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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外判戰再下一城 民順承諾賠償石圍角清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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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反外判再有勝仗!1月初完結的海麗罷工揭露了外判集團(民順-工商)在各屋邨均有同類型逃避遣散費的惡行。在職工盟工會、民協區議員和各界的努力下,成功迫使民順逐一還清這筆爛帳。

愛民、石圍角邨的外判轉約期與海麗同時發生,三條邨的工人皆受同樣的剝削。在海麗罷工期間,一些學生已經到了另兩條邨探訪工人,了解狀況,其後海麗工友也去了探訪。在海麗罷工勝利後,工聯會在上周稱愛民清潔工將獲同等賠償。今日(1月23日),職工盟亦宣佈,石圍角清潔工亦將獲得賠償。

民順清潔有限公司涉嫌拖欠石圍角邨外判清潔工遣散費。兩個星期前,民順曾向工人表示將會支付遣散費,惟至昨日(1月22日)清潔工仍未得到確切時間表。

今日(1月23日)下午,清潔工原訂與多個勞工團體請願,要求房署協助追討遣散費。中午時,民順突然向工人提出與海麗邨清潔工相若的和解方案,並承諾款項將於2月10日前發放,追薪行動於是取消。

誤導工人自願離職 拖欠遣散費

與海麗事件相似,涉事外判商都是民順和香港工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民順的清潔合約於上年10月結束,臨離場前,民順誘導清潔工簽署自願離職書。

受影響的石圍角邨工友約有40人,大部分年資達6年,粗略估計民順拖欠的遣散費超過100萬,強積金對沖後也有超過30萬元。

有工友指,兩間公司的職員於10月29和30日到石圍角邨,要求工友遂個簽署自願離職書。職員聲稱文件有關遣散費,但沒有解釋文件的法律效力。職員隱瞞其他遣散的選項,並勸說工人若果想繼續在石圍角工作就簽署文件。

外判商惡行累累 愛民邨工人同不獲遣散費

同樣涉及工商接手民順,何文田愛民邨亦有清潔工友投訴,指民順要求工人簽署自願離職書。清潔工不獲遣散費,遂向九龍城區議員求助。區議員指愛民邨40位清潔工中,有約20位年資兩年以上的工人原本應獲遣散費,卻於去年10月底被要求簽署自願離職書 。

上週五(1月19日)工聯會稱愛民邨成功爭取同海麗相同待遇,補償金以年資計算,每年1200元。

清潔工薪水微薄 剝削嚴重

民順日前發出新聞稿,強調已經克盡己任,為員工提供合適、 合乎法理情的工作安排。然而,清潔工卻透露了公司以種種手段逃避遣散費。

清潔工的特遇亦不合理。目前石圍角邨清潔工友月薪僅為$8,628元。以每月31日、每天工作8小時計算,時薪低至$34.79,只比最低工資$34.5多不足三毫。愛民邨清潔工月薪亦僅8,600多元。加上薪水低請不到人,原本50人的編制只有40位工人,工作負擔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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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knews.org/node/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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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外判再有勝仗!1月初完結的海麗罷工揭露了外判集團(民順-工商)在各屋邨均有同類型逃避遣散費的惡行。

fight for stable working hour  Riders of Deliveroo strike for 2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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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逼人「自僱」惹出禍 deliveroo車手第二日罷工

【Worker News】It has become a common practice for employer to evade labour protection by turning workers to self-employed. On 23rd January, a group of riders working for the takeaway food delivery company Deliveroo who are affected by “precarisation" continue their strike for the second day. However, contrary to stories from mass media, who described them as self-employed, the condition of these workers are not so clear-cut, as similar examples can be seen in other industries.

Striking workers said that, while the contract they signed stated that they are self-employed, the company have been making various demands on their working hours. Since they are paid with a hourly rate of HK$75, working hours directly affect the wages of each workers. When signing the contract, the company had guaranteed (minimum) 11-hour workday.

However, The firm is now forcing to impose a new policy to reduce and make working hours flexible, which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income of the workers and forbid workers to have leaves during weekend. One of the key feature to distinguish “real” or “fake” self-employment is whether or not the workers have full control over their working hours. 

Another reason leading to strike action concern fines. Narrow streets, few parking area and tall buildings increase the chances for riders to be fined because they have to park on the street and need longer time to deliver food at the door. Previously these penalties were covered by the firm. Under new policy, the firm will stop paying fines for the riders, creating additional burden for the riders. One interviewed worker said that at worst he could received two penalty notice a day.

One of the striking worker has two demands for the firm:

1. Either allow riders to feely control their working hours or recognise the statue of rider as formal worker. If the firm forcefully imposed the new working arrangement, he wants to receive the same benefit with a formal worker, pension (MPF), labour insurance and be taxed like a worker.
2. Pay fines for rider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strike, the firm hasn’t start any formal negotiation but send one rider-turned office worker to talk to the workers.Today, hundreds of riders who are from different ethnic backgrounds are still on strike. One striker said that “This issue have united Pakistani, Indian and local Chinese."

Self-employment ignites struggles everywhere
Strike actions in The Nederland and Belgium 

Deliveroo was established in The UK in 2013, which was branded “a new employment model”. The firm is now operating in 12 countries, including European countries, Singapore, Australia and UAE. In 2016, the firm had an annual income of 129m pounds, 13000 employees and 20000 “self-employed” riders.

Recently, riders in the Nederland and Belgium went on strike to protest a new proposed change in contract status to self-employed in 1st February.  

latest update: Yesterday evening, Deliveroo-HK guaranteed the riders that there will not be any reduction in working hours, who will keep their 11-hour work day. Although this is not the perfect ending, but the workers decided to accept it and end the strike. According to the union from HKCTU, this kind of “fake self-employment” system has become very popular. They will continue their organising and struggle.

related report:

about honest bee’s rider:
誠實蜜蜂假自僱 車手:連請假都得你批准,咁都冇僱傭關係?

about fake self-employment:
避勞工福利  賤老闆隨時逼你假自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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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麗華罷工進入第七日 老闆唆擺員工搞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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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解僱工會成員引致的美麗華高爾夫球場罷工,今日(1月25日)進入第七日。罷工者在球場外設封鎖線,阻礙其他工人、顧客出入,令球場停擺,藉此向老闆施壓。昨日,老闆為破壞工業行動,唆擺其他工人(桿弟)反對罷工。對此,罷工工人力陳雙方利益一致的事實,並替那些反對者爭取權益。惟工新聞特此轉載苦勞網報導。


桿弟沒勞保 球場濫用承攬
美麗華工會籲全台高球業勞檢

文:王顥中(苦勞網記者,寫於1月24日)

美麗華高爾夫球場疑非法解雇工會成員,企業工會發動合法罷工已邁入第6天,今天(1月24日)上午工會在勞動部前召開記者會,連同幸福高爾夫球場的工會成員,共同要求勞動部對全台高爾夫球業展開勞檢,並確認高爾夫球場內的「桿弟」與球場資方的僱傭關係。

此次美麗華工會發動合法罷工,資方依法須照常發放薪資,然而球場內的「桿弟」卻長期不被承認為雇員,昨天有部分「桿弟」在資方驅使下組成「美麗華自救會」,稱工會罷工會損害他們的工作權,因此希望盡速恢復工作,意外凸顯高爾夫球場規避僱傭關係濫用承攬的狀況。

據了解,高爾夫球場多不承認與「桿弟」的僱傭關係,而是採取類似承攬的模式,先要求桿弟簽下委任契約,勞務給付由球場「代收代付」,球場向來打高爾夫球的客人收費後,再將費用轉付給跟球的桿弟,是按件計酬,勞健保方面也是桿弟自行向職業工會投保。

美麗華工會上午在勞動部前高喊「場務不是免洗筷,桿弟不是承攬工」,工會理事連盟哲表示,資方違法不承認與桿弟的僱傭關係,導致桿弟長期沒勞健保,也沒特休假、退休金,桿弟應該一起向公司爭工作權。

連盟哲強調工會罷工已邁入第6天,但公司不僅沒有要出面負責的跡象,還煽動沒加入工會的員工,製造員工內部對立,他向球場董事長黃世杰喊話:「不要再拖下去,不要製造勞勞對立,趕快出來協商!」

桿弟屬球場雇員關係 去年新北市已有判例

今天與美麗華工會一同行動的,還有同樣位於林口的幸福高爾夫球場的雇員,有別於美麗華工會的成員主要是由球場場務組成,幸福球場的佳福育樂事業工會成員則全由桿弟組成。

佳福工會理事長葉孟連表示,桿弟沒有底薪,沒有勞健保,也沒有年資、特休假跟退休金,被球場逼迫簽委任約,不簽就沒工作。去年(2016)10月新北市政府勞動局已認定桿弟與幸福球場具有僱傭關係,並對球場開罰,然而11月球場竟刻意針對14名桿弟不排班,形同解雇。

葉孟連強調表示,昨天美麗華桿弟出面爭取工作權,凸顯公司不承認桿弟是員工,說是承攬關係,導致桿弟不受《勞基法》保護,隨時可能沒工作,桿弟應該向資方要工作權,跟勞工與工會站在一起。

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洪清福也向桿弟喊話,希望他們不要弄錯對象,「大家是在同一條船上,如果場務垮了,桿弟還有工作嗎?」呼籲美麗華全體員工一起支持場務跟工會的抗爭,讓大家的工作都有保障。

今日勞動部由勞動關係司合作科科長劉政彥出面接受陳情,劉政彥表示,僱傭關係的認定要看勞動過程中是否有指揮調度、出勤管理等,勞動部會督促新北市政府進行認定,「過去新北市對佳福已經有做過判斷,相信對其它個案也會如實認定。」工會現場要求勞動部表態,但劉政彥仍表示,尊重地方判斷,會督促新北市政府做認定。

佳福工會理事長葉孟連聲援美麗華工會。佳福工會桿弟去年經新北市勞動局認定與球場的僱傭關係。(攝影:王顥中)

(標題為惟工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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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的海鮮由奴隸撈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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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近年,東南亞和台灣漁業奴役工人的狀況逐步被揭露出來,多國政府亦不得不回應,承諾作出若干改變。然而最近一份由「人權觀察」發表的報告指出,泰國政府的改革大都是虛有其表,該國漁業從東南亞販賣工人到漁船上奴役的情況持續。而這些現代奴隸撈捕的海產,有可能出現在每個人的餐桌上(不信的話你去超市看看有多少急凍海產來自泰國)。惟工新聞轉載《衛報》的相關報導。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一項研究指出,雖然泰國政府嚴正承諾消除漁業奴役工人的情況,但這個營業額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產業持續侵犯人權。

在四年前,泰國漁船上工人猶如奴隸的處境被揭發。這些漁船撈捕的海產出口到世界各地,供應全球主要的零售商。四年過後,人權觀察的報告指出這種情況沒有改善,強制勞動和人口販賣持續發生。

報告在兩年間走訪泰國各個漁港,訪問了248名現時或過去曾從事漁業的緬甸人和柬埔寨人,以及泰國官員、船主、運動者和聯合國機構職員。其中記錄了來自東南亞各國的移民工如何慣常地被販賣到漁船上,不被允許更換僱主或離職,以及經常被欠薪或工資低於最低工資的情況。

「報告發現,雖然泰國軍政府的態度較上一任政府積極,但大多數改革都是虛有其表的。」人權觀察的亞洲總監亞當斯(Brad Adams)說。「強制勞動是日常的。我們訪問過的工人形容自己被賣到船上,被困在工作當中,身體被虐待,食物不足,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差。對他們來說,最難忍受的是尊嚴被踐踏造成的心理創傷。」

曾與泰國政府合作推動漁業改革的環境公義基金會(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總監特倫特(Steve Trent)指,應該把焦點放在確保海產零售商承擔責任,監督海產的供應過程沒有侵犯人權。「毫無疑問,這個產業持續侵犯勞工權益。收購商和零售商亦未能承擔他們的責任,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他認為「可持續海產工作組」(Sustainable Seafood Taskforce)無法履行承諾。這個行業組織在2015年成立,由泰國的超級市場,收購商和零售商組成,目的是提高海產供應鏈的透明度和確認各方權責。「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我從來未見過一個會議,重視酒店房內的討論多於作出實質承諾,以他們的影響力推動真正的轉變。」他說。「當時我要求所有售賣泰國海產的零售商確保他們銷售的商品並非來自非法捕魚和侵犯人權的工序。毫無疑問,這些零售商比任何人都更有力量做到這一點,然而他們沒有這樣做。」

「可持續海產工作組」未有回應本報查詢。

在2014年,《衛報》進行了一項大型調查,揭露了泰國漁船上奴役工人的可怕案例。這些漁船撈捕「垃圾魚」(即一些不能食用或年幼的魚,一般用來製作魚糧)來餵蝦,這樣養出來的蝦將供應歐洲和美國的超級市場。

在2015年,歐盟在「非法、未有報告、欠缺監管」漁業框架(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framework)下對泰國發出「黃牌警告」,威脅泰國政府若無法改善漁業狀況(包括勞工待遇),將禁止入口泰國海產。作為回應,泰國政府推出一個廣泛的改革計劃,包括新的法例規管及改善勞工待遇,為漁業工人登記,定出漁業移工的薪酬標準。同時設立一個「進港離港」(port-in port-out Pipo)系統,要求船隻主動接受檢查,並規定最多在海上逗留30日。

可是,人權觀察指出,雖然是有一些進展,但持續發生的人口販賣和強制勞動說明大部份改革都流於表面。報告指,改革當中的勞動監察部份很大程度是「在演戲」。例如在2015年,泰國政府在檢查了474,334名漁業工人後沒有發現任何強制勞動的案例。人權觀察要求歐盟繼續透過「非法、未有報告、欠缺監管」漁業框架向泰國政府施壓,逼使其正視該區的人口販賣和奴役行為。

「雖然我們明白IUU框架原來的設計著重魚群數量和環境議題,但我們更關注的是,不在這個框架處理人權議題的話,我們將失去唯一一個歐盟可以就人口販賣和強制勞動向泰國漁業施壓的工具。」亞當斯說。

歐盟駐泰國代表拉夏(Luisa Ragher)稱歐盟將與泰國政府一同對抗侵犯勞工權益的行為。「泰國政府重視這個問題,並投放大量資源去處理。雖然目前是有不理想的狀況,但仍有持續的進步。我們對泰國政府的承諾有信心。」他說。「我們密集地進行更廣泛的討論,在其他產業推動改善勞工狀況。」

文章來源:
The Guardian: Thai seafood: are the prawns on your plate still fished by slaves?

