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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在職工盟當組織幹事的吳冠君，十年前收到風知道紮鐵工友正醞釀罷工，遂帶著政府文件到天光道地盤視察。原本純粹想了解情況，但觀察到在場工友情緒熾熱，冠君於是「借機撥了幾撥」，群眾的怒火遂成燎原之勢。然而最終要真的「燒得著」，工會組織者既要維持士氣與處理歧見，更要面對不同權力的互動以至衝突。

本想視察環境 最後煽火燎原

冠君於2003至2004年左右加入職工盟當建築工會的組織幹事。當年正值沙士，經濟蕭條，地盤欠薪個案很多，追討欠薪成為工會的主要工作。職工盟那時採取如封地盤等較進取的手法，追討成功的個案不少且效率高，因此於行頭建立了「收數快」的渾名。但講到尾，「工會只係收數公司。」他笑道。

2007年紮鐵工潮醞釀之初，冠君起初並不知情：「除咗因為追討欠薪而認識嘅一兩個工友以外，我哋嗰時基本上係同紮鐵工友冇連結。」當他得知紮鐵工友正聚集在天光道地盤時，便帶同政府文件和單張，單人匹馬落地盤視察。「我一落到去，已經有成三、四百人聚咗喺地盤。」冠君見在場工友大都怒氣沖沖，便乘勢「撥多幾撥」：「我哋手頭上有啲政府資料，知道紮鐵工日薪其實應該係千一蚊，於是將啲資料整成單張攞落去派。」他也理解到工友躁動的原因，並勸他們「搞大佢」：「工友覺得自己搞咗咁多日，居然冇新聞報、冇記者理，好多人都好㷫。」

當時佔主導位置的工聯會一如以往希望淡化事件，眼見冠君在「煽風點火」，便召喚警察到場將他趕走。「啲工友見我俾警察拉走，非常憤怒，工聯會都控制唔到佢哋。」之後，冠君與工友商討行動對策，並建議工友殺出天光道地盤，遊行到禮賓府。「佢哋自己call咗六架旅遊巴，衝去禮賓府。啲記者當然即刻跟晒過嚟，件事就係咁樣搞大。」而未有跟到禮賓府的工聯會，幾可謂將工潮的主導地位拱手相讓。

群眾躁動衝出馬路 失利始信長期抗爭

雖然成功「煲起」工潮，但紮鐵工友與冠君及其同事之間仍未建立到穩固的信任：「雖然知道要做乜，例如要搵工人代表一齊帶領成場罷工，但問題係，我唔識嗰班工友。喺冇工會核心同我一齊搞之下，只能夠當場搵工友幫手講幾句，以及嘗試開小組坐低傾。」與此同時，在工潮得到傳媒注視之後，工友迫切希望早日與商會談判以及得到政府部門協助，商會及政府卻未有回應。沮喪、失望、憤怒之下，有工友衝出馬路堵塞交通以宣洩不滿。冠君回想當時情境，「佢哋當時未有『工潮要鬥長命』嘅想像，想即刻搞掂。」

堵路觸發了警方與工友的衝突，也使勞工處派出高級官員與工人代表和工會幹事展開對話。但這只是政府的敷衍之舉，目的在於暫時安撫工友情緒，使其乖乖回家。而在翌日的集會，工聯會及紮鐵工會幹事試圖扳回劣勢，勸工友復工，卻弄巧反拙，被工友驅逐離場。此後，職工盟與其他友好組織逐漸與罷工工友建立互信，開始長期抗爭。

身為罷工／工運的主體，工人的訴求和意見應得到充份表達。然而運動現場瞬息萬變，如何緊貼形勢而盡量讓工友發聲和參與決策的機會，是冠君他們面臨的一大難題。「喺罷工持續一段時間，建立咗信任之後，當然會知多啲工友嘅訴求。」但冠君也坦言當時其實沒有正式的溝溝通機制，不少訴求都是由核心小組（由工會幹事、工人代表組成）「嗌住先」，若群眾反應熱鬧，代表訴求得到工友共鳴。如果工友對之有意見，核心小組也會修正：「有一次我嗌『加人工』，佢哋（工友）即刻更正我：『唔係加人工，係調整人工。』」

避開判頭利益瓜葛 維繫群眾保住成果

冠君指部分罷工人士提出的訴求以及行動，有時未必合乎整體工友的利益。譬如部分參與罷工的小判頭，除了調整薪金以外，其實還希望商會能增加「判頭費」。他認為工會應以紮鐵工友的利益為依歸，不會容許判頭借助一般工友的力量去為自己撈取更大油水，故不會理會這類訴求。部分工人領袖也曾因為個人利益而發生衝突，例如到不同地盤「掃場」時，曾有工人領袖因為不滿帶頭掃場的工友「搞佢個場」而大打出手。面對這些個人利益瓜葛和紛爭，冠君和他的同事盡量不會介入：「佢哋自己啲恩恩怨怨，其實我哋冇方法處理到，唯有喺旁邊勸吓，勸唔掂都冇辦法。」

除了「資本家vs工人」的主要戰線，紮鐵工潮也有另一條戰線：「工盟及友好團體vs工聯會」。正如前述，工潮的主導權原本在工聯會紮鐵工會一方，但一來因為工聯會「息事寧人」的策略與工人意願背道而馳，二來冠君等工盟幹事成功回應工友的憤怒和焦急，因此得以取代工聯會的位置。雖然失掉領導地位，但工聯會也非省油的燈。冠君說，它在工潮過程中也有不少動作，希望挽回劣勢：「佢哋中間搞過兩場遊行，希望搶返啲輿論同媒體曝光，想俾工人同大眾知道佢哋『有份』。」工聯會甚至拉攏了與工盟合作緊密的工人領袖：「見到我哋呢邊的所謂『核心領導』都出現喺工聯會遊行入面，仲要拖住嫻姐隻手喺度行。」到談判的最後關頭，蔡振華、王國興、陳婉嫻等工聯會領袖更帶同投票箱、大聲公等出現並呼籲工友投票。

面對這些的狀況，工盟的策略是「做好自己」，讓工友感受到他們才是跟自己站在同一方：「有時刻意處理佢哋反而係嘥自己心力。應該放喺維繫和領導群眾。佢哋自然會分得到，唔須要花太多精力去應酬同去搶。」最後，希望搶奪罷工成果的工聯會，被工友趕走。

罷工成果看長線 正視工潮歷史意義

紮鐵工潮最後以日薪加十元、回復八小時工作制的方案結束。冠君坦言，這個方案與工人一開始的叫價相差甚遠，但因為到後期越來越多工友復工，罷工工友士低落，工潮實在難以持續：「人數由高峰期嘅1,200人，去到後期300至400人，即使再激進嘅工友都好，都要接受現實。」雖然人工加得少，冠君從工友口中得知，回復八小時工作對不少工人而言十分重要：「我哋嗰時完全評估唔到，原來八小時工作制對佢哋先係最關鍵。」

工潮另一個遺產是紮鐵團結工會的成立。冠君在新工會成立的頭一兩年負責跟進，據他的觀察，新工會初時的運作不算順利：「工會理事唔習慣用『開會』呢種形式去傾嘢，例如開會唔跟議程，諗到乜就講乜。」

回望過去，「確立行業集體談判權」似乎是紮鐵工潮最大的成果，但工會成立初期很多會員都不懂準備跟商會的談判，如何收集業內工友意向、提出甚麼條件、怎麼衡量底線，大多沒有概念。「冇談判準備，諮詢、動員、落區，全部無做。結果商會提出方案，見幾個判頭同意就去馬，到頭來又係承襲之前工聯會嘅玩法，之不過今次張加價紙係有效嘅，個個地盤肯認數。」想起工會成立後預備首次談判時的狼狽，冠君苦笑：「有人仲提議：『不如我哋搞旅行，然後同對家鬥多人。』佢哋好少諗晒全套，例如首先其實應該坐低傾好一個價錢，然後先搞聚會同會員公佈同商討，再要同工友講埋將會點樣同商會傾，傾唔掂又會點做。」

雖然第一、二年的準備甩轆甚多，但隨後幾年工會理事總算吸取了教訓，開始有系統、有條理地進行準備工作。

誠然，紮鐵工潮的即時效果有限，但對於其長遠的意義，冠君指出了重要的一點：「有紮鐵工潮嘅例子參考，好過由零打起。譬如碼頭罷工，啲人會知道唔會兩日搞掂，因為有之前嘅36日。以後嘅工潮都係一樣。呢個係對所有工人嘅一個提醒。」這某程度上也是重提罷工歷史的意義。

編按：現代奴隸製造平價蕃茄醬？一名外勞的死，促使意大利政府揭發出蕃茄產業的剝削。在意大利南部的田間，摘蕃茄的工人每周做足七日，每日工時十二個鐘，薪金被蛇頭扣走一半，但生病卻不能求醫。惟工新聞特此翻譯外電報導。

意大利法庭文件披露，每日供應歐洲市場的兩大意大利食品巨頭涉嫌奴役採摘番茄的外勞。意大利檢察官古吉利爾米（Paola Guglielmi）在調查一名季節性勞工的死亡事件中指出，食品巨頭穆緹（Mutti）及Conserve Italia在國內龐大的番茄工業當中透過「絕對的剝削條件」獲利。這兩個企業的番茄罐頭和意粉醬在英國超級市場均有發售。

外勞田間猝死　日做十二個鐘無假放

案件事主是一名47歲、有兩名子女的蘇丹籍合法移民阿卜杜拉·穆罕默德（Abdullah Muhammed），他在2015年7月於意大利南部納爾德奧（Nardó）的田間工作時心臟病發死亡。控方認為，若穆罕默德當時獲准送到醫院的話，有可能可以獲救。

意大利檢察機關運用權力追查整條供應鏈，上溯至總值32億歐元（約294億港元）的番茄產業。雖然那些企業並不需為穆罕默德的死負責，但當中的聯繫非常重要。

一如數以千計的工人，穆罕默德每日從早上4時到下午5時都要在田間用手採摘番茄，在意大利南部酷熱的夏天工作。法庭文件列出的虐待勞工情況包括每日工作12小時、每週工作7天、沒有休息日、只有最低工資及沒有負責醫療的員工。

「按照法例，需要對事件負責的只是蛇頭（gangmaster）。」古吉利爾米告訴《衛報》。 「但在這個案件當中是有謀殺。若帶他去看醫生的話，那人可能不會死。這個工作場所嚴重違反了工業安全的要求。」

透過深入的調查，古吉利爾米調查了電話通話記錄、監聽通話，以及進行航空監控，以找出工業巨頭與剝削季節性外勞的關係。

蛇頭制度幫公司卸責

在普利亞（Puglia，意大利南部一個大區），工人平均每日可得到30歐元（約276港元）的日薪。但他們會因為飲食和交通開支，以及蛇頭扣費而失去一半收入。

在意大利農業當中，蛇頭或中介（caporalato）制度是很普遍的。在這個制度之下，不論是合法或非法的外勞都會被組織成非正式的小團隊，被意大利的地主聘請進行收割。

法庭文件指控意大利老闆馬連亞奴（Giuseppe Mariano）及蘇丹籍蛇頭艾沙利（Mohammed Elsalih）謀殺。前期調查已經完結，一名法官將決定是否將案件提堂。

在法庭文件當中列出的公司並沒有法律責任，亦強調他們鼓勵供應商合符道德地對待工人。

Conserve Italia生產Cirio番茄罐頭，在Tesco有售。其發言人指出，該公司要求所有供應商同意「尊重」他們的工人，以及公司的企業道德守則。並指出當他們知道穆罕默德的死亡後，已經中止與涉事供應商的關係。

「我們知道在意大利南部出現一些不合規定的狀況，但我們做不了什麼——我們沒有責任證實那裡發生什麼事，但我們確實有要求供應商尊重人權。」他說。「我們付出的價格不低於正常價格。」

Conserve Italia之後發表聲明，指出有計劃控告一些造成損害的供應商，「以保護它作為全行當中最合符道德的企業的名譽」。

穆緹同樣發表了聲明。「穆緹一直用一切方法打擊剝削工人的行為…穆緹小心選擇農夫及農業夥伴，並持續在供應過程中與他們對話。在保護工人方面，每一份與供應商的合約都包括工作條件的特別要求（薪金規定及工作場所的安全）。穆緹會繼續與其他競爭者、農夫及意大利政府合作，以避免在田間發生意外。」

法例無法打擊剝削行為

工運人士聲稱，低生產成本為企業帶來利潤，因此企業不會妥善處理剝削問題。來自Cameroon，32歲的撒納特（Yvan Sagnet）在2012年曾在穆罕默德死去的農田附近工作。他只做了5天，便領導了一場大罷工。現在他以終結這個「奴隸制」為抗爭目標。

「當我來到普利亞時我發現了蛇頭制度——生活環境很不人道——工人居住的地方就像集中營。」他說。

「有一天，一個人在田間病了。他無法照顧自己，但在那些地方根本找不到人急救——因為根本沒有地址，也沒有手機訊號。工人不會說意大利語，蛇頭就是利用這一點…蛇頭更說，不給我20歐元（約184港元）我就不會理你，給錢的話我今晚就讓你去醫院。」

經過多年的運動和組織對抗蛇頭的罷工，一條禁止蛇頭制度的法例終於在去年生效。但工運人士指出，在隔絕的農場沒有什麼改變，因為政府沒有嚴厲打擊那些行為。「這些農田的利益與政客及大財團的利益相關。」組織納爾德奧地區工人的非政府組織Finis Terrae前主席沙魯西奧（Valeria Sallustio）說。

代表Tesco及Sainsbury’s等主要英國超級市場的英國零售業協會（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發言人麥迪遜（Zoe Maddison）稱：「這是一個悲劇，我們期待意大利當局進行完整的調查。供應鏈上每一個工人的福利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零售業協會的成員將調查企業的一切不當行為。」

文章來源：

the Guardian: The terrible truth about your tin of Italian tomat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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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eorge M. Groutas via VisualHunt / CC BY

今日（11月3日）iphone X開始全球發售，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於早上到達九龍塘又一城的蘋果專賣店，抗議iPhone面世十年以來一直剝削工人。示威者在專賣店樓上展示印有「islave」字樣的橫額，保安隨即阻止，爭奪橫額期間，示威者遭穿西裝的工作人員箍頸。

工會成為廠方形像工程　背後毆打維權工人

2010年生產iPhone的富士康工人連環跳樓，在公眾壓力下，富士康工會迅速回應。工會主席陳鵬對媒體宣稱，將在2011年前建立一萬多個工會小組，讓十一萬多的工人加入。此前，工人並未聽聞工會的存在，而陳鵬實際上是富士康老闆郭台鵬前任秘書。

根據SACOM訪問富士康工人的片段，跳樓事件廣受媒體關注的那段時間，工會非常著重工人，一旦工人致電關愛熱線，工會就會對管理人員追究責任。熱潮過後，工會卻站在資方那邊。透露跳樓念頭的工人，會遭到即時解僱，然後遣送回家。由於富士康工人月薪僅為最低工資，須靠加班才能賺夠錢維生，因此最常見的打壓方法就是不讓工人加班。一名受訪工人透露，曾有工人不滿被調到天津工作，到工會大樓反映意見時，竟被工會十多名幹部圍毆打傷。

iPhone售千元工人僅分到1%　工會假選舉加薪假承諾

這些工會幹事並非一般基層工人，而是管理層及高層。一名親身參與過工會選舉的前線工人形容，那是一次失敗的經歷。他先向總工會自薦提名，當時總工會直接忽視了他，公佈候選人名單並無他的名字。向部門工會再三要求，工會才讓他獲得候選人資格。

到了投票的時候，車間工會委員負責人拿著名冊逐個向工人發出指令，要選誰為工會委員、誰為工會小組。流水線上的工人更為仔細地描述了投票的過程：選票被放在運送手機零件的流水線上，一名程序員跟著選票走，選票流到工人面前，他就在線長、組長的監察下進行實名投票，按著既定要求投票給該投的人。

站在公司一方的工會無法為工人爭取合理待遇，SACOM指出，當一部iPhone7官方售價為549美元（約4,283港幣），生產電話的工人只拿到5美元（約39元港幣），亦即不足1%。有受訪工人表示，曾看到一份2015年底簽訂的集體勞動合同寫明，將加薪3%以上，但是到了2016年，他們的工資卻沒上漲。SACOM指出，2012年至2016年間，深圳富士康工人的基本工資只增加了5%。與此同時，深圳的生治開支不斷上升，5年間平均房價上漲了接近3倍。

工會權罷工權不進且退

在香港，工人可以按《職工會條例》自由組織工會。由於歷史原因，不少行業和企業有超過一個工會，典型的情況有兩個分別為工聯會和職工盟成員的工會。當工會成員參與工會發起的工業行動，亦會受《僱傭條例》保護。可是中國的工會並不是這樣運作。

中國的《工會法》訂明，「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各工會組織代表職工的利益，依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而這個工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換句話說，從一開始工人的代表就被指定了，而這個代表是歸共產黨管轄的，工會會費也直接由企業支付。工人不能在這個框架之外建立獨立工會，如果想參與工會事務，則只能參加其工作場所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旗下屬會的工會幹部選舉（如有）。

但實際的情況是怎樣呢？首先，很多工廠根本沒有成立工會。然後，即使有了工會，也可能是每兩三年才舉行一次工會幹部選舉，而工人對此毫不知情，幹部往往是由企業直接委派管理層出任。這樣的工會會怎樣運作呢？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什麼都不做，也有可能只是在節日派一些小禮物，搞一些聯誼活動。

那如果工人真的想透過成為工會幹部爭取權益，又會發生什麼事？除了上述富士康工人的遭遇之外，連鎖超市沃爾瑪的工會選舉亦出現各種打壓，包括針對參選工人進行威脅、抹黑、解僱等。

工會只是iPhone剝削的冰山一角，SACOM發言人在行動中對蘋果提出三大訴求：確保代工廠工會選舉民主公正，停止零散工及濫用學生工，增加基本工資。除了香港，美國、英國、菲律賓等地都有行動者發起示威行動，以抗議iPhone十年來對工人的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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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致美國沃爾瑪總部的信

