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討論的「六日戰爭」，是1899年的「新界六日戰爭」，不是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

「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很多人喜歡這樣說。

但如果勝利者不寫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其中一個可能，是徹底的遺忘。勝者不提，敗者也不提，好像事件從未發生過一樣。隨著涉事雙方作古，事件就從眾人的記憶當中消失。

曾經有一百年時間，「新界六日戰爭」就是這樣的一件事件。這場持續6日，2000人參戰，500人戰死，規模僅次於1941年香港保衛戰，奠定英國對新界政策的重要戰役，不存在於香港公眾的認知。中小學沒有教，「回歸」慶祝活動沒有悼念，連「愛國人士」們也從未公開談及。甚至如果你在google搜尋的話，找到的大部份結果都跟今日要談的這本書有關。

搞什麼鬼。

另一方面，雖然沒有正式講授，這場戰爭仍有部份片段被民間記住。記得十多年前與家人到大埔，路過海濱公園的回歸紀念塔。家人說之所以要在大埔建這座塔，是因為英軍佔領新界最初是在大埔登陸，反抗的鄉民死傷無數，那時也沒有很在意。之後又不知從哪裡聽說過吉慶圍的鐵門一度被英軍奪去，過了好一段時間才歸還。但這些都是零星的段落，也沒有想過是有關聯的。

一兩年前，看到一些研究香港歷史的朋友提到「六日戰爭」這個詞，大概有了個概念，但也沒什麼動力追根究底。最近碰巧在圖書館遇到夏思義（Patrick H. Hase）所著的《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Th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1]，一讀之下，所得遠多於了解事情始末，亦因此值得拿來說說書。

這本書以考證六日戰爭為主。作者翻查港英政府的文件及當時香港出版的報紙，並多次與新界一些原居民老人進行訪談，重組戰爭的起因，籌備過程，作戰經過，英方行軍戰術，以及對鄉民和殖民地政府產生的影響。但這一部份基本上是事實陳述，簡要複述也沒有多大意思。有興趣的讀者大可以自行翻閱，甚至按照書中提到的路線和地點逐一走訪當日兩軍的陣地，鄉紳議事的場所，以及隱晦地紀念戰死者的地點。我更想談的是書中圍繞這段歷史所作的各種論述。

英文原著的副題「帝國年代的香港」畫龍點睛，比中譯本的副題貼切得多。身為前殖民地官員的作者寫這本書，並非將六日戰爭視為單一事件，而是將香港放在19世紀末英國龐大的殖民地體系當中理解。因此他的敘述從英國本土開始，講述作為英國中上層社會共識的的帝國主義有什麼內容，進而說明殖民地官員的培訓，以及應付殖民地大大小小反抗的手法。有了這樣的背景，才進一步釋述香港和九龍在當時的情況，其發展如何促使英國計劃吞併鄰近鄉郊。同樣地，作者亦按這個背景分析港英官員對於鄉民反抗分殊的觀點，採取「戰爭」手段之外的可能性，以及最終決定將事件淡化，遺忘的原因。

簡單來說，作者指出19世紀英國中上層自命為理性、開明、虔誠的統治者。英國本土幾乎沒有人反對帝國主義，一致認為對於落後的亞洲和非洲來說，被統治是最好的的。而各政黨的分歧只在於手段應該溫和還是激進。作為一種精英管治的模式，殖民地官員不直接接觸普通大眾，而會與被統治者當中的領袖結盟，作為間接管治的代理，減少衝突。但對於無可避免的反抗，一般來說應以最低武力應付，拘捕領袖讓人群散去即可。但較大型的騷亂則要出動軍隊，而且單是戰勝並不足夠，要造成重大傷亡，令被統治的人民永遠不敢再反抗。

介紹英國官員對於殖民地的態度後，作者引入六日戰爭時港督卜力、輔政司駱克和軍方對於事件截然不同的觀點。對於鄉民的反抗情緒，卜力傾向用拉攏鄉紳和與清廷外交解決，明令軍方避免流血，亦即前一種手法。加士居少將為首的軍方則視之為叛亂，採取了後一種手法，造成大量傷亡。事後駱克更整理了一張鄉紳名單要求港督進行清算。

作者批評，六日戰爭的發生是命令混亂的結果。並且引用1900年發生在同屬英國殖民地的山東威海衛鄉民反抗，指出同類型事件不需大規模殺戮也可擺平。他更以「詭辭欺世」形容軍方呈交的報告，迴避作戰時的各種錯失，並大大淡化鄉民的傷亡情況。

然而，淡化正是最終的官方取態。卜力最終沒有採納駱克的要求。相反，採取了既往不咎的態度，更約見鄉紳，隻字不提剛剛完結的戰事。而各村亦不再有大規模反抗殖民地統治的行動，甚至沒有留下戰事的文字記錄，紀念死者的石碑亦語焉不詳。雙方都不想回憶的六日戰爭，就這樣逐漸被忘記。

卜力在1903年卸任離港前向定例局（亦即往後的立法局）發表告別演說。在演辭中清楚提到要與新界鄉紳合作的方針：

此新領土上桀驁不馴的的民眾，該以何種制度管理，是須要重新思量的問題。眼前的途徑有二——鎮壓或合作。鄉民領袖無一例外全都積極參與反抗我們的行動，但若將這些領袖架空，剝奪他們在地方上一直享有的尊崇地位和權力，我們就必須直接與心懷敵意的民眾打交道，而無法憑藉在地方上獲民眾信任的中介人與他們接觸溝通，這些中介人的協助，是有效管治所不可或缺的。
 

這段演辭可謂一錘定音，奠定往後一百年統治者的政權對新界的態度。時至今日，丁權、棕地、官商鄉黑，這些逐漸為人所知的問題，為何可以一再拖延，得由這裡說起。

延伸閱讀
方志信：警察制度擴張受阻，埋下新界土地問題

註釋
中文譯本由林文偉翻譯，中華書局出版
 

【惟工新聞】今日（9月27日）上午，多個香港團體到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抗議，聲援8月底在台被警察槍殺的越南工人阮國非（Nguyễn Quốc Phi）。

救護車先載走行凶警察 拖延救援遇害工人

事發在今年8月31日，新竹市一名越南工人阮國非遭到警察連開9槍射殺。事後警方聲稱阮國非拒捕、襲擊警察及企圖偷車，至今卻仍不願對外公開逮捕過程的影像紀錄。另一方面，協助阮國非家屬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指出，阮國非根本不會開車，偷車之說並不成立，而警察連續近距離開9槍更加違反守則。救護車影片更攝得案發現場先後來了兩輛救護車，第一輛卻是載著能夠自行上車的警察離開，相隔10分鐘後第二輛救護車才到達。而當時阮國非已經倒地流血30分鐘。

亞洲移居人士組織代表（AMCB）和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Hong Kong Federation of Asian Domestic Workers Unions, FADWU）要求台灣當局調查事件，追究涉事警察和救護人員的責任，還死者一個公道。

法律和政策不利移工 涉違國際公約

李卓人認為這次事件違反兩個重要的國際公約——禁止強制勞動的國際勞工公約（《國際勞工組織第29號公約：強逼或強制勞動公約》），以及《國際人權公約》當中最基本的生存權。他指出，外勞要付上數萬港元的債務才可來到香港和台灣打工，就是一種強制勞動。他批評兩地政府，一方面竭力提升國際形象，另一方面卻置國際公約於不顧，是自相矛盾的。

國際移民聯盟（International Migrant Alliance, IMA）主席Eni Lestari更強調，阮國非的命運就是移工的命運。在所有大量利用移工的地區，法律和政策都對移工不利。移工動輒就遭到定罪、遣返、驅逐出境。但移工同時是這些地區不可或缺的成員，這些地區的繁榮就是建築在移工的勞動之上——包括作為家務工、建築工和工廠工。他希望台灣當局能夠從這次事件中汲取教訓，令同類事件不再重演。

左翼21代表周諾恆表示對工人運動的聲援不分國界。他特別強調，香港的移工一直以來非常支持本地的社會運動，由2013年碼頭罷工到最近聲援被判監的政治犯，從不缺席。與此同時，台灣的勞工團體亦多次聲援香港的抗爭。因此今次香港團體亦聲援台灣移工的行動，以示團結。

行動聲明全文

抗議台警濫權，制度逼死移工，移工要討公道

8月31日，台灣新竹市發生了一宗悲劇。台警－實際上只是便衣民防－向一名越南籍逃跑外勞阮國非近距離開了9槍，導致失血過多身亡。事後，台警表示阮國非拒捕、打傷民防及企圖搶奪警車。但根據媒體所得片段，我們清楚可見阮國非中槍後半死在地，雙腳無法移動，只能無力地向警車匐匍前進。但吊詭的是，台灣社會輿論一面倒支持警察開槍。這九槍除了揭露台灣社會對外勞的恐懼及污名，背後還隱藏了移工在台工作的各種不平等待遇。

台警明顯在是次事件中動用了逾越必要程度的武力，並牴觸了台灣的警械使用條例第6條與第9條。遺憾的是，整個案件現階段只有台警單方面說法，阮國非當時狀態、追捕過程、執法方式，極可能隨著九顆子彈及外勞身亡而石沈大海。而整個台灣社會輿論都在「現行犯」、「攻擊警察」、「搶警車」等譴責聲中，一面倒支持警察開槍打死這名越南外勞。目前我們無法肯定事件過程，但我們可以肯定，真正逼死阮國非，以及更多外勞的是整個畸型的社會制度。

外勞循私人中介公司到台工作。越南移工的中介費約為美金5000-6500。而移工因沒有足夠經濟能力一筆付清中介費，所以只能以薪金逐月支付。不少移工負債到台工作，工作首年到一年半都在還債。而根據台灣《就業服務法》第53條的規定，移工不得自由轉換雇主。所以不少移工在合法契約完結，其所賺取工資扣除生活仍不足以還債或幫助家鄉改善生活。此外，移工在遇到勞資糾紛時只能不斷忍讓。種種基本勞工權益不被制度所保障，想要「脫離惡劣的勞動條件」又不能「自由」的離職，只能成為「逃跑外勞」，最終被整個社會輿論針對。

身在香港，我們無法因為事件發生在台灣就視而不見。在香港，幾乎所有外傭都經私人中介公司來港工作。其中，印尼來港工作的外傭與阮國非背後的剝削可說極為相似。印尼外傭來港工作中介費約港幣21,000元，但同樣地，外傭們通常難以一筆過支付高昂中介費，所以會在其工作開首7個月抽取每月$3,000以作還清中介費。但根據國際特赦組織一份於2013年發表的報告揭露，各種濫收中介費及「職前培訓」費充斥中介市場。據印尼移民工工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85%的印傭被逼繳付高於港幣21,000元的費用。許多中介公司更於外傭未還清債務前，違法扣留護照、僱傭合約及銀行提款卡－數年前的「Erwiana事件」就是一個血腥的見證！

即使我們身在香港，也無法對事件坐視不理，我們要求：

1. 台灣當局應馬上徹查事件，並向公眾清楚交代；
2. 台灣當局應深切檢討移工制度；
3. 台灣當局應對適切監管中介公司之不當行為。

2017年9月27日

聯署團體：
社會民主連線
大專政改關注組
工黨
左翼廿一
亞洲移居人士組織 AMCB ,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香港廚師聯盟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Asian Domestic Workers Unions
街坊工友服務處

相關報導：
甚麼是現代奴隸？ 前中介爆六大外傭困境
印傭Elis慘死 剝削肇禍 揭中介所奴隸生活

相關文章：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外勞沒人身自由 仲介、航警迫出境 勞團協助反被傷

參考資料：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制度逼死移工 家屬要討公道 新聞稿

【惟工新聞】緬甸軍方在若開邦（Rakhine State）針對羅興亞人（Rohinya）的軍事行動加劇，甚至阻止聯合國進行人道救援，事件逐漸引起國際關注。9月10日下午，500多人遊行抗議緬甸政府對羅興亞人進行種族清洗。遊行隊伍先在添馬公園集會，先後用英語和粵語宣讀聲明，譴責緬甸軍方進行反人類罪行，亦點名批評佛教僧人阿欣‧威拉杜（Ashin Wirathu）為煽動仇恨的兇徒。同時亦要求香港的立法會決議向羅興亞人提供人道救援。集會過後，眾人遊行到位於灣仔新鴻基中心商場的緬甸駐港領事館遞交請願信。沿途高呼「昂山素姬可恥」（Aung San Suu Kyi shame on you）、「拯救羅興亞」（Rohinya, Rohinya, save Rohinya）等口號。

「與其等他們紛紛逃走變成難民，何不馬上舒緩他們的的困境？」

是次遊行由香港抗議羅興亞族被種族清洗工作小組發起。組織者之一Yasir指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作為香港人，希望香港能夠承擔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責任，不要對在緬甸發生的反人類罪行坐視不理。因此即使香港無法像其他國家那樣透過外交渠道向緬甸政府施壓，也希望政府能夠向羅興亞人提供人道救援。他強調這樣做是防止問題惡化，因為當羅興亞人變成漂流在海上的難民時，各國也會就接收他們而大為頭痛。「與其等他們紛紛逃走變成難民，何不馬上舒緩他們的的困境？」小組亦以去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提出上述訴求。Yasir稱，若立法會沒有回覆，他們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安馬（Umar）與華希（Waheed）是中學生。他們週五在清真寺晚禱得知有這個行動。他們認為不能容忍這些殘忍的行為繼續發生，因此響應號召參與遊行。在三年前，當以色列空襲加沙時，他們亦有參與香港聲援加沙的行動。

另一名參加者Nazish透過Whatsapp收到遊行的資訊。他同樣是在網上看到羅興亞人被逼害的消息，認為不應對這種暴行保持沉默，因此前來參與遊行。他說有數百人出席是意料之外。他認為除了在這些緊急情況外，在港穆斯林在日常也應該更加團結，互相幫助。

緬甸種族衝突不斷 築起圍牆封鎖邊境

緬甸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族分別有不同的語言、文字和宗教。在1948年獨立之前，各族均有武裝力量反抗英國和日本的殖民統治。在獨立後，各族不滿政權由人數最多的緬族（Barmer）壟斷，因而長期對抗中央政府。各方時和時戰，但隨著2011至15年政權進行改革，卻發生新一波衝突。除了羅興亞人外，克倫族（Karen）、克欽族（Kachin）、果敢族（Kokang）的武裝部隊均長期與緬甸軍方作戰。在2015年，緬甸軍方進攻撣邦果敢自治區，6萬人逃到接壤的中國境內。

而羅興亞人遭到緬甸政府排斥並非一朝一夕。親緬甸政府的論述往往指羅興亞人是來自孟加拉的入侵者。這種說法一直受到質疑，亦與羅興亞人在過去受到的待遇不符。在1951年和1956年的緬甸大選，均有羅興亞人獲選國會議員。直到1962年政變，軍政府上台後，羅興亞人的國民身份才被剝奪。在1978年開始有針對羅興亞人的軍事行動。

緬甸政府的政策亦非驅逐「入侵者」。緬甸在與孟加拉接壤的邊境興建了長達225公里的圍欄，在2017年更計劃將其餘50公里的邊境全面封鎖，阻止羅興亞人逃到孟加拉。

多年來一直作為緬甸民主運動象徵的昂山素姬在事件中的態度備受批評。在2016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他否認緬甸發生種族清洗，更針主持人的穆斯林身份：「沒有人告訴我要接受一個穆斯林訪問。」（No one told me I was going to be interviewed by a Muslim.）。在今年9月，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圖圖大主教（Desmond Tutu）及2014年得主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先後公開去信同為和平獎得主的昂山素姬，要求他不再對事件保持沉默。

相關報導：
挑動仇恨 資助暴動 種族隔離 半島電視台揭緬甸政府暴行
鍵盤發功即有暴動 佛教拉登自比占士邦
五百人抗議侵略加沙 籲經濟封鎖以色列

相關文章：
【左言起行】羅興亞難民的殘酷漂流記

大國崛起？抑或是工傷大國崛起？十一前夕，惟工新聞推出「中國工傷互動地圖」，展示自2010至2015年中國各地的工傷統計數字，將會隨著數據發布不斷更新。中國省市數據來自《中國勞動年鑑》、香港數據來自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澳門數據來自勞工事務局《工傷統計分析報告》。在過去30年，中國經濟因龐大的製造業和建造業而突飛猛進。而這幅地圖所顯示的，不過是經濟奇蹟背後眾多慘重代價的一種。

【立即試用】
 

中国工伤地图由惟工新闻 http://wknews.org制作，展示自2010至2015年中国各地的工伤统计数字，将会随着数据发布不断更新。中国省市数据来自《中国劳动年鉴》、香港数据来自劳工处《职业安全及健康统计数字》、澳门数据来自劳工事务局《工伤统计分析报告》。在过去30年，中国经济因庞大的制造业和建造业而突飞猛进。而这幅地图所显示的，不过是经济奇迹背后众多惨重代价的一种。

简体字版地图

The Map of Injured Chinese Workers is prepared by Worker News. It presents the data of work-related inju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The data of Chinese provinces and cities comes from China Labour Statistical Yearbook. Hong Kong data comes from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tistics issued by the Labour Department. Macau data comes from Statistical Analysis Report on Occupational Accidents (Relatório de análise estatística relativo aos acidentes de trabalho, only Chinese and Portuguese version available) issued by the Labour Affairs Bureau.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huge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brought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is map presents to you one of the most severe consequence of such economic miracle.