人權觀察的報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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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商恆豐連發兩封警告信 懷疑報復討薪清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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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大埔富亨邨外判商恆豐自2004年開始承辦邨內清潔服務,但多年來涉嫌剝削工人,惡行連連。有合乎連續性合約規定的清潔工被公司當作散工,剋扣年假和勞工假。有些清潔工日做11小時,但恆豐以每日8小時的收入計算假期薪金。不少工人更要長期加班,若工人拒絕,恆豐就要他們自掏荷包請人頂更。

上年,業主立案法團通過清潔工時薪增至$35.5的法案,但恆豐欺瞞法團,實際只付$35,壓榨工友。至六月時,幾名富亨邨清潔工到勞工處追討短付薪金,經三次勞資調解後終獲賠償。

但其中一名清潔工阿英,疑遭外判商恆豐環保服務有限公司秋後算帳,近日被恆豐以無戴安全帽、上班時間賣紙皮為由,接連發出兩封警告信。惟工新聞訪問阿英了解經過。

先扔掉工作用具 後指控工人無戴安全帽

阿英憶述上年12月初,公司派人清潔屋邨垃圾房。由於公司沒有提供儲物的地方,阿英和其他清潔工惟有在垃圾房一角放置撿來的小櫃,擺放安全帽、雨衣、水鞋等工具,小量現金及其他私人物品。公司清潔垃圾房時,阿英提出,希望先取回工具,管工卻喝止:「你再嘈我就炒你。」後來,阿英發現小櫃和裏面所有物品都被丟棄。

「掉咗嗰個安全帽都係自己執返嚟,公司畀嘅都溶溶爛爛,一帶就跌落嚟。掃把、地拖都係自己嘅,公司一兩個月先畀一把。連工衣都係人地著過嘅。」提供安全合用的工具理應是公司責任,阿英質疑公司不但沒有提供,更無故把她自備的都扔掉。「啲垃圾桶好難拉,嗰轆唔順,我會(在垃圾桶上)塗啲住戶唔要嘅花生油。但依家掉咗(花生油)就無得塗。」

至一月初,阿英在平台清掃時,被指沒有配戴安全帽和穿著員工制服,後來公司更發出警告信。阿英拒絕簽署,並質疑事件與追討短付薪金有關。

阿英拒絕簽收警告信後,公司把它張貼在垃圾房門外(塗黑為後制效果)

幾日後,公司指阿英在工作時間賣紙皮,向她發出第二張警告信。然而,多年來清潔工都會在不防礙工作時賣回收物,都沒有收到投訴。而這次一同售賣紙皮的清潔工中,也只有阿英收到警告信,公司特別對待阿英的動機惹人疑竇。 

服務富亨十幾年 阿英:「只係想條邨乾淨企理」

阿英每日上午7點半開工,晚上10點半收工,中午和下午都要落場,一個人處理十九層樓的垃圾。她會把一包包垃圾從住戶門外搬到垃圾房,丟進垃圾槽,再到地下把收集垃圾的大垃圾箱拖走。阿英續指,當垃圾堵塞槽口,通常都要自行通槽,易生危險。垃圾房地台濕滑,有次阿英整個人更跌進垃圾箱中。

阿英要以破爛的垃圾桶在樓層收集垃圾

工作辛勞使腰骨勞損極大,薪金也只比最低工資多一蚊,但阿英指:「我喺到住,都想呢度好。」既是清潔工,也是富亨居民,她希望繼續在富亨工作,服務鄰舍。但連番被發警告信,阿英深受打擊。

外判商恆豐環保服務有限公司的清潔合約快將到期。恆豐曾涉勞資糾紛,漠視工人的合理待遇。有居民要求撤換清潔公司,以保障工人權益,也讓居民的管理費用得其所,提升屋邨清潔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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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臨時教師追討欠薪 學校反將教席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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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在香港,教師這份職業雖然算不上優差,但由於工作穩定,人工亦較一般打工仔高,因此不少大學生畢業後都會選擇到學校任教。然而,在中國內地,教師的待遇可謂相當參差。就算是在重點學校任教,有些教師的基本工資可能只有2,000多元人民幣,加上績效工資和加班費亦只得5,000元左右。另外,有些學校的編制教師長期不足,會私下招聘臨時教師。這些教師往往因為缺乏勞工保障,而出現長期加班,甚至被校方欺騙的情況。

兩三個月不支薪 討要工資反被威嚇

一個多月前,山東臨沂市發生了一場臨時教師的維權事件。12月6日,臨沂市第一實驗小學數十名臨時教師不約而同收到一份第三方派遣協議。教師一旦簽署該協議,便不再受僱於學校,而是轉到「山東智庫教育有限公司」的旗下,簡而言之是將所有臨時教師外判給私人公司。

一些教師在網上表示,校方與臨時教師原本擬定每月工資為2,000元,但開學以來已經拖欠了差不多兩個多月。長期欠薪引起了部分教師不滿,要求發放工資,校方卻反過來恐嚇一眾教師,要求他們和智庫簽訂協議,否則不會支付工資。

校方向臨時教師發出的《學習培訓協議》,相中可見教師的工資被下調至1,800元(網絡圖片)

然而,根據教師公開的圖片,智庫教育公司發出的只是協議,而非勞動合同,因此在法律意義上並不構成勞務派遣。就算工人簽了這項「協議」,也不能保證公司會支薪。更誇張的是,當教師細閱合同時,發現工資由2,000元減至1,800元,原來校方外判一眾教師後,外判商會再在2,000元的工資抽取200元為中介費,令原本已相當低的工資再被壓低。在新的協議下,這批臨時教師的工資只是較山東省臨沂市同區的最低工資(1,640人民幣)多160元。

臨時教師工作毫無保障 長期受制度性歧視

面對學校一連串的打壓,有些臨時教師因為抵受不住欠薪帶來的經濟壓力紛紛離職。不過,仍然有教師為免學生的課程被延誤,選擇繼續工作。一些教師同時決定向當地媒體曝光,激起了網絡上對臨時教師待遇的討論。

中國內地的學校每年都會得到一定的編制名額招聘教職人員。編制內的教師屬於政府轄下的事業單位,工資水平、社會保障都受政府保障,並且享有正式的職稱和獎金,性質上類似香港的公務員。

然而,由於編制名額每年不定,不少學校都會私下招聘臨時教師。名義上,他們只是補充學校人手不足的臨時人員,但實際上,臨時教師擔任了不少正規教師的工作,工作量不比一般教師少。不過,臨時教師由於不在編制內,因此不享有任何相關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社會福利,工資亦低於在編教師接近一半,待遇可能比工廠工人更差。

在這次維權中,有臨時教師便在網上寫到︰「作為代課老師,作為六個月孩子的媽媽,看到的是正式老師有產假,懷孕了可以調休,代課老師拼死拼活上好課也沒有獎金。考勤費說好了有,如今開學至今工資都沒影兒別說考勤費,直接開會說沒有了。家裡孩子嗷嗷哭不能回家餵奶,因為要盡職盡責看好每個學生!」

教師集體反抗 成功抵制外判

媒體連日的報導,加上教師陸續離職和維權,引起了家長恐慌。12月12日,一批第一實驗小學的學生家長集體圍在學校校門討說法。校方的說法開始軟化,由最開始「不簽字不發工資」,軟化至「自願簽署」,再到最後表示不用簽署協議。

這次山東臨時教師的維權雖然抵抗了學校外判工作,算是保存了自己的正式職位。然而一些教師留言表示,自己的工資仍然被減至1,800元。臨時教師與在編教師的待遇差距仍然巨大。

對此,有教師引述了山東省青島市曾經實行的教師同工同酬政策。2015年,青島以聘用制補充了3,400名教師,人數根據新建學校數量及退休教師數量制定,以解決教師短缺的問題。據新聞表示,這批以聘用制招聘的教師,與在編教師同工同酬。雖然具體的工資福利並未公布,但可以肯定的是,提升編制外教師的待遇並非不可能。


12月12日,由於臨沂第一實驗小學(玉龍灣校區)有部分老師離職,一班家長前往學校討要說法(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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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基層關注組:大專外判問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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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時至今日,大專院校的外判制已成為常態,絕大部分院校的清潔工及保安皆悉數外判。隨著工友待遇因外判而惡化,校園內亦不時出現學生與工友的聯合抗爭。中大基層關注組在早前出版的《工友報》中,整理各院校的外判現況,嘗試提出未來抗爭的著力點,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自2003年審計署鼓勵八大院校擴大外判比率,不時有大專外判工友待遇欠佳的報導傳出,上學年嶺大、理大、浸大更分別出現學生與工友的聯合抗爭。本文透過整理各院校外判狀況,引介中大發生過的抗爭事件,提出未來抗爭的著力之處。

UGC撥款制度與大專院校的財政狀況


圖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架構

八大院校中有六間(除浸大、理大)的總收入超過一半來自政府資助(可參閱表一),而把關撥款的機構則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UGC提供的資助主要分為「經常性補助金」與「非經常性補助金」,前者用於教學、專業及研究活動,後者則主要用於發展樓宇和改善工程。但教資會的撥款政策一直為人詬病,因為它傾向分配更多資源予完成較多研究項目及投放較多研究經費的院校 [1]。故各院校均高度偏重研究,例如不時重金禮聘外國知名教授負責研究項目。結果,分配給教學、行政和維修及保養等部分的財政資源更為緊拙。

除政府撥款以外,院校亦有學費、利息及投資收益、捐款等收入。就上述第二項,上年度各院校均錄得過千萬甚至過億元的利息及股息收益。根據資料,這是因為它們持有鉅額的金融資產(股權證券、債務政券、基金等)——除嶺大及教大,各院校持有的金融資產均數以十億計,中大及港大更分別持有超過七十億及九十億。雖然在「國際化」浪潮下,院校面對劇烈競爭,需要更多資源發展,但持有如此龐大的金融資產會帶來很大的財務風險。當投資失利,員工往往最先「被開刀」,如數年前各院校因金融海嘯錄得重大虧損,遂以節流為名削減增聘人手的預算,甚至裁減人手。

圖二:2015 – 2016 八大獲得之政府資助佔總收入百分比
資料來源:八大院校2015 – 16年度之公開財務報表

 

大專院校清潔工及保安員的待遇比較

圖三:八大保安員及清潔工月薪比較
資料來源:院校資料主要根據「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2015-16年度的調查整理所得(嶺大部分參考自「嶺大勞工關注組」發佈的〈勞動調查報書〉);全港每月收入中位數則參考自統計署〈2016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

2000年代初,政府加快外判公營服務的步伐,各院校亦逐漸將校園服務外判。由於八大多年未有公開已外判項目、合約數目等資料,公眾對院校外判情況所知極少。若以資料相對較多的物業管理服務(包括保安、清潔)來說,目前八大當中只有中大仍然維持直接聘用,其餘七大均已外判(理大的「校園設施管理有限公司」雖由校方全權擁有,但近年已陸續將清潔、保安等服務外判)。表二展示了各院校保安員及清潔工友的待遇及部分福利。

大部分院校的清潔工友及保安員月薪只有八、九千元,前者的薪金僅及全港中位數($9800),後者人工比全港中位數($11800)低超過20%。至於仍維持直接聘用制的中大,其保安員平均月薪為$13100,比全港中位數高超過10%。清潔工友方面,其起薪點比全港中位數高54%,高踞前列。

分析上述資料後,看似可以得出「中大工友情況比其餘七大院校為佳」的結論。固然,在外判浪潮席捲全港下中大校方仍然堅持不外判物業管理工作,誠屬可貴。然而在審計署發表〈第四十號報告〉後,中大校方曾兩度嘗試將部分物業管理服務外判。若當時沒有同學和教職員的反抗聲音和行動,中大的直接聘用制早已分崩離析。

2004年:反對「肥上瘦下」

2003年,政府為減輕財赤,不惜在各方反對下提出下年度開始削減教資會一成撥款。2004年初,中大校方面對削資,以「共渡時艱」為由提出以下三項措施:
一. 續新約須減薪:長約員工減6%;短約員工須承受額外減幅,甲類非教員再減4%,乙、丙類工友再減10% ;
二. 自行放棄待遇及福利:在放無薪假、轉為非全職、減薪、放棄部分退休福利中「四揀一」;
三. 大規模外判,如建議將物業管理處(EMO)以價低者得的方式交予外判商運作

由於基層員工承受的減薪幅度高於教學及行政人員,更有可能丟掉工作,是次節流措拖被抨擊為「肥上瘦下」。中大員工及學生組織遂群起反抗,包括撰文反擊、召開記招、收集聯署,甚至計劃在國際校長會議中示威。雖然行動因校方臨時轉場而未有實行,但關注事件的員生隨即於烽火台集會,並宣佈成立「中大員工總會」,成為中大首個「開放會員制」工會,所有長工、短約員工都能加入。最後在員工總會和學生組織連番施壓下,時任校長金耀基承諾「永不外判物業管理工作」,隨後亦容許短約工友選擇6%的額外減幅或每週無償加班3小時,但仍與長約及甲類員工的減薪幅度有相當大的距離 [2]。

2012年:反對校方外判所有圖書館清潔服務

由於2012年開始實行「三改四」,學生人數及設施均有所增加,故須要更多工友維持校園運作。同年6月,中大員工總會收到消息,得知校方欲外判所有圖書館的清潔服務,遂以電郵詢問,方知校方已暗中與外判商「惠康清潔公司」簽訂合約,並會於7月1日起實施。其後,員工總會、幹事會、學生報、基層關注組等組織共同行動,出版《反對外判圖書館清潔工號外》,以及收集員生聯署,要求校方立即與「惠康」解除合約,並交代整個決策過程及公開資料、停止並檢討外判計劃,以及設立《良心約章》保障外判工友權益。最後中大校方於6月25日表示已叫停外判及取消合約,相關服務將繼續由校內工友負責 [3]。

成功阻止校方外判後,「中大反外判戰線」成員於暑假及新學年繼續跟進事件。除了應校方邀約出席會議,他們也加入了新成立的「跟進外判政策的工作小組」,並藉此取得當時中大大部分外判項目的資料。另外,他們亦努力推動更多員生關注及討論外判問題,例如於暑假接觸大學新生,並帶同學到灣仔探訪及聲援被外判商拖欠遣散費的工友。他們也持續舉辦檢討會、工作坊和讀書組,又開展撰寫《良心約章》工作,廣泛招募同學加入。遺憾的是,雖然他們草擬了初稿並邀得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及數間院校之系會的聯署支持,但各院校管理層均未有表態及回應。

大專工友零散化的結構性因素

以上兩例證明大學校方並非全然是鐵板一塊,完全沒有改變空間。很多時,校方將是否外判視為內部行政決定,因此在未有諮詢員生(甚至未有發出公告)的情況下推行。若員生能夠積極參與相關會議並主動發聲,指出校方決定的不當之處,甚至在適當時發起直接行動,在「平衡各方持分者」的思維底下,校方也許會重新審視決定。