受時間所限，筆者在「36日紮鐵工潮如何鍊成？」座談會系列的第二次活動「港式工潮與外地工潮比較」會上雖發表了講稿〈中港日韓近百年工運史簡介〉，卻未及將全文發表，只講出了講稿的大綱，沒有深入詳述，現將講稿全文整理發表，以補充當日的不足。該活動由香港紮鐵業團結工會主辦，於2017年10月22日下午在城市大學舉行。

亞洲工運

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之初，亞洲區尚未有國家或地區晉身工業國家，所以遠東的中港日韓台等地區，沒有強大的現代工人階級。

1925年中日美工人人數比較（注一）

1925年中日美荷工人日薪比較（注二）

1920年代，美國已位居工業大國前列。荷蘭只是歐洲小國，不是工業大國，但工人工資是美國的一倍，直至現今北歐國家對工人的保障領先全球。中日的工業差距，除了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外，中國本身工業技術沒有提升，存在大量低技術廉價勞動，日本工業則已向高科技發展，把需要大量勞動力的紡織業投放在中國設廠，賺取更多的剩餘價值。

香港工運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一個商業貿易港，其時工業微弱，工人階級以建造業和搬運工人為主。1872年港九（英國尚未佔領新界）總共有十二萬餘人，工人有四萬五千餘人，佔三成七，搬運工人有六千餘人，佔港九工人的一成三。（注三）這些數據未包括手工業工人，新界有手工業作坊，離島的灰窰業規模和數量也不少，但未找到有關這些工人的數據。

港英統計數據有苦力（Coolie）一欄，指體力勞動者，如建築工人和搬運工人，甚至清道夫有時也稱苦力，（注四）他們是香港早期工運的主力。如1863年碼頭搬運工人和轎夫罷工、1884年反法罷工、1872和1895年的散仔館罷工等。

香港一直以來的重大罷工都帶有民族主義和反帝色彩，甚至是響應資產階級所發動的社會運動。如1844年的人頭稅罷工，起因是英商對港督不滿，煽動華商罷市，又通過買辦組織華人罷工。（注五）反法大罷工是廣東當局通過華商組織市民進行反法活動，工人以罷工來對抗帝國主義。散仔館罷工是由這些館主發動的，（注六）這期間的人力車工潮也是車主主導的。（注七）

直至進入二十世紀，香港工人階級的罷工開始多以自身要求為主，如1920年機工大罷工，要求加薪，改善待遇；1922年海員大罷工，要求加薪，確立工會地位。但他們仍不忘政治鬥爭，於1925年發動省港大罷工，矛頭直指港英，提出普選、政治平等、勞工立法等。這時鬥爭最大的特色是離港回鄉，惟省港大罷工後已沒有再使用。

當時香港工會的數量多且會員少，未能聯合一起發揮團結力量，這情況一直維持至現今。工會較少參與勞工立法工作，港英也不開放有關門徑。七十年代情況有所改變，工人組織雖然細小，但能聯合一起行動，如爭取分娩假，七日有薪假和工業安全立法等。八十年代曾一度打破政治分歧，近百間左中右工人組織為工業安全組成聯席會議，一致行動，為共同目標而努力。到了九十年代草擬基本法時，工聯會與基督教工業委員會（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簡稱CIC）起紛爭，再無法一起行動，矛盾日深，直到今天。

七十年代的罷工已沒有政治色彩，擔當主角的是公務員，如教師罷工、護士工潮和郵務員工潮等。這時出現工運與社區結合的情況，多個地區成立了地區勞工小組，如觀塘的居民勞工協會，荃灣的新青學社等，秀茂坪和深水埗亦有同類組織。

踏入廿一世紀，先後爆發紮鐵和碼頭罷工，開拓以社運與工運結合的道路。

縱觀香港工運歷程，大多缺乏民主訴求，曾提出普選要求的省港大罷工是少數例外。七十年代的盲人工潮，有大學生公開站出來支持工人鬥爭，接着來的工潮再沒有這情況，到2007年紮鐵罷工這情況才再次出現。

今時港式工潮

香港現時工運情況是全球罷工最少的地區，一年內只有兩宗，參與人數只有106人。工人入會比率低，沒有強大的廠房基層組織，被剝奪了集體談判權。相比之下，日韓台工會今天有強大的廠房基層組織，韓國工人更多次佔領工廠。

香港工會會員會籍重覆，常有搭便車心態，存在一個行業或一間公司內有多間工會現象，削弱了每個工會的代表性。如清潔工會有5間，公務員工會約有100間，菲傭工會有4間。

親建制的工會地位高，各工會政治立場分明，提出的勞工訴求大同小異。僱主和政府對工會分而治之，例子見諸紮鐵和碼頭工潮。工會進行防護性工作較多，出現危機才去介入協助，缺乏全盤長遠工作部署，不像日韓工會視部署為長遠的工作計劃。

香港工人入會比率雖低，但現今全球入會率趨勢正逐年下降，香港則逐年上升，各國工會入會率參看下表：

2003至2010年各國入會比率（注八）

香港工會入會人數數據

工聯會於2015年時有屬會828間，聯會11間，會員888,466人，入會率為24.9%。

現時最少會員的工會只有2名會員，分別是集賢起落貨總工會和電單車導師工會。集賢是開船起卸搬運工人（苦力）組織，在工運歷史中曾佔有重要地位，前會長黃大釗是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理事長、華商總會理事、台灣僑務委員等。

最多會員的的工會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有9萬名會員。

冬眠工會則有34間。

香港平均每間工會會員人數為1,073人，有82%的工會人數在一千人以下，這情況五年內無大變化。

四大集團工會勢力分佈（注九）

中國工運

二十世紀初，中國是半殖民地，仍是農業國，工業開始起步，工人人數雖然龐大，只是佔全國人口比例2.5%。二十年代的主要罷工以鐵路工人為重，其次是紡織工人，如1923年京漢鐵路大罷工，而1925年上海紡織廠罷工潮，最後引爆五卅運動。罷工多帶有反帝國主義色彩，多次發生流血事件。京漢鐵路大罷工期間軍閥在沿路各站開槍殺死了52名工人；五卅運動因日本紗廠槍殺工人而引致工人和學生上街示威，英租界巡捕再開射殺示威者，而引發全國的反帝運動；省港大罷工是支持五卅運動而發動的，省港大罷工期間的某次遊行，英軍在廣州沙面槍殺遊行群眾。

進入三十年代，中國政治罷工減少，經濟罷工仍不斷發生，亦很少提出基本民主訴求，如普選等，工會有參與勞工立法。

五十年代中共建政後，全國所有工會整編統一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下，沒有其他的工會，若有也是不合法地存在，差不多沒有發生過罷工。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引入外資，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當工人，勞資糾紛開始增加，進入二千年出現本田車廠不同地方的廠房一同罷工。在中國出現罷工，工會未必會協助工人爭權益，政府多偏幫資方，甚至以武力鎮壓。這時開始有NGO工人組織，今年《NGO法》（全名為《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正式實施，加緊監管和控制，打擊了工人運動。

同是亞洲區社會主義開放國家越南則與中國相反，於九十年代對外資開放後，2007年有七百宗罷工，工會多會協助工人爭取權益。裕元鞋廠罷工，中國和越南的分廠也有工人參加。（注十）

日本工運

十九世紀日本尚是農業國，全國人口總數為四千萬人，當中有佃家一千五百萬人，小農二百萬人，小雜業職工一百萬人，企業僱傭工人四十萬人，漁民三萬人，無職業者一千餘萬人。（注十一）農民的租稅佔國家收入的八成多。（注十二）

日本工業化初期，紡織業是工業支柱，業內女工人數比男工多。全業工人總數為四十七萬五千人，當中女工有四十餘萬人，佔八成。（注十三）日本全國20歲以下女工有三十萬人，即工人中有六成是未成年女工。住在宿舍的有三十五萬人。（注十四）日本工人多住在宿舍內，小店舖也是如此。中港工廠絶大部份沒有宿舍，店舖傭工則或會住在店舖內，有看守店舖防盗的作用。

中國工人情況也與日本相似，1910年時全國五百人以上工廠總人數是近十六萬九千人，紡織業有十二萬二千餘人，佔工廠工人的七成。（注十五）1912年全國工人總數是六十六萬人，女工總數是近二十四萬人，佔三成半以上。（注十六）印度也是以紡織業為重，紡織工人是工運主力 。

進入二十世紀日本大力發展重工業，逐漸扭轉了男女工人數對比，男工人數逐漸比女工多。（注十七）

日本工會數目於1918年有107間，1923年增至432間，增加了四倍。1923至1924年間，工會會員由十二萬五千增至二十二萬八千餘人，增加了一倍。勞資糾紛於1930至1931年間有二千宗，參加人數約為數十萬人。（注十八）

日本工運初期以紡織工人為重心，接着政府要成為軍事強國，大建軍工廠和煉鋼廠，工運遂由這些製造業工人主導。他們與社會運動結合，提出民生和基本民主訴求，發生多次騷動。1918年農村婦女發起米騷動，城市工人起來響應，擴大為全國各地的暴動。接着來的日本社會運動以工人參與為開始，得到農民響應和支持，走向工農結合。韓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則工農各自發展，香港則沒有農民運動。

三十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推出《國家總動員法》，因此大力打壓工會，但另一方面為了保證軍需品的生產，政府又推出保護工人措施，故此工人地位得以提升，為投降後的澎湃工運奠下基礎。

日本投降後，1946年在日本共產黨發動下，國鐵和海員於8至9月間舉行反解僱鬥爭，電產、報紙、通信、全炭（全日本石炭）等行業逐開展全國性的10月鬥爭。（注十九）他們於11月成立「全國官廳工人工會共同鬥爭委員會」（簡稱共鬥），下轄13個單位，會員二百六十萬餘人，計劃於1947年7月2日舉行全國大罷工。（注二十）共鬥的罷工在駐日美軍禁止下結束。

1948年日本公務員提出加薪要求，駐日美軍致函日本政府要求限制公務員的罷工行動。日政府逐頒令否定公務員的集體談判權，結果引致日後更多罷工。（注廿一）

國營鐵路於1949年，根據《定員法》解僱十萬餘工人，鐵路工人展開反解僱鬥爭，令全國鐵路運輸癱瘓。美軍為了安定繁榮，又再次禁止工人罷工，政府更向鐵路工人發出《警告書》，由此出現一連串陰政治事件，有政治人物死亡，當局乘機逮捕日共和工會領導。（注廿二）

1973年的春鬥，鐵路工人按章工作，引發市民騷動，毆打司機，搗毁車廂。（注廿三）而1974年春鬥目標是加薪，平均得到在起薪點上加薪33%。（注廿四）

1975年日本公營僱員爭取罷工權，公營鐵路工人沒有參加罷工，市民反應冷淡，只有小量學生支持。罷工一星期後失敗結束。有1,050名罷工領導人以非法罷工罪名被開除，公營工運從此萎縮。私營企業在通脹下為保盈利而進行減薪，工運出現退潮。（注廿五）

2008年金融風暴令日本出口大減四成，2009年失業率飆升，失業工人不能回宿舍，無家可歸，流落街頭，東京日比谷公園有一個五百人的帳蓬村，收容無家可歸的失業工人。（注廿六）

韓國工運

二十世紀初的韓國是日本殖民地，也是農業社會。1904年首爾開始出現工廠，半農民和半工人佔人口很大比重。（注廿七）

在日本壓制下，韓國工運不活躍。日本在二戰戰敗後，1945年11月朝鮮工會全國評議會成立，要求實行最低工資制，八小時工作制。（注廿八）朝鮮工會全國評議會成員主要來自左派，有屬會1,140間，會員五十餘萬人。（注廿九）與之相比，1945年12月全國農會總聯盟成立，屬會239間，會員三百餘萬人。（注三十）從這兩會會員數字可見韓國仍是農業社會。

1946年9月24日，釜山鐵路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和配給糧食等。隨後出版、郵政、交通、食品和電力等行業工人也參加罷工，參加罷工工人達二十餘萬人。朝鮮工會全國評議會提出政治要求，釋放左翼領導人，打擊恐怖行動。駐韓美軍和韓國政府動員軍警鎮壓罷工。（注卅一）

1965年南韓全國有工人七百五十六萬餘人，1998年增至一千七百餘萬人。1969年全國有罷工130宗，1970年增至165宗，1971年大增至1,656宗，比上年增加十倍。1985年勞資糾紛有165宗。1987年工會有2,742間，會員人數為一百萬餘人，1989年增至7,61間，會員人數增至一百九十萬餘人，工會增加了近三倍，會員人數增加了九成。（注卅二）

1970年南韓製衣工人全泰壹手抱《勞動基準法》自焚，控訴《勞動基準法》不能保護工人。

1971年9月，韓進商社派到越南工作的工人及家屬四百餘人，要求立即支付拖欠工資，在大韓航空大廈放火和示威。（注卅三）

1974年9月，蔚山現代造船廠二千五百名工人進行了抗爭，要求增加工資，不准無理解僱，保障工會等。這時沒有工會組織的紡織業、金屬業和化工業也組織了民主工會。這時教會和大學生介入工運，培訓工人領袖。（注卅四）

八十年代南韓經濟起飛，勞資糾紛增多和激烈，出現多宗大規模工潮，工潮帶有暴力成分，多番佔領工廠，得到社會各界支持，政府出動軍隊鎮壓。曾有一名工人長期佔領工廠高塔，高塔之下有工人和群到來保護。

1980年4月江原道攻擊御用工會，與警員武力衝突。（注卅五）接着同月下旬發生江原道舍北煤礦事件，數千工人要求改善待遇，工運再活躍。（注卅六）

1985年6月以首爾九老工業區為中心，10間工廠的二千五百名工人抗議政府對大宇服裝工會的鎮壓，發動九老同盟罷工，結果有一千餘名工人被解僱。（注卅七）

1987年7月5日現代發動機公司民主工會成立，展開大規模鬥爭，公司用御用工會奪取工會成立申報表，引致衝突，政府派軍警鎮壓。及後各大廠都成立了民主工會，白領工人紛紛成立工會。1991年全國的民主工會成立全國工會協議會，脫離大韓勞總，（注卅八）於1995年11月，進一步成立了全國民主工會總聯盟。（注卅九）

1997年1月15日，南韓全國一千九百間工會，七十五萬餘工人發動大罷工。在野的民主勢力及在野黨，成立勞動法、安企部法改惡撤回暨守護民主泛國民對策委員會，宗教界也提出兩惡法無效訴求，要求總統金泳三（1927-2015）謝罪。 （注四十）南韓的工運是與民主運動結合，得到學生投入支持。

工運與政黨及宗教

日本和韓國工運頗受宗教界的影響，中國工運則鮮有宗教影子，基督教青年會曾在中國進行工人教育工作，沒有直接參與工會運動。基督教在香港推動了童工立法和廢除妹仔運動，也沒有直接參與工會運動。

中港日多宗重大罷工都與政黨有直接關係，中日朝都有公開的「工人政黨」，日本且有多個工人政黨。香港近日始有工黨成立。中國共產黨和朝鮮勞動黨都是執政黨，日本社會黨也曾短暫執政。

亞洲與國際工運

中國曾是亞洲民族運動的中心，共產國際派員駐廣州和上海，指揮亞洲各國如何進行革命，提出以工運與民族運動結合，發動反帝鬥爭。主張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運動，以工人為主體，走聯合農商學的革命路線。印度、越南、韓國和日本的革命者都曾匿藏在中國，指揮本國革命的進行。

赤色職工國際在中國設立泛太平洋職工秘書處，指揮亞洲太平洋區的工運，並先後在廣州和漢口召開泛太平洋勞動大會。香港海員工會的蘇兆徵（1885-1929）是主要領導人之一。

日本戰後初期的罷工，美國認是蘇聯指使的。冷戰期間，美國在香港扶植國共以外的第三勢力，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於五十年代在香港支助工人組織「自由工會」（注四十一），作為世界反共勢力的一環，以打擊共產黨的發展。「自由工運」使香港同一行業或廠房，因國共問題已出現兩間工會的情況更為擴大和嚴重，工會間紛糾更多，工會力量更為細小。自由工會曾有42間，2006年只餘10間仍在勞工處登記。

某國際勞工組織代表曾說，越南制訂勞工政策前會與國際勞工組織聯繫，香港則在制訂期間才聯繫，中國則在制訂完成才進行聯繫。

注釋：
一. 劉明逵等主編：《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第一卷一冊（北京：中央黨校，1985），第41頁。
二. 同上，第462頁。
三. 姚穎嘉著：《群力勝天》（香港：三聯，2015），第41頁。
四. 參閱龍龍少爺：〈苦力一詞的歷史──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七回筆記〉，載《香港工人的故事》。
五. 詳情參閱梁寶龍：〈1844年反對人口登記法的罷工〉，載梁寶龍著：《汗血維城》（香港：中華，2017），第8-16頁。
六. 詳情參閱姚穎嘉著：《群力勝天》。
七. 詳情參閱馬冠堯著：《車水馬龍》（香港：三聯，2016），第50-88頁。
八. 周奕：《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第279頁。
九. 這些工會數據來自職工會登記局：《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
十. 蕭裕均講：〈中、越工潮狀況對香港工運面對威權政府的啟示〉，在《港式工潮與外地工潮比較》座談會上發表（香港：香港紮鐵業團結工會主辦，2016年10月22日）。
十一. 關捷總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戰後篇）（長春：吉林人民，2005），第663頁。
十二. 戈登著：《200年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學，2014，增訂版），第194頁。
十三. 同上。
十四. 同注十一，第662頁。
十五. 同注一，第208頁。
十六. 同注一，第220頁。
十七. 同注十二，第194頁。
十八. 升味准之輔著：《日本政治史》，第三冊（北京：商務，1997），第635頁。
十九. 雨宮昭一著：《佔領與改革》（香港：中和，2016），第146-147頁。
二十. 同上。升味准之輔著：《日本政治史》，第四冊，第912頁。
廿一. 同注十九，第171-172頁。
廿二. 王保明主編：《日本簡史》（上海：上海人民，2006），第158頁。
廿三. 同注十二，第375頁。
廿四. 同注十二，第374頁。
廿五. 同注廿三。
廿六. 同注十二，第444頁。
廿七. 高麗大學校國史研究室著：《新編韓國史》（濟南：山東大學，2010），第210頁。
廿八. 同上，第282頁。
廿九. 同上。
三十. 同上，第283頁。
卅一. 同上，第282頁。
卅二. 同上，第284-286頁。
卅三. 同上，第285頁。
卅四. 同上。
卅五. 同上。
卅六. 同上，第286頁。
卅七. 同上。
卅八. 同上，第286頁。
卅九. 森山茂德著：《韓國現代政治》（台北：五南圖書，1998），第081頁。
四十. 同上。
四十一.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2009），第313-317頁。

