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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其宏:華航虧損不是因為勞工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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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每次工人起來爭取權益,老闆便會嚷著經營困難,甚至恐嚇工人要求多多會導致公司倒閉員工失業。香港如此,台灣也不例外。2016年華航空中服務員罷工勝利後,公司同樣聲稱加薪導致虧損。惟工新聞轉載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盧其宏的文章,看看如何用事實用數據揭破老闆的謊言。
 

文: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盧其宏

 
華航空服員罷工一周年,從交通部次長、華航董事長,甚至到股市名嘴謝金河都開始紛紛抨擊空服員罷工,理由包括適可而止、工會含血噴人、空服員加薪導致公司虧損。「空服員貪得無厭,導致全民埋單」成為這一波反撲的主調。遠一點的,像張忠謀也跳出來指控台灣工會籌組門檻太低,不利企業營運。
 
這些沒有意外,當工會取得足夠力量挑戰政府與資方的宰制時,所有偽善的面具全部被剝除,剩下的是最真實的打壓與抹黑,全數反映工人與資方甚至政府的階級矛盾。
 
華航虧損是這波反撲高舉的大旗,但只要稍微看一下華航的財報就可以發現真相根本不像這些達官顯要講的那樣。
 
員工貪得無厭導致公司虧損?
 
首先,華航有沒有虧損?有,在空服員去年6月罷工後,去年第4季到今年第1季華航都虧損,稅後分別虧了12.4億元與37.6億元。但是這跟員工權益的關聯是什麼?謝金河指控因為空服員的勞動條件提高使得公司的經營效率下降,但真的是這樣嗎?華航的營益率(營業利益佔營收比重,為衡量公司本業經營效率的指標)在2015年達5.6%近10年間僅次於2010年的10.8%,2016年除第1季仍舊在6%以上,接著4季逐步下滑,到2017年第1季由正轉負變成-1%。
 
 
華航營運看來真的很慘,但只看營益率不太對,要罵人也總要搞清楚導致營益率下降的原因吧。況且空服員罷工是在2016年第3季,並從2016年第3季開始調升福利,但營益率卻是從2016年第2季開始下降,2016年第3季甚至還提升,這跟千錯萬錯工人錯的劇本對不太起來。
 
事實上,華航財報就揭示了各季的勞動成本與費用(包括薪資與各樣用人費用),空服員罷工後,公司於2016年第4季開始虧損,當季所有勞動成本費用約是63.02億元,2015年第4季則是62.97億元,顯示公司早就透過了各種方式限縮罷工對勞動成本的影響,使得前後兩期的勞動成本根本沒有太大差別。而且重點是,要解釋營益率下滑必須要回到這些勞動成本費用到底佔營收多少比例,以2016年第4季而言所有勞動成本費用約佔營收17.7%,2015年第4季則是佔17.9%,2016年第4季整體勞動成本費用率不升反降,但營益率卻較2015年第4季大幅下滑4.35%,這時候,誰可以理直氣壯地說2016年第4季開始的虧損是勞工造成的呢?
 
就讓我們透過財報把各季的勞動成本費用一筆一筆地打到電腦裡,就發現勞動成本費用佔比根本從2015年第4季就維持在18%左右,罷工勝利後也沒有顯著的提升,這不代表那些福利沒有調高,而是資方可能透過各種方式壓抑其他成本。以這些數字來看,勞動成本費用根本不構成公司營益率下滑的真正原因。
 
 
績效衰退的元凶原來是它…
 
如果不是員工,那導致公司經營效率不彰的到底是誰?下面的圖畫出來非勞動成本費用佔營收比例,大家可以拿去跟營益率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其走勢與營益率完全呈反向變動,代表導致公司績效轉差、吃掉獲利的元兇就在裡面。裡面有什麼呢?最主要的就是油料、折舊、攤銷等項目。從財報我們又可發現折舊、攤銷在近兩年間一直維持佔營收13%左右,所以真正導致營益率下滑的原因是誰?是油料(奇怪,這不早是鐵打的事實嗎?)。
 
 
下圖是中油的航空燃油報價,可以發現這幾年油價的長相跟上圖長的很像。2014-2015年期間航空燃油不斷下降,使得華航本業獲益明顯提升,但2016年初油價反轉,這時候發生的事情就是成本攀升,營業利益開始縮減,營益率下滑。故事就這麼簡單,就像我們一直以來認識到的一樣,航空公司的人事費用非常次之,重點一直是油料價格,即便員工權益提升也不會讓勞工成本成為決定公司是否虧損的主因(一家國際航空公司因為外站津貼虧損,這種話可以聽嗎?)。這是產業特性,只有在要拿工人當祭品的人嘴裡才會改變。
 
資料來源:嘉實資訊
 
再進一步驗證,如果這是產業特性,那做為華航最大競爭者的長榮航也應如此,即便長榮航沒有經歷過大罷工(長榮航雖也因華航罷工調高勞動條件,但調幅低於華航)。從兩家公司的營益率走勢可以看出,各季營益率雖因經營或存油策略不同而有差異,但2016年第4季後營益率皆有衰退跡象,且最明顯的是,2016年第4季、2017年第1季這兩季不只有華航陷入本業虧損邊緣,長榮航也是,如果華航員工要為華航這兩季虧損負責,那他們是不是也要為長榮航的虧損負責?
 
 
公司賣飛機、工人挨打
 
不過上述其實都還沒有觸及華航近2季虧損的真正原因,2016年第4季華航營業利益還有大約1.5億元,即便如2017年第1季也僅虧損3.7億元,但這2季的稅後淨利卻是分別大幅虧損12.4億元與37.6億元,分別與營業利益相差14億元、34億元。甚至像是2014、2015年油價大跌時期,營業利益分別為25.2億元、81.3億元,但稅後卻都分別變成倒虧7.5億元與獲利57.6億元,分別差額2,30億元。與微不足道的員工福利提升相比,真的要講華航虧損,這才是真的問題。
 
營業利益與稅後利益的差別除了稅收外,最大的差異在於非本業因素導致的利益或虧損。在這幾年間,華航不斷地出售舊機,對外的說法是公司在執行「機隊汰舊換新計畫」。為執行該項計畫,公司需認列待出售資產減損損失,或是先預列飛行設備減損損失。像是2016年第4季、2017年第1季,在華航帳上分別有10.6億元、28.4億元的非流動資產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的減損損失。
 
出售舊機是公司決策,本也沒有什麼好講,但現在連這個東西也要賴在員工身上,那就不得不問,為什麼新機買這麼貴?舊機出售前照理說都會進行折舊,為何仍會認列這麼多的減損損失?舊機的買主究竟是誰?買主真的是開這麼低的價格嗎?還是中間有什麼「價差」?公司又是怎麼進行談判的?為什麼在油價衰退、公司理應大幅獲利時出賣舊機?這些是涉及華航幾十上百億的差額,如果硬要講華航員工權益全民埋單,那不清不楚的一句話「汰舊換新」全民不都變成白癡的冤大頭了嗎?況且資本市場裡面應該也真有為數不少的小股東,很希望看懂華航公司到底在做什麼。
 
勞資鬥爭天經地義,就像前面講的,那些虛偽的面具一個一個被摘除的時候,沒什麼好意外的。張忠謀是擁有資本利益的人、交通部與何煖軒是資本利益的擁戴者,至於像謝金河是寄生資本利益的投資大戶。
 
前兩者真的沒啥好講,絕對不希望見到工人出頭,不過最後一位的投資者本來應該眼睛雪亮,明辨市場上的虛虛實實,但是現在發言卻偏離事實,如果油價波動、舊機減損可以算在罷工頭上,那還有什麼是不行的呢?還是謝金河本來就不看財報就大放厥詞呢?不過不管怎樣,都無須太在意,因為寄生資本利益者,做資本家的彷聲鳥也是理所當然。公道,本來就不會在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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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連環跳的七年後 我訪問了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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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七年前,深圳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引起各地關注中國工人惡劣的待遇。事隔七年,《尖椒部落》探訪了田玉,當年其中一名生還的工人,了解她回鄉過後的生活,並由此對比女工離鄉打工,在陌生人當中缺乏社會支持、被工廠打散管理的困境。
 

從武漢市到孟樓鎮大概需要一天時間。武漢開往襄陽的動車很多,但從襄陽去孟樓,每天只有一趟大巴。越靠近終點,路越顛簸,下午四點的太陽依舊灼熱,馬路兩旁的農民三三倆倆地忙著曬麥粒。

 
這次我是專程來田玉家拜訪的。
 
2010年震驚中外的富士康十一連環跳事件中只有兩位生還者。其中一位工友的家屬拒絕了所有媒體採訪,我們甚至連名字不知道,另一位叫做田玉的女孩便成了當年所有報導都會提及的名字。七年過去了,現在的田玉生活過得怎樣?
 
七年前的富士康連環跳
 
有關田玉的新聞報導和調查報告集中在2010-2012年期間,田玉一家為了回歸正常的生活,後來也拒絕了所有的採訪。這些文章一定會關聯的詞是「富士康」和「跳樓」,而讀者卻不包括田玉本人——她一篇都沒看過,也不想看,「過去的就過去了,不想再回顧,只想把當下的生活過好。」
 
我問田玉,「對富士康還有什麼情緒嗎?」她搖搖頭,不願再談。
 
這麼多年,田玉唯一一次敞開心扉、主動講述在富士康的經歷,是在拍攝紀錄片《飛升》期間。她17歲到深圳打工,只在富士康工作了一個月,沒有去過市區,活動範圍僅限觀瀾和龍華的工業區。她在廠裡沒有朋友,原本一起應聘進廠的老鄉沒有分在一個宿舍。
 
在富士康宿舍,舍友都由工廠隨機分配——工人之間形成小團體並非工廠喜聞樂見,原子化個體最好,每個工人就像每棟建築和每條流水線一樣,被編上了字母和數位的編號,方便工廠的管理。田玉和舍友互相完全陌生,因為上班時間不一致,也很少有生活的交集。她在流水線上的工作就是檢查產品是否有劃痕,一整天機械重複同一個簡單枯燥的動作。
 
在工業區沒有生活,女工朋友們告訴我,在接觸一些勞工服務機構之前,她們週末的休閒放鬆就是躺在床上睡覺或者玩手機。2010年還沒有普及智慧手機,手機只能打電話和發短信,那時候的田玉唯一的休閒活動就是去逛超市。遠離家鄉,沒有朋友,只有日復一日的流水線勞動和維持這種重複勞動的最低生活標準:吃飯、睡覺、逛超市……難怪她一點也不想再提這段經歷。相比之下,她更願意跟我講述的是初中住校的生活和職業學校讀書的時光,因為和舍友的關係很好,大家在一起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田玉沒有抑鬱傾向,那次不幸的發生很可能是一個人被環境逼到某個極限後,一次不計代價的衝動。她和家人對於發生在這個家庭內的苦難和不幸有著樸素的智慧: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既然無法改變,那就翻開生活的下一頁。
 
很顯然她希望刪除和遺忘這段不愉快經歷,所以我沒有再問。但對於出事後別人給予的幫助,她卻記得異常清晰。「因為一般人家來都是有目的性的,但他們純粹是陪你,不會問各種問題,所以很喜歡他們。」在深圳住院的時候,他們有時間就會到醫院陪她聊天,這份情誼她很難忘懷。她也清晰記得每個人來老家看望她的時間:「我從深圳回來那天,艾老師就已經來了,在家等我。」「邱老師10年在我回家後,專程過來送了我第一個上網本,他最先知道我做拖鞋的事情。」田家門口擺放的盆栽裡有一株菜豆樹,又叫做幸福樹:「這是七年前小慧和小危送的,原本有三棵,死了兩棵,這棵一直活到現在。」
 
我第一次知道田玉,是因為邱老師。他給我們每人送過一雙田玉拖鞋,我那雙是用黃藍相間的絨布條編織,作為一雙家居拖鞋,它過於鄭重其事,卻不太實用,很容易弄髒,所以我沒有穿過。田玉告訴我,她要花半天時間才能做好這樣一雙拖鞋,人工成本高,從鎮上快遞出去的成本也很高。那時候拖鞋賣的好,是因為有姚晨、甯財神這樣的名人在微博上轉發,社會影響真的挺大,大家都是通過電話訂購,支付寶公司當時也買了很多拖鞋,都是抱著做慈善的想法。但新聞熱度過去之後,幾乎沒有消費者會通過淘寶訂購拖鞋。
 
「被原子化」的工人
 
2013年到2014年,對她而言,是非常迷茫和踟躕的兩年。她清醒地認識到編織拖鞋沒法作為生計來源,前方的道路一下子沒了。那兩年她在家裡無所事事,就用畫畫和看書來打發時間。她給我展示了一個素描本,裡面是2014年前後的隨筆。有人送了她很多書,她印象比較深的是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而在見她之前,我剛好正在看這本書。我翻出了手機裡的書頁照片,關於一隻困在洞裡的兔子的故事,她也印象很深。我讀了出來,「忍著饑餓和寒冷,一點一點堅持重複一個動作——通往春天的動作……」我們大笑,為這心靈的默契握了握手。
 
 
田玉的畫,紙張的一角用鉛筆記錄下了日期
 
田玉說她喜歡武漢,因為在武漢康復治療期間,總能遇到熱心腸的人。住賓館時,老闆會背她上樓,「很有人情味,不像在深圳,雖然人很多,但都是陌生人。」
 
工廠只是把工人當成生產工具,卻不考慮人除了吃飯和睡覺,還有社會交往、情感聯繫和學習發展的需求。七年後,深圳工業區裡已經有了一些服務于勞工群體的社會組織,參加活動的工友在這裡可以很容易結識朋友、學習知識和休閒娛樂。但這些組織的規模和數量非常有限,每個機構能夠容納的工友最多不過數十人,遠遠無法滿足深圳龐大的流動人口。對於大部分工人而言,他們仍然生活在和田玉當年相似的工廠裡。
 
社會支持讓人覺得被關心、愛護和尊重。支援性的社會互動有利於個體對抗生活壓力造成的健康危機。但像富士康這樣的大型工廠,不僅漠視和壓縮個體除了生存以外的其他需求,甚至制度化地消除了工人社會支持的可能來源。很多工人都是因為親戚和老鄉的緣故外出打工,血緣和地緣是他們最重要的社會網路,而工廠顧慮到工人之間形成小團體可能帶來不穩定的治安問題,隨機安排宿舍而不是讓他們自由選擇宿舍,則可以有效消除這種「危險」。
 
女工們在宿舍裡很難結識朋友,因為彼此陌生,交往時間不多,比較難產生信任關係。當「被原子化」的個體遭遇到生活危機時,他們在工廠裡難以獲得幫助緩解和釋放壓力的社會支持,哪怕是並不嚴重的小事,例如沒有及時拿到工資卡,都有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從冰冷的工廠,回到溫暖的家
 
現在的田玉不存在缺乏社會支持的問題了。父親2010年她出事之後一夜之間頭髮全白了,現在的黑髮是染的顏色,他一直對她說,「你心情好,我們一家都開心,你不好,我們也都沒法做事了。」她一有不開心,就會跟父母交流,也會和妹妹、在襄陽認識關係很好的醫生打電話聊天。她現在在淘寶店當客服,工作不算太辛苦,和她一起工作的也都是像她這樣的殘障人士,大家在一個工作的QQ群裡,日常有許多交流,而且她的客服工作本身也是和人溝通。關於親密關係,田玉也仍然期待著。但目前尚未遇到可以接受她身體狀況的人,因為下肢沒有知覺,她洗頭洗澡還得依靠別人的幫助,而其他日常活動——穿衣、上廁所、做家務,她基本靠自己可以完成。
 
田家一樓掛著兩幅裝裱過的十字繡,一副「家和萬事興」,是她2014年前後繡的;另一副是她妹妹繡的,「愛你一生一世」。這也是田玉和其他返鄉農民工相同的地方:家庭是社會支持的最重要來源,也是他們外出打工和返回故鄉的最主要動力。
 
她和弟弟妹妹並不算完全的留守兒童,小時候父親在外打工,母親和奶奶在家照顧她們姐弟三人,後來父親也回家了,家人的關係一直都很好。田玉妹妹在她出事之後就輟學了,在家照顧了她兩年,之後去杭州和深圳的工廠打工。和田玉的遭遇一樣,流水線的勞動榨幹了妹妹的所有精力。那段時間她們每次打電話,妹妹都在睡覺,情緒也不好——「姐,我好困啊。」最近她終於離開了工廠,在一家化妝品店裡打工,打電話時,妹妹的語氣變得愉快很多。她很喜歡現在的工作,因為可以和人打交道,也可以學到新東西,而不是對著冷冰冰的機器重複機械的動作。
 
妹妹在外的幾年裡變化很大,變得更加獨立,成了家裡的主要經濟來源,掙的工資不僅補貼家用,還給田玉買了新的智慧手機。父母在家裡則靠種田獲得基本收入,十畝地種小麥、玉米和水稻,老家的院子裡種蔬菜,新家的樓上養雞。
 
我去的時候正是收割麥子的季節,田玉父母早上5點多起床,白天頂著三十多度高溫在烈日下勞作,晚上8點多才拖著一身疲憊回家吃晚飯。睡前點上一盤蚊香,蚊香燒完的時候,又該起床下地了。麥子對於城裡人是文藝的符號,但對於農民則是生存的根本。一斤小麥1塊多,一畝地產出500斤,十畝地辛苦半年的收入也才五六千塊。所以春冬兩季農閒的時候,父親還是會去附近的城市裡打短期工掙錢。
 
弟弟今年暑假將從聾啞學校畢業,父母的想法是讓他在鎮上或者老河口市區找個工作,可以養活自己,不希望他離家太遠,擔心他會被人欺負。弟弟總是沖著我笑,不是那種成年人出於禮貌而擺出的微笑,他才17歲,微笑就是他面對世界的態度吧。第二天中午,弟弟親手給我們做了一桌子菜。田玉在樓下指揮,炒什麼菜,炒多少份量,弟弟炒完還會送下一口樣品,給她嘗了獲得肯定之後才端下來。吃完飯,又是弟弟收拾桌子、洗碗。洗了碗,他又開始拖地、洗刷涼席、燒熱水、把剩飯剩菜摻上麥殼送到空置的三樓給一屋子雞吃。弟弟雖然無法用言語和人交流,但一直用行動照顧著別人。
 
