正式工人雖然待遇稍好，但也有他們的困難，兩個群體不應該是彼此衝突的。反對政府外判這種荒謬政策，不只是為了重拾外判工人應有的待遇及安穩，更是為了消除基層工人之間的矛盾，邁向團結，積蓄力量去解決那些更廣泛和共同的問題。若要走到那一天，需要更多像華姐這樣的工人︰她了解制度，了解基層處境，更擁有挑戰權力的正義感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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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解密】本周三（2月28日），一名在港工作的印尼家務工在Facebook直播期間遭到虐打，施暴者更威脅將他殺死。印尼文、英文、泰文的社交媒體都分別刊載了該片段，事件引起網民憤怒。目前，協助移工的組織已經聯絡到被毆打的家務工，警方亦已介入。 

與國際的廣泛關注相反，在事件發生的香港，《蘋果日報》的動新聞在翌日只播出剪接過後的片段，其旁述對工人充滿質疑而且態度偏頗，引來大批網民一口咬定工人造假。惟工新聞查看較為整全的片段，與及訪問了移工團體了解事件後，發現蘋果動的片段的描述偏頗，以下將逐一拆解。

一. 片段源頭

關於這件事，惟工目前在網上找到兩條片段，共長約26分鐘。網民廣傳的只是第二條片，而上述蘋果動新聞剪輯的片段也是來自第二條片。第一條片較少人轉傳，可是，其實那條片才能顯示兩個人爭執的開端。
 

二. 事件發展

－開端：

蘋果動的片段一開首就是婆婆揚言殺死工人，開場白之後，引入的是兩人對罵的場面。文字報導並未能指出爭執的始末，只是根據片段內容如此寫道：片中，起初婆婆質問女傭：「我係咪對你好差？你講一句，問良心！」女傭卻大吐苦水，反駁小小事都會被罵，「永遠都係婆婆啱……我唔知婆婆做乜。」

如上所述，蘋果日報該報導引述的是後來的第二條片段，而並非事情的「起初」。翻看第一條片段所見，兩人是因為電話使用的問題而起爭執。婆婆自己的電話一星期才需要充一次電，她不理解亦不滿工人每日都要充電。婆婆認為，工人只是謊稱自己在上網，實情是因為經常講電話才會快速耗費電量。當工人關起房門用電話，婆婆更認為她是偷偷摸摸欺騙自己。（第二條片段中，工人說自己只是在睡覺前玩電話。）　

另外，溝通問題亦是另一個引爆點。婆婆多次表示不喜歡工人駁嘴，婆婆說：「你頂我嘴頂到我好心痛」。當工人以印尼語說話時，婆婆反應極大，隨即掌摑工人，認為工人一定是在說她壞話，著她用廣東話說話，並指「要鬧就同我對鬧，何必要講呢啲話」。

該段蘋果動新聞不但沒有試圖還原真相，尋找事情的起因，只是放大暴力衝突的場面，一味火上加油。旁白甚至如此說道：「婆婆繼續鬧，姐姐就繼續駁嘴，仲對住個鏡頭講印尼話」，彷佛工人受到暴力對待都是自招的。「婆婆聽唔明？唔緊要，我哋幫你翻譯。」然後以戲謔的語調翻譯道：「婆婆係啲咁嘅人，佢真係好衰，佢鬧一陣就會停，佢不嬲都係咁咖。你睇下，婆婆打成我咁啊」，將一件嚴重的事說成笑話一般。

－拍片及拍照：

該段蘋果動新聞以＜印傭遭僱主扼頸掌摑　開fb live唱通街＞為題，旁白開首即說「個印尼姐姐開住fb live，拍低佢同僱主婆婆嘅鬧交情況」，及後，旁白又說：「姐姐事後再upload幾張相，show下傷勢，不過就嘟晒嘴咁show囉」。如此手法，令受眾聯想該名移工有心設局。在蘋果日報該報導下，有逾百個留言（見下圖），當中大部份指責移工陷害婆婆。

據悉，事主選擇以fb live的形式拍攝及事後拍照，是因為婆婆記性很差，而僱主（婆婆的兒子）又不相信她被打，因此她要紀錄。至於「嘟晒嘴咁show」的照片，附圖的印尼文寫道：「這是婆婆打我造成的結果，我的嘴有婆婆的手指印，婆婆打了我很多次，因此我胸前也紅了一片。我的手拿著電話，所以無法阻擋她。」

一般香港人或者不會想到，移工使用fb live的習慣與香港人有所差別。網上時有新聞指移工用fb live拍攝，不小心曝露私隱。事實上，移工使用fb live比香港人普遍。對移工而言，fb live是與她們的朋友、家人溝通的方法。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AMCB）的發言人Eni Lestari指出，當她們有冤屈無處可訴，就會透過fb live渲洩。片段是否如網民所言，達到「天仙局」的效果？Eni指，片段雖然在印尼移工社群中廣傳，但是人們的態度兩極化，有人同情也有人譴責，不少人認為片中的工人不應該駁嘴。 

（該段蘋果日報報導下網民留言）

當然，這些都只能顯示此事單一事件的發展，事件發生之前兩人關係如何，是什麼長遠的原因導致事件，仍然有待調查。不過，移工被虐事件與及媒體的扭曲報導卻非今次獨有。

照顧長者需多種配套　政府研補貼請外傭不切實際

在去年十一月，政府稱正在研究資助公屋獨居長者聘請外傭。這種「派錢式」政策不但不能符合長者的需要，亦與團體多年來倡議的社區照顧背道而馳。事實上，照顧行動不便、可能有各種疾病的長者，要因應他們具體的情況提供不同的照顧，包括飲食及運動等。一個家務工很可能不具備這些技能，無法應付這樣的工作。

如果要是長者本身需要人照顧，又怎能期望他能做到僱主的角色，安排工人的工作，並給予工人應有的權益？只有兩人獨處一室，一旦如片段中那樣發生衝突，效果不堪切想。一旦長者出現什麼狀況，人們就會把一切都歸咎於工人，政府則可以逃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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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同住、兩星期條例　逼使移工啞忍暴力

婆婆是否意圖謀殺、十惡不赦？片段中的暴力是無法容忍的，但是，在比較少人轉傳的片段開初，婆婆並未過份激動時，也有承認自己的錯。她曾一度離開Yuni的房間，可是，後來又再次激動起來，向Yuni施以更強烈的暴力。

在這宗事件裡，除了論斷個人對錯，更應反思的是怎樣的制度令到事情發生。亞洲移居人士聯盟的Eni指出，強制同住令僱主與工人容易發生磨擦，而政府也沒有撥資源為移工建造庇護所，一旦移工遭受暴力，即使想離開，也無處安頓，很多時惟有勉強留下來，默默承受。再加上政府規定，工人在離職後須於兩星期內找到新僱主，不然就要離開香港。這項規定只限制移民家務工，絕大部份的外藉工人都不在此限。種種規定之下，逼使移工在受到暴力對待時也不敢輕易離職，Kartika及Erwiana的慘劇也是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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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虐傭揚名海外　政黨僱主轉移視線

2013年，印尼移工Kartika及Erwiana被嚴重虐待的事件揭發，兩人的僱主其後均被判監。多宗事件在國際上廣泛報導，亦逼使港人正視外籍家務工在港的處境——除了人身安全受威脅外，還包括居住環境與合約不符、工作時間超長及超收中介費等問題。政府亦不得不回應工會多年來的訴求，修訂《職業介紹所條例》。

可是，在家務工的聲音開始得到注意的時候，新民黨及自由黨開始組織外傭僱主，一方面強調虐待工人是「個別事件」，另一方面卻沒有證據地宣揚「外傭搏炒」、「工人變公主」、「勾引僱主拆散家庭」等說法，企圖轉移公眾對於家務工待遇問題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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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抹黑外傭早有前科

壹傳媒以極偏頗手法報導外籍家務工狀況早有前科。2016年2月第1352期壹周刊以《請外傭雞毛鴨血Erwiana僱主獄中喊寃》為題，大篇幅報導Erwiana僱主羅允彤的「冤獄」，將羅允彤一家形容為受害者，被外傭組織「咬住唔放」申索，令「原本一個大好家庭，一下子散了」，卻無視法庭多次裁定羅允彤有罪的理據，以及羅允彤一家企圖透過轉手物業逃避應該支付欠薪和人身損害賠償的事實。

印傭直播被虐打足本片段請見：
TKW Hongkong Dipukul Majikannya－香港移民工被僱主毆打
（此片段將兩條片剪成一條，00:00-13:20為第一條片，13:21-26:01為第二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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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到今天，蘋果才稱「昨再取得另一段長達26分鐘片段」，並以「不滿關房門充電上網起爭執　摑印傭79歲僱主保釋　稱腦退化失憶」為題撰文。實際上，該段26分鐘片段早於2月28日上載至youtube。另一方面，這篇最新報導的觸及人數比起前日報導的觸及人數少十倍。兩篇報導影響力相差甚遠，難以彌補立場偏頗誤導的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2014年雨傘運動後，近年出現了不少對民眾運動的反省或懷疑。去年十二月，伊朗爆發了近五年來最大規模示威。他山之石不一定能夠攻玉，但認識是判斷的前提，而現時認識的基礎寥寥無幾——這當然是這篇文章遲了兩個月仍然刊出的原因。

這場伊朗大規模示威，起初在伊朗東部馬什哈德（Mašhad）有群眾不滿經濟低迷，後來短時間內漫延至七十多個城市。政府態度強硬打擊示威，結果至少21位示威者和兩名警員身亡，為2009年來伊朗最激烈的警民衝突。到底這場抗爭如何冒起？西方媒體普遍如何呈現這示威？

自2009年最大型的民眾示威

在12月28日，伊朗第二大城市馬什哈德（Mašhad）出現示威活動，隨後蔓延至首都德黑蘭（Tehran），內沙布爾（Nishapur）、卡什馬爾（Kashmar）、亞茲德（Yazd）、沙赫魯德（Shahrud）等地方。短短三天內超過四十個城市爆發示威，高峰時整個伊朗有七十多個城市參與示威。在伊朗境內有數十萬人參與示威，也數千名伊朗境外的伊朗人聲援。

伊朗規模相近的示威，要數到2009年由伊朗總統選舉出現舞弊 [1] 引發的伊朗綠色革命（The Iranian Green Movement ）。當時示威者要求當選總統的馬哈茂德·阿赫瑪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下台，並重新選舉。綠色運動本指另一參選人Mir Hossein Mousavi競選運動的標誌顏色，後來象徵團結和希望。高峰期有五百萬人遊行，也受伊朗中產階級支持，但最終被政府以武力鎮壓，拘捕近五千名示威者。

然而2017年這次示威有點不同，首先運動中沒有明顯運動領袖，示威者並沒有條理的組織，也分散在不同地區，而且包括以保守派選民為主的省份。另外，這次示威者主要來以工人階級和沒有那樣富裕的中產階級組成。和2009年以中產示威者，民主政制的訴求不一同，這次示威者除了中產，也包括大學生、基層。在示威爆發之前，不少勞工都面對拖糧或突然被遣散，而且公司不是國家企業就是與國家關係密切的私人公司。運動爆發前幾個月已有不少示威抗爭，包括政府公務員、教師、護士、礦工，以及巴士公司。例如基建公司（HEPCO，Heavy Equipment Production Company）的工人在追討約半年的欠薪，其中一位工人說「我連買麵包的錢也沒有，也無法養妻活兒。到底我還是遊行多少里才足夠？」[2]