看英文版

都說香港是移民城市，到底今天居港的人當日為何選擇來到這個地方？今天香港約有四萬名尼泊爾裔人，他們為甚麼當初要遠渡重洋來到香港？今年八月，曾有份組織在港尼泊爾家務工工會和建築工工會、現為加德滿都法學院勞動及工會法的助理教授Prem Chandra Rai，嘗試分享他所知道的尼泊爾人來港的歷史，以及組織尼泊爾工會的經驗。
 
從印度到馬來西亞，再到香港
 
要知道在港尼泊爾工人如何組織起來，首先要問，一開始為何那麼多尼泊爾人會來港？講者Rai說，這與英國在南亞擴張有關。
 
尼泊爾位於印度和中國之間，而十八世紀初，英國正在印度殖民，可以觸及尼泊爾領土，雙方邊界問題沒有清楚界定，爭議不斷，最後英國於1814年11月1日正式向尼泊爾宣戰，主要參戰單位為英方東印度公司和尼泊爾一方踞喀兵（Gurkha），前者兵力較後者多一倍。1816踞喀兵戰敗，並於同年12月簽定《蘇高利條約》，將庫馬盎（Kumaon）、加瓦爾（Garhwal）、錫金（Sikim）、古瓦哈提（Morung）、斯爾毛縣（Sirmur）等地方割讓，佔原來尼泊爾國土面積約三份一。
 
戰役過後，英方發現踞喀兵非常善戰，決定僱用他們作傭兵。其後東印度公司僱用大量踞喀兵當兵，在多次戰爭中均有踞喀兵，包括1817年的第三次馬拉加戰爭（Third Anglo-Maratha War）、1845-46的第一次英國錫克戰爭、1848-49的第二次英國錫克戰爭（Second Anglo-Sikh War）。在1957-58年印度起義，踞喀兵以英軍參戰，並正式成為英屬印度陸軍。
 
到1947年印度獨立，尼、印、英三國就踞喀兵前途作出協議（加上Britain–India–Nepal Tripartite Agreement），最終決定部份踞喀兵成為印度軍隊，部分繼續為英軍，亦有被派到馬來西亞，有份鎮壓馬來西亞共產黨及汶萊的起義。到1960年馬來西亞獨立，在馬來西亞的踞喀兵再次被調派，而當時馬來西亞附近的英屬殖民地，就是香港——這就是為何尼泊爾人於60年代已開始來港的原因了。
 
定居在港的踞喀兵家庭
 
1990年代之前，大部份居港踞喀兵都沒有定居的打算。一來雖然踞喀兵可以帶同家屬來港，但他們沒有居港權，一旦再被調派到其他國家，其親屬也必需一同離開。二來居港踞喀兵徹底與香港社會隔離，他們兒女入讀的是尼泊爾語學校，以尼泊爾語寫的報紙也絕無僅有，講者亦是在相的背景成長。但九十年代初，殖民地政府突然改變政策，讓在港出生又住滿七年的尼泊爾人享有居留權，於是越來越多人申請讓家人來港。
 
決定居港的尼泊爾人主要從事建築工人、廚師、麥當勞待應，基本上有工作就做。同時，當時有不少尼泊爾人到港做家務工。講者說：「也不知道怎樣在尼泊爾傳開的，說香港會請家勞工，於很多人都過來了，當時香港已經有很多菲律賓家勞工。於是據說很多尼泊爾情人和夫妻都會吵架，說「你在香港認識了菲律賓女子，都不理我了！」
 
對香港尼泊爾工會的三點分享
 
尼泊爾工人在香港漸漸找到工作，關注尼泊爾工人的組織也隨著冒起。香港最早關注尼泊爾工人是遠東海外尼泊爾工人協會（Far East Overseas Nepalese Association，簡稱FEONA），由左翼組織亞洲學生協會（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簡稱ASA）協助成立。及後樂施會支持FEONA組織建築工人，2001年到2004年，講者Rai擔任FEONA的協調者，因而接觸泊爾工人。直至2007年，Rai參與組織尼泊爾家務工工會和建築工工會，並對現時工會面對的問題和處境有以下分享：
 
1. 2004至2005年尼泊爾內戰激烈，很多尼泊爾家務工都不想離開，紛紛想辦法偷偷留在香港，或尋求庇護。亞洲移民中心（Asian Migrant Centre，簡稱AMC）組織了移民權聯盟（Coalition of Migrant Right，簡稱CMR），在2004年成立了菲律賓、泰國和尼泊爾家務工工會，嘗試組織這群工人。然而同期政府突然改變政策﹐不再發家務工簽證給尼泊爾人，只有獲原僱主續約、或者改以印度藉申請簽證，才可以在香港工作，因此，工會人數一直下降。
 
2. 他意識到不能只協助尼泊爾工人，因此與其他族裔的組織合作。在港工作期間，眼見家務工面對很多問題、例如欠薪、拖養、被無理解僱後要考慮剩下在港日子怎辦。2006年講者見證建築工人工潮，接觸到職工盟，覺得還是組織工會較有力，因為有工會的話，與老闆談判的起點已經較高。「如果可以組織到本地建築工人，對尼泊爾工人也會有很多鼓舞。」
 
3. 他認為尼泊爾工人的組織比其他族裔困難，因為全家在港，更難抽身參與組織。其他在港尼泊爾組織包括同鄉會、宗親會等。他亦指出尼泊爾工人整體現在面對極大的困難。全國最年輕最健康的人口都出外做危險工作，死亡率高，特別是在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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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is often described as a city of immigrants. In what circumstances did so many people choose to move to Hong Kong? Say for example, what is the origin of the 40,000 Nepalese people living in this city? In this August, we got the chance to learn about this story from Prem Chandra Rai, who participated in organizing Hong Kong Nepalese domestic workers and construction workers in 2000s. Now he is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bour and trade union law in Kathmandu School of Law.

How did Nepalese people come to Hong Kong?

This is the first question to answer. According to Rai, we have to know some details of the British expansion in South Asia in the 18th century.

In early 18th century,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continuously expanded its influence in India, reaching the border of Nepal. In 1st November 1814, the British declared war on Nepal. The outnumbered Gurkha army was defeated in 1816. In December, the two countries signed the Treaty of Sugauli and Nepal lost one-third of its territory, including Kumaon, Garhwal, Sikim, Morung and Simur.

During the warfare, the British army was impressed by the Gurkha army. As a result, the East India Company hired a lot of Gurkha in other warfare in India, including the Third Anglo-Maratha War in 1817, the First and Second Anglo-Sikh War in 1845-1849. During the Sepoy Mutiny in 1857-1858, the Gurkhas were formally incorporated in the army of British India. 

About a century later, India declared independence in 1947. Nepal, India and Britain signed the Britain–India–Nepal Tripartite Agreement which decided the future of Gurkha army in India. As a result, some of the Gurkha army joined the Indian army, while the rest of them stay in the British army and were sent to Malaysia, the nearest British colony. Those who stay in Malaysia participated in suppressing Malaysian communist and rebellion in Brunei. 

But they could only stay in Malaysia for a decade. In 1960, Malaysia also declared indepence. The Gurkha army was then deployed to Hong Kong, the last British colony in Far East. And it is the origin of the Nepalese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Gurkhas and their families in Hong Kong
 
From 1948 to 1992, the 26th, 28th and 51th Gurkha Brigade stationed in Hong Kong, mainly for repelling illegal immigrants and maintaining order. Since their barracks were in Kowloon Tong, Sai Kung and Yuen Long, many of them live in these areas after retirement.
 
Before the 1990s, most of the Gurkhas did not have the plan to stay in Hong Kong. It is because, although they can bring their family to Hong Kong during their service in army, it is still possible for them to be sent to serve in other places. At the same time, the Gurkha soldiers and their family are completely separated from the mainstream Hong Kong society. They live in the barracks and their children study in schools using Nepalese language, having no contact with local people.

The situation changed in the 1990s, whe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granted residency for all Nepalese people who had been staying in Hong Kong for 7 years. According to Rai, this policy change marks the beginning of Nepal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Organizing: Nepalese and other workers together

The first thing to consider when staying in Hong Kong is of course to make a living. A lot of Nepalese people then work as construction workers, cook and waitress. At the same time, many Nepalese women went to Hong Kong to work as domestic workers.
 
The firs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concern Nepalese workers is the Far East Overseas Nepalese Association (FEONA). It was set up with the aid of 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ASA), a leftist student organization. Later Oxfam support FEONA to organize Nepalese construction workers. Rai took the role of coordinator in FEONA from 2001 to 2004, getting in contact with a lot of them.

During that time, he realiz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work together with workers of other races. Say for examp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suffering from the same problems. As a result, the Asian Migrant Centre formed the Coalition of Migrant Right, setting up Union of Nepalese, Filipino and Thai domestic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government suddenly changed the policy and stopped issuing working visa for Nepalese. As a result, there is no more new Nepalese domestic workers coming to Hong Kong. The number of members in union keeps declining.

On the other hand, Rai also emphasis on the necessity of unionize. In 2006 when he went to help some construction workers during industrial action, he met the organizers from 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ccording to Rai, workers working in a workplace with union have a higher starting point of bargaining. ‘It would be encouraging for Nepalese workers if the Chinese workers are organized.’, said Rai.

身在香港的讀者，必定不會對各國軍艦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景象感到陌生。但外國軍艦進入別國港口，甚至以別國領土作為基地，並不是那麼常見的事。事實上，全球大多數地區，只有美國享有這樣的特權——因為美國在全球設立了超過八百個海外基地，遠超英、法、俄、中等國的總和（僅三十多個）。
 
為什麼美國能夠在全球駐軍？海外駐軍建基於怎樣的軍事理念？為本國和全球帶來什麼影響？這些都是大衛．范恩（David Vine）在其著作《基地帝國: 美軍海外基地如何影響自身與世界》（Base Nation: 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1]要解答的問題。
 
從征服北美到二戰
 
作者說的故事由18世紀開始。當時美國的國土只限於北美洲東部海岸。為了從印第安人手上奪取更多的土地，並作為下一步擴張的基地，美軍一波一波地在新佔土地上建立邊境城堡。一個較大的變化發生在19世紀，美國的勢力抵達太平洋。由此時開始，海權成為美國軍方的主導思想[2]。在建立強大海軍同時，美國亦開始透過軍事壓力在海外取得軍艦停泊的權利[3]，在五大洲建立艦隊基地。美國正式變成一個海洋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讓美國得以將這種戰略覆蓋到全世界。在1940年，美國接管英國在美洲所有基地。在太平洋戰爭，美國軍方更認為，「擁有或控制足夠的基地是最根本的，取得及開發基地必須視為我方首要作戰目標之一」。背後的理念，就是讓美軍有能力在短時間內將軍力投放在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到了冷戰時期，美軍一直沿用這種著名的島嶼+艦隊戰略，甚至染指遠離主戰場的島嶼[4]。同時在歐洲和日本大量駐軍，以「圍堵」共產主義陣營。但海外駐軍始終會出現各種問題，並引起當地社會反彈。亦因此，在德國、意大利、日本及法國，美軍家眷可住進基地，而最初的動機竟然是防止性罪行和賣淫
 
為了照顧軍眷的生活，基地的面貌徹底改變了。除了軍事設施外，基地出現了美式房屋、學校、超市等生活所需的設施。以作者參觀過的德國凱莎羅頓軍事社區（Kaiserslautern military community）為例，共有五萬名與軍方相關的人在此居住，聘用七千名本地人工作，儼如一個在德國的美國小鎮。2003年911事件過後，美國國防部傾向將部隊集中在這種巨型基地，並將中小型基地關閉，避免受襲。
 
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
 
要維持這樣一些基地的運作，滿足共50萬「居民」生活所需，再加上軍事行動，所造成的財政開支可想而知。根據政府提供的數字，海外基地在2012年的開支「僅為」227億美元（約1800億港元）。但作者指出，這個數字並沒有計算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發動戰爭的開支，亦沒有將建設和艦艇費用計算在內，也沒有提及波多黎各和關島等美國保有屬地——但這樣七除八扣之後，227億美元仍相等於農業部全年開支，或國務院半年的開支。
 
作者及其引述的其他研究者提供了另一組更為驚人的數字。他羅列出各種細項，包括國防健康計劃和軍人福利、駐軍軍人的住宿和生活費補貼、付給基地所在國的租金和經濟援助、以及因環境傷害、噪音和美軍犯罪而導致的賠償，諸如此類，一年總開支為718億美元（約5600億港元）。加上戰爭開支，總額更為1688億美元（約13000億港元）。
 
但這些只是帳面上的損失，還未包括其他暗藏的財政和政治問題。書中另外有一章羅列出軍方為營運基地與當地勢力勾結的狀況，由軍方虛報經費導致不斷超支[5]，到接受政治捐獻，委託與意大利黑幫關係密切的承建商等等，造成的問題甚至超出財政的範疇。
 
外判戰爭捲入地區政局
 
由於上述的種種原因，多個有美軍基地的國家持續有反對基地的抗爭。到了近年，海外基地造成的財政負擔在美國國內開始遭到批評——而批評者不僅來自反戰人士或自由派，連共和黨也希望削減海外駐軍，以保障美國財政穩健。
 
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壓力，美軍基地亦出現相應的變化。在過去十年，一批稱為「蓮葉」（lily pad）的小型基地在亞洲和非洲大量出現——在非洲54個國家當中，美國在49個有活動記錄。「蓮葉」所取的意象，就是池塘上的青蛙在一塊一塊蓮葉上跳來跳去——不用說，美軍就是那隻青蛙了。
 
為了撇清責任，這些「蓮葉」沒有擺明車馬稱為「美軍基地」，裡面甚至沒有美軍，而是外判給當地軍方甚至是私人保安公司管理，很多時候只供無人機起降，或預先存放武器。「不是基地，是支援飛機和船的港口。」管理人員這樣告訴作者。國防部向國內解釋時，亦聲稱那些只是「臨時作業地點」而非基地。可是，作者亦揭露這些「蓮葉」有時會變成政治交易的場所，以美軍向當地部隊提供訓練和軍備換取租用基地。
 
作者批評這種做法實際上令美國更容易被捲入跟自己無關的地緣政治當中，不但影響當地人民，更有變成襲擊對象的危險，到頭來全世界都變成潛在的戰場。同樣有可能發生的是，為了建立基地，美國必須與不民主的政權合作，與美國引以為傲的價值背道而馳。
 
基地戰略站不住腳
 
作者同樣質疑以基地作為投放兵力發揮震懾之效的想法。支持大量海外駐軍的人往往會以贏得冷戰來作為軍事震懾的理據。可是作者同樣指出，從蘇聯1956年鎮壓匈牙利起義、1968年鎮壓布拉格之春，到俄羅斯在2000年後攻打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都顯示了北約國家美國在歐洲的駐軍沒有阻止蘇聯及俄羅斯的軍事行動。今日的軍事科技水平亦減低了大量海外駐軍的必要。
 
到了結論，作者回顧美國的歷史，指出今日美國的擴張違背了立國以來的一些重要原則。他引述美國第6任總統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的著作，指出「美國不會到海外到處找怪獸來消滅」[6]。他同樣引用曾任五星上將的第34任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更具體的發言：「國家對於永久和平的盼望無法牢固地建築在軍備競賽之上，而是在與別國公平和誠實的關係之上。」[7]

在啟德機場載貨的飛虎航空CL-44運輸機，主要為美軍服務。照片取自網頁「啟德老街坊」

回到軍艦天堂維多利亞港
 
書就差不多了，但對於身在香港的讀者來說，這些知道來幹嘛？在我看來，起碼有三個部份。第一，香港本身曾經是一個美軍基地。在越戰期間，轟炸北越的空中堡壘和運送物資的運輸機曾在啟德機場起降，香港飛機工程公司更曾維修在越南上空投放橙劑的軍機[8]。。美軍基地其實是我們的歷史當中一個絕少被提及的部份。。
 
第二，我們每一個人都深受駐軍之害。二千名駐港解放軍是懸在我們頭上的一把刀，每次到了關鍵時刻就拿來恐嚇香港的抗爭者。軍營亦霸佔我們大片土地，從英屬時期至今，都深深影響了我們的城市規劃。而這正正是沖繩、濟州或維琴察的居民每日在承受的。
 
第三，香港作為軍艦停泊的地方，意味著我們雖然沒有直接在戰爭中戰鬥，但已參與在戰爭當中。當意大利維琴察的居民高呼「不要殺人機器在我家門前升降」時，我想，我們在軍艦到訪時，除了去看熱鬧或看新聞訪問酒吧老闆生意有沒有增加之外，還有更多應做的事。
 
註釋：
1. 中文譯本由林文偉翻譯，中華書局出版
2. 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
3. 例如美國與清政府簽訂「望廈條約」，讓美軍軍艦可在廣州等港口停泊
4. 作者所著的另一本書Island of Sham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US Military Base on Diego Garcia（本書沒有中譯本，標題暫譯為《恥辱之島——迪亞高加西亞島美軍基地的秘密歷史》）書寫這段歷史。那個研究亦是作者探討美軍基地的起點。
5. 香港讀者對於這點肯定不會陌生，回想高鐵和港珠澳大橋超支鬧劇即可
6. John Quincy Adams (1821), She goes not abroad in search of monsters to destroy.
7. Dwight D. Eisenhower (1953), A nation's hope of lasting peace cannot be firmly based upon any race in armaments but rather upon just relations and honest understanding with all other nations.
8. 「啟德老街坊」 鄭天介：越戰時美軍的飛機裝了DDT，他們說是DDT，但我們知實際是毒藥，投擲後樹葉全清，令越共無處可藏。來港前已洗淨，但我們認為始終有問題，我們沒有人受影響。問駐港機美軍那是什麼，他們只說是DDT，我們投訴過，美軍即派人來查看，沖洗，他們怕我們不肯修他的飛機便頭痛了。http://www.hkmemory.org/haeco/zh/story/part-3/?story=36#t
 