English Version

編按：在西班牙中央政府暴力鎮壓之下，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最終仍錄得超過四成投票率，當中超過九成人支持獨立。朱進佳在這篇文章講述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歷史背景，以及當代左右翼政治力量在加泰隆尼亞獨立議題上的消張。

加泰羅尼亞正掀起波瀾壯闊的民主自決起義浪潮……

儘管西班牙馬德里中央政府宣布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為非法，並調動大批警力封鎖投票站及製止加泰羅尼亞人民投票，仍然無阻200多萬人於2017年10月1日這天投下手中自決的一票。加泰羅尼亞用公民抗命及民主自決，去對抗西班牙馬德里右翼中央政府的霸權壓迫。

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主席卡萊斯.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宣稱：「在充滿希望與痛苦的這一天，加泰羅尼亞的公民贏得以共和國形式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權利。」隨著200萬人在加泰羅尼亞公投中投下贊成「加泰羅尼亞以共和國形式成為獨立國家」一票，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準備單方面宣布獨立，此舉無疑將加深西班牙當前的憲政危機。

馬利亞諾.拉霍伊（Mariano Rajoy）領導的人民黨中央政府，不惜使用強硬手段阻撓加泰羅尼亞的獨立公投，而拉霍伊甚至宣稱加泰羅尼亞並沒有於2017年10月1日這天進行任何自決公投，並力挺西班牙警察暴力製止加泰羅尼亞人民投票的做法。拉霍伊麵對著其自2011年上台執政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西班牙國民警衛隊於2017年9月20日向組織公投的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部門進行突襲，充公已印好的選票，並逮捕多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高官。西班牙政府的舉動導致加泰羅尼亞各地爆發示威，加泰羅尼亞以外的西班牙部分城市也有抗議警察行動的示威。西班牙政府從各地調動大部分警力前往加泰羅尼亞，制止公投的舉行。執政人民黨政客也不斷煽動西班牙人民的大一統民族情緒，反對加泰羅尼亞人民的自決。

支持民主自決的加泰羅尼亞人民，不畏懼中央政府的打壓，在投票前夕組織捍衛公投委員會，佔領被用作投票站的學校及政府建築，確保公投能夠順利進行。

2017年10月 1日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當天，西班牙警方突擊多個投票站，阻止選民進入投票站投票。巴塞羅那、赫羅那等城市都發生警察暴力對待前往投票選民的事件。警察還用警棍毆打佔據投票站的人們，用斧頭敲破建築大門，以強硬手段（包括強扯頭髮）將選民拖出投票站，甚至向群眾發射橡膠子彈。根據加泰羅尼亞衛生部的數據，共有844人在警察暴力鎮壓公投的行動中受傷，而西班牙內政部則宣稱有11名警察因公受傷。

無論如何，加泰羅尼亞大部分的人民都順利投票。根據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宣布的成績，共有2,262,424人於2017年10月1日這天成功投票，投票率為42.34%。贊成獨立的票多達2,020,144張，占得票率90.09%。這是加泰羅尼亞人民給予西班牙中央政府壓制當地人民自決的最鮮明回應。

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自19世紀末開始就成為西班牙的工業中心。加泰羅尼亞於12世紀至18世紀初是阿拉貢聯合王國的一部分，阿拉貢聯合王國與卡斯蒂利亞聯合王國於15世紀組成共主聯盟，促成西班牙王國的誕生。 18世紀初，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絕嗣，法國的波旁王室與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為了爭奪西班牙王位，而爆發了一場多個歐洲國家參與其中的大戰——「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年—1714年）。經過了長達14個月的「巴塞羅那包圍戰」，原本由加泰羅尼亞軍隊所控制巴塞羅那於1714年9月11日落入支持波旁王朝的軍隊手中。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第一個國王腓力五世廢除加泰羅尼亞的自治權，並禁止加泰羅尼亞語。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是在19世紀浪漫主義運動及西班牙光榮革命的影響下開始萌芽，並在工業化的推波助瀾下「蓬勃」發展起來。加泰羅尼亞共和左翼黨（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縮寫ERC）於1931年贏得在加泰羅尼亞舉行的選舉，該黨主張建立作為西班牙聯邦成員的加泰羅尼亞國家。但是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政府的壓力下，ERC的領袖選擇妥協，接受建立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的建議，恢復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的地位。西班牙內戰（1936-1939年）期間，加泰羅尼亞地區是反抗佛朗哥右翼民族主義勢力的共和派重鎮。佛朗哥獨裁政權在西班牙內戰中勝利後，取消加泰羅尼亞的自治權，並且禁止使用加泰羅尼亞語，還不斷迫害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者及左翼人士。弗朗哥獨裁統治結束後，在民主化改革下，加泰羅尼亞恢復了自治，而加泰羅尼亞語也獲得官方語言地位。

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的17個自治區（comunidades autónoma）之中最富裕的自治區，其人口逾750萬，佔西班牙總人口的約15%，而其經濟也佔了西班牙經濟的20%。很多加泰羅尼亞人認為他們貢獻了很多經濟收益給馬德里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管理經濟不力而造成的叢生弊病，卻反要加泰羅尼亞人民也一同買單，因此於近年激化了加泰羅尼亞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

加泰羅尼亞於2006年6月18日舉行擴大自治權力的公投，當時投票的選民中78.07%贊成《加泰羅尼亞自治法》。當時仍然是在野黨的人民黨，反對加泰羅尼亞擴大自治權，入禀法院挑戰加泰羅尼亞擴大自治權違憲。西班牙憲法法院於2010年6月18日宣判《加泰羅尼亞自治法》中有多項條文違憲，觸發了上百萬加泰羅尼亞人民於2010年7月10日走上巴塞羅那街頭，抗議西班牙中央政權限制加泰羅尼亞的自治權。

2012月9月11日，也就是紀念巴塞羅那淪陷的「加泰羅尼亞民族日」，逾150萬人湧上巴塞羅那街頭，示威群眾明確地要求加泰羅尼亞政府啟動獨立的政治進程。接下來每年的9月11日，都成為了加泰羅尼亞人民爭取民主自決與獨立的重要動員日子，而加泰羅尼亞的獨立運動也日益發展成為強大且持續擴張的政治與社會力量。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的蓬勃發展，讓控制馬德里中央政權的右翼勢力感到不安，並且嘗試使用一切高壓手段去阻止加泰羅尼亞人民的民主自決。

西班牙於2008年陷入經濟危機，西班牙政府為拯救該國資本財團而實行苛刻的緊縮政策。馬德里中央政府試圖通過實行重新集中權力的措施去拯救西班牙的資本主義經濟，包括削減自治區政府的公共開支。2011年5月，西班牙各地爆發反對緊縮政策的「憤怒者」運動，加泰羅尼亞是反緊縮政策群眾運動的前線。加泰羅尼亞的獨立運動也因當地人民對經濟困境加劇而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並提出脫離西班牙獨立作為加泰羅尼亞人民擺脫困境的政治途徑。

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與左翼政治

目前支持加泰羅尼亞獨立的左翼政治力量，如「人民聯合候選人」（Candidatura d'Unitat Popular，縮寫CUP），似乎採取了先獨立然後再進行經濟與社會改革的階段論立場。這種“先獨立，其它過後在再談”政治策略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誰控制了政治過程，誰就會決定接下來的發展結果。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在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後的過渡時期，就是採取了「先民主，然後才爭取社會權利」的策略，使到左翼政黨向右翼政治勢力妥協讓步，最後導致西班牙的左翼至今仍然無法恢復元氣。

在1960-1970年代佛朗哥統治時期，加泰羅尼亞人民反抗民族壓迫及爭取勞工權益的抗爭，是相輔相成的，因為面對著共同的敵人——佛朗哥獨裁政權。加泰羅尼亞的工人運動，尤其是當時作為加泰羅尼亞地區主要的非法政治組織——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主義黨（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縮寫PSUC），是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運動的先鋒，聯合了加泰羅尼亞的工人階級，也讓來自西班牙其他地區的工人支持加泰羅尼亞的民族訴求。

不過，當佛朗哥獨裁政權結束後，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右翼日益主導了當地的民族運動。加泰羅尼亞的大資本並不支持獨立，但是代表當地大資本利益的右傾政黨——加泰羅尼亞民主聯合黨（Convergència Democràtica de Catalunya，縮寫CDC），卻在群眾日益對馬德里政府的不滿下成為了領導獨立運動的主要政治力量。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加泰羅尼亞民主聯合黨於1980年在當時霍爾迪.普霍爾（Jordi Pujol）的領導下執政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後，溫和保守的民族主義思潮超越左翼在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運動中的影響。

當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於2012年爆發後，普霍爾的接班人阿圖爾.馬斯（Artur Mas）別無選擇地被迫擔起領導這場運動的任務。不過，加泰羅尼亞的金融與資本勢力也大都疏遠加泰羅尼亞民主聯合黨。右翼的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勢力於近年的影響力日益流失給中間偏左的「加泰羅尼亞共和左翼」（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縮寫ERC）。右翼的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者於2016年重新整合成立新黨——加泰羅尼亞歐洲民主黨（Partit Demòcrata Europeu Català ，縮寫PDeCAT）。

加泰羅尼亞的數個獨派政黨，包括加泰羅尼亞民主聯合黨（後改組為加泰羅尼亞歐洲民主黨）、加泰羅尼亞共和左翼、加泰羅尼亞民主黨（Demòcrates de Catalunya，縮寫DC），及左翼運動（Moviment d'Esquerres，縮寫MES），於2015年7月成立爭取加泰羅尼亞獨立的政黨聯盟——「一起說是」（Junts pel Sí）。 「一起說是」於2015年9月的加泰羅尼亞議會選舉中贏得135個議席中的62席，成為自治區議會第一大黨，加強了獨派舉行公投及推動獨立進程的決心。

由目前巴塞羅那市長艾達.科拉烏（Ada Colau）領導的左翼政黨「加泰羅尼亞共同點」（Catalunya en Comú），一直跟2017年10月1日的獨立公投保持距離，被動地支持舉行公投，也沒有積極呼籲人民出來投票。加泰羅尼亞共同點倡議進行一場西班牙和加泰羅尼亞政府都同意的且具有約束力的公投，但這個主張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右翼勢力控制的馬德里政府從來就不肯讓步。西班牙新興左翼政黨——「我們可以」（Podemos），儘管在西班牙各地都有著快速的發展，但是在加泰羅尼亞卻卡在近年升溫的民族問題上，大大削弱了該黨在加泰羅尼亞的發展潛力。「我們可以」最後是採取捍衛加泰羅尼亞公投的立場，也痛斥拉霍伊政府破壞公投的高壓手段。

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中，最具有鮮明反資本主義立場的政黨，是「人民聯合候選人」（CUP）。加泰羅尼亞的激進左翼獨派思潮，自1980年代開始在青年及部分左翼人士中發展，但處於邊緣；直到2000年代開始有支持獨立的激進左翼候選人贏得地方議會的議席，才起著一定的影響力。 CUP於2012年首次進入加泰羅尼亞議會，當時打出「獨立！社會主義！加泰羅尼亞土地！」之口號的CUP，以3.4%得票率贏得3席；三年後，CUP在2015年加泰羅尼亞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增加到8.2%，拿下10席。

CUP在堅決支持獨立進程的同時，也主張反資本主義的政綱。不過，CUP主要在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的框架下運作，無法讓反資本主義的政治立場也成為獨立運動的主流政治主張。

加泰羅尼亞以至西班牙各個左翼力量在加泰羅尼亞民族問題上的立場，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以外的西班牙左翼，尤其是「我們可以」及聯合左翼（Izquierda Unida），儘管名義上支持加泰羅尼亞人民的自決，但是在加泰羅尼亞政府單方面舉行公投的問題上猶豫不決，認為要等到西班牙國會內出現支持加泰羅尼亞自決公投的多數議席後才能舉行公投。

無法整合起來的加泰羅尼亞左翼力量，也無法有效地在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中發揮塑造政治方向的作用。這只會讓右翼的民族主義者或「形左實右」的中左派共和左翼繼續主導加泰羅尼亞人民民主自決的進程。

加泰羅尼亞的民族問題，已經升級為一個足以動搖西班牙統治階級基礎的政治問題。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的升溫及跟馬德里政府的硬碰，勢必也會進一步激勵巴斯克、加利西亞等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發展。馬德里中央政權試圖以高壓的手段，及佛朗哥時代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動員，去壓制該國各民族的民主自決，作為替代選擇的左翼力量不能坐視不理。而在加泰羅尼亞及其它地區的民族民主自決運動中，若左翼無法發揮影響力，且無法將反抗資本主義也納入自決獨立進程中的話，就算是最終實現獨立，也只是讓壓迫者從一個距離較遠的中央政權，變成距離自己較近的資本統治霸權。

（原文刊載於作者網誌）

一名菲律賓藉家務工就著強制同住規定提出司法覆核，代表入境處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反駁指該規定與外傭受剝削沒有直接關係。然而過往多年不論受虐待外傭還是調查報告都指出，該規定是導致剝削的主因之一。有中介公司更在僱傭手冊中教僱主以該規定為由，在假日要求工人晚上8點前回來。根據僱傭條例規定，工人「每7日享有不少於1天休息日」，當中一天休息日指的是一段連續不少於24小時的時間。但在同住規定下，工人不論是外出還是回去工作地點都受到僱主限制，24小時的休息幾乎不可能。

陽光女傭中心出版的《僱傭萬用手冊》封面

陽光女傭中心出版的《僱傭萬用手冊》內文

相關報導：

＜「希望大家視外傭為人，不是奴隸」 Erwiana發言全文＞
「但願香港政府會改革政策。就是那些政策，歧視外籍家務工人，使我們陷入不利位置遭受更激烈的剝削。諸如兩星期規定（編按：入境處有「兩星期遣返規定」，假如當事人舉報僱主並失去工作，兩星期後將喪失居港權利）、強制留宿規定（編按：入境處規定外傭住在僱主指定居所，一旦受虐難以到其他地方避居），同時又對工時、住宿條件和飲食供應全無管制。過去我對這些政策一無所知，在處理是次案件的過程中，我才發現自已的遭遇也是因為這些政策所致。」
全文： https://wknews.org/node/682

＜印度女傭工作四個月無假無糧 團體示威斥現代奴隸制＞
「工會批評道，移民家務工強制留宿的政策，令家務工必須與僱主同住，導致女傭如同被軟禁在家，無法發展其他社交生活，出事時難以向外界求助，促成奴隸的困境。」
全文： https://wknews.org/node/971

＜香港人口販賣研究報告： 每6個外傭有1個被強迫勞動＞
「由於強制同住的政策，外傭基本上「24小時on call」。為了製造良好的氣氛，不可以輕易拒絕僱主的要求。即使在假日，僱主仍會以「點解廚房咁污糟咖？」「點解地下有頭髮嘅？」「你可唔可以幫我做呢樣野？」來明示暗示外傭要工作。調查發現，受訪者每日平均工作11.9小時以上，以每周工作6日計算，亦即平均每週工作多於70小時。每周工作6日亦只是最好的情況，調查結果指出，雖然法例規定外傭須享有超過24小時休息時間，但3分1受訪者的僱主不容許他們有一整天的假期。」
全文： https://wknews.org/node/1038

＜外傭被逼睡在住廁所廚房　違標準合約要求＞
「雖然標準僱傭合約要求僱主提供「合適的房間及合理的私隱」，但近半人沒有房間的工人當中，7成人與僱主家庭共用房間，2成人住在客廳，45人住在廚房，5人住在廁所。報告舉出一極端個案，顯示在現有規例的限制下工人面對的惡劣處境。一名受訪工人的僱主家中只有一間睡房，僱主同時把屋子用作營運旅遊中介公司。移工只能睡在辦公空間的工作枱下面。」
全文： http://wknews.org/node/1443

南美洲的秘魯共和國曾是招募契約華工（注一）最多的國家前三位，也就是華工待遇最差的國家。這些華工大部份從澳門出發。從1849到1873年的25年間，前往秘魯的華工有近十萬人。一群秘魯華工於1868年寫稟呈，經美國駐秘魯領事轉交美國駐中國領事，再轉給清政府。美國駐華公使鏤裴迪（弗雷德里克•費迪南德•洛，Frederick Ferdinand Low，1828-1894）建議清政府派遣駐外領事保護華工及僑民（注二）。清政府因與秘魯未有任何協約，委託美國出手協助，另派總稅司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調查，同時照會各國，凡未與中國締約的國家，一概不准在中國招募工人出國工作（注三）。