田玉現在和過去的同學聯繫很少,因為那時候不願告訴他們自己出事了,她「總覺得很丟臉」。和她一起在外面散步的時候,我發現路人總會盯著她看,田玉已經學會自動忽略這些讓人不舒服的目光。她很少問別人怎麼看自己,也不願意跟每個人一遍又一遍地解釋自己為什麼變成現在這樣,往往用一個簡單的藉口搪塞過去。村裡鄰居大部分都搬到鎮上了,出門買菜散步的時候偶爾能遇見,會打個招呼。
 
田玉因為新聞報導出了名,襄樊醫院瞭解情況後,主動提供了幾個月的免費康復治療。所以家裡在醫療費上開銷不算多。這幾年她的身體也比較穩定,就是新家有個很高的坡,她一個人沒法出門,運動量減少,她覺得自己胖了很多。市里的殘聯曾經打電話邀請她參加聯誼活動,她當時身體不方便就沒去,現在有點後悔,每天待在家裡也很閉塞,她也希望可以跟外界有更多的接觸,「多認識一些和自己情況相似的人。」
 
2014年她通過武漢的魔豆媽媽公益專案,獲得了一份零食企業的淘寶客服工作,這一做就是三年。現在她每天7點起床,8點半上班,4點半下班,中午半小時午飯時間。所謂“上班”就是打開臥室的電腦,開始線上回覆淘寶顧客的諮詢。基本工資1800,再加績效考勤。淘寶客服已有一整套非常嚴密的考核標準:每日接待人數、回覆率、回覆時間、轉化率……都會計算為工作績效,所以偷懶不得。以前生意好的時候,雙十一一天會有上千人,現在每天大概兩三百人。一個月堅持下來會有全勤獎,但上個月她家停了一天的電,全勤獎就泡湯了。她對現在的狀態還算滿意,因為有工作可以忙碌就覺得生活比較充實,雖然掙得不多,但總歸靠自己的勞動,挺有成就感。
 
田玉家現在搬到了故鄉路,如同對她返鄉生活的一個貼切比喻。途徑老河口和孟樓鎮的時候,我看到街上的房地產廣告也處處是「故鄉」:「如棲鳥,歸故鄉」,「多年在外的打拼,就是為了今天的衣錦還鄉」。武漢火車站的廣告則顯示著地方政府嘗試引導外出務工人口流動的新方向:「打工不用去遠方,家鄉就是好地方。」
 
雖然當地大部分農民並不會購買商品住宅,而是會選擇搬到村子附近的鎮上,用打工攢下的錢蓋樓房,同時繼續維持農業戶口和村裡的田地作為基本生計來源。而田玉妹妹和幾個親戚至今仍在沿海城市為了家庭目標而辛苦打拼著。
 
未來是什麼樣呢?田玉並沒有宏大的想法,她計畫的是很具體的目標:這個夏天家人會陪她去老河口的中醫院嘗試理療,看下肢能否恢復一些知覺,她仍然抱著重新站起來的希望。
 
 
傍晚時分,田玉、弟弟、表弟和我一起去家附近的小河邊散步,夕陽西下,尚未收割的麥田隨風微微起伏,我隨手拍下了他們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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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震驚中外的富士康十一連環跳事件中只有兩位生還者。其中一位工友的家屬拒絕了所有媒體採訪

DQ議員或被追討千萬開支 議辦助理勞動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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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上周再有四名議員被禠奪資格(DQ),除了失去議席,他們更可能被立法會追討共計一千多萬的開支。去年立法會選舉過後,惟工新聞就曾作一系列議辦助理訪問,揭示議員背後的助理如何一個打十個地推動議會工作。宣誓「莊重」與否的定義尚且空泛,這次惟工新聞找來其中兩位被DQ議員的助理,看看他們的勞動是否不值一文? 

邊聽電話邊工作 議助練就左右互搏

阿軒於2016年11月入職羅冠聰議員立法會辦事處,Roy則晚一個月入職梁國雄(長毛)議員立法會辦事處。差不多由入職開始他們就預見著DQ的來臨,與其惶恐,不如以平常心做該做的事。

阿軒在立法會主要跟進跟教育與基層事務,涉及的會議多得令人眼花:每兩星期開一次開教育及福利事務委會,此前他先要跟民間團體會面,商討是否搞請願行動、有沒有臨時動議要提出、要向官員查問甚麼資料;逢星期三立法會大會、星期五財委會內務委員會,有議題需要跟進或提出質詢的就要出席;遇著關於兒童權利、墟市議題的小組委員會,他也要準備背景資料和相關提問。

早前惟工訪問過在議會工作了4年的議助Daisy,她提及要是跟著新議員做事,議助得花兩三年才能摸熟議會運作,而阿軒正是埋頭摸索的階段,因此他往往回到家裡仍要額外花時間查看文件書籍,才能撰寫關於長遠政策倡議的分析。如此自我犧牲/剝削,苦樂自知。不過,即使不計這一筆,他在工餘時也停不下來。收工經過黨總部樓下的便利店,口花花撩收銀姐姐傾偈,結果就接了一單個案。

在辦公室裡,他兼任接線生,來電內容包羅萬有,要求跟進社區設施、法律咨詢、勞工個案,有的並非求助苦主而是指點江山的軍師。最費神是特首選舉時,一日數十通電話,加上羅冠聰的社交網站專頁他有份營運,收工後仍被訊息轟炸,而他不想敷衍過去:「有啲係長期send message嚟打氣,甚至係有捐款嘅支持者,多數會覆佢哋,電話都會傾一陣盡量解釋。」剛開始時他還會被電話打斷工作,久而久之竟練就一邊聽電話一邊繼續工作的功夫。

而Roy的工作是先搜集資料,然後一方面交由社民連以行動引起公眾關注、凝聚社會壓力,另一方面由長毛在議會內與不同委員會作討論。社民連多年來在財政預算案會議上拉布,除了要彰顯預算案財富分配不公及提出社會問題外,主要目的是為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為此,他與同事須花費大量耐性精神留意預算案文件中可以提出修正案的部份,然後為議員準備在不同修正案範疇的發言資料。今年財政預算案,長毛提出了五百多條修正案,Roy說,那時候他工作量是平日的兩倍有多。

假如立法會真的要向議員追回開支,難道不是侮辱了這班議助的辛勤付出?

工作被逼中止 政策研究被DQ

更何況,做這份工不只在為自己打拚。

青年政策與教育議題是阿軒的心頭肉。人人道林鄭投放50億元作教育經常性開支是派糖,不論建制派還是民主派都一致歡迎,阿軒卻指出方案並未諮詢基層團體,而資助自資學士3萬元學券亦存在問題。一來增加教資會資助院校內公帑資助的學士學額才是解決問題之本,而且早於上年6月各大報章已揭露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當中八成課程收生人數低於預期。「咁樣厚此薄彼利益輸送俾個別院校,連中間方案都談不上。」阿軒批評林鄭此舉是救市多於救人。

青年人的聲音既得不到重視,又處處被代言。近幾年來看到身邊人的心態劇烈轉變,甚至因激進行動而承受沉重後果,阿軒心有不忍。「青年人讀書壓力大,起薪點追唔到通脹,自殺率高,普通對社會政治氣氛絕望,尤其是搞社會運動嘅青年。睇住社會右傾、排外同埋焦燥嘅情緒,背後其實係一種孤憤。」

阿軒注意到,因奉勸青年人「去少啲日本就可儲錢買樓」言論而出位、兼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劉鳴煒,竟憑著簡陋的報告就斷言青年整體發展都很理想。為了阻止這種無視現實困境與青年需要的言論影響政策,阿軒原本希望作更深入的研究,製作報告書提出反建議,反映青年人的孤立處境,讓更多人參與倡議……說到激昂處,他又黯然低頭。可惜議員已沒了職位,這些利劍又可如何揮舞?

談起學券問題時,Roy連連稱是。港鐵超支、領展禍害這些私有化問題是他研究的方向。他指出資助自資學位目的是發展私人院校市場,這與林鄭就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時所推行的「院舍券」是同一脈絡,將責任推給私人市場乃未來趨勢,而這些什麼券則為過渡的工具。

林鄭上台後,對勞工政策寸步不讓,這亦是Roy最不想放過的研究部份。他認為,社會抗爭的力量來自群眾,最困住群眾的是勞工、資源問題。「有人會話香港人政治冷感,但諗多層,可能是勞資框框嘅問題,冇標準工時,大家平時一至五返工都好攰,星期六日就唔想出嚟遊行,亦都會擔心參與政治事件打爛飯碗,而且社會冇任何保障去支援,生活成本問題係影響社會反抗力幾大嘅因素。」
 
然而當議員被禠奪資格,失去了發揮的平台,助理們取得資料研究政策的難度也大增。社民連整個團隊的工作亦因資源減少而須重新調配,Roy不得不放棄政策研究的工作.轉為主力負責文宣工作。

議會民間重新結合?不能再靠議會?

幸好羅冠聰辦事處的職員及時完成手續,阿軒及其他十多名同事都拿到今個月的人工。這僅僅是紓緩了燃眉之急,即使眾籌成功,也未必能讓整個團隊留下與並維持原有薪金水平。為了養家,阿軒只好考慮轉工。暫時仍未需要養起頭家的Roy,就接受了減薪方案留任。家人向來不喜歡Roy從事的工作,但也只能無奈接受,「佢地間中會哦幾句囉,話『自從你幫長毛打工之後就黑仔咗咁多』」,讓人哭笑不得。

作出DQ判決的當天,數百人出席晚會,當中不乏街工、職工盟等團體,後來反對判決的聲明有二百多個民間團體聯署。職工盟主席吳敏兒當日出席了晚會,由於被DQ議員是議會中少數會為勞工發聲的人,她認為工會必須就事件表態。街工執委朱江瑋指出,如果可以隨便DQ議員,現在的立法會就與回歸前的臨時立法會無異,尤記當年臨立會DQ集體談判權,所有工人權益福利都可以是假的。

不過參與晚會的「工學同行」成員Ruben與Apple則認為,代議政制本就千瘡百孔,接連的事件更顯示香港議會崩壞,不可再依靠代議士,而應該著重議會外的抗爭,用最切身的階級為起點組織工人以直接行動改變社會。

阿軒和Roy都是由社會運動走進議會,也看到議會的局限。阿軒說道:「議會節奏太快,無法同唔同意見嘅人好好切磋,民間倡導者亦會俾議會嘅節奏拖住走。議員只能夠幫手入q(提出質詢),但係處理唔到理念同長遠發展。」不過兩人都同意議會資源仍然需要好好利用,議會與民間須重新結合,2014年後反對派不斷被打散,現在正是團結的時候。

特首班子與議員班子 僱傭條件大不同

林鄭月娥得到777票支持當選特首,本月遭DQ的四名議員背後則代表了十多萬選票。DQ風波發生後,過往已發出的議員薪津及其辦事處開支會否被政府追討成為一大爭議點,議員助理的突然失業也成為嚴重問題。然而假如特首有一天竟然也被DQ,特首會否因此被政府追債?先前由特首任命的高官會否因此生計無依?答案很可能是不會。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會議員須履行多項職權,而第六十四條則注明政府必須向立法會負責。不過確保立法會議員能夠實際行使相關職權的議員助理,並沒有在僱傭條件方面得到與政府人員同等的保障,而且兩者的差距絕不止於薪酬多寡。

每逢新特首上任,都會按2002年引入的政治委任制度重新指定輔助自己管治的高官,包括司長、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和特首辦主任,全部以公務員規格聘用,由政府直接支薪。《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表明司長及局長級官員與特首辦主任獲免費提供一輛汽車連一名司機,到海外公幹時可帶同配偶坐頭等機位,費用全部由公帑支付。由於高官是由政府支薪,而特首只負責任命而並不負責支薪,就算被DQ也不會遭政府追討已發出的高官薪酬。再者,別說身為高官上司的特首陷入DQ訴訟,就算是高官本人被刑事起訴或因涉嫌違背公眾利益而遭停職,一樣可以按《公務人員(管理)命令》獲發半額以至全額薪酬。

議員助理的僱傭待遇則截然不同。《立法會議員申請發還工作開支的指引》第13條列明立法會議員每年可獲發還不超過2,611,210元的辦事處營運費用,聘請助理所花的薪酬通常由這筆款項裡撥出。該指引的第16條規定「議員必須直接聘用其職員」,亦即議員助理是政府撥款予議員來招聘的人員。假如政府要求向被DQ的議員追回撥款,已發出的議員助理薪水也會在被追討之列。

【議辦助理訪問系列】
(一)從建制大黨到社區團體 為志業無悔薪金減
(二)勞工團體打滾十四載 反思工作性質 「當有僱傭關係,工人隨時被犧牲」
(三)議員雄辯滔滔,背後靠議助發功
(四)工聯會議辦助理 月薪不足一萬 「議員為買樓 對工人權益認知不深」
(五)點解議員唔做嘢/做唔到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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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上周再有四名議員被禠奪資格(DQ),除了失去議席,他們更可能被立法會追討共計一千多萬的開

從減薪削資到今天外判扣年資——莊嚴文物旁的保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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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惟工新聞收到求助,有康文署轄下的歷史博物館保安員指,外判保安公司懷疑看中續約期間有機會節省開支,因此在明知能夠繼續承包博物館保安工作的情況下,先與保安解除合約再重新聘用,此舉不但斷工友年資,亦避免日後遣散費上升的風險,同時扣走保安的年假和勞工假,可謂一舉三得。
 
通知書幾行字  年資假期被清走
 
涉事的外判公司為「私家安全顧問有限公司」,2014至2017年合約由其承包,本年康文署重新招標,承包商繼續為私家安全。根據政府網頁顯示,新一輪合約已於本年3月30日批出,合約期由2017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按此年期,外判公司應於本年5月與保安簽約。
 
然而,在明知獲得博物館續約的情況下,外判公司提早於4月初就向保安員派通知書,信上寫明雙方將在4月30日中止僱傭合約,公司會向合資格的員工發放遣散費。各保安員分別被叫到辦公室簽紙,被迫離職。當時員工已知同一間外判公司將承包歷史博物館合約,雖然通知書上未明言公司會繼續聘請現時的員工,但工友心想,如果不簽紙便肯定無法繼續在博物館工作,因此無奈簽名同意。
 
外判公司向員工發放通知
 
實際上,一眾保安員從未離職,因為外判公司其後再與所有保安簽訂新合約。簽約形式眾說紛紜,過程頗為混亂,有保安指是由5月1日簽新約,有說是6月1日,更有的指4月離職後被安排簽一個月短合約,然後才簽長約。有工友透露,是次強行解僱後所簽的新合約,只是與公司簽訂,並無政府的標準僱傭合約,涉嫌違反政府規訂。(康文署回覆見文末)
 
透過這一手段,外判商從多個途徑節省了開支,變相刻扣工友應得的工資和福利。最明顯的是,假如所有保安的年資皆被清零,遣散費的年資就會被重新計算。據知,歷史博物館有不少工作未滿兩年的外判保安,這次不但不能領取遣散費,更要被斷年資。以一個在解僱前工作了一年三個月的保安為例,三年後應該有四年多的年資,但因今次被中斷,便少了一年多年資所計算的遣散費。除此以外,年假隨年資累積,做滿六年的工友可獲有薪年假11天,如果結清年資,假期就要由頭計起。據一位工友所言,2014年以前入職的工友仍可累積年假,但2014年以後入職的就沒得累積了。
 
選擇這個時機,外判公司還可逃避最低工資調整所帶來的額外開支。由於歷史博物館外判保安員的人工以最低工資計算,4月時保安員的時薪仍為$32.5,但一到5月因最低工資兩年一檢,時薪最少將調整至$34.5,令以後再計算遣散費時基數上升,外判公司決定在這時解僱員工的原因便昭然若揭。
 
無端解約亦使工友被扣勞工假。由於連續性合約受僱滿3個月才可享有有薪假期,因此工友在5月獲重新聘用時,便喪失了五一勞動節、端午節和七一回歸的有薪勞工假期。
 
忍受減薪削資 只望長年工作保障
 
只要稍為翻查資料,便知道康文署轄下博物館外判保安員的待遇,多年來一直欠佳,近來更每況愈下。因此,這次外判商再為節省丁點資源向工友開刀,不少保安員難忍不忿。
 
2011年以前,政府規定外判保安員的工資不應低於該行業的入息中位數,保安員的時薪維持在$30.5左右,但自最低工資成立後,外判標書的人工便以其為起點,結果保安員工資竟跌至$28,令工友生活更艱難。直至2013年,工資都仍未追回以前水平,只得$30。
 
到了2014年,外判保安員更要面對政府削資的壓力。翻閱當年的新聞,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要求各部門由2016年起連續兩年節減1%開支,康文署卻提早交數,於年底裁減近400名外判保安及清潔工,歷史博物館保安員裁12人,科學館裁減約10人。當時博物館遊覽人數已不斷上升,大幅裁員無疑令保安的工作條件更嚴峻。
 
訪問的保安員向我們透露,人手下降的情況並未停過。自2014年歷史博物館保安員裁員後,外判公司情願以替更形式聘請保安員,不以長約形式聘用,以應付博物館勞工需求的波動。根據私家安全於去年的資料,歷史博物館工作的保安員共有75人,其中兼職保安員佔25人。
 
人手嚴重不足,令保安員的工作更為繃緊。以往,保安員假如工作時要去洗手間,可叫附近的同僚作個照應。但人手減少後,保安員之間的位置愈來愈疏遠,這種應變已沒可能,保安真的要去廁所的話,竟要找經理出來頂更和計時。
 
在這個時候,外判公司選擇清洗工友的年資,實際上是清除工友近幾年來工作所渴望儲下的丁點保障。外判商也看準工友身處的困境︰工友同時身為家庭主婦,就算再被開刀仍不會辭職,因為家庭主婦會希望保持歷史博物館這個方便的工作地點,以及相對穩定的上下班時間,讓其可以同時兼顧照顧家庭的責任。
 
投身勞損循環 外判公司用完即棄
 
歷史博物館的外判保安員大多是五十來歲的基層婦女,長年擔當保安工作,每天9小時(半小時吃飯)行行企企,少有坐下的時間,令下肢勞損情況嚴重。訪問的工友說,不少保安員皆有腳踭和小腿痛,隨著年紀漸增,很多人都要私下求醫。現時,歷史博物館仍未做到「一人一櫈」,在常設展覽《香港故事》的出入口位置便沒有椅子讓保安支援。館內的保安通常每半小時換一次位,但在出口位的保安員企了足有一小時後才可換位。換位時還要徒步走上樓梯跟人交更,對年邁的保安員非常吃力。
 
保安站完一小時後要走上這條樓梯換位
 
據保安工友的描述,外判公司也已經完全適應以至合理化了下肢勞損的情況。當歷史博物館舉辦專題展覽時,會在短期內需要更多保安員,外判公司便會以兼職的形式招聘。通常每年都會有一至兩個長期聘用的保安員因為年老和健康問題離職,這些兼職保安便會轉為長約,接替離職員工,成為這條「勞損循環」的新一員。
 
今天,下肢勞損仍未被列為工傷,工友仍然要依賴積蓄求醫,這次被斷年資後,工友生活定必更為艱難。對此,外判保安公司的選擇是視而不見,而且他們不但無視保安工作對數十個中年婦女所造成的身體傷害,更操弄工友的聘用時間以此漁利。
 
歷史博物館會念掛這班欣賞文物的員工嗎?
 