延伸閱讀
一篇在網上找到的閱讀筆記，介紹的重點與本文不同，可以一讀
https://i-chentsai.innovarad.tw/2016/08/base_nation.html

看英文版

現時香港政府外判清潔工當中約有400名為尼泊爾裔，佔總人數3%左右。清潔工人職工會在本年8至9月訪問了80位尼泊爾裔的清潔工，發現由於工資低，為了交租吃飯，超過一半受訪者在每日工作8.5小時之後，還要多找一份兼職，每日總工時往往超過12小時。兩份工加起來的工資約一萬二千元，恰好就是政府直接聘用清潔工的月薪。

轉來轉去都是辛苦工 不懂英文險失交通津貼

記者到了一間位於西環的垃圾房採訪數名尼泊爾清潔工人，他們均是經朋友介紹找到工作，由於語言的樊籬及學歷不被承認，在港尼泊爾人所能找到的工作有限。在當清潔工之前，他們有的做過餐廳，轉工是為了做一份不那麼辛苦的工，但現實令人失望。清潔工的工作範圍不只在垃圾房，有時會被樓上的餐廳傳喚，要把枱、凳、冰箱等重型垃圾搬到垃圾車，用上肩背的力，勞動強度可想而知，腳痛、背痛是常見的勞損。

語言問題令本地工人與尼泊爾工人產生溝通誤會，受訪的尼泊爾工人模彷著本地工人的語氣吐出問候娘親的四字真言，他們聽不懂，但從語氣也知道是辱罵。受氣還可以忍一忍過去，有時真金白銀也幾乎因語言問題而錯失。一名清潔工人在工會幹事Rabina Limbu的協助下申請交通津貼，打電話來核實資料的政府人員卻只懂中文或英文，兩人無法溝通，只好掛線。事後，政府人員給清潔工發去一個英文短訊，她還是看不懂，幸好有Rabina跟進，才能繼續申請程序。

請假回鄉過年被要求辭職 七十歲退役啹喀兵仍要打工

一名受訪者在清潔這行做了足足有十九年，清潔工會的調查亦顯示，受訪者多數做了清潔工超過兩年，但這不代表他們能享有兩年年資應有的勞工權利。每次請假回鄉過年，他們就會被要求簽辭職信，年資就此中斷。受訪者表示，他們申請的假期最多是十八、十九日，這些假期都是由年假、公眾假期等堆加起來，並沒有額外要求放假。年資中斷，令他們無法獲得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年假也要重新累積。

談起尼泊爾人，浮現在人們腦海的可能是假難民、外勞搶飯碗，然而，這些清潔工既非尋求庇護者，亦非地盤工、家務工那樣的經輸入外勞計劃來港，受訪者都是在香港出生。英殖時期尼泊爾人來港當啹喀兵，後來政府容許他們的後代享有居留權，就這樣，部份尼泊爾人在香港落地生根。（有關這段歷史，詳見文章＜在港尼泊爾工人組織起來的歷史＞）

調查報告有一處令人印象深刻：21名男性受訪者中，有8個人的年齡高於71歲。工會幹事Rabina表示，當中有人曾當過啹喀兵，退役之後還要找工作維生。由此看來，長者無法安享晚年這回事倒是無分種族。

針對外判清潔工工資過低無法維生的情況，工會提倡政府在外判的投標指引中，先引入「生活工資」作為計算方法，以起示範作用。工會認為，政府及聘用少數族裔工人的外判公司應該提供相關語言的文件，尤其是在標準合約及聘任條件。
 

相關報導：
外判公司、招標者、政府多重剝削 標書制作者揭交易內幕
 

Chinese Version

Nowadays there are 400 workers of Nepalese origin working as outsourced cleaning worker for the government (about 3% of the total number of workers).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the Cleaning Workers Union interviewed 80 Nepalese cleaning workers. It was found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interviewed workers have to work another part-time job after everyday’s 8.5-hour work, because of the low income offered by the contractor. As a result, their total daily working hour exceeds 12 hours, with a monthly income of $12,000, which is close to the monthly salary the government pays its directly hired cleaning workers.

Physical work after physical work

We visited several Nepalese cleaning workers in Sai Wan. Most of them got their jobs through friends. They do not have much choice in work because of language barrier. Aa a result, one of them has been working as cleaning worker for 19 years. Some of them worked in restaurants before. They changed the job because of the long working hour in restaurant. However working as a cleaning worker is nothing better. In some occasions, they would be required to dump heavy items including tables and refrigerators. It is common for them to suffer from back pain.

Language as difficulty to access welfare

Language barrier also brings other inconvenience to Nepalese workers. The interviewed workers mentioned that they can only communicate with cantonese-speaking workers with gestures, causing a lot of misunderstanding. They imitated the way cantonese-speaking workers scold them - though they do not know what it means, it is easy to know those are swear words. Similarly, it is also difficult for these workers to communicate with government officers when applying for social welfare. In one case, one of the workers applied for transport subsidy. When the government officer called her by phone, they cannot communicate because the worker cannot speak Cantonese or English. Later the worker received a SMS written in English, which she could not read. Her application proceeded only with the aid of Rabina, the staff of the union.

Required to quit job when taking New Year leave

Most of the interviewed workers worked at the same position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but they may not receive the benefits corresponding to their year of service. Everytime when they apply for leaves to go to Nepal to celebrate the New Year, they are required by the company to resign. As a result, they will not receive any severence payment when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continue the contract with the outsourcing company.

Retired Gurkha soldiers still have to work

Some people always relate Nepalese workers as ‘fake refugee’ or foreign workers who ‘steal jobs’ from local workers. It is not the case. These cleaning workers are neither asylum seekers nor imported workers. All the interviewed workers were born in Hong Kong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serving in the Gurkha Brigades before 1997 (please see another article ‘Nepalese Workers in Hong Kong: a story of organizing’ for more details of the history of Nepal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https://wknews.org/node/1587).

In th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Cleaning Workers Union, 8 out of 21 interviewed male workers are above age 71. According to Rabina, some of them were former soldiers in the Brigade of Gurkha. After retiring from the army, they still have to work to earn a living. It shows that the problem of retirement in Hong Kong affect all the elderly regardless of race.

Considering the low salary of outsourced cleaning workers, the Cleaning Workers Union is advocating the government to use ‘living wage’ as the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salary of workers in the outsourcing guideline. Also, the Union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contractors should provide contract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languages of ethics minorities for workers.

編按：測量空氣成份是監察核事故的重要方法。日前，隸屬於法國國防部、環境部等多個政府部門的輻射防護及核安全機構（Institut de radioprotection et de sûreté nucléaire, IRSN）發表報告，從今年9月歐洲各處錄得空氣中含有異常的放射性物質，推斷俄羅斯或哈薩克發生核事故，但來源並非核反應堆。惟工新聞翻譯該機構的調查報告，讀者不妨留意報告中推論污染來源的理據，以及因應污染程度而需要作出的應變措施。

本年9月，多個監測大氣輻射污染的歐洲網絡都偵測到釕-106（Ruthenium 106）[1]，每立方米空氣的放射性活度約為0.001貝克（Becquerel） [2]。IRSN的調查提供了污染源的可能位置及大概的污染量。　

自10月3日意大利監測站偵測到釕-106，IRSN動用了所有大氣輻射監測手段，並定期分析監測站的過濾器。從9月27日到10月13日，只有位於濱海拉塞訥（Seyne-sur-Mer）、尼斯（Nice）和阿雅克肖（Ajaccio）的監測站測得微量的釕-106。其中，尼斯的監測站在10月2至9日錄得最高的放射性活度為每立方米空氣0.000046貝克。在10月13日過後，法國再沒有監測站偵測到釕-106。IRSN從9月267日到10月17日的所有量度數據可以在附錄一找到（請見文末文章來源）。
 
10月3日以來，歐洲各處監測站的數據確認了釕-106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出現，測得最高的數值為每立方米0.1貝克。在10月6日過後，釕-106的濃度慢慢下降，目前整個歐洲已沒有測得。這個濃度不會對人體健康及環境構成影響。
 
排除核反應堆為來源

由於各監測站只偵測到釕-106而沒有其他種類的同位素，因此可以排除污染來自核反應堆。這些釕-106有可能來自核燃料循環設施、生產放射性同位素設施，或一枚載有放射性同位素熱電機（thermoelectric generator）的人造衛星。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調查過人造衛星來源的可能性，但發現該段時間沒有任何載有釕-106的人造衛星進入大氣層。因此IRSN認為，今次的釕-106來自其他類型的核設施的洩漏。

電腦模擬粗略找出事故位置

透過法國氣象局提供的氣象資料，以及歐洲各國的數據，IRSN透過電腦模擬找出洩漏釕-106的方位，評估釋出多少釕-106，以及洩漏的時間跨度。第一步是將整個歐洲劃分為一個個形狀相同的區塊，然後模擬每一個區塊發生洩漏後造成的分佈，再與28個國家共368組數據作一比較。下面這張地圖顯示各個區塊發生洩漏的可能性，顯示最有可能的源頭介乎伏爾加河（Volga）和烏拉山脈（Urals）之間。但既有的數據無法讓我們得知確實的地點。 如此推算，事發地點釋出大量釕-106，放射性活度介乎100,000,000,000,000至300,000,000,000,000貝克之間。事件可能發生在9月份最後一周。這些結果均經過多名專家檢驗，各人並無質疑研究的方法和結果。他們亦將結果與其他機構使用別的方法進行模擬的結果作一比較，發現各機構對事發地點和釋出份量的評估相當吻合。

事故可能污染附近數十公里糧食生產

發生核事故之後，應該怎麼辦？

基於釕-106的釋放數量之大，若同樣規模的事故在法國發生，便有需要為距離源頭數公里內的居民提供防護措施。同時，需要檢查距離源頭數十公里內生產的食物，看看輻射量有沒有超標（非奶類產品釕-106含量的標準為低於每公斤1,250貝克）。

由於接近意外地點的範圍有可能超出被容許的輻射量，IRSN亦研究該區進口食物的情況。根據這個調查，IRSN認為，不太有可能有食物從該區進口到法國，亦不大可能因進口食物而引致健康問題。無論如何，為了做好預防措施，抽樣檢查仍會進行。 

文章來源：
Detection of ruthenium 106 in France and in Europe: Results of IRSN’s investigations

譯注：
釕-106在自然界並不存在，只會在核分裂過程中產生，因此可作為偵測核洩漏事故的標記
放射性活度單位，1貝克即1秒發生1次核衰變
 

編按：香港房屋問題嚴重，市民上樓無期，住劏房也要捱貴租。惟工新聞翻譯半島電視台一則報道，讀者不妨一窺巴西的經濟和人民住屋情況，以及此起的住房佔領行動。

在巴西聖保羅州的聖貝爾納多杜坎普（Sao Bernando do Campo, Sao Paulo），一天下雨後，天空晴朗，濕土上滿布用木材和膠布搭蓋而成的帳篷，兩名年輕男子，正把木樑敲進土中。

寮屋居民在這個工業城鎮建造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帳篷城市，名叫「人民佔領無懼」（People without Fear Occupation）。這個佔領區坐落於圍欄內的70平方公里土地，有約八個足球場大，被中產的公寓大樓圍繞。

現時巴西的失業率是幾十年來最高，達12.4％，全國超過1300萬人失業。居民說，地區房屋租金昂貴、巴西經濟蕭條，幾乎所有在這裡生活的人都要打散工度日，許多人已經負債。他們佔領這片土地，是要求政府建造更多低收入房屋。近年來類似的估領紛紛出現在南美洲最富裕的城市聖保羅和巴西各地。

25歲的專業瓦工希里奧（Helio da Conceicao dos Santos）對半島電視台說：「以前若果薪金或者工作條件不對，我會拒絕那份工，但現在我會接受任何工作。」

34歲的建築工人艾迪連奴（Adelino de Lima Silva）自2015年失業，他說，有時一個月只能做兩三份散工。他補充：「薪金通常有150雷亞爾（約357港元）的工作，現時只有100雷亞爾（約238港元）或80雷亞爾（約190港元）。可以全職工作時，我們的經濟條件較富裕，現在還不夠吃呢。」 

育有一子，27歲的道格拉斯（Douglas Souza Ferreira）三年前失去了飲料廠的工作。他說：「我們要花錢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就不能為家庭提供經濟來源。」

「人民佔領無懼」的組織者指，9月初佔領的第一天，已經有500個家庭佔領了空地。一周內，這個數字擴大到5000個家庭，到10月初，佔領的家庭已有近7500多個。另一位佔領組織者，無家工人運動（Homeless Workers Movement ）的全國協調員高咸（Guilherm Boulos） 指，不斷增加的佔領人數反映巴西社會危機惡化，房屋短缺問題加劇。

完美的風暴

根據祖艾奥基金會（Joao Pinheiro Foundation）2015年的數據，巴西的住屋短缺是620萬戶。人口最多的聖保羅州問題最嚴重，共缺130萬戶房屋。

即使在聖保羅一個缺乏基礎設施，犯罪率高，距離市中心兩小時路程的偏遠社區，公寓租金也要150美元（約1170港元）至240美元（約1872港元）。當地最低工資是每月約285美元（約2223港元）。

高咸說，自2015年，巴西商品價格下跌，財政管理不善和爆發政治危機，使國家陷入更嚴重的經濟衰退，住房短缺加劇。2016年巴西經濟收縮3.8％。

佔領所在地曾是巴西蓬勃發展的工業中心。根據巴西地理統計局（Brazil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Statistics）的數據，自2015年以來，該地已經失去8萬個工作崗位。

高咸指，大多數城市邊緣的工人沒有自己的房子，要租房。如果家庭成員失業，收入大幅下降，他們將失去家園，處境十分脆弱。他續說：「這是今天巴西數百萬家庭的生活寫照，這激發全國各地的佔領。政府更削減聯邦社會住房計劃（Minha Casa，Minha Vida），加劇危機。」他形容低收入住房供應減少，但需求增加的情況，像是一場完美的風暴。

根據巴西城市部門（Brazil's Ministry of Cities）向半島電視台提供的數據，為月入低於550美元（約4291港元）的家庭建造的房屋數量，由2013年的53.7萬套減至2015年的1.7萬套，2016年的3.7萬套。

我們要的不是救濟

聖貝爾納多（Sao Bernardo）佔領區有共用廚房、衛生間和會議室，清潔和烹飪的工作會分派給寮屋居民。他們有時在營地住，有時在朋友或親戚家中居住。

17歲的赫羅哈（Heloha dos Santos Silva）和19歲的丈夫馬龍（Marlon），他們9個月大的女兒海倫娜（Helena）全天侯在佔領區生活。馬龍在洗車廠打散工，但很少機會工作。「這是一個擠迫的地方，有時雨水會湧入來。我們的夢想是有自己的家園」赫羅哈說。

佔領組織者指，他們希望這塊土地可以改劃用途，用來建設低收入住房。在巴西，如果土地在一段時間內處於空置，不被用作生產的狀態，改劃是合法的。2014年巴西足球世界杯舉行前，寮屋居民就曾得到批准，可以在一塊聖保羅東區遺棄地段建造低收入住房，這個佔領區為稱為人民的世界盃（Cup of the People）。

「我們不是要救濟，我們只是想得到憲法賦予的權利：居住、合適的醫療保健、教育」一位育有五歲孩子，身兼營地協調員的單親媽媽安德烈亞（Andreia Barbosa）說。

佔領區組織者和當地媒體指，聖貝爾納多佔領區的土地屬於MZM建築公司（MZM Construtora），已經空置了40年。該公司欠當地政府數十萬雷亞爾實際稅收。半島電視台聯繫了MZM建築公司（MZM Construtora），但截稿前沒有任何回應。

下達驅逐令

當地政府和社區的反對組織認為佔領侵犯財產權。

54歲的安利亞斯（Eneas Moreira）說：「這太荒謬了，你不能侵犯別人的財產，這個地方有擁有人。」安利亞斯是汽車製造公司的顧問，他的住屋單位可以俯瞰營地，他擔心佔領會降低單位價值。「每天情況都很糟糕，令人震驚。那裏沒有基礎設施。」他補充。

安利亞斯和另外約2000人最近參加了一場反對佔領的街頭抗爭行動。巴西媒體報導，其中一名寮屋居民在抗議當日被槍殺。

聖貝爾納多市政府在一篇官方評論中對半島電視台表示：「政府反對任何形式的入侵，無論是公共還是私人的土地。」政府亦指現有的住房計劃中，等待名單只有1,980人。

當地法官已下達佔領驅逐令。寮屋居民、司法機關、土地所有人和地方安全長官將於今年12月11日開會，就驅逐事宜進行談判。

聖保羅市長奧蘭多（Orlando Morando）在Facebook上張貼了一個視頻，表示歡迎驅逐，並希望驅逐可以和平進行。

然而，類似的住房佔領驅逐行動一直很艱難。2012年，在聖保羅州的聖若澤杜斯普斯 （Sao Jose dos Campos）郊區，軍警和寮屋居民爆發戰鬥，持續了兩天，多人受傷。

10月31日，一萬名寮屋居民從聖貝爾納多佔領區步行20公里至聖保羅州州長辦公室，要求改劃土地用途。當地媒體報導，當局將於下週再次會見寮屋居民聽取訴求。

高咸說：「我們的權利不會從天而降，這就是我們要繼續動員的重要性。」

資料來源：Brazil: Unemployment, rent drive housing occupations

圖片來源：midianinja via VisualHunt / CC BY-SA

受壓迫人民陣線（JERIT）成員柯姬拉（Kohila Yanasekaran）入稟吉隆坡高等法庭，挑戰其前雇主——國家銀行——以其參與社會運動為由開除其職務的決定。吉隆坡高等法庭於2017年11月7日開庭聽取柯姬拉要求司法復核的申請。