起初示威訴求圍繞物價上漲，因此有「麵包、土地、自由」、「我們像貧民一樣過活，而穆拉像神那般快活」（People are paupers while the mullahs live like gods）等標語。但很快變成針對總統的怨恨，「魯哈尼去死」（death to Rouhani）或 「獨裁者去死」（death to the dictator）而且訴求都指向要求更換總統，而較少對現行制度的不滿。後來有出一類排外的標語，「捨棄敘利亞、想起我們吧」（Leave Syria, remember us），「我們是雅利安人，不要供俸阿拉伯人！」（we are Aryan, we don’t worship Arabs）。若有留意近歐洲國家右翼民粹的冒起，大概不會太驚訝。對政經層面的不平聲音，排外或國族主義的論調總會出現，尤其這類訊息更易在社交媒體流通。但這類訊息不是本文的重心——因為伊朗的經濟問題並不在哪裏。

迅速蔓延的抗爭

經濟低迷

由2005年起伊朗持續經濟低迷。除2014年外，每年通漲率幾乎都超過10%，2013年更高達31%，其貨幣大幅貶值。改革派的哈桑.魯哈尼（Hassan Rouhani）2013年上任，當時他主要政策為簽署核發展條款，以換取取消西方世界對伊朗的經濟制裁，解決經濟危機。魯哈尼在任期間，通漲回落，經濟增長亦上昇約5%，因此部份西方媒體認為魯哈尼成功恢復國家經濟。然而2017年，他連任後不久就發生大型示威。

為甚麼經濟好轉還有會那麼大型的示威？因為經濟蓬勃後，得益的只有統治階級。經濟增幅主要來自與其他國家的交易和投資，而在2015年5月到2017月1月期間，有近110份交易協議，金額近800億美元（約6266億港元），其中90份都與伊朗政府持有或控制的機構相關，其他貪污和逃稅的個案也不少。魯哈尼的經濟政策下行緊縮政策，勞工法例也相當苛刻，例如他希望廢除最低工資、刪除僱主裁員的條例，更曾直言「我們僱主和廠主面對最大的問題就是工會的存在。工人應該更受職位提供的需求影響。」

看上去漂亮的經濟數字下，伊朗居民面對經濟情況到底有多惡劣？以不斷飆升物價為例，有調查研究過去十年來，伊朗家庭進食麵包、牛奶和紅肉的份量有否變化，二十年間這數字分別下降了三成至五成。[3] 基本食品的價值漲價近四成，一般家庭無法負擔，其中雞蛋更貴了一倍。同時，伊朗長期面對失業，尤其是青年一輩。伊朗2017年第四季和2018年首季的青年失業率分別為30.2%和30.4% [4]，作為比較香港2016年30歲以下的失業率為6.3%。[5]

基本食糧變得昂貴，青年又大量失業，魯哈尼在這樣的背景下還是削減福利開支。2014年，估計有約八百萬人口每天收入只有$43，更有近兩百萬億人每天收入只有約$15。因此低收入家庭（約七千萬伊朗人口）一直依靠政府津貼，而新政策下會削減公共開支近5,300,000 USD，使大約一半現時受授助的人口（約三千萬人）突然孤立無援。因此不難理解這次示威較多廣大民眾參與。

政府逐家逐戶搜集示戚者、封鎖社交平台

伊朗政府怎樣回應呢？這場示威為海外勢力策劃，擾亂社會秩序，並以強硬手段對待示威。伊朗內政部長Abdolreza Rahmani Fazli於12月31日警告「破壞社會秩序和法紀的人需要負上責任，並付出代價」。

由12月28日日運動開始漫延時，已有不少數人被捕。翌日示威有三名示威者被殺，引來德黑蘭大學（Tehran University）大學生聲援。12月30日防暴警察闖進德黑蘭大學，禁止其學生示威。到2018年1月2日，有六人在佔領警察總部，取得武器時被殺。有五百人被捕，其中九成為25歲以下。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IRGC）更逐家逐戶搜查，拒捕那些被認出參與過示威的人，並恐嚇他們不要參與示威。[6]

運動期間，伊朗內政部長Abdolreza Rahmani Fazli審查並封鎖社交媒體和網絡，其中伊朗政府以 Roohollah Zam 非法使用自製爆藥為由，要求Telegram關閉他帳戶的Channel，而Telegram公司按伊朗政府意思關閉了其頻道。此舉引來大批評，及Telegram拒絕關閉頻道時，伊朗方朗直接將整個伊朗的Telegram用戶都封鎖。

伊朗政府於2017年1月7日宣佈己經擺平動亂，然而各報章有報導伊朗一些地區仍然有示威進行。去到1月14日，有440被捕者釋放。運動後政府更禁止小學教授英語，認為過早學習英語會助長西方「文化侵襲」。[7]

美國的「聲援」

美國多次批評伊朗「獨裁」，特朗普在Twitter也批評伊朗政府打壓和平示威，而主流西方媒體也持這種論調。本文希望補充的是，整個西方媒體「推翻政權」的論調，實際上使人忽視政治制度以外的事情，包括文首提及的貧富懸殊，物價高企，行業單，本地生產，青年失業率。上述問題都不是「換一任政府」就可以解決的——伊朗由2005年青年失業率就高於20%，土地侵蝕的問題。事實上，上述問題是不同國家也要面對的問題，包括聲稱民主的美國。

不可忽視的是伊朗今天的處境倒不是與美國無關的。美國長期以來將伊朗描繪成既混亂又危險，間接阻隔了對伊朗的經濟援助，而由上任起就想著如何抗通脹的魯哈尼，幾乎只剩下削減福利一路可循。基層生活每況越下。奧巴馬2011年向伊朗的經濟制裁，也直接導致伊朗2012至13年伊朗貨幣伊朗里亞爾大幅貶值，而剛上任的魯哈尼則迫著購入其他貨幣而穩定經濟。特朗普由上任後不斷妨礙和阻撓伊朗的海外投資和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伊朗被排拒於國際銀行體系之外，使最為基本國家金融交易操作都要經過大量煩瑣的途徑。不論魯哈尼能力和意願如何，面對美國留下的爛攤子，伊朗經濟持續低迷其實並不意外。

香港媒體對海外發生的報導，尤其華語地區以外的，有越來越少的趨勢，於是對其他國家的新聞有簡單化的傾向。因此說支持伊朗示威也要說清楚怎樣的支持——起碼像美國明明有份導致伊朗的經濟困境，還若無其事地口頭上聲稱支持伊朗人民爭取民主的取態就要小心了。

參考資料：
1. http://www.counterfire.org/articles/opinion/239-iranian-elections-crisis
2. https://en.radiozamaneh.com/articles/spike-in-labor-protests-in-iran-is-...
3.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42553516
4.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iran/youth-unemployment-rate
5.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1705FB2017XXXXB0100.pdf
6. https://www.ncr-iran.org/en/news/iran-protests/24182-massive-crackdown-o...
7.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iran-bans-english-in-primary-schools-2018-1

Translation: 攤開嚟講翻譯小組／Open News Translators

Chinese Version：印傭直播虐打實況　蘋果動新聞偏頗誤導
 

This past Wednesday (28 February) an Indonesian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working in Hong Kong was met with abuse during a Facebook Live broadcast, with the abuser even threatening murder at one point. Bahasa Indonesia-, English-, and Thai-language social media all published footage of the incident, inciting the wrath of netizens. At present, organizations assisting migrants have already made contact with the abused domestic worker, with the police also getting involved.
 

Contrary to how widely the incident was reported internationally, local news outlet Apple Daily's livestream news channel only released a heavily edited version of the footage, with incredulous and biased anti-worker commentary, persuading netizens into believing that the worker had somehow faked the incident. WKNews sought to review more complete and unedited footage, in addition to interviewing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organization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transpired, which revealed how biased Apple Daily's reporting really was. The following is a breakdown of how news of the incident was manipulated.
 

One: Source of Video
 

Concerning this incident, WKNews has found two clips – totaling 26 minutes of footage – on the Web. The footage widely circulated by netizens is only the second clip, which is also the clip that Apple Daily used. Fewer people have circulated the first clip. However, it is only this first clip that actually shows how the argument started.
 

Two: What Happened
 

The beginning: The Apple Daily clip begins with the elderly woman loudly stating that she would kill the worker. After this opening statement, the two parties are seen yelling at each other. The written report does not account for how the argument erupted, writing only the following according to what was in the second clip: in the film, the elderly woman questioned the helper “do I treat you that badly? You tell me, ask your conscience.” The employee responds bitterly that she is scolded for minor incidents, “You are always right...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As mentioned, Apple Daily's reporting cites only the second clip, and does not account for how the argument actually began. The first clip shows that the two parties began to argue due to a disagreement about phone use. As the elderly woman only recharges her phone once a week, she does not understand and is unsatisfied with why the worker recharges her phone daily. The elderly woman believes that the worker is lying when she explains that it is internet use on her phone that requires her to recharge her phone so often; the elderly woman believes, instead, it is because she uses her phone often for phone calls that her battery requires daily recharging. When the worker shuts the door of her room to use her phone, the elderly woman thinks that it is because she is trying to hide something from her. (In the second clip, the worker says that she is only playing on her phone for a bit before she rests.)
 

Also,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looks to be often unsuccessful. The elderly woman has repeatedly expressed that she does not like the worker talking back to her: “It really hurts me when you talk back to me.” When the worker spoke in Bahasa Indonesia, the elderly woman reacted strongly, slapping the worker, believing that the worker is cursing her, and says to her in Cantonese: “If you want to badmouth me, do it directly, why speak Bahasa Indonesia?”
 

Not only does Apply Daily fail to relay any context for the conflict, it also chose to use the most sensational parts of the footage. The video even has a narrator pushing a certain interpretation of events, saying, “the elderly woman keeps on scolding, the helper keeps on talking back, even turning to the camera to speak in Bahasa Indonesia,” as if the worker were inviting abuse upon herself. “You don't understand, popo? Don't worry, we're here to translate it for you.” In a facetious tone, the narrator offers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Popo is this type of person, really bad, she will stop after a while. She is always like this. Look, this is where popo struck me,” attempting to turn a serious situation into a joke.
 

Footage and Photos
 

The headline of the Apply Daily report reads “Indonesian Helper Smacked and Choked by Employer, Opens FB Live to Make It Everyone's Business”; the narrator starts with, “the Indonesian helper opens FB Live, films her and her elderly employer fighting.” The narrator then goes on to say, “the helper then uploaded a couple of pictures, exhibiting the wounds on her body, but doing this with a haughty pout on her face.” Such narrative tactics lead readers to believe that the helper involved intentionally set her employer up. Under this Apple Daily on-line article, there were over a hundred messages posted from readers (see quotes below),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m accusing the migrant worker of framing her elderly employer.
 

In actuality, the Indonesian worker decided to use FB Live and photographs because the elderly woman has a terrible memory, and the employer – the elderly woman's son – does not believe that the worker was ever hit. As such, the worker needed evidence of it happening. And as for the photographs in which she is seen 'pouting', the accompanying text for those photos in Bahasa Indonesia states, “this is popo's doing. My lips have popo's fingerprints. Popo has hit me multiple times, which is why my chest is all red. My hands have to hold up the phone, which is why I could not defend myself from the blows.”
 

A typical Hong Kong person might not think of it, but migrant workers and Hong Kong people, generally speaking, have different habits concerning use of FB Live. On the Web, there have been previous news reports of incidents in which the use of FB Live unintentionally violates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In reality, migrant workers use FB Live a lot more frequently than Hong Kong people. To the migrant worker, FB Live is a means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AMCB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spokesperson, Eni Lestari, points out that when the worker has no one to turn to for grievances, she will use FB Live as an outlet. Is the clip indeed, as some netizens have claimed in their comments, the result of premeditated entrapment? Eni points that although the clips have been widely circulated amongst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themselves, viewers' opinions are polarized: some people are sympathetic and some are critical, with many thinking that the worker should not have dared to talk back.
 