訪問當中,不少保安都不自覺地表達嚮往在博物館工作,因為可以看到不同展品,擴闊眼界。就算是不少人覺得沉悶的《香港故事》展覽,保安員也談得起勁。近日,博物館的專題展覽《清宮帝后誕辰慶典》開幕,展出210組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清代祝壽文物,頗有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慶祝成立(生辰)二十周年的況味,不少工友又對可以看到故宮博物館的文物而興奮。在網頁上查找,歷史博物館的使命寫著要「成為各界人士學習、分享和享受樂趣的開放平台」,看來算是做到了。然而,往下一看,信念一欄還寫著「秉誠持正」、「以人為本」,不知博物館在慶回歸二十年同時,又會否顧念這班外判保安工友呢?
 
 
後記︰
 
康文署於7月21日星期五晚上回覆了惟工新聞的查詢。以下為其中一段的修短版︰
 
「雖然政府與服務承辦商的員工沒有僱傭關係,但也制訂了指引。例如在進行新服務合約招標時,於場內張貼通告,提醒保安員與僱主就工作安排盡早溝通,並簡述僱被解僱時可享有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該通告也提醒保安員為保障自身權益,在簽署文件前必須清楚了解及同意有關内容;保安員有任何疑問或投訴,該通告也提供了聯絡電話。」
 
由康文署的回覆可見,署方對保安員的遭遇毫不知情,回應時竟然是首先撇清和員工的關係,再為自己設下重重保障。本報發出查詢至收到回覆歷時十一天,就著上文提出的疑問,康文署仍未從外判商方面得到回答,僅表示已聯絡勞工處。所謂「以人為本」的精神,到底是體現在誰身上?政府網站顯示,除了歷史博物館,私家安全顧問有限公司還承包了太空館、天文公園及科學館的保安服務,合約價值超過5千萬。如此巨額開支,康文署到底有沒有足夠監管,令市民的錢用得其所?
 
康文署表示有要求保安公司與員工簽訂標準僱傭合約,合約副本亦須呈予館方。結合保安員提供的公司信件,這裡出現了幾個可能:
(1)外判商與員工簽的5月份新合約並非標準僱傭合約,故館方不知情;
(2)外判商先與員工簽署一個月非標準僱傭合約的短約,再與員工簽6月開始的標準僱傭合約;
(3)外判商與員工只簽署了由6月開始的標準僱傭合約合約,5月份的勞動並無合約保障。
 
不論上述何種情況,保安員的權益都受到侵害,康文署必須盡快對此向公眾交待。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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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門內戰人道災難蔓延 六十萬人或感染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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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門內戰引發人道災難,情況越趨惡劣。世界衛生組織每日錄得的新增霍亂個案高達五千多宗。國際人權組織CARE(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警告,該國將面臨飢荒。
 
「自衝突開始以來,數千平民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CARE主席雅曼(Wolfgang Jamann)在記者招待會說。「全國60%地區的食物供應不穩定,過半人口無法獲得乾淨食水。很多地區距離飢荒只是一步之遙。」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自阿拉伯聯盟介入也門內戰以來,已造成超過8000人死亡,44500人受傷,當中大部份是平民。
 
更糟的是,霍亂現時大規模爆發。從4月至今,已有37萬人染病,1800人死亡。世衛每日錄得5000多宗新增霍亂個案。國際紅十字會估計,全年將有60萬人感染霍亂,亦即每45人當中就有1人。因應疫症爆發,一系列重要港口被封鎖,數百萬人無法取得食物和藥物。與此同時,全國大部份醫療設施均無法運作。
 
2014年開始內戰 被列為最不安全國家之一
 
自2014年起,什葉派反政府軍侯迪斯(Houthis,官方成為Ansar Allah,意即「神的支持者」)與效忠前總統薩利(Ali Abdullah Saleh)的軍隊佔領首都薩那在內的大部份國土。其後,以沙地阿拉伯為首的阿拉伯國家在2015年3月開始軍事介入,空襲反抗軍,以期恢復總統哈迪(Abd-Rabbu Mansour Hadi)的政權。
 
國際少數權益組織(Minority Right Group International,MRG)批評,作戰雙方均違反了國際人道規定,指出也門有極大可能發生種族屠殺,因而將也門列為其中一個「人民最受威脅」的國家。
 
(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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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門內戰引發人道災難,情況越趨惡劣。世界衛生組織每日錄得的新增霍亂個案高達五千多宗。國際人權組織CA

逼兼職營地導師轉自僱合約 YMCA高層:一係簽一係唔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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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暑假來臨,正是各種宿營與日營活動的旺季,大家玩得開心之餘,卻未知知道一群營地導師正受壓逼。坐擁三大營地的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懷疑為削減開支,今年起將負責多項活動的兼職營地導師轉為自僱合約,連自己由十多歲起栽培的員工也不放過,態度絕情。面對約60位導師群起請願,高層刻薄回應:「你地有得揀,可以簽同唔簽囉。」

不轉自僱就滾蛋,這種劫匪式「要錢定要命」的所謂「選擇權」,固然無賴,但身為導師的Robin(化名)和阿梓(化名)最在乎的並非自身待遇,「我唔介意無強積金,唔介意你唔加人工,我最介意係責任問題。」射箭、繩網、攀石、各類水上活動都有一定危險性,新的自僱合約竟列明一旦發生意外將由導師負責賠償。假如不幸有學員傷亡,初出茅蘆才幾年的年輕導師就算傾盡身家也可能賠償不了。

這樣的營地,你敢光顧?

「灰約」:逃避四一八的僱傭合約

Robin和阿梓青春逼人,驟眼看起來是好欺負的職場新人,但其實作為營地導師已有相當資歷,帶領一般營地活動或團隊訓練都難不倒他們。十多歲時參加YMCA的營地導師訓練,繼而實習,完成實習後帶活動,兩人當上兼職營地導師已有好幾年。

YMCA旗下有「烏溪沙青年新村」、「將軍澳青年營」、「黃宜洲青年營」三個營地,機構年報顯示2015/16年度的整體營地服務虧損約430萬元,而且虧損也不是近年才發生的事。Robin表示員工之間都知道YMCA一直盤算緊縮開支,即使先前仍使用僱傭合約方式聘用兼職導師時已見徵兆,「傳聞佢地只俾導師簽其中一個營。」為甚麼?「為咗避『四一八』。」

根據《僱傭條例》,若打工仔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四星期或以上,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即屬「連續性合約」,俗稱「四一八」,可享有有薪年假、有薪法定假、有薪病假及長期服務金等權利。阻止導師一口氣跑幾個營地,無疑有助壓低工時,逃避支付各項員工福利。阿梓去年與YMCA簽訂的舊合約(俗稱「灰約」),雖則上面沒有限定他只能在一個營地工作,但資方並未在上面訂明實際工時,只列明工時「 每星期少於18小時」,動機十分赤裸。

不過灰約再差,畢竟仍舊是當員工是員工的真正僱傭合約,白紙黑字承認導師受《僱傭條例》和《僱員補償條例》保障。然而半年前全職同事裡頭傳出風聲,指YMCA嘗試削減10%導師費開支,將推行自僱制度。爆料同事遺下一句「嗱,你地聽完就算喇」,不久離職遠去。

當然事情不會這樣「算」了。今年3月,自僱成為事實。

「黃約」:自僱者因工死亡最多賠十萬

兼職營地導師與YMCA先前簽訂的灰約在3月31日到期,資方要求等待續約的導師簽訂新的「訓練程序服務提供者合約」(俗稱「黃約」)。黃約跟灰約不同,屬自僱合約而非僱傭合約,導師亦由僱員降格為「服務提供者」,不再受任何勞工法保障。強積金?沒有。拖糧逾7日資方有沒有犯法?沒有。因工受傷甚至死亡有沒有賠償?有,但那只不過是YMCA為自僱導師買的「人身意外及永久傷殘」保險基本計劃,就算導師因工喪命,黃約寫明傷亡賠償金額不會超過10萬元——但《僱員補償條例》規定僱員工傷死亡的最低補償金額為408,960元。一旦變成自僱,YMCA開價的「最高」連勞工法「最低」標準的四分之一也追不上。

接受自僱淪為二等公民之後,導師還面對其他刁難。導師若到黃宜洲青年營開工,該處位置隔涉,返工須從西貢乘搭YMCA提供的船隻前往營地,營地職員坐船不收費,但「外人」須繳付300大元。「自僱之後我就唔係YMCA員工,咁係咪要俾300蚊?」導師在營地帶一節兩個小時的活動,工資才僅獲268元,倘若YMCA向他收船費,基本上那一節就等同蝕做,衰過白做。

「YMCA仲好意思話自己『非以役人,乃役於人』!」Robin對這種所為相當不忿。YMCA在歷史上曾是基督教合一運動的重要推手,如今竟藉著自僱將會內部份同工割裂出去。眼見新公佈的黃約問題多多,一眾兼職導師3月25日晚上找管理層瞭解合約條款。時任烏溪沙青年新村 二級助理康樂體育主任的黃俊輝作出各種口頭承諾,包括如活動期間發生意外,一切法律責任由全職同工負責,不由兼職導師承擔。不過YMCA並沒有將那些口頭承諾寫在黃約上面,Robin更發現作出口頭承諾的黃俊輝本人其後已離開該工作崗位,再多承諾也難望有實質效力。

兼職導師與YMCA管理層見面後,在3月31日發表聯署信,要求暫時擱置簽署黃約,內文態度溫和,亦未有堅決反對自僱,主要只是就導師薪酬、交通費、保險以及多項安全問題作出建議與提問。這封公開信獲得約60位同事聯署支持。

可惜直到信中要求管理層回覆的最後期限4月13日,YMCA仍然毫無動靜,到4月19日開口時,卻是以「人力資源部同事放年假」為名使出拖字訣。拖了足足一個月,YMCA營地服務部執行幹事梁錦玲才終於會見兼職導師,雖表示交通費可以事後實報實銷補領,惟整體姿態更加強硬。「佢話,『你有得揀,可以簽同唔簽囉。』」Robin形容梁的講法十分「臭寸」,擺明逼兼職導師接受黃約,不接受的就自己走人。「YMCA擺出嚟就係唔使同你講人情。慳呢啲錢?你個會賺咁多錢。」

雖說YMCA的營地服務略有虧損,但會內整體財政狀況卻不無餘裕。年報顯示YMCA在2015/16年度儘管收入下跌,可是卻在應付各項開支後,仍能留下590萬餘款作撥備用途,尤其賓館服務賺的利潤接近8,800萬元,不一定要為了節流而向基層員工開刀。

危險活動處處 出意外導師自費賠償

兼職導師的直接待遇還不是他們最擔憂之處,真正關鍵在於活動安全衍生的責任問題。「我唔介意無強積金,唔介意你唔加人工,我最介意係責任問題。」Robin坦言營地活動有一定風險,學員發生意外絕非不可思議,但黃約最絕的地方是奉自僱之名要求導師負起意外賠償的責任。合約第二條訂明:

乙方(編按:即YMCA)已在會址購買公眾責任賠償保險,以保障學員於訓練程序期內因本會疏忽引致意外傷亡賠償。惟甲方(編按:即自僱導師)或其屬下服務提供者因不按照雙方同意之教程進行訓練或令學員進行危險活動而引致傷亡或損失,則甲方須負全部責任,與乙方無涉。

看起來似乎是導師不聽話才須承擔賠償責任,但實情並沒有那麼簡單。上述條文有兩個關鍵詞:一是「教程」,二是「危險活動」。「營地導師根本無『教程』可言。」Robin解釋,只有教球類活動或彈網等的「訓練班導師」才需要擬定課堂教程供YMCA審批,像他們這些「營地導師」負責一般營地活動或團隊訓練,使用營地固定設施及會方提供的器材則並沒有這個需要,條文裡的「雙方同意之教程」從來不存在。於是問題就落在「危險活動」這個關鍵詞上面。「我地營地做緊嘅一切嘢已經係危險活動啦。」阿梓和Robin相視一笑。


「黃約」部份內容。紅框部份的條款要求自僱導師承擔「危險活動」裡學員傷亡的責任;藍框部份的條款顯示自僱導師本人若因工傷亡,YMCA為其購買的保險則最多只賠10萬元;綠框部份的條款表明兼職營地導師與YMCA再無僱傭關係,與外判承包商同屬「服務提供者」。此外,「黃約」右下角日期顯示早在2016年12月YMCA已決定營地導師的自僱條款,惟拖延數月才向受影響員工公佈。(合約樣本由被訪者提供。)

在營地裡,可能釀成死傷的環節多不勝數。高空繩網離地10米,失手掉下來會出事。平地活動呢?「有時會用竹嚟紮羅馬水砲,碌竹仲高過我個人。」Robin說:「間中就有學員俾碌竹扑中頭。」

扑中頭猶算小事,弓箭出意外更危險。YMCA營地是有射箭場,但它培訓導師時並沒有提供弓箭裝備保養課程,它栽培出來的阿梓和Robin自然不懂,包括正式全職員工在內整個營地亦幾乎無人理會,保養陷入聽天由命狀態。「唔知啲弦線幾時散開架。」Robin想起設備的情況:「如果發生意外係咪入我數呢?」

正如吝於投放資源維持僱傭關係,或者是因為吝於付錢整頓設備,YMCA營地不少設備在導師眼中都甩皮甩骨,安全成疑。提到各個營地的設備損耗,兩人如數家珍。像頗受歡迎的烏溪沙青年新村,Robin說營內防止射箭射出場外命中途人的箭網與行人路距離不遠,但箭網早已「溶溶爛爛,直程漏窿」。以水上活動聞名的黃宜洲青年營亦狀態不佳,划獨木舟的船槳可以是破爛的。阿梓補充說某些營地的繩網也不行:「日曬雨淋,啲繩都冇晒彈性。」Robin隨即追加一句:「喺嗰度攀石,啲石會郁架!」

倘若資方疏於保養自製危機,一旦出事卻一聲「自僱」交由導師埋單賠償,既不公平,大多年紀尚輕的導師也賠不起錢。2010年一位文員在西貢花式滑水期間發生意外重創頭部,高院一度裁定船東須賠償660萬元,縱使今年法庭撤銷有關裁決,亦足以一窺意外賠償的金額可去到甚麼水平。YMCA新推出的自僱條款建議導師自行購買保險,應付意外賠償的開支,但即不論導師自己夠不夠錢交保費,保險公司為營地工作而設的責任保險未必容許他們以個人名義購買。

自己賠沒錢,保險又買不到,怎麼辦?黃俊輝曾向兼職導師提出折衷方案,表示活動進行時會派一名YMCA全職員工到場充當負責人,萬一發生意外法律責任將由YMCA承擔。不過沒有跡象顯示這項方案有落實過,兼職導師未曾見過營地全職員工有這樣一個「更表」編配人手列席營內各項活動。

除了祈個靚禱,希望開工時不要發生任何意外,簽了自僱合約的營地導師大概無能為力。

大機構工作機會多 怕列入黑名單丟飯碗

簽了黃約的導師亦不是人人心甘情願,只是事情拖了三個半月,YMCA一直企硬,但人總要開飯,惟有就範。暑假是營地旺季,需要大量人手,表面看來是以集體工業行動向YMCA施壓的良機,其實不然。「佢地請咗好多暑期活動助理同實習同學。」Robin收到不太好的消息:「Training camp完咗,仲有三十幾人準備簽黃約。」

不敢得罪大機構也是部份導師無法貫徹抗爭的原因,擔心被YMCA列入黑名單永不錄用。阿梓指營地導師這一行行頭窄,工作不易找,當年若非YMCA營地同事介紹他到其他營地工作,說不定很難找到其他機構的營地導師飯碗。「好多營地有自己嘅training,鍾意請返自己人。」他已考取幾個相關專業牌照,仍不見得可以隨心所欲。Robin說:「如果你無network,就算有牌都搵唔到工。」

YMCA轄下除了有三個營地,還有其他社區中心,提供的工作機會多寡也不是中小型機構可比。Robin指一般機構偶爾才有這類導師工作招募人手,「但YMCA係每日都有job。」阿梓覺得YMCA出的工資在行內不算高,時薪134元,他在另一個機構的營地打工時平均時薪卻有高出一截,不過YMCA工作機會多倒是真的。既要靠它開工,他們都明白某些同事的怕事心理。

看著同事走的走,簽黃約的簽黃約,Robin和阿梓對能否爭取資方讓步不表樂觀,也不期待作為營地暑期活動主力客戶的家長會很關心導師的辛酸。「佢地都係想小朋友暑假有活動,點會得閑理咁多?」

阿梓跟同事的關係其實不壞,但若不向自僱屈服就意味他從此被驅離職場:「我同全職同事相處得幾愉快,都好珍惜呢段時光。」Robin表示如果可以的話他願意再做十多二十年兼職營地導師:「我想做呢一行,呢份自僱合約係阻礙咗我發展。」

又或者,就是因為不對員工長情或忠誠,資方才會鍾情於自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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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暑假來臨,正是各種宿營與日營活動的旺季,大家玩得開心之餘,卻未知知道一群營地導師正受壓逼

【理法思苦】一地兩檢,胡混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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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林鄭政府交付社會討論的高鐵「一地兩檢」方案,最大的感覺,反而不是震驚或憤怒,而是悲涼與沮喪。

「反高鐵之戰」第一回合在2009年底開打,持續到2010年初第二次財委會的周六會議,當時爭議熱點無疑是抗議政府以興建鐵路為名而清拆菜園村,但在工務小組委員會與財委會的交鋒中,就已經反覆爭拗西九總站內「一地兩檢」的問題。基層工人尤其記得,在其中一個星期五,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不斷向當時的「財主」劉慧卿抱怨,說自己已經就「一地兩檢」解說了很多次,問與答的內容都是重覆又重覆云云,但代表法律界的吳靄儀議員霸氣盡現地喊出了一句︰「我就是要追問『一地兩檢』!」

當時議員窮追的焦點,是如果政府根本未想通「一地兩檢」是否法律上容許、現實上可行,以致不能排除高鐵要在沒有「一地兩檢」之下營運的可能,那麼,這廿六公里的鐵路,是否還有建造的價值?那六百多億來自市民的血汗錢,是否仍花得其所?為這一切而要毀掉村民們世代經營的家園作物,是否公平合理?