柯姬拉在馬來西亞的中央銀行——國家銀行——已服務了12年。她於2005年7月入職，在國家銀行的博物館暨藝術畫廊管理中心任職，2010年5月獲升職為國家銀行博物館暨藝術畫廊的經理。任職國家銀行之前，柯姬拉自學生時代就投身在組織基層社群的運動中，曾參與在園丘工人、城市開拓者、工廠工人等組織的工作，至今已經有20年社會運動經驗。柯姬拉於2010年曾成為馬來西亞主要人權組織——大馬人民之聲（SUARAM）的秘書處成員之一。柯姬拉在工餘時間參與社會運動，也不曾因其參與社運而影響她在工作崗位上的表現，不然她就不會在任職短短五年獲升職為部門經理。

但是，國家銀行的管理層似乎不能容忍其職員關心底層人民，並開始多番採取行動去限制柯姬拉的民主自由權利，儘管她是在工作以外時間從事社會運動，也不曾有任何證據證明柯姬拉因參加社運而影響其工作或者是她利用她的身份破壞國家銀行的聲譽。

早在2011年，柯姬拉因為參加淨選盟2.0集會，而被國家銀行管理層發出要求解釋信，並針對她進行內部調查，其控狀僅僅因為柯姬拉支持淨選盟2.0。不過，當時柯姬拉經過內部調查後並無事，只是被管理層口頭警告。

2017年5月4日，柯姬拉再次受到國家銀行管理層發出的要求解釋信，裡頭列出的三大「罪狀」是：

1. 在第13屆大選時為社會主義黨候選人——和豐國會選區古瑪、雪蘭莪哥打白沙羅州選區納西爾、雪蘭莪士毛月州選區阿魯哲文及霹靂九洞州選區莎拉絲等人拉票，「罪證」是柯姬拉於2013年4月12日在受壓迫人民陣線網頁發表一篇題為〈請讓社會主義黨以本身旗幟上陣〉（Allow PSM to Contest under Their Own Banner）的文章；
2. 在第13屆大選時，為時任社會主義黨秘書長、競選士毛月州議席的阿魯哲文拉票，「罪證」是柯姬拉於2013年4月13日通過受壓迫人民陣線網頁發表一篇題為〈受壓迫人民陣線支持阿魯上陣士毛月：呼籲公民社會於提名日當天現身支持〉（JERIT supports Arul’s candidacy in Semenyih: urges civil society to show support on nomination day）的文章；
3. 身為銀行職員作出不適當的行為，那就是於2016年5月1日參加社會主義黨舉辦的、主題為「工人為先，拯救馬來西亞」的五一勞動節集會，該集會被指違反《2012年和平集會法令》，而柯姬拉也被指控在集會上穿著寫上「廢除消費稅」字眼及印上反消費稅標誌的T恤。

經過2017年5月30日、5月31日及6月2日的內部聽證會後，柯姬拉於2017年7月19日收到國家銀行管理層的信函，指針對她的三項指控都「罪名成立」，並諭令她在一個小時內離開國家銀行。柯姬拉於2017年8月3日針對國家銀行的做法提出上訴，但於2017年9月5日被國家銀行高層駁回。如今，柯姬拉已入稟法庭，挑戰國家銀行解雇她的做法，要求法庭宣判國家銀行限制其職員的民主權利是違憲的行為。

受壓迫人民陣線也向國家銀行提出以下訴求：

• 取消解雇柯姬拉的決定，讓她復職；
• 為不當的解雇作出賠償，包括柯姬拉失業期間的工資、精神和情緒上的傷害，以及其聲譽的影響；
• 支付因這宗紀律處分而被扣押的2016年國家銀行員工花紅；
• 恢復柯姬拉所享有的國家銀行職員福利；
• 廢除國家銀行員工準則內違反《聯邦憲法》的條款。

（原刊於作者網誌）

【惟工解密】11月4日，上任僅11個月的黎巴嫩總理薩德·哈里里（Saad Hariri）突然在沙地阿拉伯透過電視廣播宣布辭職，在講話當中譴責伊朗為黎巴嫩帶來「混亂和破壞」，並指責真主黨（Hezbollah）是伊朗的軍隊，用武力強行改變黎巴嫩。真主黨領袖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則反駁指其講話不實，聲稱沙地阿拉伯當局逼使薩德·哈里里下台。

薩德·哈里里是誰

47歲的薩德·哈里里生於政治商業世家，其父拉菲克·哈里里（1944-2005）透過為沙地阿拉伯皇室承建工程致富，並兩次出任黎巴嫩總理。拉菲克·哈里里於2005年遭到暗殺後，薩德·哈里里開始步入政壇，主要爭取遜尼派穆斯林（約佔全國30%人口）的支持，並於2009年首次出任黎巴嫩總理。父子兩人均同時擁有黎巴嫩和沙地阿拉伯國籍。

什葉派軍政組織真主黨的陰影一直籠罩著薩德·哈里里的仕途。真主黨成員被指控策動2005年暗殺其父的炸彈襲擊。由2009年起出任總理的薩德·哈里里在2011年，亦因其內閣成員倒向真主黨而下台。但在2016年，他卻與真主黨組成聯合政府，再次出任總理。《半島電視台》分析認為，薩德·哈里里突然宣布辭職，可能與真主黨支持的敘利亞政府軍即將在內戰取得勝利有關。

沙地阿拉伯：黎巴嫩形同宣戰

隨著哈里里辭職，中東局勢再趨緊張。沙地阿拉伯海灣事務部長薩班（Thamer Al-Sabhan）形容伊朗為「頭號資助恐怖主義的國家」，又指由於真主黨的暴力，沙地阿拉伯將視黎巴嫩為向其宣戰的國家。

另一方面，在哈里里離任兩日後的11月6日，巴林率先下令國民離開黎巴嫩。到了11月10日，沙地阿拉伯要求國民馬上離開黎巴嫩，數小時後阿聯酋和科威特相繼發出同樣的指示。

伊朗沙地阿拉伯角力 小國遭殃

黎巴嫩政局動盪，猶如今年6月卡塔爾危機的翻版。分析認為，這是沙地阿拉伯與伊朗關係惡化的結果，而兩國同時在黎巴嫩投入大量資金，並影響該國政局。一如沙地阿拉伯和埃及指責卡塔爾資助穆斯林兄弟會，今次沙地阿拉伯同樣指責伊朗支持也門什葉派反政府軍侯迪斯（Houthis，官方成為Ansar Allah，意即「神的支持者」），同時向伊朗的盟友真主黨施壓，形容真主黨為「惡魔黨」。

萊登大學中東學者亨達臣（Christian Henderson）認為，沙地阿拉伯對黎巴嫩的威脅可能來得太早，令國內不同的政治勢力難以妥協。沙地阿拉伯剩下來的施壓途徑可能就是撤資，但此舉亦可能容讓伊朗有空間透過提供更多財政援助來影響黎巴嫩政局。

另一邊廂，伊朗表現出妥協的態度。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呼籲不要讓黎巴嫩變成「格鬥場」。他在11月8日致電黎巴嫩總統奧恩（Michel Aoun）時更指：「會與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並毫不保留地協助維持黎巴嫩穩定。」

權力真空的困境

在來自波斯灣各方的壓力之外，面臨權力真空的黎巴嫩需要避免政府崩潰。而根據黎巴嫩憲法，總理必須由遜尼派穆斯林出任——而真主黨難以找到這樣一個能夠合作的人。

黎巴嫩美國大學的分析員薩巴亞（Halim Shebaya）認為，真主黨不可能在沒有沙地阿拉伯支持下找到一名肯接任總理的遜尼派穆斯林。「雖然是有一些較不知名的遜尼派領袖與真主黨關係密切，但這樣可能會令緊張局面升級，甚至引發街頭抗爭。」他認為，一個可能是由前總理組成臨時政府，直至明年夏天的大選舉行。但他認為這不太可能發生。

直到昨日（11月14日），哈里里才透過推特宣佈將於未來數日內回國，並表示會正式辭職。在找到合適的總理人選前，黎巴嫩政局仍然不穩，如同薩巴亞早前指出：「如果各方協調不成功的話，看來黎巴嫩政局將面臨漫長的危機。」

（綜合外電報導）

資料來源：
Al Jazeera: Lebanon crisis: Iran-Saudi power struggle over Hariri
Al Jazeera: Who is Lebanon's Saad Hariri?
Pakistan Today: Bahrain orders citizens to leave Lebanon
Al Jazeera: Saad Hariri to return to Lebanon in coming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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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鐘看得懂 卡塔爾外交危機

編按：上回提到，一名華人經歷港台兩地大型運動的挫敗後，決定勇闖羅賈亞(Rojava)，加入爭取民主解放、對抗伊斯蘭國的戰爭。然而在投入真槍實彈的戰場之前，先要越過偵查及重重封鎖線才能進入羅賈亞。作者詳細地紀錄了這個驚險的過程。至於為何羅賈亞會受到土耳其等國四面封鎖、投入反恐革命的志願者會被攔截遣返，則是個值得細味的問題。

要進入羅賈亞地區並不容易，事實上更是變得越來越困難。放眼四方，羅賈亞可以說是被各方敵對勢力所包圍。其中，對這場革命的最大威脅就是北方的土耳其。土耳其政府自羅賈亞發生革命以來著力封鎖羅賈亞地區，在2014年起更沿著羅賈亞邊界築起了700公里長的高牆。土耳其政府把羅賈亞的執政聯盟TEV-DEM中的主要政黨民主聯盟黨（PYD）還有人民保衛隊（YPG）和婦女保衛隊（YPJ）通通視為恐怖組織。在2016年8月以打擊伊斯蘭國為名，土耳其軍隊在一部分敍利亞反對派的協助下入侵北敍利亞，阻攔阿夫林州（Afrin）和羅賈亞其餘地方連接起來。土耳其官員亦屢次聲言他們將YPG/J中的外籍志願者–包括來自北約盟國的都統統視為「恐怖份子」。

在這情況下，在2016年末我走上了這條成為「恐怖份子」之路。為了迴避潜在的偵查，我首先輾轉停留在數個地點。經過一輪迂迴曲折後，最後終於來到與北敍利亞—羅賈亞接壤的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地區。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地區政府（KRG）長年由親土耳其的庫爾德斯坦民主黨（KDP）和巴爾扎尼（Barzani）家族所操控，不單只經常對羅賈亞施加封鎖和禁運，更屢次配合土耳其針對羅賈亞的軍事行動。自今年春季，敢死隊（Peshmerga）–KRG的武裝部隊更加緊搜捕進出羅賈亞的國際志願者，最少已有數十人被捕。儘管如此，伊拉克庫爾德斯坦仍然是國際志願者前往羅賈亞最常取道之處。

我就這樣隻身來到位於伊拉克庫爾德斯坦東部的蘇萊曼尼亞（Silêmanî）。值得一提的是，在蘇萊曼尼亞街頭到處都可見庫爾德斯坦工人黨（PKK）還有目前正被土耳其監禁的羅賈亞革命精神領袖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Öcalan）的塗鴉和旗幟。蘇萊曼尼亞由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PUK）控制，立場上較同情羅賈亞革命，這亦是蘇萊曼尼亞成為國際志願者進出羅賈亞的跳板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找好了下榻的酒店後，餘下的就只有等待。從這一刻開始，我的命運不再掌握在我手中。 一連在不安與無助中渡過了好幾天，突然在某晚上接近深夜時分傳來了敲門聲。門外站著一位拿著手機的年青男子，他看了我一眼，然後帶著微笑地說了一句：「我們出發」。在5分鐘內收拾好行裝後，我的聯絡人跟經理打了聲招呼，我們就離開了酒店。原來下榻的酒店根本早佈有線眼，我的聯絡人早就知道我的行蹤。

蘇萊曼尼亞的奧賈蘭

「能護送像你這樣的人是我的光榮」，他一邊開車一邊跟我說。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把我送到位於某處郊區的一所安全屋，屋內待滿了不同國籍的外國人，大概一半人是像我一樣要前往羅賈亞的，另一半則是等待回家的。安頓下來後，聯絡人檢查我的背包。他看見我的衣服和其他物件，就笑著跟我說這些東西在羅賈亞都用不著呢。我的背包頓時輕了一半；在物質匱乏的羅賈亞，我們都要學會過一種物質需求是基於需要而非慾望的生活。清晨時分，連同我在內的數位外國人被叫醒。我們之間話不多，氣氛難免有點緊張。吃過早餐後，我們一行人被擠上一輛計程車，假裝成一群前往達霍克（Dohuk）的遊客。我們一路向西進發，沿途佈滿了敢死隊的檢查站。全靠我們的司機兼導遊的三寸不爛之舌，每次在檢查站被截停時都是有驚無險。

經過長達6小時的車程，我們的車駛進了鄰近邊境的山區。這片漂亮得令人目瞪口呆的山域除了是多個族群的聚居地外，也是游擊隊的根據地。沿著山路我們經過一條又一條古老的亞述村落和其他聚落，在多處路口飄蕩著的，除了是亞述人的旗幟還有游擊隊鮮明的旗幟。

在一處山谷，我們甚至遇上了游擊隊的車輛和關卡；這裡雖然名義上是KRG的管轄範圍，但實際上是誰的地盤卻是非常明顯。計程車司機把我們載到一處河谷，兩位女游擊隊員早在路邉恭候多時；游擊隊就是帶領我們越境的嚮導。我們在山上的隱匿處等待移動的時機，土耳其的偵察機不斷在我們上空盤旋。按照傳統，游擊隊員給我們每個人都起一個「革命名」，都是以烈士的名字來為我們取名；這個名字成為我們在羅賈亞的身份了。在閒談之間，發現原來其中一位游擊隊員在歐洲長大，懂得數種歐洲語言。這亦是我們在羅賈亞常見的調子；在歐美長大，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青年跑到庫爾德斯坦投身武裝鬥爭，以革命作為畢生事業。庫爾德解放鬥爭之所以能發出如此強烈的感召是我們國際志願者值得鑽研的課題。

邊境牆

等待到下午，我們乘著游擊隊的車輛下山。越過大大小小的村落和城鎮，沿途敢死隊的衛戍遇上我們的車隊沒有加以阻撓反而視若無睹，關係相當微妙。我們來到另一個河谷，沿著河流在山丘之間佈滿櫻花樹，正值櫻花盛開的季節，整個河谷一片粉白。在這裡我們與另一班要越境的朋友會合，一行二十多人等待著夜色的來臨。

命運之神對我們有所眷顧，這夜月色昏暗，天下著微微細雨，是越境的最佳條件。在夜色的掩護下，我們來到了河邊；河流的另一邊，越過敢死隊的邊防，遠方的燈火處就是羅賈亞了。我們的嚮導千叮萬囑整個行動要維持緘默和燈火控制並且維持隊形。我們穿過河畔的田野和濕地，逐一徒步走進河裏。河水並不深，只及胸口處。然而水流仍足以把人沖走，我們手臂緊扣著手臂的組成人鏈向河中心的沙洲進發。冰冷的河水有如刀鋒般刺向皮膚，全身濕透的我們狼狽地爬上沙洲。隊伍中一個比較矮小的女孩在渡河時差點遇溺，泣不成聲的他可幸只是受了驚，在其他女孩的安撫下冷靜下來。河的另一邊水較深但水流不急，我們把橡皮艇組裝起來，等待合適的時機划艇渡河。雖然KRG對羅賈亞實施封鎖，但兩地之間仍然有貿易來往。在河中間靜候數小時後，岸上的交通總算冷卻下來，我們小心翼翼地划著超載的橡皮艇渡河，一行人總算安全地抵岸。

拖著疲累兼滿是泥濘的步伐，在嚮導的帶領下我們的行列迅速地穿過邊境的公路。路上我們不斷要伏在地上避免被公路上的車輛發現，敢死隊的巡邏隊亦好幾次差點發現我們的行列–他們的搜索燈就打在我們的腳邊。在寒冷的微雨中我們向西進發，河流兩岸和邊境的燈光漸漸被我們拋在背後。然後在漆黑中，兩輛卡車的輪廓出現在我們眼前。「歡迎來到羅賈亞！」，他們就是接應我們的YPG朋友。我們立刻爬上車，並沒有時間慶祝。在月色昏暗的清晨裡，卡車在崎嶇泥濘的路上摸黑全速奔馳，直到遠離邊境後車速才減慢和亮起車燈。我們來到一處基地，在吃過一點東西後，終於要與路上結識的同伴分道揚鑣。互相道別和祝福後，我們一行外國人被送到YPG專為國際志願者而設的YPG-International軍校。這所軍校將會是我在未來一個月的家，而我在羅賈亞的旅程亦終於正式展行。

Çiya Gezmiş
寫於拉卡，2017年9月14日

作者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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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一對情侶遠走家鄉來到阿里巴巴總部所在的杭州打工，分別在淘寶網店擔當不同崗位。為公司營運管理網站的男生戲稱自己為騙子、當客戶服務員的女生則說雙十一那天打字打到手指都腫了，雙十一前後，螢幕對面在發生什麼事？惟工新聞轉載內地平台土逗公社的文章，讓讀者從前線工作人員的視角窺探淘寶運作的真面目。

文：琪哥

11月中旬的杭州，天潮潮地濕濕卻還是遊客紛紛。道路邊依然隨處可見「辦好G20」的標語。小偉撐著傘在公交站等堂哥。他多出了兩天假期，這是雙十一過後公司給員工的特別福利。剛好堂哥來杭州出差，要來看看他。
 
小偉知道堂哥是應全家人的囑託來的，要看看他能不能顧住自己。自他來杭州之後，父母、爺爺奶奶都是千萬個不放心。媽媽問他，「為啥非要去杭州？ 咱家這畢竟也是個省會城市啊」。小偉回答說，「G20要開了，去看看，好玩兒」。 這個理由讓他的家人覺得十分荒謬。
 
由北方走到南方　放棄萬元獎金到城市發展
 
這個回答當然是一句玩笑話。 在一所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後，小偉被學校送進了一家汽配廠。因為是學校直接送進去的，小偉屬於有編制的正式工人，有五險一金，每個月工資穩定，過年時還有上萬的獎金。家人都覺得很不錯，只有小偉不滿意，偷偷跟堂哥抱怨：「這工作我幹不長。」在他看來，這工作累和枯燥不說，還沒有發展前途。在流水線上做的事情，只是龐大的生產流程中的一個環節，什麼核心技術也學不到。一年過後，他辭了職。現在，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已經做了兩年電商。他相信，杭州才是能讓他有發展的潛力之城。家鄉這個重工業舊城，就像是個前朝遺老，早已經被時代甩在後面了。他像憧憬一段愛情一樣，憧憬著未來在杭州的生活。
 
