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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鬼城裡的礦工——美國媒體專訪全球最大Bitcoin生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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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年12月,Bitcoin價格創下歷史新高,各種評論紛紛猜測虛擬貨幣的未來。三星期前惟工新聞翻譯了一篇討論Bitcoin用電量的文章。今次我們翻譯了美國媒體Quartz採訪可能是全球最大Bitcoin礦場的報導,再一次探討Bitcoin生產的根基:廠房和工人的狀況。


十年前,煤礦泡沫爆破後,曾經繁榮一時的內蒙古沙漠城市鄂爾多斯變成中國最大的鬼城,到處都是爛尾樓或建好但空置的樓宇。為了挽救經濟,正如其他中國城市一樣,鄂爾多斯以廉價的勞力、土地及最重要的電力來吸引所有投資者,包括Bitcoin——這種不屬於任何國家的虛擬貨幣的總市值在今年暴增四倍,現值700億美元。它作為相當於電子世界的黃金的潛力吸引力政府、銀行和小投資者。

今日,人口達二百萬的鄂爾多斯成為Bitcoin挖礦中心,生產新的Bitcoin及以Bitcoin進行交易。劍橋另類金融中心(Cambridge Centre for Alternative Finance)的研究指出,全球超過一半的合力開採(mining pool,多名「礦工」將各自的電腦計算力加起來進行挖礦以增加收益的方法)在中國進行,讓中國在這門未來有可能界定全球交易的工業獨佔鰲頭。

在鄂爾多斯城市外圍一個破敗的工業園,一間Bitcoin挖礦公司僱用了50多名員工,租用八個倉庫,每個長達150米。當中七個裝配21,000部機器,成為全球Bitcoin網絡當中4%的計算能力。另一個倉庫裝配4,000部機器,處理近期價格節節上升的另一種虛擬貨幣Litecoin。而倉庫旁邊有一棟三層高的辦公大樓,當中有飯堂和員工宿舍。

在這個月,Quartz採訪了這個「礦場」,訪問裡面的員工。在這樣的一個地方工作既乏味又超現實。但這裡乾淨、溫度受到控制的環境對工人的健康危害較少。相較於這個地區可以找到的其他工作,例如煤礦、提煉鋁礦及化工業,這份工沒那麼體力化。全中國最大的露天煤礦哈爾烏素距離這裡約200公里[1]。在2012年煤價暴跌之前,鄂爾多斯出產全中國五份之一的煤。

正當很多煤礦因為跌價而倒閉,這個地區仍然以低價的煤電知名,亦因此吸引了耗電量極大,正在不斷擴張的Bitcoin事業。

挖Bitcoin:只是一場賭博

這個Bitcoin「礦場」由比特大陸(Bitmain Technologies)運作。在2015年,比特大陸購入這個自2014年開始營運的礦場,並聲稱這是全球最早的大型Bitcoin礦場。在營運礦場之外,比特大陸也生產挖礦機器(亦即一個個相連的處理器),以及經營螞蟻礦池(Antpool),全球最大的合力開採群。

在礦場工作的50人大都是二十多歲,主要負責照顧那些為客戶生產虛擬貨幣的機器。他們當中只有很少人熟悉Bitcoin,但很多人仍有投資虛擬貨幣。

「這只是一場賭博。」28歲的韓磊(音譯)說。他自礦場開業以來一直在這裡工作。他自己投資了20,000人民幣(約23,850港元)購買Litecoin及其他虛擬貨幣,但一直沒有購買Bitcoin,因為他覺得現時約4,000美元(約31,000港元)一Bitcoin的價格太高。「無論如何,我不懂Bitcoin。」他亦指出自己沒有太多時間監察價格的波動。

24歲的侯傑(音譯)是比特大陸最新聘用的六名畢業生之一。內向的他聲線低沉,言談之間顯得不確定。他在大學主修機械設計及製造,在一次比特大陸招聘會上首次聽到Bitcoin。入職兩週之後,他將Bitcoin理解為「一種虛擬貨幣,與股票有點相似。」到目前為止,他沒有什麼儲蓄,但他一直留意Bitcoin價格,等待入市的時機。「沒錢時投資是不合理的。」他說。「現時價格高企,我買入之後有可能會下跌。」

挖礦是全天候無間斷的工作

在Bitcoin經濟當中,時間就是金錢。按照Bitcoin程式的規則,採礦機器需要不斷進行數學運算以賺取每10分鐘生產出來的12.5個Bitcoin。這種工作好比不停嘗試解密碼鎖,擁有越多機器,越快解鎖,賺取Bitcoin的機會越大。

基於這種想法,礦工需要確保他們擁有的每部機器全天候運作正常。因此礦場最重要的是「運作及維護部」。韓磊與侯傑,以及另外二十多人都在那裡工作。他們日以繼夜用電腦監控機器的狀況,並走進那八棟倉庫檢查無法運作的機器。

每棟倉庫都被兩層細密的鐵絲網包圍,用來阻擋內蒙古的沙塵,以免損害裡面的機器。塵埃能夠進入機器,令它們過熱。由於這些機器不停地處於最高輸出,即使是些微的升溫都會影響效能。在春天,鐵絲網亦阻隔了柳絮。「這些是很精緻的機器,因此我們需要很多預防措施。」負責監督比特大陸所有採礦作業的余林嘉(音譯)說。

從內蒙古夏日超過攝氏三十度的高溫走進礦場能令人鬆一口氣。這些倉庫長期維持在攝氏15至25度。只有少量照明的室內充滿了來自機器綠色LED的詭異微光。來自機器小風扇以及倉庫牆上巨型風扇的噪音則令人很不舒服。員工在工作時需要佩戴耳塞。

幸運的話,維修員工能夠簡單地重新開機或重新接駁線路就解決了故障。否則他們就要取走機器,送到位於辦公大樓的維修部門,那裡有六名員工工作。由於整個礦場有25,000部機器,總會有壞的機器。就像打地鼠遊戲那樣,修好一部,下一部就壞。「我盡力檢查盡量多的機器。」每日從早上八時半到下午六時半照顧機器的侯傑說。

侯傑說,有時檢查其中一棟倉庫已經花去他一整日。而每個倉庫有50個架,每個架設有60部機器,平均每日有超過10部機器失靈。在酷熱的季節,故障數字可能是數倍以上,因為即使有室內空調,機器也會出現過熱的情況。在七月中,鄂爾多斯的溫度可達攝氏36度。他說,在那些日子,維修很難追上機器失靈的頻率。

這份工作雖然不需很多體力,但還是消耗性的。他在七月底入職以來一直沒有回到距離工業園僅70公里,位於鄂爾多斯市區的家。他與另外七位同事一起住在員工宿舍,當中大部份人和他一樣,都未結婚。

在每天工作過後,侯傑會與同事打籃球。他說這是那裡唯一的娛樂。他們的籃球場是一片未鋪好的水泥地,只有一個籃球架,夾在兩棟倉庫之間。而為整個礦場供電的變壓站就在籃球架之後。在我們採訪期間,有三四個工人在投球。

為期三個月的試用期過後,侯傑需要像其他工人一樣,每月上四至五晚夜班。在這裡工作的工人沒有固定的休息日,如需放假要在一週之前通知。侯傑正在計劃放一個僅得兩日「長假」,以協助他的父母進行農作。

「我從每日維修壞掉的機器當中得到滿足。」侯傑說。但他也承認這份忙碌的工作「有點悶」。

在荒地中重生的Bitcoin礦場

這個礦場所在的工業園佈滿爛尾樓。這些樓宇大都在煤價大跌造成當地地產市場崩潰時被棄置了。在2012年的時候,鄂爾多斯的產煤量達到巔峰,佔全國五份之一。但很多本地私人煤礦在2014年倒閉,當時煤價跌至六年來的最低位。在經濟增長放緩的2012至16年之間,動力煤價格跌至原來的一半。同時全國最大的露天煤礦哈爾烏素繼續運作。

根據比特大陸的資料,使用這個工業園的公司大都是化工廠,造成大量污染。該區的地方政府拒絕回應這個說法。

但Bitcoin礦場與其他工業有一個共同點:都用很多電。負責與當地政府就興建比特大陸礦場進行談判的蘇家海(音譯)說,政府以七折電費吸引比特大陸及多個雲端服務公司進駐那個工業園。現時那個礦場每小時用電40兆瓦,約相當於12,000戶家居的用電量。即使打了七折,它每日的電費仍高達39,000美元(約300,000港元)。

鄂爾多斯的電力主要來自附近的燃煤火力發電廠。雖然造成環境代價,但提供穩定的電源。最近,中國其他較落後地區,例如新疆、雲南和四川開始吸引Bitcoin礦工。新疆的電力同樣主要來自燃煤,而雲南和四川提供廉價及可持續的水力發電。

雖然Bitcoin礦工在虛擬世界取得利潤,但他們一如開採黃金的工人那樣,也無法無視物質限制。比特大陸負責採礦作業的經理劉濤(音譯)指出,依賴廉價水力發電的礦場在水位低甚至結冰的冬季必定會停頓。那些礦場最終會用貨車將所有機器長途運送到另一個地方重新裝配,很多時候會走到內蒙古,因為那裡有穩定的火力發電。

比特大陸在雲南和四川也有礦場。最近它在新疆北部開設另一個礦場,規模為鄂爾多斯礦場的三倍,聲稱是全中國最大的數據中心。余林嘉說,公司會在今年冬天把位於雲南和四川的機器全都搬去這個新礦場。

Bitcoin創造較乾淨的職位

鄂爾多斯政府致力令經濟復甦,為居民創造就業機會。27歲的賈凱(音譯)是一個例子。他在一年多之前開始在礦場擔任維護員工。之前他在一間肥料工廠工作,負責研磨添加劑。他說那份工作既辛苦又影響健康。相較之下,照顧Bitcoin機器的工作「容易」和「工資高」。

由於比特大陸禁止員工透露工資,賈凱不肯說出他的收入。另一名工人則知他每月底薪4,000人民幣(約4770港元),是內蒙古最低工資的兩倍有多[2]。

這個礦場的領導是36歲的王偉(音譯)。在去年加入比特大陸之前,他一直掙扎著創業。在2011年,他開始向沿海城市銷售本地開採的煤,然後趁鄂爾多斯地產發展迅速的時候創立了一間室內設計公司。在一名經營酒店的客戶無法支付設計費,改以整棟酒店作為賠償後,他轉而在酒店業發展。那盤生意失敗了。之後王偉在工業園一間瓷磚工廠做了3年中層管理。

王偉對自己的新工作感到樂觀。「國家逐漸承認了Bitcoin工業。這是好事。」他說。「政策支持是創業最需要的。」

至於賈凱,好像只有一個不滿——鄰近的製藥工廠排放的毒氣經常走進礦場。「一入夜,我就鼻敏感。」他說。

文章來源:
Quartz Media: The lives of bitcoin miners digging for digital gold in Inner Mongolia

文章提到的劍橋報告:
Global Cryptocurrency Benchmarking Study

註釋:
[1]哈爾烏素煤礦位於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東部
[2]2017年8月1日起,鄂爾多斯的最低工資為1760人民幣(約2100港元)

Photo by HerryLawford on Visualhunt.com / CC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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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學生抗議清潔工遭不續聘 擋包商離開卻被告妨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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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爭取勞工權益首先要靠工人站出來,同時,周圍的支援者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比如是現在已堅持到第四天的海麗邨清潔工罷工,需要居民與及公眾的支持,或者是在本年6月爆發的浸會大學外判糾紛,學生協助工人組織、向學校施壓也起了關鍵作用。在台灣,一班學生為清潔工抱不平,卻遭到外判商控告。惟工新聞特此轉載台灣民間媒體公庫的報導。


文:許詩愷(公庫記者)

政治大學種子社在七月舉辦記者會向不願續聘清潔工的包商抗議,並阻擋將騎機車離開的包商主管,接著2名政大學生、1名前來的聲援東華學生遭提告妨害自由,前日(12/28)種子社再度前往行政大樓外,要求該主管撤銷告訴、校方介入協助,而政大主任秘書黃國峰回應,校方並非訴訟當事人,僅能提供協助。

被告之一楊同學認為,清潔工在校服務多年,但每次換約期間,他們就要先和舊包商簽署自願離職,再受新包商僱用,這段時間將面臨失去工作的風險,而包商一筆「檢核未過」通知就能不續聘,輕易讓處於經濟弱勢的清潔工失業,她覺得非常不合理。種子社成員劉耀璘則透露,種子社私下詢問包商不續聘兩名清潔工的原因,對方回答此兩人曾上過新聞,這讓劉耀璘質疑,兩名清潔工只是和種子社合開過記者會,包商是否不希望留下比較有勞動意識的員工,免得他們有可能再「找麻煩」?

政大種子社追蹤校內清潔工權益已超過十年,曾揭露清潔工未放到特休假、領不到加班費等情況,上次記者會的起因是政大更換外包清潔商,由唐榮公司接替前年得標的明曜公司,雖然唐榮提出續聘所有清潔工,卻仍有兩人被「不續聘」,他們出面替兩人喊冤,在會後陪同清潔工返回宿舍上班時偶遇唐榮公司主任蕭妙真,學生包圍蕭妙真要求解釋,不過蕭妙真拒絕回應並騎車加速欲衝出人群,接著種子社成員劉耀璘壓住她的煞車、楊同學手持大聲公呼喊口號、東華王同學一同包圍,三人皆被告。

針對該次事件及訴訟,黃國峰表示,校方已在第一時間瞭解情況,向包商溝通希望促成和解,並請兩位法學院老師協助學生。黃國峰更直言,政大校方並非訴訟當事人,學生也不是在執行公務的情況下和蕭妙真發生衝突,雖然後續被告學生未再和校方聯繫,但若他們有相關法律需求,校方仍將採取「保護、關懷」態度盡量協助。

針對包商部份,黃國峰回應會持續請總務處監督包商,僱用都要遵照《勞基法》進行,過去也是種子社出面揭露問題,校方才決定更換合作單位,一切依相關法規執行,且本案屬「個人性質」,不會影響未來審議唐榮公司的過程。

不過在稍早記者會中,政大勞工所教授劉梅君指出,校方可能會宣稱本事件跟廠商無關,是蕭妙真的個人行為,然而《勞基法》中定義管理人是雇主的代理人,她的言行既代表廠商和雇主,因此政大不能切割本案是「個人的問題。」

「究竟大學的使命是什麼?大學的社會責任又是什麼?」劉梅君進一步提到,政大清潔工在校園中服務多年,替師生整理出良好的環境,學生關心他們的權益,更以行動參與公共事務,正是實踐大學的教育理念,政大甚至在不久前為了參加「後頂大」計劃,也撰寫了政大的社會責任報告書,面對爭議時卻僅以中立身份消極處理。

而東華王同學已在25日和蕭妙真完成和解,劉耀璘代替無法前來現場的王同學還原現場,當下蕭妙真說她不想向非政大學生追究,告到王同學只是一場意外,王同學也回應,若當天造成蕭的不安或恐懼,他願意為此道歉,但蕭妙真堅持要由政大學生出面道歉,最後王同學擔心正式提起民事訴訟,只得繳交兩萬元和解金。

劉耀璘批評,包商要求學生做不到的和解條件,是為了繼續干擾他們,不讓種子社有機會替清潔工發聲,他們已申請法扶義務律師,待他及楊同學進入訴訟程序,也絕不輕言道歉,反倒是包商要回應為何「不續聘」兩名清潔工?校方為何放任控告學生的廠商持續打壓勞工權益?

此外,政大學生勞動權益促進會成員林奕志補充另一起和政大相關的訴訟,一名民族系的商同學從大二起擔任學校游泳池救生員,包含就讀研究所期間,共在此職位上工讀7年,林奕志說明,商同學直到最後半年,剛好碰上勞動部公佈「兼任助理原則」才取得勞健保並承認勞雇關係,當他畢業離職想向政大追討過去未發的加班費時,校方卻拒絕給付。

調解失敗後,商同學決定和政大對簿公堂,林奕志表示,校方在一審敗訴時,判決書上載明「原告就讀被告學校期間,於被告學校工讀擔任游泳館救生員,兩造間有僱傭關係存在。」但校方不服上訴,上訴書卻說商同學是修習游泳課後,對游泳產生興趣才決定工讀,純屬「學習之延伸,而非僱傭關係。」林奕志痛批,政大寧願花錢請律師打訴訟,不願承認僅一萬多元的加班費,甚至今日記者會現場也只有學務處、公關室的職員站在旁邊觀察,沒有任何擁實權的主管出面和學生溝通「談什麼社會責任?談什麼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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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地盤工亡倍增 勞工署拒設Whatsapp舉報:太多應付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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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 】2017年終於到了最後一日。在這一年,建築地盤發生了了22宗導致工人死亡的個案,是去年(10宗)的一倍有多。工業傷亡權益會在12月29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回顧2017年工傷大事。總幹事陳錦康怒斥政府放棄保護工人,《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二十年不變,勞工處拒絕加強執法,導致過去20年來因工死亡人數沒有減少,同類意外仍不斷重複。「以前政府唔死人就唔做嘢,宜家係死埋都唔做!」

2017年建築工人死亡事故頻生

工權會提供的資料,羅列全年導致建築工人死亡的22宗事故,當中包括9宗從高處墮下,4宗被吊運的物件擊斃,4宗與重型車輛有關,3宗在維修冷氣期間發生。

   一月三日    K11廣場一名裝修工人從高處墮下死亡
 一月二十一日    大潭道88號停車場一名工人被突然塌下的車斗夾死
   二月七日    興華街95號船廠一名嚦架工人從高處墮下死亡
   三月八日    星漣海地盤兩名工人在棚架墮下,壓中下面的鋁窗工人;鋁窗工人墮地死亡
  三月十一日    鋼鐵小濠灣車廠一名工人從高處墮下死亡
   三月廿日    沙田排頭村一名工人在村屋工作期間因支架鬆脫墮下死亡
 三月二十九日    港珠澳大橋工作台墮海,兩名工人死亡
  六月十六日    數碼港污水處理廠技工在維修挖泥機時被夾死
   七月十日    紅磡中電地盤工人挖掘隧道時水管爆裂,走避不及被淹死
  七月十六日    宏富街1號一間藥廠工人維修冷氣時觸電死亡
 八月二十四日    青山公路附近地盤,一輛泥頭車翻側,司機死亡
 八月二十九日    麗新中心外一名玻璃安裝工人被中心外牆剝落的石屎磚擊斃
 八月三十一日    郝德傑道水管更換地盤,吊臂車油壓腳斷裂,擊中司機,遭吊運的鏟泥車壓斃
  九月十一日    日出康城地盤一名工人從高處墮下死亡
 九月二十九日    恒昌工廠大廈一名工人維修冷氣時從鋼架墮下死亡
  十月二十日    東涌松滿路房署地盤一名工人被吊運中墮下的工字鐵擊中死亡
  十月二十日    上環新街市街8號酒店地盤發現一名工人遺體,他在17日被拍得上班,沒有離開記錄
  十月二十日    和合石骨灰場工地一名工人指揮落石屎期間墮下山坡死亡
 十月二十一日    九龍灣臨利街地盤一名冷氣技工從高處墮下,延至23日死亡
十一月二十八日    九龍民生書院地盤一名工人被吊運中墮下的金屬擊中死亡
  十二月九日    白田邨地盤一名燒焊工人被吊運中的工字鐵擊中死亡
 十二月十五日    中環海濱一名工人拆卸過山車支架時,工作台突然倒塌,工人墮下死亡