結果清政府於1874年派陳蘭彬（1816-1895）到秘魯和古巴調查華工情況（注四），其後委任他為美國、西班牙（時譯為日斯巴尼亞）、秘魯三國出使大臣，職位等同大使。

就在這時，有一批從澳門出發去秘魯的華工，有幸得到日本政府的拯救免遭厄運。當時國人認為日本這一舉動，比把文明道德掛在口邊的英法諸國更令人感涕。可是歷史的發展，半個世紀後日本侵華對中國的傷害比英法更深。另一方面，事實上英國在這事上幕後出力不少，下文將會詳述。

華工船瑪麗亞•盧斯號

秘魯商船瑪麗亞•盧斯號（馬里亞老士號，Maria Luz）載有230名契約華工，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5月底，從澳門啟航前往秘魯，在公海遇大風，駛往日本神奈川縣橫濱港避風及維修，釀出一場國際法律風波。

澳門規定招募華工出洋，船主要向關部門繳交一千両銀作擔保，保證旅途中不會虐待華工，直至該船回到澳門才會發還保證金。瑪麗亞•盧斯號照法例繳交了按金，在澳門開航前一日，澳門派出專責華工出洋的官員帶同翻譯上船，詢問船上華工是否自願出洋，華工都回答是自願，官員並將合約內容高聲朗讀一次，令所有華工都知道合約內容。當時有數名華工表示不願出洋，即被安排遣返回鄉，官員完成工作後離船。船主又與留下來的華工再簽署合約，合約一式兩份，船主和華工各持一份。船主持有的合約蓋有葡萄牙和秘魯印鑑，是為正本，華工持有的合約沒有蓋章，是為副本。這份合約內容與澳門一般的合約一樣，可算是有效的法律文件，華工雖然自願簽約，但沒有被告知秘魯在何處（注五），所以合約仍是具一定欺騙性的。

船開出澳門後，工作人員一反常態，對華工極盡虐待，到日本途中，已病死4人，跳入海中尋死者3人，船上管理員對跳入海中的人不但沒有設法營救，還在繼續向前航行，到日本前總共死去7人。船上醫生指患病康復者有三四十人，都不是食物不足所致（注六）。但華工每日兩餐主食只有豆和飯，菜則是薤頭，只有單衫褲各一件。華工因飢餓而做成肚子低陷，胸骨凸出，身體有如斑鳩，臉上一點肉都沒有像黃鵠（鳩形鵠面），全體生滿疥瘡（注七）。

由澳門到日本航程共走了38天（注八），於7月9日（農曆六月四日）到達横濱（注九），這期間曾發生騷亂，船主將十數名領導者鞭打二十藤，並關押在船艙中，當船進入神奈川時始被釋放（注十）。

7月12日深夜，華工木慶忍受不住壓迫，把生死置之度外跳海逃亡，拼命向英國軍艦鐵公爵號（Iron Duke）游去。被救上船後，木慶有氣無力地向英國人說出被騙去秘魯的事，懇求說：「請設法救救我們這些不幸的人吧。」英國人雖說：「橫濱不是我國港口。」說來有點有無力，但卻把他送上岸交給英領事館。英領事把木慶引渡給神奈川縣廳，當時日本與秘魯尚未締約，不想事態擴大，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將木慶送回瑪麗亞•盧斯號（注十一）。

由於瑪麗亞•盧斯號上華工慘遭毒打的嚎叫聲，傳至傳到附近的英國軍艦，英軍艦長命令部下軍官上岸向英國代理公使R. C. Watson報告。英國臨時代理公使接到報告後，立即親自前往瑪麗亞•盧斯號查看情況，但船長黑列羅拒絕他上船探視。就在雙方交涉期間，英使所見的華工全部都是身體消瘦，面容憔悴，苦口苦面。曾逃走的木慶辮子已被剪去，身體孱弱到差不多不能站立（注十二），或因受傷未癒而不停呻吟（注十三）。

在這情況下，英使認為不能放任不管，於是向日本外務省國務大臣副島種臣（1828-1905）力陳華工受虐情形，指事件不僅事關中國國體問題，即使其他文明國家亦會敵視這種行為，「日本與中國是鄰國，而且已締約示好，現在貴國境內竟有如此虐待中國人事件，照理貴國絶不會置身事外，一定會妥善解決」，建議日本可以將他的信件作為憑證，審問船長及其他官員，並保證給予華工必要的協助（注十四）。

8月3日美國臨時代理公使沙帕德（C. O. Shapard）也致函副島種臣，贊同英使的意見。副島種臣在得到英美領事的書面支持下，考慮到事件雖然發生在未建交國的船上，但該船現正在日本領海內，所以日本有權按照日本法律處置，於是下定決心，指令神奈川縣縣令大江卓（1847-1921）著手調查審訊（注十五）。

刑事訴訟

日本稱謂契約華工為「傭奴」，有等同販賣奴隷的意思，因此認為瑪麗亞•盧斯號是一艘奴隸船。7月19日大江卓扣留瑪麗亞•盧斯號，安排所有華工上岸（注十六）。

大江卓開設特別法庭審理瑪麗亞•盧斯號事件，並親任審判長。鑒於當時日本尚沒有國際法權威專家，所以要聘請神奈川縣法律顧問美國人希爾（G. W. Hill）為其法律助手，根據他的意見撰寫各種文書。審訊分別以刑事和民事進行，刑事訴訟是關於虐待華工的問題，民事訴訟是關於船長狀告華工不履行合約及要求賠償其經濟損失的問題。前後歷時三個多月，最終於9月26日以華工勝訴而結案（注十七）。

8月7日刑事訴訟開庭審理（注十八），大江卓會同英使一起審案（注十九）。法庭首先傳召華出庭工作供，每次10人或20人不等，作供完畢將這些證人留在橫濱岸上，並不下令他們回船（注二十），使到他們初步脫離地獄。

船主聘請英國法律專家弗雷德里克•維克多•迪金斯（Frederick Victor Dickins）醫生擔任辯護律師，並於8月22日提出抗辯書（注廿一）。

迪金斯在庭上陳詞說：招募華工人出洋是一件普通的事情，英法兩國都是如此。他又引用日本的案例來辯解，指曾有一艘船由澳門載華工到日本，當時亦不許華工逃走，逃走者要嚴辦。所以今次案件按照日本法律辦理亦可，因為日本亦有僱傭華工的法例（注廿二）。

迪金斯也承認有發生過虐待華工的事情，辯說虐待事件發生在公海，不在日本領海範圍內（注廿三）。他又以日本娼妓例，指日本正在全國進行公開販賣人口，所以沒有資格譴責奴隸貿易（注廿四）。

船主作供時說，運送華工出洋不是非法行為，秘魯政府從來沒有禁止從事販運華工的生意（注廿五）。

英使在庭上首先訴說華工的苦況，繼而指責船主嚴重超載，每名華工的睡鋪不超過十八吋。英國已經多次勸說葡萄牙和秘魯禁止華工出洋，因為華工到達工作地方多數會失望的（注廿六）。有關華工在外地工作苦況可參閱雷競璇著的《十九世紀古巴華工》。

大江卓就合約的內容提出質疑，指船主所持的合約有葡萄牙和秘魯的印鑑，而有華工的合約為何沒有（注廿七）？他表示簽署這些合約的華工等同奴隸，日本是不承認奴隷制度的，所以日本不會認同這些合約（注廿八）。

8月26日，大江卓向日本政令最高負責機構太政官正院提交審訊結論，請求裁決。他的審訊結論認定船長虐待華工，瑪麗亞•盧斯號從事奴隸貿易，判決書指出：船主罪當杖百，現以寬典赦免其罪，准許他與船一同離境。華工因為不了解合約內容而受騙上船，故合約無效，恢復他們的人身自由。對於上述判決意見，太政官正院予以批准（注廿九），刑事訴訟結束，華工勝訴。

日本將判決內容通知各國，秘魯接到判決書後，指日本法院處理不合法，抗議日本的裁決沒有經過常規手續，因此無效（注三十）。

民事訴訟

不服氣的船主9月2日向法院提交訴訟狀，控告木慶，開展第二階段民事訴訟。船主指這批華工在澳門上船時，已經簽署了前往秘魯工作的合約，木慶潛逃於理不合，希望能取回該名華工，或由他賠償未能履行合約所產生的經濟損失。船主要求法庭判令華工履行合約，回船按照合約規定繼續去秘魯，並判令木慶支付這次訴訟費用（注卅一）。

華工十分擔心自己的前途，於9月6日請求日本將他們送回中國，聲言如果船主將他們押送回船，則寧願死在日本境內，也絕對不願意再回船受船長的折磨（注卅二）。

至9月10日，迪金斯又追加兩宗民事訴訟，並要求各國領事臨場監督。增加的內容有：追討被告違約金，若無力支付，請即速回到船上，被告要支付船舶滯留費用和訴訟費。訴訟從9月18日開始，持續到9月23日，爭論焦點集中在合約上（注卅三）。

迪金斯在庭上出示了一份以人身作抵押的借款合約，指出日本法律並沒有禁止人口買賣，以推翻法庭對船主販賣奴隷的指控。這份合約內容是：「借款五十元整。……若到期不還，則借款人抵押在某屋之女，某屋即可自行處置，本人日後概無他言。」某屋是指供藝妓、娼妓陪客或出賣肉體的地方。因此提出要速將華工送回船上，否則日本就要賠償一切損失（注卅四）。

木慶在庭上說：我是被迫簽署合約的，由於船主虐待嚴重，所以是船主首先違約，我才被迫違約逃走。況且合約與中國的法例不符（注卅五）。

華工得到英國法律專家約翰•戴維森（John Davidson）出任辯護律師，於9月14日呈交書面抗辯，重申上述合約違背人道，且以不正當手段取得簽署，應視為無效，被告無需負擔違約所產生的一切費用（注卅六）。

辯護律師指合約在有效期的8年內，華工被使用與奴隷沒有分別，現在各國都主張廢除奴隷。以前英法兩國曾招募約契勞工，及後知道這樣做與販賣人口沒有區別，已經立例禁止（注卅七）。

辯護律師繼續說，日本僱傭條例適用範圍只限在日本工作的人，不涉及在海外工作者，他們是自願工作，不是被強迫的。根據以上推論，原告人的理據不足（注卅八）。

法庭於9月26日宣判。判決書說，日本國內即使有奴隸存在，但對輸出或輸入奴隸，則是嚴厲禁止。為使從屬或受日本保護的人，免於在非自願或未得政府許可的情況下，被帶往日本國權不能交涉的地方，所以在上述情況下所簽訂的合約都是無效。以欺騙或苛刻待遇所簽的合約亦應該廢除。法庭認為日本作為自主國家，於國法和禮誼都沒有支持該合約的義務。關於賠償損失的訴訟，判決書認為船主遭受損失的證據不足。

國際糾紛

瑪麗亞•盧斯號事件前，日本已從國際慣例中學習到要確立國界，1871年9月與中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和《中日通商章程》，劃訂中日國界，是為中國和日本對外的第一條對等條約（注卅九）。至1873年3月30日始簽署換約，是因為要處理琉球人在台灣南部屏東被殺事件，拖延了簽約。

《中日修好條規》規定雙方交換外交使節並在兩國設立領事館，互相承認有限制的領事裁判權。中日同時商議了《商務章程、海關稅則》，規定中國對日本開放此前已經對西方列強開放的15個沿海沿江口岸，日本對中國開放此前已經對西方列強開放的8個沿海口岸（注四十）。

瑪麗亞•盧斯號事發後兩個月後的9月14日，日本官員到達上海，順道把這宗事件通知中國，聲言日本天皇本著「拯救民困，以敦鄰誼」的態度來處理此事（注四十一）。這時日本正因琉球事件，派官員率團到達北京商談此事，此兩事可見中日兩國政府的國民觀念（注四十二）。日本主動處理尚不完全是國民的琉球人事件，清政府則對久被欺凌的華工視而不見，處事被動。有關國民在外發生事端，日本與中國處理態度和手法完全不同。在國家權利與義務上，是否日本人較中國人願為國家承擔義務？

9月17日，中國迅速派上海會審公廨讞員陳福勳為外交使節赴日，於9月29日到達長崎，協助日本官員調查，這時案件已審結，華工勝訴，合約被判無效。

重獲自由的華工由陳福勳接回國，日本自願支付了陳福勳在日交接時的所有費用。當時在橫濱的華人為表達對日本的感謝，做了兩面大旗獻給副島種臣和大江卓（注四十三）。主掌中國外交的李鴻章（1823-1901）在奏文〈論日本副島重臣來華簽約〉中，稱讚副島重臣處理這宗糾紛，「不肯索還用費，情禮周挚，倍越尋常，是其親餉中國，講信修睦，尚非虛假。」（注四十四）

陳福勳帶領華工227人乘牛克也號輪船，於10月21日晚回到上海，上海道台沈方伯安排華工住進城南門外的棲流粥廠，該廠是於冬季收容無家可歸者作避寒之用。10月23日開始為各華工錄口供（注四十五）。

翌年1873年2月，秘魯使節到日本參觀，指責日本對瑪麗亞•盧斯號的裁判不合法。他指兩國尚未締約，因此日本對涉及秘魯的事件沒有裁判權，要求日本道歉，並作出賠償。

經一番爭論後，日秘兩國於1873年6月商議以國際仲裁方式解決問題。仲裁者是俄羅斯皇帝亞歷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維奇（А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1818-1881）。1875年5月29日，亞歷山大二世裁定日本處理的方法和裁決沒有問題，此後日秘順利簽訂友好條約（注四十六）。

在各方壓力下，澳督於1874年3月禁止華工從澳門出港（注四十七）。

1873年，秘魯公使抵達天津與中國商談締約，於1874年兩國簽訂以保護華工為目的的《中秘會議專條》，及《中秘通商條約》，進一步保護海外華人。1876年秘魯終止在中國招聘契約華工（注四十八）。

審判期間，各國領事根據與日本簽訂的橫濱居留地規則第四條，即審理未締約國案件時各國領事必須在場的規定，在審訊過程中在場監督，而葡萄牙、德國、法國等領事更屢屢發言。1899年日本成功廢除領事裁判制度，取消外國人居留地（相當於中國的租借）（注四十九）。在這次審訊中，日本進一步了解國際法的運用，來處理國際問題。

評論

從此事可見，當時英國是列強中最有發言權的國家，在中國如此，在日本亦是如此。

華工啟航前除了澳門當局所謂嚴加管理外，船到達秘魯後，秘魯和葡萄牙官員也會上船，詢問華工是否曾受到虐待（注五十）。在這些漂亮門面工夫下，虐待醜聞越鬧越多，或許這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所然，所以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後，已完全沒有華工出國，就不存在虐待問題。

近日發生巴士衝上行人路事件，有關公司聲稱遵守了運輸署守則，整理本文令我聯想到澳葡和秘魯也曾訂立嚴厲條例防止華工被虐，甚至可算是勤於執行。事實上這些條例都是一些門面工夫，華工被虐仍是家常事。

事後陳福勳建議在澳門設立中國海關，以便查核出洋華工是否自願，這樣可令國民繼續有工作機會，又可維持和葡萄牙的友好關係（注五十一）。解決華工被虐問題，最徹底的方法是令國民不用出洋謀生，在國內也能有良好的工作機會，賺取足夠金錢養家。就算國民自願出國，政府也有責任提供人道保護，這是國家基本的責任，國際準則。在國際事務上，就算破壞友好關係，也不能忘記人道。日本在處理這案的精神，重點就在人道，陳福勳完全領會不到這一點，近百年的中國政府在處理國內外問題，就是未能高舉人道精神，在國際上未能佔有地位，最後以金錢取得國際話語權，走上金錢帝國的路上。