然而,外判只是零散化趨勢的其中一個表現,故除了外判這種明顯的剝削形式,院校尚有其他壓榨僱員的手段,例如聘請兼職講師處理教學工作。根據2017年9月份的數字,八大院校聘請的短期合約講師數量均有所增加,在部分院校(如科大)所佔的比例達五分之一。這些兼職講師的合約期只有三至六個月,既沒有定點辦公位置,也沒有福利,卻承受極高工作量。

可見,大專外判問題並非孤立,而是各個結構性因素下的結果之一。其中一個值得探討的因素是大學管治架構。各院校的管治機構以校董會為首,主要負責大學的投資、高層任命、財務預算等。惟校董會成員大多是獲委任的政商界人士及校方高層,沒有中低層職工及學生代表。因此,校董會通常傾向以成本效益作決策準則。由於香港並未立法保障工人的集體談判權,僱主作出重大決策時不必與僱員商討,這令大學職工更易成為校董會決策下的犧牲品。

雖然理論上校董會有一定自主性,但亦要根據教資會的指引辦事,例如早前教資會曾檢討各院校校董會的組成並發表報告,建議院校逐點跟進。而教資會為教育局的轄下機構,運作受制於香港政府的財政管理邏輯。歷屆財政司司長都視「審慎理財」和「應用則用」為大原則,將政府的公共開支控制於生產總值的20%以下。雖然教育開支佔政府公共開支頗大份額,但在環球經濟波動時,政府會扭盡六壬去削減支出,因此出現2003年沙士期間教資會被大幅削資一成、院校削減教職員薪酬及加快外判的情況。

大專學生的抗爭前景分析

這種體制下,職工、教師以至學生都是被犧牲的一群。我們若不以各種形式聯手抵抗,僅餘的空間也會被蠶食殆盡。處於弱勢之下尋求改變殊不容易,但如能釐清自己的限制和條件,並從前人的實踐中汲取經驗,對當下以至未來的抗爭均有重要幫助。

大學生流動性高,一般只有四年時間,而且面對學業和就業壓力,難以花很大心力跟進校政和社會議題。但較之普通市民,大學生的時間運用有較大彈性,能夠使用的資源也更為豐富,如大學校園空間和設施等等。例如「中大反外判戰線」成員便利用暑假餘暇組織同學落區探訪工友,並協助工會派發問卷。又如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不少同學在課後前往罷工現場聲援工友,與工友商討行動;也有同學在校園廣傳罷工資訊,協助紀錄和出版、舉辦講座和籌款。大學生的靈活性使他們在社會運動中能擔當傳播、催化、支援等角色。

另一方面,大學比主流社會更能容納反思和批判。我們不必否定大學官僚有威權主義的部分,但至少同學仍能接觸各種理論和論述,嘗試理解並批判種種加諸身上的權威與力量。譬如幹事會和中大學生報便有不少批判大學校董會組成、UGC撥款制度以至教育商品化的文章。這些論述揭露了平日被官方說詞掩沒的問題,有助我們扣連起各個看似割裂的現象和趨勢(如2004年「肥上瘦下」、2005年中大國際化事件、2009年校董會建議縮減教務會規模事件等)。這樣,我們才能認清問題的本質(例如,相對大學校長個人性格的好壞,我們更應該關注束縛著他們的制度),從而思考未來行動方向。

此外,大學生亦較易建立跨院校及校園外的連結。雖然大學生缺乏組織和溝通經驗,但如上所述,他們在時間運用和資源上條件較佳,且許多都願意實踐和嘗試,因此是民間團體的合作對象。不少工會和社區組織如職工盟、女工會和街工每年都招收實習生,同學能從中獲得組織經驗和建立起關係網絡,這些都是在校內以至學界推動議題的重要條件。透過民間團體和學生組織穿針引線,關注相近議題的各院校同學可互相交流資訊,組織和商討共同行動。2017年,各院校關注勞工議題的學生組織便在職工盟的協助下成立了「工學同行」,定期出版刊物,並支援各成員組織在院校發起的行動。

體制龐大而僵化,抗爭力量零星而鬆散,這既是現況也是歷史常態。但以上寫作正正希望展示到,縱使處於這樣艱難的境況,我們也能夠尋找甚至主動創造改變的空間和契機。

註釋:
1. 更詳盡的解說請參考《中大五十年》〈教資會,一葉障目向何方?〉一文
2. 根據校方公開資料,甲類僱員包括教授、高級行政人員,乙類僱員包括行政、技術、研究人
員,丙類僱員包括基層工友如清潔工、保安員。
3. 當時還發生了段小插曲:校方承認將外判圖書館清潔後,時任副校長許敬文不慎誤將寄給校長及校方高層的電郵以mass mail形式發送全校。電郵內容有關許建議校方人員應如何應對來自員工總會及學生的指控,許更以"this is another tough battle"形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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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基層關注組在早前出版的《工友報》中,整理各院校的外判現況,嘗試提出未來抗爭的著力點,惟工新聞特此

我是季超超,南京中醫藥大學大四學生,馬克思主義者,遭南京警方暴力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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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在去年11至12月,廣州一批自發舉行讀書會的左派青年遭到拘留、通緝。最近,季超超,一名在南京讀書的左派學生也說出他和他所屬的社團「致遠社」在去年八月被打壓的遭遇。在文中他呼籲左派對於這些打壓不能繼續保持沉默,否則「任何理想青年都可以被抓捕,任何讀書會都可以被定罪,任何志願活動都可以被控制,理想精神不可觸碰,言論自由極端廉價,馬克思毛澤東都是笑話!」

我是季超超,南京中醫藥大學大四學生,馬克思主義者,遭南京警方暴力執法。

我與左翼八青年有相同的立場——與勞動人民休戚與共。
我們也有相同的遭遇。

我在此公佈我的全部經歷——讓你看到,當代馬克思主義者面臨的艱難險阻。
也讓我們左翼青年昂首挺胸站在人民面前。

一、

我是五千八百萬留守兒童的一員。父親在大年夜仍舊冒著風雪討要工錢,最後的幾裡山路,推著沒油的摩托一步一個腳印走回來。
8歲的我在漆黑的家裡,望著窗外溫暖的燈火,靜靜掉著眼淚,等他歸來。

十多年後,畢節的四兄妹喝農藥自殺,有人愕然,小孩子怎麼會有“自殺”這個概念?
我真的理解,那種刺透童真的絕望。

年幼的我,無論當誰的孩子,都不想當工農的孩子。

19歲,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夢想,步入大學終於夢圓,又終於夢碎。
多少學子一個月的飯錢抵不過室友一雙鞋,而多少實驗室的日夜比不上書香世家的加持。
階級固化的玻璃罩下,我輩身無長物者,只能渾渾噩噩地敷衍年華,或跌跌撞撞的躬逢時代。

在大學裡,我穿著不變的格子衫,灰頭土臉,兩點一線。
上課不怎麼抬頭,考試也只是求過罷了。
激情只能消耗在遊戲的虛幻中。
淩晨時分:總是一個聲音響起,我這樣的出身,談什麼未來,談什麼詩和遠方。

有天在地上看到一張簡潔的傳單:「致遠社,立足底層,關注工農,《讀書改變誰的命運》」
那我看看讀書能改變誰的命運吧。
主講人說,讀書是可以改變命運的,關鍵問題是,讀什麼書改變誰的命運。是以學位證改變自己的命運,還是用歷史的科學改變大多數人的命運?
主講人明顯同樣清貧,卻堅定從容。
自此,我便成為讀書會的一員。我在《共產黨宣言》中看到了父母這樣勞動者的宿命和打破宿命的抗爭;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看到了青年的艱難成長和最終成為人民的英雄。
以前,我覺得紅色歌曲好傻,可是在我們一群青年在紫金山上高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之時,我突然感到血液漸漸解凍。
我時常在想如何報答父親的半生辛勞,有次為公交司機、校工進行義診和推拿按摩,大叔們說,有你這樣的兒子,你爸命真好。
左翼青年鄭永明說,宣傳馬克思主義,服務勞動人民,生活便不再因貧困而單調,對我而言,不僅如此。

在致遠社的日子,不僅是我在服務勞動人民,對勞動人民的熱愛也將我從迷茫和絕望中拯救出來。
我的靈魂終於蛻變為意氣風發的理想主義者,不再是那個黑暗中的留守兒童。

二、

來自底層,為了底層。我們遇到過許多困難。
直到2017年8月25日,才直面最嚴厲又最荒誕的打擊。

當晚,致遠社正在進行社團例會。
突然,傳來一聲大喊:
「員警,都別跑!」
「你們涉嫌非法傳銷,都帶走!」
警匪片一樣,10個員警包抄過來,一輛大大的警車,裝著呆若木雞的我們,直奔仙林派出所。
我覺得這不過是個可笑的誤會。
然而,等待我的是數不清的耳光和徹夜的審問。

一個胖胖的員警走到我面前,扯出一個意味不明的微笑:「你知道嗎?我連毒販都抓過。」
——「手段高超」我聽懂了弦外之音。
他不緊不慢將空調調到15度。初秋時節,我忍不住打了個哆嗦。
突然,他把我重重地按到椅子上,惡狠狠地拍了拍我的臉。
「說!你們剛才在幹什麼?」
「社團例會,討論下周要進行的義診……」
「啪啪」兩巴掌落在我的臉上,我頓時眼冒金星。
「你再說一遍!」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回答。
「不說是吧,啊!」又甩了我兩巴掌。

我的審問就這樣以巴掌開始。

一晚上的審問,只有幾個問題:
你們學習馬克思主義有什麼樣的險惡目的?
你們志願活動背後有什麼樣的境外勢力?
說出更多人更多事,「還是好同學」。
否則,「讓你退學就是一句話的事兒」。

經過無數次反復,我終於爆發了,「那你說那我幹了什麼?!是誰給你們的權利,隨便抓人打人?!」
他惱羞成怒,又甩了我兩巴掌。在我耳邊大聲吼道:「敢頂嘴是吧?我打了你,呵,你還不還手,你是不是個男人,啊?垃圾!垃圾!垃圾!」
我默念,不能動手,不能動手,不能中圈套。
他見我沒動手,有些氣急敗壞:「在我面前,你就是條狗。不不不,狗被打了,還會咬人。你,連條狗都不如。」

……剩下的時間,都是他的謾駡和我的沉默。

最後胖警官累了,保衛處老師便把我們接走。
他們的負責人挑釁似的給了我一張名片。

我們十多個人都在派出所經歷了這個不眠之夜,後來也被持續「關懷」。

社團活動幾乎停擺,有些同學離開了。
或因為懼怕,或因為困惑。

或許由於我們還是在校生,需要照顧到學校的聲譽,才沒有被刑事拘留。

但是,我願意在在畢業後繼續盡左翼青年的責任,哪怕等待我的,是八青年一樣的挫折。

三、

在這片土地上,有許許多多懷抱理想的左翼青年,他們或者叫「八青年」、或者叫「致遠社」,他們翻開馬克思和毛澤東的書,討論社會問題,工農權益,他們與後勤工友唱歌跳舞,給公交司機推拿按摩。他們或因為「涉嫌傳銷」或因為「聚眾擾亂」被抓進派出所或看守所,他們面對「別有用心」「密謀組織」「境外勢力」的指責。

左翼青年們,既然我們立志獻身無聲的階級,我們必須學會不平則鳴。
不論是為勞動人民,還是為一切青年理想主義者。

如果我們一直沉默不語,廣大公眾永遠不會知道我們的存在,廣大青年永遠不會受到我們的感召,黑暗會一直得意地笑到最後;
如果我們一直後退,那「任何理想青年都可以被抓捕,任何讀書會都可以被定罪,任何志願活動都可以被控制,理想精神不可觸碰,言論自由極端廉價,馬克思毛澤東都是笑話!」

如果沒有聯名信,自白書和宣言,八青年或許還在六個月監視居住;
如果我一直沉默不語,左翼社團「致遠社」就這樣被無聲摧毀,那些讀書會、那些義診、那些紫金山上的歌聲就好像從來沒存在過。

我們應該讓所有人看到,我們的奮鬥,我們的艱難,我們的不屈服!
    
讓所有人看到:在社會底層,在法外之地,在紅星照耀的荊棘路上,
我輩左翼青年的熱血,在頑強地、執著地、不懼風霜地燃燒著!

我是左翼青年季超超,來自致遠社,支持八青年。
我願捍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捍衛工農群眾的權利!
八青年無罪,致遠社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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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一直沉默不語,左翼社團「致遠社」就這樣被無聲摧毀,那些讀書會、那些義診、那些紫金山上的歌聲就好

服裝廠工人自白:跑著上廁所吃飯,一身職業病,還要被無端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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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麥田守望者.
一位在前進的路上尋找光,尋找希望的工人

轉載自中國女工權益與生活資訊平臺——尖椒部落

我是去年九月份來這個廠的,剛來的時候,因為對這個工序的工作不太熟悉,幹得比較慢,所以心裡會緊張,怕攢的活太多就會影響下一道工序幹活,所以我儘量節約時間,毫不誇張地說,我連上廁所都是跑著去的。每天中午吃飯的時候,我也總是早點去食堂,即使還感覺不到餓,因為那時候食堂人少,不需要等太長時間。有時候我去食堂,食堂還沒做好飯,我就會感覺到焦慮,覺得又浪費了幾分鐘。我甚至想把自己變成一個機器人,一天吃一頓飯就行了,免得浪費時間。這種爭分奪秒的感覺一直持續到我對自己的工作熟了後才好了一點。我也不知道服裝廠的工作算不算流水線,因為它沒有傳送帶,說不算流水線的話,但是模式又差不多,工序之間也是一條龍的,我們的工作也是重複動作。比如我的工作主要是負責往褲子上訂一個大扣子,最忙的時候一天要幹十四五個小時,一天會有八千到一萬的牛仔褲從我手裡過一遍。 雖然說每個動作的勞動強度不大,但是一天下來腰酸背痛,困得不行。但是我們又不能打盹,因為稍不注意就會很危險。