The followings are several examples of comments from readers of Apple Daily’s report:
 

[XXX: It's so obvious that the helper set up the shot to entrap popo. (Because of the helper's incessant sassing, popo became agitated and that's why she smacked and choked the helper.) Popo should not have hit anybody.

XXX: Infuriating business employing Filipina helpers like this one! Super defiant and nasty! Popo is actually super innocent. She paid someone to help her, only to have to suffer her spite. Really hate the helper! Really makes me want to hit her!

XXX: Of course no one should resort to physical violence! But there are so many foreign helpers these days that act up. They act uppity and talk back, and they don't have basic manners. They bank on being to able to find another job quickly, so they keep pushing your

buttons. Firing them means having to pay them extra. Replacing them gives another 10 grand to the agency. If not from a rich family, why would you even want to hire a helper? Hiring a domestic worker really depends on your luck – some are great, some are scum.

XXX: The helper basically provoked and tripped up popo on purpose. Another quick payday, Indonesian helper is a bad person.

XXX: So true!

XXX: But the fact remains, popo hit someone. There is no evidence for everything else.

XXX: I don't think that you can completely believe the footage. Someone set out to prey on the unsuspecting. The helper is really problematic, talking back at every turn. Intentionally angering popo. Also, the old lady gave her a swollen face? Just from the footage, that is called 'smacking'?? That gave her a swollen face?? The helper thought nothing of calling the old lady crazy... popo really gave her a swollen face??? hahaha. The helper is no angel. I suggest popo fires her soon. And in the event that anything should happen to popo – all alone with no one else around... who is to say who hit who?!!!

XXX: Totally a case of entrapment to scam the old lady. Got footage, called the police, have popo pay her out, get a new employer, with benefits, what a trick! To any copycats out there, ask the agency where the helper lives and who are the members of her family. Then tell the agency to inform the helper of the risk to keep her in line.

XXX: Something really wrong with this helper. Otherwise, this elderly person wouldn't have treated her like that. Look at this clip; the helper is so devious.]
 

Of course, all of the footage is only of a single incident. What di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look like before the incident? What were the conditions that prefigured the incident?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wait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however, that a migrant worker is abused, or that media coverage is distorted.
 

Elderly care requires many supporting services, government subsidy for hiring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or eldercare is entirely impractical
 

In November of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declared that it is currently considering subsidizing the elderly living alone in public estate housing to employ migrant domestic helpers for their care. Using this sort of 'handout' mechanism to address the real needs of caring for the elderly is not only inadequate, it completely runs counter to the public's long-term demand for more community-based welfare services. In reality, elderly people with many different health and mobility issues require different measures for appropriate care, including changes to their diet and exercise. A migrant domestic helper may very well not have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handle the job.
 

If the elderly care recipient is already seeking to depend on someone else for their daily care, why should they be expected to take on the role of the employer – arranging tasks for the helper to carry out, complying with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nd upholding the labour rights of the helper - with any success? Leaving just the elderly employer and the migrant helper to live together in isolated quarters, if conflicts like that that took place in the FB Live clip should occur, the consequences could be tragic. And if anything unfortunate should happen to the elderly employer, people will seek to place all blame on the worker, allowing government to evade responsibility completely.
 

Mandatory live-in and two week rule force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to stay silent in face of violence
 

Did the elderly woman really intend to murder, with true malice? The abuse shown in the footage at hand is unacceptable. But, in the less circulated footage, before popo became overly agitated, she can be seen admitting to wrongdoing. At one point, she left the worker, Yuni's, room. Later, however, appearing agitated once again, popo directs intensified violence towards Yuni.
 

Reflecting on this incident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we should look beyond judging who was right or wrong, and examine instead what sort of system would give rise to such incidents. Eni from AMCB points out that the mandatory live-in rule makes it easier for tension to exist between employer and employee. And the government has directed no resources into creating shelter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instance that a migrant worker suffers abuse, even if she wanted to escape, she knows that she has nowhere to go, and so must suffer in silenc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tay. Additionally, when a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leaves a job, her work visa only gives her two weeks to find new employment, without which she must leave the city. This rule is only imposed on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other foreign workers are not restricted in the same way. Because of the aforementioned reasons and more, when faced with abus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seldom leave their jobs. Abuse then escalates to a point where they cannot choose to leave at all, as we saw in the cases of Kartika and Erwiana.
 

Hong Kong infamous for cases of abused domestic workers; vested political parties and employers attempt to misdirect public
 

In 2013 and 2014, respectively, the now well-known cases of Kartika and Erwiana, in which the two Indonesian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suffered severe abuse at the hands of their employers, came to light. Subsequently, both employers were convicted and incarcerated. The two cases were widely reported by many international news outlets, which forced the local public to take more seriously the plight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 apart from threats to personal safety,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re also commonly subjected to unfit living conditions, overworking, and overcharging by agencies, etc. Under greater scrutiny, it also became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spond to the unions' longstanding demand of tighter regulation for professional employment agencies by amending previous legislation: the Employment Agency Regulation.
 

Still, a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groups and unions garnered greater support and attention, political parties, such as the New People's Party and the Liberal Party, started to organize employers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On the one hand, they propped up widely known abuse cases as isolated incidents; and on the other, they propagated unsubstantiated claims that helpers were “trying to get fired” for their own reasons; that helpers are becoming “princesses”; that helpers were seducing their male employers and breaking up families, and so on, with the intention of misdirecting the public and minimizing the impact of any news on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abuse surfacing.
 

Next Digital demonizes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have been doing so since long before
 

Next Digital, a mass media outlet, habitually uses extremely biased language to report on any news regarding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February 2016, in issue no. 1352 of Next Magazine, the following headline appeared: “Erwiana's employer in tatters, plaintively claims that she was wronged”. The article extensively reported on the purported 'wrongful incarceration' of the employer, Law Wan-tung, and portrays her family as victims who are being relentlessly harassed by worker grievances brought forward by labour organizations, “causing what was a nice family to fall into disgrace;” meanwhile, it dismisses the many pieces of evidence and reiterated rationale of the court that resulted in Law's guilty verdict. The article also omitted any mention of how Law's family intentionally hid and moved private assets around to avoid having to pay Erwiana the back pay and other compensatory

damages owed to her.
 

Update: Apple Daily claimed today in an article under the headline of “Upset with charging phone behind closed doors, causing subsequent altercation: 79-year-old employer who smacked Indonesian helper is out on bail, claims memory loss due to dementia” that “it was only yesterday that they were able to acquire another piece of footage 26 minutes long.” In actuality, the footage that the media outlet refers to has been uploaded onto Youtube since February 28. This new Apple Daily article was read by less than a tenth of the people who read the previous article. There is a great disparity in the reach of the two articles, making the second article hardly sufficient in terms of overturning the damaging impression made by the first.

The original footages:

TKW Hongkong Dipukul Majikannya (Migrant Worker in Hong Kong Beaten up by Employer)

Clip 1 - 00:00-13:20, Clip 2 - 13:21-26:01

【惟工新聞】前天（3月6日），九巴突然宣布將發起罷工的「月薪車長大聯盟」召集人葉蔚琳、劉卓恒及另外兩名車長即時解僱。昨日下午（3月7日），巴士業職工會聯盟（巴職聯）到九巴最大股東新鴻基的總部抗議，要求新鴻基責成九巴馬上讓四名被解僱車長復職，安排原有駕駛工作，並與包括月薪車長大聯盟的所有工會展開恆常會面機制及加薪商討。

巴職聯由九巴員工協會（俗稱綠簿）、城巴職工會及新巴職工會組成。三個巴士工會均有代表到場。九巴員工協會副理事長郭偉光批評，工會自1989年2月20日就年終雙糧和退休金問題向公司爭取之後，九巴管理層28年來一直拒絕與工會協商，選擇性與工聯會屬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俗稱紅簿）和工團會屬會九巴職工總會（俗稱白簿）談判，導致勞資關係惡劣。他期望這種情況在未來可以改善，「唔駛下下都工業行動」。

新巴職工會會長鍾松輝批評，管理層一手談判，一手炒人的做法是管理不善的表現。這樣做只會導致勞資關係惡劣，到頭來影響服務。因此呼籲撤換九巴管理層，不然就會要求政府取消九巴專營權。

城巴職工會理事長許漢傑則指，現時城巴仿效九巴，將編排「特別更」，令同一名車長在一日內要在早上和晚上繁忙時間上班，中間三小時所謂的「休息時間」卻不會提供休閒的設施。這樣的工作安排比早班或晚班辛苦得多，將會就此表達不滿。

李卓人則逐一反駁各政府部門對於四名車長被解僱的回應。首先，勞工處聲稱若證明解僱違法將會檢控。但實際上，史上只有兩宗成功檢控僱主「歧視職工會」的案例（2001年國泰解僱49名罷工機師、2001年英航針對空服員工會領袖）。勞工處所謂的「執法」實是謊言。然後，針對勞福局局長羅致光聲稱僱主難以分別與工會談判，李卓人指在1997年通過的《集體談判權條例》訂明工人可以民主選出代表他們的工會與僱主進行談判。然而這條條例在保皇黨壟斷的臨時立法會被廢除，導致老闆現在可以選擇性與個別工會談判。

支持者徹夜留守車廠 凌晨四點才宣布「暫緩」解僱

葉蔚琳及劉卓恒在昨晚於九巴荔枝角車廠召開記者會，數十名九巴車長及市民到場聲援，並堵塞車廠廠門數小時。直到今晨二時，九巴管理層才與葉蔚琳和劉卓恒會面，到了四時才宣布「暫緩」解僱四名車長，讓四人循「現有機制」提出上訴。

九巴傳訊部副主管林子豪向傳媒交代管理層決定。有記者問及，四名車長被解僱時有沒有被告知可以提出上訴，林聲稱有。但現場有車長指出，解僱信沒有提到可以上訴，只算清所有離職相關的金額，要求四人立即離開，公司是在說謊。惟工記者當場詢問去年有多少僱員就公司安排提出上訴，當中有多少個案成功推翻原有決定。然而林子豪拒絕回應，掉頭離去。

編按（這篇編按有點長）：

可能有讀者已曾在內容農場或社交媒體上一些反西醫群組看過這篇文章，或是這幅圖配上貼圖者自己的看圖作文。一些朋友看到圖片有「惟工」二字卻在惟工網站找不到，也曾特地詢問這是什麼回事。

說來有點尷尬。

我們在2014年初發表這篇文章。過了不久，就因為擔心會遇上法律問題而將之下架。不料該文在短時間內已經「榮獲」多個內容農場賞識，沒有聯絡我們便自行把文章抄到農場。在過去三年多，我們不時也看到這篇文章翻炒又翻炒，心想，以內容農場這種資訊蝗蟲來說，翻炒這篇文章也許算是它們罕有的功德吧，心裡還是蠻感激的。

可是最近我們發現事情有新進展。一些人抄一半唔抄一半，只拿這篇文章來看圖作文，刪去原文，自行演繹成反西醫藥的一些論述。然後有網民就沿這條線指控惟工新聞發假消息。兩者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因此一眾編輯決定，惟工新聞還是重貼三年多之前發表的原文，其餘未經授權的轉載，惟工新聞均不負任何責任。先謝過各界朋友的關注。

【惟工身吟】有沒有發覺，當不少藥物離開市場或失去專利權以後，其副作用才開始引起討論？

事實是，就算不少藥物真的很危險，藥廠也不會告訴你，因為製藥企業要賺大錢。美國獨立媒體Alternet有文章指出，有七種處方藥物的副作用被低估，直至企業賺大錢後才被揭穿。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及製藥企業常常說，當上百萬人一起使用處方藥物時，其危險副作用才會出現，在少數病人的臨床試驗中則沒有。但公眾往往都會成為白老鼠，因為處方藥物要在六個月內趕及推出市場以賺錢，即使我們無法肯定它非常安全。