曾蔭權政府當時的lines to take,主要不外是言明,「一地兩檢」會繼續研究研究、討論討論,毋須太快下定論這安排一定是法所不容;另外,總站的設計建造,無論如何也會做定「兩手準備」,預留空間設置符合「一地兩檢」安排的口岸設施。

到了臨近表決前夕,時任官員為了哄得立會議員「開綠燈」,無所不用其極地「落足嘴頭」。在第二次加會(亦即最終表決通過的那一次)前一天,一名運房局官員具名去信回應民主黨的質詢,最後一段如此寫道︰「……值得留意的是,現時乘客量預測,經濟效益並未考慮『一地兩檢』帶來的額外效益,在未實施『一地兩檢』前,福田、龍華、東莞和廣州站會設有邊檢服務;也會有折衷方案處理長途列車服務,乘客毋須在深圳中途下車進行邊檢。因此,『一地兩檢』雖然可以發揮高鐵的最大效益,但不是先決條件。」

換言之,為了爭取闖過高鐵撥款第一關,政府當時的說法,是「一地兩檢」其實有Plan B(即廣東四站設邊檢,或者便利長途客不用在深圳下車的「折衷方案」等);而且政府估算高鐵客量效益時,是用沒有「一地兩檢」的scenario作估算,所以有「一地兩檢」,當然增大效益,但就算沒有,鐵路營運依然不會「造唔過」。

歲月匆匆,六年後,高鐵整體工程建了四分三,卻突然發覺要追加撥款,否則就會爛尾離場。在這個政府、到建制政客、到財閥都通通為高鐵成敗押了注的骨節眼上,在野派沒可能不借機迫使政府交代,到底「一地兩檢」做不做、如何做。局長從鄭汝樺換成張炳良,而主子則變成梁振英。出身民主派的張炳良,在「一地兩檢」上足足耍了四年太極,終於不能不在高鐵撥款戰第二回合,進一步交代政府的立場。

張局長不好意思推翻六年前「高鐵效益估算未計算『一地兩檢』」的說法,卻悄悄將一切Plan B 都隱沒於文件中,斷言為了效益,除了「一地兩檢」基本不作他想。除了哭鬧「爛尾」靠嚇,政府在第二回合所派的定心丸,變成「不會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一定問准立法會」,當然少不了689式的語言藝術︰財委當下通過加碼,並不代表通過「一地兩檢」。

如是者,高鐵撥款又跨過「埋門」的第二關,這亦是項目融資而言的最後一關。689一朝已經暗示,「一地兩檢」再無Plan B,只是空洞地答應讓議會「守尾門」。

當「一地兩檢」最終方案見光之日,香港政治已經面目全非。在野派先是攻下歷來議會最大版圖(超過四成二議席),旋即不敵釋法與DQ,反陷入直選功能兩邊皆不過半的險境。梁振英不獲中央祝福而引退,取而代之的林鄭月娥遊移在「和風」與「延續689路線」之間。不變的律政司司長與新的運輸和保安局長,一同推銷由掌權者設定的「一地兩檢」定案。

毫無懸念地,經過接近八年的哄騙,還是回到「一地兩檢」、中方在西九設「法外之域」的原點。七年來政府矢口否認「沒有『一地兩檢』就成就不了高鐵」,到頭來還是要退回靠嚇的舊橋段︰「如果不實行一地兩檢……廣深港高鐵將失去其高效靈活的功能。換言之,廣深港高鐵在兩地兩檢下變相只會成為另一條城際直通車,利民作用大幅削弱,失去便捷通達全國各地的優勢。」林鄭新班子還要煞有介事地另開新章,把七年前輕輕提及的Plan B,加以批評一番,為「一地兩檢」無可取代的地位「造勢」;但這無異於表明,當日爭取六百億撥款、爭取議會通過毀村建鐵的Plan B,甚麼廣東加口岸,甚麼不用下車通關,原來通通是信口開河。

七年前反高鐵、反一地兩檢的法律理據、政治觀點,到今天固然全部適用;七年來,中港政府的橫蠻,還有「洗頭艇」的出現、邊界搶人的風波,徒然進一步佐證這些反對觀點。但我們更要認清︰環繞高鐵與「一地兩檢」所發生的一切,根本就是一部公民社會無力反抗政府謊言與專橫的歷史。

時至今日,圖窮匕現,鐵流滾滖南下帶來的,竟然是一份要香港自甘讓出市區心臟帶司法管轄權的「合作安排」。現在讓的,是鐵路站口岸;明天,難道不可以是中聯辦附近的街區?七年前,政府可以為了換來撥款而盡開空頭支票;今日在文件侃侃高論甚麼「內地人員不會在口岸區以外有執法權」,誰可以擔保不會落空?

歷史不斷重演,我們豈有不悲涼、不沮喪的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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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林鄭政府交付社會討論的高鐵「一地兩檢」方案,最大的感覺,反而不是震驚或憤怒,而是悲涼與沮喪。

來自大英帝國的反同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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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同志平權是西方價值,違反傳統文化!」香港的保守派這樣說,台灣的保守派這樣說,到了新加坡、印度、俄羅斯和非洲各國,也有政治宗教領袖這樣說。諷刺的是,更多證據說明,反同性戀才是西方引入的價值。近年,不少學者研究歐洲各國如何將反同性戀的法例帶到殖民地。惟工新聞翻譯這篇由韓(Enze Han)和奧馬漢尼(Joseph O’Mahoney)的文章,介紹兩人研究英國反同法例對其殖民地的影響。
 

在過去半個世紀,很多國家都取消了針對同性關係(尤其是男性)的刑事法例。那些法例往往將同性行為冠以被稱為「同性罪行」、「雞姦」(sodomy)、「非正常行為」(unnatural acts)或其他名目。

 
恐同政權:西方發明的同性戀破壞傳統
 
但是,各地將同性行為的非刑事化的步伐並不一致,有些國家甚至向相反方向推進。尼日利亞、烏干達、岡比亞最近通過了法案,增加現行反同法例的刑罰,以及新增其他反同措施(雖然烏干達的法案最終被憲法法院裁定無效)。在2013年,印度最高法院推翻了德里高等法院將同性行為非刑事化的裁決。在查德,一條正在草擬的法例列明,同性行為將被判處15至20年監禁,以及巨額罰款。在2014年10月29日,新加坡最高法院維持男性同性行為刑事化的法例。
 
在這些將同性行為刑事化的事件當中,一個主流論述聲稱,包容同志是強加於傳統文化的西方價值。例如津巴布韋總統穆格比(Robert Mugabe)稱同性戀是西方的發明,會「破壞非洲道德」;岡比亞總統賈梅(Yahya Jammeh,已於2016年12月敗選下台)稱同性戀者是「惡魔」;而賴比瑞亞總統希爾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形容該國反同法律為「傳統價值」。
 
肯亞救贖教會(Redeemed Church)大主教基湯加(Arthur Gitonga)在一個記者招待會說:「同性戀相當於殖民主義及奴隸制」。在俄羅斯,即使同性行為合法,外交部卻批評歐盟作出「酷兒宣傳」(queer propaganda)。就著歐美批評俄羅斯立法禁止宣傳同性戀,總統普京稱之為干預俄羅斯傳統文化。
 
研究者:恐同法律自英國殖民時引入
 
諷刺的是,我們的研究指出,所謂「包容同志是西方價值」的說法不但與事實不符,實際上是剛剛相反。在很多國家--包括上述提到的一些--將同性行為刑事化的法律其實是在英國殖民期間引入,例如印度刑事法第377A。
 
我們研究世界各地規管及懲罰同性行為的法例是否有別,並探討背後的原因。分析185個國家的數據後,我們發現,與其他前歐洲殖民地相較,前英國殖民地更傾向將同性行為刑事化。例如,在將同性行為刑事化的國家當中,57%曾經作為英國殖民地。在所有前英國殖民地當中,近70%在獨立後繼續將同志行為刑事化。
 
看來,當大英帝國將其司法系統引入殖民地時,有關雞姦的法例也是其中之一。而那條法例到了1967年才在英格蘭和威爾斯取消。那時正值解殖風潮,英國本土的法例轉變已經與殖民地無關。相反,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已經將雙方同意的同性行為非刑事化,並將這個改變推廣到其殖民地。
 
多個研究已經指出,個別國家的反同法例部份來自殖民地時期。這個新的研究提供系統性的證據,說明這些法例為何在今日遍布全球。進一步說,我們的研究說明,這個結論在宗教、篤信宗教程度、民主化程度、現代化程度及財富等不同因素之下仍然成立。這結論在同一個地區,例如非洲撒哈拉以南(sub-Saharan)同樣成立。其中,將同性行為刑事化的前英國殖民地遠多於前法國殖民地。
 
強調反同法例源於殖民統治是一種重要的進路,用以反駁包容同志是新殖民霸權的論述。另一種策略可以是宣傳非洲在被殖民統治前的同性行為。
 
我們的研究亦說明,沒有理由相信前英國殖民地需要比其他國家花較長時間改變反同法例。例如我們統計各殖民地從獨立到將反同法例非刑事化的時間長度,發現英國與西班牙,以及其他國家的殖民地的差距不大。隨著世界各地在同志平權方面有所進展,我們期望這個研究能為那些一直為推翻恐怖和壓逼統治而努力的運動者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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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逾千人暈倒 人權機構揭柬埔寨代工廠現代奴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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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即將於9月輸入柬埔寨家務工,他們是在什麼背景之下出國打工?他們與香港人有什麼關係?或許,你現在身上穿的衣服鞋襪就是由他們來造的。據柬埔寨國家銀行報告,柬國今年上半年成衣出口占六成總出口額。柬埔寨的製衣工人幾乎都是女人,在不足20年裡,製衣業令70萬名女性進入工作場所。人權機構Danwatch於上個月發表了一份調查柬埔寨工廠的報告,揭露為Nike、Puma、Asics、Bestseller、VF(旗下品牌包括Vans和North Face)生產的工人集體暈倒的情況,並探究背後成因。
 
工廠失火不准離開 暈倒工人失去意識一小時
 
該報告名為<集體暈厥折磨著為我們縫製衣服的女性>("Mass faintings afflict the women who sew our clothes"),由丹麥一家獨立媒體與研究中心Danwatch製作。報告引述柬埔寨當局數字指出,2016年有1,160名工人曾經在廠裡暈倒,而最近6個月就有500名製衣工人暈倒並送院。Danwatch聯同衛報一起訪問了14名柬埔寨工人,他們來自5間工廠,都曾經在廠裡暈厥或目擊集體暈厥事件。在過程中,有的人仍保持意識,但有的人失去意識長達一小時。
 
最大型的事件發生在2016年11月。一間為 Asics製作跑鞋的工廠裡,有140名工人暈須倒送院治理,緊接著的下一日,同一間工廠再有70名工人暈倒,一天後又有超過150人暈倒,工廠最終被逼暫時關閉。
 
柬埔寨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數字顯示,今年2月,28名工人在一間製作Nike產品的工廠暈倒。去到3月,又有約40人在一間Puma代工廠暈倒。
 
2月24日清晨,Bestseller代工廠失火,煙靜靜地漫出,嚇破膽的女工們慌張地跑來跑去找出口,但是門被鎖起來了。通往庭院的路被中國藉監工阻擋著,那監工謊稱火勢不嚴重,快要被撲熄了,裁縫逃出工廠又被命令回去。結果,36名工人暈倒送院。32的女工Sohtia醒來時感覺呼吸困難,但會沒有人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Bestseller回覆Danwatch時表示,失火那天他們碰巧到訪工廠,目睹火警與及多人暈倒。但是Danwatch指出,Bestseller並沒注意到工人的勞動條件問題,在火警以外,還有很多原因導致集體暈厥的情況出現。
 
室溫高達37度 工人須吃藥抑頭痛頭暈 
 
Asics代工廠裁縫的工作量比以前高得多了。他們現在每天要縫製240項材料,包括口袋、衣袖、拉鏈。他們會盡量避免接一些棘手的任務,因為難度與時間是不成正比的。生產線的監工將那些任務當成懲罰手段,誰看起來做得不夠勤力或作出投訴,就把難做的任務判給他。
 
工廠在4至9月是繁忙期,那是加班的高峰,也是太陽最猛的時節,外面的氣溫常常高達攝氏37度。為了避免接觸化學品及纖維,女工們工作時多數穿著遮蓋手臂及雙腳的衣物,即使酷熱也無法不如此。
 
Asics工廠裡,中午時份室內氣溫高達攝氏37度,廠內的風扇只用作清除塵埃而非降低溫度,因此室內氣溫非常高。Puma代工廠室內溫度可達攝氏35度。Vans代工廠一名22歲的女工Leakena表示,她每天都要吃藥來對付頭痛與暈眩,她認為藥物同時有助降低她的體溫。直至20名女工在Vans代工廠暈倒,廠方才作出少許改善--清潔降溫系統。資深醫師Jane Frølund Thomsen指出,在攝氏35度之下作體力勞動會對身體造成壓力。
 
一名在Puma工廠工作的28歲女工Samnang說,工廠只准他們帶水上班,不准他們飲能量飲品。Thomsen認為這種工作環境下,工人除了補充水份還要補充鹽份,不然會影響血液甚至是大腦運作,血壓會下降,容易出現頭痛及暈眩甚至心臟病。
 
為免破壞衣物,工廠禁止工人在吃飯時間以外飲食,但所有受訪的工人都對Danwatch表示在工作時感到肌餓。有工人只能把小食藏在衣服中偷偷地吃,一旦廠方發現就會將其解僱。Thomsen形容,如此控制工人的行為,實在與現代奴隸制無異。
 
日做十個鐘月尾無飯開 工資追不上生活水平
 
在輸出外傭前,為生計而離鄉別井在柬埔寨國內早已發生。來自農村的女工要在早上4時起床,搭2小時火車去上班。24歲的裁縫Putrea選擇在工廠附近住,因此每年她只能與她兒子見4次面。
 
Putrea每月收入約港幣1, 640至1,718元,近半收入寄回家。這與在香港當家務工的印尼或菲律賓人的做法相近。住在家的Ary每月儲起十份一的錢,其他都給母親。她住的屋是借錢來建的,現在仍要還債。即使幹得多辛苦,辭職也不是一個選擇。
 
裁縫們每天由早上7:40工作到傍晚6:00,儘管加班並非強制,但很多人都會加班。Sohtia月入只有港幣1,366元,她要靠每星期加班10小時賺取額外工資。她的丈夫賺得很少,因此大部份開支都要由她來承擔。每月月尾,她連買食物的錢都要向同事借。亞洲最低工資聯盟計算到,柬埔寨的人每月要賺取港幣3,358元才能維持生活,而大部份受訪者加班後的收入仍少於這個數。
 
 
報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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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革命以來 摩洛哥的抗爭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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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11年,茉莉花革命在阿拉伯世界掀起一波波反政府浪潮。時至今日,突尼斯和埃及政局仍然不穩,敘利亞和利比亞的內戰看不到終點,無數難民繼續逃到中東和歐洲國家。在這個浪潮當中,摩洛哥沒有發生大規模衝突,也沒有推翻政府,但抗爭持續至今。雖然運動一度減弱,但自去年年底以來衝突一直加劇。惟工新聞翻譯阿卡華然大學(Al Akhawayn)傳播及性別助理教授歐姆利(Kenza Oumlil)的文章,講述抗爭的情況。
 

近期發生在里夫(Rif)地區的抗爭源於去年10月,魚販費基利(Mouhcine Fikri)的慘死。這事與2011年導致突尼斯起義的果販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之死十分相似。

 
不過,在摩洛哥,衍生自阿拉伯之春的二月二十日運動(February 20th Movement)要求的不是推翻政府,而是改革,訴求包括新憲法、民主的政府、基本人權,以及改善生活質素。經過幾年,運動失去了動力。
 
但費基利的死在里夫地區引發新一連串抗議,該區在歷史上以反抗中央政府著稱。當時他跳進垃圾車車斗,抗議當局沒收他抓到的劍魚,然後遭到車斗壓死。費基利被壓死的照片在社交媒體瘋傳,迅速引起公眾憤怒。隨之而來的抗議被稱為群眾運動(Popular Movement, Al-Hirak al-Shaabi)。
 
上星期,數名示威者被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煽動罪行」、「侮辱官員」及「仇視皇室象徵」等罪名拘捕,令衝突升級。
 
根據官方資料,被拘留人數增至23人,當中包括上週被捕的運動領袖謝扎菲(Nasser Zefzafi)。另一邊廂,摩洛哥人權協會(Moroccan Association of Human Rights)稱全國至少有70人因抗議被捕。目前抗爭自北部城市胡塞馬(Al-Hoceima)擴散至全國各地,包括拉伯特(Rabat)、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丹吉爾(Tangiers)及納祖爾(Nador)。
 
非主流政治家
 
最近一波示威在謝扎菲闖入胡塞馬一間清真寺打斷教士講道時開始。手機拍攝的片段顯示,謝扎菲譴責該名教士為「騙子」,並質疑清真寺是為神還是為手握權勢的人而建。檢察官聲稱謝扎菲「聚眾阻礙敬拜自由」,並將他拘捕。但很多人相信,謝扎菲反對宗教被用作政治目的,實際上是想保護清真寺作為敬拜場所的莊嚴神聖。
 
除了被控罪名外,謝扎菲闖入清真寺的行動被批評為缺乏計劃和辯才。這名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運動領袖也因其言論而被指為仇視女性——當時他將政治腐敗與「婦女的腐敗」作對比,批評女性的服飾,言談間甚至暗示男性「擁有」女性。這種論述尤其是對於那些不想身體脫離自己掌控的女性來說確實令人擔憂。但近期,在謝扎菲被捕後的示威當中,群眾運動出現了一名女性領袖阿伊莎(Nawel Ben Aissa),發出了較為平等的訊息。.
 