陳錦康特別指出,4宗吊運事故導致4人死亡,以及7月10日導致3名挖掘隧道工人淹死的事故尤其不能接受。他指出,吊運算是相對簡單的工序,一年內卻導致4人死亡,反映了沒有人覺得安全是重要的。至於挖掘隧道的工人死亡,更顯得香港政府和僱主賤視工人安全。他指出,政府早在1995年禁止手挖沉箱,現在早已有大大小小的機器可以做到同類型工作。陳錦康形容,以現時香港的經濟水平,加上20年來建造相關的科技發展,仍然要求工人「像數十年前的礦工那樣」開挖隧道絕不合理。他亦指出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在7月10日事故後聲稱會製作指引。可是半年過後,指引仍然無影無踪。 

導致工亡僱主僅罰款數萬 稱「尊重司法獨立」不能提高罰則

陳錦康認為,與工業傷亡相關的刑責過輕,是僱主不顧工業安全的主要原因。目前用於控告僱主疏忽導致工人死亡的法例是《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00及監禁6個月;《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可處罰款$500,000及監禁6個月。可是從來沒有僱主被判處最高金額的罰款,更沒有人被判監。在今年11宗判罰的案件當中,最低罰款金額僅為七千元,最高的一宗為二十萬元,11宗案件的平均罰款為六萬元。陳錦康指出,六萬元的罰款,可能還少於用於改善一項工程職業安全所需的成本。既然如此,僱主自然不會考慮工人死活。而當工權會要求提高罰款時,卻換來律政司一句「尊重司法獨立,不能干預法庭」。

與香港的數萬元罰款相較,陳錦康以中國和英國為例,說明很多地方對於工業意外導致工人死亡的罰則嚴厲得多。英國的工作健康及安全法(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etc. Act 1974)在2015年修訂後,可向涉事僱主處以無上限罰款或兩年以下監禁。而中國的《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規定,涉事企業需罰款十萬至五百萬,主要負責人處以一年收入30%至80%的罰款。

促設立Whatsapp舉報危險工序 勞工處:怕應付不來

除了加重罰則,陳錦康認為,要改善工作安全,很需要工人和公眾監察。可是目前勞工署的舉報熱線和電郵反應慢,使用上不方便,而且晚上和星期六日不辦公,無法及時制止危險工序發生。以目前勞工署舉報途徑為例,發電郵報案後可能數小時才收到回覆,確定後數小時才派人到現場。那時該工序已經完結了。又例如地盤是非常封閉的,當勞工處前來巡查,地盤有充分時間叫停危險工作。因此工權會舉新加坡使用Whatsapp接收舉報的例子要求勞工署仿效,得到的回應卻是「怕投訴太多,應付不來。」同樣地,勞工署亦拒絕設立危險僱主黑名單,聲稱怕引起負面影響。可見政府對於工業安全不負責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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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陳錦康怒斥政府放棄保護工人,《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二十年不變,勞工處拒絕加強執法,導致過去20

【海麗罷工第六日 】揭政府外判制四大省錢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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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海麗邨清潔工罷工,至今持續第六日,再次引起社會對外判制的關注,然而最大老闆房屋署始終拒絕面對工人,協助其爭取應有權益。參與組織工人的職工盟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總幹事黃傑業撰文,細數政府如何靠外判制度剝削工人來省錢,指出政府對剝削之事不可能不知情。


政府哪會不知情,年慳1億全靠外判商

文:黃傑業(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總幹事)

兩三年一度的遣散費,對工人而言,是殘缺勞工法例底下的僅有保障之一,問題是,連僅有的保障,也設立了重重關卡讓僱主走法律漏洞。例如:做滿2年才有遣散費、做滿3個月才有勞工假、轉新公司就重計年假7日、病假清零。

很多人曾形容,外判制度是吸血鬼,我最初感受不深,但接觸工人以後,才感受到,那些血汗錢是如何一點一滴輸送到僱主口袋裡。對外判商而言,每一日假期每一項福利都是金錢,若果有人放假,我就要請人頂替,便要為一個崗位多付一份錢,如果這個地方有四十人,就是四十份。若以現時最低工資$34.5計算,一天工作八小時的話,清潔工一天的工資只有$276,全部40人合共$11,040。

假設房署一枝標做3年,民順做左3年後,由民順續標,或者交給工商做,這兩個情況會有什麼分別呢?

省錢招數一:轉約年資清零 年假、假期由頭算起

首先,來看年假,如果由民順做,由於年資累積,清潔工的往後三年的年假分別係9、10、11日。由工商做的話,清潔工年資清零回到起點,這三年裡的年假只得由頭算起,僅7、7、8日年假。加起來,即係每人少了8日年假,位位$2,208,40人就$88,320。

勞工假方面,如果由民順續標就沒有影響,但如果由工商做的話,頭3個月勞工假就會消失了,以2017年連續3個月累計勞工假的平均數,即1-3月、2-4月等等,大約每名清潔工損失4日假期,位位$1,104,40人就$44,160。

至於遣散費方面,很多僱主都會向員工聲稱,要簽了「自願」離職信,才可以到新公司做,否則甚至要賠一個月錢,而那封信,總會在你下班最趕著回家最不為意的時候,夾雜著一堆文件要求你簽署,不慎簽了的話,就真正的一千字金了。粗略計算,假設合約2017年10月到期,清潔工做了3年,遣散費對沖後位位$2,641.2(對沖了14,470.8),40人就是$105,648(對沖了$578,832)。

對外判商而言,公司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繼續中標,支付年資累積而增加的支出($13.2萬),另一種是支付遣散費$10萬,對公司很難嗎?資料顯示,工商2年合約總值12,571,200,即1,257萬。

省錢招數二:工人被逼義務付出 公司減省支出

那天,清潔工跟我們說,1個80歲的老人要做原本由4個人做的搬大型雜物工作;1枝清潔劑,公司只留10分1,要工人自己溝水用,漂白水成日彈入眼唯有自己買眼藥水止癢,溝到漂白水的味都沒有了,還要自己在垃圾堆中執拾清潔劑用;清潔工具都要自己製作,向公司拿用品只有挨罵的份;3個鐘倒40層樓,要中午抽一個鐘做義工,否則怕會做不完,新同事不懂怎樣做,夜晚還要穿著睡衣去幫忙;作為休息室的垃圾房全靠工人自己佈置,雪櫃、椅子、風扇等用品,都是清潔工自己拾回來。那麼,請問這數以千萬的公帑,都流到哪裡去呢?外判商到底付出了什麼?

省錢招數三:大規模外判 每年省一億

有人說,部分房署經理退休後會到外判公司去做,甚至乎未滿公務員的過冷河期;又有人說,房署半年前曾經約齊外判商,向公司講解如何可以不用支付遣散費。這些傳聞,我都不作猜測了。但顯而易見的是,房署及政府,在外判左手交右手的過程之中,榨取了不少員工的血汗錢。資料顯示,房屋署、食環署及康文署的合約承辦商聘用最多外判員工。截至2014年年底,分別聘用大約31,100名、12,200名及11,300名外判員工,合共54,600人。換句話說,每兩至三年,這些員工的經驗將不被重視,視為新入職的人一樣,平均每年損失最少$60,278,400年資成本,及48,069,840遣散費,合共一億元。

省錢招數四:不披露合約細節 公眾無從監督

有外判商曾明言,即使自己願意提高待遇,在政府價低者得的評分制度下,也不可能中標,結果只有劣幣驅逐良幣,員工都在最低工資及重計年資的旋渦之中徘徊。這個問題有可能解決嗎?在現行制度不行,在改革後當然可行。現行制度的荒謬在於,政府連外判合約的細項(break down)都不主動去了解,因為揭露出來後,一直節省的成本,在公眾監察下便要重新支付。

試問你要請人做一樣工作,你會嘗試了解多少錢用在這地方,多少錢用在那地方,然後討論每個細項的價目是否合理嗎?當細項清晰後,便可以監察這些細項是否用得其所,訂立相關的扣錢扣分罰則。將一些不明確的項目如遣散費及年資成本等實報實銷,由政府承擔,或以約滿酬金解決。在外國,政府招標甚至乎會列明每個外判商投標,要有生活工資的水平(將工資與物價掛勾,而非海鮮價)。在香港,同樣有具體例子,證明招標時有向外判商訂明具體工資及福利的話,一般能改善員工待遇,長遠而言,外判員工必須與直接聘用員工睇齊,或重新直接聘用。可是,我們的政府有這份承擔嗎?工資作為財富分配的第一條線,著實要進行徹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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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民順工商火頭處處 再揭兩邨清潔工被騙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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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海麗邨外判清潔工罷工進入第八日!儘管外判商民順態度粗暴,更得到房屋署包庇,罷工工人的士氣仍然高漲,請各位繼續關注事件。

惟工新聞翻查房屋署文件發現,涉事外判商民順、工商在全港各處均獲得外判合約,總值超過一億。種種跡象顯示,民順及與其關係密切的香港工商在其他屋邨清潔服務當中同樣剝削、令工人失去遣散費、月薪同樣僅增加十一、二元。而為應付罷工而從東頭邨和鴨脷洲邨調派過來的工人壓力超負荷。看來海麗邨的情況僅是冰山一角。

騙徒手法一成不變 愛民、石圍角邨工人同受害

昨天(1月2日),多名支持海麗清潔工的學生走訪何文田愛民邨及荃灣石圍角邨。他們發現,兩邨的情況與海麗邨幾乎一模一樣:上一手的清潔服務承包商同樣民順,同樣在2017年11月轉到香港工商,多名工作超過兩年的清潔工同樣失去遣散費。石圍角邨的清潔工更是在與新公司香港工商簽訂新合約後,才被民順告知「可到其他地方工作,否則要簽自願離職」。

轉新合約後,由於他們在香港工商工作不足3個月,因此在剛剛過去的1月1日法定假日不獲發工資。愛民邨不少清潔工年過65歲,在外判商轉手時獲發長期服務金,可是他們不清楚自己所得的長期服務金金額是多少,亦不清楚如何計算。另一方面,兩邨從民順轉到香港工商後,薪酬調整幅度幾乎與海麗邨一樣。石圍角清潔工月薪僅增加11元(下圖的招聘廣告指出月薪為$8,628元,與海麗邨清潔工目前的工資相同),愛民邨清潔工月薪僅增加12元。


於石圍角邨拍攝之清潔工招聘廣告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工商寧願從車程較繁複的東頭邨、甚至是鴨脷洲邨調民順的替工過來,也不願意從較近的愛民邨和石圍角邨調自己轄下的清潔工來海麗邨,估計是因為懼怕這兩邨的清潔工由海麗罷工的行動得知自己受騙,情況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從東頭邨、鴨脷洲調來替工 打壓罷工不成更添剝削

罷工首日,民順從東頭邨調來約十位清潔工來協助工商,第三日只調來四、五位清潔工。第六日,民順開始改由鴨脷洲邨調來清潔工。為了節省交通費、兼顧家庭,從事清潔的工人大多數在自己居住地附近找工作,調配到其他地方工作對工人來說造成諸多不便,加上不多人願意投身清潔工這行,人手緊絀之下,這種方法未必能長久維持,罷工對公司造成的壓力日益增加。到了元旦那天,公司不得不出招打壓罷工,派出管工恩威並施,揚言會向留守崗位者派發一千元獎金、將參與罷工者解僱。但是,似乎這招並不湊效,罷工人數有增無減。

另一方面,值得留意的是,這些替工有因為臨時調配而加班嗎?加班有沒有足夠補水?有因為加班而不能放假嗎?在工商經理吳先生來回多番叮嚀下,清潔工們不敢透露更多。然而,替工的人數明顯少於罷工者,難以如常完成工作。參與罷工的工人指,有的替工須一人做幾個人的工作量。以倒樓(清理樓層垃圾)為例,平日一個工人倒一座樓需時至少三個鐘,現在則由兩人在一晚內倒三、四座樓。替工的勞動與回報是否合乎比例,令人憂慮。

民順、工商2017年獲房署批8份合約 一億公帑落入奸商手中

翻查房署公告,民順及工商在2017年至少獲得8份公共屋邨清潔服務合約,包括鴨脷州邨、順天邨、華富邨、海麗邨、愛民邨、石圍角邨、慈正邨、天瑞 (一)邨,合約費總值超過一億港元。當中,海麗邨、愛民邨、石圍角邨三條邨都是由民順轉為工商,兩公司一直被指關係密切,有左手交右手合謀剝削工人之嫌。

由於房署資料並不全盤公開透明,或許有更多交易未能查出。只是,就以上資料來看,工商民順這一伙的剝削惡行遍佈港九新界,而房署不但沒有盡責監察外判商,出事之後,仍然選擇維護外判商。

11月中,清潔工到海麗邨房署辦事處表達訴求,當時房署事務經理李太對工人回應道「唔係話要乜就俾乜你」。到昨天(1月2日)工人與勞工處、民順、房署談判破裂後,李太又幫外判商勸清潔工復工,重提復工者有500元獎金的安排。協助清潔工的海麗邨區議員楊彧表示,房署要求,向居民派發的傳單不可指明剝削工人之公司為「民順」,只可寫舊公司。房署與兩外判商關係惹人疑竇。

閱讀更多了解外判制、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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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支持海麗邨清潔工罷工詳情:

自2013年碼頭工潮以後,職工盟成立「職工盟勞工權益基金」,支持往後有需要援助的勞工抗爭,基金設管理委員會,由職工盟、碼頭職工會及社會人士共同參與,過往亦曾撥款支持拯溺員的罷工行動。

支持者可將捐款存入職工盟勞工權益基金的專用戶口(戶口名稱: 香港職工會聯盟,恒生銀行:295-164578-010),亦可將抬頭祈付「香港職工會聯盟」的支票寄回「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557-559 號永旺行 19 樓」職工盟會址,信封標明「支持海麗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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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罷工支援者日記:我們怎可以讓工友孤軍作戰,明明他們這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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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海麗邨外判清潔工罷工進入第十日。在二十多名罷工工友、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及當區區議員楊彧之外,還有來自社會各處的朋友支持。惟工新聞收到一位支援者的來稿,講述十日以來的體會,以及透過支援罷工來實踐出來的社運理念。


這兩星期以來腎上腺素好像源源不絕地釋出。一方面是骨子裡的好戰基因作怪,相信直接行動的我與政治運動無緣,而勞工的範疇,已經好久沒有一次可以這樣發力的機會了。另一方面,亦是更重要的一點,工友們成長的驚人速度,實在令人目不暇給,如果我不寫出來,恐怕會被奮進的腎上腺素淹死,今晚不得安眠。

今天勇敢站出來的工友,他們不簡單,但也是有諸多束縛的平常人。 

十一月中,杜邀請我訪問海麗工友,那時杜說工友已有意向,如果房署、外判商在限期內不給滿意答覆,便很可能罷工。如此有鬥志的工人實屬難得,動力到底從何而來?心裡暫且保留這個問號。

過了個多月,真的罷工了。在邨裡,自己地頭,工友們信心滿滿。但是說到要踏出一步去到金鐘示威,他們有點遲疑。來來回回了幾板,他們才掌握了情況,決定去馬。只不過是幾天之間,他們的勇氣和分析能力就竟然大大提升。今天,原本計劃走進房委會總部靜坐,要求房屋署署長會面,房委會不知為何,驚恐得關上閘門,只有幾位工友和組織者在落閘前進了去。閘門把他們與外面隔開來,其中一位工友更因大膽走前幾步而被困在玻璃門與保安之間,想去廁所也去不了。但是他們決定根據預定的計劃留在裡面,一坐就是六個鐘。

場外的工友聽說房委會不讓閘內的人吃飯,很是擔心,有趣的是,被困者走出來時,倒是比之前更加神氣。當中一人如此說道:我地要去佢門口繼續坐,坐到佢收工,坐到房委會有人出來為止。另一人走向穿西裝的保安管理層求情。原來,負責阻止他們入內的一名保安不斷斥責他們,說被你們累死了,上頭一定會責怪我失職而炒我魷魚,最後好像說得快哭出來。海麗工友向西裝友說,唔好怪佢啦。明明這工友是被保安限制自由,但是,她竟然以超乎常人的同理心為保安求情,OMFG。這令我想起了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初期,參與者們仿佛來自平行時空,對身邊的人超現實地友善、樂助,那時大家確認對方為共同體的氣氛非常濃厚。

不知保安管理層西裝友有否被海麗工友打動,但他臨走丟下一句,這是私人地方。我立即不爽大罵,什麼鬼私人地方,這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土地,沒有這班清潔工,誰給你出糧?話畢方覺自己太大聲,擔心工友被我嚇倒了。不料,一名工友緊接著我的說話嚷道,對啊,政府是我們的,你憑什麼說這是私人地方?我們交租、買野、食野都是交緊稅俾政府啊。另一工友則譏諷道:什麼鬼私人地方,你以為這是私人別墅啊?這是人民的政府啊。哈,哈,哈。這些東西,我們平時用幾千字文宣寫寫寫,也沒多少人看,今天一說,工友竟然完全理解,還以自己獨特的方法去演繹,那麼⋯⋯我們那些幾千字幾千字⋯⋯到底在幹什麼⋯⋯哈,哈,哈⋯⋯(又高興又呆掉)

今天工友兵分三路,一路被迫留在房委會內,一路在房委會外靜坐,一路去了愛民邨探訪同樣被民順誘騙而失去遣散費的清潔工。回程時,我問坐在旁的工友,愛民邨的清潔工情況如何?她一句一句斷斷續續地回憶起,講了愛民工友的工作內容、待遇、還判斷了工友的心理狀態、整體氣氛⋯⋯我覺得這場景似曾相識,這,不就正是我們平時落區探訪工友後回來匯報的場景嗎?而那些初次落區接觸工人的中學生、大學生,也沒能像她觀察得多。

工友們聰慧,但他們並沒因此而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反而很細心顧及同伴。每次完成行動離開時,他們總會確保齊人沒有人掉隊,初時是組織者們數人頭,後來到他們自己數,今天有幾個工友要接受訪問來不及上車,開車一刻,有工友大聲喊叫,誰誰誰還未上車啊!