一隻擁有專利權的新藥推出市面，將會為藥廠帶來數以十億計的收入。對藥廠來說，藥物的副作用只是「成本」，只要利益大於成本，無論有多危險它們也會去做，這就是賺到盡的利潤最大化。

當新藥推出，不少醫護人員都會建議病人等待七年以後才試用。只有等待長時間的應用，以及避免瘋狂的廣告宣傳以後，一隻藥物才會變得穩定。當然，仿製藥（generics drug）也未必安全。例如美國最高法院便說過病人無法追討仿製藥的生產者。

換句話說，大藥廠只要將藥物的副作用隱藏至失去專利權，病人想追究藥廠責任就變成十分困難了。

不要以為這與你無關，當中不少藥物在香港也能買到。以下便是幾種在推出市面後，其副作用才曝光的藥物：

一. 萬絡止痛藥（Vioxx）

15年前，萬絡這種「超級阿斯匹靈」藥物受默克藥廠（Merck）強烈吹捧，一度請來不少運動員為萬絡大賣廣告。默克藥廠告訴你，萬絡能針對所有奇難雜症，包括關節炎到月經來潮。它更宣稱能避免使用者因以往服用阿斯匹靈而導致的腸胃管道毛病。結果是一場災難，萬絡終導致27,785宗突發性心臟病和心臟死亡。

2004年，該藥下架。默克藥廠向公眾辯稱自己毫不知情，但《新英國醫藥期刊》在2006年指責默克藥廠隱瞞由萬絡導致的「一批不良心血管病的資料」。2007年，默克藥廠願意賠償48.5億美元（約378億港元）予病人及逝世者的家屬。不過萬絡由1999年至2004年間，每年賺了約25億美元（約195億港元），利益還是大於賠償。

二.福善美（Fosamax）

萬絡不是默克藥廠唯一出問題的藥。默克藥廠的福善美（Fosamax），是第一隻雙磷酸鹽（biphosphonates）類的抗骨質疏鬆藥物。它的副作用包括心臟病、頑固痛症、顎骨壞死、骨折、食道癌等——而這一一都要在2008年待它專利期過後才被發現。法庭公開的文件顯示，早自1970年代，默克藥廠的科學家已從動物實驗中得知福善美會導致顎骨壞死。

這還不是全部真相。默克藥廠為了賣得多藥，在美國的醫務所都裝設骨質密度描述器，「恐嚇」骨瘦的女性，建議她們服用福善美來治病。

三. 膽固清（Lipitor）

歷史上最暢銷的藥物是甚麼？膽固清，一隻神奇的抑制膽固醇藥物。14年半間，膽固清為輝瑞製藥（ Pfizer）賺進1250億美元（約9750億港元）。

膽固清的成功有賴兩個因素：第一，它在1997年面世並且隨應了「直接面對顧客」式廣告的興起；第二，它擊中了大眾對因為膽固醇過高而患心臟病的恐懼。結果，美國有足足2,900萬人服用膽固清。

美好的故事維持到2012年，同年膽固清失去了專利權。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忽然跑出來，告訴大家原來膽固清及其他抑制膽固醇的藥物會引致糖尿病、肝臟受損、肌肉受損及記憶衰退。

四. 耐信（Nexium）

第二隻最暢銷的藥物是甚麼？耐信。耐信及其他質子泵抑制藥（Proton-Pump Inhibitors）都用於治療胃酸倒流等疾病。在質子泵抑制藥面世以前，人們治療火燒心、消化不良都只靠咀嚼中和胃酸的藥片及泰胃美（Tagamet）。耐信的市場也是驚人的，每年賺超過50億美元收入（約390億港元），所有質子泵抑制藥加起來更賺到136億美元（約1060億港元），處方超過1.19億次。

同在2012年，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指出耐信與感染艱難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有關。艱難梭菌會引起具抗藥性的腸道感染，難以治癒。2013年，有醫學研究指質子泵抑制藥會導致骨折、鈣鎂缺乏症、肺炎及維他命B-12缺乏症。John P. Cooke的研究更顯示，質子泵抑制藥會導致血管收窄，增加心臟病風險。當然，2014年耐信的專利權就完結了。

五. 阿得拉（Adderall）

多年來的媒體宣傳及藥廠廣告影響下，過度活躍症（ADHD）已經成為第二位常見兒童的病症（第一位是哮喘）。過度活躍症往往與兒童的成績太差或記憶力差有關。即使不少人指出孩子正在被迫服興奮劑治療，活活受罪， 但大藥廠依然堅稱藥物治療無損孩子健康。

不過在2009年──剛巧是阿得拉失去專利權之時──《美國精神病學期刊》發現該藥正在謀殺孩子。研究人員研究564宗7至19歲青少年突然死亡的個案後，發現與興奮劑（stimulant）的應用有莫大關係。當然，藥廠的醫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

六. 百可舒（Paxil）

百可舒是一種血清素調節劑類（SSRI）的抗抑鬱藥。

2007年，英國BBC電視台揭露，由葛蘭素史克（GSK）研製的百可舒被證明會使青少年自殺的機會大增六倍，但結果卻被埋藏起來。後來葛蘭素史在2012年以30億美元（約234億港元）擺平了這單官司。

2005年，美國食品藥品調查局發現孕婦服用百可舒會導致嬰兒的天生缺陷，如心臟畸型。而且嬰兒更可能會有低血糖、僵硬、亂哭、震顫等問題。

即使如此，葛蘭素史克在2002年以百可舒賺了21.2億美元（約165億港元）。同年，百可舒失去專利權。

七. 恩比安（Ambien）

大藥廠其中一種財源是安眠藥，因為每個不能睡覺的人都會看電視，看電視就會看見安眠藥廣告。恩比安是賽諾菲藥廠（Sanofi-Aventis）的安眠藥，在2006年失去專利權前，每年賺20億美元（約156億港元）。

在2006年後，恩比安的奇怪副作用開始惹來爭議。人們服用恩比安後，會出現奇怪的昏厥，並且會有夢遊，胡亂打電話給別人但醒來卻不知道發生何事。有人醒來後發現身邊全部都是薄餅及Häagen-Dazs雪榚，也有一個女人在夢遊時喝掉整支黑鞋油。

2012年美國馬約診所不再處方恩比安予病人。2013年，美國食品藥品調查局警告恩比安會導致「夢遊」出現，而藥物仍會殘留身體，並建議減少服用劑量，尤其是女性。

資源來源：
http://www.alternet.org/personal-health/7-drugs-whose-dangerous-risks-em...

編按：今年1月，香港中西區百多名Deliveroo車手不滿公司突然改變派更安排，令收入大幅下降，因而發起一連兩日的罷工。隨著智能手機和網上支付的普及，這類以手機app作為購買和僱用平台的商業模式越來越普及，尤其是用於載人和載貨的運輸業，同時亦產生新型的勞資問題。惟工新聞收到來自德國的G. Feder來稿。他在文中比較了德國與中國的手機app送餐服務，釋述工人面對的困難和正在進行的抗爭。

現在在路上無論在哪裡，都可以看見外賣小哥。外賣是一種很新的產業，很現代的工業。我第一次接觸外賣工業是兩年前在中國。因為我當年來中國以前，在德國還沒看到這種騎摩托車的小哥，所以我對他們很好奇，尤其我去年回國突然發現在柏林大街小巷也有很多外賣小哥。在德國輕工業和重工業比中國早發展一段時間，但是就外賣類的服務產業來說，中國發展得比較快。很多外賣平台公司宣揚自己的服務特別現代、方便、乾淨，菜很可口。因此相比兩個國家的送餐工人情況很有意思。在這篇文章我就研究一下兩個國家的外賣情況有什麼異同。

誰是外賣小哥？很久以前德國的批薩飯店已經有送遞服務，你可以給飯店打電話點菜，然後小哥送給你批薩。批薩店僱傭自己的小哥，小哥僅送第他們餐廳的批薩。大概四年以前外賣平台公司開始發展。歐洲最有名的外賣平台就是英國Deliveroo和德國Delivery Hero 。Deliveroo 在12個國家在84座城市僱傭起碼兩萬位司機。 Delivery Hero 差不多一樣大。中國最大的外賣平台就是「餓了麼」與「美團」。這些平台公司跟以前的批薩店完全不一樣，它們沒有自己的飯館，自己不做飯，它們只有一個app。顧客在app上點菜，app再發訂單給小哥去某一家飯店取菜，然後小哥把菜送給顧客。每個送餐員工都有自己的手機，使用公司的app就是這個商業模式的前提。除了外賣以外，還有其他平台公司譬如滴滴出行，UBER，等。

外賣平台競爭競得非常瘋狂。雖然外賣公司發展很快，但收入並不高。為了發展壟斷市場同時吸引顧客，各家平台都打價格戰。他們也募集投資，但是投資要求利潤一般還是會給平台公司很多壓力。譬如兩年前Delivery Hero就放棄了中國外賣市場，去年百度賣出了百度外賣，因為它們不能繼續跟「餓了麼」和「美團」競爭。因此企業把壓力轉嫁給了送餐司機。無論什麼外賣平台，都是這樣 [1]。

外賣小哥的工作情況

誰當外賣小哥？在歐洲和中國，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來當外賣小哥。根據美團介紹，他們公司大部分車手都26歲以下的農民工。他們的老家不在所工作的大城市。柏林有大概一千多位送餐小哥，大多也是年輕人，而且大概一半是外籍工人，比如來自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和波蘭，很多不會說德語。英國也有很多外國小哥。在柏林，很多外籍年輕人當小哥，因為他們不會說德語，做其他工作比較難。在中國有一些以前當快遞小哥的司機，他們之所以跳槽，是因為快遞工資逐漸在縮水。

誰在送餐平台點單？中國的情況是，大多是在辦公室工作的人，還有學生和大學生。他們經常用「餓了麼」等點菜。德國的大學生買不起Deliveroo 的菜，最大的消費者群是白領員工。德國外賣小哥自己不上網點菜，因為工資很低，而且菜太貴 [2]。

外賣小哥的工資和工作時間制度很複雜。在歐洲，有一些送餐工人得到計時工資，有的得到計時工資加獎金，有的僅得到計件工資。柏林Deliveroo的計時工資是每小時9歐元（約87港元），跟最低工資差不多。在倫敦Deliveroo只有計件工資，每個訂單3.75英磅（約37港元），每個小時送兩個訂單就是英國最低工資。在英國，小哥被當作自由職業者，他們簽訂的是零小時工作合同（zero hour contract）。意思是公司不需要保證一個月的最低工作時間。如果消費者點菜點得少，工作時間就少。柏林的情況是，有的是自由職業者，有的是公司僱員。前者必須自己參與醫療保險，後者有計時工資和公司投保的社會保險。

中國外賣小哥的工資非常不穩定，而且休息時間比較少。大多騎手不被平台公司僱用，而是被派遣​​公司僱傭，或者乾脆當自由職業者。一個經常工作的外賣小哥一個月可以掙3000至8000元（約3700至9900港元） [3]。一個月只休息三天，而且每天配送35張訂單，他會拿到6000元（約7400港元）， 一天也不休息就能掙7000元（約8700港元） [4]。根據北京大學生的研究，小哥的工資大概是3000至5000 元 （約3700至6200港元），所以平均工資大概是4000至5000元（約5000至6200港元）。由此可見，中國配送員的工作時間相比歐洲的長，但是前者可以賺到的工資是當地最低工資的兩三倍，而歐洲小哥只能拿到較當地最低工資多一點的收入。