另一方面,雖然謝扎菲沒有受過很多教育,但他在里夫贏得很多人的共鳴,獲得眾人認可作為領袖。這是因為他呈現了與那些政客老練的辭令截然不同的可能性。
 
里夫的柏柏人(Berber)抗爭者要求就業機會、經濟發展、向人民負責的司法系統,以及尊嚴。他們憤怒地抗議「豪格拉」(Hogra)——在摩洛哥阿拉伯語中,這是「因政府濫權貪污而失去尊嚴」的意思。作為一個長期被政府忽視、被剝奪公民權利的邊緣地區,這些訴求都很合理。但政府即時指控抗爭者為分離份子,威脅國家領土完整,並聲稱抗爭者收受外國資助。抗爭者一一否認這些指控。
 
除了收受外國資助搞獨立之外,「非那」(fitna)亦是一個批評抗爭的論述。「非那」是阿拉伯語,是不和的意思,並附上濃重的宗教意味,包括「審判」和「試探」。在費基利死後,這個字不斷在Facebook、手機短訊和政治演說中被使用。很多摩洛哥人沒有嘗試探討窮人起來抗爭的深層原因,卻將抗爭指控為「非那」,是企圖製造動盪。
 
媒體誤導公眾 政府武力鎮壓
 
在摩洛哥,非暴力抗爭這種在民主國家被視為基本信條的抗爭方式,與表達意見的自由同受阻礙。電視台持續把與群眾運動完全無關的影像與近期的抗爭聯繫起來。而保安部隊不斷衝擊和平的示威者。但還是有人在爭取民主。在一個聯合聲明當中,三個政黨譴責媒體歪曲有關抗爭的事實。公民社會的領袖及知識份子譴責政府暴力鎮壓抗爭著。他們指出,問題不會因為政府製造恐懼而得到解決。
 
結果,政府收回最初有關示威者是「分離份子」的指控。國王派出代表團前往胡塞馬,承諾會提供數十億摩洛哥迪拉姆(dirham,貨幣單位,1 摩洛哥迪拉姆約相等於0.8港元),協助該區振興經濟及興建基建。另一方面,三個政黨的省辦事處在5月29日發表聯合聲明,稱他們高度關注情況,要求馬上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  
 
拒絕談判
 
謝扎菲的回應很有趣。他拒絕坐上談判桌,令一些人質疑他是否適合領導群眾運動。.
 
但他的回應亦可被視為反映更深層次的問題——群眾對中央政府失去信任。政府的巨額撥款沒有帶來群眾的支持。相反,里夫的人反應冷淡。這有可能是近期事件的結果。
 
在去年10月的大選過後,伊斯蘭公平及發展黨(PJD)無法在6個月內籌組新政府。因此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Mohammed VI)以另一名伊斯蘭公平及發展黨成員奧特曼尼(Saad-Eddine El Othmani)取代賓基納尼(Abdelilah Benkirane)出任首相,以結束這個僵局。雜誌Din Wa Dunia就事件刊登題為「賓基納尼下台敲響伊斯蘭政治的喪鐘嗎?」的文章,指出摩洛哥的最大政黨已經失去其合法性。
 
對建制的不信任可能是近期示威背後的真正原因。這些發生在2017年的抗爭,並未與2011年的二月二十日運動割裂。說到底,在這個月的抗爭中,示威者高喊二月二十日運動時的口號:「自由,尊嚴,社會公義」。根據Telquel雜誌的報導,兩名群眾運動的主要領袖都曾參與二月二十日運動。再說,在摩洛哥各地走上街頭聲援里夫抗爭的人群當中,不乏來自自由人運動(Amazigh)、伊斯蘭公義與仁慈運動(Al-Adl Wa Al-lhsane)及民主左翼聯盟(FGD)的成員——而這些團體全都曾參與二月二十日運動。
 
在謝扎菲被捕翌日,600名律師聲稱願意為被捕示威者出庭辯護,顯示群眾運動得到摩洛哥社會各部分的支持。
 
也許,二月二十日運動在近年已經失去動力,但它持續影響往後社會運動的策略和訴求。未來我們仍需注視這個國家如何在這個艱難的十字路口作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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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法末日 約旦國會禁強姦犯藉婚姻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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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強姦犯事後迎娶受害人即可脫罪?這種不人道的規定即將在約旦終止。約旦國會昨日(8月1日)投票通過廢除已執行了57年的相關法例,被當地女權人士評為「中東地區的歷史性時刻」。
 
廢法仍待上議院及國王通過
 
據《半島電視台》報導,約旦法例第308條註明若犯下強姦者與受害人結婚並維持該段婚姻3年以上,即可獲赦免。國會昨日通過修訂刑事條例,將以上法例廢除。若這項決定稍後獲國會上議院認可以及國王簽署,即可生效。
 
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2016年10月成立委員會,研究修訂自1960年訂立的現存刑事條例。委員會今年2月提出法律改革建議,獲政府支持。
 
儘管背後有官方支持,法律改革依然阻力重重。約旦全國婦女委員會(Jordanian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Women)總幹書廉斯(Salma Nims)表示國會通過廢法「不只是約旦,而是整個地區的歷史性時刻」,但亦承認,「某些國會議員直到最後一分鐘依然對廢法強烈反彈,要求只是修正法例了事。」
 
救「名譽」不救人 受害人終身與恐怖為伴
 
昨日有數百位社運人士在約旦國會大樓外靜坐,爭取徹底廢法。女權人士卡達(Asma Khader)指當地民間團體為推動廢法,長年游說國會議員並向他們反映受害人的真實處境。
 
該法例被指為挽救受害人的「名譽」而犧牲受害人。國際婦女組織「直接捐助行動(Donor Direct Action)」成員韋恩(Brendan Wynne)批評該法例縱容強姦犯持續施虐,逼使受害人一輩子與恐怖共同生活,當中不乏無法承受而以自殺終結的案例。
 
讓強姦犯藉結婚脫罪的習俗在中東由來已久,甚至見諸舊約聖經的律法。突尼斯和摩洛哥較早前已廢除同類法律,惟黎巴嫩、巴林、伊拉克、科威特、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等地仍未修例。沙地阿拉伯則甚至不設與強姦有關的刑法,法例亦沒有對「強姦」作清晰定義。阿聯酋、卡塔爾、蘇丹則要求須強姦犯自行認罪或有4名目擊事件的成年男子作證方可定罪,令入罪極其困難。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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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運縱橫】香港童工的生人樁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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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廿一世紀才是「後真相年代」?少年你太年輕。歷來為人津津樂道的鬼故與都市傳說,坊間往往樂於以假亂真,然則口痕友一旦惹上高壓政權,鬧劇隨時變悲劇。近日港大有學者揚言要填平水塘建屋,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今回就從百多年前興建大潭水塘的「打生樁」怪談說起,既揭示當年香港童工從事高危工程的狀況,也反映當年民間對警察深刻的不信任,還有港英政府在開埠初期為求「和諧」而以言入罪的粗糙管治術。想知道粵語「塞豆窿」一詞的由來?請勿錯過本篇內容。
 

 

最早的中文文字記載有關香港童工的使用情况,應是1886年的《申報》的報道,該報道令我想起中學時的課文〈西門豹治鄴〉,一個破除迷信的歷史故事。這些迷信傳聞竟發生在十九世紀的香港,一個以現代文明自居的城市,到了現今,我們仍不時聽說這些迷信傳聞,市民都愛傳閱散播出去。

 
以下有關這則新聞資料來自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下冊(香港:三聯,1998),第422-423頁;引〈以訛傳訛〉,載《申報》合訂本第28冊(上海:1866年5月初一日),第873頁,不作另註。這則新聞筆者找不到更多的香港中文資料,英文的則未知。
 
打生樁謠言
 
《申報》的報道說,1886年5月香港有人散播謠言,指警員捉走男女兒童,用作大潭水塘和建築鐵路工程封頂時祭祀鬼神之用,即是傳說中的打生樁。謠言令居民十分惶恐,令到西營盤書塾的學童不敢回校上課。居民偶爾在街頭尾聚集議論此事,警員濫權,小題大做予以驅散,令群眾不滿而起哄鼓噪。更有人以石塊擲向警員,發洩不滿。石塊擊中警員頭部,血流披面,街上商店見有騷亂跡象,立即關門歇業。警員回警署報告後,上峰將事件升級,立即派出警員前往增援鎮壓。
 
筆者剛在本專欄發表的〈微觀六七暴動肇因論社會因素〉一文,已指出港英處理糾紛總以武力鎮壓為主,這次也不例外,警方的處事手法如出一轍。幸好事情沒有在警員的武力下擴大,令事件惡化。
 
當日有兩人在上環水坑口杏花樓飲茶,言談間議論及此事,某人肯定地說,政府需要108名男女童來做生人樁。這時剛巧有一名華籍警員在座,指斥某人的言論是無稽之談,不足採信。雙方因而辯駁了一段頗長的時間。某人更進一步誇張的說,他於該月22日親眼目睹警員捉了3名兒童,當日早上又捕捉了5名兒童。華籍警員詢問他的同行者,此人則說是聽聞得到的,華籍警員竟然將兩人帶署調查,其後控以妖言惑眾罪名,法官判處其中一人罰款20元。該人報稱沒錢繳交罰款,法官改判入獄1個月做苦工,並枷號6小時;另一人起初判罰款10元,亦報稱沒錢繳交罰款,改判入獄14日做苦工,並枷號3小時,以示警戒。
 
這兩人為了一時口痕,在港英的高壓政策下,不理後果,言論中傷了港英政權,造謠正是破壞了港英需要的和諧社會。兩人落得如下場,可笑!可憐!可悲!港英的順民政策可見一斑。有人說港英時香港無民主,但有自由,看完這新聞,筆者也為這些言論汗顏。
 
謠言滿天飛,政府安排關人員就此事解釋說:因為建築炮台和大潭水塘工程,當中部份程序,必須僱用小童才能勝任。如炮台之地方狹隘,中間的小洞只有小童才能進入,用泥來封蓋加固,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謠言起因是大多數小童都不願前往工作工作,好事之徒乘機四處造謠。
 
華民政務司駱克因此進一步貼出告示進行解釋:
 
「為曉諭事:
照得現有不法匪徒,肆散謠言,謂有將小孩子殘害等事。爾居民人等慎勿聽其愚弄,致墮彼術中。業已嚴飭差役等密為查訪,倘有此等謠傳之輩,立刻拿案從嚴處懲決不稍寬。各宜警省勿忽。特示。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曰示錄月報」
 
按政府的解釋來看,筆者推測他們需要的可能是小於10歲的小童。1920年香港有報道指,太平山的搬石童工年齡只有11至13歲,而英國於1873年才立法禁止工廠僱用8歲以下兒童工作。有關香港童工問題可參閱筆者在《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的〈從香港第一條勞工法例看童工問題〉一文(注一),或曾在本專欄刊出的上文初稿〈香港第一條勞工法:兒童工業僱傭條例〉
 
大潭水塘於1883年動工興建,在附近的鄉民已經大力反對,認為開山劈石破壞風水,影響民生。據政府近百年的收地發展來看,居民都愛以破壞風水來反對,其實部份更多是對收地金額不滿意的手段而已。祭出這一理據,輔以港英第一份政府文件《義律佈告》中,所說的保留華人習慣,到倫敦上訴也可以振振有辭,或可討得不少金錢利益,但也不是必勝的殺着。
 
何謂打生樁
 
打生樁是東亞民間在建築前的習俗,是指在建築工程動工前,把若干人(通常是兒童)活埋生葬在工地內,其目的是祈禱工程順利,日本稱為人柱。
 
相傳打生樁是由建築業祖師爺魯班提出的,認為動土時會破壞該處風水,且觸怒該處的冤魂,以致建造期間經常發生工業意外,因此便出現了打生樁,把活人生葬在工地上用作鎮邪,以減少出現工業意外。現時考古發現最早的打生樁見於河南鄭州東趙二里頭文化的春秋時代古城遺址,當中一層的地基發現有嬰兒遺骸,推測可能是打生樁儀式的遺物。
 
香港一些二戰前的建築物,也流傳打生樁的傳說。到了2006年初在何文田公主道一個水務署水管工程地盤,發現了7副兒童骸骨,即有人說是昔日的打生樁儀式遺物。何文田發展前曾是墳場用地,有兒童骸骨7 副亦不足為奇,卻有人愛編造聳人聽聞的鬼故事。且問何文田哪棟建築物需要打生人樁?不知這些鬼故事會否影響樓價?
 
廣州海珠橋動工時亦有打生樁的傳聞,時至今日國內亦有不少打生樁的傳聞。李碧華的短篇小說《彩帶橋》內,也有打生樁的描寫。隨著時代的進步,建築界已改用活雞,或以雞血灑在建築地盤四角來進行動土儀式。
 
朝鮮半島的高麗時代忠惠王時期,首都開城有傳聞指忠惠王欲取民間小兒數十名,埋在新宮殿的地基之下打生樁,一時間開城人心惶惶,抱兒逃竄,治安混亂。
 
類似的習俗還有「塞豆窿」,這是一種非常殘忍的儀式。古代遇有防洪堤壩氾濫時,便會把一些小孩放進堤壩內的排水口(稱為豆窿)內,他們認為這樣洪水便會退卻。粵語塞豆窿一詞借指小孩子,正是出於這個典故。這典故另一說法是這以前生活艱苦嬰孩折率高,再加上重男輕女的因素,那些嬰兒屍體不會覓地埋葬,而是被掉到魚塘當魚糧,當洩水捉魚時,可能會出現去水口被嬰屍塞住,那些淤塞的物體就稱為塞豆窿,所以罵小孩塞豆窿,即是詛咒他養不大或是會夭折。
 
在其他行業也有類似的故事,中國說中的名劍干將莫邪,正是鑄劍師干將莫邪夫婦二人的殉葬鑄成品。韓國慶州的媽媽鐘據說也是以人殉葬鑄成。
 
說一個題外話,據說興建大潭水塘的英國建築公司屢次建好石堤,皆被洪水衝毁,因而一籌莫展,石礦業鉅子鄧元昌建議將石塊以S形來舖設,取代原來的方形舖設方法,使石與石之間兩端互相緊扣,連成一體,終於解決了滲水的問題。今天我們前往香港大學附近的寶珊徑,舊稱薄扶林水渠道,沿途石塊就是如此舖設的(注二)。
 
注釋:
一. 梁寶龍:〈從香港第一條勞工法例看童工問題〉,載梁寶龍:《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第139-149頁。
二. 郭志標:〈沙嶺同福堂義塚及其碑文初考〉,載蕭國健等主編:《鑪峰古今2015》(香港: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中心,2016),第177-1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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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尼斯堡怎樣變成「世界級城市」:排外 逼遷 士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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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對於香港讀者來說,政府推動舊區重建,逼遷居民,將社區變成無人買得起的住宅大廈和高消費地段已不是什麼新聞。將舊區貶低為骯髒、治安差、「多外地人」更是慣常伎倆。惟工新聞翻譯這篇文章,介紹同樣情況如何在遠在南非的約翰尼斯堡發生。
 

 

上週,南非約翰內斯堡市長馬薩巴(Herman Mashaba)在嶄新的大樓上拍照,在社交媒體上宣布要將這個非洲經濟樞紐建成「未來的世界級非洲城市」。在這個發展方向之下,市內的窮人和非洲移民社區可能會被犧牲。
 
市長疑與發展商合謀 暴力逼遷外地租客
 
更早之前, 馬薩巴及其官員大力掃蕩市內被佔住的住宅大廈(當地稱為hijacked building)。從另一棟大廈攝得的照片顯示,當被逼遷的居民慌亂地離開時,整條街上都堆滿了床單、煲和衣服。
 
市長辦公室稱這些掃蕩為「防止罪案行動」,讚揚行動拘捕了數十人,當中大多數是無證件的非洲人。這不是馬薩巴第一次將市內的荒廢與外國居民混為一談。之前他曾在一個不少移民聚居的社區要求居民出示身份證。
 
「他針對外國人,只是因為他認為其他人有同感。」社會經濟權益協會(Socio-Economic Rights Institute)的訴訟總監桑都(Nomzamo Zondo)說。「他指望約翰尼斯堡人是排外的。」 
 
多年以來,桑多看到數十宗逼遷。但最令他氣餒的是公眾對法迪斯公寓(Fattis Mansions)暴力逼遷的反應冷淡。在馬薩巴上任之前,約翰尼斯堡好像終於打算遵守國家法律,規定不論國籍,業主都先要為租客找到新居才能終止租約。桑多指出,馬薩巴承諾讓城市重回秩序,卻似乎毫不猶豫地蔑視這個規定。
 
「我會盡我所能提供居所。但約翰尼斯堡只會為南非人提供住所。」馬薩巴對當地電台目擊者新聞(Eyewitness News)說。「外國人,不論是否合法居留,都不是市政府的責任。我只負責這個城市,而非全國。」
 
桑多認為這種說法不正確。但是,馬薩巴的法律團隊有可能找到一個漏洞,將租客定義為佔屋者,然後將國籍問題推給民政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處理。在法庭代表被逼遷租客的桑多更指,這名商人出身的市長看來與富有的發展商合謀,想將那些區域重建為高樓大廈,令附近居民完全無法負擔——不論他們是合法還是非法居留。對於這種指控,馬薩巴的辦公室沒有任何回應。
 
外地人活化城市 被當成罪犯
 
約翰尼斯堡市內急需整理。只是相隔幾個街口,城市面貌就從光鮮的商業大廈變為衰敗的貧民區,當中很多大樓已經被原來的業主放棄,由貧民區的收租集團管理。而急切需要居所的租客只能住進這些欠缺基本水電的大廈。 
 