這種細心關顧,使他們連日來培養出的深厚的凝聚力。罷工其實比返工還累,但是他們一直保持隊型,每次行動、開會也超級齊人。元旦遊行前,彧說,這幾天大家辛苦了,不如大家放下假休息下,想去擺街站的才去吧。結果,去元旦遊行擺街站的工友比來開會的人數還要多。站了一天,沒人說累,他們笑說,很多人支持我地啊!

面對這麼厲害的工友、這種程度的凝聚力,如果我是老闆,大概會怕得整整十天也睡不好覺。

*

挑通眼眉的大概讀者會越看越疑惑,到底我是何方妖物?看似不是工會人,又不似政黨人,更肯定不是工友,為什麼會知曉這些?也許說來我的角色是很難理解的,而且我也不覺得自己的事有什麼值得要別人知道,可是,參與基層運動的這些年,我所在的團體讓我明白了,分享經驗想法,讓別人有更多想像,是對運動發展有益的。我也正是受益於這團體種種打破既定框架、具實驗性質的做法,才能有足夠的思考資源,在這次罷工中做一個幫手補位的二打六。

我所在的團體叫自治八樓。浸淫在八樓的基層運動養份近四年,我將自己在運動中的角色定位為一個facilitater(詳細可找自治八樓「民主自治實驗」來看),亦即溝通協調員,任務是令參與者能夠互相理解,作出有效的溝通交流,達成一個大家都願意接受的共識,在不同崗位上共同為之發力。做這個位置,最重要是要將自己的意願盡量放後,如果只顧推銷自己agenda,就難以令參與者達成真正的溝通。而這角色放在這次罷工裡,我的任務就是協助工友發揮最大的主體性。當然,職工盟和民協才是最主力最重要的組織者,我只是執頭執尾的二打六,做的其實只是痴住工友r水吹,幫手搞搞活動,開會時幫手留意有沒有人分了心或有異議之類之類。

今天我和工友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也覺得這種做法對於溝通非常有幫助,想跟大家分享。

隨著聲援團體發言完畢、工友分一隊去愛民邨,下午現場只留下十位工友左右,是非常適合增進認識的時候。但是傾偈話題總有盡時,j建議寫字畫畫貼在房委會牆上,於是我拿出隨身帶著的蠟筆,給工友畫。

工友常說自己不識字,叫他們拿起紙筆,很多人耍手擰頭,叫我畫。但我畫就沒有意思啦,為了讓他們更容易參與,我由最低門檻的做起:你揀一隻鍾意的顏色啦!有的工友還是不願畫,那就我幫你畫吧,我是收order的,你說什麼我畫什麼。這樣問問畫畫、畫畫問問之下,工友說了自己的心情、對房署對老闆的想法。畫畫期間我反覆問道,這樣好不好?碰到工友說不好的,就問為什麼,這時,就可以從對話中疏理出,他們有什麼考慮、有什麼不想做。了解到不同人的想法的差異之處,才可能盡量地同步,不讓人掉隊,鞏固凝聚力。

原本畫畫時沒想過可以做到這效果,試著試著就做到了些東西,這個嘗試,其實多得三四年前在八樓的一個討論。忘了那是在討論語言還是教育的階級性,有人說到,現在的考試是非常以語言為主的,但是並非所有人都是擅長以語言為思考、表達工具。這討論好像很離地,但那句話深印在我腦海裡,這幾年來一直反覆咀嚼,想不到,今天竟然發揮了作用。

嗯⋯⋯最後⋯⋯最重要的東西留到最後講。

能夠得到這些寶貴的經驗,除了多得工友勇敢站出來表達真我,不可或缺的是職工盟與民協組織者的信任。我並非這兩個團體中的人,只是與部份人間中有合作,他們願意信任、接納我成為後援會的一份子,這種開放性非常重要,也是使得這場運動得以擴大發展的其中一個關鍵。實在非常,非常感謝。

坊間對罷工有很大反應,有的人們或許是同情他們是弱勢。同情是關注的起點,沒什麼不對的。只是,海麗工友有理有節的怒吼在告訴我們:弱勢並非他們的本質,他們的弱勢,是由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制度造成。

這班工人說自己不識字,但其實心水很清,知道這場行動所影響的不只自己,而是在對抗整個外判制度。記得他們在草根行動媒體的一條報導片段中說:我地為大眾囉。我地為打工仔出氣囉(註)。罷工,很多人踏出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步。他們把家庭把生計都擱在一旁,一日,又一日,堅持抗爭。

罷工邁進第十天了,這一切,憑什麼只由他們來扛?

寫於2018年1月4日晚

註︰詳見草行媒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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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葉漢:清潔工十大死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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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海麗邨清潔工抗爭勝利,但與清潔工相關的問題仍有很多——工資低,高工時,工作時得面對各種危險情況。在剛過去的冬至,一名清潔工在倒樓期間死於垃圾槽,再一次令公眾驚覺清潔工的惡劣處境。前職工盟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組織幹事梁葉漢以過去接觸過的工友為例,細數清潔工十大死亡陷阱,還望公眾持續關注,從了解自己住處的清潔工處境做起。

冬至一名71歲的清潔替工羅先生葬身垃圾槽內,事件讓傳媒及市民開始關心清潔工人的工作安全以及工作待遇。一直被認為「低端」的工作、受社會忽視的工種,每每出現人命傷亡之時,才獲得更多鎂光燈的照耀。政府及有關部門卻無動於衷,反映他們無心改善整體清潔工友工作環境,連基本的派員出來「承諾改善現有垃圾井設計」云云的公關手段都節省。

舊事必會重提,傷亡者的血汗寫成的黑歷史,是政府及聘請他們的公司無法迴避的話題。在另一件慘劇發生前,我們應多加留意,提醒及關注清潔工友工作的危機。故此與大家分享來自工友的十個工作「死亡陷阱」的故事。

陷阱一:垃圾槽的殺人設計

羅先生的意外並不罕見。翻查過住新聞發現,近10年有4宗同類事件發生,當中更有工友失蹤兩天後才在垃圾埋填區尋獲的駭人聽聞。其實垃圾槽意外時有發生,只是許多因沒有造成嚴重傷亡而未引起關注,最後都如輕煙而過。

過去,我曾處理過六宗垃圾槽意外的工傷個案。其中有一位在某公屋大廈擔任中層的陳先生。事發當晚,晚更工友才倒垃圾到收集槽中,因下層垃圾阻塞,陳先生用地拖使力把垃圾向前推,同時因失去重心而整個人撞向槽口,直至凌晨時分,自行醒來。他估計自己昏倒約幾個小時,但因為只有頭痛而沒有立即求醫。及後一個星期內,他中耳有血流出,並在一個月內不斷頭痛及聽力下降,最終透過工會向公司交涉,但因事發時沒有求醫以及未及時向公司報告工傷,而無法得到任何賠償。

幸而陳先生傷勢不重,另一位工友李小姐則沒有這麼幸運。她在九龍某公屋的大廈負責「倒樓」,晚上快將完成工作之際,她由5樓垃圾槽直插至地面的垃圾桶,直至早上才被早更同事發現。醒來後,李小姐稱沒有身體問題就自行回家,當晚已回到自己岡位工作。幾日後她在家昏倒,一睡就9 個月。他的兒子代她向我們求助,並向公司追討賠償,結果是收到最多31日病假錢,不承認工傷責任。

垃圾槽的設計本是為了將人及垃圾分隔,但管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往往為了住客的感受和大廈環境,就犧牲了工人的安全。而在垃圾槽底,負責換桶的工作也同樣危險。已經數不清有多少工友向我反映,經常被高層的垃圾經槽位送出時反彈割傷。

垃圾槽殺人設計一早有很多團體投訴,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職工盟、工業傷亡權益會都指出垃圾槽設計必須廢除,認為管理公司應容許清潔工人使用升降機,並安排工友在限定時間搭乘專用升降機。這些建議可杜絕因垃圾槽引致的傷亡,可惜多年來不獲接納,類似事件不斷重演。

陷阱二:車輪常壞的大型垃圾桶

無論是德國製還是內地製,香港使用的大型垃圾桶都有一個設計缺點︰車輪經常壞。一桶滿載1100升的大型垃圾桶往往重達300公斤以上,特別是女性工友,每每拉到腰酸背痛。一旦輪子壞了,更不得不死命拖著大桶工作。除了車輪,公司還常常為了節省成本以及免去訂購的行政時間,不願更換破損的膠桶,迫使許多工友不得不赤手推拉,弄來不少損傷。

我接觸過的張太,是在同一屋苑工作十餘年的清潔工,而工作給她的「獎賞」是左手的兩隻手指因破損垃圾埇而「斷根」,不能正常使力。她也從來沒有因此得到過額外一天的病假。由於缺乏足夠的復康時間,她的復原效果就大打折扣。我還記得她打趣道:「現在連撩鼻屎既手指都無力」。

陷阱三:空氣不暢的後樓梯

光暗不定的密閉空間,除了情侶乍現某層樓角、保安層層巡視外,停留最多的一定是清潔工友及他們要收拾的棄置物。現行大部分樓宇並沒有在每一層都設置垃圾房,而管理公司也不希望將垃圾放在樓層大堂,這就導致各層的收集箱被放置在後樓梯處。後樓梯、後巷滿佈的垃圾細菌滋生已不是他們的敵人,真正的殺手是室內二氧化碳積聚,嚴重影響呼吸系統。

65歲的黃姑娘在我居住的大廈中當清潔員。在日常交談時,她表示在後樓梯收垃圾時會出現不舒服、頭痛、呼吸困難等情況。當時我不以為意,也沒有告知管理公司跟進她的情況。然而有一天,她被發現在後樓梯昏倒,並需要送院。這之後,我已經3個月沒有見過她了。

陷阱四:危險的裝修用品

無論是商廈、私樓、公屋還是工廈,都會有大量住戶不願清理自己的裝修用品。化學物品、泥頭、釘、木板、纖維板林林總總……為什麼自己的裝修要加建在工友身上,而不是妥善包裝後,再自行帶到大型垃圾站棄置?香港什麼都講「快」,方便至上的大教條下總有人犧牲。

何生是我工作接觸到的第一個工傷個案。他走到我的案頭,一伸手,就有一條7寸長的蜈蚣釘在右手前臂,一句「有無得賠」就展開了我跟他前公司紏纏9 個月的序章。「其實邊有工人無傷痕丫?」豪氣的何生道出各人心聲。他在7 層高的工廠大廈工作,幾十戶每天丟出大大少少的棄置物。那晚他急上來就在竹簍中手一伸,從此這昆蟲就跟他生活在一起。

目前香港並未就清倒裝修物品制定明確指引及嚴厲的罰則,寬鬆的棄置物處理環境下前線工人只有「硬食」。

陷阱五:易碎品的每日傷害

玻璃割傷工友事件幾乎接近每天都在發生,而針筒、花瓶等易碎物品,都是令清潔這行工傷頻發的主要原因。歐太工作長期都要帶著手套,不是因為她貪靚,而是要工作,就必須帶手套。我第一次翻開手套看見她滿是疤痕的手指有點嚇到,而她的尾指更是「少了一截」。市民大眾將玻璃等易碎品都當一般垃圾處理,但甚少有人意識到「用報紙包好少少,我地就安全少少」。相關公眾教育欠缺,歐太直言大家要交換工作一天,才會留意這微小的事和她。

陷阱六:大型家具的沉重負擔

您最大的家居廢棄物是什麼?周生拿著手機向我展示他的「大作」,記錄著他拍下的一些「誇張垃圾」:梳化、大櫃、魚缸、鐵櫃、酸枝雲石椅檯……凡是百貨店有的,盡都逃不出周生的手,而「呢座200公斤鋼琴,賣到既話好值錢」。周生曾經在由樓層大堂搬運梳化到地下垃圾站時,被梳化整個壓在身上,那次的教訓讓他的臉上多了一個「戰績」。他指責那些貪方便的街坊,大型垃圾收集站就在大廈外不足200米的地方,為什麼卻放在電梯大堂呢?

對,我們都習慣了讓別人來代理自己的責任。垃圾如是、公民權利也如是……

陷阱七:清潔劑的誤用

考考大家︰綠水可以加入以下那一種清潔劑?1)氯系漂白水 、2)廚房清潔劑、3)玻璃清潔劑。答案是3種都不可以。因為含氯的清潔劑與酸性成分的清潔劑混合使用時會產生大量熱氣和劇毒的氯氣。當大家以為清潔工應該不會大意將兩種清潔劑混合使用,但其實很多清潔工對危險清潔劑的知識有限,人有錯手就很易造成意外,2012年,就有工友因吸入氯氣以致缺氧死亡的事件。我認識的一位清潔工小胡,就稱自己吸得很多清潔劑揮發的氣體,以致記憶力和反應力都有所下降。

大部分清潔工讀書不多又不昧文字,哪管清潔劑上標籤著甚麼。管理層也往往不重視工人的安全健康,只管完成事工。欠缺足夠的在職訓練,有人「頂更」就可不理當中安全,慘劇定會再次發生。

陷阱八:高空殺人的玻璃幕牆

近年有兩位清潔工在清洗玻璃幕牆時身亡。這份工作本身已有一定的危險性,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來,需要具有相關的牌照才可以,但為何還有人去當「烈士」呢?不過是因為較高的工資吸引了有膽之士。要結束這種「高空殺人」的行業,大可利用機械取代工人,但偏偏錢作怪,專門洗窗的機器是工人工資的好幾十倍。工會理事馬仔就是其中一員。他多年來為某大型屋苑的商廈清洗無數窗戶,卻換來兩次從清潔台撞斷手臂的經歷。他打趣自己打石膏時的兩手,說這是用錢買回來的鐵甲奇俠。

陷阱九:和垃圾共存的休息室

連休息都是錯的。因為工友要一邊食飯、一邊看著同事更衣、一邊體會著垃圾站飄來的陣陣「香味」。現在大部分的垃圾收集站都採用開放式設計,沒有固定更衣、洗淨的地方;也沒有提供工友休息的空間。就地矗立幾個收回來的鐵櫃,就是更衣室。今年55歲的麥太告訴我,這十張一字排開的椅子就是他們的大廳。食飯小休都和垃圾共存,食進了什麼都是同一個味道。她曾向署方投訴,回應會改變現行環境,但一等就10年。除了多了一部蒸餾水機,就什麼都沒有。署方還建議他們「午飯時間到外邊走走,買飯到附近公園吃過後,趕緊回來」。垃圾站有幾多細菌,就有幾多帶回家「加餸」,麥太要求一個獨立分開的進食地方,希望局方在她退休前可以解決問題。

陷阱十:不見血的外判制度

這是個老掉了牙的題目。正是外判制度造成工友低薪、長工時,而在工作量多及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就會令工作人口流動性高,從而製造出像羅先生一樣的高齡替更工人,然後令慘劇循環上演。以上9 個情境的死亡陷阱,都是「見血」的殺人;而制度的殺人卻從來未被好好正視過。民間及勞工團體的努力和抗爭,作為全港最大的外判商︰香港政府又幾時願意回應呢?

(*文中人名均以化名之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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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邨清潔工抗爭勝利,但與清潔工相關的問題仍有很多——工資低,高工時,工作時得面對各種危險情況。在剛

【 海麗罷工成功背後(一)】:居民撐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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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工新聞】海麗邨清潔工罷工十天後爭取到部份訴求,迫使舊公司民順願意賠償遣散費每人每年1,200元,相當接近工人的訴求。令人鼓舞的罷工成果,容易令人忘記前九天工友面對壓力,例如公司態度強硬傲慢,政府部門逃避責任。因此支援工友的人同樣重要,除了工會和媒體,還有海麗邨居民。罷工期間我們曾短訪了幾位海麗邨住客,大多支持工友罷工。

郭生2005年入住海晴樓,為互助委員會主席,現時工作主要交由秘書處理,但之前處理屋苑清潔事務而發現民順和工商兩間公司關係奇怪,「開會個陣見過兩間公司的負責人,基本同一個人嚟,其實擺到明係圍標。其實我本來都唔想出名,但今次佢地對清潔工真係太過份,連遣散費都冇,今次都係為公義行出來。」

古小姐為海賢樓住客,已住了十多年,也認識負責倒樓的清潔姐姐,有些人是她住多久她們就做了多久。她支持工友罷工:「公司好過份,明明工友係度做左咁多年野,依家迫佢地自願離職,啲年資就要重新計過,假期呀遣散費呀都冇左。之前聽話新公司剩係加十一蚊人工,我覺真係好侮辱人,依家十一蚊買到啲乜呀?我去買菜都要十四蚊啦。」

吳同學(左)和陳同學(右)同是海麗邨住客,今年小六。吳同學在前一晚看新聞知道有罷工,陳同學則收到區議員派發的單張得知。兩人都說平日經常看見海麗邨清潔工,倒垃圾看到他在倒樓,出街看到他們掃地,而且好準時,朝早每次都係同一個位見到佢地,仲清潔得好乾淨。陳同學認為「工友應該攞到遣散費,尼個係舊公司的責任,依家佢地左手交右手就當冇野。我之前都有聯署,要求民順俾返遣散費。」

Oscar 從2004年起就住在海麗邨,是一名中學生,12月海麗清潔工罷工抗議,他得知清潔工被拖欠遣散費,並聯署支持工友。「既然他們有工作就應該有報酬,這是我們的權利來,不然那裏有公義呢?尤其是他們並不富庶,需要經濟上支持自己。我時常在他們工作時碰到他們,有時還替我們搬走大型傢俱,他們都非常熱心。」問及民順打算以「年資乘$200」的利是打發工友,Oscar說:「我不認為公司應該這樣只付每年$200,這根本甚麼都不是,他們應給予工友本來應得的遣散費。」

(Oscar當日以英語受訪,上文為筆者所譯,以下為英文版本。)

Oscar, a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has lived in Hoi Lai Estate since 2004. In late December, the Hoi Lai Estate janitors were protesting and ask for petition, Oscar signed for them. “I think they should get their money back because they work hard for it, that is our right, if you work for something you should get the money or else there would be no justice. We know they are poor and need to support themselves.”

“I saw the janitors many times when they are working in the building, they are very nice actually and sometimes they help us with disposing furnitures, they are really loyal to us.”Oscar further comment on how the contractors attempted to settle the protest by compensation of only $200 for each year they have work, “I don’t think the contractor should give $200 for each year they have work, it is nothing literally. They should give the money the janitors deserved.”