德國英國小哥的工作時間不固定，冬天和下雨時顧客很多，夏天時訂單比較少。如果訂單少，一位小哥一個星期以內只能工作20小時，因此薪水是不夠的。在柏林和倫敦，一位小哥一個小時以內會送1到3個訂單，平均是兩個左右的訂單。中國的小哥每天工作10至12小時以內，大概送40個左右的訂單。好像他們的壓力比歐洲小哥的大。

小哥和平台公司的經理很少見面，因為經理使用app管理小哥。 app不但分配訂單，而且監督小哥的位置和速度。每個訂單有限定時間，如果小哥遲到，他就無法獲得獎金或被罰款。這種app很不透明，經理不公開它的算法，所以小哥只能得知結果。中國外賣平台的獎懲制度非常嚴厲。如果小哥超時被顧客投訴，他就會被扣掉半天的工資。這樣一來公司強制要求司機盡快送訂單。柏林平台公司獎懲制度沒有中國這麼嚴肅，在柏林，app也催小哥盡快送訂單，可是超時的話，沒有罰款。在德國英國如果經理認為一位小哥太慢，他們就少給他一點工作時間，因此他一個月的收入總額就不夠花。總之為了強制司機，中國公司用罰款，的方式，歐洲公司則用減少份工作時間的方式。

在歐洲，公司給員工配備的只有背包和夾克，騎手自己買摩托車，自行車和手機。在柏林，大部分小哥騎自行車，他們需要自己修護自己的單車。如果他們在路上出事，很可能公司就不願意賠償他們的醫療費。在中國，大多小哥騎電動自行車，大部分的車也是小哥自己買的。無論中國的還是歐洲的，小哥都須要配備自己的手機。

 外賣小哥最大風險就是車禍。根據上海警察部門公佈的數據，今年六個月以內有７６起車禍涉及送餐司機。南京警察公佈的是，六月以內發生三千起外賣小哥的車禍。警察警告送餐公司應該提高司機的安全水平，但是公司不願意降低送餐壓力。中國送餐工人自己承擔責任風險，那麼每天要自己投三元／天的保險。如果小哥遭遇事故受傷很厲害的話，他就無法繼續工作，而且平台公司很可能不賠償醫療費。雖然小哥花錢投了保險，但保險公司經常說小哥沒遵守交通規則就拒絕賠償。中國小哥的車禍比德國的多。在德國，如果公司僱傭司機，司機的醫保可以賠償醫療費，不過如果他當自由職業者，公司就無需為他投醫保也不賠傷病款。

除了上述和送餐員工有關係的問題之外，外賣平台還引發其他問題。第一個是垃圾，第二個是食品風險。在德國和中國，飯店用塑料盒子包裝食品，加上筷子，塑料勺子或塑料刀叉。吃完以後消費者把塑料盒子等都仍出來。中國外賣消費者每天造成大概2400萬個塑料廢品[5]。此外，外賣平台不容易保證食品安全。在平台上看，每個飯店的照片都很好看，但我們對廚房的真是情況是茫然不知的。我們親身去過一家非常臟的飯店，在那裡你肯定不想吃他們的飯，但是上網點菜我們沒有親眼的印象，很有可能就點了他們的菜。有的飯店跟送餐平台合作，他們只在平台上售賣，在飯店裡是沒有客戶的。據悉最近有不少這種飯店廚房衛生不達標 [6]。

外賣小哥的反映

雖然在送餐平台點菜很方便，但它對外賣小哥有很多壞處：工作與工資不穩定、交通風險、獎懲制度的壓力、沒有社保或者工作工具、在日曬雨淋下騎車以及要爬很多階梯。小哥對這類情況滿意嗎？當然不滿意。不管在什麼國家，都有外賣小哥發很多牢騷，也有罷工的情況。

去年倫敦Deliveroo 小哥第一次在歐洲罷工。八月份平台公司將計時工資變為計件工資。小哥認為這樣一來工資減少了，工作更不穩定了，訂單越少，獎金越少，也無法保護計時工資。於是他們就用手機通訊工具組織野貓式罷工。最後公司妥協了。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外賣小哥也罷工。這四個國家和德國的送餐工人成立了一個小小的工會 [7]。在柏林，送餐工會成員經常組織一些騎自行車的遊行示威。他們要求提高工資、改變配備工作時間制度以便更透明更穩定、賠償工具包括自行車保修費和手機。然而迄今為止外賣公司還沒真的開始跟小哥談判 [8]。

在中國也發生很多送餐司機罷工的事，尤其是拖欠工資情況下，小哥很容易厭煩然後罷工。八月份宜興美團員工罷工，因為他們對工資和受傷賠償不滿意。他們把腳上的疤展示給公眾，埋怨罰款造成工資過低 [9]。在其他城市也有這類的罷工 [10]。

平台工作的未來

送餐平台是一種新型的服務業，也是一種用手機app和互聯網的典型產業。一方面平台公司利用網絡的便利，給消費者非常方便的點菜方法，另一方面又用不透明的軟件和計算方法管制員工。一方面消費者受惠於app，另一方面app的獎懲制度讓騎手「壓力山大」。配送員的工資不穩定，而且還有交通意外的潛在危險。平台公司將這種不穩定的送餐市場轉嫁給小哥，小哥只能冒險。其他類似的平台服務業也是這樣，在歐洲被稱為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雖然中國和歐洲外賣小哥的情況在工資、工作時間、獎懲制度等方面都不一樣，但是由於全球化的發展，他們的工作差不多一樣不穩定和危險。雖然平台資本主義表示他們會怎麼用智能模擬的方式管制員工，然而國際市場上，外賣小哥的故事也相應地展示了這種情況如何坑人。車手的運動還沒停止，我很好奇，想知道未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資料來源：

[1] http://tootopia.me/article/7217
[2] https://www.taz.de/!5428832/
[3] http://tootopia.me/article/7217
[4] http://hxnews.com/news/gn/gnxw/201705/10/1213802.shtml
[5] http://igongyi.ifeng.com/44668783/news.shtml
[6] 譬如 http://tootopia.me/article/3113
[7] http://tootopia.me/article/7786
[8] https://jungle.world/artikel/2017/27/viel-verschleiss-wenig-lohn
[9] Reuters Special Report, september 28, 2017, Speed over safety? China's food delivery industry warned over accidents
[10] http://v.yntv.cn/content/99/201709/08/99_1555310.shtml

相關報導：
富士康工人以外，你需要知道的中國服務業工人……
https://wknews.org/node/1556
誠實蜜蜂假自僱 車手：連請假都得你批准，咁都冇僱傭關係？
https://wknews.org/node/1610
逼人「自僱」惹出禍 deliveroo車手第二日罷工
https://wknews.org/node/1642
廿蚊都慳？ 速遞員揭公司少付最低工資 呼籲打工仔勿啞忍
https://wknews.org/node/1449
【標準工時系列】速遞猛男的漂流屁股（上）
https://wknews.org/node/437

編按：在二月份嚴重車禍後，九巴車長對現時惡劣的待遇和工作壓力越來越不滿。車長葉蔚林帶頭發起罷工，引來廣大市民支持；及後九巴企圖報復，亦因公眾的憤怒而暫時收手。另一方面，網上亦有一種聲音，認為不參與罷工的車長懦弱，是「港豬」，被剝削也活該。然而罷工是一種高危的抗爭手法，參與的工人動輒失去生計，絕不是輕易能夠發動的。工運研究者梁寶龍以九巴罷工作為引子，在這篇文章分析罷工的手法、與公眾關係、內部的民主、法律框架、資源等問題，為公眾討論罷工這回事提供更多材料。

工業行動

近日工人的工業行動再次成為城中熱話，筆者也來湊熱閙，以歷史經驗縱論各方言論的利弊。

九龍巴士有限公司車長罷駛是工業行動的一種，工業行動尚有佔廠、罷工、怠工、集體請假、按章工作和按規工作等。

佔廠是佔領工廠，不准人貨出入；
罷工是集體停止工作；怠工是放慢工作；
按章工作是只做合約內容範圍的工作，不做其他工作；
按規工作是完全按照工作指引去工作，不作任何變通，例如市民領取掛號信件時，郵務員按工作指引，逐一核對身分證上的號碼，人為地制做排隊人龍，冀令市民不滿而給政府施壓，而令政府答應訴求。

在合約條件限制下，護士、消防和救護員不能採取工業行動，會在休班時進行一些集體行動。如七十年代護士工潮時，休班者穿上制服到港督府（今禮賓府）正門示威，形象上取得漂亮一仗。

工業行動與市民利益

工業行動就是要給管方或資方致命的攻擊，令他們有壓力或重大損失，來達致自己的訴求。在公共服務行業中，直接受損的是市民。管方或資方會轉移目標，利用傳媒鼓動市民向工業行動者表示不滿，使行動者無法招架，只好收兵。近年巴士工潮都是在這壓力下無法開展。

國泰空中服務員罷工會選擇在旅遊旺季舉行，七十年代郵務員罷工會選擇在聖誔節，這才會產生廣泛的影響。但現在已進入電子時代，寄聖誔咭的人少，郵務員的罷工威力大不如前。最近一次國泰空中服務員罷工，國泰包租其他的航空公司的飛機來解決問題，工會將有何新招應對？

七十年代政府測量員罷工，聲言若遇危險斜坡有問題，會局部復工處理。這聲明在宣傳戰上建立了良好形象，取得市民的歡心。

九巴月薪車長大聯盟於罷駛行動前三小時，透過傳媒宣佈罷駛行動內容，參加行動的車長會在安全地點停車罷駛半小時。消息傳遍港九，市民得悉此消息，出門前可作出適當安排，減低了市民與罷駛車長的直接矛盾。在市民有多個選擇下，也減弱了行動的威力。在這雙刃劍的情況下，要作出多方面估算，定下有利行動的計劃，才能有勝算。

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海員爭取到其他工會支持，發動同盟罷工，令全港癱瘓，港英和資方没有其他選擇，壓力和損失日大，只好投降。罷工期間禁運糧食到港，令部份上層華人對海員不滿，且與港英站在同一戰線上向海員施壓，可是低下階層卻同情海員，華商無法以民族情感煽動華人反對罷工，只好向海員低頭，懇求海員復工。

國泰空中服務員若再發動罷工，爭取其他公司空中服務員和飛機司同盟罷工，可能是化解國泰的包機的方法。但同盟罷工或會觸犯法律，英國立法不准同盟罷工的，故同業只能表示同情，發表口頭支援，很難以行動支持。

月薪車長大聯盟發言人葉蔚琳發言時，已提及道路安全問題，行動博得市民歡心。部份車更在行動前，在巴士入錢箱附近貼出告示，通知乘客將會有罷駛行動，取得了市民的支持。政務司張健宗見傳媒時，即高調談道路安全和秩序問題，月薪車長大聯盟的聲門正好打消了司長的進攻。

1998年時中華汽車有限公司的司機罷工得到市民支持，2003年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車長罷駛，卻遭市民指責，這兩次工業行動都是面對同一群服務對象，只是換了不同的經營者。上年（2017）年中筆者曾與當年罷工者討論此事，無法解開此情況，也談不出應對辦法，反而談了如何更好處理與乘客的衝突。

九巴罷駛雖未能達到目的，卻扭轉了巴士工會近年因怕市民不滿，而不敢工業行動的處境，更難得是博得市民的掌聲，且看各工會幹事如何保持這有利形勢，將工運推進和深化。

慢駛行動

有花生友說，巴士慢駛以阻塞路面威脅力更大。我們要知道在快線慢駛是違法，警方也可用以法例第三七四章《道路交通條例》第三十八條〈不小心駕駛〉來進行刑事檢控。道路出現阻時，警方有責任要維持交通暢通，不服從者也是違法的。