三個月前，小偉第一次來到杭州。他和女朋友嘉敏商量好了，自己先來探路，一個月後嘉敏再來。一到杭州，小偉手忙腳亂地租到了住的地方，家裡給寄的鋪蓋卻還沒到，又趕上G20影響了快遞送貨，一連十天他都躺在光鋪板上睡覺。好在是夏天，沒睡出病來。頭幾天沒找到工作的時候，他就在西湖邊逛。 逛完之後他覺得，「其實那些景點也沒啥好看的，所謂西湖十景，也就是那一塊塊石碑罷了。」讓他印象深刻的倒是，有天偶遇一個來旅遊的大學生，倆人一起去看了音樂噴泉。當他們遇到一個德國遊客時，那學生用磕磕絆絆的德語跟德國遊客聊天，還一起嘻嘻哈哈地拍照。一旁看著，小偉有一些羡慕。
 
他兩年的工作經驗起了作用，一個星期後，有一家運營公司錄用了他。生活逐漸步入了正軌。 一個月後當嘉敏來投奔他時，出租房已經有了家的樣子，而他也已經換了一份工作了。
 
小偉還覺得，杭州這邊還是比家鄉人的素質高。「車是會讓行人的。公車也會等行人。 不像老家那邊，一腳油門就走了。」到杭州剛兩三個月，倆人的普通話多了幾分杭州味兒，北方的翹舌音都不見了。嘉敏說，杭州啥都好，只是太潮了——「潮」字幾乎被發成了「曹」。小偉說，不不，吃的也不好吃。 嘉敏說，對，吃的也不好吃。 過了一會兒，嘉敏又補充說：「還有就是適應不了這邊的消費習慣。 」
 
來了杭州之後，小偉覺得各種東西都好貴。「這邊的物價，按照之前在家的物價，得乘以三。我們剛來的時候，家裡的西瓜才六毛錢一斤，到了這邊發現是兩塊錢一斤——當地的同事說他剛記事的時候西瓜都一塊錢一斤了——所以我們來了之後就再也沒吃過西瓜；之前在家，蘋果兩塊錢一斤，當時看到淘寶上賣五塊錢一斤的蘋果，特別不理解，想著誰會買呢？到了杭州，最便宜的蘋果六塊錢一斤，從此用淘寶買蘋果……」
 
那，之後在哪裡發展？ 倆人異口同聲，杭州。
 
不是長久之計吧？不，小偉很堅決地說，做電商就得在杭州。
 
營運網店看透商家秘密　「運營其實就是個騙子的工作」　

現在，小偉在一家專做運營的公司工作，公司剛成立不久，雜七雜八地承接了十幾家小型淘寶網店的活兒，他一個人就負責三家。每天他早上七點起床，坐半個多小時公交，要保證能在八點半之前到公司。「我是逆早高峰的，坐公交也不擠，公司那邊都是網路企業，公車上都是年輕的男孩女孩，也不用讓座。」小偉說：「我挺滿意的」。晚上六點下班，七點到家。中午可以休息一個半小時，連吃飯帶睡覺。
 
運營平時做什麼工作？小偉說：「嗨！其實就是個騙子的工作。」
 
「基礎的工作是管理賣家的後臺，要會操作，做網頁要會深層次的代碼，我們則是表層的操作，只要通過阿里（阿里巴巴）已經設計好的一個架構上傳材料就可以。還要瞭解天貓這些平臺的規則，不能觸犯。比如要求第一張圖是什麼樣的，對產品必須有哪些介紹或者說是哪些屬性，類目也要放對，細化的屬性也要放對，放不對的話就會影響產品被賣家搜索到。 」
 
「再一個複雜一點的工作就是通過大資料做市場分析，阿里後臺提供的資料和用爬蟲爬出來的資料，都可以構成資料庫。其中最重要的是價格分析和人群分析。價格分析是通過看銷量最好的幾家怎麼定價，然後為自己的產品卡出一個價格區間。人群分析呢，也是比較細化的，比如說看哪個地區、哪個年齡段的人喜歡買啥，通過資料分析出來了之後，就要説明這個產品設定一個定位。我做零食的話，20到25歲是消費零食最多的人群，就要想這個年齡段的人喜歡什麼樣的頁面風格。如果是年輕女性，就會喜歡萌的溫柔的東西，我就做一個粉粉嫩嫩的頁面……我們會做基本的圖，再難的就交給設計人員。 」
 
「哦對了，你因為購買活動而產生的一切記錄，我們在後臺都能看到。如果我們發現你幾乎沒有退貨的記錄，我們就會認為你是一個好欺負的人，如果店家有些殘次品，就會發給你，哈哈哈。」
 
「為什麼說是騙子呢，其實運營一家店鋪就已經很花時間花精力了。 很多大公司的店鋪，一家店就有好幾個運營。我們同時運營兩三家，根本就運營不過來。 」
 
運營的具體工作還取決於所在公司的要求。小偉工作的第一家公司，老闆特別摳門，雙十一之前的準備階段，要求所有的運營搬到工廠所在地工作。反正是在網上工作，地點在哪裡不都一樣嗎？ 並非如此。「運營閑下來的時候，他就會叫你去打包啊發貨啊，幹倉庫的活兒，你在他的生產地點，就得做更多免費工作力啦。」小偉正是為此離開了第一家公司。
 
「我接觸的類目特別多，零食，衣服，書，紙張本冊，電子產品，都有。幹我們這一行的，對商品的底價比較瞭解，這個帶來的問題就是買東西的時候會比較糾結——一眼看過去就知道這個東西上價才十塊錢，他賣二十五…… 只好等網上搞活動的時候買咯。 」
 
憑著經驗和學東西快的優點，小偉剛剛在公司對運營的評級中被給予了P4的級別。級別標準是阿里提供的，P4對應的是剛進入阿里的應屆本科生水準，這對於技校畢業的小偉來說，已經是很不錯的成績，小偉也會把自己定義為「腦力勞動者」，「技術人員」。「達到我這個級別，會對學歷要求稍微放寬一點，但我是進不去阿里了，這是一個遺憾。不過可以考試，再往本科考。說不定哪天我就又去上學了。」
 
運營之後有兩個發展方向，一個是自己開運營公司，另一個就是進阿里這樣的大公司做品牌運營。但是對小偉這樣的員工來說都希望不大。很多人幹了好多年，還是在小公司做一個小運營。開公司需要投錢，還需要經驗。比如說一個店，你會打理，可以做店面經理。但是你做不了老闆。因為你不知道公司的其他部分，供應鏈，生產，上貨……「所以還是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吧」，說到未來小偉歎了歎氣。
 
客戶服務：「買打卡機有三類人：開公司的、養豬的和管男友的」
 
來杭州後，嘉敏很快在一家專營辦公用品的大公司找到了客服的工作。 她離公司的距離更近，但需要倒公交，所以坐車要一個多小時。小偉給她買了電動車，省得她擠公交。她的上班時間要分白班和夜班。白班是上午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晚班是上午十點半到晚上一點。上一次晚班比白班多給二十塊錢作為獎金。如果是一點下班回家，八點半繼續起來接續白班，一天多給五十塊錢作為獎金。有一次嘉敏上這種接續的晚班，想在家裡工作，可是房間太小，吵得小偉睡不著，後來只得還在公司上班，下班後大半夜的自己騎電動車回家。嘉敏說，老闆你這五十塊錢實在是不好賺啊。
 
來了杭州之後，嘉敏就後悔自己沒有好好上學。現在對客服都有學歷上的要求，她沒法進更好的公司，業務上也受影響。「賣那個科學計算機，好難呀，我們都賣不了，整個公司就一個男客服能用明白。」即使是考勤機（打卡機），也要對著說明書自己琢磨各種用法設置，會了之後回答別人的各種問題。「前一個月我都是天天抱著考勤機坐在電腦前，人家問啥我都趕緊在這邊鼓搗一下試一試。」
 
公司主要銷售考勤機，也賣點鈔機等其他的辦公用品。「我們的顧客主要有三類：一類是公司的管理人員，買來給員工考勤的；二是養豬的，因為有的考勤機有識別臉部的功能，他們要用來識別豬；還有一小部分是女生來買，想給男朋友用，讓他每天離家回家都打卡。」
 
嘉敏覺得，做了客服之後，罵人的話變得特別多了。「在跟顧客交流的時候，很多情況真的都好不耐煩。尤其是特別忙的時候，螢幕上一堆視窗，你點開他的視窗，他就問了個在嗎，真是要氣得吐血…… 還有的顧客特別難教，我們這個考勤機要跟手機上的一個APP綁定，用過那個APP的還好，如果沒有用過的，怎麼都說不明白。打字的時候又不能真的對顧客發火，就一邊打字一邊在心裡罵，罵得久了就很容易飆髒話……你想想啊，一天到晚不停地教！」
 
「雙十一那天，我打字打到手指頭都變粗了！」
 
11 月 11 日，零點一過，嘉敏賣的產品一瞬間就降價了。幾分鐘之中，嘉敏的旺旺上是安靜的。「因為大家都在拼命搶東西，根本顧不上問我們。」很快，大批大批的問題就在嘉敏的電腦上炸開了，嘉敏平均每分鐘打75個字，打到手抖，抱怨說：「我的手指頭都變粗了！ 」
 
對於運營來說，雙十一當天是個輕鬆的日子——他們忙在前頭。為了這一天的大獲全勝，他們至少要提前一個月開始做準備。「這段時間都在自願加班，沒忙完就得繼續忙，不給錢。XX的物業，你24小時上班都行。」公司所在的寫字樓用的是浙江省級的一家高級物業公司，提供最好的物業條件，運營們就算加班到半夜也不用擔心被關在樓裡。在這場志在必得的戰役中，連物業公司都是其中的一個環節。
 
運營們的準備工作中，有一項工作叫做「開直通車」，是通過付錢給淘寶，使得自己的產品可以在消費者的搜尋結果中出現在首頁，從而增大被消費者看到的概率。因為「開直通車」價格不菲，每天的價格是500元起，財大氣粗的公司更是在其中不惜血本，被運營們形象地稱為「燒車」。 嘉敏的公司是提前十天開始「燒車」，「每天燒兩萬，銷售額只有一萬，算算成本，淨賠一萬五還多。 你以為大公司的盈利怎麼來的，都是賠出來的！ 」燒不起「車」的小公司，就只能在商品的海洋中被淹沒，不被消費者注意到的，就等於不存在。「雙十一當天我給我負責的一家公司燒直通車燒了兩千，最後只賣了兩千五。」小偉說：「另外一家公司賣了一萬塊錢，我已經覺得很欣慰了。 」
 
正是因為有「燒車」這些必須的環節，網店的銷售額和實際利潤有著巨大的差異。「我知道有個做電子產品的公司，年銷售額十億，淨賺只有100萬。交給運營公司就是一筆費用，推廣、直通車又是一筆費用，現在還得講究公關，得跟淘寶小二那邊搞好關係。七七八八的，錢都給淘寶賺走了。 」
 
雙十一當天，公司一般都會花4,990元（約港幣5,876元）從阿里買一個即時資料顯示系統，再用投影儀把公司的即時營業額投到大螢幕上，用以激勵員工。「我們太爽了！ 一邊打著字，一轉頭十萬，一轉頭十萬，真是按秒計算的！我們半個小時就八十萬！」嘉敏講到這個還是很激動：「小偉他們那一萬塊，根本沒什麼激情，我們當時，最開始的半小時，那真是！
 
在嘉敏的網店裡，瘋狂的搶購持續了兩個小時之後逐漸減少，但購買仍在繼續。「晚上走的時候是100萬，早上來看到已經150萬了，中午差不多就到200萬了，下午會少一些，到了晚上又有一個小高峰，一分鐘漲一萬。」嘉敏對這些資料印象深刻，仿佛那是她自己的成功。
 
相比客服們的辛苦，真正到了當天，運營們則可以一邊擼串、喝啤酒一邊看著即時資料投影，叫著：又漲了又漲了！這是運營們欣賞勞動成果的時刻。這種喜悅讓他們沒有注意到獲取勞動成果的是誰。就算輕鬆，加班還是要的，運營們和客服一樣，個個熬到淩晨兩三點，唯恐出現突發情況。小偉所在的公司剛開不久，只有幾個運營，老闆開車把他送回了家。嘉敏的公司則是給她們在賓館開了房間，讓她們短暫地休息一下，早上繼續工作。「到了酒店之後根本睡不著，腦子太興奮了，而且倆人擠一張床，躺了一會兒就又回公司了。」
 
「雙十一是個好日子，東西確實便宜，我們自己也是趁著這個時候買東西。因為雙十一對商家的要求是歷史最低成交價，也就是商家能接受的最低價，讓他們靠多賣賺錢。今年不到7分鐘就賣了100億，總共成交額是1207億。」小偉對阿里銷售額的資料張口就來。
 
「我們雙十一賣爽了兩天，從今天開始就慘了，有各種售後的問題了，得教他們怎麼用啊。」嘉敏歎了口氣。對客服來說，雙十一過完，她們的辛苦才剛剛開始。
 
猜中營業額有獎　兩百元紅包等於十個夜班獎金
 
11月4日那天，嘉敏上白班。天色開始暗下來的時候，嘉敏正靠在椅背上發呆。她剛剛費了老大勁，教會了一個顧客怎麼把那個APP和考勤機連接起來。
 
老闆走進了辦公室，和往常不同的是，他的手上拿著一個紅包。大家的目光立刻都集中在這個小小的紅色紙包上。老闆讓大家猜今年雙十一公司的營業額會有多少，猜的數位和最後的實際營業額數位最接近的人，可以得到這個紅包。
 
嘉敏自然向小偉求助。小偉通過自己做運營的經驗，根據公司日常的銷售量以及為雙十一做的準備，估算出了一個數額，比客服姑娘們猜的要高很多。
 
「小偉估計出的是216 萬，我們公司的人都猜150萬170萬，我說老闆定的目標都有200 萬，你們這也太不把老闆的目標當回事了。」
 
雙十一當天時間過半的時候，老闆讓大家再猜一次。小偉猜了260萬，當時他已經幾乎可以算出來最後的數值了。另外一個客服姑娘的男朋友也是做運營的，也給了一個較大的數額建議，但那個姑娘不信。嘉敏信任小偉，就填了他說的這個數位。
 
最後，公司在雙十一當天的淘寶銷售額是265萬。嘉敏贏得了獎金，樂得一蹦三尺高。一進家門，一邊脫外套一邊就誇小偉厲害。小偉說：「其實不厲害啦，這種估算還是很不精確的啊，你看單位是萬元啊，不是元啊。 」
 
但拿到了紅包的嘉敏還是很開心，小偉看著她開心的樣子，臉上也滿是笑意，說：「快來秀一下。」嘉敏嘴裡歡快地哼唱著，兩只手顯擺地把紅包舉在小偉眼前，把裡面的錢一釐米一釐米地抽出來。
 
紅包裡面是兩百元。數額不大，但已經等於嘉敏上十個夜班才能得到的獎金了。
 
「貴的東西只有貴一個缺點，便宜的東西只有便宜一個優點」
 
小偉見堂哥的那天上午，他剛剛去醫院補了一顆牙。醫生說他的牙齒糟透了，還有4顆都很可能需要補牙和治療。 他幾次叮囑堂哥不要告訴家人。
 
「醫生在我牙裡放了一點藥，觸及到神經，如果我感覺到疼了，就說明神經壞死了。如果只是補牙，一顆兩百；如果神經壞死了就還需要治療，一顆牙就七百；如果整個牙都廢了，那就三千。所以我就祈禱啊最好不要疼不要疼。忍著疼，就是在賺錢呢！ 但是如果實在疼…… 也不能忍著啊…… 咋整。 」剛剛滿20周歲的小偉，覺得自己老了：「真的，牙都不行了…… 天天對著資料，腦子也不好使了……」
 
小偉擔心會在牙上花掉三千塊錢，因為那已是他月工資的二分之一。 倆人工資水準差不多，每個月五六千塊錢。他們租的房間算上陽臺二十平米，每個月要付1500塊的房租。小偉說：「開始嘉敏不喜歡陽臺，覺得面積大了就貴了。 後來去看看別人家的，那設計都反人類！ 才知道我租得好！」嘉敏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們那個房間在周圍一片裡都算豪宅啦！旁邊有朋友租每個月七百的，潮得不得了，根本沒法住。 」
 
嘉敏是個節省的姑娘，每天早上自己做好便當帶到公司，中午熱一下吃。「他們都說我會過，每天帶飯。一是我吃不慣這個東西，二是東西真的太貴了，這價格我接受不起。我們公司同事出去吃飯，就這樣點菜的，一個人點一個菜怎麼不得三十啊。出去吃一頓飯，好幾個小時白乾了，我圖啥。」
 
小偉慢慢發現，「職場就是一個裝逼的地點，每天都看到有些人，到樓下星巴克點一杯咖啡，再點一個提拉米蘇，一天頂多也就掙兩百塊錢，下午茶就要吃六十。 開始我們都覺得他就是在裝逼，後來才明白，那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到底是「裝逼」還是「生活方式」，小偉自己還沒有想清楚。在他的講述中，這兩個概念一直混雜在一起。「有一種生活方式就是精緻。我可以買名牌的衣服，但是不多，一年就幾件。日本有一本書叫斷舍離，意思是差不多的，就是捨棄掉那些不用的東西，不用那麼多拖拖拉拉，嘉敏買十件衣服的錢我買一件，穿一年。」嘉敏忍不住插話說：「但是我就可以經常換！」小偉沒接她的話茬，繼續說：「我們買手機也是，買蘋果肯定貴，但是可以多用，用著不好的手機用一年就壞了，還不如用蘋果用久一點。」他認同微信朋友圈裡流傳的《貴的東西只有貴一個缺點，便宜的東西只有便宜一個優點》，可是他也說：「杭州本地人有錢，外地人來了杭州之後，內心變得浮誇了，看著別人那麼牛，也想過精緻生活，精緻生活並沒有錯，錯的是浮誇……」
 