 

海麗邨清潔工罷工報導

海麗邨半數清潔工罷工 追討百萬遣散費

【圖輯】海麗邨清潔工罷工第二日 非人勞動逐個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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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罷工支援者日記:我們怎可以讓清潔工孤軍作戰,明明他們這麼好…

罷工十日,取到實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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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潛艇創造就業機會?英國造船小鎮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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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過去數月,北韓多次試驗核武和洲際導彈,一時之間國際局勢好像非常緊張。與此同時,核武在英國同樣引起巨大爭議。一方面有些人認為冷戰以來為對抗蘇聯而設立的核潛艇系統應該持續,另一方面自80年代起政府一直以創造就業機會為名繼續建造核潛艇,並得到工人和工會支持。與此同時,異軍突起成為工黨黨魁的科爾賓是長期持反核武立場,在維持核武與否的議題上受到壓力。惟工新聞翻譯反對武裝暴力行動(Action on Armed Violence)研究員肯納德(Matt Kennard)在英國核潛艇製造中心的採訪報導,說明這各種因素的拉扯。照片同樣由作者拍攝。

諾曼.希爾(Normal HIll)鼓動反對核武已近半個世紀了,但他熱情一點也沒退卻。

當我們在巴羅因弗內斯(Barrow-in-Furness,簡稱Barrow 巴羅)邊緣的一條空曠道路上走過時——身旁就是英國航太系統公司(BAE Systems)宏偉的船廠。資深的反核份子以每小時一百英里的語速,希望將所有反對這支持著他的城鎮的工業的理由說出來。

希爾於1941年在巴羅出生,一生大部份時間也在這裡生活。「我來自紮實的工人階級家庭。我爸是船廠工程師。」他說道。

這巴羅船廠在生產所謂英國的「核威懾」上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它生產的潛艇將會攜帶導彈及核彈頭。從前級別的潛艇就是在這裡生產,將會攜帶「三叉戟」(Trident)的新潛艇也將在這裡生產。

希爾在70年代中期開始與巴羅的反核運動扯上關係。當時,有說法認為應該在英國部署巡航導彈,以應對蘇聯——美國認為這對歐洲有所威脅。他認為這是瘋了。他的父親在船廠工作,但也支持他兒子的運動參與。「當時,很多在船廠的人也持這個觀點。」他說。現在,很多東西也改變了。

「龍巢就這在裡,純粹的邪惡。」他指著船廠說道。「大家的生活就是依賴生產這樣的變態。潛艇本身不變態,變態的是它們攜帶的東西。那才是變態。」

現在的三叉戟更新提案意圖以四艘新的「無畏級」(Dreadnought Class)核潛艇取代原有的四艘「先鋒級」(Vanguard Class)核潛艇。它們的服役期為30年。每艘潛艇價值超過80億英鎊(約848億港元)。當前政府的政策是要有160個可用的核武,每艘潛艇將有40個核彈頭,及最多8枚導彈。每枚導彈的長度超過納爾遜紀念柱。它們全都是氫彈,一種只在試驗中投放過的武器,擁有100千噸的爆炸威力——那大概是在廣島投下的原子彈的威力7倍。「我們可以有160個這樣的東西。」一個科學家告訴我「基本上,你真的可以用之毀滅全世界。」

橋上望下來,看到英國航太系統公司的三叉戟潛艇船廠,一艘潛艇半潛於水中

當我們經過德文郡船塢——即船廠所在地——上的橋時,我看到其中一艘核潛艇浮出水面。實在很難理解,只有69,087人居住的巴羅,居然是生產足以抹掉文明的核武的中央節點。「沒有人會這樣去想。」希爾在我們看著潛艇的時候告訴我。

巴羅,坎布里亞郡(Cumbria)最大的城鎮,位於向愛爾蘭海伸出的弗內斯(Furness)半島外沿。駕車向北半小時就能到達旅遊熱點湖區,但巴羅可謂是在另一個世界。由1870年巴羅開始有船廠時,這城鎮便為其所獨佔。沿海70英里便是塞拉菲爾德(Sellafield),在那裡核廢料處置可是一個相當敏感的議題。原來有計劃在該地興建一個大型的地下棄置庫,但最後被坎布里亞郡議會否決。

BAE 船廠充斥巴羅因弗內斯

核彈頭由奧爾德馬斯頓(Aldermaston)的原子能武器機構(Atomic Weapons Establishment)生產與維修。奧爾德馬斯頓是個在雷丁(Reading)附近的千多人的小鎮。五六十年代的反核武示威者有一個年度遊行,由倫敦步行至奧爾德馬斯頓,終點就是這個機構。這機構是政府的,但由私營承辦商營運。管理這公司的財團由三所企業組成(其中兩所是美國公司)- 洛克希德馬田(Lockheed Martin), 巴卜卡克(Babcock International)及雅各布工程集團(Jacobs Engineering)。導彈在美國生產,然後出租予英國。英國並不是真的擁有那些裝有核彈頭的導彈本身。無論如何,它被理解為「獨立的核威懾」(Independent Nuclear Deterrent),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獨立」、「核」、「威懾」這三個字當中只有一個字彙是真的。

科爾賓的難題

正值特朗普與金正恩的對峙,希爾的運動有了新的迫切性。此外,他還找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盟友,現任工黨主席傑雷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一個資深的反核份子,解除核武運動(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CND)的副主席。「這城鎮有支持科爾賓的人。」希爾說道。「但不一定是因為三叉戟。」

當地的國會議員約翰.伍德科克(John Woodcock),以及主要代表船廠工人的工會,英國聯合工會(Unite)及英國總工會(Britain’s General Union)均堅定支持三叉戟更新與維持英國核武。但以往並不是這樣。由1966年到1983年,艾伯特.布思(Albert Booth)是該地的工黨國會議員。堅決反對核武的他,是當時反對在巴羅建造北極星潛艇(Polaris Program,英國首個核潛艇計劃)示威的領頭人物。

但在戴卓爾第二次當選的任期裡,巴羅的口號變成「三叉戟就是就業機會」。塞西爾.法蘭克(Cecil Frank),巴羅1983年至1992年的保守黨國會議員,提出了新口號:「如果工黨上台,星期一大家幹甚麼?」背後的意思,就是因為工黨反核武,職位就會消失了。

與此同時,一個又一個的承諾被拋向巴羅的市民:新的職位,以及三叉戟計劃帶來的經濟利益。「新興城市巴羅」就是這個願景。

「這個城鎮的人們相信了,覺得這就代表工作。」希爾說道。當時,維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Vickers-Armstrong)僱用了14,000人。現在的數字大概是5,000。即便如此,政府依然堅持,創造就業機會就是大力支持軍火工業的主因。

伍德科克,巴羅自2010年的國會議員,認為這不純粹是因為經濟原因。「巴羅作為一個造船城市的文化身份是很重要的。」他說道。不過,他指出,巴羅是先進製造業職位桂冠上的珠寶。他不認為這些職位可以由其他行業提供,也不覺得英國擁有核威懾本身有甚麼問題。「我堅決相信,世界上應該有潛艇,我也相信當其他國家有能力威脅我們時,英國應該保留核威懾。」他告訴我,呼籲要另一種行業「完全是空想」。

英國航太系統公司滲透巴羅的每一部份,圖片中就是它的公司標誌被噴塗在巴羅市中心的行人路上

在1999年,馬可尼電子系統(Marconi Electronic Systems)和英國航太(British Aerospace)合併以後,巴羅的船廠便成為英國航太系統公司的一部份。這公司在物理上充斥了整個城鎮:你來到巴羅,第一眼望到的就是船廠。馬路上用來劃界,一上一下的箭咀,盡頭就是船廠。公司的標誌佈滿整個城鎮。在市中心其中一條主要街道上,我就見到行人路上以班克西(Banksy)風格的噴塗了英國航太系統的標誌。在行人路化的道爾頓街——一條連接船廠與市中心的街道——上,有一座銅製紀念碑(由英國航太系統支付),上面的工人擺出英勇的姿勢,碑下一邊刻著:「工人 就如大地一樣寬闊」,另一邊則是:「勇氣 預備就是一切」

英勇的巴羅船廠工人的紀念碑,由英國航太系統支付

因為英國航太系統提供了船廠就業機會,所以有關巴羅的事情,她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如果任何人建議某些該公司不喜的東西,她就可以說,噢,那我們就關掉船廠。不過,他們不喜歡參觀者。在經過近一整年的來回通訊,英國航太系統還是拒絕了我參觀及訪問的要求。與此同時,英國聯合工會與英國總工會,兩個代表船廠工人的工會,均向我表示,它們提供不了任何工人或工人代表讓我訪問。軍火業的秘密性實是異乎尋常:這些公司的利潤與工人的薪金均來自政府合同,由社會大眾支付。

英國聯合工會與英國總工會均是科爾賓競選工黨主席的有力支持者,但他們同時也支持三叉戟更新,以保障就業。科爾賓的個人意見,就是指如果停止三叉戟計劃,省去的投資可以投放於其他高技術,但有助社會(socially useful)的工業,如再生能源業,同時可以保留同樣數量的職位。研究指出,如果我們以每個職位需要多少資助的角度去看,軍火業幾乎比每個行業都來得昂貴。現在這尤其正確,因為製造潛艇的工作岡位越來越變得資本密集,大份部的資金都放在材料與複雜設備上,那工人能拿到的自然少了。
替代方法

在莫克姆灣(Morecambe Bay)對開20英里,蘭卡斯特(Lancaster)市郊有一個小社區。這是一個和巴羅完全相反的例子:可持續、現代、整個社區建基於環境保護與和平的理想。蘭卡斯特住房合作社是一個當由地人設立的生態住屋發展計劃,希望建立最前沿的生態屋,用的是當地的再生能源。那些能源是由一所社區營運,在河上的水力發電站。該電站足以供應250處居所。

在該社區,我和「全球責任科學家們」(Scientists for Global Responsibility,SGR)的執行理事斯圖爾特.柏金遜(Stuart Parkinson)會面。這組織是由一班科學家與工程師組成,他們均關注英國濫用科學與技術的問題。這組織最近慶祝成立25週年。

「全球責任科學家們」長年都有參與不同反對核武的運動,特別是研究引爆後的即時影響,隨之而來的核冬天和氣候問題。「我們估計,一艘三叉戟潛艇的核武,如果引爆的話,其煙霧足以令氣溫突然下降,造成大量作物歉收和全球飢荒,影響10至20億人,即全球三份之一人口。而這不過是一艘三叉戟潛艇的核彈頭。

「全球責任科學家們」也有留意在如何在轉移國防工作岡位的問題。有關巴羅的工作職位,「他們其實已經開始轉型了。」柏金遜說道。「其中一個問題是,轉型已令很多人失去工作,因為轉型的資金一直不夠,而這是必須的。但巴羅確實有新的工作機會。有個新的小港口開始運作了。其中一個對巴羅最大的嘲弄,就是在附近的沃爾尼島(Wanley Island)近海就有離岸的風力發電場,而很少的工作機會落到巴羅手上。風力發電渦輪也不在英國製造,雖然現在開始有點眉目。正因整個工業都可以在英國開始,製造渦輪的機艙與葉片,統統都可以在英國,但這沒有在巴羅發生。大部份的工序都是在海外完成。有些安裝工序的就業機會是去了巴羅,但不多。整體來說這真是錯失了很好的機會。

這種思維的其中一個來源,是1976年盧卡斯航天工業的另類企業計劃(Alternative Corporate Plan for Lucas Aerospace,即盧卡斯計劃 Lucas Plan)。目的是要回應職位流失的問題。這計劃是由盧卡斯航天工業的工人代表委員會提出,倡議製造對社會大眾有用的產品。在1980年,一些研究人員與工會合作,設計了一個巴羅的「盧卡斯計劃」,其願景就是令巴羅變成一個生產離岸風力發電渦輪和潮汐發電機的城鎮。公司管理層對這個計劃不予理會。但現在回想該計劃相當不錯——再生能源科技工業是其中一項發展得最快的工業。另一方面,核潛艇的生意則是時好時壞。

一間在侯城(Hull)生產風力發電渦輪的工廠,現在聘用了900人。與此同時,在布拉夫(Brough)的英國航太系統公司工廠則在裁員中。巴羅根本沒有替代工業的投資。

柏金遜說,有關「技能相配」(Skills matching)的研究指出,船廠與潛艇製造所需的技術,與離岸能源工業的所需的技術,實有很多相近之處。「這些都是關於流體力學。看看海浪能源以及潮汐能源,其實都是關於水的流動,在設計潛艇時是必須留意的;然後就是潛艇的動力渦輪葉片,以及風力發電渦輪葉片也有相似之處,兩者所需的技術並不是南轅北轍。」

為甚麼工會這麼抗拒?我問了斯圖爾特.格爾希斯(Stuart Gilhesey)。他是個紐卡素人,英國航太系統公司的地區組織人員,巴羅的船廠也在其職責範圍內。「你可以看看歷史,如泰因(Tyne)的故事。我用這個例子是因為我來自那裡。該地的造船業相當著名,也有很多軍火業公司。但在泰因的軍火業末落後,最終都沒有被其他工業進駐。你可以有很多崇高的的理想——誰不希望有個沒有核的世界?這真的很好,絕對很好——但現實是理想未必會成現實。你可以有理想,就如很多工人與工會一樣;但有機會發生的,真的會發生嗎?

當地社區

弗內斯鐵路是一間充滿活力的連鎖酒吧,其位置就在當地工黨總部的隔鄰。當地人無論是在早上抑或晚上都會在那裡用餐或喝上兩杯,很多船廠的年青工人都會在那裡聚腳。我和其中兩位在那裡交談,他們正在喝他們的黃昏啤酒。傑克.班斯(Jack Burns)是個31歲的船廠鋼鐵工人。船廠就是他夢想工作的地方。「我一直都想在那裡工作,但我只是自昨年才在那裡。我原來是做些文書與電腦工作的,但我很想靠我的雙手做事,而且我的祖父母都都是在船廠工作。事實上,在我出生前,我的太祖父就是死在他工作的船上。」每個巴羅人都與船廠有著多代關係。

他是否擔心科爾賓在三叉戟更新的立場?「說真的,我不怎麼在意。那不過是另一份合同。我們還是照樣進去,照樣工作。我的意思是,沒有太多人會詢問,也沒有太多人會提起。」
巴羅,一個由製造業撐起工人階緞城鎮,自然是工黨的核心地帶。「但工黨的宣言是支持三叉戟更新的,只是科爾賓個人不支持。所以我不知道了。這是值得擔心的,最少我是擔心的,因為我只是在這裡做了一年,而我希望可以做一世。」

他的朋友,約書亞.克勞福德(Josh Crawford),18歲,也是一名船廠鋼鐵工人。他附和道:「現在他們已通過了建造無畏級潛艇,我想他們不能取消的了。但我想他們能停止以後的生產。」
科爾賓承諾,因裁員只而失卻的工作岡位,會由另外一些行業的高技術工作岡位取代。這能否平息他們的擔憂?「說真的,不能。」傑克說道。「如果沒有了三叉戟更新,他們不會給予我們新的工作。我覺得巴羅出名,就是因為他的船廠。如果沒有了船廠,我覺得很多人會離開巴羅,這裡就會變成無人小鎮。巴羅的興旺的唯一原因就是船廠。」

害怕關於替代就業的承諾不會兌現,是很可以理解的。在當年煤礦業被戴卓爾政府摧毀時,她曾作出類似的承諾,但最後都沒有提供新的工作機會,令後來的世代飽受匱乏與赤貧折磨。但對很多反核群組來說,科爾賓在這件事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是個真正相信反核與保護工人的人。

傑克接著說:「我認為當他說他不支持三叉戟更新時,他是指那個導彈系統,而不是指潛艇。我記得他這樣說過。只因為他不支持三叉戟並不意味著不應建造潛艇,它們還有其他功能,起碼是這樣。我不知道他是否只是為了討好某些人才這樣說,對我來說他不像是這樣的人。」

我問他們是否會覺得自己是科爾賓的支持者。「我個人不怎麼喜歡他,但我也不大喜歡文翠珊(Theresa May)就是。」傑克說道。「我會傾向文翠珊一點,但那也是因為我想保著自己的飯碗。」約書亞補充道:「如果要我投票,我一定會支持文翠珊,因為她想更新三叉戟。」

「那你們就會因為這單一議題而決定嗎?」我問道。

「當我們的工作受到威脅時,是的。因為這大概是我能找到最高薪的工作了。」傑克說道。「我需要養育一個五歲大的兒子,所以如果因為科爾賓不喜歡三叉戟令我最後丟了工作,那我想這就足夠令我不喜歡他。」

這些看法,就是希爾需要面對的。它們隨處可見,而且很可以理解。
就在我們離開船廠返回城鎮時,我問希爾,在英國核武的心臟弄了近近半個世紀,有否消磨了他的意志。「看,」他說道:「在凌晨至清晨的時份,當我意識到,所有我試過、做過、想過的,採用過的策略及其他所有的都沒有結果,有時我會覺得    有點鬱悶。不是失望,而是鬱悶。」他停下來,望著我笑了一笑。「但接下來,我會覺得憤怒,而這又令我激動起上來。」

文章來源:
Barrow-in-Furness: The Small Town at the Centre of Britain’s Nuclear Arsenal
http://novaramedia.com/2017/12/10/barrow-in-furness-the-small-town-at-the-centre-of-britains-nuclear-arse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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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月,北韓多次試驗核武和洲際導彈,一時之間國際局勢好像非常緊張。與此同時,核武在英國同樣引起巨大

香港聯署聲援台灣勞工 反對《勞基法》大倒退 民進黨政府停止粗暴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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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16年選舉後,民進黨全面取得執政權。總統蔡英文違反選舉承諾,在2016年修訂《勞動基準法》,扣除七日國定假日。在2017年底更不顧民意反對,強推「彈性工時」。在修訂即將通過的時候,台灣各工會不斷發起抗議行動。然而,面對大批民眾抗議,政府的回應是大範圍封路,阻止民眾在總統府等地聚集。在與台灣一樣在工時方面領先全球的香港,多個團體聯署聲援在台灣的「反對勞基法修惡」抗爭,亦有成員前往台灣支持。惟工新聞轉載這份聲明。

台灣民進黨政府提出被勞團批評為史上最爛的《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造成爭議不斷,經歷勞工及社運團體、民眾、學者等等多次抗議遊行,以至其他黨派於議會激烈反對之後,民進黨團依然執意於1月4日晚上10時發動突襲,提出臨時動議進行表決,最後強行通過將全案保留送院會協商。民進黨團表明,將在1月8日週一召開的立院臨時會把《勞基法》修法列為「最優先處理法案」,並於1月10日前強行通過三讀。全台灣多個勞工、社運團體組成的五一行動聯盟將於立法院前駐紮與夜宿,要求立法院退回修法。而早前在總統府前禁食抗議的時代力量立委,已遭警察拘捕移離。警察更劃出長達三、四公里的管制區,又限制記者出入,僅容許電視台及四大報的記者進出。