亦有花生友說，佔中行動若有車長在把巴士停在中環，令交通完全癱瘓政府必低頭。在今次工潮中可見，手握大量車長會員的建制工會必不支持，更可能會出手協助政府解決問題。如六七暴動時，左派巴士工會司機罷工，右派工會司機全力恢復服務，港英並派警員保護。工業行動前要作多角度估算，了解自己的強項和弱點，行動才有正面收益，否則只會暴露弱點。如今次罷駛把工會的嚴重派系內鬥表露無遺，更將會在同一企業內出現5個工會，工人不能團結一致正是資方的需求，可悲。

再有花生友說，車長照常開工，只是如澳洲電車司機一般，不收乘客車費，便可與乘客没有紛爭，同時能直接打擊資方。我們要知車是公司財物，車費是屬資方所有的。不收車費可能會被控侵吞公司金錢，是嚴重刑事罪行。如二三十年前國泰工會幹事取走飛機上剩下的小食，被告偷竊，開庭審訊雖無罪，訴訟開支花費不少。最近清潔女工錯拿貼紙也被控偷竊，所以部署行動時要小心，分清楚甚麼是公司財物，就算掉在公司垃圾筒內的物品，也不要拿回家，以免犯官非。更要深入了解法例對損毁公司財物的定義，才能確保自己站在安全地點上向資方進攻。

四十年前英國曾有一間成衣店欠薪，職員取走衣服作補償，資方報警，警員到職員家中搜查，人贜並獲帶署調查。八十年代香港工廠北移潮中，資方掉下廠房「走佬」，欠下工人一大筆薪金，職工盟帶領工人封廠，通知客戶帶錢取貨，然後把錢分給工人，這行動是到港英默許的，不要輕率仿效。

澳洲電車司機的行動成功了，但是絶對不適合香港，澳洲電車是政府擁有的，可以算是公有財產，而香港絶大部份是私營的，是私有財產，如九巴罷駛公司立即收回自己的財物──巴士，罷駛者只能服從不得異議，兩者情況完全不同，參考價值低。前工運組織者梁寶霖曾在有外國人士出席發言的公開論壇上說，希望外國工運人士不要只說自己的成功經驗，亦要多談自己的失敗經驗，讓我們多加警愓，以免重蹈覆轍。

罷工與民主

1922年海員大罷工是得到大多數員工同意才發動，負責人代表罷工者與資方進行談判，會後立即將內容通報各罷工者。1984年地鐵罷工亦是得到大多數員工同意才發動，每次談判後立即通報各罷工者。近年獨立工會的多宗罷工亦是如此，遇有重大決策時，更徵詢罷工者意見，按民主程序辦事。

最近的海麗工潮初起時，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介入後即物色工人代表，計劃培養他們站出來發言，可惜未能達到目標。2013年葵涌碼頭罷工，雖然達到部份目標，領導人之一何偉航認為未能培殖一位工人為發言人，引以為憾。

以上兩次罷工，罷工工人一直都有參與領導罷工的工作，這些都是工會民主重要組部份。民主不只是表現在選舉、發言和被諮詢上，參與領導更是重要的一環，這有利工會的鞏固和接班。

罷工是否違法

從香港現行法例表面上來看，工會幹部會說，在工會領導下的罷工是合法的。雖然《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但《基本法》條文未經立法，市民是不能真正享有的，在法庭上只具參考價值。所以港大商學院的伍鍚康在《香港法概論》一書直接說，在香港罷工是違法的，現未能為罷工立法，《基本法》只是一紙空文，因政府和資方可以香港法例第二四五章《公安條例》和《合約法》來對付罷工者。

按現行香港法例没有條文具體指罷工是合法或違法，香港法例第三三二章《職工會條例》涉及罷工的有：釋義「罷工利益」（strike benefit）指由職工會給予其任何會員作為罷工或閉廠代價的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指由職工會給予其任何會員作為罷工或閉廠代價的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

而第四十三A條：「為籌劃或深化勞資糾紛而作出的任何作為可獲保障免被民事起訴；……屬其中一方的勞資糾紛而作出的作為提出的訴訟或其他法律程序，不得僅因該作為誘使他人違反僱傭合約，或干涉他人的行業、業務或僱傭，或干涉他人按其本人意願處置其資本或勞力的權利，而在任何民事法庭提出。」

第四十六條，任何一人（即使並非工會成員）為了籌劃或深化勞資糾紛，和平地取得或傳達訊息，或和平地勸說他人工作或不工作，亦為合法（但糾察並不能恐嚇，或妨礙出入，或致使社會安寧被破壞）。即只是叫人罷工是合法的，但不能破壞社會安寧，否則觸犯《公安條例》，要負刑事責任。

《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則具體說明，如果有僱主阻止、阻嚇或懲罰僱員參加工會活動，就會觸犯該例，最高罸款10萬元。這正是大部份工會幹部所說，在工會領導下的罷工是合法的，因為表面來說，這些罷工可以算是工人參加工會活動，但深入來看，工會發罷工是否合法，亦没有得到法例絛文的具體保障，如果不是，罷工者是否算是參加非法活動。況且法例没有禁止資方解僱罷工者，資方可視罷工者違反僱傭合約來解僱，只要按法例作出補償即可，罷工者又無復職權。

而香港法例第五十五章《勞資關係條例》：「未達罷工程度的非正式工業行動」並不等同罷工，進行前者行動的人士可被解僱或甚至即時解僱。」但《僱傭條例》第九（二）條又說，僱主無權以僱員參加罷工而即時解僱他。在這些自相矛盾的法例下，可以說香港是没有個人罷工自由。法例没有明如何介定罷工程度，由誰來作出介定。

最近的海麗罷工，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介入初時，即邀得二十多名工人加入，工人要求罷工，工會開始部署行動，令工人的冀想的行動得到法例的保障。

資方如何應對罷工

英國、德國、澳洲和美國都有罷工法，立法保護工人行使罷工權，但英德美同時亦立法容許資方罷工，即閉廠，以示勞資雙方權利平等。有罷工法的國家，法律條文中會規定紀律部隊不能罷工，甚至公務員也不能罷工。

1926年英國煤礦工人罷工，資方就使用關廠這一招對付工人，工會無法招格。

六七暴動港英不當左派公務員是罷工，視為擅離職守或自動離職，不再錄用，無須解僱，没有任何賠償，長糧亦損失了。

七十年代政府配藥劑進行按章工作，政府按其未完成工量進行扣薪。即該員工只完成其全日工作量的七成，則扣其三成工資。是時很多公務員工會正蘊釀罷工，立即按兵不動，部份工會進行募捐準備長期鬥爭下去，但政府改變策略，没有將扣薪行動擴大。

地鐵罷工時資方解僱了全部罷工工人，另聘一批工人，港英對罷工者没有提供任何協助。

葵涌碼頭罷工時，政府以妨礙出入，致使社會安寧被破壞為藉口，按《公安條例》條文，可對工業行動中的遊行或示威作出限制，限制罷工者的行動。而資方則申請禁制令，用以打擊、壓制罷工。

1927年香港立法禁止罷工，於1975年取銷，另於《僱傭條例》內加入政府可以仲裁和調傐的條文，甚至可以冷静期來暫停罷工。

罷工善後工作

1925年省港大罷工結束，廣州國民政府從入口貨品中暫行加收2.5%稅，用作安置罷工工人的費用，向罷工工人派錢回港復工。未能回港復工者安排在廣州工作，或在廣州開檔做小賣買，亦有在廣州為市民提供維修服務以營生。因加收的2.5%稅是全國性稅項，没有支持省港大罷工，且一向鎮壓罷工的北洋政府亦可收繳這一稅款，可說是發了一個小横財。

六七暴動令大批左派工人失業，工聯會以復轉改政策來作善後處理，即首先全部工人要求復工。但罷工公務員己不能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部私人企業份罷工工人亦被列入黑名單，不能返回原廠復工，就安排轉到其工廠工作。小部份罷工者名列行業黑名單，轉廠也不能，只好改行，由其他行業工會介紹到另一行業工作。這也未能完全解決問題，因此左派資本家開設酒樓收容這些工人，亦只能解決部份問題，仍有部份罷工工人的問題得不到解決。部份左派公務員工會幹部不能復職，多轉到其他左派團體任職。

葵涌碼頭罷工臨近結束前，罷工工人前路茫茫，香港職工會聯盟發動其他工會準備為罷工者尋找工作崗位。

不參加罷工者的利益

要求加薪罷工勝利後，不參加罷工者說，我不參加罷工亦獲加薪，我為何要罷工。拯溺員罷工時，部份不參加罷工者缺乏長遠光，為一己利益，竟加班協助管方解決人手不足問題，間接破壞罷工。

罷工行動時有人會以請假來間接表示支持，但不要輕率以假病假來蒙混過關。曾有巴士車長謊說未康復申請延長病假，被發現經常獨自外出活動，被控以刑事詐騙罪。

海麗罷工没參加罷工者同樣得益，部份罷工者稍有不滿，這問有待工會幹部進行深化的工會敎育，提高工人的工會意識，情況才能好轉。一宗罷工成敗影響無法估計，海麗罷工勝利，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主動找出相同處境的清潔工人，提供協助，使7個可能發生勞資糾紛的屋邨清潔工得到遣散費。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亦順勢進行反外判的活動。

罷工如曠持日久，工人因各種問題退出罷工，罷工人數日少，支持者則興緻未減，罷工場地舉目所見，支持者的情緒和人數都在罷工者之上，工會這時若提出退卻或讓方案，多遭支持者指責，可會產生支持者主導罷工的情況，更壞的是結下私怨。

罷工基金

海麗罷工後，有機農夫黃零等人，就罷工基金一事抺黑工盟，現真相已清楚，未見他有任何歉意，尚建議海麗罷工工人把款項成立屬於自己的基金會，仍想繼續攻擊工盟。這筆錢看來頗多，但以成立基金會來說，只是一個小數目而已。而且成立基金會必然衍生很多問題，並非一般打工仔能應付。最直接的是基金不作投資保值，就會在通脹下日漸貶值，簡單的定期儲蓄增值能力有限。任何投資都有風險，醫學會於二十多年前在投資上也曾出現稍大的虧損，且又有機會如強積金只是肥了投資經理。有了基金會就要有人管理，分利也易起糾紛，組織基金會並非一件易事，要按能力行事。

有花生友說工會應設立罷工基金，這是工會應做的事，但在香港作用不大。筆者不在此詳談這問題，因網上已有文章論述了，見田方澤：〈一個工會年收入只有7500元，罷工基金所為何事？〉（載自《立場新聞》）。

回看歷史有關罷工的金錢糾紛，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幫會經常要脅中共發動罷工，藉此四出募捐自肥，若中共不順從則加以恐嚇，歐美黃色工會亦利用罷工來騙財。

1926年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曠持日久，工會罷工基金用盡，在政府的打壓下，尚欠下債務，工運從此一蹶不振，沉寂數十年。

結論

罷駛行動可以歸類為警示式罷工，機場空運員工協會於2008年曾發動3小時警示式罷工，令機場完全癱瘓，空姐到跑道上飛機也出現困難，罷工大獲全勝，更得到資方主動給予集體談判權。機場空運員工協會表示雖享有集體談判權，但發動罷工這一重要武器仍不會放棄，在恒常組織工作上要為罷工而作出準備。筆者稍後會在本欄介紹這次警示式罷工。