而湧進這個城市的非洲移民是最易剝削的,一方面他們是外國人,另一方面亦最貧窮。來自津巴布韋、剛果、尼日利亞和其他非洲國家的人已經在市內形成社群。這些網絡令這個城市更有活力,更國際化。可是,他們卻被拿來作為代罪羔羊,掩飾市政府無法維持市內基建和秩序的事實。
 
與此同時,這個城市出現越來越多步行區,街上都是畫廊和高級餐廳。這些步行區的擴張排擠了過去政府嘗試推動的混合收入房屋政策(mixed-income housing strategy)。  這些時尚區域亦吸引中產搬回市內。他們期望住在國際都會,而重建計劃正是為這種收入的人服務。而政府將排外偽裝成打擊犯罪的論調,卻令約翰尼斯堡距離世界級非洲城市越來越遠。相反,只是強化了空間上的種族隔離。
 
「這是一個考驗,讓約翰尼斯堡人顯示他們不是這種人。」桑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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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工跌爆頭腦出血 僱主僅賠萬一蚊急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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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就著工傷作出賠償是天經地義,但是缺乏公眾監督的時候,僱主總是想盡辦法逃避責任。
 
來自印尼的家務工Suhartini,兩個月前在清潔廁所期間滑倒,頭部受到撞擊,要打開頭蓋骨清除腦內瘀血,部份語言神經需要切除,手術後昏迷一星期才醒來。Suhartini現時身體虛弱,仍未能把頭蓋骨縫合,僱主卻急著把她送回家鄉,只打算賠償一萬一千元港幣醫療費了事。
 
在港印尼移工網絡(JBMI)揭發了這件事,要求領事館深入調查事件,了解Suhartini真實的意願,敦促領事館確保僱主負上責任,令Suhartini得到合適治療。惟工新聞特此翻譯在港印尼移工網絡聲明全文
 

 

Suhartini是一名來自瑪琅(Malang,爪哇島東部城市)的印尼移民家務工,她在九龍塘的僱主家中工作了兩年,今年六月剛剛更續了合約,打算在7月16日放假。然後災難發生了。
 
在6月5日,Suhartini清潔廁所期間在浴室滑倒了,隨後被送到伊利沙白醫院救治。
 
檢驗結果顯示,Suhartini要接受手術。因為她頭部受到撞擊導致腦部產生瘀血,必須清除。醫生說,清除瘀血的過程要切除小部份語言神經,Suhartini話說會有阻礙。手術後, Suhartini昏迷了一個星期。
 
現在Suhartini的身體正在康復(不包括頭部),她現在可以坐起來與及應答。
 
8月2日,中介來到醫院要求Suhartini簽署信件,那成了一份宣稱想回家的聲明。8月3日,印尼領事館職員到醫院探望Suhartini,碰巧僱主也在。僱主說想把Suhartini送回印尼,他會提供一萬一千港元醫療費。醫生說Suhartini可以回印尼接受治療,但是由於手術風險非常高,她的頭蓋骨現在仍未能放置回去。她可以把頭蓋骨帶回印尼做手術。
 
Suhartini的家人拒絕這做法,因為她身體仍然很虛弱。她的家人認為,Suhartini是在工作期間受傷,僱主必須為她的醫療負上全責。
 
不幸的是,領事館也同意中介的提議遣返Suhartini。由Suhartini的親友口中我們知道中介打算8月4日把她送回印尼,但計劃未如期進行。作為政府代表,領事館應該站在Suhartini這一邊為她爭取應有的醫療權益,而不是即刻就送她回家。領事館也應該更深入調查事件,質疑聲明的真偽與及Suhartini是否真的想回家。
 
印尼領事館聲稱Suhartini回家接受家人照顧是較好的解決方法,只是把醫療及照顧的責任推卸給她的家人,那原本應該是僱主的責任。領事館應該確保Suhartini獲得正當的照顧與治療,直至她康復。
 
為Suhartini提供治療!
不要遣返Suhartini!
在港印尼移工網絡,2017年8月4日
 
聲明原文:
 
Suhartini, BMI asal Malang ini telah bekerja selama 2 tahun pada keluarga majikannya di Kowloon. Bulan Juni ini ia re new kontrak dan berencana melakukan cuti pada 16 Juli 2017. Namun musibah kemudian datang.
 
Pada tanggal 5 Juni 2017 Suhartini terpeleset di kamar mandi ketika sedang membersihkan toilet. Suhartini kemudian dibawa ke RS Queen Elizabet untuk mendapatkan perawatan. Ia dirawat di G 8, No 5 Elizabeth Hospital.
 
Dari hasil pemeriksaan, ternyata Suhartini harus dioperasi. Sebab terjadi benturan di kepala, ada darah yang menggumpal di dalam otaknya dan harus dibersihkan. Dokter mengatakan, proses pembersihan gumpalan tersebut menyebabkan saraf (bicara) pada otak terpotong sedikit. Sehingga menyebabkan gangguan pada cara bicaranya. Setelah operasi, Suhartini koma selama 1 minggu.
 
Sekarang kondisi tubuh Suhartini berangsur membaik (tapi tidak dengan kepalanya). Dia sudah bisa duduk dan diajak bicara.
 
Tanggal 2 Agustus 2017, agen datang ke rumah sakit dan meminta Suhartini menandatangani sebuah surat yang ternyata adalah surat pernyataan ingin pulang. Tanggal 3 Agustus, staf KJRI datang membezuk, yang kebetulan pada waktu itu majikan Suhartini juga datang ke RS. Majikan menyampaikan bahwa ia ingin memulangkan Suhartini. Ia menyampaikan akan memberikan kompensasi pengobatan sebesar 11 ribu H$. Sedangkan dokter mengatakan, Suhartini bisa dipulangkan dan melanjutkan perawatan di Rs Indonesia. Namun tempurung kepala Suhartini tidak bisa dipasang dalam waktu dekat karena sangat beresiko. Jadi tempurung kepala itu bisa dibawa pulang dan dipasang di Indonesia.
 
Pihak keluarga dari Suhartini keberatan, jika harus dipulangkan karna kondisi Suhartini yang masih lemah. Keluarga meminta, karna ini adalah kecelakaan kerja maka majikan harus bertanggung jawab sepenuhnya atas pengobatan Suhartini.
 
Yang sangat disayangkan adalah keputusan KJRI yang mengamini rencana pemulangan Suhartini, yang ternyata telah diatur oleh Agen. Dari kerabat Suhartini diketahui bahwa rencananya agen akan memulangkan Suhartini tanggal 4 Agustus 2017. Tapi kemudian diundur. Sebagai perwakilan pemerintah seharusnya KJRI mendampingi Suhartini mendapatkan hak-haknya untuk mendapatkan pengobatan sampai tuntas, bukannya memberi jalan instan dengan menyuruh Suhartini pulang. KJRI juga seharusnya melakukan investigasi lebih mendalam tentang kasus ini. Mempertanyakan kebenaran surat pernyataan dan kebenaran keinginan Suhartini untuk pulang.
 
Dalih KJRI bahwa Suhartini lebih baik pulang sehingga bisa dirawat oleh keluarga bukanlah solusi. Karena sama saja KJRI melemparkan tanggung jawab pengobatan dan perawatan kepada keluarga di Indonesia yang seharusnya menjadi tanggung jawab majikan. KJRI harus memberikan jaminan kepada Suhartini untuk mendapatkan hak perawatan, hak pengobatan sampai ia sembuh.
 
Berikan pengobatan untuk Suhartini!
Jangan pulangkan Suhartini!
JBMI, 4 Agustu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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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連載】麥德正:2007年紮鐵工潮日誌(8月6至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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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過去30年來,全香港最大規模最曠日持久的罷工是甚麼?大概是2013年的葵涌貨櫃碼頭罷工。但要是先前沒有規模僅次於它的2007年紮鐵工潮作為標竿,無論是罷工的模式還是外界支援的效率恐怕都大不相同。當年貌似以日薪多加10元的「慘勝」告終,長遠卻奠下了紮鐵行內十年加薪至雙倍以上的組織基礎與集體談判機制。

今日(8月8日)是值得紀念的紮鐵工潮十週年。十年前的今日,200位紮鐵工人包圍土瓜灣的「半山壹號」地盤,展開第一天罷工。時任街坊工友服務處勞工幹事的麥德正(其後轉往職工盟工作,現為工黨東區區議員)當年親身跟進工潮,逐日寫下逾六萬字手稿,如今交由惟工新聞連載。從工會人士的視角觀察,到底罷工因何蘊釀?九七後十年來工人承受了甚麼?工聯會的協商操作又如何辜負了工人的期待?種種內情,且看內文分解。
 


筆者和本文的幾名主要資料提供者是工會幹事,作為紮鐵工潮的組織者,深感有必要將工潮期間「台前、幕後」的實況加以整理和披露,以日誌形式表達,讓勞工大眾和工運/社運人士更立體和全面地了解這罕見的工潮。

執筆期間,筆者和本文的幾名主要資料提供者,均盡力再現紮鐵工人在工潮期間的思想和情緒。

紮鐵工潮是一個自發,而且自覺的群眾運動,工人群眾從鬥爭中由混沌的狀態發展至有強烈的主體意識,並非任人擺布的吳下阿蒙。因此,工潮的起跌成敗不能歸因於少部份人士,唯有認識紮鐵工人群眾的面貌和思想,才能真正的了打解紮鐵工潮。

本文所紀錄的鉅細實況,包括一些媒體所不知的事實、工人意識的轉變、工潮領導層的決策、鬥爭手段和談判策略的制定過程等,一直未為人知。相信本文對於了解這工潮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醞釀7月-8月7日

紮鐵工人尚未展開鬥爭,但他們的不滿已到達到爆發的臨界點,「蛇頭」和「紮鐵工會」的意見牽引著工人。

 

8月6日(星期一):

天水圍某建築地盤

「香港職工會聯盟」(以下簡稱「職工盟」)屬下的「建築地盤職工總會」(以下簡稱「地盤工會」) 的幾名工會理事和幹事在地盤外,向進出地盤的工人派發傳單和小冊子,又跟他們攀談,這是「地盤工會」的勞工法例推廣活動,是工會的常規工作之一,本來就沒有什麼特別。

沒想到,有地盤工人向他們表示,有紮鐵工人正就著工資和工時的問題醞釀罷工,工會理事和幹事連忙追問詳情。

「地盤工會」對於工潮是著緊的,因為透過直接介入工潮,工會可以團結到更多工人,爭取更多工人權益。

根據「地盤工會」的多年經驗,一般的建築行業工潮肇因是欠薪,而且鮮少涉及紮鐵工人。如果紮鐵工人真的為了工資和工時的問題而罷工,的確是特殊的事。

但那位工人表示至今仍未有確實消息,工會理事和幹事將信將疑,工人生氣的時候,衝口而出說罷工一點也不稀奇。

8月7日(星期二):

油麻地 香港建造業扎鐵職工會

「罷工啦!忍咗咁多年,乜都忍夠啦!」有紮鐵工人在怒吼。

「好!罷工!」這是「香港建造業紮鐵職工會」(以下簡稱「紮鐵工會」,工聯會屬會)召開的會員大會,有百多名工人出席,他們都不滿資方拒絕工會提出的加薪方案,當中有工人建議罷工,一呼百應。

業內最大的「天和工程公司」屬下的一名管理層人員亦出席了會議,也力主罷工,令人摸不著頭腦。不管他來當「間諜」還是有什麼目的,工人對他的意見也是歡迎的。

「紮鐵工會」秘書馮堅楚表示,罷工是工人自發的,再也沒有多談,似乎是不想跟罷工沾上任何關係。

每年8月,就是紮鐵行業勞資談判的時候,談判的勞資雙方是「香港建造業紮鐵職工會」(以下簡稱「紮鐵工會」),及「香港建築紮鐵商會」(以下簡稱「紮鐵商會」)。

在7月31日,「紮鐵工會」已經向商會提出了工人普遍的訴求,就是8小時工作及日薪950元。有傳言謂,「紮鐵商會」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可是在8月5日左右明確表示反對,並提出「散工」日薪850元,「長散工」日薪上調5-7%,十小時工作的方案。紮鐵工人知道這消息,都十分憤怒。

日前已經有「散工」堅持有950元日薪才開工,並勸其他「散工」響應,聽說業內的「蛇頭」們更在策劃罷工,有些工人已蓄勢待發,隨時響應。

建築行業有很多工種,當中除了紮鐵業,就只有燈喉業有這種勞資談判,一旦勞資雙方的談判代表達成協議,則雙方向行業內所有從業員及僱主發出通告,成為全行業必須遵守的準則。

1998年以前,「紮鐵工會」每年8月制定工資調整方案,向業內大承建商及大判,如「保華」、「金門」等提出,獲接受就成為行業統一工資。但1998年由各大紮鐵工程公司帶頭成立「紮鐵商會」之後,即取代了工會的位置,向各大承建商及大判提出工資方案,「紮鐵工會」為保持其勞方代表角色,轉而以「紮鐵商會」作為談判對手。

紮鐵業有一個特色,就是對於工資的談判只談「散工」的工資,以之作為各紮鐵工程公司「長散工」工資跟隨的指標。因為在以往建築業興旺時,大多數紮鐵工人都是「散工」,他們不受聘於紮鐵工程公司,而是聯絡各「蛇頭」和「判頭」,尋找符合理想的工作,工程完結,則再找下一份工作。

談到工作待遇的問題,紮鐵工人都會從1997年談起,當時日薪是1,200元,8小時工作。那是金融風暴的前夕,地產和金融帶動著泡沫經濟,建築項目多,開工率高,工資也可以接受。

紮鐵工人之中的「長散工」每月開工大約15至24天,日薪由500元至670元不等。「散工」開工日子更少,甚至無工開,日薪約700至800元。

尼泊爾藉的紮鐵工人是最受剝削的,由於文化和語言的隔閡,加上受到業內普遍歧視,他們只能做「長散工」,不能透過「蛇頭」做「散工」。他們的日薪約600元至450元,比中國藉的工人要低。

金融風暴之後,隨著工程項目減少,所有建築工人均受影響,不少開工不足,而紮鐵行業這十年來更是工資不斷下降,工時不斷增加。2007年,紮鐵工人的工資比起十年前,只有大約一半而已!香港紮鐵行業被寡頭壟斷,各大公司擁有多數工程項目。很多紮鐵工人為求有更多開工日子,令收入穩定,便受聘於各大紮鐵工程公司,成為「長散工」,雖然工資較低,及要忍受某些大公司的刻薄管理制度,但總比失業好。現時「長散工」佔全部紮鐵工人八成之多,正緣於此。

其時一兩年前香港經濟有所增長,然而,紮鐵工人此前十年以來生活越來越艱,到2007年仍沒有一點改善,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其他打工仔女加薪。而且2007年物價颷升,令薪水又縮小了一截,紮鐵工人多年來累積下的憤怨已到了爆發的時候,只欠一條導火線而已。

 

爆發和躁動(8月8日-8月12日):

工潮在沒有充份組織的情況下突然爆發,紮鐵工人沒有經驗和心理準備,冀求以群眾行動對資方和政府構成壓力,或令到權威人士注意和加以協助,在很短的時間內達到目標。而工人積蓄多年的憤怨一下子爆發,令群眾行動帶有強烈的情緒宣洩成份。

 

8月8日(星期三):罷工第一天

土瓜灣天光道 「半山壹號」建築地盤

紮鐵工人的罷工抗爭開始了。

約二百名紮鐵工人停止了手上的工作,從各處到來,包圍了土瓜灣天光道「半山壹號」的建築地盤(以下簡稱「天光道地盤」)。

這建築地盤沒有任何代表出來跟工人對話。包圍著地盤的工人只得在叫罵,或是坐立不安,十分焦躁。

罷工的第一炮怎麼樣在這裡打響的呢?有紮鐵工人說,事情是這樣的──

「半山壹號」豪宅的發展商是長江實業,而紮鐵工程由業內最大,最有實力的「天和工程公司」承包。當天,「天和工程公司」要求屬下的紮鐵工人增加工時,由原來的8小時(一說8小時30分)增加至8小時45分。

「天和工程公司」此舉,燃點了工人積蓄的怒火,一發不可收拾,有工人隨即在建築地盤內停工,更揮動鐵枝以示憤怒。消息傳出,「蛇頭」見機起事,號召各處的工人掩至天光道地盤,加入罷工。

據說「半山壹號」是「天和工程公司」在香港所經營的最大紮鐵工程,紮鐵工人在業內最大公司的最大工程地盤外罷工,極具象徵性。

油麻地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
    
「地盤工會」剛收到某建築地盤的文職員工來電,表示一群參加罷工的紮鐵工人將於翌日早上到旺角紫荊酒樓集合,然後到「半山壹號」地盤進行抗議。

「地盤工會」不敢怠慢,立即召集工作人員,工會的副理事長石林生,「職工盟」工會幹事吳冠君、潘文瀚明天一早出動,準備介入工潮。

香港的大大小小工潮,大多數都有兩大工會陣營「工聯會」及「職工盟」「屬下的工會介入,從中累積工作成果,爭取群眾。

至今「工聯會」屬下有二百多個工會,共有30多萬會員,「職工盟」屬下有八十多個工會,共有18萬會員。

兩個工會集團有著不同的背境和理念,「工聯會」於1948年成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極密切的關係,與香港親北京政治力量進行政治活動。「職工盟」於1991成立,推動沒有政權背景的工人運動,並主將香港的政制民主化,令工人可以掌握政治力量,透過立法和政策制定,落實勞工權益,故一直以來與香港民主派政治力量合作。

除了背境和理念不同之外,「工聯會」及「職工盟」在處理勞資糾紛的手法上也有分別,前者著重緩和事態,及擔當勞方的代辦,與資方協商,後者著重發動工人的積極性,強化勞方力量,進行爭取行動,以獲取最多的權益。

在「工聯會」和「職工盟」的架構中,工會「理事」就是工會會員之間給選舉出來,當上工會領導層的工人,例如「地盤工會」的副理事長石林生,就是鋁窗工人。而「工聯會」和「職工盟」都派出「幹事」到各工會,協助工會推動會務,例如吳冠君,就是「職工盟」派駐「地盤工會」的工會幹事。

「工聯會」及「職工盟」有時在工潮中碰頭,雙方的「理事」和「幹事」就是陣前主將,各顯神通,看誰能爭取到工人的認同了。這情況在翌日很可能發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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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過去30年來,全香港最大規模最曠日持久的罷工是甚麼?大概是2013年的葵涌貨櫃碼頭罷工。但要是