迪金斯在庭上出示娼妓合約一石激起千層浪，令日本婦女運動有新的成果，導致日本政府立法禁娼，1872年11月2日，太政官發佈第二九五號佈告《娼妓解放令》，其中一條列明：「娼妓、藝妓等必須予以解放，有關借貸訴訟概不受理。」（注五十二）不過允許娼藝自願營業，只要他們接受體檢並繳納賦稅（注五十三）。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網易》等近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注釋：
一. 有關契華工的歷史可參閱梁寶龍：〈香港繁榮的恥辱〉，載梁寶龍著：《汗血維城》（香港：中華，2017），第88-114頁。或筆者在本專欄發表的〈從外籍傭工回顧苦力貿易〉，亦即上文的初稿。
二. 雷競璇著：《十九世紀古巴華工》（香港：歷史博物館，2017），第30頁。
三. 馬慧玥著：《近代契約華工與法律》（北京：法律，2015），第54頁。
四. 同注二，第30頁。
五. 〈馬利阿古士船案件詳錄〉，載廣東省檔案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1999），第309-311頁。載《申報》（1872年10月15日）。
六. 同注五。
七. 〈錄「豬仔」供辭〉，載廣東省檔案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1999），第319-320頁。載《申報》（1872年10月28日）。
八. 同注五。
九. 胡連成：〈1872年馬里亞老士號事件研究——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一件往事〉，載《暨南學報》（人文社科版）。
十. 同注五。
十一. 同注九。
十二. 同注五。
十三. 同注九。
十四. 同注九。
十五. 同注九。
十六.趙雨樂等編註：《明治時期的香港日本人》（香港：三聯，2016），第54-55頁。
十七. 同注九。
十八. 同注九。
十九. 同注五。
二十. 同注九。
廿一. 同注九。
廿二. 同注五。
廿三. 〈續錄馬利亞古士船案件〉，載廣東省檔案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第312-313頁。載《申報》（1872年10月17日）。
廿四. 同注九。
廿五. 同注五。
廿六. 同注五。
廿七. 同注廿三。
廿八. 同注十六，第55頁。
廿九. 同注九。
三十. 同注廿八。
卅一. 同注五。
卅二. 同注九。
卅三. 同注九。
卅四. 同注九。
卅五. 同注五。
卅六. 同注九。
卅七. 同注廿三。
卅八. 同注廿三。
卅九. 神野正史著：《甲午、日俄戰爭始末》（新北市：楓樹林，2016），第44-47頁。
四十. 關捷等總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戰前篇）（長春：吉林人民，2005），第188-189頁。
四十一. 白春岩著：〈馬里亞•老士號事件與《中日修好條規》〉。
四十二. 有關中國人的國家與國民觀念分析，請參請閱閻建國著：《台灣與日本的前世今生──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的歷史敎訓》（台北：大旗，2015），第54-62頁。
四十三. 同注四十一。
四十四. 關捷等總主編：《中日甲午戰爭全史》（戰前篇），第194頁，引《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一（台北：文海，1968），第41頁。
四十五. 同注七。
四十六. 同注十六。
四十七. 廣東省檔案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第334-337頁。馬慧玥著：《近代契約華工與法律》，第99頁。
四十八. 馬慧玥著：《近代契約華工與法律》，第54-55頁。韋慶遠著：〈晚清華工出洋與珠江三角洲社會〉，載韋慶遠著：《澳門史論稿》（廣州：廣東人民，2005），第255-259頁。
四十九. 同注九。
五十. 同注五。
五十一. 〈論馬利阿古士船拉人出洋傭工事〉，載廣東省檔案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1999），第308-309頁。載《申報》（1872年10月9日）。
五十二. 同注九。
五十三. 遲玉德：《走向癲瘋——大日本帝國的崛起與崩潰》，第二十一節，載《易讀》。

編按：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已經進行一周，議會宣布將於10月10日宣布獨立。在西班牙政府利用法律、警察和網絡封鎖的攻擊之下，加泰隆尼亞人以緊密的社區組織確保公投能夠發生，並舉行全國罷工抗議警察暴力。惟工新聞翻譯《衛報》評論文章，討論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組成、意識形態以及其對歐洲整體的影響。

首先是學童嘗試築起街壘。他們用纜索將路障綁起來，封住道路。然後另一批男女認為這樣不妥，他們認為應該將路障堆在一袋袋水泥上。正當兩組人在討論的時候，第三組人加入，拆除原來的結構，重新搭建高達20尺的圍欄。
 
這是星期日傍晚在愛斯高拿工業學校（Escola Industrial），一個用作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票站的大學校園發生的事。西班牙政府宣布這場公投非法，而加泰隆尼亞政府則稱之有法律效力——組成這個政府的成員大多認為，不獨立，就滅亡。
 
經計算的警察暴力

現在，警察對和平地投票的人民施以暴力的影像在社交媒體廣為傳播。老人被拖倒在地上；逃跑的婦女被警棍毆打；男子被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從高處壓下。這些照片令整個歐洲震驚，但成千上萬蜂擁到校園投票的人並沒有表現得害怕或驚訝。
 
在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以及2015年希臘否決緊縮政策的公投後，反抗現有社會和經濟秩序的人們知道，國家利用恐懼作為打壓的手段是常態。
 
警察在上星期日（10月1日）採取的暴力手段經過計算：選擇使用來自其他地區的警察（不乏討厭加泰隆尼亞的人），選擇攻擊老人和婦女；針對性地攻擊票站——那些被抗爭者認為以中產為主的區域。
 
西班牙政府手上有上萬防暴警察，很多已經在港口準備上船。馬德里政府真的想全面鎮壓的話，絕對有能力在短時間內奪取所有公投票箱，並封鎖互聯網，令加泰隆尼亞政府為記錄投票而設的手機應用程式失效。但首相拉霍伊（Mariano Rajoy）想發出一個微妙的訊息：讓那些最激進的分離主義者投票，把他們打得頭破血流，嚇怕其他人，然後因為恐懼而不參與投票。
 
我走訪了六個在巴塞隆拿北部和東部的票站，只有一個被封鎖了。約安富士達社區中心（Joan Fuster Community Centre）的窗戶被打碎了。那裡只有兩個15歲的男生，守著一個藏好的票箱，不讓防暴警察找到。投票的人就轉到其他票站：他們排隊的人龍長得很，龍尾距離這個票站只是一步之遙。

發生在街頭的民主
 
負責投票的官員指，由於網頁被干擾，整天的投票過程都很緩慢。但公投仍然進行了。因為二百萬人在警棍和橡膠子彈的威脅下仍然投了票，當中有九成支持獨立。在我看來，他們的投票讓一個現代化的多元國家誕生了。在全球化的年代，這是一件罕見的時間，但很有可能不是最後一次。

在近郊的艾克洛（El Clot district），這個街道錯綜複雜的工人階級社區，票站之間的距離很近。兩個票站分別上千人的人龍僅僅相隔一條街。在這兩條人龍之間，真正的民主正在發生。
 
人們在雨中站著，一群一群在討論接下來怎麼辦——沒有手勢，也沒有高聲說話。一時間，這個街區充滿煙草和大麻氣味，濕透的狗隻，氣憤的老人，以及要求大家將手機設定到飛行模式以減少網絡使用，讓投票應用程式得以運作的官員，同時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民主討論。若真的要說有什麼共識，那就是加泰隆尼亞應該在晚上宣布獨立，與西班牙斷絕關係。
 
若這一取得530萬潛在選民當中的200萬人支持，實際操作上受到干擾的公投看來不合法，你需要權衡這裡發生的民主的質和量。我在艾克洛及其他地區看到的景象，與雅典式的民主十分相似，值得深入探討。
 
雅典的市民有平等權利，在大會上有同等的發言權，並按地區投票。他們普遍識字——平常人都能夠理解文學和戲劇的語言，以及精英的語言。但同時，女人和奴隸都被排斥了——社會隔離腐蝕了「理想的社會模式」。
 
在上星期日的加泰隆尼亞，我看到一些真正的民主參與——當全世界和歐盟想將獨立公投貶低為民族主義把戲時，應該三思。
 
18歲法學生阿歷克斯（Alex）守在愛斯高拿工業學校的街壘。他告訴我，對他來說，獨立與國旗無關，甚至跟語言無關。他認為，一個加泰隆尼亞國家，脫離西班牙金融精英的控制，最能夠保護甚至擴大他的人權。「人權，人權」（Drets humans, drets humans）。我在到處的對話都聽到這句話。
 
看到警察法西斯式的鎮壓，以及首相拉霍伊稱警察表現「平靜」的言論，你能夠明白加泰隆尼亞人在想什麼。透過和平地在街上等待數小時投票，在自己的社區創造出和平、共存、寬容的民主，他們顯示了遠高於馬德里當局的民主質素。
 
現代民族主義怎麼辦

但他們同樣面臨與雅典人相同的問題。古時的雅典人剝奪奴隸和女人的權利，在加泰隆尼亞也有一百萬外國人沒有投票權，有數萬人不主動選擇說加泰隆尼亞語，當中包括10%年過75歲，完全不懂加泰隆尼亞語的人。而那一百萬非西班牙居民，由街角的非洲攤販到語言學校的學生，分別有不同的背景，可能來自日本或威爾斯。他們紛紛在宿舍掛上「加泰隆尼亞，我們與你一起」的橫額。雖然開始多了外國人懂得加泰隆尼亞語，但仍然是少數。

若加泰隆尼亞人對獨立的主張是建基於語言、民間傳說和傳統舞蹈（Sardana）的話，在21世紀的現實上無法站得住腳。像巴塞隆拿那樣成功的大城市從來都是開放的，容許說西班牙語的人以及外國人在裡面生活、工作、定居——並擁有一切政治權利。

但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一直嘗試與現代歐洲的世界性意識形態調和。21世紀民族主義的的重要學者貴班拿烏（Montserrat Guibernau）同為巴塞隆拿龐培法布拉大學（Pompeu Fabra University Barcelona）的客席教授。他以「世界性民族主義」（cosmopolitan nationalism）形容公投前大遊行所瀰漫的情緒——在公投前的星期五晚，移民和難民被邀請到加泰羅尼亞廣場（Plaça de Catalunya）的台上，作為加泰隆尼亞社會的一份子參與集會。

若加泰隆尼亞在本週宣布獨立或訂立獨立的時間表，整個獨立運動能否具體地實現當中的世界性，將決定它的成敗。而要達到這一點，則視乎築起街壘的年輕一代能否改變上一代人的民族情緒。

對抗現有經濟秩序的獨立運動

蘇格蘭、希臘和加泰隆尼亞的抗爭都是過去經濟模式失效的結果。在2014年，45%蘇格蘭人認為，脫離西敏寺的控制更能保障他們的權利、文化和經濟前景。在2015年，62%希臘人投票反對歐元區的經濟邏輯。現在，二百萬加泰隆尼亞人在警察暴力的威脅下，勇敢地在歐盟和歐元區內爭取獨立。

這些抗爭為英國和歐盟帶來挑戰。蘇格蘭民族黨、威爾斯黨（Plaid Cymru）和新芬黨收到加泰隆尼亞政府的邀請，派員觀察是次公投。英國自由民主黨黨魁祈維信（Vince Cable）亦譴責西班牙政府鎮壓公投。愛爾蘭新芬黨議員伯羅恩（Eoin Ó Broin）則譴責歐盟對事件保持沉默。「沒有人預期他們會就公投的內容發表意見。」他告訴我。「但他們完全沒有譴責西班牙政府從一開始否定加泰隆尼亞人有權公投，也沒有譴責警察鎮壓公投及用電子手段干擾投票。這種沉默令我震驚。在布魯塞爾，沒有人覺得這是不能接受的。」

新芬黨在場並支持加泰隆尼亞人，並不是出於學術上的理由。英國——愛爾蘭協議（Anglo-Irish Agreement）要求讓北愛爾蘭就是否繼續留在聯合王國進行公投——而到了2020年代中，反對留在聯合王國的人將會佔總人口的多數。

加泰隆尼亞的自決主張很強，亦應該透過合法公投驗證。事實上，這次危機完全由馬德里政府攻擊自治權引致，背後的原因是歐債危機後該政府急需推行緊縮政策。

曾經認同自決權的歐洲中間派（centrism）在歐盟的政治和經濟邏輯下逐步將人民的自決權利淡化，在外交上與拉霍伊這樣滿口謊言的政客妥協，是非常可悲的事。這是因為進步的民族主義久不消散。

從格拉斯哥的喬治廣場到雅典的憲法廣場（Syntagma Square），加泰隆尼亞旗一直在群眾當中飄揚。到現在我才明白這是整個故事不可或缺的部份。貫穿整個歐洲的「分裂」論述——不論是從現有國家當中分裂、脫離貨幣系統、不在開放邊境，或徹底脫離歐盟——都來自同一個源頭：現有的制度行不通。

資料來源：
Guardian: ‘We are with you Catalunya’ – the revolt in Spain is bigger than flags and language

相關報導：
五分鐘看得懂 蘇格蘭人支持／反對獨立的理由
為何我們投反對票︰希臘年輕人如何看公投

相關文章：
【左言起行】加泰羅尼亞人民反抗西班牙政府打壓民主自決

編按：是日為中華民國國慶，但早前台灣警察連開九槍殘殺越南籍移工阮國非一事依然餘波未了。台南教師楊素芳綜合教學經驗，直指當地對移工轉職權的剝奪，跟三十年前僱主對原住民青年湯英伸的逼迫頗為相似，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文：楊素芳（國立台南女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8月底一名越南籍「逃逸外勞」（注一）遭查獲員警開槍擊斃的新聞，在各界關注下，除了對警察執法過當的批判外，長久以來法令對移工的歧視性差別待遇，也受到檢視跟挑戰。根據勞動部截至2017年8月底的統計，目前在台移工人數約計66.3萬多人，其中行蹤不明而未查獲人數，有將近5萬2千多人。這群填補台灣勞動缺口的勞動者，其權益與尊嚴鮮少被重視，污名與偏見卻從沒少過（注二）。

課堂上，在播放阮國非父親赴監察院陳情的新聞片段後，學生不解地問「什麼是逃逸外勞？」、「被抓到會怎麼樣？」、「如果老闆不好，為什麼不能換老闆？」、「所有來台灣工作的外國人，都是一樣嗎？」把事實攤開來，即使尚未步入社會工作的高中孩子，應該也能瞭解這些規定是歧視性的差別待遇吧！我想。

我接著問：「這麼不合理的制度，為什麼還能繼續？」此時，有一位同學說：「今年暑假參加營隊，我們這組做移工訪談，其實他們（移工）最在乎的是薪資，即便有被老闆苛扣的情況，可以拿到的仍然比在本國還要多，所以他們覺得只要忍耐幾年，賺夠了錢就可以回家，改善家中經濟環境。剛剛老師說的勞動人權，對他們而言，不是最重要的。」

這位同學的反饋，與部分主流輿論相同，讓我有些侷促不安，這個說法的邏輯似乎是：即便有「不得轉換雇主」、「私人仲介剝削」、「工作年限、項目限制」、「實務給付」給付薪資等歧視性措施，但只要移工願意且選擇來到台灣工作時，就代表他們接受這些遊戲規則，而想賺錢卻不能接受的「阮國非們」，請離開！

再者，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脈絡下，自願為奴成了勞權低落的遮羞布，國家可以一方面揮舞著捍衛勞動尊嚴的大旗，一方面在旗海下的外籍藍領移工權益，卻常常成為政策向資方利益傾斜時的犧牲品。離開教室前，我不死心地追問：「為了錢，移工願意忍受犧牲，所以這些『不合理』就能變成『合理』嗎？如果有不能忍受的移工，是不是就不應該來台灣了呢？還有，為了錢，你們願意犧牲到什麼程度呢？」這裡值得思辯的命題是，既然有選擇的自由，人可以選擇不平等不自由的契約，而自願為奴嗎？

阮國非事件，也讓我聯想到鄒族青年湯英伸的遭遇。

湯英伸原係嘉義師範專科學校四年級肄業生，因故休學後，擬至台北市餐廳擔任服務生，遂經世吉介紹所介紹前往翔翔洗衣店受僱於彭（雇主）從事洗衣工作。數日後，因洗衣工作非其早先之意願，加以每日熬夜工作頗為勞累，竟萌辭職之意，並屢次向彭交涉未果。當日湯在親戚住處喝酒後返回洗衣店就寢，至當晚十時許，彭將睡夢中之湯喚醒，囑其前往洗衣場洗衣，湯表示欲辭職而執意不肯，零時許，彭又氣沖沖將湯拉至洗衣場要其洗衣，湯仍加拒絕，再向彭提及辭職之事，並欲向其索回身份證，彭以湯之工資尚無法抵付代墊之介紹費（事後以借款立據）。

從以上的描述，1986年初未滿十八歲的湯英伸，從部落來到台北求職，面對的勞動條件與環境，猶如現代版的外籍移工處境：職業介紹所的高額介紹費、不知薪水有多少、想辭職無法離職、強制勞動、扣押身份證件等等。早於1984年7月，立法院制定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為國家介入保障勞工權益的立法濫觴。然而，湯英伸當年工作了八天的乾洗店，屬於「洗染業」，在當時並非勞動基準法所適用的行業，洗染業是在八年後的1992年7月才開始適用。

法律保護不了湯英伸，他選擇最錯誤的方式抵抗回擊，終至無法挽回的悲劇。判決書中，法官的量刑考量指出湯英伸既吃不了苦，也忘恩負義，也認為扣押證件僅屬小事……凡此種種皆映照出當時社會對勞動權益的漠視：「被告因違反校規，被處分休學，前來台北謀得翔翔乾洗店工作，老闆待其不薄，只因須在夜間工作，不肯吃苦，僅工作八天，即欲求去，自非一般僱主所能接受，其索回身份證，亦不必急於一時，竟因此細故，連續殘殺僱主及無辜婦孺……。」