想想,我已經在不同的服裝廠待了六年時間,幹這種工作久了就會有職業病。比如我,以前做熨燙,站著幹活,低著頭,時間長了有輕微的腰間盤突出,頸椎也不太好,醫生說我的頸椎已經沒有了自然的生理屈度。縫紉機工大部分都會有頸椎病,或輕或重。去年我就遇到一個大姐釘到了手,老闆根本不管,也沒有給她算工傷,她在家歇了幾天後就來上班了。 去年三月份兩會期間環保查得緊,廠裡的鍋爐不讓燒,於是廠裡就偷著幹,熨燙的工人白天不上班,晚上再才開工,以免環保監管的人看見鍋爐冒煙。 為了讓外人以為廠裡沒有人幹活,老闆把廠裡的路燈關了,廠裡漆黑一片,連廁所都沒開燈,上廁所都要小心翼翼地用手機照明,防止掉進茅坑裡。不僅如此,老闆還用布把窗戶蒙上,從外面看就更看不到車間裡的燈光。前幾天我們下午上班,環保局突擊檢查,聽說老闆被罰了兩萬塊錢。 我的同事說:「這老闆,平時沒事兒經常找理由罰我們的錢,這次他被罰款也是活該。」而我卻在想,老闆被罰款了,日後,他肯定會變本加厲地從我們身上罰更多的錢,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錢可都是我們的血汗。

還有一次,是環保查水洗廠的時候,老闆便不讓水洗廠幹,但是我們的縫紉車間並沒有停工,導致水洗廠攢了好多貨,等環保不查了以後,水洗廠就瘋狂地往我們這裡送貨,搞得我們老是加班。 這些經歷也讓我覺得,如果環保部門不從根源治理問題的話,受害的還是我們底層工人,把我們折騰得苦不堪言。這不,這兩天環保又來查,比以前查得更嚴了,還把鍋爐房貼上了封條,限期整改,要求一定要把鍋爐改成燒油或者燒天然氣的,否則不讓幹,看來這次環保局是動了真格的。但是廠裡並沒有因此而停工,老闆把機器運到了別處讓我們接著幹。平時廠裡業務以及品質上的事兒老闆並不怎麼管,只是老闆的女兒和女婿負責,老闆的女婿就是廠長,廠裡大大小小的事物他都管。至於老闆的女兒,就只管罰錢。比如掃地掃得不乾淨,掉到地上的輔料沒有撿起來,都有可能被罰。每逢週一的上午,是老闆的女兒檢查衛生的日子,她會趁大部分人還沒有來上班的時候來個突擊檢查,一般會帶一個筆,一個本子,最重要的是手機,用手機拍了照片發給我們的車間主任,以做證據之用,有時候連車間主任一起罰。 因為罰錢的事,我前面一道工序上的兩個人沒少議論,他們說:「沒有人可以把工作做得百分之百沒有瑕疵,在自己盡心盡力的前提下,還是可能會出問題,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既然一定要罰,也只能認了。」因為我們幹的活是計件的,都是在保證品質的前提下追求速度。雖然罰錢一般不會罰太多,但是也都是我們的血汗錢呀。最可氣的是我們有時候根本就不知道因為什麼被罰,只是在發工資的時候發現數目不對,總是被罰得不明不白的。

就像有一首歌詞裡寫的那樣:「他們穿著漂亮的衣服,卻總是看不起你,到底是誰在養活誰,他們總是弄不清這個道理。」廠裡的工人就是羊,我們都在為狼老闆打工,如果每個羊身上拔幾根羊毛,攢多了也可以做一件羊皮襖了。狼吃羊不需要理由,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咬你一口。 我越來越覺得,我們真的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喂飽」了那些黑心的狼。從去年開始,我的頸椎就開始有些僵硬,去了一個專業治療頸肩腰腿痛的診所,給我貼膏藥也不管用,而且膏藥也太貴。今年吃了些藥好了些,但是最近右胳膊感覺好像勞損一樣,有時候會感覺很累,累得都不想動。 我有時候真的很擔心有一天突然就不能幹了。我們為了養家糊口和自己可憐的欲望終日勞碌奔波,對於老闆來說,工人們只是像機器零件一樣的一次性用品,我們沒有地方表達自己的訴求。 有時候我真的希望自己是一個無牽無掛的孤兒,想去哪就去哪,可以去一個人人平等,互敬互愛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極樂世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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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我已經在不同的服裝廠待了六年時間,幹這種工作久了就會有職業病。比如我,以前做熨燙,站著幹活,低

中國資金助重建英國?中央限制走資令投資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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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近年中國資本在世界各地大幅擴張。不論是官方主導的「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還是中資跨國企業,都在海外大量投資。除了比較引人注意的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外,資金亦遍及歐洲。在英國,來自中國的資金甚至一度被認為是振興經濟的關鍵。然而這篇翻譯自金融時報的文章提出相反的觀點。

四年前,在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時任財政大臣)訪問北京期間,一度傳出樂觀的訊息,認為來自中國的投資可有助英國北部城市重獲新生。時至今日,一些重要案例證明這種樂觀態度沒有根據。

梅西河畔(River Mersey)的威勒爾(Wirral)現在終於承認,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初步討論過,興建造價1.75億鎊(約19億港元)的國際貿易中心的計劃已經無疾而終。皮爾集團(Peel Land and Property)與森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一間名氣不大的中國公司簽訂建造該項目的協議。除此之外,雙方更計劃投入45億鎊(約500億港元)重建利物浦附近無人使用的碼頭。「與森華集團合作的發展計劃已經不再進行。」威勒爾市政府在聲明中承認。

森華集團主席邵瀚萱(Stella Shiu)曾承諾引進數百間公司展示商品和服務。時任首相的卡梅倫亦曾到訪計劃興建中心的地點。但之後什麼都沒有發生。在2013年,金融時報揭發邵瀚萱在2008年因無法償還債務而被香港法院頒令破產。多間在他名下註冊的公司在中國亦已清盤,而森華集團在北京的辦事處坐落於一間守衛森嚴的軍方酒店。截至昨日為止,邵女士未有回應查詢。在2015年,皮爾集團決定取消協議。但威勒爾市政府,作為英國最貧困地區之一,堅持繼續計劃。威勒爾市政府企圖向森華集團出售部份公有土地。現在,在花費數千鎊到中國商討過後,終於承認計劃失敗。

這樣的挫敗令奧斯本和卡梅倫承諾的中英關係「黃金時代」失色不少。現時的首相文翠珊在最近的三日訪華行程表現得謹慎得多。

一名有參與威勒爾和森華集團談判的人士認為,英方表現幼稚。「在中國,沒有人會對你說不。」他說:「若你和一個商人或政客去談,他們會對你很好,讓你以為談判能夠成功。而森華集團一貫的說法都是,『資金正在準備當中,需要時間把資金弄出中國』。然而資金從未出現過。」

在2013年,中國企業蓄勢待發,紛紛準備大量在海外投資。可是隨著政府關注資金流出,對外投資已經被煞停。「現在我們知道,除非你是巨大的跨國中資集團,否則不會得到政府許可對外投資。」那人補充。「現時中國政府要求企業將資金留在中國。」  

有一宗投資接近完成。國企巨頭北京建工集團(BCEG)有份投資發展曼徹斯特機場附近的商業區,金額達1200萬鎊(約1.3億港元)。北京建工集團更在該市設立辦事處。目前曼徹斯特、上海和北京之間已經有直飛航班。

另一個項目由新疆華凌集團與錫菲(Sheffield)商人麥卡比(Kevin McCabe)合作,在利茲(Leeds)及錫菲數碼園(Sheffield Digital Campus)邊緣興建一棟商業大樓、住宅和商場。華凌集團已持有米杜活河畔(Middlewood Locks)25%的股權。那是一個鄰近曼徹斯特市中心的發展項目,面積達25英畝(約10萬平方米),計劃提供2,215個住宅及90萬平方尺(約83,000平方米)商業空間。

中國駐倫敦大使劉曉明去年8月在一份報章撰文,提到來自中國的180億美元(約1,400億港元)非金融投資遍及全英國「各行各業」。但在錫菲的其他地方,還有很多中國投資無法兌現的教訓。這個「鋼鐵城市」因為中國製造業的低價競爭而失去大量工作,期待中國投資能夠振興經濟。在2016年,這個城市與四川國棟建設集團達成協議,該公司將投入10億鎊(約110億港元)發展地產項目,是中資在英國史上最大規模的投資。

四川國棟的總部在成都,錫菲的姊妹城市。集團主席的女兒在當時亦在錫菲讀書。錫菲的勞工議會稱,項目的投資年期為60年,首五個項目將在三年內投入2.2億鎊(約24.4億港元)。四川國棟有意買入該市有歷史價值的圖書館,將之改建為酒店。但不久就發現,改建工程開支較預期為高。錫菲市議會稱,正在與四川國棟合作進行市內其他項目。四川國棟拒絕評論事件。

除了地產項目,四川國棟亦生產地板、玻璃和梳打水。

在錫菲,亦有一些人批評市議會與該公司的合作計劃。自由民主黨市議會前領袖史里文勳爵(Lord Scriven)形容,與中國公司達成的協議「就像棉花糖一樣」。「那些計劃看上去很吸引,但你一觸摸它,它就消散了。」他說:「這些投資真的適合錫菲嗎?我們有盡力確保事情如約定那樣落實嗎?」他透過資訊自由法要求市政府提供更多有關與四川國棟協議相關的資訊,但市政府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

文章來源:
Finacial Times: Chinese investments in UK fail to materialise
https://www.ft.com/content/2e03578e-072f-11e8-9650-9c0ad2d7c5b5

Photo credit: Phil Beard on Visualhunt.com / CC 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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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在喬治·奧斯本訪問北京期間,一度傳出樂觀的訊息,認為來自中國的投資可有助英國北部城市重獲新生

咁__凍,點返工?中國北方的「低溫津貼」和「供暖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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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百科】最近兩週,香港氣溫持續低過十度。不要說戶外工作,就是在室內,低溫工作也比平日辛苦得多。在這些日子,有沒有一些可行的措施,保障在低溫環境工作的打工仔?

在中國北方各省,每年有兩三個月氣溫低於零度。自1950年代起,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會在冬季向員工發放俗稱「烤火費」的「供暖補貼」(在一些省市稱為「取暖補貼」)。顧名思義,這種補貼的目的是補貼員工在冬季為取暖而增加的額外開支。各省市發放津貼的期限和金額的規定不一。以天津為例,津貼在每年11月15日至明年3月15日發放,每月金額為335元。

但這種補貼僅適用於政府部門和國企。一般工人都無法受惠。但目前中國各地都未有統一規定要求所有僱主在寒冷月份提供補貼。一些省份有提到要給補貼,卻沒有標明金額和不提供補貼的法律後果。只有內蒙古自治區政府訂立了低溫工作的津貼:在零下25度或以下連續戶外工作超過4小時,每月可獲230元「高寒崗位津貼」。

相反,多個省份訂明各行各業的僱主在夏天都要向職工發放高溫津貼,保障所有勞動者,而不止是政府部門和國企員工。目前全中國至少有28個省份列明高溫津貼的發放標準,金額由100元至240元,發放期由3至7個月不等。不少省份訂明,高溫津貼為額外的補貼,不包括在基本工資之內。

當然,嚴寒及酷熱天氣會令戶外工作的人帶來額外的身體負擔,患有心血管或呼吸道疾病的人在這段時間更容易出現毛病。在嚴寒及酷熱天氣向工人提供額外津貼雖然是一種物質補償,可能讓他們有多點錢應付令人不適的氣溫,但仍難以避免因氣溫而造成的職業安全問題。因此如打風或暴雨需要強制停工一樣,在極端氣溫期間停止戶外工作,也是應該研究的做法,保障工人的安全。

相關報導:
你凍清潔工更凍 工會籲減少員工戶外工作時間
https://wknews.org/node/1001

相關文章:
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在南方的夏天買不起空調……
https://wknews.org/node/1500

參考資料:
我区制定高温高寒天气室外作业岗位津贴标准
http://www.nmg.gov.cn/fabu/rdxz/201506/t20150616_457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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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說戶外工作,就是在室內,低溫工作也比平日辛苦得多。在這些日子,有沒有一些可行的措施,保障在低溫環

中大人問嶺大人:勞工情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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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各大專院校絕大部分院校的清潔工及保安皆悉數外判,現在只有中文大學直接聘用清潔工。究竟直接聘用和外判清潔工的待遇有何分別呢?此文章原刊登於中大基層關注組早前出版的《工友報》,惟工新聞特此轉載,透過兩位嶺南大學學生讓大家了解在嶺南大學的外判清潔工待遇狀況,

* * *

受教資會(UGC)資助的大專院校裏,中大是唯一直接聘用清潔工的院校,其他都是外判。這個「唯一」固然值得宣告,但更有意義的是,到底直接聘用和外判下工友待遇分別如何?校方和同學能否改善外判流弊?中大工友的情況本專題有另文交代,這篇文章則訪問了兩位嶺大同學Parkson和Apple,了解嶺南勞工情況。

 

外判制下的嶺南清潔工

Parkson於2004年入學:「當時清潔外判商係國際社會服務社(ISS),都有嶺大直接聘用的清潔工,但已經好少,佢哋退休後也沒有直接聘用清潔工。」當年清潔工每天工作6-10小時,時薪約$17,為全港大專最低,比政府外判合約清潔工指引的$5,030還低。及後嶺大轉過幾次清潔外判商,由ISS轉為碧瑤,再轉到現時的莊臣。據現時嶺南勞工關注組(下稱嶺南勞關)成員Apple說,莊臣外判公司的清潔工每天工作9小時,今年七月前時薪約$33.7,7月後加薪至$37.3。

Apple帶我們到工友休息室,有幾位工友向我們介紹編制,「我們分日夜更,日更六十幾人、夜更十幾人。日更做九個鐘,負責清潔課室、全校洗地、定期清除積水、通渠,麻煩一點的包括清潔天花板和升降機槽。夜更由五點半做到十一點,平均每人清潔四、五十間課室,有大型活動則要收拾場地。」他們補充:「夜更工友只有半小時食飯,唔少工友食個包就算數。」

那天遇到一位嶺大工友因丈夫在中大任職,可以免費在中大求診。其他工友便問我中大員工醫療福利,並嘆說他們雖有無薪病假,但要自己花費求診。Apple看到嶺大清潔工面對很多問題,曾試過沒有「飯鐘錢」,直在現在還有工友沒有存放物品的位置,轉約時拖欠遣散費等等。「有次工友向我說外判商要求他簽紙,要向外判商提供病歷和保險記錄,但他們沒權的。原來公司打算當工友遇上工傷時,用他的病歷辯稱那是舊患,拒絕賠償。」

 

Caption:莊臣外判商的安全標語,強調工傷責任為工友自己不小心。

 

嶺南勞關與嶺大之間

現時嶺南大學有Tender Assessment Panel監察外判商,由學生代表和三位學院(文社商)的教授組成,負責建議標書的評分準則,評審外判商。但學生只佔一席,校方又迴避問題。2014年龍衛外判公司曾被揭逃遣散費,嶺南勞關曾要求將它列入黑名單,校方只說不會主動邀請龍衛,但不會拒絕入標。Apple 說:「有次校方話『其實好需要學生幫我們攞料』,我心諗,呢啲明明係你僱主嘅責任,點解你講到唔關你事咁?依家校方外判服務俾公司,仲將了解工友的責任外判埋俾學生。」

嶺南學生亦有嘗試爭取改善清潔工待遇。2004年Parkson和十幾位同學在畢業禮請願:「當時我們用黑色垃圾袋扮畢業袍、『祝君安好』的毛巾扮1st hon領帶……想令同學注意清潔工待遇。」及後校方和同學會面,下學期清潔工獲加薪。近兩年嶺南勞關都有做勞動調查及發佈會,研究外判以外的聘用制度。今年校方承諾清潔工和保安薪酬上調7%,以及幾項福利改善等。

但嶺南願意改善勞工待遇也不全因為學生發聲。Apple和校方交手多次後,覺得「學校只係想應付學生。今次爭取到加薪其實係因為嶺大五十週年,校方好明確咁講,希望我地唔好搞咁多野,話加薪之後嶺南勞工待遇比起其他院校已經好好。」Apple說之前嶺大不只一次指責他們揭發工友被剝削「影響校譽」。Parkson回想當年和校方會面,對方直言「如果你今日是傾12-8(筆者案:「12-8」是指當時同學要求每更保安工作由12小時轉為8小時)或人工,咁我哋可以唔使傾了。」會面並無太多共識,後來校方願意加薪有點出乎意料地願意加薪,他認為「校方是介意新聞說嶺大勞工薪酬為大專最低,總之人工加到不是包尾就可以了。」

 

Caption:嶺南大學工友的休息間,左邊為工友儲物櫃,但數目不足以全校七十多位工友使用。

 

 

中大和嶺大差在哪裏?