此次《勞基法》修正案,民進黨的理由美其名曰「給企業彈性,以提昇競爭力」,實際上完全是以勞工的血汗為代價,給予資方更多壓榨的空間。法案最主要的修惡有以下幾點:(一)休息日加班自「每4小時為單位計算」改為「核實計算」。(二)每月加班時數上限自46小時延長至54小時。(三)輪班休息間隔自11小時減少為8小時。(四)「7天應有1天例假」改為可調移為「14天有2天例假」,即「可連續工作12天」。(五)「特休假一年內未休完,應直接折算工資給員工」,改為「特休假未休完可遞延至隔年,隔年未休完再折算工資」,即勞工之未休假期更遲才能得到補償。

而於2016年的《勞動基準法》的相關修正案勞工工作日數「一例一休」改革政策中被砍掉的七天國定假日,於今次草案中亦無任何補償。由此可見,民進黨對勞工的剝削,是完全沒有底線的。連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的排班方式,亦多年沒有改善;屬下的車長,也有過勞死的事例。對於勞工團體的抗議,民進黨立委邱議瑩竟然說「那些抗議都是放錄音帶而已啦」。若台灣的勞工未能阻止資進黨是次修惡,必然要面對更不穩定的上班時間、更多的加班、更多的過勞死。

另一方面,由2017年版本的《勞基法》修惡出檯開始,先後已有多次各地抗議、台北與高雄過萬人遊行、學者聯署反對、勞工代表絕食、議會內發生衝突等等,而「資進黨」仍一意孤行,多番挾人數強推甚至以突襲方式通過審議程序,致令時代力量禁食抗議以及勞工團體總動員駐紮與夜宿。可恥的是,面對抗議,號稱民主進步的黨不是回應訴求,而是派出警察設立範圍極大的管制區,封鎖總統府周遭博愛路、重慶南路、凱達格蘭大道、公園路口等路口,管制人員進出,被網民嘲諷為史上最大型拒馬展覽,剝奪了人民的集會自由;並以刺網把時代力量與聲援者隔開,禁止聲援者提供飲品;又在寒冷雨天把時力的帳篷搶走。這種令抗議者斷水斷糧、又濕又冷的做法,無等於施加酷刑,嚴重侵犯人權。

除了「黨禁」,民進黨政府亦開始實行「報禁」。於時力靜坐期間,多名記者前往採訪,出示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記者證,卻遭阻攔。警方表示,只開放電視台及四大報的記者進出。

目前已有香港社運人士赴台參與今次抗爭。香港關注勞工權益的社運人士、民間團體及政黨,聯署聲援台灣勞工提及抗爭者,並要求台灣民進黨政府:
(一)正視勞工慘況,立即撤回不義議案,中止《勞基法》修惡
(二)全面檢討監督、執法機制及僱主罰則,確保法例對勞工的保障得以真正落實
(三)停止打壓公民集會自由
(四)停止限制媒體採訪權利

資料補充:
一張圖看懂台灣勞基法修惡結果
https://wknews.org/node/1617

聯署團體(排名不分先後,不斷更新):

社會民主連線
大專政關
左翼21
無國界社運
香港廚師聯盟
全球化監察
工學同行
嶺南勞工關注組
香港社會及政治組職從業員工會
東北支援組
小麗民主教室
香港眾志
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自治八樓)
民間人權陣線
工黨
社區前進
香港職工會聯盟
勞資關係協進會
女工合作社
街坊工友服務處
工友權益聯社
基層發展中心
香港輔助教研人員工會
公民社會發展資源中心
OurTV
社區發展動力培育
影行者
德昌里素食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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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台灣一樣在工時方面領先全球的香港,多個團體聯署聲援在台灣的「反對勞基法修惡」抗爭,亦有成員前往台

職工盟被指侵吞罷工基金捐款 海麗清潔工:我們不是那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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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工新聞】海麗清潔工罷工勝利,成功追回遣散費,實屬史上罕見。但是,近日網上有幾個網絡名人(俗稱KOL)及粉絲專頁指控職工盟在海麗罷工一事上中飽私囊。專頁「生於亂世」在1月9日發表言論指「最後李卓人成功幫工人爭取2折遣散費」(現已刪除),另一專頁「倫敦人妻先生手記」在1月10日指「市民捐左23萬,工友收四萬,剛好只有兩成係流入工友戶口,職工盟佔足八成......這根本不是替工友籌款,而係借工友的不幸去歛財,是非常可恥的。」

惟工記者昨日(1月10日)到海麗邨向曾參與罷工的幾名工人求證,以下為對答實錄。儘管工人的對答未必完整,但本報仍然希望盡量保留原話,讓讀者從中了解工人的真實想法及心情。
 

清潔工阿蘭

記者:有人說職工盟不是幫工人籌錢,而是把罷工基金籌款私吞,你知不知為什麼要籌錢?
阿蘭:籌錢罷工囉。
記者:錢是給誰的?
阿蘭:給工友囉。
記者:只是給海麗邨工友嗎?
阿蘭:(用不完的)存起來,留起來,如果別的地方罷工就一樣。
記者:你也知有錢用不完,下次有罷工就給其他人用,那麼你是什麼時候幾時知道的?
阿蘭:當然(知道)啦。以前楊彧就說了。

清潔工阿英

記者:知不知為何要籌錢?
阿英:給我們的人工。
記者:只是給你們嗎?
阿英:誰罷工就給誰,剩餘的給下一批罷工的人支付人工啦。
記者:知不知總共籌了多少?
阿英:十幾二十萬吧?我們支人工支了也有五萬多。

記者:有人質疑,為什麼拿了那麼少人工?你知不知你拿了多少人工?
阿英:拿了二千三,頭兩日(每日)一百五十元,後來(每日)二百五元一日。我們都拿了二千幾元,好過一分錢都沒有。人家給籌款的是善心人,(讓我們)不用手停口停。

記者:一開始是不是有工人不喜歡籌錢?
阿英:不是不喜歡,是怕自己拿起箱問人拿錢,失禮。到你們(組織者)解釋說不是我們拿(錢箱),而是(我們)派傳單,人家行過就入錢落去。
記者:知道這樣做之後,覺得接不接受到?
阿英:得,見到旁邊檔位也有人籌錢啦。

記者:有人說你們只拿了兩折遣散費,大打折扣,少了八成錢,這說法對嗎?
阿英:不對。
記者:你不覺奇怪嗎?為什麼原本說遣散費有五萬多,但只拿萬多元?
阿英:跟強積金對沖嘛,加起上來也就是這麼多。

阿英:不要管那些人啦,那些人是眼紅打勝仗啊。
記者:你覺得有什麼勝利呢?
阿英:爭取拿回自己福利吧,又爭取加了人工。
記者:除了拿到錢,有什麼算是成功?
阿英:多了勇氣囉。原初估計打不了勝仗,有的人想縮沙不去,我們說無論如何都撐落去啦,人家那麼努力跟你搞,搞不掂好無面啊。

清潔工阿才

記者:知不知一開始為何要籌錢?
阿才:籌錢是給工人,給我們做生活費的。
記者:是不是只幫海麗工友的?
阿才:不是,將來日後再有人有問題要罷工,會支付人工。

記者:你自己(在罷工基金中)拿了多少人工呢?
阿才:千八加五百,總共二千三。
記者:為什麼是千八加五百?
阿才:廿七、廿八兩日一百五十元,後來(每日)二百五元一日。總共做了十日。
記者:有沒有覺得給了太少?
阿才:按照(平常那樣)二百多元日薪,不是少啦,總言之處理到問題就可以,我做人不是這樣要計計較較的。

記者:有人說你們被職工盟利用了,有沒有這樣的事?
阿才:是民建聯(說的)吧?

阿才(捉著記者的手不放):我覺得多得那些人支持,不然百二元(加薪)拿不到,十元也拿不到。多謝慈善機構捐錢幫忙,我們和職工盟,不是貪也不是什麼,新聞記者要講清楚,不是要抹黑市民善心,(籌款)是用來支持好多人的。我們的錢,是支持落去,不是用來貪污的,不是用來欺騙善心人的,我們是光明正大的。感謝市民熱心。錢放在籌款箱內,是為人民服務的。要寫得清楚明白。做人是問本心的,我們出來是幫群眾幫市民取回公平公道的,再有(罷工)那些事發生,就再幫那些人。你們(公眾)放心吧,我們不是那種人,不是為著這些錢來搞事的。(再次捉著記者的手)你一定要寫得清楚明白。
 

指控言論引來網上一輪對罵,有參與罷工支援的行動者指出,這些專頁在罷工時沒有支持工人,但是罷工勝利後卻提出不實指控,又將提出事實的留言者禁言,而且不同的專頁在相近時間發表類似言論,懷疑是別有用心。另外,周融有份創辦的「幫港出聲」亦有類似報導。

職工盟清潔工會幹事杜振豪在個人社交網站上羅列「惡意中傷」工人及工會者:

惡意中傷者,以及協助傳播這些惡意中傷的人,包括:
生於亂世
倫敦人妻先生手記
百彈齋主
無待堂
盧斯達
仇思達
端木皚
聚言時報 Polymer
勇武前綫
豬場新聞 Pignewshk
Farmnews 農場新聞(註1)
屯門人屯門事
全港屋苑管理支援聯盟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國民教育校友關注組
(歡迎補充,留為紀錄)
註1:Facebook有兩個「Farmnews 農場新聞」,上面指的是https://goo.gl/DiXwRV

昨天中午,職工盟再次公開說明罷工基金的用途,指「職工盟「勞工權益基金」早於12月29日(即尚未發起公眾籌款)已批准撥款支援海麗清潔工,包括發放罷工期間的生活津貼及相關開支。但由於外判公司及房屋署態度強硬,擔心罷工可能變成持久戰,與海麗清潔工人們商量後,遂啟動「勞工權益基金」的籌款工作,並於元旦日發起公眾捐款。由於難以估計罷工需時多久,當時已與罷工清潔工們取得共識,籌得款項以每位工友每天$250作為罷工津貼,若有餘款,則撥捐「勞工權益基金」留作支援日後其他工人抗爭。」直至傍晚,當中兩個提出指控的專頁「生於亂世」、「倫敦人妻先生手記」作出道歉,承認早前指控有誤。

 

海麗邨清潔工罷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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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罷工支援者日記:我們怎可以讓清潔工孤軍作戰,明明他們這麼好…

罷工十日,取到實質成果

【 海麗罷工成功背後(一)】:居民撐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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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蓮:人生中的二次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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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在強硬的政權面前,人民仿佛無力對抗,台灣勞基法在前日上午被通過了。在過程中,台灣人民並非坐以待斃,人們用盡方法引起群眾關注、凝聚反對力量。有一群人到了台北車站火車軌上作出臥軌行動,一如2013年那樣,主流媒體著眼於防礙公眾這點發表批評。然而,激進行動與公眾利益是否必然、真正存在矛盾衝突?行動者陳秀蓮撰文自白由兩次卧軌背後的想法。香港的運動還未走到這步,而台灣行動者的選擇與思考頗具啟發性。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文:陳秀蓮(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成員)

1/10上午醒來,勞基法已經三讀,坐在床上滑臉書,想到拘留室裡隔著鐵窗報著編號的男犯人,突然有點難過差點哭出來。想哭的原因說不清楚,人就是會在莫名其妙的時刻大哭一場。

1/8晚上我結束踢哇的工作,大約七點的時候聽說有人臥軌,當時我以為是五力全開的隊伍去臥軌,在月台上發現以桃產為主的,七八個認識的人躺在鐵軌上,該怎麼說呢,場景有點淒涼,大家站在月台上看,沒有人下去支援。我在月台上猶豫要不要跳下去的時候,遇到中正一副分局長,他問我為什麼在這裡,我說路過的顆顆(註一),就轉身作勢要離開,從後面繞了一圈又回到月台邊,想了一兩分鐘吧,傳訊息給踢哇人,說我下去啦,沒等大家回復就跳下月台了。事情發展得很快,口號沒喊多久,因為人少不到十分鐘吧,警察就來驅離,一下子就被搬到月台上,送到保大度過被逮捕的24小時。

我第一次臥軌是在2013年02月05日,關廠工人抗爭抗爭七個月,在勞委會前開會員大會要求勞委會撤告,但勞委會把記者全部叫進去,片面宣布清償方案,自救會氣不過決定去臥軌,當時幾個工作者是反對的,但是工人堅持要去。我們從勞委會兵分兩路,我這一路走到雙連搭捷運,全部到北車集合,我們進去月台的車票還是當時北車站長帶我們去買的,可見當時他們認為工人不會臥軌,不然怎麼會這麼瞎。

當時到了第三月台,我們靜坐要求勞委會立刻出來協商,在勞委會置之不理,警察開始抓人的情況下,大家一夥就陸續往下跳,大概70-80人吧,當天8個工作者被抓,4個人追加移送,被告12人都是工作者,罪名是刑法185公共危險,最後12人都不起訴處分。

臥軌是一個門檻很高的行動,月台很高啊,法律後果不像你在路上罵警察或推擠警察那麼簡單,10個人臥軌跟100人臥軌效果不同,真要面對的衝突不是國家權力的執行者警察,而是所謂的乘客跟社會輿論,沒有經過相當的組織工作,我是不敢貿然進行的(這次是有點路過看不下去,也覺得民進黨真可惡)。第一次臥軌因為擋下一台電聯車,我們跟乘客就是月台上下的距離,那些「輾過去撞死他們」,「我要回家你滾開」的尖銳叫聲,工人哭吼著回罵,大家站起來對乘客鞠躬道歉的畫面,全部距離彼此不到100公分,張力之大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1/8在保大(註二)還能用手機的時候,看了一下媒體報導,大概不外乎影響乘客權益的內容,開庭的時候檢察官也用這一點來質疑。簡單講就是,你要表達訴求沒問題但不能影響其他人的權益。

台灣真的是一個很分裂又不知道自己很分裂的社會,非常的個人主義,忽略個人跟集體之間的關係,享受前人抗爭的成果,卻要現在的抗爭不要影響我。我要回家跟反對勞基法修法臥軌,這種把個人權益對立集體權益好像成立,因為我要回家,你來臥軌導致我沒辦法搭車回去,來不及去接小孩,下班累得要死還不能休息。

問題是,是什麼讓你不能回家,必須趕著接小孩,必須累得半死的擠火車?是長工時低工資,是不完整的社福托育體系,是一去不復返的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休閒,是消失的法定周休二日,是你過勞了是自己有病,是你沒辦法跟老闆好好協商。當你決定出來抗爭的時候,你必須是一個完美的人才能成為被社會接受的抗爭主體,必須沒有遲到早退,必須身體健康無病史,必須一路溫良恭儉讓,記性要好,一一紀錄資方對你做的事,還要能提出證明,期待媒體會平衡報導你。

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這樣的,我們每天的生活像陀螺一樣,為了生活忍受無聊的工作討厭的主管,計算著這個月剩下多少錢,能不能去逛街吃一頓大餐,抽菸被抽高額菸稅,長照卻還是照顧不到你的需求,學貸房貸還要還多久,小孩安親班(註三)的錢怎麼籌出來。誰最想社會改革,就是社會相對底層的人,黨外時期的計程車司機、農民、工人衝組,這些人也是自2013年以來,最期待著把國民黨打倒,民進黨上台給他理想生活的人。這些最期待改變的人,卻是最不合格的抗爭者。大部分人不能失去工作,需要加班費維生,不敢抵抗老闆不合理的要求,生活充滿了小奸小惡。

所以我們會接受「我要回家你不能臥軌」,被政治人物拿來當修法的藉口,還要謝謝他們為了勞工打拼。當有人批判行動不能危害其他人權益的時候,想請大家想想,現在享有的權益,多數是用前人血汗換來的。言論自由、集會遊行、失業給付、擴大墊償的退休金資遣費。

或是,誰去定義了危害的界線?當跨年101交管放煙火整區交管,部分捷運停駛的時候,為什麼所謂社會輿論不會質疑政府要放煙火,危害信義區居民或上班族回家的權益。為什麼與論會批評移工在北車黑白格聚會,妨害乘客搭車權益卻沒有人質疑商品化的車站大廳,所有等候的空間都被賣給不同的店家,你只能上樓消費或坐在黑白格。資本主義的運行造就了一套生活樣貌,就是要你個人化,強調理性法治,有問題請循正常管道解決,不去處理所謂正常管道的無用與官僚,以及每個人接近正常管道的條件。

這些當然不是一個激烈的抗爭能解的,民進黨執政到這次勞基法修法,抗爭早已不是國民黨執政時的樣貌了。從第一次民進黨執政,社運低迷工運幾乎消失,到樂生運動,再到關廠工人臥軌,社運動能的消長歷歷在目,我們正在重新經歷這個歷史,還要面對更難解的台獨議題,更容易被操控的愛台灣意識。如果大家真的愛台灣(我是還好啦),或許應該從這裡好好想一想吧。

照片為1月8日躺在鐵軌上拍的月台景象,記者、直播的人比乘客多。(撰文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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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圖看懂台灣勞基法修惡結果

香港聯署聲援台灣勞工 反對《勞基法》大倒退 民進黨政府停止粗暴打壓
 

 

註釋

一:「顆顆」即「呵呵」,表示笑聲,台灣流行的同音用字,有時用「科科」表示
二:「保大」即保安大隊,此處指在台北保安大隊被拘留時
三:「安親班」即「安親課輔班」,是父母皆需外出工作,而託人照顧、輔導小孩的班,類似香港的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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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制相關文章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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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百科】海麗工潮結束,餘音裊裊。民間團體多年來的耕耘終見碩果,多得不同團體一直堅持從方方面面揪出外判制度的問題,大眾對於「外判」二字早已熟能詳。不過,關於外判制的批評多而散,有心認識外判制的讀者未必能找到相關資訊。因此,惟工新聞將近年來關於外判制度的四十多篇文章整理歸類,與及引介其他團體及媒體讓讀者自行搜索。

認識外判制度

外判制的運作不難懂,涉事者不外乎是大判、二判、工人、服務使用者,以一條公共屋邨為例,大判就是房署,二判就是外判商,工人可能是清潔工、保安員,服務使用者則以居民為主。更外圍一層,是制定外判政策的政府(有時也是大判)、工會、民間團體,圍繞著這幾點,就可以大略掌握外判制的運作與問題所在。

外判公司、招標者、政府多重剝削 標書制作者揭交易內幕

揭政府外判制四大省錢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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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圖拆解外判商的語言偽術

雄踞富亨邨十二年 外判清潔公司涉剝削工人

從減薪削資到今天外判扣年資——莊嚴文物旁的保安員

趨勢:各行各業走向外判

外判制貌似可以減省支出及行政成本,越來越多行業、國家選擇將工作外判。有的機構自己開一間外判公司來聘請「外判」員工,在海麗邨清潔工罷工事件中,更有媒體揭發,承包房署合約一年逾億的外判商,其高層正是由房署前職員擔任。實際上,外判制只是個推卸責任、讓人中飽私囊的掩眼法。

學者:美國二千萬人是外判工 直接聘用制的末日

外判大騙局 五個駭人聽聞的私有化故事

康文署於數年前屢欲將救生員工作外判

《蘋果日報》五大版面美術外判 

記者「被創業」 先離職再七折支薪 台灣《蘋果日報》力推外判制

蘇黎世自僱轉外判 760保險佬有難

外判工真人真事

外判工被剝削幾乎是人所皆知的常識,但是,老闆剝削的技倆層出不窮,清潔工在工作場所的遭遇,外人難以想像。更少人會想到的是,在外判制下,性小眾又需要什麼保障?