相比小偉，嘉敏更傾向于買便宜東西，好好省錢。「我們公司的客服，工資一個月就五六千塊錢，恨不得照一萬塊錢花。帶我的那個姐姐，那姑娘花錢可真是不得了，好幾千的包，發工資就買一個。」小偉對這一點也附和：「杭州姑娘不得了，要價太高了，隨隨便便，一個月就要花一萬多。自己掙錢不夠花，就借錢花，就找男朋友花。」說到這裡，小偉話鋒一轉：「之前來杭州還有一個原因，聽說杭州小姑娘長得漂亮，而且溫柔，來了之後，發現自己想太多了。我們男生在一起也會聊媳婦怎麼樣，別的男生都覺得我媳婦太省事了——還是我家嘉敏好！」「哎呦我的天哪！」嘉敏驚呼：「你今天怎麼了，是不是有求于我？ 」
 
無論精緻還是浮誇，他們的消費方式，已經與父輩有極大的不同。倆人都休息的時候，他們會一起去看個電影浪漫一把；或者去湖濱銀泰城吃點好的，犒勞自己一下，一頓飯吃掉兩三百；點的東西吃不完，也不會強吃下去，「還能吃，但是不吃了，這種剛好吃飽的感覺最好」；出門找不到路的時候，就打個車，「反正也花不了太多錢」。
 
可他們還是會在買東西時比較家鄉的物價，還是會通過作為內部人士的經驗，利用淘寶條款的漏洞，巧妙地獲得折價的空間；他們還是會在他們所知道的最低價出現時買東西，「我剛買完咖啡它就降價了，真虧，我就退了，重新買最低價的」；犒勞自己的時候，他們還是會選便宜的菜，「你再看看，我就點了這些，剩下的太貴了」，還是會捧著杯子感慨，「這飲料一口一塊錢」，他們還是會為了省兩元錢退掉飯店裡提供的餐巾紙，還是會不自覺地把掉在桌上的肉夾起來，一口吃下去。
 
當第二天太陽升起的時候，嘉敏還是會為自己準備好午餐便當，帶去上班。 小偉看到那些花錢如流水的姑娘還是會開心地想：還是我家嘉敏最好！
 
他們還是會坐在電腦前，為這個龐大的商業帝國，磨損著自己的視力，頸椎，手指，神經和年齡。
 
直到這個帝國改朝換代的時候。直到被更年輕更新鮮的青春埋葬的時候。
 
（文章題目原為「淘寶運營、客服：雙十一那天，我打字打到手指都變粗了！」內文標題經編輯修改）
作者：琪哥
編輯：小蠻妖
美編：黃山
日期： 2017年11月13日

土逗原創

編按：香港政府以合約工時取代標準工時令人氣憤？眼白白看著原本有法例明文保障的權益變為彈性處理，是否更加火冒三丈？後者就是台灣勞工即將面對的處境。為此，四名抗議者計劃由昨日開始絕食11天，惟工新聞轉載台灣公庫報導，讓讀者了解他們絕食的理由。

絕食11天抗議《勞基法》修惡 勞團：裁決會不公、勞資協商是假的

文：楊鵑如（公庫記者）

勞動部長林美珠在回應立委質詢時曾說過「希望企業自主遵守法律規定」，引發社會譁然。為抗議《勞基法》修惡，保障工會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日益傾向資方，今（11月20日）天桃園市產業總工會、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台鐵產業工會、華航企業工會、遠東航空企業工會等勞團前往勞動部發起269小時絕食抗議，認為目前的《勞基法》修惡草案，欲將彈性工時交由「工會、勞資合意協商」根本是謊言。以政府上路6年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4個案例來看，並未保障工會幹部，反讓資方達成懲處、打壓、解僱工會成員及幹部的目的，根本不符林美珠口中的「企業自律」。

4位絕食代表為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台灣鐵路產業工會代表徐仲能、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成員毛振飛及華航企業工會秘書長朱梅雪。絕食269小時的數字，代表的是4個不公平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的相關數字，分別是201個發起春節依法休假被懲處的台鐵員工、17名爭勞權被解僱的遠東航空空服員、科慕工會理事長被砍掉的40%績效獎金以及新海瓦斯工會幹部不當解僱的11個裁決案。

4人從今天10點開始絕食約11天，訴求勞動部長林美珠需因《勞基法》修惡及裁決會無法保障勞權兩大問題下台，民進黨政府應與工會重新討論工時政策，改革現行裁決會制度。

《勞基法》越修越爛 政府修得越快

勞動部在10/31預告《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後，民進黨政府在11/9開始啟動《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推翻上路不到一年的「一例一休」政策，其中包含放寬7休1、加班工時上限提高至54小時、休息日加班費核實計算、輪班間隔可縮短至8小時、特休假未休可遞延一年補休或折限等5大方向，被民間視為「越修越爛、勞權倒退30年」。11/17火速經立院一讀通過，20日即由由衛環委員會與經濟委員會聯席審查，加速審查進度。

雖然蔡政府在修法方向表示「需經工會或勞資協商同意」，但是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林佳瑋反駁，從2011年勞動三法實施後上路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證明，根本難以保障工會不被資方打壓。10月16日時，勞動部長林美珠赴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備詢，回應立委李彥秀質詢「勞檢不足」時說：「勞檢大概是最後手段，希望企業會自主遵守法律規定」。林佳瑋則說，今天勞團提出的4個勞動部裁決案，都是有經過勞資協商、有工會、有實力的個案，然而每個工會成員被打壓的案例，裁決委員會卻無法做出對勞工公平公正的裁決。

新海瓦斯工會理事長董家鈺表示，工會副理事長袁月嬌被公司無故調動20多年的職務以及辦公處所，她因不服調動遭公司解僱。後續經勞動部裁決委員會做出決定，雖然公司解僱無效，但調動有理，反製造更大的勞資衝突。

新海瓦斯工會仍有11個裁決案審理中，勞團主張，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4條第2項規定，裁決會必須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應主動調查實際情形。可是實際上卻把舉證責任丟給工會及勞工，勞工只能自行主張對自己有利的事實，否則會被裁決會視為怠惰。勞團訴求，裁決委員會應增聘裁決委員，增設專業調查人員，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並得主動調查不當勞動行為案件。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

勞工透過「組織工會」強大力量，防止資方剝削勞工。但仍經常發生資方干擾工會運作，破壞勞工團結。經常發生許多工會幹部依「工會法」進行勞工權利，例如請會務假為會員爭福利等，卻被資方否準，甚至殺雞儆猴，解僱幹部，造成工會及會員的寒蟬效應。

2011年5月1日修正施行勞動三法（包括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政府建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勞動部也組成「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透過其審理不當勞動行為案件，以保障勞工組織工會或參與工會活動的團結權、與雇主簽訂團體協約之團體協商權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之團體爭議權。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傾資方? 工會保護傘不見了

台鐵員工長年「日夜休」三班輪班表，一班12小時，過勞苦不堪言。基層勞工組成台鐵產業工會爭取休時，今年工會發起春節依法休假，事後300多人遭台鐵局懲處。裁決委員會結果認為，台鐵並無不當勞動行為，但仍建議仍應從寬考量，不得以曠職為理由，有記過、扣薪等不利待遇。

科慕工會協助勞工保留123天休假，工會理事長卻被公司以工作犯3過錯為由記3小過，並損失40%績效獎金。桃產總理事長莊福凱表示，科慕公司的工作規則是擁有123天休假，卻在沒有與工會協商的狀況下砍假，並打壓爭取休假權益的工會幹部。「企業老闆都是『愈加之罪、何患無辭』，說理事長3次工作出現缺陷，但有其中一天他根本沒上班，公司哪來的自律？」甚至經裁決委員詢問柯慕資方，是否撤回理事長一支小過、恢復考績時，資方當場拒絕，被認為根本是存心打壓工會幹部。陳姳臻說，這麼多工會幹部就連有工會保護，都會受到資方嚴厲打壓，全台有93%勞工沒有工會保護傘，將如何在《勞基法》修惡狀況下保障勞權？

遠東航空公司5月時解僱17名空服員，經抗爭後復職，工會提起裁決申請，卻被裁決委員質疑已經復職為何還要申請？故工會撤案表達抗議。然而遠航公司解僱工會成員仍未停歇，10月中陸續解僱7名遠東航空企業工會成員，11/17時一名劉姓工會幹部被無預警解僱，公司解僱理由為「煽動空服員請假，癱瘓公司航班」。劉姓空服員表示，她並未煽動他人請假，況且請假是員工的權益，公司也沒有相關證據可證明解僱理由。10/31遠航董座張綱維曾親上火線召開記者會，解釋解僱員工是因為每年都會裁員3%，卻未解釋為何剛好都是工會成員，同時大嗆「早知道誰是工會成員早就資遣了，不需要等到現在」。

將長期絕食到底的林佳瑋說，外界並不看好絕食抗議，認為去年勞團為了拒砍7天假發動絕食、遊行、衝撞等行動，還是擋不住政府將《勞基法》修惡，今年行政院長賴清德全面砍低《勞基法》，做為魄力的展現、政治上更上一層樓的籌碼，「為了抵擋這波修惡，台灣工會與社會還需要更大的力量。還是只能以呼籲方式，進行絕食表達訴求。」

【惟工新聞】海麗邨清潔外判承辦商於今年十月底完結合約，新外判商本月初上場。然而，一班留在邨內工作的清潔工發現，舊公司（民順清潔有限公司）未有支付遣散費，遂向區議員楊彧及職工盟清潔工會求助。經計算，工人應得的遣散費合共超過一百萬。

外判商誤導工人自願離職　工會：房署有責任監管

工人憶述，民順的人事部職員在十月底來到海麗邨，要求他們簽自願離職書。當時，職員向工人表示，如果不簽離職書，在民順與房署合約結束後，他們仍屬於民順員工，會將他們調到其他地點工作。但該職員沒有提及第三個可能：隨著外判公司與房署解約，公司無法繼續履行與工人之合約，需要遣散工人。由於工人未能掌握完整資訊，又希望留在原處工作，只好簽署自願離職書。

有清潔工經歷過上一任公司（香港工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的遣散程序，當即向人事部職員查簽了紙還能否拿到遣散費，職員卻反問「你夠六十五歲未啊？」實際上這是將遣散費與長期服務金混為一談，令工人誤以為自己沒有資格取得遣散費。

清潔工會日前去信新舊外判公司及房署，要求舊公司支付遣散費、新公司確認工人年資、房署介入事件協助工人爭應有權益。

昨日（11月22日）下午，二十多名清潔工人與區議員楊彧一同到房署位於海麗邨的辦事處。房署事務經理李太與工人會面，表示需要時間逐個調查工人的情況，了解當中是否存在誤會，「唔係話要乜就俾乜你」。工會幹事杜振豪則指，房署負責批外判合約，除了依法辦事，對工人也有道義責任，理應監管外判商。亦有工人直斥不存在誤會，是公司欺騙員工。對話進了大約二十分鐘，房署最終同意由工會及區議員搜集工人資料與房署溝通。

清潔工到房署辦事處房署事務經理會面

既是清潔工也是居民　屋邨落成服務至今

受影響的四十多名清潔工當中大多都是海麗邨居民，部份人由海麗邨入伙之初就開始投入工作。現年六十歲出頭的花姐（化名）在2006年入住海麗邨，當時的外判商是香港工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花姐加入公司當起邨中的花王，負責打理花草樹木。那年還未有最低工資保障，日做七個鐘，月薪僅四千多元。

2008年民順接手承包海麗邨清潔服務，花姐仍舊留任，這個崗位一做就是十年。鋤泥、種花、剪草、淋水，大部份工作都要負重上陣。近年花姐的肩周炎越來越嚴重，醫生說是工作造成的勞損。花姐拉起衣袖，指著手臂上一片通紅說：「依家晚晚都痛到要貼鎮痛消炎膏布。」身邊的工友替她也替自己不值，紛紛嚷道：「你睇，做到咁都無遣散費。」花姐在舊公司月薪八千多元，以「月薪X2/3X年資」方式計算，她應該獲得五萬多元遣散費。

除了向舊公司追討遣散費，工會亦要求新公司承認員工的年資。年資長短會影響年假及有薪病假的累積。根據僱傭條例，工人的有薪病假可每年累積增加，杜振豪指，有的工人已經做了很長時間，最多的可以累積到放取近四個月有薪病假。對於這班年紀不輕的工人來說，一段長時間的有薪病假尤為重要。

清潔工訴求獲居民支持

一日收到逾千簽名支持　工人鬥志盛揚言罷工

儘管工人簽署了自願離職書，但不代表沒有翻案機會。本年五、六月浸會大學在轉換新舊外判公司時發生糾紛，舊外判公司同樣要求員工簽自願離職書。由於工人及學生強烈反對，迫使校方出手，要求外判商容許員工改變離職決定，最終工人取得遣散費，新公司亦認可其年資。

海麗邨清潔工人對外判商走數感到不滿，堅持追究到底，一連兩日在邨內派發單張向居民說明事件，並爭取居民簽名支持。工人與居民關係緊密，僅第一日就收到逾千簽名。工會幹事杜振豪指，在過去兩次員工大會中他們曾討論到，如果新舊公司及房署在十一月底不給予滿意答覆，將於十二月發起進一步行動，甚至是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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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一場大火，成為北京政府驅逐窮人的藉口，事實上，這場驅逐從由上世紀80年代初、第一批外來打工者進入北京就已經開始，這篇文章算多年來北京政府及市場如何把外來工逐步驅逐。亦有人提出讓城市發展「高端」產業，以此淘汰「低端」勞動力。然而，想要發展成高端城市，就更離不開低端勞動力的配合，比如是白領工作時間越來越長，就越需要外賣人員送餐。內地平台土逗公社的文章詳細闡釋了高端與低端勞動力難以割離的關係，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文：盧布

只要是「勞動力」，都是低端的

導語：「高端」的城市靠千千萬萬個「低端」的勞動者才得以運轉。每一個在此處出賣勞力的漂泊者，命運唇齒相依。

距離11月18日晚北京大興區「聚福緣」公寓的火災已經近一周了。在他們的「頭七」，北京全城開始了對外來人口聚居區的清理工作。

「聚福緣」坐落在大興區西紅門，是五環外典型的外來工聚居區——400多名外來打工者擠在三層小樓裡，其中還有一層是商舖。他們住著上下舖，人均居住面積或許只有一兩平米，冬天寒冷夏日酷熱、廁所擁擠、環境骯髒凌亂，每日過著所謂「不是人過」的生活，躲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

一場大火，19條人命，又把五環外這百萬人燒了出來。新一輪的趕人行動又開始了。

其實也趕不走

自從上世紀80年代初，第一批外來打工者進入北京（當時稱他們為「盲流」），趕人的行動就從來沒有停止過。用一種流行的說法，把外來人口向外推移的過程，是成功運用了「兩隻手」——政策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典範。不斷加強的管控，和持續抬高的房價和租金，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外來人員只能逐步搬遷到更加遙遠、更加便宜的地方，住著更加擁擠的房屋。

圖片來源：葛宇路的朋友圈

自從「浙江村」落戶北京，在很多人心目中是「髒亂差」的代名詞。當然，他們不會注意因為這群人的存在，商品品類多了、價錢便宜了、早餐種類多了、家政水電的服務越發細緻了。早在1993 年，就有一位市人大代表的提案稱，「浙江村」不僅成了超生游擊隊的集中地，更成了社會黑勢力的據點，殺人越貨事件時有發生，出租車開進浙江村，司機不僅拿不到車費，還要被劫掠一空。一時間，北京人談虎色變，呼籲全面整治浙江村，將溫州人「驅逐出境」。

後來，「浙江村」從三環搬到了四環，又搬到了五環。

2011年4月25日凌晨，一場大火發生在大興區舊宮鎮南小街三村的一個服裝加工廠，18條生命在這場大火中喪生。這起火災與如今的火災相較，如出一轍。六年時光，同樣的事情從五環原樣搬遷到了六環。

更讓人注意的是，六年前火災後發生的事情，都和今天、以及三十年前比，沒有區別——把他們清走。

圖片來源：中新網

每一次都來勢洶洶，每一次都罵聲連連，實際上清走了麼？並沒有。

火災從五環燒到了六環，不知還要燒到哪裡。

產業升級更離不開低端勞動力

一味驅趕當然不是辦法，於是有人提出了一個藥方叫：加快城市產業升級。意思就是：將廉價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變成高科技的、智能的、不需要低端勞動力的產業。

但無數的研究成果已經表明：這點根本不可行！

在這個高度現代化的城市裡，勞動分工的社會特性，就注定了所謂高端人士（暫且定義為從事高技術含量工種，收入較高的人士）會需要低技術勞動者的勞動投入與之配套。而且，產業升級越加速，越是勞動密集型的高端產業，分工越細緻，吸納的所謂「低端」勞動就越多。

外賣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在幾十年前，產業發展遠沒有現在高端的情況下，勞動者們的分工還不那麼具體，人們上班工作，下班還要自己做飯，對於廚師這樣「低端」的勞動力需求還沒那麼緊迫。隨著產業逐漸升級，技術開發群體的工作越來越忙碌，他們沒有時間做飯了，只能下館子吃飯，對廚師、服務員等工種的需求就越來越大。而到了近兩年，都市白領們已經忙碌到去飯店慢慢吃一餐飯的時間都沒有了，外賣行業就如火如荼地發展了起來。從勞動力需求上來看，不僅需要廚師、服務員，還需要大量外賣員，甚至與之配套的電動車售賣員、維修員的需求也不斷增加。

圖片來源：土逗公社

有人說人工智能或許能解決問題。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也不盡然：例如，在今年「雙十一」的盛會之後，快遞數量暴增，人工智能可以在快遞大規模輸出地分揀、輸送，卻輸在了「最後一公里」 ，從中轉站到收貨人手上，需要快遞員辨認字跡、送貨上門。突然增大的工作量，讓許多爆倉都發生在居民小區周邊的快遞中轉站。實際上，越是一線、越是直接面對用戶的工作，越需要人力而不是機器的服務。