比較下來,中大直接聘用制難免顯得可貴,薪酬較高、福利完善、工作穩定。但無法迴避的問題是,為何中大直接聘用,而嶺大沒有? Apple說:「我不會用嶺南慳皮去總結成件事,因為UGC Funding其實牽制著大學點樣用錢,例如它會按學校研究數目批錢,嶺南又是唯一一間不是理科Base的,商科也是近年先開始,Funding比較少。校方既要投放資源發展理科,也要不斷省錢。問題是在哪裏省。」

話雖如此,勞工待遇和資源也沒必然關係,這是中大給我們第二點啟發。中大雖沒外判,然而校園不斷擴張卻沒相應增聘人手,也是隱性剝削。1986年到現在建築數目多了近一倍,86年建成建築七十餘幢,今天已超過一百五十幢。雖然30年來中大佔地相差不大(86年為133.8公頃,今天為137.3公頃),但當年逸夫、敬文、39區等地方還沒發展。建築落成後一連串設施隨之而來,例如街道、植物、垃圾埇,清潔量大幅增加。需要負荷的本科生人數也由86年的6957名增加至今年20147名,然而86年到現在室外清潔組也維持在20多人。中大在UGC遊戲如魚得水,得到大量財力和學額,卻沒有改善勞工待遇,未免令人失望。但如果辦學機構本來就沒想過實踐甚麼人文精神,那我們譏諷他們沒有教育理想,就不是直指本源的批評了。至於我們認為甚麼才是大專外判問題的本源,可詳看本專題〈大專外判現況探尋與抗爭出路〉一文。

 

相關文章

中大基層關注組:大專外判問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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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力車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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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在今日香港,只有在很偶然的機會下才可在遊客區看到人力車。但原來人力車曾是香港一種主要的交通工具,香港最早的一些交通規則與人力車有關,部份對公共運輸的規定更沿用至今(例如不准拒載)。同時,人力車夫亦組成了香港最早的一些工人組織。梁寶龍這篇文章回顧了這個消失的行業的歷史。

人力車的由來

第一部人力車於 1874年引入香港 [1],由此香港公共交通工具起了變化。人力車源於日本,由到日本的美國浸信會傳敎士高保(Jonathan Globle)於1867發明。北京人稱作洋車,上海人稱作黃包車,天津人稱作膠皮車,有些地方叫做東洋車或手車,香港人一般叫做人力車。

另據日本《廣辭苑》的解釋:人力車是1869年由和泉要助、高山幸助和鈴木德次郎等3人發明 [2]。明治政府認定此3人為發明者。和泉要助於1870年3月申請營業 [3]。

1871年日本街上有一萬輛人力車,翌年1872年東京府街上的營業轎子全部消失,人力車增至四萬輛,到了1876年日本全國有人力車十二萬輛 [4]。1895年東京不景氣,加上電車的出現,影響人力車的生意,四萬名力車夫報名當軍夫,參與甲午戰爭 [5]。

但香港因山路多,人力車上斜路困難,轎子上山比人力車容易,就有生存空間,所以兩者並存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於是為了方便乘客轉乘,在雲咸街出現了轉乘交匯處。

上海於1875年有人力車出現,1934年時有二萬三千多輛,車夫七萬八千餘人 [6],實業部於同年調查所得:北京有人力車四萬零五百輛,人力車夫八萬人;天津有人力車六萬零二百輛,人力車夫十二萬人;另據資料南京有人力車九千六百多輛,人力車夫八萬人;北京有人力車四萬零五百輛,人力車夫八萬人;1933年廣州有人力車近千部,據推算全中國人力車夫不少於五十萬人,人車比例是二車三人。四十年代開始公共汽車增加,人力車日漸減少 [7]。而1915年時全國有人力車夫十五萬人 [8]。1949年中共建政,禁止人力車經營 [9]。香港1883年約有五百部人力車,車夫約一千人,其餘各年的數據下文會談及。

人力車約於1880年前後傳入印度和斯里蘭卡,最初主要是華商及歐洲人的私人代步工具,到了1914年政府才開始批准營業載客。此外,在十九世紀末期,人力車也傳至東南亞各地的大城市,成為重要的交通工具。

香港人力車的歷程

1883年3月24日,立法局通過《車輛及公共交通法例》(The Vehicles and Public Traffic Ordinance),訂立人力車的管制發牌條件和收費等規例;由警務處長代替華民政務司發牌。法例規定:

1.港島只限500輛人力車登記;(原本898部);
2.牌照按金50元;
3.牌費每半年3元,車夫牌照2角;牌照不可轉讓;
4.車夫行車必須佩載牌照章;
5.警務處長有權因車或車夫衣著不潔淨而拒絶發牌;
6.車資跟警務署長指示收取;
7.違規罰款最高25元或監禁3個月;
8.靠左行駛,超車要靠右;
8.晚上12時後行車要掛燈 [10]。

10月31日,港府刊憲修改人力車規例,加入以下條款:
1.在無合理情况下不准拒載;
2.不准收取額外車資;
3.按合理車速行車;
4.不可中途趕客下車;
5.不可粗言穢語和動粗;
6.車夫不可坐或卧在車內。

港府以嚴刑峻法來改善交通秩序,但車夫的粗言穢語和爭客動粗仍繼續發生,而交通問題尚有行人的不守秩序,做成人車爭路問題,所以這些法例的推出,對改善通收效不大 [11]。

港英於1887年1月22日,刊憲規範人力車,怎知受影響卻是轎夫的生計,引起罷工。

條例規定:人力車牌費每半年6元,人力車夫牌費3角;轎夫牌照費由每年2角提高到3角。人力車同一車可有兩位車夫,嚴禁在酒店、碼頭或登岸階拉客。第九條規定人力車夫和轎夫執照要有照片,還要寄存一份在警署以便查核,拍照費用由政府支付。

6月25日,港英再次修改條例,加入有關接載病人內容:不准接載傳染病人,若曾有接載要全車消毒;不准接載死屍。到了12月10日,再加入一項新規定,除行李外,不准載動物或貨品,釐清人力貨車和客車的分工。1891年港英批出九龍人力車牌照 [12]。

道德禮儀是雙面的,從立法來看,我們可看到車夫的不禮貎一面,另乘客方面又如何呢!曾有歐洲人不把車資於在人力車夫手上,而是掉在地上,讓他撿拾。而且經常發生歐洲人士拳打脚踼車夫事件 [13]。直至今天我們仍可在新聞報道中,看到司機與乘客之間的各種糾紛,人的道德文明操守,並不是法律所能約束的。

恩格斯在分析英國工人的道德問題指出:平靜的生活使工人正直、虔誠、品行端正,因為根本不存在使他們變得不道德的任何誘惑。工人階級數量急劇增加,他們在流動和競爭中失去財產,工作不再得到保證,道德水平開始下滑 [14]。可作以上問題的註脚。

港英立法規定轎夫車夫按日計薪酬,以早上6時至晚上6時為1日 [15]。

1896年法院重罰拒載車夫,車夫的罰款包括在租車費用上,即是間接令車主減少收入,車主因此煽動車夫罷工。罷工於10月17日上午發生,警方派出武裝警員在街上巡邏,另一方面在中央警與車主商討,聲言車主若不交罰款,車夫便要入獄,這樣車主便没有了收入,車主亦恐警方以滋事份子為名拒絶續牌,結果於中午11時,車夫無奈結束罷工。自此,法院對車夫違規的罰款上升至1-5元 [16]。

1888年港英公佈《山頂區保留條例》(Peak Reservation Ordinance),不准華人在山頂區過夜,但洋人需要華人來服侍,條例又規定服侍洋人的華工可在該區留宿,包括:山頂區居民的僕役、領有該區牌照的轎夫和人力車夫,在該區工作的承包商或臨時工人等。1925年省港大罷工提出要求取銷此條例,直至1946年條例始被撤銷,類似的法例也曾經在長洲實施。

1894年港府開始設立人力車站,分別是東區14個、中區44個和西區27個,空車不能在街上行走 [17]。

1906廣東銀幣大幅貶值,港粵幣折算差額於1907年已超過10%,車夫是以廣東碎銀繳交車租,而車主則要以港幣繳交車牌費,兩者折算相差約5%。加上改良人力車的費用,令車主經營成本上升,兩幣兌換和紙幣折算的損失共11%。車商若有50部車則損失500元。在這情况下,車主向車夫打主意,提出增加車租3仙 [18]。因此1908年1月6日,有二至三千名人力車夫參加罷工,剛巧電車也停駛,人力車夫在街上聚集,警員持械準備出發維持秩序。截至中午,拘捕了30人。最後車主代表收回加租通知,承諾日後加租會事先通知政府 [19],罷工平息。

這宗罷工主因是港粵幣兌換的問題而引發的,可是罷工没有引起港英對這問題的重視,没有及早拆炸彈,炸彈終於在1912年爆炸,發生騷動。

1910年6月21日晚,人力車夫因不能收取賞錢的問題開會,醖釀罷工,翌日早上,一千二百名人力車夫罷工 [20]。

當日下午,車主被召到華民政事務處,他們感到無奈,但不能強迫車夫不收賞錢。港英採取拖延的辦法,消耗車夫的鬥爭資本。另一面派出便衣警員巡邏車夫聚集的地方,3日後罷工結束 [21]。

1912年10月,轎夫與人力車夫聯合罷工,抗議港英重罰轎夫與人力車夫拒載,有一千餘名轎夫和人力車夫參加,罷工持續了3天,警察拘捕了數名阻止他人載客的車夫,最後由警方聯同華民政務司與車夫協調,方能平息罷工 [22]。

11月港島爆發杯葛電車事件,人力車乘機加價,從銅鑼灣至中環的增至4角半 [23]。

汽車和電車的出現直接打擊人力車的營業,1929年香港有汽車二千部,汽車司機三千人,而人力車由1925年高峰期的二千部,下降至1940年的九百部,車夫由1920年的三萬餘人跌至1940年的不足一萬人,面臨淘汱 [24]。按通常計算一部車有兩車夫,以上車夫人數似不合理,車夫是車的十多倍。這些車夫人數可能包括運貨人力車夫。到了1968年港府停止發出人力車牌照,至1970年只餘不足二百名持牌車夫,約於1980年起僱客變為以遊客為對象,成為旅遊觀光項目之一,至2013年僅餘3名持牌車夫,2015年僅餘一人 [2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洲各地人力車開始被三輪車取代,在廣州、台北、澳門和檳城都是這樣情况,香港則没有三輪車出現。

人力車夫的生活

1901年香港人力車夫每月收入約5至13元,支出房租1元至1元3角,伙食3元至5元5角,車租200碎銀,可儲蓄3至10元 [26]。伙食開支佔總額的一半以上,轎夫亦有相同的情况(見下表),上海的人力車夫亦是如此(見下文介紹),這應是體力勞動者的普遍現象,因體力消枆大,自然要大量進食以補充體力。

據南京調查分析,車夫的生活開支絶大部份用於食品和燃料上,佔每月家庭開支的三分二 [27]。

1927年上海社會局統計,上海華界男工平均月薪約20.65元,女工約13.92元,童工約9.30元,另據調查人力車夫月薪約8.84元,收入不及一位童工 [28]。

香港人力車夫多數二三十人合租一層舊樓住,早晚更共用一個床位。在早上,早更開工晚更在該床睡覺,到了晚上則倒過來,晚更開工早更在該床睡覺 [29]。

據醫生的觀察中國的情況,人力車夫工作年期只有4年,轎夫為8年,搬運工人壽命不超過45至50歲,此後他們已是一名廢人。這些體力勞動者,由肌肉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妨礙血管外流,深受靜脈曲張和動脈瘤之苦,大腿上的靜脈如麻繩纏在腿上 [30]。由於工作過勞引來各種楚,他們大多數會以吸鴉片來止痛 [31]。

上海人力車每輛售價15元,車夫向車主租車每日四百至六百文,車主扣除保養、折舊和稅項等開支,一個月內可收回成本 [32]。香港車商基本上要一年才能回本 [33]。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社會各界開始關懷和同情人力車夫,中國文人魯迅、胡適和老舍以不同手法著文表達情懷。1927年馬來西亞檳城以人道立場,計劃取銷人力車,港英得知這消息,亦計劃取銷人力運輸工具,逐步推行以機械代替人力運輸人和貨 [34]。1940年國民政府曾計劃取締人力車,直至退守台灣仍未見成績。

人力車夫的種類

香港人力車供公眾使用的車身多數是髹上紅色,而私家使用的多數是髹上黑色或啡紅色的。早年的富商、地主、西醫大夫、社會名人和大亨老闆,都會有一輛或多輛私家人力車長駐府第;如香港大老何東(1862-1966)、富商鄧志昂(1872-1939)、鴉片大王利希慎(1879-1928)等,這些家族僱用的車夫也穿起了制服,車身髹上了主家姓氏,例如何、鄧、或利等或舖號。這類私家人力車叫做長班車,它們的裝潢富麗堂皇。車身座位比較寬闊,大多數車身髹上黑色或棗紅,打磨光潔。有的把車柄和槓桿鑲上銅片並擦亮,左右兩邊的輪蓋,以精銅包邊。兩輪配上充氣塑膠車胎,座墊布料則用名貴提花或天鵝絨等高級布料,車背髹上主人姓氏,前後配上防風油燈,褶篷及防雨簾幕是用優質帆布,並髹上漆油防水,車身裝飾華麗,排場十足 [35]。