「瞓瞓下會扎醒,好驚開唔到單」 基層員工怒揭銀行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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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百業】訪問Leo(化名)的那天晚上正值夏至前後,濕熱侷促的香港早已換上夏季新裝。一身整齊黑色西裝、皮鞋光可鑑人的Leo站在街角,在短袖衣褲的人群中尤其醒目。銀行從業員醒目風光的行頭,卻招惹了不少行外人過分美麗的期盼與誤解。
 
Leo唸大學時主修商科,去年夏天,有「已轉會」到S銀行工作的前同事告知他銀行正招聘推銷員,需考保險牌,月薪17,000元還有花紅。眼見當時任職的機構升遷慢、人工低,他遂把心一橫投身銀行業。Leo接受培訓後被派至其他工作崗位,一個月後他便正式回到分行,負責顧客服務(簡稱CS,Customer Service),保險、按揭、開戶口、櫃位統統都要幫手。
 
 
違反金管局規定 老人家都呃 
 
回到分行,也是回歸現實,Leo這才發現培訓期間所學會的規矩不一定落實執行。向客戶推銷產品時,銀行職員應按事實陳述,解釋產品是否涉及投資成分、收息利潤多寡。香港金融管理局亦規定銀行推銷員應先為客戶做財務分析,然後才按客戶需要及財務狀況推介合適產品,但實踐總是和理論有所偏差:「Training時有要求過,sell客時有某啲特別嘅字眼一定要講,譬如是信貸風險、21天冷靜期咁⋯⋯但落到去崗位做嗰陣係冇一個同事會講。個客冇need但sales都照sell,實際上係本末倒置。」正是這些本末倒置的操作,讓Leo滿肚苦水,大呻銀行搵笨「呃客」。
 
銀行要賺的錢,決不是私人戶口手續費或卡數罰款此等蠅頭小利——各位存進紅簿仔的錢才是生財之道。銀行左手收來存款,右手便隨之將大部分款項借出或投資以賺取利息回報。(見圖解)然而全港幾百萬人每日提款消費、網購、網上投資,銀行該如何確保口袋裡有足夠的錢作生財本金?給些甜頭,讓客戶乖乖把錢存進來吧!銀行於是推出了各種定期存款及儲蓄計劃,利息定得比一般存款戶口高來吸引客戶參加。不過這些計劃往往要求存款人在指定年期內不得動用該筆款項,然而並非所有CS同事均會細心講解這些魔鬼細節。
 
 
 
 
一般來說,這些存款計劃有年限,規定投資者在指定年期內不可取出存款。對老人家來說,這種計劃根本不設實際:「佢依家都六七十幾歲,叫佢存舊錢十年之後先拎出嚟用,十年之後仲用唔用到都唔知啦!」但竟有銀行從業員一味向客戶推銷儲蓄計劃的高利率,卻絕口不提當中規限:「有個計劃做6年,期間唔可以郁嚿錢。除非有急事啦,如果唔係提早拎筆錢會少咗好多。但行內都唔會咁同個客講,或者唔會講實際少咗幾多錢。」他指銀行推銷員為求達成交易,有時候更會固定說得模棱兩可:「有個16年嘅計劃,利息係唔會派足16年,去到第8年先會派,仲要每年得1至2厘。同埋個息口(利率)點計呢?係計積存息率?淨計本金定計埋紅利?啲sales通常都係兜圈講嘢。」
 
有些推銷技倆更與欺騙顧客毫無二致。Leo表示有同事會謊報利率,例如故意「報低」定期存款息口,以游說客戶參加儲蓄計劃,又或隱瞞產品計劃涉及的風險。「有啲同事又會話係一個冇投資成分嘅儲蓄計劃,但其實講真唔係冇投資成份,只係投資嗰part唔係你做,係俾咗保險公司做咗。」他便曾聽聞有銀行成功簽保單,可獲保險公司回贈佣金。「啲固定收息工具年利率兩、三厘左右,試問一年得嗰兩、三厘,銀行點嘔3.5厘俾個客呢?有啲sales會咁同客講,但我覺得好似呃人,自己唔會咁講。」 
 
一場又一場呃呃氹氹大龍鳳,全因公司定下的殘酷跑數指標。
 
 
上司人身攻擊、逼加班打電話 職員為跑數不惜開假單 
 
「開唔到單嘅話,啲分行經理會癲晒,每日就會捽你,問你幾時開單呀、幾時做到呀、幾時交到條數咁。」
 
銀行推銷員要跑的數分作兩類:第一類是年度化保費金額,另一類則是銷出計劃所帶來的盈利貢獻分數。「銀行好鍾意分啲貴客同mass客,有錢啲嘅貴客set個target就(每季)兩萬八至三萬幾分咁樣,mass客(一般客戶)就兩萬三、兩萬四咁嘅。」他入職以來唯一一次「唔到數」,就是因為某季的追分標準忽然提高,以一般客戶為推銷對象的分數也大增至三萬分,令同事壓力大得吃不消。
 
除了「日哦夜哦」之外,同事還得加班工作。「留你喺度打call,打到有客應承你嚟做為止。行內都幾常見嘅,佢捽你唔係就咁捽,係你call咗個客,個客confirm咗會落嚟做,你先可以同個老闆講。」Leo抱怨,「呢啲硬指標真係好無謂,個客真係想做或者個計劃真係夠好,佢就自然想做。但你而家set咗個指標出嚟,個指標其實又好大。為咗達到個指標,會係咁叫啲人OT打call,甚至乎係用唔同藉口。行內人叫『昆』個客落嚟,佢落嚟之後就sell佢其他嘢。」如前文所言,他入職後並非馬上開始在分行工作,開單的機會和時間自然減少,然而該季的跑數指標卻沒有相應降低。
 
他形容分行經理會挖苦針對跑不足數的同事:「要QQ(每個季度)到數、日日有單……唔到數嘅話,經理會人身攻擊,『阿Leo,你係咪有咩問題啊?點解個個開到單係得你開唔到呀?係咪你啲skills唔夠呀?使唔使返去再train下呀?』咁樣。」曾有同行因跑不足數,情急之下挺而走險,擅自為客戶開了單,交數後已悄悄取消交易以為可瞞天過海,不料顧客其後核對帳目發現及舉報,銀行便即時將他開除。銀行公會會紀錄被辭退者的資料,由於開除理由每多涉及專業失德,其他銀行亦不會冒險聘請操守成疑的員工,因此被一間銀行「炒魷」後便意味從此在行內無立足之地。正因如此,銀行不會直接「開刀」辭退開不足單但不涉及操守問題的同事,反而會向他施以言語壓力,又或刻意將之頻繁調動至不同分行,使「開刀對象」無法儲聚穩定的客源而繼續跑不足數,最後承受不住同事和上司的壓力而自行辭職。
 
苛刻指標以外,銀行內同事互相卸膊、高層一遇事便推卸責任的態度,也讓前線員工承受更大的心理壓力。近年銀行為避免捲入洗黑錢或政治獻金風波,批核開設帳戶的申請時變得更為審慎,Leo所屬的CS便是為銀行把關的重要一環。礙於上頭指令,Leo和同事收到客戶開戶口的申請時難以要「問長問短」,確保沒有不明來源的資金進出銀行系統。遇上有可疑的申請時,CS同事會先徵詢上級的意見再決定是否接納。「上頭會叫你自己決定,或者話唔覺得個客有咩問題,點解唔俾佢開。但如果真係有事都唔會撐你。如果個戶口真係有洗黑錢,法庭可能會要求開戶口俾佢嗰個人上庭,做控方證人,或者會有人嚟銀行度查。」上司深諳「職場卸膊操」,同事也是不遑多讓:「有時明知個客好煩都會推俾你,因為你唔係counter,唔會阻到後面啲客吖嘛,咪推俾你囉,要硬食。」
 
 
花紅不抵OT錢 高壓之下人人落荒而逃
 
「啲人以為銀行好好做,唔使跑數,以為高人工,以為唔使OT,以為好風光。」一如普遍對銀行業的誤解,Leo入職前也不知道要跑數,只以為是協助客戶理財、批核按揭助人上樓。然而實情是按揭程序繁複,涉及大量文件及評估測試,又不屬總公司規定要跑數的項目之列,所以要把握分行營業時間「sell客」購買那些計分、計數的保險和儲蓄計劃。「啲人鬧我哋批mortgage(按揭)批得慢,但其實我都冇計。」他一臉無奈地說,「mortgage涉及好多文件,又要做background check同壓力測試,呢啲全部都要喺放工之後先做得。」
 
所謂的放工,不過是分行關門而已。大門一鎖,Leo和同事們便要整理開單相關的資料,還要處理一般銀行服務如按揭、信用卡申請等的文件,中間傍晚6至7時還得開會應酬經理,部分工作只好待會後繼續。上班時間理論上是朝九晚六,不過負責「揸匙」開門的同事早上8時許便要回到所屬分行,一般來說晚上若能8時下班便已算早,「『龍頭行』會放得仲遲。」
 
超時工作無「補水」補假,Leo變相每週為公司無酬工作至少10小時。如果立法標準工時,每週工時逾44小時可獲加班工資的話,他可取回多少應得的血汗錢?他使用惟工的工資計算器算出每月被「欠薪」二千多元——剛好是他平均每月花紅的金額。一整年來的辛勞跑數所賺來的花紅,補回超時工作的工資後都不夠購買那套每天穿著、形同制服的西裝皮鞋。
 
面對高壓工作環境,Leo自言在S銀行工作壓力倍增,首兩季失眠情況更為嚴重,「瞓瞓下三、四點會扎醒,好驚開唔到單,好驚俾人質問,做錯嘢可能會俾客告。」他認為自己比入行前更易對家人動氣,長工時也導致他少了出席社交聚會。當被問及有否後悔「揀錯行」,Leo馬上點頭如搗蒜。「捽數係最恐怖嘅。」他捲起襯衫衣袖,吃著幾乎是宵夜的晚餐道。訪問那一晚,他也是加班過後才匆匆趕到。儘管銀行推銷員的薪金高於全港個人入息中位數,但他卻指出對推銷員而言並不算特別高薪,而且升遷不容易。成功升任客戶經理(relationship manager,簡稱RM),薪酬可攀升逾四成,不過要取得升職入場券先要連續四個季度跑數達標,並不輕鬆。
 
洞悉行內黑暗面後,Leo坦言更不想做這份工,「有時為咗到數,明知個計劃唔適合個客嘅財務狀況都要sell佢……呃人真係最辛苦。」他目前已積極尋找工作,更計劃在工餘時間溫書備試,應考被譽為金融業黃金證書的「CFA」(特許金融分析師,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的資格試。而且,像Leo般只做了一年半載便密謀轉工的,決不是S銀行裡的少數。S銀行在他工作的那區有8所分行,但這8所分行加起來卻只有共四、五位同事能做滿一年。「Counter(櫃位職員)流失率就低啲,佢哋唔使跑數,不過人工都低啲⋯⋯前線同事好少會做超過三至四年,因為人工好難加,但條數就越跑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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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連載】麥德正:2007年紮鐵工潮日誌(8月9至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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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工潮僅僅發展到第二日,已經風起雲湧。

十年前的紮鐵工潮,工人充滿著有理由的躁動,行動力驚人,48小時內征戰港九多處,亦因而不乏與警察的衝突。紮鐵佬漸漸喪失對工聯會信任的同時,也不見得與職工盟或其他勞工團體建立了信任關係。時任街坊工友服務處勞工幹事的麥德正身處工潮中心,到底他眼中這個自發、活力和躁動的漩渦如何捲起各路人馬?想追看當年逾六萬字工潮日誌手稿,請繼續留意惟工新聞。


文:麥德正

續前文

8月9日(星期四):罷工第二天

土瓜灣天光道 「半山壹號」建築地盤

早上8時,「地盤工會」的幾名人員,跟他們在旺角紫荊酒樓結識的數名紮鐵工人一起乘坐的士,來到天光道地盤。


2007年罷工期間的半山壹號地盤(無線新聞截圖)

只見200多名地盤工人在地盤對面的行人路集合,大約三公尺寬,幾十公尺長的行人路面,擠滿了紮鐵工人。行人路旁擺放了警察的鐵馬,防止工人衝向地盤。

行人路有住宅大廈遮蓋,工人在那裡聚集,有的靠著鐵馬,向地盤的方向指罵。多數紮鐵工人站著,也有些是蹲著或遊逛,無論他們是什麼的姿勢,都看到他們面露憤怒和煩躁的神色。

他們交談著,談的都是關於工資和工作待遇的話題,他們表示著不滿,但卻提不出什麼解決方法,大家都在等待著什麼消息。

無論他們在笑罵,在抽煙或喝酒,也感覺不到那是一種休閒和享受,而是宣洩著心中無法平息的躁動情緒。

這是一種典型的工潮中群眾氣氛,經歷過無數工潮的「地盤工會」人員當然嗅得出來,但是,這帶著點不尋常的戾氣。


工人隔著馬路,向半山壹號地盤抗議(無線新聞截圖)

「地盤工會」眾人向工人表露身份、並向工人派發政府統計署的紮鐵工人日薪統計,指出工人所收的工資遠低於僱主向統計署所申報的,工人知悉後十分憤怒。

當時,聚集的工人沒有任何橫額及標語牌,也沒有叫口號。只見到一個「工聯會」的人在場「行行企企」,沒有特別的舉動。

隨後,「地盤工會」再送來大聲公及標語牌。工人見到大聲公隨即情緒高漲,「地盤工會」幹事拿起大聲公和工人一起叫口號,大家都很投入。

叫罷,「工聯會」的人便過來指罵「地盤工會」幹事吳冠君,說這樣是在搞破壞。他這樣說激怒了很多工人,惹來眾多指責。其後很多工人向「地盤工會」的人員提到十多年來被老闆壓迫的經過,一年減四次工資,又加工時,苦啊。

其後「扎鐵工會」主席陸君毅和秘書馮堅礎到來安撫工人,有些工人為他們歡呼,但也有工人表示,根本不信任陸君毅及這個工會,因為他們一直都沒有幫過工人。

工人焦急地向他們詢問,罷工之後,商會是否答應勞方的要求?有什麼反應?什麼時間再開會?馮堅礎答道,商會將在下星期一再跟工會開會。有部份工人對此很不滿,認為商會在拖延時間,直至工人渙散為止。

「地盤工會」幹事吳冠君便再向「工聯會」人員及陸君毅詢問,是否真的要星期一才舉行會議?可否改為當天舉行?有人便以粗口指罵︰「X你,呢度唔關你『職工盟』嘅事!XX你,你唔好搞事!」吳冠君隨即回應說,你這不是要回答我,而是要回答這裡的工人,要給他們交代。馮堅礎和陸君毅便退開,叫警察過來。

警察過來要求吳冠君離開,但遭拒絕。數名警察開始想把他強行拖走,吳冠君只有繼續和他們爭辯,說自己沒有做什麼不對的事,沒有理由離開。

後來多名警察到來包圍吳冠君,他只好跟工人說:「不一會兒,我就會給警察逼走。我離開是沒有所謂的,但你們受了多年的壓迫,為了自己也好,為了家人也好,你們要堅持!」有工人叫道︰「支持你,四眼仔!」

吳冠君被警察逼走,與工人分隔在馬路兩岸,只能遙相對望。工人群眾在等候,後來有些看似是工人代表的,與「工聯會」的人在談什麼。其實在這時候沒有什麼所謂「工人代表」是有認受性的,要說最有認受性的,要算是多數工人都知道的「扎鐵工會」,然而也沒有多少工人是「扎鐵工會」的會員。

時間久了,「工聯會」還沒有回應能否在即日重開勞資談判,工人開始鼓躁,更要求警方讓吳冠君過來,否則就成群地衝對面馬路。結果,警方讓吳冠君回到工人身邊。

吳冠君與工人們商議下一步怎麼辦,之後決定到禮賓府找特首,讓社會都知道紮鐵工人的情況,逼使商會立即談判,工人都響應。隨即「工聯會」方面又改變之前的說法,表示下午便有勞資談判,但工人還是堅持要去找特首。

有工人自行致電找來出租旅遊巴士。旅遊巴士來到,所有工人都上車,每人支付車費20元。

中環 禮賓府

下午2時,六輛旅遊巴士載著300多名紮鐵工人到禮賓府外,高呼口號︰「加人工!減工時!」,抗議資方無良,要求政府介入斡旋,當時一直下著大雨,人人都濕透了。


紮鐵工人遊行到禮賓府(無線新聞截圖)

「職工盟」幹事蒙兆達這時趕到達禮賓府支援,甫一到場,就有紮鐵工人向他大罵︰「李卓人做乜唔喺度?做乜唔叫佢嚟?淨係投票就識搵我地!」李卓人當時身在意大利,又怎會在場。

之後,勞工處調解主任到場,吳冠君和幾名臨時被推舉的工人代表到美利大廈開會,但沒有實質結果。

有工人得悉「紮鐵商會」當天將與工人代表舉行會議,便立即再召來旅遊巴士六輛,由中環禮賓府趕往商會會址,向商會施壓,兩名「職工盟」幹事亦帶著大聲公,一同前往。

荃灣 香港建築紮鐵商會

下午5時,百多名工人聚集在荃灣柴灣角街榮興工業大廈外,大廈19樓就是「紮鐵商會」的會址。當時商會內正進行勞資談判,勞方的談判代表是與「工聯會」關係密切的「蛇頭」。商會當天突然與工人代表開會,也許是罷工的效果。


工人在商會樓下,要求紮鐵商面對工人(無線新聞截圖)

「地盤工會」理事長孫龍弟到場為工人打氣,不一會又有四、五名警察到場。

榮興工業大廈方面惟恐工人衝擊,鎖上大廈的大閘。突然,大閘不知何故打開,約50名工人便趁機衝進去,在大廈內的警察用力推閘門,想關上它,與工人角力,卻不及工人人多勢眾。有工人衝入大廈後便砸爛商會的信箱。

大廈保安隨即再鎖上大閘及關閉升降機。但工人滿腔怒火,一心要衝擊商會。

於是二、三十名工人爬樓梯到商會所在的十九樓,他們當時十分急躁,混亂一片,推撞商會的玻璃門,又砸爛商會招牌及射燈,在場警察出動防暴盾及警棍戒備。

「蛇頭」們對「職工盟」的幹事存有戒心,質問他們的身份和來意。後來「扎鐵工會」秘書馮堅楚在商會外出現,但沒發表任何意見,亦沒有帶備大聲公到場。

至晚上8時,在商會樓下聚集的工人散去,但表示翌日到天光道地盤集合,及呼籲所有工人參與罷工。

荃灣 街坊工友服務處

晚上,「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稱「街工」)舉行會員大會,席間,有一位紮鐵工人在場,要求「街工」介入紮鐵工潮,特別希望「街工」的立法會議員梁耀忠運用影響力,儘快逼使「紮鐵商會」接受勞方的要求。原來,這名紮鐵工人就是「街工」的主要會員,人稱「阿Man」的黃惠文。

「阿Man」是「葵芳邨居民協會」的代表,在屋邨互助委員會活躍多年。一般來說,他在「街工」提出討論的是地區福利事宜,這次,他以紮鐵工人的身份,發出了工人的心聲。

「街工」作為一個以地區為基地的勞工團體,除了組織地區街坊之外,亦協助大約十個工會發展會務,與「工聯會」及「職工盟」一樣,「街工」亦派出幹事到工會工作。

稍後,「街工」的勞工事務幹事麥德正和譚亮英知道「阿Man」參加了罷工,便決定翌日到天光道地盤,了解這工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看「街工」在這事件上有什麼可以協助的。

他們下午看過網上新聞,稱全港多個地盤,近1,000名紮鐵工人罷工,都將信將疑,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地,那來這麼多建築地盤工人罷工呀?消息來源是否吹牛?