從湯英伸到阮國非，隻身在異鄉工作是兩人的共通點，同樣受到環境與制度的歧視壓迫，抵抗之餘，生命驟去，三十年過去了，但社會仍看不見他們的勞動身影，勞動正義仍在遙遠的彼方。

【後記】

學校附近有一家水餃麵食店，每到用餐時刻，一位難求，老闆手腳俐落記性極好，待客也親切，忙不過來時，付錢找錢也讓客人自己來，老闆說大家開心就好。這樣充滿人情味的小吃店，最近在兩位女性移工加入幫忙後，情況變得不一樣了。原本幽默風趣的老闆，時常當眾斥責移工的「笨」與「慢」，被嚇壞的她們，還不知道錯在哪時，新的指令又來了，又是聽不懂，又接著破口大罵……。看著她們的處境，胃裡一陣一陣的痙攣，食不下嚥，我再也不去了。小吃店可以雇用移工？他們有沒有超時工作，看護兼做幫傭？如果忍受不了老闆的惡言，她們可以換老闆嗎？她們拿的到說好的薪水嗎？一連串的疑惑，無從解答。

註解：
一. 阮國非案引起社會關注，移民署長楊家駿表示，應以「失聯移工」取代「逃逸外勞」。
二. 在一場「一例一休該修嗎？」政策研討會上，義美的高志明表示，一例一休規定勞工必須放假，受惠最大的就是外勞，只上五天班，其他時間就是出去玩，「去調查一下，他們放假都喝酒、騎車、打群架！」製造太多社會問題，非常嚴重。摘自上報〈義美高志明講幹話 一例一休嘉惠外勞放假喝酒、打架〉

（原刊於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惟工新聞】梁振英出任特首期間稱香港房屋問題乃「重中之重」，結果現今樓價比他上任前不但不跌反而暴升，市民更難安居，林鄭月娥走馬上任之後情勢會否改變？今日（10月11日）她發表上任特首後第一份施政報告，房屋政策未見驚艷，「新措施」之一所謂推動「組裝合成」建築法會擴大使用預製組件，可能打擊本地建築工人就業，對住屋的用家和生產者都未必有利。

工資增幅不及樓價一半 側重居屋無望安居

施政報告在多個段落均提及「公營房屋」的建屋計劃及數量，但「公營房屋」這個字眼同時包含「出租公屋」和「資助出售單位（主要為居屋）」在內，水份含量甚重，無法從中判斷實際公屋建屋量。但林鄭卻特意註明於2017年年初預售約2,100個新建居屋單位，並預料在2018年第一季推售約4,400個居屋單位，數字與建屋進度十分清晰，對公屋建屋量則一字不提，姿態上對定價與樓市掛鉤的居屋更加重視。

居屋售價與私人住宅市價掛鉤，房委會一般定價為市價七折，買樓開支直接受樓市影響。差餉物業估價署數字顯示梁振英出任特首期內全港私人住宅單位售價指數平均狂飆64%，但統計處表示同期就業人士每月入息中位數只增加31%，不及樓市升幅一半。若樓市升勢持續，市民購買居屋單位的開支只會進一步拋離負擔能力，難望安居。

擴大使用預製件 或打爛建築工人飯碗

就算買得起居屋也未必值得高興，林鄭月娥的「新措施」亦包括領導建造業界實行「組裝合成」建築法。使用從境外入口的預製組件拼合成住宅樓宇的方法，俗稱「積木屋」，在近年的居屋和公屋地盤已廣泛使用，有助建築商壓低成本，預料施政報告將擴大使用預製組件。不過有建築工人對惟工新聞表示使用預製組件較傳統建築方法更易出問題，拼合不當容易產生滲水問題，長遠損害樓宇壽命和居住質素。

施政報告表明「組裝合成」建築法會「在預製場先完成人手密集的工序」。由於預製組件多從境外輸入，對就業機會可能幫助不大。傳統建築方法以「紮鐵、釘板、落石屎」為基礎，使用預製組件將減少在地盤現場對相關行業工人的需求，或打擊工人生計。

【惟工新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10月11日）發表任內後第一份施政報告，勞工政策提出的兩項「新措施」包括建議延長產假和加強規管外傭中介，但一字不提標準工時立法，是三年來政府首次有施政報告完全不討論規管工時。

研究延長法定產假

施政報告在「勞工」部份有兩項以藍字標明的「新措施」，其中一項是研究改善法定產假，將現時10星期的法定產假延長。林鄭月娥又稱勞工及福利局建議將男士侍產假由3日延長至5日。

移工團體多年來批評有大量外傭中介公司濫收非法中介費，並擅自扣起工人的戶照，要求港府嚴正監管。今年施政報告終於表示要加強規管職業介紹所，以保障外籍家庭傭工，但內文未有提及任何具體措施或實施時間。

三年首次不提規管工時

不過即使產假和侍產假有機會延長，打工仔的得益可能會在平日的長工時裡扣回來。今年的施政報告是三年來政府首次不提「工時」一詞的施政報告，顯示林鄭月娥政府缺乏意欲規管工時。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今年6月通過標準工時委員會建議，拒絕立法制訂標準工時規管過勞狀況，僅要求僱主與僱員訂立有列明工時及加班補水安排的書面僱傭合約。施政報告的表態，可能再一次表明標準工時立法在可見將來不會出現。

相關報導：
本國及香港雙重剝削 外傭中介普遍違法 立案少罰則輕
政府宣佈標準工時玩完 合約工時不涵蓋八成僱員 月入逾1.1萬出局

【惟工新聞】美國和以色列在本週四（10月12日）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稱，美國的退出是因為教科文組織有「反以色列傾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讚揚這是「勇敢和有道義之舉」。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丹農（Danny Danon）更指，這是聯合國歧視以色列的代價。

目前聯合國193個成員國當中，有136個國家承認巴勒斯坦國。可是美國和以色列持續阻撓巴勒斯坦獲得正常國家的地位，包括拒絕其加入國際組織。在2011年，時任美國總統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巴馬聲稱，巴勒斯坦立國「應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達成協議，外國不應干涉」，更指會在聯合國安理會行駛否決權，阻擋任何承認巴勒斯坦國的議案。

因巴勒斯坦加入而拒交會費 美國拖欠教科文39億

然而國際支持仍逐步讓巴勒斯坦的地位提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1年的大會上，各成員國進行表決，最終以107贊成14反對52棄權的票數通過讓巴勒斯坦加入。美國因不滿投票結果而停止繳交教科文組織的會費，到現時為止拖欠5億美元（約39億港元）。

教科文組織在2017年的兩項決定亦再次觸怒以色列及美國。在本年5月2日，教科文組織通過一項決議，形容以色列為耶路撒冷的「佔領國」，並要求以色列停止其在耶路撒冷東部的清拆、挖掘隧道及其他工程，並譴責以色列破壞這個作為三個一神教的聖地的古城。

緊接著有關耶路撒冷的決議，在本年7月7日，教科文組織將希伯崙古城（Hebron/Al-Khalil Old Town）列為巴勒斯坦的文化遺產，並將之列入「瀕危」名單。該地在1947年的聯合國決議當中列入巴勒斯坦領土，可是在1967年被以色列佔領。1997年希伯崙協議（Protocol Concerning the Redeployment in Hebron）決定將該地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治。在以色列管治的區域當中，3萬巴勒斯坦居民遭到嚴酷的軍事管制，而當地僅有700名以色列人居住。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卻批評，教科文組織此舉是宣揚「虛假的歷史」。

中國在聯合國影響力擴大 力推網絡審查

在美國退出教科文組織的同時，中國逐步擴大其在聯合國的影響力。教科文組織負責教育事務的助理總幹事唐虔將競逐該組織的總幹事。在過去數年，中國、巴西、俄羅斯等國推動教科文組織關注互聯網問題。唐虔更指，希望教科文組織可以提供一個平台，「平衡言論自由、私隱權，以及防止極端分子濫用互聯網」。他指出，西方國家同樣開始管制互聯網，並形容互聯網是一道雙刃劍，「既讓公眾取得巨量資訊，亦容許壞人用來散播仇恨和歧視」。

近年，各國一直在聯合國組織當中就網絡自由進行角力。在2016年7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決議，指出「人們在線下享有的人權在線上同樣需要受到保護」。俄羅斯和中國企圖提出修訂，刪除決議當中引述《世界人權宣言》有關言論自由的部分——議案得到印度和南非的支持，最終遭到否決。

（綜合外電報導）

資料來源：
As U.S. Retreats From World Organizations, China Steps in to Fill the Void
UNHRC: Significant resolution reaffirming human rights online adopted

相關報導：
加州，以色列最重要資本來源
以色列申辦2020歐冠盃 歐洲足協拒絕
中國互聯網會議論反恐 以色列情報專家示範監控佔中
先反建殖民區再達成建築協議 中國向以色列輸出6000工人

【惟工百科】上月（9月3日）被判「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內地維權人士孟晗刑滿出獄。此案涉及的刑事程序，大大反映中國法制少有兼顧正當程序和保障人權的問題，值得關注。

2015年12月初，廣東警方針對非政府組織採取行動，帶走十數名勞工維權人士。2016年1月，「勞工互助小組」發起人彭家勇和維權人士鄧小明等獲釋，「番禺打工族」負責人曾飛洋、工作人員朱小梅、維權人士孟晗、湯歡興、「佛山南飛雁」負責人何曉波被正式拘捕。除了曾飛洋和孟晗，其餘人士先後被取保候審。9月26日，曾、朱和湯三人在一審中承認「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判處緩刑。本應同案審訊的孟晗拒不認罪，遭檢察院退補偵查，另行立案處理。11月3日，廣州市番禺區法院開庭，宣判孟晗罪成，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九個月，孟晗聞判後表示不上訴。

孟晗出獄後，有指他受到全天侯嚴密監控。兩星期後，孟晗在微博發佈「獄中扎記」，講述他被下崗、及後參與多起維權事件、與「番禺打工族」同事以集體談判方式，為利得鞋廠工人爭取拖欠多年的社保、住房公積金等權益的經歷。他疑因此被員警帶走，不日獲釋。

剝削律師會見權 疑犯處於不平等位置

在孟晗為原定首次開庭草擬的「法庭最後陳述」中，他指國內的法治水準還很低，在立法、行政、司法各個環節的制度未完善下，從狹隘的維穩思維出發，工人和平理性的集體維權和抗爭行動被隨意定性為違法乃至犯罪行為。實則正義以外，「獄中扎記」中孟晗亦批評程序正義不彰，律師的辯護權受到種種限制，司法程序扭曲，導致案件得不到公正的審判。從孟晗一案，可以窺見中國法制的千瘡百孔。

其一是律師會見權的問題。據報導孟晗在被捕兩個半月後，才獲準與律師燕文薪會面，其間律師兩度申請會見未果。而上年八月，孟晗取消委託律師覃臣壽，覃指孟晗承認受到壓力。同期被捕者中，孟晗最先得以會見律師。曾飛洋被拘留六個月後，才首次與家屬委託的辯護律師會面。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疑犯自第一次被訊問或採取強制措施，有權委託辯護人，親屬也可代為委託；第三十七條規定，辯護律師可與在押的疑犯會見和通信。執法機關阻撓會面，涉嫌違反有關規定。709大抓捕事件中，多名辯護律師向法院、檢察院提訴，要求有關公安局分局保障律師會見權，惟兩院以「不屬於受案範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並無不當」等原因推諉，拒絕受理。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根據第三十七條，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的辯護律師需徵得到偵查機關同意，才能在偵查階段會見疑犯。異見人士和維權人士一般會被控以這類罪名，然後正常權利就被剝奪。偵查機關也可以有機會發展為三類案件為由，妨礙會見。

律師會見權是刑事訴訟中一項必要的權利。法律賦予疑犯訴訟權，但他們處於被動地位，由其是被羈押的，在行使權利時必然受到一定限制。加上內地並無法例規定疑犯有權在被捕後保持沉默，口供會成呈堂證供。所以讓律師與疑犯會面，了解案件情況和辯解理由，給予法律支援，是彌補疑犯人身自由受限下辯護能力的不足，實現其訴訟權利的重要一步。若發現辦案人員違法，如嚴刑逼供、逾期羈留，律師也可以代為控告。此外，家屬通常不被允許探視，而律師會見成了避免疑犯杳無音訊的方法。反觀香港，疑犯被捕後有權保持緘默，可以選擇是否回答任何問題，也可以要求律師陪同錄取口供。雖然疑犯一般不會聘請律師，譬如因為法援覆蓋不足、被捕人士未能及時得知權利、警方未有延緩錄口供至疑犯可以公平地獲得律師援助（如誤拘智障人士事件），但他們的確可以較大程度行使賦權。

在內地，每當牽涉維權案件，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的權利通常會受到限制。疑犯處於客體位置，與偵查機關地位不平等，缺乏對抗能力。由是，偵查機關往往忽視控訴和辯護證據，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等情況亦時有發生。

審前羈押無了期 偵查機關涉職權問題

孟晗自2015年12月初被帶走，至2016年11月定罪期間，被羈留近十一個月。消息指案件曾兩次被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以致開庭時間一再延遲。另一維權人士何曉波雖在2016年4月獲準取保侯審，但在押時間仍超過四個月。代理律師尚滿慶稱，佛山檢察院正式拘捕何曉波後，公安局將案件延期偵查一個月。二人被拘留的時間之長，明顯不合理，而當中涉及偵查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職權問題。

中國的刑事訴訟程序大致可以分為立案、 偵查、 提起公訴 、 審判四個階段，偵查機關在前三階段扮演積極角色。一如普遍大陸法系國家，內地的偵查機關為查明案情、控制犯罪，擁有較大權力，包括執行一般偵查手段，如審問疑犯、詢問證人、勘驗、鑒定；採取一系列強制措施，如大幅度的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甚至祕密審訊。值得留意的是，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都可以行使偵查權，惟檢察院同時定位為司法機關。檢察院的自偵案件過多，也沒有足夠的偵查監督權，大大削弱作為司法機關的監督職能，難以究責。 

這個背景下，孟晗等維權人士的拘留期限問題也許更易理解。《刑事訴訟法》第89條規定，公安機關應在拘留疑犯的三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批准，重大嫌疑案的提請時間可延長至三十日；第154條規定，疑犯的偵查羈押期不得超過二個月，複雜案件可經上級人民檢察院延長一個月；第156條規定，對於位處邊遠地區、涉及重大犯罪集團、流竄作案，或犯罪面廣，取證困難的案件，經省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延長偵查二個月；第169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公安移送起訴的案件，當在一個月以內作出決定，重大複雜的案件，可以延長半個月；第171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可把需要補充偵查的案件退給公安機關或自行偵查，期限為一個月。補充偵查以二次為限，補充完畢的案件會重新計算審查起訴期限。

條例繁複，但細心看不難發現羈押期的延長幅度可以很大。極端而言，一次偵查程序的羈押時間可達七個月，補充偵查兩次，即達二十一個月。加上偵查機關大多依職權行動，缺乏司法審查和授權機制，難免有無理延期拘留、侵害疑犯之虞。相比之下，任何人在香港被拘留後，警方需在48小時內把他帶到裁判法院提堂。若警方想延長扣留時間，也須把疑犯帶到法院申請。疑犯可以提出反對，要求保釋外出，法庭會進行裁決，大原則是疑犯被假定無罪，而扣留剝奪人身自由權利，需要嚴格限制。

中國的法治向來為人詬病。有論者指，維權運動走的道路就是推進法制，促進社會轉型，建構更成熟的公民社會。且看民間力量如何在法制下掙扎，摸索去路。
 
Vector made by Freepik from www.flaticon.com 

相關報導：
廣東勞工組織維權人士被失蹤 解謎懶人包
4人被刑拘 剝奪哺乳權 家屬遭禁聲 港團體聲援內地被捕勞權人士
 
相關文章：
何曉波獄中驗出肝腫瘤 妻：心情就像碎了一地的鉛

編按：面對大型運動的失敗，有人回頭深耕細作，有人從此離開江湖，亦有人選擇一條更激進的路，走到真實的戰場。惟工新聞收到一位投身於庫爾德斯坦的華人的投稿，剖白他參與當地革命民兵組織的心路歷程。根據作者提供的資料，我們相信他所言屬實，決定刊登其文章，讓讀者了解這場既遠且近的鬥爭。

羅賈亞手記之一 - 我為何投身武裝鬥爭

文：Çiya Gezmiş

我的名字是Çiya Gezmiş[注]。在2016年末，我毅然來到位於叙利亞北部的西庫爾德斯坦 － 羅賈亞（Rojava)，加入當地的革命民兵組織「人民保衛隊（YPG）」，與伊斯蘭國以至其他反革命勢力決一死戰。目前我參與在攻佔抗伊斯蘭國首都拉卡的行動中。