逼你當眾換衫 45%外判清潔工無更衣室

在港尼泊爾外判清潔工訪談

Meeting the Nepalese Cleaning Workers

梁葉漢:清潔工十大死亡陷阱

【浸大霞姐事件】
先「被自願離職」再「被認錯」 浸大保安霞姐澄清無簽悔過書
疑涉人事糾紛被屈 浸大保安員「被自願離職」之謎

育嬰室換衫是嚴重過失? 美麗華商場清潔工疑被無理解僱

你凍清潔工更凍 工會籲減少員工戶外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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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焊槍一個二百多斤,一幹便是四五百台車」 中國Volkswagen派遣工人群起反擊

奧巴馬轉軚 禁外判商歧視性小眾員工

無權無勢者鬥爭錄

事實上,關於外判的鬥爭絕不僅止於以下這些,奈何惟工團隊由於規模人手所限,很多重要鬥爭還未紀錄下來,例如是前年教育大學學生及職工盟物管工會,成功為保安爭回遣散費一事就未有報導。工會、學生、社區組織者、社會運動行動者、媒體的合作模式,在近年來越來越常見,也越來越多成功例子,惟工團隊正在整理數宗工潮的成功經驗,讓各打工仔有更多抗爭的參考資源。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消清潔外判 少數族裔工人成功爭取同等待遇

見證觀塘毀滅 民主深耕26年 女工會財困恐倒閉
(更新:女工會後來在眾籌支持下度過難關,現時仍繼續深耕)

【威院清潔工罷工】

威爾斯醫院逾百清潔工罷工 揭五大外判剝削

威爾斯清潔工罷工持續 外判商:冇人工加,4個月唔請假先有獎金

威院清潔工罷工勝利 外判商承諾加薪、增人手、定期會談

【浸大轉約糾紛】

浸會大學外判商續約不成欲走數 保安員或失過百萬遣散費 仲要賠代通知金?

浸會大學轉清潔外判公司 校方誤導工人棄追遣散費

浸大新舊外判交接混亂引發罷工 清潔工成功爭取校方書面承諾

保安小勝一仗追到遣散費 新合約問題多多仍待處理

【海麗邨清潔工罷工】

海麗邨清潔工損失百萬遣散費 追討不果或會發起罷工

海麗邨半數清潔工罷工 追討百萬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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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十日,取到實質成果

【 海麗罷工成功背後(一)】:居民撐工友

職工盟被指侵吞罷工基金捐款 海麗清潔工:我們不是那種人

【其他的學生助工友爭權益事件】

老保安遭外判商壓榨 明愛學生辦勞關組助爭取權益
(更新:與學生、工友會談後,校方給了一個工友願意接受的待遇)

拖糧 扣假 如廁難 調查揭嶺大保安苦況

外判商惡行累累無後果 十年來雄據四大院校 或再入嶺南

學生揭嶺南大學工人剝削嚴重 校方:不會將任何外判商列黑名單
(更新:在學生持續施壓下,校方最終沒有邀請龍衛投標)

 

想了解更多,可到各團體/民間媒體網站查閱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關注外判清潔工

香港職工會聯盟(網站內搜尋關鍵字:外判)

街坊工友服務處(網站內搜尋關鍵字:外判)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政府外判清潔工人工資及待遇調查(2017年)

草根.行動.媒體(網站內搜尋關鍵字:外判)

基報導進(網站內搜尋關鍵字:外判)

香港獨立媒體網(網站內搜尋關鍵字:外判)

 

vector credit to:

<a href='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cool-sunglasses-in-retro-design_7573... by Freepik</a>

<a href='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footprints-shadows-of-animals-and-hu... by Freepik</a>

<a href='https://www.freepik.com/free-vector/group-of-faceless-people-walking-on-... by Freepik</a>

https://www.vecteezy.com/vector-art/130403-free-hooligan-fist-vector-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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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清潔工遭偷拍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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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海麗工潮告一段落,然而,網上針對工潮的謠言仍然不絕。昨天早上,其中一位參與罷工的清潔工向區議員楊彧投訴,表示從孫兒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被人利用來造謠,感到氣憤及冤屈。清潔工所指的是一個有六萬人讚好的專頁「生於亂世」,該貼文得到61次轉載。惟工新聞訪問了該位清潔工,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生於亂世」貼文截圖)

1月7日下午  不明人士偷拍
 

海麗邨清潔工阿滿憶述,大約在復工第二天(即1月7日),下午一時左右,她剛吃完中午飯,落樓掃地。掃著掃著,一轉身就見到有人拿著相機。一向不喜歡上鏡的阿滿見狀立即叫道:「你係咪記者啊?你唔好影我啊!」對方沒有透露自己身份,只說自己不是記者,喜歡拍照。阿滿多次叫道不要拍照:「都完咗啦,你仲嚟做咩?」但是拍攝者仍然不罷休,並辯解道不是要拍她這個人,而是想拍攝她工作,又指自己母親也是清潔工。當阿滿問到他母親的工作狀況,拍攝者卻說自己搬了出來住,一年多沒有回家。
 

阿滿未有再理會拍攝者,繼續工作,然後對方走開了。過了大約一小時,阿滿移步到商場那邊倒垃圾,又見到拍攝者拿著相機出現,但沒有見到拍攝動作。阿滿問道:「乜你仲未走啊?」全然不知對方已在該處偷偷拍攝。直至過幾天見到照片被放上網,她才大感冤屈:「有張相影我掃緊地,有個係攞緊垃圾。我都唔知佢影我,捕得咁好嘅個鏡頭......好似擺到點樣企點樣企俾佢影咁。」(意指擺好了姿勢讓人拍攝)
 

1月10日早上 三張照片在社交網絡專頁「生於亂世」發佈

不明人士偷拍照片的三天後,該批照片在社交網絡專頁「生於亂世」發佈,照片內容皆是阿滿工作時的狀況,圖片配了以下這段文字。

[情何以堪?]
1月9日:一直高調拹助海麗邨清潔工追討遣散費的職工盟,利用工人名義籌了23萬,最後只向21名清潔工人發放1800元,餘下18萬多捐款卻不了了之!據職工盟回應是得到工人同意把18萬留起給另一場不知何時發生的工運。但理性分析的人會明白市民捐款的原意是捐給清潔工人,但結果變為政黨未來工運的經費!回顧剛過去的元旦籌款紀錄,職工盟只籌到約兩至三萬。

 

同日(1月10日)下午,職工盟在專頁再次說明罷工基金用途,「生於亂世」截圖發貼,並未就早前的失實指控道歉,僅表示「會繼續監察工人權益問題」。

「生於亂世」專頁發佈清潔工阿滿照片時,並沒註明圖片出處,偷拍者與「生於亂世」關係為何,是一個疑團。惟工記者用google的以圖搜索功能尋找圖片來源,google顯示只有「生於亂世」專頁惟一一個搜尋結果。而對於1月7日偷拍照片者,阿滿僅記得這些資料:男性,手持黑色相機,長鏡頭,中等身材,牙齒不齊。

(google搜尋圖片結果)
 

1月12日晚上 「一講出嚟,眼淚都標」

上星期五晚上,阿滿的孫兒收到姑媽傳來的網絡貼文,告知阿滿:「阿嫲,你上咗頭條啊!」

由於阿滿不識字,孫兒向她解說貼文的文字內容,大意是職工盟利用工人賺錢,吞掉罷工基金剩下的十八萬。有份同意發起籌款的阿滿當即解釋:「唔係,唔係吞左,講到明話留返下次。嗰時人哋碼頭基金都剩咗三十幾萬。」阿滿對罷工基金的運作非常了解,清楚知道,全靠上一次罷工人家留下了一筆基金,這次他們才在一開始就有得支薪,想到下次別人罷工時能夠幫到別人,她也感到高興。阿滿與孫兒關係一向很好,可是,孫兒似乎並不盡信阿滿的解說。

提到當晚的情形,阿滿心情仍然激動:「一講出嚟,眼淚都標,好似俾人屈咗咁。我即刻打俾楊彧,但係佢聽唔到電話。我唔明點樣偷影得我咁......」她最介懷的是圖片上的一段文字(即上面引文)。「我好驚人誤會我。人哋(工會)幫咗你,你又咁樣講人哋,俾人誤會咗呢番說話係我講我好慘。人哋幫咗你…...要講事實啊嘛,人哋完全無(吞錢)呢回事。」

1月15日早上  拍門叫冤

電話找不著楊彧,阿滿惟有等到星期一早上。一見到楊彧,她就衝口而出:「阿彧,我好嬲啊!」楊彧表示,當時根據阿滿的描述,在網上找出「生於亂世」的貼文,正是她所指的「偷拍」照片。

在十日的工潮裡,阿滿不是最願意出鏡的那幾個,這次被偷拍兼放上網,令她非常生氣。「我都唔想出鏡,點會企定定俾佢影呢?」
 

上年十一月初期的工人大會,有工人建議,要是老闆不答應要求就罷工。那時,阿滿心裡沒什麼底。慢慢地,她才醞釀出一些想法。談到罷工細節,有工人說罷一天,她回應說,罷一天沒有用的,後來,又有人說,罷工一天不成功,就繼續罷,罷到成功為止。十日裡,阿滿擔心過。不是擔心自己,而是怕辜負了一班組織者及支援者。生氣,既是因為自己被偷怕,也是因為一班她所珍惜的人被誣衊,而她自己竟然成了那把刺傷他們的刀。

「生於亂世」1月10日那篇貼文下面,不同立場待網民都紛紛在「生於亂世」的貼文下留言,著發文者找工人出來指證或回應,惟「生於亂世」每次的回覆都將話題引向職工盟,拒絕向工人求證事實。據阿滿所指,偷拍者當時也沒有問她任何問題。

 

 

海麗邨清潔工罷工報導

海麗邨半數清潔工罷工 追討百萬遣散費
https://wknews.org/node/1620

【圖輯】海麗邨清潔工罷工第二日 非人勞動逐個捉
https://wknews.org/node/1621

【海麗罷工第六日 】揭政府外判制四大省錢招數
https://wknews.org/node/1626

【調查】民順工商火頭處處 再揭兩邨清潔工被騙遣散費
https://wknews.org/node/1627

海麗罷工支援者日記:我們怎可以讓清潔工孤軍作戰,明明他們這麼好…
https://wknews.org/node/1628

罷工十日,取到實質成果
https://tinyurl.com/y9rs6mte

【 海麗罷工成功背後(一)】:居民撐工友
https://wknews.org/node/1630

職工盟被指侵吞罷工基金捐款 海麗清潔工:我們不是那種人
https://wknews.org/node/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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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糖衣毒藥?——由本地經濟史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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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提到外判,不少人會想到工資低、工時長,處處受剝削的勞工。但另一邊廂,負責外判的政府部門卻不時拿出數據,指出外判制度是提升服務質素和效率的最佳方法。面對官方說辭,民間要提出反對理據,追溯香港外判潮歷史是可行的進路。中文大學基層關注組多年來關注校園內外的基層工人處境,在基關組早前出版的《工友報》中,成員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對外判作出深層次的探討,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文:梁凱瑋(中大基關組成員)

產業轉型下的社會轉變

由1950年代開始回顧香港歷史,其經濟發展的速度是大部份國家難以比擬的。然而,香港由沒落中的轉口港,發展成國際輕工業中心,再成為地區金融中心,與其說是因為先天優勢或政府政策得宜,更大程度是受戰後蓬勃發展的歐美經濟及冷戰格局影響。1949年共產黨正式執政後,內地商人帶著龐大資本來港躲避並設廠,同時過百萬難民湧入,恰巧能滿足外國企業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自此香港工業起飛,製造業出口突飛猛進。

當時各種輕工業如紡織、製衣、電子尤其旺盛。據聯合國統計,在60、70年代,香港的實質生產總值增長為全球最高。能夠使勞動密集產業有如此急速的發展,是有賴龐大的本地勞動力。1981年,香港製造業勞動人口達990,365人,持續佔整體勞動人口四成以上。工資方面,在70、80年代,多數製造業的工資皆與第三產業相若,以電子業為例,80年代初一名電子零件工人的月薪達2500元,媲美零售、運輸等服務業。

80年代開始的產業轉型,和上述的工業起飛一樣,深受外部政經環境的改變影響。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工廠急速北移,造成大量在港廠房關閉。而隨著亞太區經濟發展,香港的政治架構及低稅率吸引了大量外資銀行注資。自此香港主流產業急劇變化,由盛極一時的製造業轉移至金融及服務業。

產業轉型帶來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工廠的裁員潮,以及整體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減少。這些工人在生計壓力下須迅速切換到服務業,故失業率並未大幅上升,但不同產業的勞動人口比重反映了勞動市場的急速變遷。由1981至2006年的二十五年間,從事服務業的勞動人口急增一百萬人以上,佔工作人口總數的比重也由47.1%升至82.7%。當中從事「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業」的工人更由4.8%增至17%,可見金融服務業於這二十多年間的膨脹是何其急遽。

隨著製造業北移,政府尋求轉型,由90年代開始提倡「知識型經濟」,增加資助學位及設立各種專上學院。自此專上教育大幅普及化,現時具備大專或以上學歷者已達人口四分之一。在整個洪流中最受打擊的便是一群前工廠工人,由於他們大部分未受過傳統學校訓練,加上要工作及照顧家庭,難以抽時間進修。因此,他們只能投身清潔、保安等不需大量時間培訓的職業,成為就業不穩,不受保障的邊緣勞工。由此可見,當主流工種被辦公室白領工人取代,學歷及專業資格對工人就業能力的影響便更為明顯。 

 

資料來源:統計處

由1961 至2011 的五十年間,產業轉型香港整體勞動人口帶來深遽影響。盛極一時的製造業已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批發、零售、金融等第三產業。昔日的工廠工人頓成「低技術勞工」。

產業轉型與外判潮的關係

同一時期,伴隨產業轉型,政府的經濟政策使工廠工人的情況雪上加霜。80年代始,港英政府緊隨西方國家「大市場,小政府」的財政方針,出售鐵路、公屋商場、停車場等公共設施,並把公營服務外判予私人承辦商。

食環署及房屋署先後於1985及1987年開始外判公廁清潔服務。當年由於經濟蓬勃,政府清潔工工資低於市價,而相關部門又不願提高工資,導致招聘困難,於是政府嘗試以外判解決人手不足問題。但當時外判制僅為輔助性措施,未被視為主要的聘任渠道,故外判工數目不多。

90年代末外判制大幅擴張。金融風暴後,政府銳意削減公共開支以減低財赤。1999年的財政預算就提到要「鼓勵市場善用其企業精神及高效率,以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為進一步將公共服務外判鋪路。除了房委會實行「擴大私營參與計劃」,食環署亦將外判比例提高至六成,其他政府部門如社會福利署也開展外判計劃。

到千禧年代,政府與世貿簽訂「服務業貿易總協定」後,包括清潔服務在內的大部分「非核心部門」已悉數外判。甚至乎政府內部亦以「精簡人手」為由縮減各部門人手,公務員數目由2000年約近20萬人降至2005年約16萬人,薪金亦被削減6%,部分更被私人公司僱員取代。近年外判已蔓延至公共設施,公屋商場、停車場亦被出售予私人公司。在政府帶頭外判下,私人企業也逐步出現外判情況。

縱觀外判浪潮的歷史,其爆發是基於政府的財政政策,產業轉型並非主要動因。然而,產業轉型卻為外判提供了極其關鍵的條件。要透過外判化節省成本,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要確保市場上有大量失業工人,令聘用條件再差仍不愁無人應徵。產業轉型就正正帶來了大批前工廠工人,他們的技能已遭社會淘汰,各種客觀因素又不容許他們獲得迎合市場需要的新技能,使他們被迫投入如清潔、侍應、保安等邊緣工作。在勞動市場的激烈競爭下,這些行業的僱主更能夠以各種方式減低成本,例如降低工資、增長工時、縮短合約年期。
 
 
資料來源:統計處
自1997 金融風暴後,政府以削減公共開支為由擴大外判,導致直接聘用的公務員顯著下降。雖然公務員人數由2007 年始回升,但現時仍低於九十年代的水平。

外判——精簡架構還是壓低成本?

如此看來,比起透過專業分工提高效率,外判制更像是利用勞動市場的激烈競爭來減低成本。事實上,觀照現今社會,政府對於外判的一貫口吻——專業化、高效率、高質素的服務——也存有商榷空間。

雖然外判能以價低者得的方式降低成本,但政府口中的「專門化」及「高效率」並非常態。相反,為了節省成本,部分外判商反而會選擇效率較低的工作模式。當中具代表性的是1999年食環署外判清理年宵市場的工作。外判商為了壓低工資,僱用缺乏技術及經驗的尼泊爾勞工,既不提供訓練,也缺乏垃圾車支援,最後超時工作仍未完成清場,要食環署調動其他清潔工收拾。現時,我們仍不時聽聞外判清潔工工作條件惡劣,例如基本裝備欠奉(包括防滑鞋、雨衣、手套)或不適用,譬如有工友因公司提供的掃帚太重而需要自行製作。以上事例除了顯示外判商妄顧職業安全,亦說明他們根本沒有致力提高工作效率。

反而,更普遍的是外判化令工人待遇明顯變差。以清潔工為例,外判潮初期,由於政府監管制度尚未健全,承辦商得以招聘外勞、雙程證人士,剝削這些不諳勞工權益的工人。今天大部分外判清潔工月薪只有8000元左右,最低工資立法後更有外判商削減人手及福利。除了工資低以外,他們更可能面對外判商違法或鑽法律漏洞的剝削方式,例如拒付法定工傷賠償、被迫轉自僱合約等。

結語:為何要反外判?