從表面上來看，葉蔚琳的勇氣和承擔精神不可置疑，但在組織力和行動計劃上則未足。

工業行動能否成功，是建基於工會組織者的恒常組織工作。部份工會雖在罷工上有出色表現，但日後的恒常組織工作則出現問題，罷工後會員流失量大。

文中舉出的部份罷工內容，讀者未必完全知曉詳情，如海員罷工的民族情感問題，筆者會稍後撰文詳述，故不在此闡談。
（完）

梁寶龍
05.03.2018
 

編按：「貧富懸殊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的事」曾蔭權（2011）。對於香港政府來說，劏房、N無、長者拾荒等情況就像自然現象一樣，不用解決，不想解決。但貧富懸殊真的是自然現象？經濟發展真的是滅貧的先決條件？這些政府日日講的論述，恐怕稍有生活常識的人都不會相信。實證研究亦證實這一點。巴黎經濟學院最近發表《世界不平均報告》，檢視過去40年的經濟數據。惟工新聞翻譯計劃統籌Lucas Chancel的文章，看看數據如何踢爆這些官方說法。

自1980年代起，三個有關全球化的神話便廣泛流傳。一、 全球化減少全球財富不均；二、 富人收入增加會帶動窮人富起來；三、 除了貿易和科技，沒有別的方法消除不均。最近，世界不平均報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發表，是第一個全面檢視過去40多年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財富、收入和貧富差距趨勢的研究。該報告否定了這三個神話。

發現一：全球化加劇財富不均

世界各地不同個人的貧富差距源於兩個互相競爭的因素：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及國內的貧富差距。舉個例子，中國和印度強勁的經濟發展佔全球收入增長的一大部份，減少國與國之間的差距。可是，這些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從1980年到2016年，印度收入最高的1%人擁有的收入從7%增至22%，在中國則由6%增至14%。

直至近年，由於很多國家沒有公開內部的經濟數據，研究人員缺乏資料評估各國內部貧富不均的程度，因此無法驗證究竟是國與國還是國內貧富不均才是不平等的主要來源。世界不平均報告針對這個問題，使用了來自高收入和發展中國家的系統性、可以對比及透明的數據進行研究。

結論令人震驚。從1980年到2016年，雖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迅速，但全球貧富差距增大。全球收入最高的的1%掌握的收入，由16%增至20%。同時最貧窮的50%人持續得到僅僅9%的收入。全球收入最高的1%——月入超過13500美元（約10萬港元），所得是收入最低的50%的兩倍。

發現二：富起來的餅碎沒有留給窮人

第二個神話是，「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是讓底層改善生活的必要條件。可是，這個說法經不起數據的考驗。當我們比較歐洲、美國、中國和印度時，很明顯那些貧富差距曾經加劇的國家沒有較好地讓最貧窮的國民增加收入。美國就是這種所謂的「滴漏效應」最佳的反面教材。自1980年起，收入最高的0.001%人的收入增加了600%，同時收入低於平均的那50%人口的收入錄得零增長，完全與經濟發展無緣。

在歐洲，收入最高的0.001%人的收入增幅比美國少五倍，但收入低於平均的那50%人口的平均收入錄得26%增長，比美國好得多。另外，雖然中國自1980年以來的經濟增長迅速，但貧富差距的增長較印度慢，而中國最貧窮人口的收入增長速度為印度的四倍，。

「滴漏效應」的神話被打破了，但這種想法已經植根在很多政策當中。例如近期美國和法國的稅制改革，背後的假設仍然是認為，底層人民收入增長和增加就業機會的前提，是高收入人士的收入增長。認真的數據研究讓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這些政策是否合理、合法。

發現三：對貧富差距影響最大的是政策，而非貿易和科技

經常有一種說法指出，貧富懸殊不可避免——這是自由貿易和電子化的自然結果，而政府完全無力控制。可是數據清楚展示，在過去數十年，不同國家經歷的貧富懸殊的軌跡有很大分別。美國和歐洲在1980年的人口和平均收入相若，當時的貧富差距亦差不多，兩個地區與全球市場接軌的程度以及科技水平亦很接近。但兩地貧富差距的發展大大不同。在美國，收入低於平均的那50%人口佔有全國總收入的份額從20%跌至10%，而在歐洲僅從24%跌至22%。

與其說問題來自貿易和電子化，政府對政策的選擇和體制的轉變才是貧富差距的真正解釋。在1980年代出現新自由主義政策轉向後，歐洲沒有像美國那樣將自己的市場經濟變成市場社會。這點在各項與貧富差距相關的關鍵政策領域中得到證實。在美國，稅制的累進程度（稅制越累進，亦即富人需要繳交的稅率越高）遠遠低於歐洲大陸的各國。另一方面，在1960年代，美國的最低工資水平領先全球，但之後卻減了40%；同時法國的最低工資卻增加了300%。在高等教育方面，美國的學費很貴，但在一些歐洲國家卻是免費——在2000年代，當巴伐利亞（Bavaria）政府嘗試徵收大學學費時，提案遭到公投否決。在醫療方面，大部份歐洲國家都有全民醫療系統，可是美國數百萬國民無法參加醫療計劃。

重新審視這些有關全球化及其對貧富差距影響的神話非常重要。使用世界不平均報告的數據只是第一步，打破這些神話，推動公共討論，以達到長遠的制度改變。

文章來源：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40 Years of Data Suggests 3 Myths About Globalization

世界不平均報告全文（有八種文字，包括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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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 http://www.freepik.com/

每當警方「搗破賣淫集團」，性工作者被當作貨物一排排運上警車，媒體的鏡頭就像機關槍般掃射，配合著或是批判或是嘲笑的新聞旁白放送。性工作者的尊嚴彷彿從不存在，而負責做卧底放蛇的警察還得到媒體致敬。長久以來，媒體對於性工作者的污名化仍然來得自然，鮮有受到質疑。
我們的社會，是否真的需要這種報導？性工作者又需要得到怎樣的理解和對待？
與其指望主流媒體覺醒，倒不如自己來幹。今個暑假，惟工新聞與午夜藍合作推出實習計劃，讓參加者學習及反思媒體操作，透過外展直接認識性工作者，一同探索性/別、勞工、媒體之間的關係。 

▼實習時期：2018年6月至8月

▼實習時數：一星期最少20小時（主辦方將提供津貼）

▼內容

工作坊（暫定四節，每節約四小時，具體日子待定）
　一、實習簡介及討論
　二、媒體理論及應用
　三、勞工法及勞工概況
　四、性別理論及性工作者概況
　五、其餘相關知識將會在實踐中交流，亦可再度身訂造工作坊或分享會

撰寫報導
參與惟工新聞日常採訪報導，學習及練習媒體製作

參與外展
認識午夜藍及男性性工作者，了解他們的狀況與需要，構思與之相關的稿題

▼報名要求

1.願意溝通
2.具基本圖像或文字表達能力
3.以下題目二選其一：
－就著<外地來的性工作者是否我們應該協助的對象？>這問題，撰寫一篇不多於700字的文章；
－或，為以下這篇文章製作一張／數張infographic
【香港工運縱橫】香港人力車夫的故事
https://wknews.org/node/1655
4.以＜報名：惟工新聞X午夜藍 實習計劃＞為題，將文章或圖片電郵至 info@wknews.org，並在郵件內寫上個人資料，包括：真實姓名、電話、電郵、地址、職業（如屬學生請備學校及系級）， 一切資料均只作殷選之用

▼實習名額：二至三人

▼截止日期：2018年5月27日

▼團體介紹

＜惟工新聞＞

惟工新聞由2013年起創辦，是一群打工仔為打工仔建立的媒體。我們相信工人有能力改變自身處境，毋須權貴施捨。為了保持獨立，我們不牟利，不收受政府或企業資助，以綜合資訊網站形式，為打工仔提供新聞、評論及各種生活實用資訊。

歡迎到惟工新聞網站了解更多：wknews.org

＜午夜藍＞

午夜藍是本地註冊成立的民間團體，由2006年成立，致力於建立男性及跨性別性工作者互助網絡。我們肯定性工作是工作，以爭取男性及跨性別性工作者權益，及推動性別平等為目標。

歡迎到午夜藍網站了解更多：http://www.mnbhk.org/

編按：過去數年，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開始變得危險——擺街站可能遭到「愛國人士」襲擊，遊行可能遭到警察「合法」襲擊，更有揭發官商勾結的人遭到死亡恐嚇的例子。但在世界很多地方，搞社會運動的風險高得多——政府、黑幫、商界以暗殺作為打擊反對者的慣常手段。僅僅在三天前，巴西里約熱內盧一名社會主義及自由黨的市議員就遭到暗殺。惟工新聞翻譯TeleSUR的報導。

在今個星期三（3月14日），巴西人權運動者，時任里約熱內盧市議員的瑪莉爾·法蘭高（Marielle Franco）遇刺身亡。翌日，巴西全國多處爆發示威。在里約熱內盧，上萬人參與題為「停止殺害黑人；我們都是瑪莉爾·法蘭高」的遊行。

「這次集會宣示，我們不會放棄瑪莉爾正在進行的抗爭。他們不會令我們噤聲。瑪莉爾的抗爭與我們在一起。」一名參加者發言說。

同日，在勒西菲（Recife）、貝倫（Belem）、薩爾瓦多市（Salvador）、納塔爾（Natal）、聖保羅、巴西利亞、美景市（Belo Horizonte）、茹伊斯迪福拉(Juiz de Fora)、阿雷格里港(Port Alegre)、佛羅安那波里(Florianopolis)、庫里奇巴(Curitiba)及其他城市，均有行動譴責暗殺事件。

法蘭高19歲的女兒盧雅拉·山度士（Luyara Santos）在Facebook帖文說：「他們殺死了我的母親，以及超過46000名選民！」——那是法蘭高在市議會選舉中得到的票數。「我們會繼續抗爭，因為你就是那個抗爭！我愛你！」

巴西前總統盧拉在薩爾瓦多市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當中「守護民主」（Defense of Democracies）的環節發言，談及法蘭高和他的工作。「當我看到他們對瑪莉爾做出的野蠻行徑時，我在想，他們實在很愚蠢，以為殺死一個市議員，一個38歲的女人，就可以停止巴西的人權運動。今日，瑪莉爾的想法在整個巴西迴盪著。他死了，但每個人都有了他的一部分。」

玻利維亞總統莫拉斯（Evo Morales）亦向法蘭高的家人及巴西人致以慰問。他在推特帖文說：「我們堅定地譴責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發生的刺殺瑪莉爾·法蘭高姊妹的行為。我們向這位同志的家人致以團結的信息。這位勇敢的女士為了捍衛人權犧牲了性命。」

在星期三夜晚，法蘭高在出席里約熱內盧一個名為「年輕黑人女性改變體制」（Young Black Women Moving Structures）的活動。回程途中與他的司機安達臣·高美斯（Anderson Pedro Gomes）一同在車上被槍殺。在活動當中他回顧戴維斯（Angela Davis）在1960至70年代批判性的政治參與，並引用艾德烈·洛爾德（Audre Lorde）的名言說：「當任何其他女性不自由的時候，我仍然不自由——即使他的枷鎖與我的很不一樣。」

「我會說，沒有別的人比瑪莉爾更能將這樣的理念帶到議會。他比議會裡其他黑人女性更能團結、組織、代表不同人說話。」參加悼念遊行的黑人作家里斯寶亞（Ana Paula Lisboa）說。

抗議軍警暴力 致力為貧民區發聲

在被殺前一日，瑪莉爾在推特譴責里約市內發生的暴力。他質疑軍警的行動。「又多一個年輕人被殺。在這個戰爭完結之前，還會有多少人死去？」

在兩星期前，法蘭高獲委任為一個經市議會授權的特別委員會的記錄員，監察軍方在里約熱內盧的行動。而在三日前他譴責軍警在阿卡利（Acari）的行動，當中導致兩名青年死亡。「我們必須大聲疾呼，讓所有人知道目前阿卡利發生了什麼事。里約熱內盧第41營軍警正在恐嚇及侵犯阿卡利居民。在本週已有兩名青年被殺，棄屍在溝渠裡。今天，警察在街上威嚇居民。這些事經常發生，並隨著軍事介入而變得更糟。」他在推特說。

38歲的法蘭高是一名開創性的政治家。他一直為貧民區的居民發聲——在里約熱內盧，差不多有四分一人在這些區域居住。在那裡，赤貧、警察暴力，以及毒販的槍擊事件經常發生。法蘭高形容自己是馬爾社區（Mare）的孩子（那裡亦是一個貧民區）。他在2002年進入里約熱內盧天主教大學（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修讀社會科學。他亦在富明尼斯聯邦大學（Universidade Federal Fluminense）取得公共行政碩士。

在2016年，他當選里約熱內盧市議員，並在短暫的任期內保護一些一直被巴西社會排拒和歧視的群體。

在今年2月，軍隊開始佔領馬爾，一個有14萬居民的區域。軍隊在2014及15年同樣曾經進駐。

In February, soldiers began an occupation of Mare, a community which approximately 140,000 residents call home, as they did for over a year between 2014 and 2015, as part of the Brazilian government'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state of Rio de Janeiro on Feb. 16.