我出身於一個典型、對政治從不感興趣的打工族家庭。我跟其他很多這一代的青年一樣，學生運動是我的政治啟蒙。我先後參與於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和香港的雨傘革命，其後一直活躍於兩地的社會運動。然而，兩地運動的屢次走樣、被收編和利用或是失敗收場，我逐漸對現存的運動方向感到迷惑。反思香港和台灣的社會運動模式還有各種反抗力量流派，我的結論是它們都未能提供我所渴求的答案。

偶爾閱讀到惟工新聞有關羅賈亞的深入報導，原來在香港的運動迷惘於和平vs暴力抗爭的拉扯、台灣的政治仍受制於獨立vs統一的框架，還有各種有關身份認同的論戰到處橫飛時，在遠方的羅賈亞正在發生超越以上一切爭吵的驚天動地社會革命。經過反覆掙扎後，我決定嘗試聯絡YPG，我要用自己雙眼察看這場革命。經過幾番波折後，在一個寒冷的清晨，我終於踏上了這片革命與陽光一樣熾熱的土地。

人民保衛隊臂章（照片由作者提供）

今天在中港台三地，反抗國家威權與特權階級、追求社會公義和變革的力量都面臨困境。在中國，中共政權對勞工運動、民主運動和公民社會的打壓不斷。在香港，社會運動陷入低潮，選舉和議會政治受中共拑制。被求變心切的民眾擁戴而一時如日方中的本土派，整個運動以淪為一場猴子戲落幕。在台灣，承諾帶來改變的政黨和政客在掌權後露出狐狸尾巴。我們需要不一樣的運動方向、論述和實踐。

抱著尋找新方向的想法而來到羅賈亞的我，決定要將我在這裡的旅程、戰爭經歷、其他所見所聞–尤其是這場革命的論述和實踐經驗，還有我個人想法的演化歷程都記錄下來，並透過惟工新聞等網上媒介傳播開去。籍著分享我個人搜尋新方向的旅程，希望能為各方有志之士以至整個運動氛圍帶來一點思想衝擊。

Bê Têkoşîn Jiyan Nabê! Bijî soreş a Rojava!
沒有鬥爭就沒有生命！羅賈亞革命萬歲！

Çiya Gezmiş
寫於拉卡，2017年7月14日 夏

更多照片請參閱作者網誌

相關報導

【左言起行】羅賈瓦：戰火中的革命

[注解]

有關作者命名，將於第二篇文章揭曉

今日和大家讀一段書，摘自薩森（Saskia Sassen）所著的《大驅離——揭露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的殘酷真相》（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1]。

這本書討論的是21世紀全球化造成越來越不平等的狀況，已經超出過往理解的廉價勞工、血汗工廠，而是在掠奪資源的過程中將一部份人徹底逐出社會——可能是失去土地，可能是居住地受到永久污染，可能是欠下此生無法償還的債務，也可能是被監禁。

書中提出一個重要觀點，指出今日的監獄實際上是針對窮人，尤其是失業人士、移民和難民。而各國的司法制度越來越傾向長時間的刑期，甚至聯同企業透過在囚人士的低薪強制勞動來獲利。因此而身受其害的人，單以美國為例，已是數以百萬計。

在過去的香港，說這些可能難以得到迴響。被囚就不被當作是人。犯法？你洗定屎眼啦！坐監俾人打？抵你死啦，鬼叫你做衰嘢？在監獄系統封閉保守，公眾對在囚人士缺乏同情的時候，只有梁國雄、陳德章等極少數人透過司法覆核改善在囚人士的權利 [2]。現在，隨著公眾對警隊和法庭的觀感改變，監獄即將是下一塊倒下的骨牌。

冤獄。

黑獄。

2014年及後的一系列大規模抗爭至今超過三年，特區政府開始向抗爭者進行嚴酷的報復，監禁的刑期為六七暴動以來的政治檢控當中最長。

自此，不少人開始關心這些朋友在獄中的處境。這本書的作者亦有聯署公開信要求釋放周永康、黃之鋒、羅冠聰 [3]。但我更希望這些關注能夠落在所有被關押的人身上。因為政治檢控固然可恥，但因貧窮而犯罪、因被屈被誤導認罪而入獄、因沒錢打官司而罪成入獄，都是黑獄。

以往監獄對很多人來說只是電影場景，現在卻是前所未有地接近。在這個急需清楚了解監獄的時刻，為大家摘錄《大驅離》第一章，題為「關押作為一種驅離」的段落。

......

大規模關押在極端的獨裁政權下行之有年。不過在今日，大規模關押也與先進資本主義緊密相連，儘管是透過犯罪這種形式上的連結。現在受關押的人，大多數也正是沒有工作，而且在當下這年代找不到工作的人；二十年前，局面還不到這步田地，囚犯有更大機會被認為可以回歸社會，而且值得擁有一份工作。在這層意義下，美國、英國中的囚犯日益成為常見於現代資本主義蠻橫初期的剩餘勞動人口的當代版本。

我們可觀察到關押的三項趨勢；關押不是新鮮事，但在今日卻達到新的量級，制度空間也更多樣化，包括私人的營利監獄。最可注意的是受關押者的數目增加，而這趨勢在越來越多國家裡變得顯明。美國是最引人注意的案例，於是在這一層面上（再次）讓我們知道事情能演變得多糟。這四十年來，美國受關押的人口成長600%。美國裡的230萬囚犯佔全球受關押者的25%，人數居世界之最。第二項趨勢是，全球身處某種形式的持久矯正監管的人數量激增。光是美國就有500萬人目前處於緩刑或假釋期間，這意味著他們實際上成了次等公民，不容易受僱用、無力獲得住房。第三項趨勢是監獄及監獄業務民營化的增長。此類民營化固然在美國最為發達，但影響的國家越來越多。監獄業務的民營化發生於各式各樣範疇之內，例如治安、法庭、社區監管（電子監看）、假釋、緩刑、供提早獲釋之人使用的中途之家。

這三項趨勢的全球數據在估量的標準與涵蓋的範圍上都不一致。估量全世界監獄人口的各種量度，常遺留身處假釋或諸如此類服刑監管的人。監牢環境外的服刑監管，出以種種巧飾，正形成社會排除的一種重要機制，而這最終可能成為驅離的又一種機制。這在大多數國家裡都是很難估量的，更別提在全球的規模上加以衡量。同樣地，民營化橫跨全球各式監獄很多面向，從監獄本身到監獄業務都包含在內，其成長也很難追蹤。當前民營監獄設施的數據以美國這一開路先鋒為主，而後觸及行動與發展階段各有不同的多種多樣國家，包括墨西哥、紐西蘭、秘魯、南非、英國。

……

自由被剝奪，勞動成果也被剝奪

除了將監獄、青少年拘留設施、中途之家、電子監控計劃、監獄業務民營化，很多跨國公司也在監獄內設立衛星工廠。營利監獄的合約常促成這一發展；在德國便是如此：英國的信佳公司接手了大多數的運作。在美國，聯邦監獄局轄下所有囚犯，只要是健康情況許可，都必須工作。機構分配的工作各自有別，但工資都很微薄，時薪12美分至40美分不等。受僱於聯邦監獄產業公司的囚犯工資略高，工作內容是製造金屬製品、家具、電子產品、紡織品、圖像藝術；時薪23美分至1.15美元不等，其中有多達50%可能被收取來支付法院裁定的罰金、受害人賠償、孩童撫養，及其他經判決需償付的金額。創立於1934年的聯邦監獄產業公司歸屬於美國政府，創辦的目的在於替聯邦囚犯提供在職訓練，讓他們能夠為聯邦政府工作；這樣的安排與利用監獄勞力的民營公司大不相同。民營公司可透過幾種方式從這些低薪勞力中獲利；一、直接讓監獄勞力參與製造業與服務業工作；二、與別的公司簽約，向這些公司購買囚犯製造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三、投資讓全球矯正體系不停擴張的民營監獄。就可取得的證據來說，大多數從監獄勞力中獲利的公司——包括雪佛龍、美國銀行、AT&T、星巴克、沃爾瑪——採用的是第二種模式。

…...

註釋：
1. 中文譯本由謝孟宗翻譯，商周出版。為保持閱讀暢順，我刪去譯文附上的英文名詞。
2. 詳情請見《我反抗故我在——梁國雄司法抗爭二十年》
3. 全文請見Hong Kong Free Press報導

編按：美國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發生已逾半個月，眾多評論將出路指向加強槍械管制，卻少有追問當地槍械以至槍械暴力氾濫的由來。評論人Joseph Ramsey重溫米高摩亞15年前的紀錄片，直指美國拜槍文化與白人至上主義密不可分，左輪手槍最初是發明來鎮壓奴隸起義，美國全國步槍協更與三K黨被列為非法在同一年發生。惟工新聞特此摘譯相關文章，揭開兇案背後的另一面。

文：Joseph G. Ramsey

當我醒來知道拉斯維加斯發生槍擊屠殺時——至少59人死亡，500人受傷——我決定改變今天的課程大綱。我會讓學生再看一次米高·摩亞（Michael Moore）2002年的電影《美國黐Gun檔案》（ Bowling for Columbine）。摩亞想像中美國境內各人全副武裝走至極端的景象似乎已再次遭到證實。跟挑撥戰爭的媒體和反恐宣傳宣稱的事實相反，我們再次被提醒「恐怖」是如何在美國這遍土地上孕育出來。當這次倫常慘案的細節陸續浮現，我們也會被迫再次反省為何一提到這種狂亂殺人時，美國在世上無出其右。面對慘劇接踵而來的問題，《美國黐Gun檔案》 （下稱《黐Gun檔案》）為基進教育者和行動者提供最鮮活（即便不完美）的討論資源。

回顧過去十五年，自從該片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後，《美國黐Gun檔案》可謂極具前瞻性，刺激摩亞拍片的哥倫拜恩高中槍擊事件也愈發顯得只是整個趨勢的一部分。從2006年導致32人死亡的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槍擊事件，到2012年導致27人死亡的Sandy Hook小學槍擊案，再到同年在電影《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首映禮中導致12人死亡、70人受傷的科羅拉多極光大劇院屠殺，再到今天在拉斯維加斯發生的夢魘，科倫拜恩殺手們定下的可恥「記錄」已不斷被刷新。

根據聯邦調查局最近的一項研究，2000年至2013年期間，美國共有392人因大規模槍殺而喪生，同時每年總死亡人數（包括兇殺案，自殺和意外死亡）在2014年達到32,000多人。《華盛頓郵報》最近報導說，目前為止，每天約有一次「大規模射擊」。[iii] 其他西方大國可謂望塵莫及。

＊＊＊

美國這個如此醜陋的特例應如何解釋呢？

發生2015年查爾斯頓教會槍擊案後，美國總統奧巴馬明言即使「每個國家都有充滿仇恨或精神不穩的人……但並非每個國家都（像美國那樣）充斥著就手的槍支」。（引自波士頓環球報，6/20/15，A4）。最近備受讚譽的HBO紀錄片《死者安魂曲》（Requiem for the Dead: American Spring 2014）亦和奧巴馬的重點遙相呼應。經過近一小時對槍擊案受害者的致意後，該片提出數據暗示︰該國有3.1億台私人槍支（約每人擁有一台）；而每天大約有88人被槍擊而死。雖然《安魂曲》迴避對問題提出明確的處方，但其集中在槍殺案中的人倫悲劇，以及廣泛的槍支管有權，在在都令我們覺得暴力問題的核心便是*槍*的問題。

想當然，在這一層面上，有誰可以不同意？發生槍殺案便不能沒有槍（呃……）。美國更是充斥著槍。

然而，在另一個層面上，這樣的理論卻是一紙空言。它只是描述了我們身處的景況，卻不能讓我們了解事情如何或為何發展至此，也沒有告訴我們現況背後的意義。為何時至今天美國大多數人都覺得要擁有甚至使用槍械呢？援引寬鬆的槍械管制法，以至槍械企業遊說團體的影響以作解釋，不只不能提供更好的答案，更沒有回答過為何美國會特別出現這樣的槍枝文化、法律和遊說團體。同樣地，它也不能解釋這種大型群眾（學校、電影院、教堂）槍擊事件為何如此普遍。[iv]

《美國黐Gun檔案》不只停留在不良的槍械管制法或慘劇上，而是將美國的槍支暴力與隱藏的歷史及系統性問題聯繫起來︰從白人至上的歷史，到911後由媒體和政治家掀起的種族偏見，再到美國長久以來正常化——甚至可說是神聖化——軍事主義和帝國等暴力的傳統。這部電影同時拒絕將兇手妖魔化或病態化，而是將之與今天年輕人需面臨的壓力，以及美國「後工業化」對工人社區帶來的絕望作出連結。這部電影暗示美國不只有一個「槍支問題」，而是一個由白人種族主義、帝國及資本主義組成的問題，槍支暴力無非只是這一頑疾的徵狀。

指向摩亞眼中更基進的問題

摩亞先將目標指向流行專家的陳腔濫調。他考察一些普遍的「解釋」，並予以駁斥，特別是那些將美國槍支暴力歸咎於「青年文化」的說法，由重金屬音樂、荷里活暴力電影到電子遊戲都有。他指出，這些青年文化在許多國家同樣極受歡迎，卻沒有連帶的槍支暴力。（他更進一步暗示，這種排斥青年的敵意實際上有份將一些年輕人推向邊緣。）[v]

其後，摩亞竟挑戰「易於取得槍枝導致槍殺死亡率高企」的想法。他特別指出加拿大人與美國人人均擁有的槍械大致相同，卻沒有美國的槍殺案比率。隨著他向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主席查爾頓 ‧ 赫斯頓（Charlton Heston）窮追猛打，我們理解到摩亞並非無視易於取得槍械所致的複雜後果，但他的焦點並非放在「為何美國人把槍放在身邊很危險」，而是「為何美國人身邊放槍會很危險」。這個區分很關鍵：相比槍枝帶來的危險，摩亞對美國人社會心理特徵背後的危險性更感興趣。摩亞切入點的基進之處，在於它揭示了起初顯得與「正常美國社會」徹底不符的事實，其實是對其社會、意識形態、風俗和習慣所反省出來的結果。

走入美國白種「黐線佬」國家後的報告

《美國黐Gun檔案》值得我們注意的原因是它不停留在指責「揸槍癲佬」又或「槍支遊說團體」之上。當摩亞令俄克拉何馬市爆炸案疑犯詹姆斯·尼科爾斯（James Nicholls）——一個把上了鏜的手槍藏在枕頭並對《第二修正案》（The 2nd Amendment）抱持極端立場的人——自認「出面係有黐線佬」時，我們可能會發笑——畢竟誰可以比他更「黐線」？但是，尼科爾斯的邏輯我們其實熟悉不過。因為假如顯示一個人「痴痴地」的跡象是「出面有黐線佬」這個熱熾的信念的話，那麼「美國主流」豈非都顯得「痴痴地」？由權威人士和政治家餵養給我們社會的主流文化敘事，豈非正正便是「外面有好多黐線佬」？而這些「黐線佬」——ISIS便是今年的典型例子——豈不是正迫使美國成為一個全副武裝準備殺戮的好鬥國家？我們整個社會不是從來都被教導要將把.44埋在枕頭下睡覺的嗎？《美國黐Gun檔案》提出的是，所謂「正常的美國」與「黐線佬」詹姆斯·尼科爾斯（James Nicholls）或許並非相距那麼遠。

事實上，摩亞其後插入了一段講述美國的卡通歷史——由一個會說話的子彈講故事——描繪了一段由尼科爾斯的理解主導的白人美國史。這裡的美國人顯得是一班因害怕「他者」而迫至瘋狂殺人的的瘋子。他們儲藏大量武器，並且因種族主義的偏見、無知和金錢利益而行使大規模的暴力。當中至關重要的是，這部卡通歷史解拆了美國的「槍枝文化」其實深深地與該國的白人至上主義糾結在一起。它提到塞繆爾·柯爾特（Samuel Colt）發明左輪手槍以應對19世紀初的奴隸叛亂；NRA成立的年份正正與三K黨被視為非法的年份相同（1871年）；而美國第一批槍械管制法案亦特意限制新解放的黑人擁有槍械。這種「白種美國人」的特徵看來只不過是「癲佬症」的正常版，展開槍支擁有權亦只不過是一項手段，用以控制潛藏反叛性的黑人群體。

在這樣的背景下，哥倫拜恩殺手的極端行動——又或是最近在查爾斯頓的教堂兇手[vii]——便不再顯得陌生；他們的行為只是一個覆員更廣、更深刻的社會疾病的症狀。

對惡魔的同情

在未有淡化哥倫拜恩殺手的惡行的同時——他把事件及其餘波的悲慘鏡頭加在電影中——摩亞歇力理解今天纏繞著美國年輕人背後的恐懼和霸凌氣氛，試圖了解驅使他們這樣殺人的目的。影片中最表現出同情心，也最令人痛心的例子，來自摩亞採訪「震憾搖滾」（shock rocker）的瑪麗蓮·曼森（Marilyn Manson），當事人在哥倫拜恩大屠殺後馬上成為代罪羔羊（據稱兇手是他音樂的粉絲）。當摩亞問他如果有機會想對兩個男孩說甚麼時，曼森回答︰「我不會對他們說甚麼，我會聆聽他們想說的話。這正是沒有人做的事。」他敏銳的言辭駁斥了那些將哥倫拜恩的血泊撥在他舞台上的人。