官方說法總是完善,甚至有大量的數據及上百頁的報告佐證,令「外判等於善用資源」的說法似乎牢不可破。要回應這些說法,就要參照歷史、找出反駁理據的起點。理解到外判工的過去與本地經濟發展的關係,就不難發現外判與提高效率並沒有必然關係,真正提高了的只有外判商的成本效益。

理解到這一點,就更能理解多年來反外判及反私有化運動背後的意義。外判之惡不單在於無良老闆,更是背後追逐利潤的運作原則。因此,不論是早年反領匯,抑或是數年前中大反圖書館外判,所反對的不僅是大財團,更是反對政府只考量利潤,外判大量公共服務的邏輯。當年反領匯、反外判人士所提出的種種憂慮──壟斷、貴租、高壓剝削,曾被認為是過慮,時至今天卻已逐一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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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惡法剛過 美麗華解僱15名工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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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上星期台灣通過了《勞基法》修正案,舊版的勞基法有明確規定休息時間,在新規定裡,休息時間改由工人或工會與老闆協調,勞資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情況下,工人更容易受到剝削。而有的老闆似乎一早看準這缺口,惡法一通過,就出招打擊工會勢力,進一步削弱工人的議價能力。惟工新聞轉載苦勞網報導


文:張智琦(苦勞網記者)

被勞團批為「過勞惡法」的《勞基法》修正案在1月10日剛通過,隔日就傳出美麗華公司個別約談美麗華高爾夫球場的員工,並以「財務虧損」為由一口氣開除18名場務部員工,其中15名皆為美麗華企業工會會員。工會於1月12日前往勞動部抗議,痛批公司打壓工會,「勞資協商全是屁!」

美麗華球場18名員工遭公司無預警解僱,工會今日偕桃園市產業總工會至勞動部抗議,要求勞動部出面,針對公司違法解僱打壓工會的行為作出懲處,並讓不願離職的12名員工復職。

被解僱的美麗華工會理事黃修平表示,美麗華球場的場務部有51名員工,而這次遭解僱的18名場務部員工中,有15名是工會會員。黃修平說,昨天上午十點,他們被資方個別約談,要求簽下「勞資雙方資遣同意書」,但他和其他11名工會會員都不願意簽,今天上午打算進入公司時,卻被公司擋在外面不得其門而入。

美麗華工會理事長黃文正表示,工會的成立起因自美麗華長期苛扣加班費,2016年成立工會後才成功追討到虧欠的薪資;後來,工會又和公司爭取到休假、排班方式等勞動條件。然而,今年(2018)公司以財務虧損為由,宣布不發給年終獎金,當工會質疑並向公司爭取時,卻遭到公司針對性地解僱15名會員,明顯是打壓工會。

黃文正感嘆,去年(2017)十月美麗華球場風光舉行「裙襬搖搖LPGA台灣錦標賽」,靠的是全體工會成員和其他員工費心維持球場品質,每逢公司要舉辦大賽時,員工也都配合公司出勤加班。然而當工會向公司爭取年終和尾牙時,卻被無預警解僱,他直斥公司「相當惡質」。

桃市產總秘書長葉瑾瑜則指出,台灣工會的組織率已經很低,即使勞工組成工會,也常被公司打壓甚至違法解僱,顯示勞動部長林美珠說的「資方會自律」、「勞資協商」都是屁,民進黨卻還強行通過《勞基法》修正案,給予資方更多彈性。她要求勞動部承擔這些惡果,並立即介入調查、懲處美麗華的違法行為,保障員工的工作權,不要讓他們過年前還得失業。

新北市勞工局:已展開調查和調解

勞動部對此回應,會依法配合新北市府來處理,調查美麗華是否有違法情事。

新北市勞工局勞資關係科科長賴彥亨表示,下午勞檢員已在律師協同下進入美麗華公司調查相關事實。過去,勞工局也曾對美麗華勞檢,並針對其違反《勞基法》做過裁罰,這次也將一併調查有無其他不法事項。

賴彥亨說,工會已同步申請調解,勞工局上午發函,請公司指定資方調解委員,確認名單後將儘速召開調解會議。勞工局也提醒公司,調解期間不得對工會做出不利待遇,否則將裁罰20萬到60萬元。

此外,因美麗華工會認為被公司資遣的員工多為工會會員,有打壓工會的嫌疑,已一併向勞動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賴彥亨表示,未來勞工局將協助工會,向新北市勞工權益基金申請「裁決律師代理酬金」,協助爭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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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運縱橫】工時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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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香港與台灣的工時領先全球。香港史上從來沒有一條普遍適用的法例限制上班時間,而台灣最近的《勞基法》修訂更擴大了加班時數。縱觀工人運動的歷史,台港兩地工時制度完全違反世界各地改善工人權益的趨勢。工運研究者梁寶龍在這篇文章整理了工業革命以來,有關工時制度的發展歷程。在這段超過二百年的歷史當中,工會組織、罷工,以及各種有關人的尊嚴和自主的思想在推動改革當中起了關鍵作用。

計時器的歷史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在商品社會統治下,「時間就是一切,人不算是甚麼,人至多不過是時間的體現。」

公元前六千年巴比倫人利用太陽的陰影變化,製造日晷來計時,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埃及人利用流水的速度,製造水鐘來計時,進一步可以在夜間計算時間,並將一天分為24小時。大約於1270年前後,機械鐘在意大利和德國出現 [1]。 二十世紀更進一步將石英的振盪器用在計時器上,1949年更出現原子鐘。

工時制度的產生

時間意識的建立是工業化完成的重要標誌之一。英國於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時,隨着製造業的興起,與工作相連的工時制度因此建立起來。以機械時鐘塑造出來的時間觀念轉變為勞動規制,時鐘成為監視工人勞動的工具。資本主義利用時鐘和時間來管理工人,並使之內化為新的工作習慣,工時制度也隨之產生。這也是資本主義體制下工作規則的社會化的過程。就工時來說,在僱主主宰下,工人被動接受工作紀律,如上下班、休息和請假等 [2]。 

工業革命前,生產模式以零散的,半機械化的手作坊為主。各作坊分散獨立生產,相互的產業連繫較少,生產模式鬆散隨意,工時制度模糊。工業革命後,大機械的生產和分工細化,促使工廠需要統一和協調工時,以提高生產效率。第二代工廠工人為爭取10小時工作展開了鬥爭,繼而進行集體談判鬥爭,就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的含義進行談判,提出八小時工作制,進而要求減少加班時間和保證加班工資 [3]。 

工業革命:最早期的工時規管

十八世紀後半期英國每天工時長達14小時,甚至18小時 [4]。 

1802年英國通過《學徒健康與道德法》,規定紡織廠18歲以下童工每天工作不得超過12小時,禁止學徒晚上9時後至翌日凌晨5時工作 [5],是為第一條工時法例。當時13歲童工每週工作72小時 [6]。

1833年英國議會通過的《工廠法》規定,9至13歲的童工每週工時不得超過48小時,14至18歲的青少年每週工時不得超過69小時,並且每天至少有兩個小時接受教育。1844年,法例規定13歲以下兒童每天的工時最多為6.5小時,並第一次規定女工每天的工時不得超過12小時。

1833年英國《工廠法》規定,每天工時為15小時 [7]。 當時《工廠法》又規定:「一般工廠勞動日應該從早6時到晚9時。」 [8] 1834年3月英國棉紡工人罷工,號召每天工作8小時 [9]。促使政府於1847年通過《10小時工作日法》,立法縮減工時至每日11小時,1848年再縮減至10小時,可惜該例於1850年被廢除 [10]。 

1859至1960年,倫敦建築工人罷工,要求每天工作9小時和加薪。雖以失敗告終,但工人開始邁向團結,組織工聯 [11]。1864年英國再立法規定每天工作10小時,1894年進一步規定每天工作8小時 [12]。 

1841年法國引入規管青年和女工的相關工時法例,西班牙亦於1873年立例規管未成年工的工時 [13]。 

早在十七世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德尼‧維拉斯(Denis Vairasse,1630-1700),在他的《塞瓦蘭人的歷史》(Histoire des Sevarambes)一書中,率先提出八小時工作制的構想,將一天24小時分為3等分,分別用於勞動、娛樂和休息等。接着,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於1817年8月更具體提出八小時工作制,認為無論工作15小時還是12小時,都會影響工人的健康 [14],因此發動8小時工作制運動,結果失敗。

十九世紀中:半個世紀的工時鬥爭

1848年2月巴黎市民起義,成立臨時新政府,設立了一些國立作坊救助失業者,將當時巴黎每天工作的11小時,縮減為10小時,地方各省由12小時減至11小時 [15]。 

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發現金礦後,1851年在澳洲也發現了金礦,淘金熱造成勞動力短缺,工作強度增加。縮減工時成為澳洲工人關心的問題。1855年9月22日,澳洲悉尼石匠工會決議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會後部分石匠與僱主溝通後,達到了目的。次年1月,悉尼石匠工會再通過罷工,迫使僱主將所有工時縮短為8小時。於是年11月,悉尼石匠工會、木工和泥水匠工會等聯合成立悉尼勞工同盟,團結一起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到1862年,整個悉尼建築行業的工人,已經全部獲得八小時工作制的權利。

同年4月21日,墨爾本大學的一群石匠罷工,並召集其他石匠加入,且遊行走向國會大廈。數週後,同業公會率先實現八小時工作制。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澳洲基本上實現了八小時工作制。

墨爾本維多利亞街與羅素街交匯處有一座八小時工作制紀念碑,碑頂端有縷左的「888」三個數字。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工時是12小時,部份工人甚至更長。工人階級開始提出縮減工時鬥爭,爭取10小時工作,取得勝利後開展八小時工作制鬥爭 [16]。1835年,費城工人組織起來,進行了北美首次總罷工,要求十小時工作制,但是中間只工作8小時,另外2個小時是食飯時間。1862年美國立法規定國家企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廢除夜班 [17]。到了1865年,內戰結束,美國已經出現數百間八小時工作制同盟會。於1866年初,一份長達22英呎的請願書被送到加州議會,上面有十一萬人一千人的簽名,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英國工人爭取縮減工時和增加工時的鬥爭,來以改善社會地位,資本家則從歐洲大陸輸入法國和德國工人,取代英國工人的工作崗位,瓦解了英國工人的鬥爭。英國工人有感需要各國工人大團結,以爭取鬥爭勝利,遂催生第一國際 [18]。 

十九世紀中期,各大工業國工人平均每天工作14至16小時,1870年時年均工時為2,900至3,000小時,十九世紀末工業化的巴西,工人年均工時為3,600至4,000小時 [19]。 

1866年9月,第一國際在日內瓦代表舉行大會,總委員會按美國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提出了第十二號文件《限制工作時間》,認為過勞工作有害健康,指工時鬥爭是一切鬥爭的先決條件,提出了八小時工作制,要求各國制定法律予以確認,並要求廢除夜班工作。法國代表蒲魯東主義者認為每天工作八小時,就能生產全世界人類生活所需,反對《限制工作時間》。瑞士代表庫列里和維耶米葉主張10小時工作制,英國代表強烈反對,法國代表不予支持 [20]。 

1868年春瑞士日內瓦建築業工人罷工,要求加薪二成,將每天工時由12小時減至10時,僱主拒絶討論,罷工工人要求第一國際協助,倫敦支部每月支援四萬法郎,巴黎、布魯塞爾等地也提供經濟援助 [21]。 

這時美國工人每天要工作14至16小時,甚至長達18小時,但工資卻很低。沉重的壓迫激起了工人階級的憤怒,他們知道,要爭取生存的條件就要團結起來,繼續通過罷工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

1877年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罷工開始了。工人走向街頭遊行示威,向政府提出改善勞動與生活條件,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立法。罷工隊伍日漸擴大,工會會員人數激增,各地工人也紛紛參加罷工運動。

在美國工人運動的強大壓力下,國會被迫制定了八小時工作制的法律。但是資本家根本不予理睬,這項法律只不過是一紙空文,工人仍然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忍無可忍下決定將這場鬥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準備舉行更大規模的罷工運動。

1884年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號召工人於1886年5月1日起,開始實行全國總罷工,要求實施八小時工作制。得到二萬多間個企業的卅五萬工人響應,上街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全國各種不同膚色、不同工種的工人,一齊進行總罷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罷工中心在芝加哥。

美國雖有八小時工作制法例,但並沒有普及。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多數工業部門中的工人仍然未能爭取到八小時工作制。即使在已經實現八小時工作制的澳洲,沒有加入工會的非熟練工人也很難以得到八小時工作制待遇。工人能夠加入工會的地方,如果地點不是在悉尼、墨爾本等,基本上還是工時10小時或以上的。

20世紀初:五天八小時成為歐美標準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歐美國家逐步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家為了刺激經濟高速發展,不斷增加工時和勞動強度,剝削工人以獲得更多剩餘價值。

直至美國福特汽車於1914年率先將工時縮減至8小時,再配合流水線生產模式令產量大增,才令其他企業家爭相仿效,奠定了今天的工時雛型 [22]。 

福特汽車亦於1926年,率先推行每週五天工作制,老闆認為如果工人有更多的閒暇,就會花費更多的錢購買福特的產品。

1916年美國國會通過《阿當遜法案》(Adamson Act),立法規定在跨州經營的鐵路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超時工作要支付加班費。當時美國面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市場需求旺盛,工會要求不得超長工時。這是美國第一次有聯邦法律干涉私營企業的工時制度,因此遭僱主聯合起訴該法案違憲,1917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該法案合憲。

1919年國際勞工大會通過《國際勞工憲章》,第四項規定:「工廠的工作時間以每日8小時或每週48小時為標準。」同年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簡稱 ILO)頒佈第一號公約,規定每天工作8小時。1980年制定第三十號公約《商業及辦事處所工作時間公約》,將8小時工作制推至商業和辦公場所。1962年通過第一一六號公約《縮短工時建議書》,對正常工時和工作時間作出了明確定義,提出減工時不減薪。

隨著三十年代大蕭條的到來,美國內需減少,導致各行業工時普遍縮短。在這種情況下,國會於1933年順勢通過了每週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時的新勞動法規。美國為復興經濟頒佈的《全國產業復興法》規定,聯邦政府有權管制工資與工時,但該法於1935年被聯邦最高法院宣佈違憲。國會遂制定新法,目的是消除「對維持工人健康、效率和福利所必需的最低生活水準有害的勞動條件。」該法規定第一年的最高工時為每週44小時;第二年為42小時,以後為40小時。該法自頒佈以來到1990年曾經作出多次重大修訂。 

受此鼓舞,國際勞工組織於1935年出台的四十七號公約《四十小時工作週公約》,規定每天工作時間不能超過8小時,每週不能超過40小時,即每週5天工作。

全球現有四成國家每週工時為40小時。

1938年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推行新政,國會通過《公平勞動標準法》又稱《工資時數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規定加班工資為1.5倍,受影響的工人多達六千萬人。

二十世紀中後:每日八小時成為主流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歐美工業國家已實行8至10小時工作制,中國的工時約為10至12時,上海織布廠長達14至16小時。上海的紗廠實行日夜兩班輪流工作,每班12小時,部份實行三班輪流工作,每班8小時,由於工資低,工人會連續上兩班以賺取更多工資。漢口紗廠夏季因天氣炎熱會暫停工作或縮短工時。三十年代時工人年工作日數為300至350天。1918至1919年開灤煤礦終年無停工 [23]。 

1926年國民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張八小時工作制。1929年中國政府頒佈《工廠法》,第八條規定每天工作八小時,有需要可延長至十小時。第十條規定因天災或季節關係可延長每日不得超過12小時,延長總時數每月不得超過46小時。第十四條規定:「凡工人繼續工作五小時應有半小時休息。」 [24] 中共建政後,於1952年規定應有步驟貫徹八至十小時工作制,到了1994年以法律條文規定八小時工作制,1995年進一步將每週工時縮減為40小時,成為世界上第145個實行五天8小時工作制的國家。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巴西立例規定每週工時48至60小時,工人進行抗爭,至八十年代始被全球化所打破,實現每週44小時工作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大多數國都立法規定每天工作8小時,每週工時40至48小時,而共黨掌權的東歐各國則於六十年代相繼實行每週工時40小時」。

日本於1970年起連續出現多宗「過勞死」個案,長時間工作影響健康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政府於1987年大幅修訂《勞動基準法》,分階段將每週工時由48小時減為40小時 [25]。 

今天,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實行五天工作制,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甚至最不發達國家也都願意給工人每週兩天休息時間。實行六天工作制的只有越南、朝鮮等少數幾個國家。香港公務員是每週工作五天,其餘白領工人則工作五天半,藍領仍要工作六天。

在全球化下,發達國家將大量加工和傳統工業,轉移到勞工廉宜的發展中國家,令該等國家普遍出現工時延長的情況,這是歐美國家工業化初期工時延長的歷史重現,約有六億勞動者工時超過48小時 [26]。 

1993年歐盟作出《歐洲聯盟工作時間指令》,2002年歐盟討論勞動時間,至2006年始達成一致,每週工時48小時,上限63小時。

彈性工時制度

歐美於進入七十年代進入後工業社會,在服務業和新技術領域出現了新一輪延長工時的潮流,出現了以靈活、非正規等為特徵的彈性工時(Flextime)。在這情況下,正常工時和非正常工時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在工時的選擇上,個人的意願而非集體意願的因素增加了,工會無法發揮集體談判的力量,改善工人的待遇的作用也降低了 [27]。 

彈性工時是指是彈性利用正常工時,如一天中要將總工時或工作日中的百分之五十,作為核心時段留在工作崗位上,在每日總工時不變的基礎下,工人可以自由選擇上下班時間,或依需求提早或延後工作時間。

彈性工時制度起源在西德,於1950至1960年期間正處於經濟奇蹟,經濟學家因此提出彈性工時制,建議企業允許工人在不影響工作情況下,自由選擇符合自己的工時,使婦女投入勞動力市場後仍能兼顧家庭事務,消除勞工短缺。此外,也幫助工人避免因交通尖峰時段,而造成的遲到問題。

1984年台灣公佈的《勞動基準法》已有彈性工時的內容,1996年增訂第三十條之一〈4週彈性工時〉及第四十八條之一〈特殊工作者工時〉內容,及後提出更多彈性工時內容 [28]。彈性工時在台灣並非正式的法律用語,但多數被用來指稱勞基法第三十條第二、第三項及第三十條之一中正常工時的彈性制度。雖然變形工時不等於彈性工時,但變形工時與彈性工時皆隸屬於彈性工時。

變形工時是指工人在一定期間內總工時不變下,僱主可以因業務或其他因素,將工人在這段期間內的某幾日工時分配至其他工作日上,然而在這一定時數內的工時視為正常工時,僱主不需特別發給加班費。

變形工時對老闆有利,工人卻要長時間工作並損失加班費,所以法律對此有明確的規定,以防僱主過度壓榨工人。而彈性工時對勞工則較有利,因為每天上班時間並未增加,而工人可依自己需要在僱主同意下調整上下班時間。所以,台灣法例對彈性工時並無規定,只針對變形工時的相關規定作簡介。

中國另有不定時工作制和綜合計算工時制。

不定時工作制是指工廠因生產特點或工作性質等原因,在一段時間內必須進行連續生產或工作,而採用集中工作、集中休息、輪休調休、彈性工時等方式,確保工人的休息休假權利和完成生產、工作任務的工時制度。

綜合計算工時制是指企業因生產情況特殊或受季節和自然條件影響,需要安排工人連續作業,無法實行標準工時,而採用以周、月、季、年等為週期的綜合計算工時的制度。

企業實行不定時工作和綜合計算工時,要向企業登記註冊地的區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提出申請。但企業實行以年為週期綜合計算工時或不定時工作制,應當向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提出申請。