文章來源：
Brazil: Activists Vow to Continue Marielle Franco's 'Struggle' as Protest Spread Across Brazil
https://www.telesurtv.net/english/news/Brazil-Activists-Vow-to-Continue-...

延伸閱讀：
瑪莉爾·法蘭高的推特
https://twitter.com/mariellefranco

相關報導：
全球政治暗殺盤點 近40年暗殺人數飆升3倍
https://wknews.org/node/1229

由二月底開始的美國教師罷工，主要由西維珍尼亞州（West Virginia）初中及高中的教職員發起，到上星期終以加薪5%及取消原定的保險條款改動作結。這次罷工不但突顯工會在於爭取權益的重要性，亦顯示身為公務員的教師也難悻免於無情的剝削。雖然遠在美國，但引發罷工的導火線仍值得我們參考，對各種不同壓榨形式應提高警惕。
 
多年凍薪 難追生活費

與香港的公務員相似，美國公立學校的教師薪酬會隨年資增長，而增長幅度受有關條例規定。同時，個別學校如有盈餘，可以自行決定調整教師的薪酬。縱使如此，在醫療費等生活費用不斷攀升下，州政府長期不作整體的薪酬調整，仍加重了教師的生活壓力。政府上一次對整體教師加薪已是2014年的事，年薪加幅亦只得1000美元（約7800港元），無疑是杯水車薪。
 
醫療保險保費激增

現時，西維珍尼亞州的公務員必須購買由公務員保險機構（Public Employee Insurance Agency，PEIA）提供的醫療保險，保費部份取決於受保人的工資。現行制度下，從PEIA購買家庭保險計劃的員工，所繳保費只受自己的工資影響。然而在機構建議的新制度下，保費同時要考慮到家屬的收入，假如購買保險的教師伴侶也有工作，或者要靠兼職維持生計，保費將大幅提高。在新制度下，一名每月保費二百多美元的教師，視乎其家人收入，保費可能增至400美元（約3100港元）以上，升幅近一倍。
 
變態手機 app 監控

要節省保費，減低自己索償的機率不就可以了？為此，PEIA公司想出了一條「絕世好橋」，推出並要求客戶安裝手機應用程式Go365，隨時隨地監控受保人步行數。假如受保人步數不達標，又或者拒絕安裝，年終便要向保險公司繳交高達500美元（約3900港元）的罰款。這措施當然激起當地教師的憤怒。固然，步行是保持健康的良方，但為了保障保險公司利益，竟利用此等侵犯私穩的方式，甚至監控人的生活，就未免本末倒置了。
 
結語

由於環境、文化、物價等條件不同，美國跟香港公務員的處境實難以直接比較。然而，當局及保險公司的各種手段，也難保在香港不會發生。尤其隨著金融資本愈趨強大，也不難想像未來會出現政府聯同保險公司壓榨工人的情況。這次事件除了讓我們對這些剝削手法有所警愓，亦能成為日後教師抗爭的參考對象。

延伸閱讀：
1. ‘I Live Paycheck to Paycheck’: A West Virginia Teacher Explains Why She’s on Strike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01/us/west-virginia-teachers-strike.html...
2. WV school employee strike explained
https://www.wvgazettemail.com/news/education/wv-school-employee-strike-e...
3. PEIA proposes premium increases ranging from slight to significant
https://www.wvgazettemail.com/news/politics/peia-proposes-premium-increa...

相關報導：
1. 教師罷工為何可能？
https://wknews.org/node/319
2. 發出最後通牒 美國教師計劃罷工
https://wknews.org/node/504

編按：香港政府對待無家者的手段惡名昭著。公園長椅設間隔、深夜洗地、清走橋底物品，無一不想趕絕無家者。將「露宿者之家」設置在垃圾站的提案尤其備受批評。另一邊廂，英國社企推動「住屋優先」的模式，亦得到政府撥款撥地協助實行。惟工新聞翻譯《衛報》這篇報導，介紹這種模式推行的情況。

在蘇格蘭，至少600名無家者將獲提供住屋及持續的支援。這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同類型計劃。

曾獲佐治古尼及里安納度狄卡比奧等明星站台支持的蘇格蘭社企Social Bite，將在未來18個月協助至少600名無家者上樓，同時全數資助醫療相關的支援服務（例如精神健康和上癮），以及添置家具和安排垃圾收集等實務。

在2月14日西敏市（Westminster）一名無家者去世之後，Social Bite創辦人利特爾約翰（Joshua Littlejohn）指，若現時情況持續，更多無家者死亡是無可避免的。他亦指出，希望Social Bite的無家者住屋計劃可以作為「全英國重要的案例」。

自蘇格蘭國會在2003年通過開創性的無家者法案後，蘇格蘭幾乎不再有人露宿街頭。但最近隨著政府削減福利，越來越多人難以維持居所，無家者人數開始增加。根據蘇格蘭庇護所（Shelter Scotland）的估算，目前全年約有五千名無家者。英格蘭的無家者人數更連續七年增加。2017年的官方數字為4751人。利特爾約翰說：「目前的制度毫不同情那些最急切需要居所的人——例如那個死去的人。同時亦很不合符成本效益：各國的證據都說明，讓無家者住進主流的房屋是最省錢的做法。」

自2012年成立以來，Social Bite三文治連鎖店的員工當中，有四分一曾是無家者。而利特爾約翰成為「住屋優先」（Housing First）運動的重要倡議者。這個激進的模式先讓無家者得到永久居所，然後才跟進精神健康及上癮等其他狀況。這種模式建基於一種假設，認為人在得到安穩居所（而非旅舍或與其他人共用的短期宿舍）時最能改變。

參照美國和芬蘭的成功經驗，政府在去年11月投入2800萬鎊（約3億港元）在西密特蘭郡（West Midlands）、曼徹斯特和利物浦推出先導計劃。一項由政府資助，在利物浦進行的研究指出，「住屋優先」模式較現行的無家者服務少用400萬鎊（約4360萬港元）。

在去年9月蘇格蘭政府撥款5000萬鎊（約5.4億港元）處理無家者問題時，利特爾約翰讚揚蘇格蘭政府「意識到問題的急切性」。自此之後，他一直與地方議會及大型房屋協會（housing associations，譯註：在英國及愛爾蘭提供廉價社會房屋的私人非牟利機構）合作擬定計劃。蘇格蘭首席部長施特金亦歡迎這個計劃。

計劃將提供500棟物業。在愛丁堡，物業由市議會及多個房屋協會提供。在格拉斯哥及中部地帶（Central Belt），則由惠特利集團（Wheatley Group）提供。登地（Dundee）市議會亦與房屋協會提供100個居所。第一批單位將在春季可供入住。直至2019年9月，每月將有33個新住所可供使用。

為這些新住戶提供支援服務的所需款項將主要由「公園露宿」（Sleep in the Park）行動籌得。去年12月，有8000人在這個全球最大的露宿活動當中，冒著寒冷天氣在愛丁堡王子大街花園（Princes Street Gardens）露宿一晚。

文章來源：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8/feb/21/hundreds-of-rough-sleepe...

延伸閱讀：
1. 蘇格蘭2003年的無家者法案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asp/2003/10/contents
2. Social Bite網站
http://social-bite.co.uk/

編按：台灣勞基法減少假期、延長加班時間等惡性修訂，初步已在立法院通過，但民間仍然堅持鬥爭。目前，台灣的勞權組織在爭取聯署展開公投，要求廢除修改法案及回復原有的七天國定假期。惟工新聞特此轉載台灣公庫的報導。

文：許詩愷（公庫記者）

今年一月《勞基法》完成修法，但當時反對修法擴大彈性工時的民間抗爭尚未落幕，各團體組成「勞權公投聯盟」並發起公投連署，訴求廢除勞基法修惡、歸還2016年被刪除的7天國定假日。兩提案已在本月中通過第一階段門檻，因此勞權公投盟今日（3/20）重返行政院外召開記者會，宣示持續奮戰，希望能在8月搜集30萬份連署，今年底和九合一選舉合併投票。

根據中選會規則，公投案需有28萬1745份連署書才能通過第二階段，而日前同樣提出公投的社民黨、時代力量則宣布不進行第二階段連署，全力支持民間版本。成員謝毅弘表示，勞權公投盟為了避免文件疏失，決定將目標提高定為30萬，目前包含工會、青年、教師等各界團體，已有近70組織加入此陣線，他們也呼籲在野兩黨更積極參與。

由於勞權公投盟的組成多元，記者會上眾多代表分別說明各自負責的拉票區，以及和廢止今年初《勞基法》修改內容，訂立「國定假日法」保障勞工和軍公教人員均有19天國定假日，此兩項提案的關聯。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秘書長李雅菁強調，過去台灣缺乏勞動教育，但勞動議題和生活息息相關，現在應是教師們站出來的時候，他們將把2案各8萬份，共計16萬張的連署書寄給全台會員，並呼籲家長一起加入。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韓仕賢也透露，各金融業已決議參與，而且他們經常和「同溫層」外的客戶接觸，會透過此管道向大眾宣傳。

「法律是維護勞工權益的底線，只要法律提供保障，勞工就有依據向雇主申訴。」針對本次公投的重要性，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陳曉雯認為，即使執政黨靠人數優勢強推修法，但人民仍能靠選票翻轉劣勢。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淳淮則表示，負擔台灣基層工作的外籍移工經常是修法的最深受害者，卻因為沒有投票權遭長期忽視，去年移工聯盟發起移工模擬公投，希望能讓外界看見他們的聲音，而現場各團體也隨許淳淮喊起移工公投口號「共同生活，共同決定」。

謝毅弘批評，民進黨上台後部份政治任務嘲笑勞團徒勞無功，諷刺抗議的勞工只是錄音帶，面臨年底選戰卻又重新擺出低姿態，若曾經反對修法的人民要對民進黨展現憤怒，本次公投便是關鍵。他更坦承，勞權公投盟仍未和社民黨、時代力量完成協調，不確定後續能否合作累積能量，目前會先以民間團體為主，靠連署、工會系統動員、青年學生組織衝出30萬份連署。

一張圖看懂勞基法修改

台灣勞基法vs香港勞工法 大比爛

台灣抗爭

民進黨強行修訂勞基法 數百群眾堵路抗議

台灣勞動法越改越差 團體成員絕食269小時抗議

香港過勞實錄及標時立法

護士過勞實錄：我哋係食物鏈最底層

政府宣佈標準工時玩完 合約工時不涵蓋八成僱員 月入逾1.1萬出局

報告交白卷 標時委員爛口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