曼森亦向摩亞提出了一套理論來重新理解誰在背後影響兩兄弟的行為，足以顯露了他的才智。他指當時的總統克林頓在槍擊案的同一天發射了導彈襲擊前南斯拉夫。「誰對青年人有更大的影響力？總統還是瑪麗蓮·曼森？」曼森問道。「我希望是自己，但我會選總統。」摩亞其後展示克林頓1999年4月20日舉行了兩次只是相差一小時的新聞發布會來支持曼森的說法。在第一個發布會中，克林頓宣布美國正在轟炸塞爾維亞，「狠狠地碾壓」敵方政權，嘗試正當化（摩亞顯示）襲擊造成醫院和小學的平民死亡。而在第二個發布會，克林頓對科羅拉多州利特爾頓（Littleton）傳出的消息——哥倫拜恩中學被無數子彈穿透——表示震驚和恐懼。一個大規模並且受國家支助的暴力他們眼都沒眨便贊成，相比起來，一次規模小得多的校園槍擊案卻令那些殺人兇手熱淚盈眶。

在這令人難忘的一幕中，我們同時刺中了摩亞作品中基進的兩面：第一，他對主流文化視為棄兒或怪物的人予以人本的理解；第二，他使我們抽離於「常識」的支配，那種讓我們在一些場合允許大規模殺戮，在另一些場面卻對同樣的殺戮展現恐懼和傷痛的思維。

這裡的重要之處是，美國意識形態建立了一條區分「我們」和「他們」的界線，一條區分「可以殺死」和「不可殺死」的邊界。這是一條由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毒水畫出來的界線，背後建基於雙重欺騙：當中不僅有「一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重要」的錯覺，還有一條神聖的道德界線︰界線一邊允許的事永不會越界到另一邊，發生在「他們」那邊的事永遠不會反噬「我們」。[viii]

米高·摩亞（Michael Moore）正正提出哥倫拜恩大屠殺是一次血腥的反噬。

超越帝國的無知

美國的偽善當然比克林頓的轟炸命令要來得更深刻。電影提醒我們帝國和軍國主義如何成為了「美國正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就好像第一次伊拉克戰爭期間，四分之一向伊拉克投擲炸彈的飛機都是從密歇根州奧斯卡達的一個軍事基地起飛，當中一個轟炸機飛行員便是埃里克·哈里斯（Eric Harris）（註︰科倫拜恩槍擊案兩名行兇學生之一）的父親，而兩人在埃里克行兇前長年同住。摩亞評論發生槍擊事件附近的南丹佛區（South Metro Denver area）時，不僅看到該區的高爾夫球場和嶄新的白人郊區，還有核導彈筒倉、炸彈製造廠，以及令人肅然的大規模謀殺紀念碑，例如紀念1971年尼克遜對越南發動的「聖誕轟炸」。摩亞還特別強調發生科倫拜恩槍擊案的利特爾頓（Littleton）的最大雇主正是美國第一武器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Martin）。電影意欲讓我們思考當父母——以至社會——對「上班」的理解是製造大殺傷力武器或將其投擲到平民身上時，美國的孩子會否受影響。

這里所說的「影響」不應被簡單理解成「有樣學樣」的暴力模仿理論。更合理的理解是美國人因著對歷史及社會背景的無知，而傾向以同樣暴力及排距的方式應對「問題」、「威脅」或「敵人」。這種心態使得暴力本身——無論是以「犯罪」還是「恐怖主義」形式出現——顯得難以理解、可怕以及與己無關。暴力彷彿成為一件無法被理解的東西，一個需要以暴力殲滅的「邪惡」。就此而言，摩亞其後對911的探討令人驚異。[ix]

這部電影脫下了美國披在911事件上的「無辜」面紗，帶我們直面從1950年代到2001年期間，美國對境外的軍事干預如何影響自身，以及美國人對這一歷史的無知。電影以統計數字和圖像填充〈美好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這首歌的選段，直接否定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Martin）代表所聲稱的事實。該代表表示，洛克希德建造和銷售的武器並非為了投擲到平民身上，而只是為了「保衛我們」以免遭人傷害——故此他們當然也不是在教孩子訴諸暴力。然而，在路易岩士唐（Louis Armstrong）甘苦的歌聲之下，二戰後的影像徹底摧毀了美國外交政策一直都是「防禦」的這個觀念。在兩分鐘之間，我們看到美國由拉丁美洲、東南亞、亞洲到中東所資助的大屠殺。這比大多數美國人在一生看過的都多。

除了駁斥「美國為無辜者」的錯誤觀念外，〈美好世界〉還畫出了一道因果關係，讓我們開始理解911襲擊。大多數美國人都缺乏此一認知，而又因此受苦。除非他們對美國在伊朗推翻摩薩德克（Mossadeq）另立君主、在阿富汗支持拉登（Bin Laden）及相關伊斯蘭武裝分子對抗蘇聯，以及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及之後對伊拉克的野蠻襲擊有一些理解，否則人們實在難以理解對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攻擊，只能訴諸「邪惡勢力」一說。藉著重新理解911與美國政權如何以顛覆、入侵、轟炸、制裁及隱蔽資金的方式損害民主和激起原教旨主義，這部電影將美國官方意識形態稱作攻擊我們「生活方式」的事情，呈現為這種生活方式的具體表現。

惡化傷口︰傳媒（及國家）的問題

大眾媒體的口頭禪「流血便有收視」令其不斷扭曲和誇大槍枝暴力問題。這情況與美國槍支暴力的問題同樣普遍。摩亞採訪的專家指出，即使在暴力犯罪漸趨下降的時期（降了20%），美國媒體報導暴力罪案的比率卻急劇爬升（升了百分之六百）！媒體所傳播的景像完全脫離現實令人震驚。[x]

《美國黐gun檔案》繼而指出企業新聞媒體在加劇美國人的恐懼以至偏執心態發揮了很大作用。瑪麗蓮·曼森（Marilyn Manson）再次成為我們「不合適」的嚮導，譴責他眼中的「恐懼消費運動」。商業媒體看準了大眾的恐懼，誘使人們藉收看電視和消費商品來「解決」永無止境（並遭媒體放大）的焦慮。在此基本框架之中，摩亞集中在種族主義以及對窮人的的妖魔化，如何令由恐懼掀起的運動火上加油。這種恐懼不僅激起槍支和家庭保安系統的消費，更增加政府對軍事合同的支出（以及增添越來越軍事化的警察）。由此可見，公司和政治家都能從他們誘導出來的恐懼中獲利。

在這之後，摩亞考察了COPS這齣電視劇顯得非常重要。當我們談到將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窮人和工薪階級視為罪犯來妖魔化時，COPS絕對是當中的先導計劃。[xi] 批評這齣電視劇散播帶有種族主義的黑人形象並不少見。儘管如此，在採訪COPS的製片人時——一個自稱「自由主義者」的人——摩亞卻大有發現。當他向製作人兜售「企業警察」這個引人入勝的的節目提案，介紹劇中由攝影機伴隨的警察如何追捕白領企業罪犯時，製片人告訴摩亞，雖則他想看到這套劇面世，但它「不會有好的收視」。「為何不會呢？」摩亞反駁。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在艱苦工作一天後，不是都很想看到老闆在電視上破產嗎？製片人於是補充，因為警方追捕企業騙子時不太凶猛，這令現場錄製一點也不好看。正如他所說，警察在處罰那些竊取60美元的人比那些偷走6,000萬美元的人兇狠得多。他們對後者充滿耐心和尊重，但前者卻會被毆打、踩在地面，甚至可能被射殺。

這個採訪將我們由指責媒體將黑人不成比例地視為罪犯，轉向批評具有階級偏見的國家如何令媒體產生偏見。電影並未放過媒體消費種族化的暴力影像，但它同時向我們展示了美國媒體所呈現的影像並非造成嫌貧愛富的原因，而是這一制度的產物。當削去「犯罪」這一層背景後，我們看到媒體如何幫助國家激起更多恐懼、鄙視以及鼓勵人向那些並非富有和白種的受害者抽刃。它教導美國人要以警察的角度看待彼此。媒體正在一首名為國家的旋律中起舞。

回到弗林特︰將殺人事件置與歷史脈絡之中

在電影尾段，當摩亞回到自己密西根州的家鄉弗林特（Flint），以報道一起由美國歷史以來最年輕的兇手犯下的校園槍擊案時，摩亞對國家和新聞媒體的批評變得史無前例地尖銳。摩亞探討了為悲劇設定好舞台的社會經濟力量，同時譴責商業媒體有系統地無視這個能夠幫助我們辨清暴力來源的背景。

當媒體來到弗林特，在槍擊現場架好設備，因年輕的白人受害者——六歲的凱拉·布朗（Kayla Brown）戴上絲帶時，摩亞將這次殺戮放在更全面的背景下考察。向凱拉致意後，他的鏡頭在街上漫遊，離開了犯罪現場。他將只有七歲的兇手的行為，與大眾傳媒忽視的事實聯繫起來：他被遺棄在叔叔家中（他在那裡發現了槍並在母親不知情下帶到學校）；他的母親因付不起租金而被趕出之前住的公寓；母親因而乘搭清晨的公共汽車到鎮外工作；她在迪克·克拉克（Dick Clark）的美國餐廳工作賺到微薄的工資；私有化的「福利工作」（welfare to work）計劃不只迫使她投入僱傭勞動市場，這個計劃更是由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這類公司推動和牟利。布爾小學的槍擊案不僅是一個不良行為或劣質管教的例子，而是展現了種族階級剝削如何分開母親與子女，為企業及其名星合夥人提供便宜的僱傭勞工，最後害死孩子。「福利改革」的確立（我們應該記住，它是由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簽定）揭露了當一個政權忽視兒童，它使克里克和洛克希德這類人有利可圖的同時，對社區造成同等致命的傷害。

摩亞其後為密歇根州的弗林特添上一段簡短的社會歷史，重拾他十多年前的突破性電影《羅杰和我》（Roger and Me）（1989）所編下的線索。當摩亞重演弗林特的犯罪現場時，他不僅將事件延伸至男兇手的母親塔馬拉·歐文斯（Tarmala Owens）的家庭，更走到當時全美最大的公司—— 通用汽車的門口。通用汽車在上世紀80年代關閉了支撐整個社區的工廠，造成大量的失業和貧困，直接促成將來在另一處出現更大型的死傷事件。摩亞將兇殺事件放在歷史中檢視，展示了經濟破壞和社會絕望如何將這個曾經充滿希望和繁榮的城市，變成一個以槍擊事件為死亡主因的州份，當地的高中足球場更是由一間殯儀館贊助興建。儘管他以抗議行動羞辱查爾頓‧赫斯頓（Charlton Heston）和NRA作結，摩亞的洞見是凱拉·布朗（Kayla Brown）的死應歸咎於美國企業和企業家的腳下。

結論︰直面美國自身孕育出來的畸形

對同齡人、鄰居、同學和老師開火的美國人，為我們提供了機會和動力檢視美國的核心矛盾。這些「瘋子」所做的，無寧只是應用美國社會公認並尊重的教誨，只是應用在「錯誤的地方」和「錯誤的人」身上罷了。當人們「可怕地」誤用美國意識形態准許的大規模暴力——這種暴力只能針對在國外指定的「恐怖分子」或國內的「罪犯」，當美國一天還在將恐懼、大型毀滅和種族主義變作民族信仰和企業的運作方式，當它繼續剝奪社會安全網，並引發各人之間的相互爭鬥，這些殺手在在提醒我們美國永不會安全。不僅因為來自他方的恐怖分子將會報復，還因為美國本土想成為武裝分子的人在每一個角落都看到敵人。當制度將窮人視為潛在的罪犯時，有人終究會實現這個預言。

摩亞向我們展現這種駭人的大屠殺只是社會頑疾的症狀。這個頑疾不能僅僅以制定槍支法案或國內政策來解決，儘管這是解決方法的一部分。這部電影發出的呼籲遠超於此：要瓦解身處的帝國，因它不僅製造殺人武器，其意識形態更將殺人合理化。電影也呼籲我們挑戰將企業利潤看得被家庭、兒童和社區更重要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毒害社會氣氛的媒體警察國家。藉揭露美國人如何同時身為帝國資本主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美國黐Gun檔案》助我們重展討論，並且為瓦解制度畫下基礎。

至於這樣的革命是否要用槍才能實現便是另一回事了。

（原文標題為 "Does America Have a Gun Problem… or a White Supremacy Capitalist Empire Problem?"，但因中文標題過長，譯者作出一定修改。本文經刪節，惟不影響文章的基本內容。）

註釋︰

[i] 我打這句話的時候，也看著今天的頭條：「田納西（Tennessee ）槍手殺死四名海軍陸戰隊員」旁邊放著「劇院射手被定罪」的標題，提及在科羅拉多州奧羅拉殺死十二人的詹姆斯 E.霍爾姆斯（James E. Holmes）的精神障礙辯護（Defense of insanity）被拒。同時在田納西州，聯邦調查局正在「搜查事件與恐怖分子的關係」（波士頓環球報 7/17/15，A1）。

[ii] 當然這裡一個複雜的層面是媒體放大了事實；媒體秉持「流血便有收視」的教條，製作吸睛的24小時新聞循環播放，向我們誇大槍擊事件出現的頻率。要區分槍支暴力的實際趨勢與媒體報導的趨勢是很難的，而這正是《美國黐gun檔案》關心的主題。關於美國槍支暴力的媒體形象與實證情況之間差異的探討，可以參考Chase Madar最近在〈The Buffler〉發表的評論〈Have Gun, Will Liberate〉

[iii] 引自Christopher Ingraham︰〈到目前為止，美國已發生204次大規模槍擊事件，而這只是2015年的第204天〉，2015年7月24日

[iv] Ingar Solty提供了一則對最近的大型槍殺事件及其文化接收的分析，極其尖銳及具有洞見︰〈Dear Left, the NRA is Right—the Mass Shooter as High Achiever〉，《社會主義與民主》第六冊，第三則，2012年11月。

[v] 摩亞特別通過與南方公園（South Park）的共同創始人和哥倫拜恩高中畢業生Matt Stone的訪談來探討這個問題
關於槍擊殺手如何被視為文化的一部分，以至病態化，請參閱Ingar Solty

[vi] 當摩亞在密歇根州奧斯卡達訪問一些有困難的（白人）年輕人時，出現了類似的時刻，同樣引人嘲笑。一位年輕人告訴我們，他在奧斯卡達警方的「炸彈名單」排行第二。摩亞於是問他是否知道排行第一是誰，這令年輕人在多年以後還自認後悔，因為他排不上首位。「即便是在炸彈威脅名單上，他也想要成為第一」。這是一個我們讓人發笑的時刻，但這也是一個讓我們認清一種日益增長的文化傾向的時刻。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恆定的意義或穩定就業不斷流失，我們繼而出現一種渴望被公認為明星的心態。

[vii] 我們應該記住，迪倫·盧福（Dylann Storm Roof）選擇了丹麥法西（Denmark Vessey）1820年發動奴隸叛亂的地方，作為自己的攻擊目標。一個在科倫科恩的倖存者回憶道，槍手至少「因為對方是黑人」而殺了一個同學。

[viii] 關於最近期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紀念碑，見去年的荷里活大片《美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2014年）。

[ix] 有關我對摩亞的電影《華氏9/11》（Fahrenheit 9/11）的評論，參見2004年的〈文化邏輯〉（Cultural Logic）。

[x] 我再次引用了Chase Madar發表在〈The Baffler〉的評論。

[xi] 正如其他人所說，貧窮的白人在電視劇中也佔有吃重的位置，這一點經常被略去不提。

資料來源：
Counterpunch: Does America Have a Gun Problem… or a White Supremacy Capitalist Empire Problem?