香港工時歷史

回歸前夕1996年香港工人平均每週工時為45小時以上,1997年金融風暴稍為下降至45小時,1999年上升至47小時,至200年因經資訊科技股爆破和沙士疫症,攀升至48小時,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回落至46小時。這期間經濟危機引致失業率高,出現工時下降情況。綜合情況是,就業率增長則工時短,失業率高工時長 [29]。 

根據瑞銀2012年《價格與收入》報告,香港的人均年度工時為2,296小時,高於全球平均人均年度工時的1,915小時和亞洲的2,154小時,位列全球第五高工時的地區。瑞銀在2015年9月公佈的報告揭示,香港每周平均工時逾50小時。

2017年2月,標準工時委員會向政府提交報告,提出合約工時(Contractual Working Hours),是勞資雙方以合約規管形式,列明僱員每日或每周的工時數量,實為人類文明一大倒退。與標準工時不同,合約工時並非以立法介入,並劃一僱員的工時,而是通過個別合約保障工人,訂明超時工作所獲得的補償。勞工團體認為在勞資關係不平等下工人沒議價能力,合約工時助長僱主將長工時合法化。

現時的《僱傭條例》並無訂定任何加班費、工時上限或休息日工資的規管,以保障工人。以公務員為例,除極個別外,整體是每週45小時工作,不包括用膳時間,現時每週5天工作的是上班10小時,用膳1小時,扣除用膳1小時,每天9小時,乘5天即45小時,公務員的工時很復雜多樣,非紀律部隊又所謂文職的。大致有三種,連用膳44小時,48小時,扣除用膳45小時。據說這是以前的藍領和白領的階級觀念形成的。

休息日

香港法例規定:「凡根據連續性合約由同一僱主僱用的僱員,每7天期間須獲給予不少於1個休息日。」這法例於1976年制定。

現在大部份國家立法規定每週工作6天,休息1天,小部份國家每週工作5天,休息兩天。瑞士率先於1890年實行週休,每週工作6天,休息1天。1921年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第十四號公約《(工業)每週休假公約》。1957年制定第一○六號公約《(商業及辦事處所)每週休息公約》,將休息日制度擴展至商業和辦公場所。

1929年中國頒發《工廠法》第十五條訂明有工人有休息日 [30]。 

有薪假期

香港法例規定工人可享受有薪假期,國內稱帶薪休假。

1844年英國推行女工和童工享有薪假期,除星期日、星期六一部份、聖誕節和感思節外,每年要有八個半天假 [31]。 

1912年港英按照英國做法,在銀行、敎會和政府部門推行有薪公眾假期。 現法例又有有薪的法定假日(勞工假期),如工人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3個月便可享受。 公眾假期多由白領工人享受,共有17天,勞工假期則全港工人都能享受,只有12天,工人團體正爭取劃一為17天。

1870至1880年美國進入工業社會,假期開始被認為是日常工作以及家務工作相分離的的「綠洲」。一戰後白領工人普遍期望得到有薪假期,僱傭合約內容開始訂明有有薪假期,1940年25%的工人能享受有薪假期,到了1950年上升到90%。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已建立了國家資助的休閑機構,其目的不僅是監視輿論動向,而且是為了補償低水平消費者。同期法國認識有薪假期是有利緩和階級矛盾,也是道德進步的表現,便於1936年立法確立有薪假期,當時只有5至10%的國民能享受。到了八十年代,有超過60%的國民能享受。

1929年中國頒發《工廠法》第十七條訂明有薪年假。 

1936 年國際勞工組織頒佈第五十二號公約《帶薪休假公約》,規定工心連續服務滿1年後,應當享有至少6天有薪年休假。

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廿四條規定:「人人享有休息和閑暇的權利,包括工作時間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給薪休假的權利。」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規定:「要保證……休息、閑暇和工作時間的合理限制,定期給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報酬。」各國開始制定有薪假期,確保公民的休假權利。受此影響,很多國家立法規定公民享有有薪假期 [35]。 

1977年香港立法規定,工作滿1年可享受7天有薪年假,必須有7天是連續的,僱主不能以金錢代替假期,違例僱主罸款五萬元。

結論

國際勞工組織制定了有關工時的公約共有23個,建議書18個,但大部份簽約國都没有落實。

香港完全没有有關工時的法例,只有《僱傭兒童規例》和《僱用青年(工業)規例》中,有部份內容涉及規管工時。違反《僱傭兒童規例》者,最高罰款額為一萬至五萬元不等。

此外,政府對部份行業作出了工時指引,如《保安及護衛服務條例》(第四○六章),規定保安員每月工時不得超過定372小時,每日工時不得超過12小時。違例者會被警告,或撤銷牌照。運輸署則發出《巴士車長工作、休息及用膳時間指引》,規定工作6小時有30分鐘休息,每日工作不得超過14小時,兩個相連工作日要有10小時休息,應有45分鐘用膳時間,但對違例者没有罰則。勞工處於2000年出版了《休息時段指引》,視為工作安全傳的一部份。這些條例和指引對工人保障有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編寫的《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二零一二年六月》,全份報告没有談工會在監督工時的角色,這內容中國法律是有的,部份國家或地區都有這內容,為何特區政府隻字不提。全份報告引用了各國法例和情況,但對中國法例和情況卻隻字不提,是否中國法例和情況没有參考價值,令人費解。

世界各國在工時立法上都會肯定工會的功能,香港則一直排擠工會的地位,更加劇工人的弱勢地位。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香港政府一站通》《國際勞工組織》和《人民網》等,約共上百條資料,未能一一列出,請見諒。

梁寶龍
31.12.2017

參考資料

1. 杜君立著:《現代的歷史》(上海:上海三聯,2016),第28-38頁。
2. 趙煒著:〈製造業工時制度變化研究〉,載黃德北等著:《全球化下的勞工處境與勞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1),第71頁。註一,第58頁。
3. 同上,第75頁。
4. 趙小仕等主編:《國際勞工標準與認證》(北京:勞動社會保障,2011),第145頁。
5. 同上。
6. 馬克思著:《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1975),第309-310、314頁。
7. 福斯特著:《世界工會運動史綱》(北京:三聯,1961),第34頁。
8. 註一,第58-59頁。
9. 註六,第34頁。
10.恩格斯著:〈英國的10小時工作制法案〉,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載《馬克思中文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5003.htm
11.斯切克洛夫著:《第一國際》(北京:三聯,1974),第39-40頁。
12.註四,第146頁。註十。
13.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編寫:《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二零一二年六月》(香港:勞工處,2012),第23頁。
14.註一,第58-59頁。
15.羅珀著:《民主的歷史》(北京:人民日報,2015),第223頁。
16.註四,第146頁。
17.耶克著:《第一國際史》(北京:三聯,1964),第49頁。
18.布拉斯拉夫斯基編:《第一國際》(北京:三聯,1964),第28頁。
19.註二,第72頁。
20.註七,第49-50頁。註十八,第43-54頁。
21.斯切克洛夫著:《第一國際》(北京:三聯,1974),第124-125頁。
22.仲欐因著:〈標準工時原來講足200年 香港打工仔仲慘過18世紀英國工人?〉,載《香港01》,網址:https://www.hk01.com/%E8%81%B7%E5%A0%B4%E5%89%B5%E6%A5%AD/75628/
%E6%A8%99%E6%BA%96%E5%B7%A5%E6%99%82%E5%8E%9F%E4%BE%86%E8%AC%9B%E8%B6%B3200%E5%B9%B4-%E9%A6%99%E6%B8%AF%E6%89%93%E5%B7%A5%E4%BB%94%E4%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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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高愛娣編著:《中國工人運動史》(北京:勞動社會保障,2008),第36-37頁。
24.駱傳華著:《今日中國勞工問題》(上海: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3),第346-347頁。
25.註十三,第41頁。
26.註二,第72頁。
27.同上。
28.魏佳卉主編:《建國百年勞動史》(台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1),第106頁。
29.註十三,第97-98頁。
30.註廿四,第346頁。
31.何順果著:《世界史》(北京:北京大學,2012),第268頁。
32.英格蘭等著:《香港的勞資關係與法律》,第230頁。
33.註四,第147頁。
34.註廿四,第346-347頁。
35.註四,第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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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勞基法vs香港勞工法 大比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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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運研究者梁寶龍在這篇文章整理了工業革命以來,有關工時制度的發展歷程。在這段超過二百年的歷史當中,工

是射殺,不是偷拍 --海麗清潔工遭偷拍引申出的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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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在facebook以至是instagram年代,照片成為引起話題不可缺少的元素。拍攝與寫字一樣,從來都不是客觀的紀錄,而這些會帶來巨大影響的行為,當中的倫理問題值得討論。就著近來海麗清潔工被偷拍一事,多年來邊攝影邊反思自己與被拍者關係的Klaus Lee提出了幾點重要的思考。


引言:友人傳來了海麗清潔工遭偷拍事件簿這個連結,希望我以一個拍照的人來評論一下事件。先明言,這次海麗罷工我未有到過現場,我只以拍照的人身份和在網上閱讀到這次罷工的資訊來寫一些自己的感受。 
 

一直以來,偷拍都出現在娛樂和政治新聞上,製造醜聞來攻擊、抵毀一個大眾認知的名人,以「大眾需要被娛樂的」名義來盲目、消費、引渡大眾意識指向一個虛構現實的報導新聞方法,在這個年代的例子已經多不勝數。但並非作為一個主流媒體或權力機關下的身位下,把偷拍瞄準於一個剛剛經歷了罷工後復工的清潔女工時。究竟在那個偷拍者心裡面,是否從來沒有把被攝者當成一個人去看待呢?
 

而且,就算不是在這次充滿明確政治目的下的偷拍事件中,作為一個攝影的人或書寫文字的人,是不是就可以隨便把作為他者(被攝/被書寫對象)的人壓縮變異至一個「非人」的身份呢?要再申明一下,我不是要為著幫助、保護職工盟在罷工事件上的各種名聲而以主流政治爭權下的一個身位來書寫這篇短文,自己想去描述更多的,是一個拍照的人如何去思考這次事件。

 
觀看著那三張偷拍而出來的影像照片,在那三張影像照片的畫面內容中,除了不斷重覆固定著「清潔女工復工後辛酸依舊的工作」這個表面意義外,是沒有任何其他內容意義的指向。若單純以一種記錄了現實的情況的角度下來看待,這是一個無可厚非的事實(雖然拍攝工人階級辛苦勞動這個「書面」上意義,若以書寫或畫畫等其他形式來呈現,應該會比單純影像照片有更深入的想像空間,因為我們在街中已經早就見到盲目)。不過在此最要認清的,是整個偷拍過程之後加上的文字描述,才是這次事件中,偷拍者和作者(如果是分開的兩個人)存心以影像照片和文字來操弄著大眾,以造謠的方法來誤導我們了解那個所謂的真正事情面貌。 

 

對於主流媒體在大眾裡愈來愈走向沒有作用的情況,相信很多人也感到顯而易見。但資訊轉移到每個人手中時,我們如何重新掌握自己對資訊收發的技術,如何透過個體的身份去分辨認識各種資訊的真假,甚至是重新建立一種新傳播方向的運動方法,是我們現在不能不去面對的一個新戰線。 

這次事件明確地揭示指出,無論真實與否,若以「慘情」的形象把被壓迫者捆縛包裝起來,大眾就會對事件關注,對被壓迫者產生同情,是人之常情吧。但若被壓迫者的感受不是以「慘情」的形象來呈現出來的話,大眾是否就沒有任何身位去關注被壓迫者呢?這是我們一直不去選擇而服食報導新聞的慢性毒藥,我們的意識被盲目化,情緒被麻木化後,走到此時需要作出的重要反思。反言而之,我想提出的是,除了以一種設有階級(社會關係下)的視角來同情被壓迫者,我們能否以其他身位角色來認識接觸被壓迫者。包括自己在內,拿起相機作為攝影師的人,能否放下相機,以其他方法與被壓迫者同在一起呢?

此時,我想起聽到一個朋友講起在海麗邨罷工中的其中一天,雄仔叔叔以一個文字創作者的身份去到現場,但他並非把清潔工友切換變成為自己文字的創作題材內容。反之,他走入到工友們之中,教導工友們一起創作屬於工友們自己的文字詩歌,這是一個讓工友們以一個新的身位來認識自己的一個新體驗。這讓我想到,若下次再有罷工的話,我們是否可以教導工友們使用電話相機,把那些偷拍的人的面目放上網絡之中,工友們可以能夠即時保護得到自己,甚至或者,與工友們一起討論交流,以更多其他的媒介方法讓工友們自己可以發聲呢? 

這幾年糾結於這種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思考中,所以自己也很少很少在街中,盡力不把不認識的人拍下,至少,這是對自己一個不能越過的警惕。因為若只拿著相機去認識世界和人們,能夠認識到的,最多也只是外部表皮支離破碎後留下來的形骸。 

 

Klaus Lee作品:

半日速遞——廣東道步兵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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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十日,取到實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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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清潔工遭偷拍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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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讀書會擾亂社會秩序?香港團體聲援中國被打壓左派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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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國政府大力打壓公民社會。在2015年先後對女權行動者、維權律師和勞工機構工作人員進行大搜捕。同時打壓亦落在校園內外關心社會的青年身上,其中一些學生社團被校方警告。在去年12月北京政府清除「低端人口」期間,清華大學一些前往受影響地區探訪的學生亦遭到警方監控,跟蹤。在去年11至12月,廣州一批自發舉行讀書會的左派青年遭到拘留、通緝。昨天(1月21日)多個香港團體發起聲援行動,到中聯辦抗議。在1月20日,西安亦有民眾走上街頭,拉上「抗議番禺警方拘押青年學子宣傳馬列毛」的橫額。

在去年11月15日,一群青年在廣州廣東工業大學舉行讀書會期間,廣州番禺警方到場帶走四名學生和兩名青年。其中葉建科和張雲帆被刑事拘留。張雲帆先被指涉及「非法經營罪」,到正式刑事拘留時,罪名卻變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到了12月5號及8號晚,警察分別闖入讀書會組織者、勞工關注者鄭永明、孫婷婷的住所捉人,作刑事拘留。到1月15號傍晚,張雲帆發表了自白書,除了提到被拘當晚的讀書會有提及「八九六四」外,更揭露了四人(即張雲帆本人、葉建科、鄭永明和孫婷婷)現時是「取保候審」;另外徐忠良、黃理平、韓鵬和顧佳悅四位青年則被「網上追逃」。

昨天(1月21日),左翼21、工學同行、社民連和支聯會等多個香港團體發起聲援行動,到中聯辦抗議。各團體的聲明指出,雖然不贊同張雲帆等人的「毛左派」主張,例如一些毛左派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和對政治民主化的保守態度,但絕不會同意取消或打壓他們應有的討論社會問題和表達政見的權利。同時各團體亦表達對那些真誠的毛左派,亦即如今次受害的學生和青年們的尊敬,因為這些青年在極權國度中為貧苦百姓發聲,堅持為工農群眾服務。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指出,中共政府滿口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卻以經濟利益和民族主義為上,遠離馬克思主義的初衷。他又指,毛澤東曾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現在共產黨卻反過來打壓研讀馬克思主義的學生,更顯事情的荒謬。

工學同行代表黃雅文提到,今次被打壓的青年關心工人,在校園就職工的薪酬待遇進行調查,為工人提供文娛活動,與其他同學學習政治思想。這些做法與組成工學同行的多個學生組織十分相似。他又以2017年各院校校方干預民主牆的時間為例,提到學校對學生組織的打壓同樣在香港發生。因此代表在港關心工人和民主的學生團體前來聲援。

左翼21成員周諾恆讀出黃理平和張雲帆的自白書。兩文均提到自己出身貧窮家庭,父母在外工作亦遇過欠薪等問題,自己進了大學才認識到社會不平等的來源,想為此出力,因此強調自己無罪,亦不會因為打壓而否定自己的信仰。另一個成員區立行則指,中共禁止一般人討論馬克思主義,是要壟斷對意識形態的詮釋權,以防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不平等的批判危及黨官商合一的利益網絡。他亦提到,對於左翼思想的打壓不限於極權國家。在2016年南韓警方亦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拘捕一名收集左翼書籍的工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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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1至12月,廣州一批自發舉行讀書會的左派青年遭到拘留、通緝。昨天(1月21日)多個香港團體發

逼人「自僱」惹出禍 deliveroo車手第二日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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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僱主以「自僱」之名逃避勞工權益的做法變得越來越流行,今日(1月23日),一班受自僱風潮所害的車手進行第二日罷工,他們為一間名為deliveroo的食物速遞公司工作。坊間傳媒指他們是自僱人士,但是回顧過往案例,結合車手的實際待遇,恐怕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參與罷工的車手指,公司與他們簽署的合約寫明是自僱,但是對於工作時間卻有諸多要求。由於司機的工資是以小時來計算,每小時75元,因此工時多寡直接影響收入。在簽約時,公司保證他們每天能工作11小時。

現在,車手的工作時間被減少,意味收入也會減少。而公司也要求他們只可在星期一至四擇日放假,星期五、六、日則不可放假。在工作時間方面能否自主選擇,是分辨真自僱與假自僱的其中一個關鍵。

另一個引發罷工的原因與罰票有關。由於香港街道狹窄、少停車位,車手往往在送外賣時把車泊在街邊。加上香港樓層高,把食物送上門需時,車手很容易收到告票。過去,公司會為他們付傳票錢,但現在公司卻不打算再付錢。這對車手來說是一筆額外的付出,受訪者表示,運氣差的時候,他每天可以收到兩張告票。

其中一位參與罷工的車手指,他向公司提出的要求主要有兩項,包括:

  1. 要麼讓工人自由選擇工作時間,要麼確認車手是正式工人。如果公司仍堅持要硬性規定他們的工作時間安排,他希望和正式受聘的工人一樣,獲得強積金、勞工保險等權利,也想像工人一樣交稅
  2. 為司機付告票罰款

罷工第一日,公司並未與他們進行正式談判,只派出一名曾任車手的員工與罷工工人交涉。今日,約百名車手繼續罷工,當中包括不同背景的工人,有參與罷工者說:「 今次呢個問題,令巴基斯坦、印度人、本地人都圍埋一齊。 」

自僱惹來火頭處處  荷蘭、比利時分部皆罷工

deliveroo在2013年在英國成立,標榜提供「新型的聘用模式」。現在業務遍佈12個國家,包括歐洲多國、新加坡、澳洲和阿聯酋。在2016年,公司收入達1.29億鎊,僱用13000人,以及20000名「自僱」速遞員。

近日,荷蘭和比利時的速遞員同樣發起罷工,抗議公司計劃在2月1日將所有速遞員轉為自僱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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