富有人家多數住在半山區及山頂,其私家人力車上落斜路,就要用上三個人來拉車了。下斜路時,後面兩人則以繩索套緊安置在車後的鐵鉤,拖後車輪,而前面的車夫則同時配合拉緊車柄,不讓車順路滑下,如果是上斜坡,後面的兩人則幫力將車推上。這是相當危險的,所以轎子就有存在價值。

以前的公共人力車以兩種顏色來分辨營業範圍:行走半山區般含道、堅道一帶的是灰色的,而在平地市區是紅色的,兩種車的營業範圍分得很清楚,河水不犯井水。紅色人力車可以拉到薄扶林去,但不准許在薄扶林載客回市區。同樣的,灰色人力車可以載客到市區,但不可載回半山 [36]。人力車的收費,於1916年時,車資是每十分鐘5仙,半小時15仙,一小時20仙, 一小時以上每小時20仙 [37],於1930年時,每十分鐘一毫,半小時二毫,一小時三毫, 一小時以上每小時另計,按1937年時,三毫可買一斤牛肉,九龍一層樓租金是十多元至近三十元 [38]。

公共人力車按質素的不同,分為頭等和二等兩種,頭等有白色可清洗的椅墊,和擋雨的車篷及避震較好的樹膠車軚等,收費約貴五成以上,相差約五仙,二等為一般車 [39]。

日本的人力車除了出口亞非洲外,亦出口至英法國 [40]。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開始設廠生產人力車 [41],上海有人力車工廠百多間 [42]。

人力車因應當地的營業環境,裝飾各有不同。日本人力車種類較多,有單座和雙座,也有豎起四條柱子的,更有三輪和四輪,甚至出現了豪華的泥金畫人力車等 [43]。

1945年12月,上海的一群美國兵發起了一次人力車皇后競賽,他們從美軍機關中選出不同國籍的小姐,分別坐在每輛人力車上,上百輛人力車浩浩蕩蕩從三馬路(今漢口路)外灘出發,一路往西,經南京路折入陝西北路,終點是陝西南路 [44]。

人力車夫組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香港社會蕭條,百業待興。旅居香港的海陸豐人士,有的做苦力,有的拉人力車謀生,工人待遇低、生活苦、就業困難。這時港島有人力車503輛,九龍有350輛,大份集中在碼頭接客,人力車夫約有一千七百人。為了尋求生活保障,同舟共濟,在一群海陸豐有志人士王超周、羅網、陳耀枝、余史江、謝鑽、郭逸、羅燖和林珠享等倡導下,於1947年組織了僑港手車工人互助社,没有會址,以流動式聯絡。並於1948年成立港九惠潮手車工會,租灣仔軒尼道會48號4樓頭房為會址,目的是為了加強團結,發揚互助互愛,共勉扶持,穩定職業,及維護工友權益。成立初時會員約有一百餘人,到了五十年代,隨著人力車行業興旺,五十年代高峰時期,會員增加至近千人。並是首批參加香港工會聯合會的工會。

1950年工會遷往灣仔春園街17 號4樓作會所,1951在會所開辦識字班。1964 年發動會員工友籌款,以31,800 元購入香港灣仔汕頭街20 號五樓。1973 年因會員發展迅速,分佈港九新界,工會在會員工友支持下,半年籌得十二萬元,再購置九龍油地官涌街17 號3 樓,設立九龍辦事處。1982 年因應時代發展,將物業售出取得款項廿四萬元。1985 年再度以廿萬元購置灣仔駱克道368-374 號百玲大廈3 座14 樓為會所。

社會發展及科技發達令交通工具大大改善,人力車於六十年代起漸漸被取替,日趨式微,加上政府停止發牌,人力車夫因而轉向其他行業,如搬運行業等。工會為了更好擴大團結,凝聚力量,切合工友需求,保障基層權益,於七八十年代及廿一世紀,先後根據實際需要相應進行多次改名和擴大會員範圍,於1970年改名為港九手車搬運工會,1987年改名為香港搬運裝修清潔總工會,2005年改名為香港環保、服務及物流從業員協會。2011年改為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 [45]。

五十年代香港另有一間人力車夫工會,就是反共親國民黨的人力車自由工會。當時香港工會政治氣氛濃厚,嚴重對立,甚至發生打鬥 [46]。

工會除了大支持勞工子弟學校外,還大力支持香港海陸豐公學,籌募經費並發動社會人士支持捐助。工會多位理事長期曾擔任海陸豐公學校董。

海陸豐公學成立於1947年初春,校址位於香港灣仔機利臣街2號一幢木樓上,舊木樓原有4層,抗戰時被日機轟炸後僅剩下兩層,業主黃英女士以低廉的租金賃給公學使用。第一年春季開學招收了45名兒童入讀,1947年秋季學生增加到240餘人。

創校源於抗戰勝利不久,香港百廢待,工人失業,兒童失學。中共海陸豐駐港特派員周權向上級提出開辦一所學校,既可以解決旅港同胞子女就學難的問題,又可以使中共地下黨在港有一個隱蔽的聯絡站。他的建議到了中共華南分局的同意,並撥款50元作籌辦經費,周權獲又得了數百元捐款,學校便有了啟動資金。

周權決定先取得海陸豐旅港同胞互助社的支援,依靠在港較有社會影響和經濟實力的同鄉賢達,發動所有旅港同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求能集腋成裘。

周權和陳吾等人得到在港督府當翻譯的鄉賢周揚文和義安工商總會向前主動出面,聯絡社會各界有識人士組建董會,周揚文為董事長,柯效棠為副董事長,周權為秘書長,向前等18人為董事,向政府註冊。其後周權兼任校長,國民黨元老李濟深為公學題寫校名。

1952年秋,海陸豐公學又在深水埗南昌街開辦分校,取名為用明學校,校長為教育家馬仕中。用明分校除辦小學之外,又增辦夜校,專為在職的社會青年服務。1966年秋,公學在校學生已逾千人,在灣仔電氣街購置新校舍,開辦初中部和幼稚園。1974年秋,學生增加到一千五百餘人。1976年香港市區拓展,遂又遷往新界葵芳辦學。然而政府實施九年免費教育,私校生源驟減,因經費拮据,於1983年停辦,辦學共37年 [47]。著名校友有陳婉嫻。

政治組織方面,中共香港市委於1929年成立手車支部 [48]。

香港人力車夫爭權益工潮前文已述,中國人力車夫爭權益工潮以1921年11月底到12月初,漢口租界人力車工人為反對老闆加租,發生同盟罷工為轟動。

1929年,北京人力車夫發起了砸電車運動,毁爛多部電車,損失慘重。

人力車夫文藝

有關人力車夫的文藝有,著名小說家老舍所著的《駱駝祥子》,描寫北京人力車夫的生活。李大釗著有〈可憐之人力車夫〉一文。文學家胡適和沈尹默都有新詩《人力車夫》。陳綿在有短劇《人力車夫》。

著名電影有日本的《手車夫之戀》,中文名是《無法松的一生》,稻垣浩導演,月形龍之介、杉狂兒主演。稻垣浩於1958年重拍此戲,改由三船敏郎,高峰秀子演出。

1965年香港新聲影業公司拍了部《手車伕之纞》,陳雲導演,陳曙光主演。粵語歌曲有新馬司曾、鄧寄塵演唱的《手車夫之歌》。

攝影師道基•華萊士(Dougie Wallace)即將出版一本關於孟買出租車的攝影集,名叫《路上的僕人》(Road Wallah),裏面是人力車夫的照片,俄勒岡州立大學的講師希琳•海拉皮特(Shireen Hyrapiet)廣泛地採訪了這些人力車夫。她說,很多年輕移民仍然把拉人力車看作「一種提高社會地位的途徑」 [49]。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南粵春秋》和《廣州文史》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梁寶龍
11.09.2017

1.   馬冠堯著:《車水馬龍》(香港:三聯,2016),第50頁。
2.   張玲著:《蘇北人與上海革命運動》,(北京:人民,2016),第227頁。
3.   茂呂美耶著:《明治日本》(台北:遠流,2014),第097頁。
4.   同上,第097、227頁。
5.   同上,第240頁。
6.   張玲著:《蘇北人與上海革命運動》,(北京:人民,2016),第49-50、227-229頁。
7.   王印煥:〈民國時期的人力車夫分析〉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北京:近代史研究雜誌社,2000),第194-198、215-216頁。
8.   劉明逵等主編:《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第一卷一冊(北京:中央黨校,1985),第111-112頁。
9.   同上,第098頁。
10. 同註一,第52-53頁。
11. 同註一,第54-55頁。
12. 同註一,第58頁。
13. 高馬可著:《香港簡史》(香港:中華),第57頁。
14. 恩格斯著:《英國工人階級狀况》,載《中文馬克斯主義文庫》
15. 陳麗君著:《香港社會關係與矛盾變化研究》(香港:中華,2015),第5頁。
16. 同註一,第62頁。
17. 同註一,第60頁。
18. 同註一,第67-69頁。
19. 同註一,第68頁。
20. 同註一,第70頁。
21. 同註一,第70-71頁。
22. 同註一,第39頁。
23. 同註十三一,第126頁。
24. 同註一,第79-81頁。
25. 〈香港掌故•交通工具─人力車,載《大紀元時報》
26. 同註一,第65頁。
27. 同註七,第208-210頁。
28. 同註六,第232-233頁。
29. 同註一,第83頁。
30.  羅斯著:《病痛時代的中國》(北京:中央編譯,2005),第66-68頁。
31. 同註卅,第66-68頁。
32. 同註六,第228頁。
33. 同註一,第78頁。
34. 同註一,第78-79頁。
35. 同註廿五。
36. 同註卅五。
37. 同註一,第74頁。
38. 同註卅五。
39. 馬冠堯著:《車水馬龍》,第66-67頁。
40. 同上,第098頁。
41. 張玲著:《蘇北人與上海革命運動》,第228頁。
42. 同註三,第098頁。
43. 同註三,第097頁。
44. 〈奔跑出來的中國記憶——人力黃包車〉,載《每日頭條》
45.  〈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簡介〉載:《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網》。〈本會歷史概况〉,載成立七十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與時俱進七十載 同心協力創未來》(香港: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2017),第32頁。
46.  有關自由工會請參閱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2009),第313-317頁。
47.  張振宇:〈拳拳赤子心 興學未了情——寫在海陸豐公學建校60周年之際〉,載《汕尾黨政資訊網〉
48.  李沛群:〈關於廣東區委及各地黨委一情況的回憶〉,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2輯(廣州:廣東人民,1983)。
 49. 《紐約時報》

相片由何藩於1958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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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車約於1880年前後傳入印度和斯里蘭卡,最初主要是華商及歐洲人的私人代步工具,到了1914年政府

釀生態災難致停工 海南人工島追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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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隨著港珠澳大橋、機場三跑等建設,各種生態災害已屢見不鮮。然而,打著「經濟發展」旗號大興土木而導致的環境問題,又豈止香港才有?最近,當局揭發出中國海南省一連串人造島工程造成的生態災害。事件導致儋州海花島工程被叫停。一群建築工人就身受其害,因工程暫停而遭欠薪。

去年十二月,中國環保部發布環境保護督察組的意見,發現海南省地產開發商的違法填海問題嚴重,造成生態損害,更點名批評數個違法填海項目,指出它們對環境造成明顯破壞。受填海項目影響的地點包括儋州、萬寧市、三亞市、棋子灣等等,所興建的人工島主要用作興建酒店及度假區等旅遊設施。這些項目並非全部都獲得當局批准,如三亞市鳯凰島項目名義上為國際客運港和郵輪港,但實際上卻是興建酒店及房地產,部分填海項目甚至在未有任何批准已先行施工。

人工島的興建對附近構成多種生態災害,包括自然保護區遭污染,甚至物種瀕危等情況。現時,三亞珊瑚礁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多個海域的珊瑚覆蓋率已大幅下降,而受保護的物種如白蝶貝以及原生麒麟菜也正瀕臨滅絕。同時,由於建設人工島造成水流變化,當局需斥巨資對三亞灣進行人工補沙。

環保部發布以上資訊,並點名批評相關工程後,其他官方部門方始採取嚴格的填海管控措施。現時,不少現正進行的人工島工程現已暫停,當中包括恒大集團斥資的海花島。


網上流傳的海花島工人討薪情況

這個由恒大集團投資,以高尚住宅及酒店為主的項目位於儋州海岸,據悉斥資達1600億人民幣。工程喊停,首當其衝的並非財團商賈,而是工程承辦商的一眾工人。除了手停口停,位於海花島的工地更因停工而關閉,一眾外地來的建築工不能歸回住處,更被承辦商拖欠薪資。年近歲晚,工人在停工兼拖糧下,連回家過年也不夠錢。故此上月一群建築工人到海花島抗議,並追討欠薪。

目前海花島工人的處境及追薪行動仍未獲內地主流媒體報道,事態進展亦未見跟進。要了解更多資訊,就惟有從工人的社交媒體賬號獲得第一手資訊。

延伸閱讀:
1.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海南反馈:海域岸线自然生态和风貌破坏明显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18630
2. 环保部批海南向海要地:卫星图看海岸线变多少
http://news.sina.com.cn/o/2017-12-26/doc-ifyqchnr5963084.shtml
3. 人民网评海南过度开发:政府岂能跟着房地产老板屁股转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24953
4. 中國勞工通訊的相關紀錄
http://maps.clb.org.hk/strikes/en#201708/201802/9308

相關報導
挖沙——不為人知的全球環境浩劫
https://wknews.org/node/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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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當局揭發出中國海南省一連串人造島工程造成的生態災害。事件導致儋州海花島工程被叫停。一群建築工人

反職場性騷擾 富士康女工發出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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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中國女工權益與生活資訊平臺——尖椒部落

還記得由幾位富士康女工友發起的反性騷擾行動嗎?(詳情請點擊→我是富士康女工,我要求建立反性騷擾制度)繼網路呼籲之後,她們又有新動作啦! 昨日,深圳龍華富士康的幾位工友將裝有建議信的信封投入廠區內的企業信箱和工會信箱。

建議信全文

富士康女工要求建立職場性騷擾防治機制的公開信

尊敬的富士康領導:

我是富士康流水線上的一名普通女工。之所以寫下這封公開信,是因為我和一些同事的遭遇,迫使我不得不發聲。

在工作中,我和身邊其他的女同事陸續碰到來自男性的性騷擾行為。有時是被男同事假裝無意地撞到胸部和臀部,有時是被男性線長言語侮辱,有時是被強行索要聯繫方式。這些現象頻繁發生,讓我們感到車間的工作環境對女性並不友好。

大聲講黃段子,用身材和長相調侃身邊的女同事,借「指導工作」為由進行毫無必要的肢體接觸……諸如此類的「性騷擾文化」,在車間裡長期、公開地存在。很多女工因為不知道遇到這種情形應該向誰求助,選擇忍氣吞聲,而即使這些事件被報告給有關職責人,通常的結果也都是不了了之。更為嚴重的是,還存在管理者利用權力對普工進行性騷擾甚至性侵的情況。

職場性騷擾現象在中國非常普遍。2016年,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針對2002名職場女性展開的一項調查顯示,31.0%的受訪職場女性曾遭受職場性騷擾。肢體上的故意碰觸(58.5%)、口頭電話或信件等挑逗性暗示(53.6%)、上級脅迫(51.8%)是最常見的職場性騷擾行為。

我希望富士康是一所保證職工可以安全工作的場所,而不會讓女工生活在恐慌和陰影當中。

男女平等是我國的基本國策。習近平總書記在全球婦女峰會上表示,推動性別平等是國家責任,也作出承諾要解決好性別歧視的問題。2018年開始,各大高校也陸續發起反性騷擾宣導活動。國家和社會都在致力消除性別歧視、推動性別平等,作為全球500強企業的富士康,沒有理由保持沉默。

《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十一條寫明:在勞動場所,用人單位應當預防和制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規定:用人單位和公共場所管理單位應當通過建立適當的環境、制定必要的調查投訴制度等措施,預防和制止對婦女的性騷擾。 因此,我在這裡向富士康廠方提出以下建議:

1.在廠區及車間顯眼處張貼防治性騷擾標語;
2.給每一位組長以上的管理人員做一次有關防治性騷擾的培訓;
3.在每一位新員工的入職培訓中,加入有關防治性騷擾的內容;
4.設置一個專門接受性騷擾舉報投訴的管道,包括信箱、郵箱、電話等,需確保暢通,並在入職培訓中告知員工該管道;
5.明確一個受理性騷擾行為投訴的部門,以及一個負責人;
6.在處理員工面臨的職場權益問題時,接受匿名投訴,及時進行調查和處理,並將處理結果給予回饋,同時保障該員工的隱私。

我知道這些遠遠不足以消除職場性騷擾,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跬步,只有開始行動,才能最終鑄就改變。希望企業能採納以上建議。

此致

敬禮

一名普通的富士康女工

請加入她們

這封建議信究竟能不能收到回音呢?工友說她們心裡也沒底。因為這些信箱似乎很久沒有被打開了,有的鎖上都生了鏽。

不過工友們表示,正因如此,推動反性騷擾制度這件事才必須要做,而且一定需要更多人的參與。“我們不僅希望廠方能對車間性騷擾的狀況加以重視,也希望工友們能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在發現性騷擾事件時可以主動加以阻止,並且在自己遭遇性騷擾、或任何權益遭受侵犯的情況時,都能勇於反抗,而不是忍氣吞聲。”

如果你也在富士康工作(或曾經在富士康工作),歡迎加入她們的行動,或對她們予以支持。你可以:

1.參與連署:在本文下方留言,格式為「真實姓名+反性騷擾連署」,並注明是否已從富士康離職(出於安全考慮,我們不會公開富士康仍在職員工的連署資訊,也不會把這部分後臺評論展示出來,僅轉達給發起反性騷擾行動的工友)。之後工友們也會將前富士康員工的連署資訊附在建議信中,一併寄給富士康在深圳的總部。

2.向身邊的同事、朋友傳播反性騷擾和性別平等的理念。 同時,我們也歡迎大家寫下自己或身邊其他人對抗性騷擾的故事,投稿至jianjiaobuluo@qq.com。每個人的故事都是寶貴的經驗,可以給他人以啟發,並成為推動性別平等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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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由幾位富士康女工友發起的反性騷擾行動嗎?昨日,深圳龍華富士康的幾位工友將裝有建議信的信封投入廠

【圖輯】富亨邨外判商惡行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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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外判商恆豐在富亨邨橫行無忌十多年,扣薪、扣假期錢等違反勞工法的惡行令工人叫苦連天,上年,工人終於勇敢站出來追討,把外判商告上法庭。外判商自知理虧,向當中六名工人作出賠償,工人共獲六萬多元賠款。這次只有不足一半工人敢於承擔風險、付出努力追討,揭露的問題僅冰山一角,亦引申出另一個大問題:外判商的錢,全是來自居民。多年以來,到底外判商私吞了居民多少錢?

這個圖輯,一方面整理外判商恆豐的剝削行為,另一方面也嘗試計算了居民的損失。去到三月,外判商合約就完結,現時法團仍然未開會商討重新招標事宜。這幾個月來,工會與富亨邨區議員及其助理在邨內向居民解釋外判商的惡行,時常遭到法團阻撓。種種表像令人不禁猜疑:法團跟公司到底有什麼關係?難道,未來十年,富亨邨的工人和居民還要繼續讓外判商欺壓、瞞騙?

相關報導:
雄踞富亨邨十二年 外判清潔公司涉剝削工
https://wknews.org/node/1602
外判商恆豐連發兩封警告信 懷疑報復討薪清潔工
https://wknews.org/node/1647

1. 時間線:十年之後又十年?

2. 外判商私吞公款,有多嚴重?

3. 剝削清潔工 四大賤招

4. 法團要做三件事

5. 其中一名工人獲賠償2,1418.5元,以四人單位一個月管理費為472元計算,這筆錢足夠讓一戶居民交三年半的管理費。

6. 其中一名工人獲賠償2,1418.5元,以一張雙人絨被79元計算,這筆錢夠居民買到271張雙人絨被度過寒冬。

7. 其中一名工人獲賠償2,1418.5元,以一年365日除開來計算,每天有58元開支,足夠支付一人一天的伙食費。

8. 外判商四招剝削工人

9. 強逼加班

10. 討薪工人被針對

11. 工友:剩係想條邨乾淨企理

12. 工會:法團應永不錄用恆豐

13. 工會:招標應包括保障工人條款

14. 讓居民共同參與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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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與富亨邨區議員及其助理在邨內向居民解釋外判商的惡行,時常遭到法團阻撓。種種表像令人不禁猜疑:法團

歲晚突遭逼遷 廣東道租戶抗議港中發展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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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年近歲晚,廣東道超過100戶租戶突然遭到大業主逼遷,被要求在一個月內遷出。受影響的住戶大多為基層市民,部份更年過60,難以在一個月內搬走。住戶不滿業主橫蠻無理,因此趁今日業主開會期間抗議,要求延遲搬遷期限,並與居民對話。

在今年1月中,廣東道925-947號,六條樓梯共12座五層唐樓租戶收到來自大業主創啟有限公司及恆輝香港投資有限公司的通知,要求所有租戶,不論有否簽訂租約,也不論租約屬生約或死約,均需在2月28日前遷出。協助租戶的地區團體「社區前進」透過查冊發現,這兩間公司的母公司為港中發展集團。而港中的老闆梁英偉,正是創啟及恆輝的董事梁驊及梁盈之父,這家人合共持有廣東道925-947號約9成業權。可是他們從來沒有直接與租戶簽訂租約,主要透過二房東收租。在這次事件中,二房東亦扮演「醜人」角色,有租戶已遭二房東破門入屋,財物被搬走,大門亦被鎖上,被逼離開。

受影響居民組成「廣東道被迫遷租戶大聯盟」,今早聯同「社區前進」關注基層住屋聯席中大基層關注組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學聯社運資源中心(自治八樓)等前來聲援的人士向港中發展集團示威。眾人在受影響的廣東道925-947號地下集合,上樓邀請街坊加入,然後遊行到業主正舉行會議的旺角希爾頓花園酒店抗議,要求會面。

劏房戶搬走成本高 業主原聲稱「可住到拆」

與兩個女兒同住的夜班工人朱先生率先發言,憶述他親身見證了房東嚇人的逼遷手段。面對緊急逼遷,他的鄰居尚未交還鎖匙,仍然在該單位居住。有一天,朱先生聽到鄰居家中傳出聲響,發現房東強行入屋並拆走鄰居的冷氣機,朱先生立即致電鄰居及報警。警方並沒積極處理事件,後來,房東又更換了鄰居的門鎖。該鄰居只好一手提著行李一手提著風扇,到友人家暫住。由於朱先生是夜班工作,晚上時間未能照顧女兒,他對於此等暴力逼遷行為感到驚恐。

朱先生向記者描述搬走的困難。他月入一萬多元,租住劏房已用了五千元。從最開頭以單身人士身份申請公屋,到加入兩名女兒輪候,已經超過10年,然而上樓仍然遙遙無期。到地產鋪查詢其他可租住的單位,連同介紹費,搬到其他單位的開支相等於三個月租金。他自言「冇隔夜糧」,無法搬走。他亦批評業主違反承諾。初時包租公聲稱可以住到大廈清拆,可是現在卻未有與居民商討便把人趕走。因此他今日來抗議,要求與業主直接會面。

另一名街坊阮女士亦指,他每年與業主更新合約。以前業主稱可以住到拆樓才要搬,早前花了數十萬裝修,過了不久卻收到要搬的通知。對方卻不理會他已經花了錢裝修,亦否認大廈即將清拆。他希望業主延遲搬走的限期,讓居民能有多些時間準備。

社區前進的幹事賀卓軒說,他發現不少居民入住時間很短,甚至有人在今年1月才入住,月中就接到要搬的通知。他批評二房東承租時,不提收樓,反而「氹人入局」。對基層街坊來說,搬屋絕不簡單,按金上期都是一大筆錢,在新年期間另找居所亦不可能,等同逼人訓街。

二房東行為涉違法 鄰近街坊擔心將同受害

圍觀的街坊亦對於業主的行為感到氣憤,認為不可能在新年期間趕走租戶。得知業主沒有任何補償措施,更覺得業主不合理。「你梗係等人過埋個年先啦,咁急逼人走有冇搞錯呀!趕咗出嚟你係咪俾佢住禮賓府先?宜家啲官,老公一間老婆一間,咁多屋,拎嚟俾人住啦!」另一名街坊住在同一業主持有的另一棟唐樓。他的情況與朱生相似,一間劏房月租4500元,還未包括水費電費。他擔心接下來就輪到自己被逼走。由於自己工作及子女讀書都在這一區,若被逼走,生活將大受影響。

前來聲援受影響居民的的姚松炎指出,業主申請拆樓要九個月,做大維修要做圖則審批,看不到業主有什麼逼切性要趕走租戶。他亦提到二房東破門、停水電、爆門等行為涉嫌違反《業主及租客條例》,可遭檢控。他呼籲業主應理性直接面對租戶,可達雙贏,不用逼遷。他又提到一些業主閉門造車,有的樓宇收了一段時間卻又丟空,到頭來浪費已經短缺的房屋資源,是百害無一利。

多次拒見所有租戶 業主找警察當傳聲筒

抗議人士在旺角希爾頓花園酒店發現一個多小時,期間有警察聲稱轉達業主說法,說消防處曾指出廣東道925-947號樓宇結構不安全,要參加樓宇更新大行動,因此需要居民遷出。又初步承諾居民不用在2月28日前搬出,卻不願直接與居民對話。同一時間,酒店經理要求警察趕走在門外等候的抗議人士,聲稱示威者阻擋酒店入口。

在居民多番堅持之下,警察再次聲稱轉達業主說法,要求居民接受3月31日搬走,才發出不用在2月28日搬走的書面通知,並拒絕與全體租戶會面,只肯與「三四個代表」見面,並「逐一聯絡」受影響住戶。居民亦不為所動,拒絕被分化。最終,業主答應在2月25日與居民會面,商討搬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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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支援者:小販有乜好撐?論小販的基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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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豪坊的垃圾街景引起了不少討論,有人把矛頭直指小販。有人問,小販都只是做生意啫,何必美化他們,有什麼好撐的?

有人喜歡把小販說成香港地道特色,以此為支持、保護的理由。但是,這未免太站不住腳了。明明小販是世界各地都有,甚至所謂的「鄰國」也是滿街小販。更大的問題是,這種說辭埋沒了街頭小販的基進性。

四年前跟上水的小販並肩作戰了一段時間,最初純粹是看不過眼領匯暴力驅趕,後來在相處中想到了更多。於我而言,支持小販有很實際的理由。

1.小販充滿了對抗性

現在租舖做生意的人都在為地產商打工,而小販不用交租,入場門檻低,就連當年還在讀書的我也做得起生意。做小販,是一種抵抗地產霸權、自主營生的方法。難怪領匯當年出動防暴警察來打擊小販。至於為什麼要幫人搞生意?沒錯,小販是賺錢的,這是事實。不賺錢做來幹嘛?他們不是玩,是要生活要養家的啊。我會反問,小販的付出與回報是否不成比例?回報遠超於付出的,那可能是巧取豪奪,但小販明顯不是這樣。於我而言,與他們一起守住陣地繼續做到生意,是與清潔工爭取遣散費類似。再問下去的是,為什麼有人要知法犯法去做小販?(詳見文末報導)小販們未必會把抵抗什麼爭取什麼掛在嘴邊,將自己的行動視為運動的一部分,但他們做的卻實實在在地打開了對抗、討論、嘗試的空間。

2.小販能滿足社區需要

超市那種琳瑯滿目應有盡有模樣的擺貨方式實在叫人頭痛,不知有多少貨物擺到過期也沒賣出去,白白浪費地球資源。大型連鎖的售賣店就是這樣,在貨物種類上要取最大公因數,要讓人覺得方便、想要的東西都在這裡買到、更加要堆砌大量貨品打造「超級」市場的形象,導致供過於求。相比之下,大部分小販都在當區居住,在地的經驗令他們了解社區的需要,根據需要來提供貨物。那種個體經營,小本經營的小買小賣,避免了供過於求的浪費。

3.衛生問題是抹黑

同樣是人手煮食,大家很少會覺得家中的食物不衛生。BBQ也算街頭煮食的一種,大家也很少會說BBQ不衛生我們不要試了。「小販不衛生」這想法顯然存在迷思,而這印象有一部分是來自政府的廣告渲染。其實,用下腦都諗到,除了屎忽痕,沒有人會為了「人情味」而去選擇買不好吃、吃了會肚痾的東西。也沒有人會為了製造令人肚痾的食品而花錢買料砌車還冒著被捕風險企成晚。食物衛生、可口,是小販生存的基本依靠,如果缺乏了這些元素,那檔小販的生意很難做得下去,反倒是有財有勢的連鎖食店有資格冒這個險。