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陸銘曾根據美國政府公開的統計數據測算，每一個高科技產業職業就要配備5個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其中，2個是技術含量較高的服務業（比如醫生和律師），而另3個則集中在消費型的服務業（如售貨員和餐館服務員）。但與這種高端產業，製造業對於就業的帶動力相對較弱，一個製造業就業崗位的增加大約帶動1.6個本地服務業的就業。也就是說，高科技產業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高科技產業的運作本身就依賴於更多的低級產業為它服務。

越是大規模的城市，越是要產業升級的城市，就需要越多的基礎服務業人員（或者用另一種表達，即「低端就業人口」）。這是避也避不開的事實。

甚至，在愛爾蘭有過這樣的例子：越是「低端」就業的群體，與城市發展越息息相關——1970年，愛爾蘭銀行的中高端從業者們曾經罷工六個月，但是實際上經濟並未受影響，甚至還有所增長。但同樣是罷工，發生在紐約清潔工身上，還不到一周，城里人就表示：我們撐不住了！

你能想像一個沒有早點攤、沒有清潔工、沒有外賣員的北京嗎？沒有「低端」人口，生活根本「高端」不起來。

只要是「勞動力」，都是低端的

「低端人口」這個刺耳的名詞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進入大家的視野。當然，這一听就是自詡「高端」「精英」的人說的。

圖片來源：北京晨報電子版截圖

可如今，估計不少身處北京的人，都無法判斷自己是「高端」還是「低端」了。

有種說法，叫「北京中產的焦慮，每三個月爆發一次，每一次爆出數篇十萬加。」瘋狂的加班、高昂的房貸、冷漠的人情，甚至自己的孩子隨時可能面對性侵、虐待這樣的身心傷害。非「低端」的人群，活得也很艱辛。

四個月前爆文：《北京，有2000萬人在假裝生活》 圖：微信截圖

昨天凌晨，當《他們不是低端勞動力，是人》剛剛喊出：「無論收入高低、階層為何，大興聚福緣裡的租客，和高檔寫字樓裡的白領中產都一樣——都是平等的人」，上午爆出的紅藍黃幼兒園事件就說明，那些自詡「假裝生活」白領中產，與「低端勞動力」一樣，面對著這個不公世界的暴擊。

「996」制的加班、無止境的脫髮、沒日沒夜的失眠、沒完沒了的焦慮、辦公室的勾心鬥角、越來越少的家人相處時間，甚至，還要無時無刻不能停止擔心，自己年幼的孩子是否在幼兒園受到欺凌……這就是中高端勞動力每天的生活寫照。

或許，這樣的生活比起朝不保夕、在冬日的烈風中被驅趕、一年只能見上孩子一兩面、在窄小的群租房裡警惕火災要好很多；卻不能否認，在高速現代化的社會中，這裡的每個人都是犧牲品，都在同一個邏輯裡：把勞動力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最充分地利用他們，把成本降到最低，收益才能最高，才能有更高效的市場。

這麼看來，他們哪裡是人，明明都是生產工具，都是螺絲。 「高端」或「低端」，也就是不同工序上的不同螺絲作用而已。

「低端勞動力」的說法，雖然刺耳，卻不再掩飾，直接道出了實質。可如今，連低端勞動力都不想要了，螺絲釘會被直接扔走…… 那些溫情脈脈的掩飾就顯得更加多餘了。

一個有良知的社會，都不會容忍對人的如此不尊重；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更不會容忍對工人、對勞動本身的不尊重。

最基礎的「尊重」，就是給予勞動者安全生產生活的保障。保障基礎的衣食住行，保障休息的時間，保障生命安全，肯定他們的勞動成果。不在寒冷的冬夜把他們趕出地下室，更要有相應的配套設施，讓他們更好地生活，才能更好地工作。

但這些保障都是對一個低端勞動力而言的。畢竟，要保證一個現代化的都市的正常運轉，勞動力的存在已經是必須。他們已經背井離鄉，離開自己的家人孩子，本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下被逼無奈的結果。總不能連活著的資格，都不給他們留下吧。

作者：盧布

編輯：沙撈越

美編：黃山

土逗原創
 

一周以來，北京市政府以「消防安全」為由大力肅清市郊的社區，張牙舞爪地宣稱要清除「低端人口」，以斷水斷電和強拆等手段將住在裡面的外來工趕走，數日之間將社區徹底摧毀，令數以萬計的人在零度以下的寒冬無家可歸。因為太憤怒，原本每三週一篇的「代客讀書」會連續寫兩篇，為大家讀兩本講城市邊緣的書。這是第一篇。

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所著的《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口大遷徙與世界的未來》（Arrival City：The Final Migration and Our Next World）[1]，要描述的正正是世界各地這些「低端人口」聚居的社區。之所以稱之為「落腳」，是因為這些社區是離鄉別井到城市謀生的人們最初在城市立足、找到工作、習得技能、成家立室、發展屬於自己的城市生活的地方。香港讀者最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深圳的白石洲或黃貝嶺，因城市擴張而逐步被高樓大廈包圍，稱為「城中村」的地方。

除了序言之外，全書沒有多少理論或分析。作者對散落在五大洲的「落腳城市」的描述，主要透過訪談和觀察展開。這些訪談逐步揭示，城市外緣地區除了承載著無數人的生老病死及衣食起居之外，還帶有高度的政治性。居民的存活與都市政府的規劃之間有無止境的角力（而今日我們看到這種角力其中一種最惡性的結果）；這種角力塑造了外來社群的身份，催生了新的政治運動（例如孟買的濕婆軍和伊斯坦堡的左派社區運動）以及族群衝突（例如巴黎和洛杉磯的暴動）。最終的結果，可能是「落腳城市」真的讓外來人口獲得成為中產的入場券（例如多倫多），或淪為永恆的貧民區和罪惡溫床（例如孟買）。對作者來說，一個大都會未來的成敗，將繫於能否妥善處理新舊都市之間的矛盾與融合。

以下為大家摘錄《落腳城市》的序，以及第十章「在都市立足扎根」的選段。前者說明作者對於外來人口湧入城市這個現象的基本觀點，後者表達作者對於改善落腳城市居民狀況的想法。特別為同情「低端人口」的人們，以及為移民源源不絕湧入城市感到憂慮的人們而讀。

序：一切為之改變的地方

後人對於二十一世紀最鮮明的記憶，除了氣候變遷造成的影響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終階段的大遷徙，徹底從鄉間的農業生活移入城市。到了本世紀末，人類將成為一個完全生活在都市裡的物種。這項移動涵蓋的人數史無前例，多達二、三十億人，約是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幾乎所有人都不免受到影響。不論就規模或範圍而言，這項移動在人類歷史上都將是後無來者；實際上，家庭生活因此產生的變遷——不論是農村的大家庭還是都市的小家庭——將就此終結人類歷史上的一大核心發展：亦即人口的持續成長。

上一次人類出現如此劇烈的遷徙潮，地點是在歐洲與新大陸，時間介於十八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結果直接造成了人類思想、政府、科技與福利的徹底改頭換面。大規模都市化造就了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並且隨之帶來前兩個世紀巨大的社會與政治變革。儘管如此，這種人類變遷的觀點卻從來不曾出現於一八四〇年代的報紙或是二十世紀初的國會辯論中。人口湧向城市以及過渡性都市飛地的出現，都對許多人造成了直接的影響，但這些人卻絕大部分都沒有意識到這樣的發展；而都市化走偏了方向所造成的災難——包括各種苦難、革命與戰爭——經常正是這種盲目現象導致的直接後果：我們的思慮未能及於這種大量人口湧入的情形，結果新進人口因此陷入困境、遭到排擠、心懷憤恨。這個時代的歷史有一大部分都是由失根之人造就而成。他們因為公民權遭到剝奪，於是採取迫切乃至暴烈的手段，以求在都會體制中取得一席之地。

我們今天如果犯下同樣的錯誤，認為這種人口的大遷徙無關緊要，只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雜訊，或是其他人面臨的命運，和我們自己的國家無關，那麼我們就有可能遭遇更嚴重的動亂與衝突。這項大遷徙的若干影響早已出現在我們面前：外來移民在美國、歐洲與澳洲引起的社會緊張；伊朗、委內瑞拉、孟買、阿姆斯特丹與巴黎市郊發生的政治衝突。不過，許多變化與斷層都完全沒有受到注意。我們不理解這種遷徙現象，原因就是我們不曉得怎麼看待這種現象，也不曉得該看什麼地方。我們不知道該把當前這個新世界的核心擺在哪裡，也沒有名稱加以稱呼。

由於從事新聞工作必須四處遊歷，我因此培養出了一種認識新城市的習慣：搭乘地鐵或電車到終點站，或是深入都會中心不為外人所知的隱密角落，細細觀察面前的處所。這些地方總是令人深感著迷，忙碌擁擠、凌亂醜陋、環境惡劣，種種規劃皆是臨時拼湊而成，充滿了新進人口與各種龐大的計劃。我走訪這些城市邊緣地帶的旅程不一定都是自主的選擇：我曾因新聞事件而必須前往孟買北段、德黑蘭塵土瀰漫的邊緣、聖保羅與墨西哥市的山坡地，還有巴黎、阿姆斯特丹與洛杉磯裡潛伏著許多不滿情緒的公寓住宅區。我在這裡見到的都是原本生長於鄉村的人口，心思與志向都執著於他們想像裡的城市中心，並且身陷於一場巨大的奮鬥當中，目的是在城市裡為自己的子女爭取一片基本但長久的立足之地。

我發現這群來自鄉間的人口在世界各地都造就了極為相似的都會空間：儘管表相各自不同，但基本功能與人際關係的網絡卻都具有相同的獨特性而且易於辨認。此外，不論在「開發中」世界的貧窮地區還是西方富庶的大城市裡，這些都市飛地的制度、習俗、衝突與挫折都有一套標準的形態。我們必須對這些地區投注遠比目前更多的注意，因為這些地區不但潛藏著發生暴力衝突的危險，也是貧窮人口邁入富庶生活的過渡地區；明日的中產階級誕生於此，下一代的夢想、社會運動與政府也在此打造而成。在當前這個時代，隨著外國援助的效果與基本目的遭到深切而且理由充分的懷疑，我認為這些過渡性的都會空間將可帶來我們所需的解答。政府與機構若希望其認真而持續的投資能夠產生長久而不易銷蝕的效益，最有希望的就是在這些地區，而不是「宏觀」的國家或「微觀」的家戶層面。

為了撰寫本書，我走訪了約二十個這類地區，以便為世界各國的都市與鄉村所發生的轉變找出典型範例。本書無意一一列出人口遷徙的目的地，也不是人口遷徙的全球指南。在利馬、拉哥斯、開羅、喀拉蚩、加爾各答、雅加達、北京、馬拉喀什、馬尼拉等地，都可見到同樣引人入勝的發展。此外，本書也不是一部史無前例的著作。移民研究、都市研究、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與經濟學等領域的學者都記錄過本書中描述的現象，而且許多學者也都慨然為我提供協助。

不過，許多城市居民和領袖都沒有意識到這項發展所帶有的宏觀訊息：人類大遷徙正體現於一種新興的特殊都會區域裡。這些過渡性的空間——即所謂的落腳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經濟與文化盛世的誕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暴力衝突的爆發地。究竟會走上哪條路，則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注意到這樣的發展，以及是否願意採取應有的行動。

第十章：在都市立足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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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許多最成功的貧民窟改善計劃卻都是奠基於一種成本高昂但相當可靠的做法，也就是對既有的貧民窟住宅進行改建、合法化以及供應各種便利設施。這種做法可以逐步推行，先在一項計劃中增建下水道，在另一項計劃中裝設路燈，再以另一項計劃補強地基——這就是巴西的「法維拉」與土耳其的蓋奇康度社區所採用的改善方式，由歷任政府陸續籌措小筆金額推行個別計劃。不過，里約熱內盧的聖瑪塔社區所採取的做法也有其優點。在那裡，魯拉總統發動了快速而昂貴的全面干預措施，由保安部隊帶領各政府部門進駐貧民窟社區，從事全面性的改造。這些改造措施具有互相支持的效果，同時推行可確保既有居民取得所有權，避免較為富有的外來人士趕在改善措施完成之前收購房地產。

明顯可見，單靠房產價值的提高並不足以讓鄉下移民順利在都市立足。鄉下移民除非因為經營農企業成功而存有大筆積蓄（這種現象偶然可見，也應該透過鄉下發展措施促成這種現象的普及），否則遷入都市的外來移民仍然需要國家的協助。落腳城市最迫切的需求——同時也是自由市場從來不會提供的要素——就是成為正常都市社區所需的工具。

下水道、垃圾收運及鋪面道路都是顯然易見的必備條件，也只能由外來力量提供。不過，在貧民窟居民明智的看法當中，更重要的元素其實是公車：價格低廉而且時間固定的公車服務，經常是社區繁榮與否的關鍵。一般人也許會以為排名第二的元素是電力與自來水，但這兩者在貧民窟居民眼中根本算不上優先要素。他們通常會設法弄到自己所需的水電，而且正式的水電費用對貧窮家戶而言極可能是過於沉重的負擔。另外一項同等重要卻經常遭到忽略的條件是路燈。路燈裝設費用不高，卻對治安與房價都可造成具體影響。聖保羅有一座「法維拉」社區的道路全部裝設了路燈，因此在夜間看來就比許多貧民窟那種黑暗陰森的模樣顯得安全許多，不論對訪客或居民而言都是如此。

明智的市政府會利用成本回收機制資助這類改善設施，把一少部分的高價地段開發為商業、零售或中產階級房地產，為新裝設的便利設施提供資金。儘管如此，政府還是必須先投入一筆資金，才能把貧民窟轉變為健全的落腳城市。若要永久終結世界上的貧窮現象，最有效的做法大概就是對卡拉伊爾這類看似不宜人居的地區進行投資，促成其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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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中文譯本由陳信宏翻譯，麥田出版

相關報導：

他們就是「低端勞動力」，但誰不是呢？
https://wknews.org/node/1599

【國際移民日】貧窮 掠地 戰亂 逼害 2016年全球逾2億人跨國流動
https://wknews.org/node/1312
 

編按：不久之前，我們曾報導效力英軍的尼泊爾人經過印度和馬來西亞，最終在香港落腳的歷史。另一篇報導則指當中一些老兵在退役後受僱於政府外判清潔公司，靠低薪維持生計。原因之一，很有可能是英國政府付給這些老兵的退休金遠低於英軍水平。惟工新聞翻譯《亞洲時報》的一篇報導，講述居英退役尼泊爾老兵爭取改善待遇的努力。

啹喀聯合陣線（Gurkhas United Front）由多個爭取啹喀兵權益的群體組成，過去20年一直要求平等退休金待遇，但訴求多年來未獲答允。

啹喀軍人來自尼泊爾，自1815年起加入英國正規軍隊，至今仍是軍隊內的強勁精兵。他們與其他英國士兵在戰場上出生入死，也未曾缺席任何一場英國參與的戰役，包括兩次世界大戰。成千上萬的啹喀兵陣亡、失蹤及受傷。他們的英勇贏得了逾5000項獎賞及嘉許，當中更有13個維多尼亞十字勳章（Victoria Cross）。

有傳於1947年，尼泊爾是在最後一刻才倉促加入會談，與英國和印度政府簽署三方條約（Britain–India–Nepal Tripartite Agreement），尼泊爾一方提出的訴求因此只能列在條約附件裡。在三方條約的H部附錄III（尼泊爾提出的建議）的附註裡，英國代表斯蒙（A.C.B. Symon）清楚表示「基於財政及資源限制，啹喀軍隊將獲近似英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軍隊所得的福利保障。」1947年11月7日於加德滿都舉行的三方會議上，斯蒙亦強調英國政府不但沒把啹喀軍人當作僱傭兵，更視之為英國軍隊不可或缺及傑出的一部分。然而現實卻是另一回事。英國殖民印度期間，隨意僱用及辭退啹喀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數十萬的啹喀兵兩手空空地被遣送回國，也從未獲英國政府發放任何退休金或服務金。

據英國尼泊爾研究中心（Centre for Nepal Studies UK）2013年發表的一份報告，1989年時英軍一級准尉的退休金為每年5269英鎊（約54000港元），上尉的退休金則為每年6348英鎊（約65000港元）——幾乎是啹喀兵可得的10倍。

英國國防部辯稱曾嘗試改善啹喀兵的待遇——但現況遠遠未達至令人滿意的水平。國防部指啹喀兵的退休金金額一向與印度支付乘數掛勾，英國政府只是跟隨這個慣例而已，而且啹喀軍人最終都會回到尼泊爾，英國政府也給予了足夠的金錢，讓他們在原本的村子裡過上安樂生活。

英國顯然有自己的方式詮譯三方條約，並故意忽略啹喀軍人應得的福利權益，而尼泊爾政府也一直不吭一聲。若非退伍啹喀組成的新群體發聲爭取——例如啹喀退伍軍人組織（Gurkha Army Ex-Servicemen’s Organization）、啹喀真理堅持（Gurkha Satyagraha）、英國啹喀福利會（Gurkha Welfare Society）、退伍軍人協會（Ex-Servicemen’s Association）、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英國啹喀退伍軍人聯合協會（United British Gurkhas Ex-army Association United Kingdom）、啹喀英國議會（British Council of Gurkhas）、英國啹喀退伍軍人組織（British Gurkha Ex-Servicemen’s Organization），啹喀兵們默默承受的不公待遇也不會被揭露和正視。

經歷長期及艱辛的爭取後，啹喀軍人終於在2009年獲英國居留權。現時約有十萬啹喀軍人及其家屬居於英國，對當地公共開支造成沈重負擔。退伍少校德雲（Tikendra Dewan）是這場啹喀運動的領頭人物，同時亦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指出：「如果英國政府向所有退伍啹喀兵發放［和英軍］ 同等的退休金，他們可能情願留在尼泊爾，本地的議會也就不需面對現在的種種問題。英國政府要支付的開支也會比現時少得多。」

啹喀抗爭者（Gyanraj Rai）透露，他們將派出代表與英國政府展開高層會談，期望可為運動帶來突破。尤其重要的是，有報導指尼泊爾駐倫敦大使將率領這個談判隊伍，為啹喀兵多年爭取平等退休金待遇的這場運動帶來希望。

文章來源：
Gurkhas’ fight for an equal pension may get govt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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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The British Library on Visualhunt / No known copyright restri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