編按：義工有幾好？圖書遲早看不到。英國政府為求削資，將全國近七分之一公共圖書館交予社區組織營運，地區議會撥出的資助從此可跌至每年僅一萬港元，根本不足以讓一間圖書館出糧，惟有靠義工苦苦支撐，服務水平亦無法預期。惟工新聞特此翻譯《衛報》相關報導。
 

文：圖書館運動（The Library Campaign）主席史韋菲爾德（Laura Swaffield）

自2010年期，數以百計地區圖書館被地區議會交由社區組織營運。據估計，全英國3,850間圖書館當中，有500間由地區的義工營運。在充權和社區參與的說法之外，實際情況是居民面臨一個簡單的選擇——不是接管圖書館，就是由它被關閉。

在全國性慈善組織圖書館運動（The Library Campaign）當中，我們看到同樣的情節一再發生。

地區議會認為，義工是削減開支的簡單答案。每一個地區政府都在找出自己的解決方案，而當地居民亦用盡一切辦法。義工的付出是完全值得讚許的，但結果卻是，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從此失去完整的圖書館服務。我們亦沒有嘗試過評估社區營運的圖書館運作得有多好。

最近一份由政府撥款進行的研究報告亦無法為社區營運圖書館的成效和可持續性作出確實的結論。這不是研究隊伍的錯。他們聯絡了442個由社區營運的圖書館。問題是，整件事缺乏一個整全的圖像。

社區營運的圖書館從各自提供的服務、職員編制、財政模式，到存活下去的可能性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異。很少社區營運的圖書館能夠長期獨立運作，大部份都需要地區議會至少一兩年的支持。

但議會對圖書館的支持同樣因地方而異，全國地看，是一片混亂。有的地區議會提供專業圖書管理員，有的則否。在林肯郡（Lincolnshire），同一名發展官員為35間地區圖書館服務。

同樣地，財政支援可以是數千元，也可以是零；可能是持續的，也可能不是。直到2020年，林肯郡35間圖書館每年各自可獲5,167鎊（約港幣53,000元），但沒有人知道之後會怎樣。這些圖書館亦從其他渠道取得資金。林肯郡奧爾福德鎮（Alford）的圖書館在第一年獲得鎮政府資助1,000鎊（約港幣10,000元），第二年獲得2000鎊（約港幣20,000元），但不知道會否持續。沒有兩間圖書館的情況是相似的——而這裡說的只是一個郡當中的事。

另一個例子是伯明翰的卡素維爾（Castle Vale）圖書館。伯明翰市政府在2014至15及2015至16年度批出5萬鎊（約51萬港元），部份作為圖書館職員的薪金。但現在，雖然它仍然得到市政府的各種支持，包括儲存、使用市議會電腦系統、送書的貨車、象徵式租金及一些專業支援，但仍需要自行籌募營運經費。

地區議會可能會將上述那些圖書館當成它們根據法律要求所提供的圖書館服務的一部分。1964年的公共圖書館及博物館法案（Public Libraries and Museums Act 1964）規定，英國151個圖書館管理機構需要提供完整及有效率的圖書館服務——雖然法律上沒有定義何謂完整和有效率，而政府只於2009年威勒爾（Wirral）介入過一次。

由此衍生一個可怕的秘密——我們不再有全國性公共圖書館服務，而政府對此隻字不提。

直到不久之前，每一間地區圖書館都是全國圖書館網絡的一部份。即使在最小的圖書館，人們亦肯定能夠得到一些基本的設施，例如書本和電腦，以及有受過訓練的職員協助使用全國性的資產，包括一套標準的網上參考資料、全國報章檔案、與大英圖書館的聯網、讓兒童在暑假參加暑期閱讀計劃，以及更多，更多書本、教育資源、參考資料及聯絡方法。

重點是全國性地提供一套標準服務。而這不再存在。

現在，你只能碰碰運氣，看看你所在地區的圖書館是仍然擁有全套服務，還是由一些好人管理著一批由另一些好人捐出的舊書，或是介乎兩者之間的任何情況。

沒有任何方法能夠評估這樣的情況能否持續。對於社區營運的圖書館來說，難以找到足夠的義工及資金是常見問題。對於大部份居民來說，社區設施仍然運作，已經值得感恩了。

但義務營運的圖書館無法提供全套圖書館服務。撰寫報告的研究隊伍沒有調查社區營運的圖書館的服務質素，因此我們並不清楚這些圖書館的藏書狀況及提供的資訊科技種類。研究隊伍甚至無法使用最基本的量度方法——書籍的數量。

政府對於過去數十年來前線公共服務出現的急劇變化一直袖手旁觀。作為一個極需要資訊以及人與人聯繫的富裕國家，這是不可原諒的。

資料來源：
Guardian: The UK no longer has a national public library system

編按：光鮮亮麗的K-pop明星背後，南韓娛樂圈的血汗壓榨有幾多人知道？得獎歌手要馬上賣出獎座維持生計，樂隊被逼免費演出，作曲家被逼無償寫歌之後作品還不准掛上自己名字，編劇捱窮在家中活活餓死，但唱片公司和網絡公司則吞噬了網上賣歌的84%收益。惟工新聞翻譯外電報導，揭露娛樂版沒有告訴你的韓國藝人故事。

南韓音樂常是PSY、Big Bang、少女時代、Super Junior等知名K-pop巨星的同義詞，但他們只是少數能夠一場表演賺到數十萬元或以上的幸運兒。在南韓整個音樂工業裡面，他們只佔一小部份。

無酬勞動普遍 「讓你登台就該感恩」

獨立歌手李蘭今年登上新聞頭條，因為她剛在「韓國音樂大獎」得獎後就把獎座出售予歌迷。在拍賣開始前她如是說：「我在1月的收入是42萬韓圜（約2,913港元），這不僅是我的音樂收入，而是我的全部收入的合計金額。還好我在2月賺到96萬韓圜（約6,658港元）。歌手謀生很困難，如果今次得獎有獎金就太好了，可惜沒有。我想我必須出售這個獎座。」

工作卻取不到收入的南韓音樂人已上升至值得警戒的比例，這種不當待遇是常態。歌手與填詞人經常控訴娛樂圈既無法律，亦無合約，也無公價，剝削勞工才是行規。

獨立樂隊Another Day的鼓手金炯燮（音譯）道出他的經歷：「我先前參與的樂隊兩年前被邀請到一個文化活動，主辦單位公司的一名職員說會支付我們30萬韓圜（約2,081港元）報酬。我們演出之後，他卻反口說『其他樂隊比你們的表演好得多，光是讓你登台你就應該感恩』，說白了即是不付錢。」金炯燮表示這種舉動在音樂工業裡很常見。

音樂人去表演卻對酬勞金額一無所知的例子並不罕見。在音樂人網上社群Mule，每天都有新貼文徵求音樂人到各種活動表演，但極少貼文註明酬金多寡。一些貼文甚至要求「慈善藝人」，意即表演純屬無償。

獨立歌手Esssin指出：「連口頭合約也很罕有。」「韓國音樂人工會（Korea Musicians’ Union）」在2013年成立，他是其中教育與政策小隊的負責人。「當音樂人在表演前問及酬金事宜，主辦單位通常的回應是『你竟敢收錢？讓你登台就要多謝我們』。」

無法取得正當報酬的情況不僅發生在獨立音樂人身上。「除非你是這一刻『當紅』的音樂人，否則這種侮辱經常發生。」Esssin表示音樂人的勞動條件十分不利：「連音樂系教授和著名歌手有時也會受到這種不當待遇。」

一位K-pop男子組合的前成員以匿名為條件之下透露：「那些隸屬小型中介公司又名不經傳的歌手，在這個音樂生產制度裡最易受害。我所屬的K-pop組合基本上被逼免費為我們公司和活動主辦方演唱。我們必須在毫無收入下一次又一次演出，只是等待我們有闖出名堂的一天。」

「賺的錢夠買香煙算混得不錯」

即使藝人的作品走紅到足以帶來收益，他們的財政狀況亦不必然顯著好轉。當歌曲經串流網站發佈，音樂人是從利潤大餅裡分到最小那一塊的一方。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資料顯示，每個消費者平均會為在網站上串流一首歌支付14韓圜（少於港幣0.1元）。不過，以改善音樂人利潤分配為宗旨的圑體「Bareun音樂合作社」指出，很多網站會提供月費式均一價服務，導致收費減半至每首歌僅7韓圜（少於港幣5仙）。在這7韓圜當中，作曲家和填詞人分到10%，歌手和樂器演奏者分到6%，40%收入歸在網站發佈歌曲的公司所有，餘下的44%收入則全數落入製作公司口袋。

行內的音樂人之間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如果歌曲賺到的錢夠我們買香煙，那算混得還可以。如果夠我們買一客炸雞，那就算發達了。」

這種剝削行徑的源頭可能部份來自文化因素。獨立樂隊Bunker Buster的經理人尹正秀（音譯）指社會的偏見認為藝人不應收錢。「這是一個常有的印象：人們以為藝人應該在他們的專業裡餓肚子，就算他們一貧如洗仍舊要熱情工作。這種印象使音樂人的情況更加惡化，他們的勞動得不到補償，卻非保持沉默不可。」

宣傳免費音樂的攻勢令情況雪上加霜。三星電子在2014年推出一個名為「Milk」的串流app，到2015年2月，它在Facebook專頁以這個口號引誘消費者：「你還在付錢聽歌嗎？」

音樂節經費538萬 藝人演出費每人139元

一些藝人指行內根本不存在最低工資這回事。「最低工資法例不適用於音樂生意。」獨立樂隊M020代表崔炫珉（音譯）直言：「權力和名聲統治樂壇。比方說，假如一個有名的歌手想要一個資歷淺的作曲家作一首歌讓他唱，那個作曲家通常都被逼無償奉上那首歌，有時候連版權也不會歸入作曲家名下。有些例子是有人向知名歌手引介新出道作曲家，然後那人就偷掉音樂的版權。再者演出費也沒有公價，全看活動主辦單位單方面的決定。」

甚至連政府資助的音樂節表演，也同樣缺乏演出費的公價。

今年的Chimac音樂節由7月19至23日在大邱舉行，當主辦方宣佈只支付2萬韓圜（約港幣139元）予演出隊伍的每位成員之後，惹來輿論公憤。這個金額還不夠一個樂手買一張從首爾到大邱的單程火車票。

音樂節透過大邱廣域市政府、農林畜產食品部等各個公共部門獲取資助，坐擁7.8億韓圜（逾港幣538萬元）經費。與給音樂人的寒酸酬金相比之下，激怒了更多的人。

大部份音樂人並沒有公開反抗，他們害怕被視為「反叛」，也害怕失去創作和表演的寶貴機會。Esssin說：「有能力去製作音樂、舉辦活動的公司坐在藝人頭上，藝人放棄為自己權利發聲，只是繼續埋頭工作。」

「演出意味著向觀眾許下承諾。比如說我們實際只收到酬金原本開價的兩成，但我們無法只做兩成的演出，必須為觀眾百分之百做好。有些公司抓住這個現實，以無底殺價手段買下音樂人的勞動成果。」一位音樂人如此透露。她在Youtube和南韓串流網站AfreecaTV取得人氣，在Naver網站上的歌迷會有大約10萬個成員，但她希望匿名，因為擔心公開批評音樂工業運作會毀掉她的事業：「如果想賺錢，唯一的可能性是上網自己廣播。這帶來廣告收入，亦有助建立你作為音樂人的品牌。」

得獎編劇家中活活餓死 法律不利藝人求助

法律鮮有幫得上忙，藝人不容易藉《藝人福利條例》取得協助。這條法例在2011年生效，也就是得獎編劇崔高恩死亡之後。她患有胰腺炎和甲狀腺功能亢進，被發現在租住的寓所內活活餓死，遺下一條未發出的短訊，內容是請求鄰居給她一點米飯和泡菜。

一個音樂人若要合資格循這條法例申請政府援助，他必須提交過去三年自己出產的唱片名單，以證明其全年收入高於120萬韓圜（約港幣8,283元），又或者過去三年的總收入高於360萬韓圜（約港幣24,848元）——這個收入門檻用意在於證明一個人有能力作為專業音樂人。

Bunker Buster成員尹正秀批評：「出一張唱片要花很長時間，這條法例根本不現實。」

今年9月19日，韓國音樂人工會參與了在光化門廣場的一場小型抗議行動。15人在廣場集會，要求政客關注藝人勞動條件。

一些音樂人等不及社會改變，選擇以新方法求存。Bunker Buster已舉辦了一場成功的籌款活動，籌得足夠款項去推出兩張唱片，以及策劃一場11月4日在弘大Dream Hall舉行的演唱會。

Bareun音樂合作社是另一個音樂人爭取權益的例子。它成立於2014年，成員包括2,500位歌手。他們並不僅來自獨立音樂圈子，也有流行搖滾和爵士樂等界別人士。合作社的目標是向公眾揭露行內不當的利益分配，並要求讓藝人分享到收益中更大的部份。

Bareun音樂合作社的主席申大澈表示：「為了在業界建立更健康的生態，我們正推動修訂相關法例，也嘗試改變公眾對藝人權益的觀感。」他是搖滾樂隊Sinawe的成員，也是韓國知名結他手。他父親申重鉉亦被譽為「韓國搖滾教父」。

改變音樂人如何看待自身權益又是另一個任務。「更多音樂人應該要意覺圍繞他們身邊的不公義，增進對法例的認識，自信地要求他們應得的酬勞。」Esssin說：「至少，我們在開工前必須要求一份合約。假如我們對提出自身權利也猶豫不決，社會將永遠不會改變。」

資料來源：
Korea Exposé: The Other Side of K-pop and Korean Music: Labor Abuse

（題目經編輯修訂，分題為編輯所擬）

編按：蔡英文曾言「勞工是民進黨心裡最軟的那塊」，但好聽的說話掩蓋不了現實的打壓。2015年，法院決定不起訴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簡稱全關）的臥軌抗爭，然而，近日交通部卻向當時的行動參與者發出罰單，行動者批評此舉乃打壓工運，於前日（10月26日）作出抗議。

文：洪與成（公庫記者）

10位曾參與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的組織者、學者，於日前收到交通部的違規裁處書，要求其為2013年於春節期間臥軌抗議的行為繳納罰鍰。全關連今（10月26日）回到當時臥軌的台北車站第3月台，高喊「無能蔡政府，討債拚經濟」，批評此舉是蔡英文政府打壓工運的小手段，表示不會繳交罰鍰。全關連並於台北車站集會後，集體轉往交通部拋灑冥紙抗議。

關廠工人抗爭始於1996年，大量工廠惡性關廠，許多工人因而領不到退休金與資遣費，各工廠關廠工人組織成全關連後，經過一連串激烈抗爭，才換得政府以代位求償方式，讓工人得以領回老本。

然而，2012年，時任勞委會主委的王如玄在民事契約追溯到期前，編列2056萬預算，聘請律師向關廠工人提告，要求其償還當時政府代墊的退休金與資遣費，全關連遂於同年7月重啟抗爭，其中包含隔年2月5日，工人與組織者發起突襲臥軌行動，一時引起全國關注。

關廠工人第二波抗爭直到2014年3月7日，行政法院判勞委會無權向工人追討債務，抗爭才告一段落，當時的臥軌行動也於2015年獲法院不起訴處分，但臥軌行動時過約4年8個月後，參與臥軌的10位組織者與學者，突然收到交通部長賀陳旦署名開出的罰單，指出當時臥軌行動「佔據鐵軌阻礙列車進站，行為危害公共運輸秩序與安全」，要求每人繳納6,000元新台幣（約港幣1,552元）罰鍰，金額總計達6萬元（約港幣15,524元）。

全關連成員陳秀蓮指出，收到罰單的10人皆非關廠工人，而是在關廠工人案件落幕後，仍持續參與國道收費員、台鐵產業工會、國際移工、空服員、反對砍7天假等運動的組織者，其中許多爭議發生在蔡英文任內。陳秀蓮認為，這樣的動作不是針對關廠工人，而是針對整個勞工運動，企圖藉此讓工運組織者噤聲。

陳秀蓮說，在臥軌行動隔天，蔡英文就在臉書發文支持臥軌的工人，希望社會體諒並要求政府解決爭議，包括前行政院長謝長廷等人也紛紛聲援。她批評，過去民進黨在野期間聲援關廠工人，用以打擊政敵國民黨、塑造自身關懷底層進步形象，如今全面執政，換了位子也換了腦袋。

當時全關連主要自救會的成員之一、東菱電子自救會副會長陳奕安批評，當時國民黨打壓工人、對他們提告時，原本以為蔡英文會站在他們這邊，因而懷抱一絲希望，沒想到今天民進黨上台後，居然針對法院不起訴的案子開罰，逼得他們再次抗爭。她質疑，這樣小鼻子小眼睛的政府能夠照顧人民嗎？

律師團成員劉繼蔚指出，工人沒有欠過國家一毛錢，關廠工人案是政府無能造成的，當時就是因為臥軌行動，才讓更多人認識關廠工人案，法官也因此認知到政府要求返還是不對的，因而做出保障工人的判決。但政府事過境遷之後，居然還是執意打壓工人與組織者。

劉繼蔚諷刺，許多人喜歡在報紙上說「幫馬英九平反者唯有蔡英文」，如今蔡政府提告的行為，難道真的是要幫馬英九平反嗎？劉繼蔚強調，蔡英文上台以來對勞工議題的打壓，讓大家意識到蔡政府絕對不是對工人友善的政府，工人應該靠自己團結、向社會呼喚，才能爭取到自己應有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