4.垃圾問題

唉,在食環、房署、警察、保安多方追斬下,有什麼人會蠢得自己製造把柄製造滿地垃圾來讓人有理由驅趕拘捕?由三四年前認識上水小販們到現在,他們都是好企理。小販車上,貨物擺放整齊(詳見文末報導),有見過小販做生意就知,一個人兩隻手,要快手執好order,是沒有時間去想什麼放在哪裡的問題。忙起上來,就靠這整齊的秩序來減少工作量。而在他們的擺設中,包括垃圾袋。(即是此貼文的附圖)很記得,初相識時,他們見我吃完了,拿著竹簽找垃圾桶,著我把竹簽交給他們處理,然後他們就掉進自己的垃圾袋裡。當然,這不代表亂丟垃圾的問題就完全不會出現,垃圾收好不代表就消失了,公眾教育還是要做,台灣夜市的環保餐具值得學習。

說這麼多,並非要盲撐小販,很多東西,遠看很好,可以靠幻想來彌補缺陷,近看,幻想就不得不破滅。很多人同情地把基層想像成善良純樸的人,這不過是把基層視為一個空洞的他者。人要生存,無論有意無意,都總會行惡。即使是小販,也可以有連鎖經營,也可以有欺善怕惡,也可以只做買賣不講人情。上述的基進性,都不是從天而降,而是在實踐中才可能發生,而發生的過程也必然充滿掣肘和局限。不過,幻想破滅以後,倒可以腳踏實地,是其是非其非,掙扎前行。

最後,跟大家分享兩則新聞。第一則是被遺忘了的歷史。

《兩代人養家生計 上水小販:我犯條例無犯罪》
https://wknews.org/node/360

七十年代以後,政府收緊小販政策,虹姐外出打工,「我做過十幾份工啊,工廠妹、做藤器、酒樓大家姐、洗碗……到咗五十幾六十歲,老啦,無人請,我又做返小販。」一做就是十四載,做到如今「仔大女大」,兩代小販,養活了三代人。記者問虹姐十多年來,上過多少次法庭交罰款,她想了想,笑說:「多到唔記得啦。」

-老街坊憶當年:「個個都係咁擺,好自律好熱鬧」

作為粉嶺老街坊,虹姐見證著粉嶺城市化以前的面貌。她指著法院門口空地與旁邊的街道,「細個嗰陣,我地就係呢度種田,係呢度擺檔。嗰陣十個有九個都係做小販咖,好多低下層都係咁樣維生。成日聽到左鄰右理嗌:『開檔囉!』『出嚟未啊?』『你行先啦,我就到咖啦!』個個都係咁擺,好自律好熱鬧咖」。

小販檔擺滿田基路,大家關係融洽,「就算多人,都無話因為爭排位而打交嘅,有人會放舊石喺地下、有人用舊石砸住個籮、有人用兩舊石砸住條紅繩咁嚟劃位,掃街嗰啲都知咩事,唔會掃走佢。」「嗰時菜啊肉啊乜都有人賣,有時屋企唔著嘅衫都拎出嚟賣,又真係有人買咖。」貌似今日的天光墟,不同的是,以前大家都見得光。

虹姐憶述,還未有小販管理隊的年代,普通巡守警員都不會拘捕小販,只有俗稱「紅膊頭」的佐級軍裝部員巡查時才會掃蕩,「巡更嗰啲差佬會早一日同我哋講,聽日紅膊頭會過嚟。基本上都無咩小販會俾人拉。」

-為保商界利潤 食環房署領匯總動員

香港政府歷來有管制小販的措拖,但要到七十年代才正式痛下殺手。為催谷工業發展,政府自1972年與1979年分別停發流動小販及固定小販牌照,嘗試逼使市民流入工廠打工,增加勞動力供應以便廠家壓低工資。

到八十年代區議會崛興,大肆掃蕩小販屢屢成為各區爭奪「政績」的手段。然而,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上水小販打壓程度相對較輕,根據北區區議會工作報告記錄,85至94年期間僅接獲6宗有關小販的投訴。

直到2005年領匯上市,公屋商場私有化後,公共屋邨範圍之內對流動小販的打壓亦越見苛刻。鄰近港鐵站的彩園邨商場2011年大手翻新後易名為「彩園廣場」,引入多間連鎖店及高級店舖,附近一帶的小販才開始遭領匯屬下的外判保安員加緊驅逐。現在即使小販不在領匯管理範圍擺賣,亦遭領匯職員向食環舉報。義工表示,在食環房署領匯多方聯手打壓下,小販承受巨大心理壓力,經營日益困難。/

另一則是小販車剖析圖,來看看傳說中不衛生食壞人的小販車是怎樣的面貌。
《上水小販車巡禮》
https://wknews.org/hawker/

圖:蕭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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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豪坊的垃圾街景引起了不少討論,有人把矛頭直指小販。有人問,小販都只是做生意啫,何必美化他們,有什麼

印尼擬修法 同性性行為最高可囚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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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近年香港同志移工的運動正在慢慢發展,菲律賓移工主辦的驕傲遊行(migrant pride)連續辦到第三年,印尼同志移工組織在重新起步,本地人對其關注與支持亦逐漸增長。不過,回鄉以後可以如何延續關係,對移工來說仍然是一大難題。尤其是2019年總統選舉將近,極端伊斯蘭勢力不斷以煽動民粹的策略撈取選票。在這脈絡之下,印尼同志受到的打壓越來越嚴重。近日,印尼國會議員提出了一項對性小眾極為不利的修正案。

非異性戀關係本來不違法 修正案打擊一切婚外性行為 

印尼是現時具有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國家,根據2010年的數字,當地有超過九成的人口信奉伊斯蘭教。不過,相比起其他伊斯蘭國家,印尼的穆斯林文化更有世俗、包容差異的傾向。印尼並非實行伊斯蘭教法,立國之初,印尼就以 "Bhinneka Tunggal Ika "(古爪哇語,意即異中求同) 為國徽的格言。根據印尼現行法律規定,只有與已婚者通姦才會受到處罰,而婚前性行為則未有監管。此外,同性戀丶雙性戀以及跨性別人士於印尼並不違法(除嚴守伊斯蘭教法的亞齊省外)。

約二百名示威者於上星期一(2018年2月12日)聚集於印尼首都雅加達的議會外,抗議國會議員所提呈的一項刑法修正案。是次刑法修正案草擬規定一切合法婚姻以外的性行為以及同性性行為均屬違法,最高刑罰分別可為五年以及十二年。

修正案內容包括:
一丶婚前同居的男女,可被囚六個月。
二丶婚前性行為若被近親舉報,最高可判處兩年監禁。
三丶若於公眾場合展現任何形式的同性戀行為,最高可被判十八個月監禁。
四丶若該同性戀行為涉及未成年人士,或含有虐待成份,又或有相關的影片流出,則隨時要面臨長達九年的監禁。

同時有報導指出,如果新的修正案通過了,以任何途徑宣揚避孕的資訊或分發有關避孕工具,亦有可能亦視為違法。 是次抗議的民眾主要包括當地的性小眾(男女同志丶雙性戀者以及跨性別人士)丶性工作者丶原住民以及工會成員等等。

若此法案得以通過,將會對不同群組丶不同階級的印尼人民產生持續而深遠的影響。首當其衝的是無法合法結婚的人士。同性婚姻在印尼是非法的,因此禁止婚外性行為等同禁止同性性行為。換言之,同性戀者不論在公開或私人場合發生親密行為,均面臨被起訴及定罪的風險。

不僅性小眾受害 窮人、原住民同遭打壓

除此之外,印尼記者Stanley Widianto亦於《衛報》撰文指出,在印尼約有55%的伴侶因經濟問題,例如交通及法律費用等等,而沒有取得合法的婚姻證明。原住民亦無法倖免。因印尼原住民主要沿用其民族獨有的婚姻制度,而並非印尼政府官方認可的婚姻形式。限制合法婚姻以外的性行為,變相剝削了同性戀者丶貧窮人口以及原住民的性自主權。

印尼的人權活動人士指出,上述條文不但侵犯人民的基本權利如私隱權,而且所用的字眼內容未夠明確,例如於私人地方舉行派對應否被視為「公眾活動」等等,賦予當地保守派人士丶警方以及法院較大的闡釋空間,對性小眾的私生活未有充份保障。而於技術層面上,上述的條文(三)亦有可能被引申到與同志權利相關的口號丶旗幟以及網絡頭像等等,嚴重限制了人民於公眾對話以及公共空間表達自己性取向的權利,變相「消除」同性戀者的身份。

極端伊斯蘭勢力發功 印尼行動者組織反抗力量

自2016年開始,印尼政府部份官員丶保守派以及具影響力的伊斯蘭團體多次公開譴責同性戀,讓當地的性小眾飽受壓力及歧視。官方牽頭歧視的例子比比皆是。2016年2月,印尼國防部長Ryamizard Ryacudu發表演說,指同志平權運動比核彈更為危險。 印尼西爪哇省的警察首長於2017年亦公開宣稱,將會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去打擊性小眾人士,他表示:「性小眾人士將會面對社會及法律的處分。社會並不會接受他們。」印尼衛生局以及印尼精神醫學學會亦於其內部文件直指性小眾為精神病患者。印尼同性戀和跨性別族群遭官方騷擾的情況亦越見頻繁。印尼警方在去年5月18日就突擊檢查了一座位於雅加達北部的建築,逮捕了141名正在參與同志派對的男性。警方雖在隔天釋放了126名男性,卻以色情物品條例起訴其中10人提供「色情服務」。

綜合外媒報導,隨著地區及總統選舉逼近,不少主流政黨以及議員希望藉著提出或支持是次刑法修正案,把同性戀以及合法婚姻以外的性行為入罪,以換取保守穆斯林選民的支持。一名來自現時執政黨(Indonesian Democratic Party of Struggle)的議員表示他們反對把婚外性行為以及同性性行為全面定罪(full criminalization),但若該性行為受到參與者的一方又或他們的直屬家庭成員舉報,則應視為違法行為。極端伊斯蘭勢力藉由煽動民粹凝聚選民的手法,由鐘萬學事件可見一斑。鐘萬學原本為雅加達市長,他在參選下任市長選舉時,以可蘭經經文回應極端穆斯林的批評,極端伊斯蘭組織旋即發動大型抗議,儘管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組織Nahdlatul Ulama呼籲成員不要參與,仍然有二萬人走上街頭,鐘萬學最終被判「褻瀆宗教罪」入獄兩年。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首長公開批評是次印尼刑法修正案帶有歧視成份,危害性小眾人士以及其他少數族群的權益。他表示:「現時批評性小眾人士的言論,似乎是建基於政治目的之上,而這些含有仇恨色彩的言論只會進一步令性小眾的困境日益加深,並帶來不必要的社會分裂。」

一名酷兒示威者Lini Zurlia表示,上週一的示威只是一個開始,更多的抗議活動將會陸續有來。她說:「我們正在呼籲更多的印尼人一起參與接下來的示威。」 除上街抗議外,亦有印尼示威者於網上發起聯署反對是次修訂,目前己收集到超過六萬個簽署。有關草案將延至3月繼續審議。

綜合外電報導

圖片來源: Suryo Wiboyo@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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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脫歐的另類聲音:歐盟剝奪工人權益 英國不如早走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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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提到英國脫歐,最常聽到的支持意見,是認為歐盟導致移民和難民湧入,影響民生和文化。來自英國的普摩爾(Will Podmore)撰文提出另一種見解,認為歐盟持續推動反工會政策,令工人權益每況愈下,因此脫歐對英國的工會來說是好事。以下為惟工新聞的翻譯。

 

上月,在歐盟執行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指引之下,希臘政府力推全歐洲最敵視工會的法案。

 

這個法案連同其他嚴酷的政策,都是歐盟向希臘提供貸款紓困的條件。然而事實上這個所謂的 「紓困」僅僅對歐洲的金融機構有利,因為這樣只會鼓勵希臘政府魯莽地繼續向它們借債。

 

Syriza政府推動的法案的一個關鍵是,任何工業行動都必須由該工作場所內超過一半的工會成員投票通過,才可進行。這個要求比2016年3月時英國通過的工會法(Trade Union Act)更糟。

 

可是令人震驚的是,當時英國工會大會(Trades Union Congress,TUC)對此不予置評——即使該工會一直宣稱英國脫歐會嚴重影響工人權益。與此同時,歐盟已經開始向最基本的工人權利——罷工權——開刀,並以希臘作為白老鼠,試驗在其所有成員國推動的可行性。

 

在罷工權被剝奪的情況下,工人除了打官司之外沒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護自己。但目前的法庭一向偏幫僱主。

 

歐洲法院三宗親資方案例

 

在2007年12月18日拉浮案(Laval un Partneri Ltd v Svenska Byggnadsarbetareförbundet)中,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裁定,僱主有權聘請歐盟中薪金較低國家的人到薪金較高國家工作,並只支付薪金較低國所要求的工資水平,無須理會薪金較高國勞資雙方訂下的集體談判協議。在2007年12月11日的維京案(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v Viking Line ABP)中,歐洲法院更裁定,針對企業將工作外判到工資較低國的工業行動屬於違法。

 

在2013年1月18日裁決的阿拉莫-希倫案(Alemo-Herron v Parkwood Leisure Ltd)中,一些公共服務聯盟(Unison)的成員被從當地政府工作中調走。法庭裁定,無論他們的合約怎樣寫,新的僱主也不用履行他們與地區政府簽訂的集體談判協議。 英國著名的勞動法律師韓德(John Hendy)評論判決,認為這是對集體談判權的沉重打擊,影響力不下於維京案及拉浮案「這個個案是」。他進而指出,歐盟已經成為工人集體談判權和工會的災難。

 

我們一直強調,有工業行動支撐的工會組織是守護和推動工人權益的唯一途徑。然而歐盟雖然一直將 「權利」掛在口邊,事實上卻持續地攻擊工人在工作場所進行組織的權利。

 

在卡梅倫政府推動的工會法,以及隨之而來更加惡劣的白皮書當中,沒有任何一條違反歐盟法律。英國越快脫歐,工會成員的處境將會越好(雖然一些所謂的領袖會因為被踢出布魯塞爾而感到屈辱)。至少我們只需要對付我們的僱主。

 

文章來源:

EU Imposes Anti-Union Law on Greece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18/02/02/eu-imposes-anti-union-law-on-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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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已經開始向最基本的工人權利——罷工權——開刀,並以希臘作為白老鼠,試驗在其所有成員國推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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