8月10日(星期五):罷工第三天

土瓜灣天光道 「半山壹號」建築地盤外

早上9時,天文台懸掛三號風球,下著雨,是暴風雨的前夕。這天氣跟紮鐵工人工潮的形勢出奇地配合。

天光道地盤對面行人路人聲沸騰,大約有500至600名紮鐵工人聚集。

「工聯會」的幹事及多名「扎鐵工會」的前領導人到場,「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王國興站在地盤外,以大聲公向對面行人路上的工人們講話,大意是支持紮鐵工人爭取權益的行動,並正在與勞工處聯絡,要求官府介入,解決事件。

「職工盟」的幹事蒙兆達及吳冠君在行人路那邊,在工人群眾之中不時以大聲公帶領喊口號,激勵士氣,又表示所有工會應當放下門戶之見,合力爭取工人權益。

「職工盟」的幹事們感到紮鐵工人們的情緒十分激烈,憑著前一天的經驗,他們認為工人們的怒火一觸即發,自發的群眾行動隨時出現,這樣也正好給資方壓力,令形勢對勞方有利,他們正準備著當工人推開鐵馬,衝出馬路時,與工人一起同行。

「街工」的幹事們剛到現場,還未知道可以擔當什麼角色,經「阿Man」介紹,與一些紮鐵工人交談,了解一下情況,有工人認為大家的耐力有限,而且人人自私,沒有團結力,停工一兩天還可以,長期罷工則不可行。沒有紮鐵工人相信他們一定能成功爭取到什麼,來這裡向資方抗議似乎是出於情緒反應,多於要採取切實的爭取行動。

「如果三兩日之後都冇結果,點算?」有「街工」的幹事問一位紮鐵工人。

「而家咁多人喺呢度都冇用,所有紮鐵佬應該一齊去社會福利署,排隊申請綜援,咁多人去,搞大件事,咁最有用。」這紮鐵工人有點問非所答,他反問︰「咁你哋嚟呢度可以幫到我乜嘢?」

「我哋嚟睇下先。」不料到有此一問,對於工潮暫時無處入手的「街工」幹事答得頗為尷尬。

這名紮鐵工人眼中閃出很不屑的神色。

經前一天聲嘶力歇的叫喊,「職工盟」的幹事吳冠君及蒙兆達已聲音沙啞,「街工」的幹事便幫忙以大聲公叫喊口號。

在這個時候,工會幹事拿著大聲公講話和喊口號,獲工人響應,一起叫喊,彷彿就是兩者之間關係的全部。無論是「職工盟」激勵鬥志的口號,或「工聯會」苦口婆心的勸勉,紮鐵工人也一樣地歡迎,一樣的響應。紮鐵工人在隔著馬路,面對著地盤,就這樣一直不時地喊著口號,漸漸就減低了衝開鐵馬的勁兒。工人之間誰也沒有站出來,全都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

有工人表示曾致電給報館,並埋怨為何沒有立法會議員到場,這是否瞧不起紮鐵工人?事實上,不少工人都認為工潮應受到社會和公眾的注意,而且,要促使他們的要求得到實現。

「街工」幹事譚亮英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一個有知名度和公信力,而且有領導能力的人物到場,對於這一群茫無頭緒的工人可以起到作用。他想聯絡民主派的親勞工立法會議員到場,當時那三名立法會議員之中,一個身在國外(李卓人),一個正忙著其他工作(梁耀忠),就只剩下梁國雄可以立即趕來。

渾名「長毛」的梁國雄有著激進、粗獷、親近基層的形象,他一到達罷工現場,即受到紮鐵工人英雄式的歡迎,全場掌聲雷動,「支持長毛!」「長毛好嘢!」的歡呼不絕。

「長毛,幫下我地呀!」「掂啦掂啦!長毛都嚟埋!」不少紮鐵工人都期望梁國雄可以為他們帶來好消息。

梁國雄到場,向在場工人打招呼,他還未向工人發表講話,就被「工聯會」及「扎鐵工會」戴著臂章的糾察拉到一旁,一邊為他打傘擋雨,一邊遞飲用水,侃侃而談,好不親熱。

「職工盟」的幹事也走到梁國雄身傍,商議下一步怎麼走。梁國雄主張紮鐵工人應該以遊行向社會表示意見,又認為工人在罷工期間應照收工資,當時「扎鐵工會」的糾察還認真地跟他討論由誰支付工資的細節。

天文台預算在下午2時將懸掛八號風球,而工潮風暴亦開始升級。

有消息謂勞資會議將於下周舉行,那麼事件就鐵定不能在當天解決了,有工人開始暴躁,罵梁國雄︰「X你老母!長毛!」才一個小時前,他是被掌聲和歡呼包圍的。

土瓜灣 某茶餐廳

「你地而家即刻坐的士落嚟!你地有幾多人都即刻嚟,唔好開工,我出糧俾你地!」茶餐廳中有一群紮鐵工人在高談闊論,其中一個似是領袖的,向電話大聲叫嚷。

「職工盟」和「街工」的工會幹事想不到茶餐廳用膳時,竟然目睹「蛇頭」動員罷工的情況,聽說工潮有「蛇頭」發動,似乎所言非虛。

不一會,有一個工人走進茶餐廳,向「蛇頭」挑釁,似乎是對於工潮有不同的意見,兩人即互相推撞。一名坐在一旁用膳的軍裝警員眼見打鬥即將發生,即一手按著警棍,站起來說︰「喂,大佬,俾面我,傾偈可以,千祈唔好郁手!」

看來,在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利益的工人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和衝突。

突然,「職工盟」和「街工」工會幹事收到急電,說天光道地盤外有緊急情況,便立即丟下膳食,跑回罷工集會現場。

土瓜灣天光道 「半山壹號」建築地盤外

下午2時,近200名紮鐵工人率先推開鐵馬,從天光道行人路湧出馬路,阻塞了交通,車輛不能往來。整整一個早上,幾百名急躁的紮鐵工人沒有得到任何明朗的消息,早已沈不住氣,現在終於動手了。

可是,工人湧出了馬路之後,並沒有下一步的計劃,只是在叫囂。

梁國雄見群情洶湧,勢不可遏,得作出緊急安排,否則這群工人便成散兵遊勇,毫無組織地繼續躁動。梁國雄即向工人表示,大家一起遊行到政府總部,要求政府介入事件。但他先要跟警方安排遊行路線,請工人稍候。這個建議獲得工人響應。

梁國雄與在場的外藉警官羅禮協議了遊行路線,打算行經彌敦道,然後到尖沙咀乘船到中環,再遊行到政府總部。

2時30分,八號風球懸掛,紮鐵工人在風暴中開始遊行。

當時,沒有多少工人意識到要採取有紀律的群體行動,「阿Man」便憑著他在居民組織搞活動的經驗,自發擔任遊行糾察。人群之中,「阿Man」孤立地整理著隊形,控制人群秩序,並安撫著工人們的情緒。

窩打老道

遊行隊伍前進至培正道及窩打老道交界,被警方以在颱風期間阻塞交通為理由,阻截約十分鐘。

幾名「職工盟」及「街工」幹事則預備了遊行物資,包括大聲公、橫額等,在廣華醫院外會合遊行隊伍。他們不久就見到數百名紮鐵工人沈默地遊行,原來,工人為了不騷擾醫院中休養的病人,全都忍耐著,沒有喧嘩,一腔怒火在沈默中燃燒,氣氛很是詭異。

遊行隊伍到油麻地消防局外,被警察築起的一層人牆阻擋。警方指紮鐵工人走出彌敦道就會阻塞交通,加上渡輪在風暴期間已停航,要求工人結束遊行。

工人怒火終於爆發,走在最前面的百多人在怒吼中與警察推撞,衝破警察人牆,再前進約十米,再衝破第二道警察人牆。

不妙!第二條警察防線之後,原來是十多架警察大型衝鋒車組成的路障,伴著上百名配有圓形防盾、警棍、頭盔的防暴警察,陣容有如2005年警方對付抗議世貿會議的示威者!

警察匆匆組織起第三條人牆防線,阻擋了工人衝擊的勢頭,但廿多名工人越過了人牆防線的兩翼,繼續向前跑,想以身體撞開攔路的防暴警察!有防暴警察手起棍落,毆打工人,混亂中,數名工人被打傷。

颱風吹襲,打工仔女從工作地點撤退回家,多數記者到各處採訪有關新聞,只有少數記者跟隨紮鐵工人遊行,而且他們都沒有走在龍頭,否則這衝突場面便會被拍下或記載下來。

梁國雄見形勢危急,即跑到在隊伍之前,以大聲公呼籲紮鐵工人冷靜,不要再衝擊,以免墮入警方的陷阱,否則有工人被捕,整個工潮會被抹黑。

梁國雄又說,大家仍然要到中環政府總部,但眼下渡輪停航,他呼籲所有紮鐵工人從路旁站口進入油麻地地鐵站,一起乘坐地鐵到中環。

眼見被警察截停,不少工人氣憤難平,有些認為應就地靜坐,阻塞馬路,把事件鬧大。有些不同意梁國雄呼籲,想繼續遊行的,更指著鼻子罵他,氣得梁國雄把咪高峰遞給他︰「嗱,俾你講晒佢啦!」

後來,紮鐵工人雖不情願,但眼見警察嚴陣以待,也得接受梁國雄的建議,魚貫進入油麻地地鐵站。

油麻地地鐵站

「我冇郁手,做乜打我!?」有些被防暴警察打傷的工人十分憤怒,不停地糾纏著警官,要求警方作出交代。警方認定了這群紮鐵工人是危險的炸彈,大批警員跟隨工人進入地鐵站,從旁監視,對於被毆打的工人的質問置若罔聞。

工人到油麻地地鐵站後,發現很多人在擠地鐵歸家,幾百名紮鐵工人想乘地鐵到中環並不容易,於是改為在油麻地地鐵站靜坐,要求政府立即處理工潮。

這時候警方加派人手,可謂「精英雲集」,好些駐守在中環、灣仔、銅鑼灣,專門負責處理公眾遊行集會活動的警員和警官,包括行動指揮官劉業成和一些便衣警察,都全跑到油麻地地鐵站。在地鐵站的警察少說也有四、五十人。

有些工會幹事早就跟這班警察交手多次,向警官打趣地說︰「乜今日咁齊人?你地特登嚟晒呢度招呼我哋呀?」警官當然是否認啦。

這時,「街工」的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已趕到,與梁國雄一起跟在場的警察指揮官商議。梁耀忠一直不停致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但張的秘書說,因為風暴,部門已下班,聯絡不上張。後來,一度有傳言謂,勞工處助理處長黃國倫會到梁顯利中心與工人會面。

幾百名紮鐵工人在地鐵站中不停地叫口號,很多因颱風忙於歸家的市民都好奇地觀望,有的更用手機拍攝。

時近黃昏,事件沒有解決的跡象,有些紮鐵工人感到洩氣,自行離去。傍晚6時,梁國雄與工會幹事們共識,建議所有紮鐵工人先離去,大家再召集更多的同業兄弟,明天早上9時,風雨不改,在天光道地盤集合,之後遊行至政府總部。工人接受此建議後迅即散去。

油麻地 香港職工會聯盟

十多名工會「職工盟」及「街工」的幹事們,及自發的工人糾察「阿Man」,到「職工盟」開會,準備翌日遊行的各項工作,這裡步行至油麻地地鐵站只需三分鐘。

一群便衣警員就竟在「職工盟」會址樓下的升降機外守候,要逮捕蒙兆達和吳冠君,前者更被鎖上手銬,麥德正見狀,欲跑回地鐵站,找記者來採訪,卻被另一群埋伏在大廈門口的便衣警察抓住。

他們被警察以發起非法集會或非法罷工(香港仍未有保障合法罷工權利的法律條文,何來「非法罷工」的罪名?)的罪名拘捕,即分別被押上三輛客貨車,梁國雄和梁耀忠亦登上客貨車,陪同被捕的工會幹事到警署。

油麻地警署

吳冠君、蒙兆達和麥德正三人被捕到警署,不時有警員對他們說︰「大家都係做自己嘢啫,我地都明白你地立場。」之類的說話,彷彿表示身不由己。

大約半小時後,一位笑容可躬的警司對三人表示,警方原來並不想把他們三人帶來警署,但因為當中有人在警員調查期間沒有出示身份証,才會這麼辦,若警方調查到有人組織非法集會,才會提出起訴,三人可立即離開警署了。

三人在警署待了四十分鐘而已,對於警方強硬拘捕,卻又輕易釋放的處理手法,真是啼笑皆非。

這可能是因為有高級警官對於當天工人與警員肢體衝突的事件不能接受,便抓了作為組織者的工會幹事,打算恫嚇這些「搞事頭目」,但警方高層大概認為這樣做太沒有政治頭腦,會引起社會輿論評擊,便迅速放人。

其實,警方拘捕工會幹事根本捉錯用神,工會幹事根本不是「搞事頭目」,紮鐵工潮作為一個一發不可收拾的群體行動,已有其自主性和獨立性,沒有什麼人可以煽動到工,也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們的行動。

他們才踏出警署,電台節目《左右大局》主持人即致電「街工」的梁耀忠及麥德正,做了近半小時的直播節目,炮轟警方拘捕三名工會幹事。

經過了這一番折騰,三人終於可回去「職工盟」開會。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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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工潮僅僅發展到第二日,已經風起雲湧。十年前的紮鐵工潮,工人充滿著有理由的躁動,行動力驚人,48

三伏天我買了一台二手空調,用了一次後再也不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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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劏房呎價比一般房屋費,窮人卻不得不租;電費是海鮮價,四面圍墻之下夏天不得不開冷氣。深圳河以北的城中村租屋工人,面對同樣的困境。惟工新聞特此轉載尖椒部落文章
 

 

文:熱帶椒
    
「夏日炎炎,本店特推出清涼冷飲,只要進店消費就可免費贈送。」隨著三伏天的到來,樓下的商家都找到商機招攬生意。
 
我則無處可躲,走在室外,就感覺自己快變成烤肉,上面撒點孜然就可以入口吃了;回到悶熱的出租屋,又感覺自己變成了蒸籠裡的饅頭,再加點兒鹹菜也可以當一頓飯吃了;更恐怖的是晚上睡覺被熱的渾身冒汗,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忍無可忍,我一咬牙一跺腳,斥巨資800塊,買了一台二手空調,終於可以睡個安穩覺了!
 
很快月底交房租的日子到了,我一看水電費,居然比平時增加了200多塊!
 
頓時,我的心在滴血。
 
想當初租住在城中村就是因為房租便宜,單間一個月600塊錢,平時水電費都是幾十塊錢,所以我也沒有在意水電費的價格。而這個月的房租加水電費直逼1000塊。於是我趕緊把房租收據的單子拿出來看了一下,上面寫著水費是7元一噸,電費是1.4元一度。
 
於是,我便在網上查了一下深圳市的水電費標準,查出的結果讓我震驚。
 
 
上圖為深圳水務集團公佈的深圳市自來水價格標準
 
從表格里可以看到,水費加上污水處理費,一噸水(即一立方水)的價格為3元左右,所以我現在付的水價是深圳市水價標準的兩倍多!
 
於是我又查了深圳市的電費標準:
 
 
上圖為深圳市公佈出來的電費標準
 
因為城中村收電費時只看一棟樓的總表,那麼城中村的租戶應屬於合表居民用戶,電費標準為0.717元一度。
 
所以我付的電費也是深圳市公佈的標準的兩倍!
 
 
於是我又查詢了深圳市城中村水電費的收費標準,發現城中村房東收的電費價格不等,但基本都在每度1.2元-1.5元之間;水費每立方米也是6元-8元不等。
 
我還問了一些工友平時交的水電費,一個工友給我發來了她的繳費單:
 
水電費繳費單,感謝圖片提供者
 
所以,城中村的高價格水電費標準是一個普遍現象!
 
想想一間租金為430元的房間,一個月交的水電費120多塊,超過房租的四分之一,另外還要交管理費和衛生費。這還是在沒有開空調的情況下。
 
這裡歪個樓說一下城中村的房租,或許你會說,430元房租很便宜啊,但是這個房子是面積不到十平米,沒有對外的窗戶不通風,沒有家具只有四面牆,即使外面陽光燦爛進門還是要開燈,廁所總是會堵,蟑螂目中無人四處逃竄,天花板還會掉粉……
 
 
即便是這樣的房子,房東也不怕租不出去。你或許也看到了單據左上角寫的「下月提20元」,意思就是下個月房租加20元,雖然看起來都不多,但是,加房租都是房東想加就加,租戶是沒有商量的餘地的,至於簽協議,根本沒用,因為房東會說:」想住就住,不想住就搬走! 「
 
我們再聊回正題。小椒在讀者群里和大家聊起水電費時,讀者群裡的朋友們也是叫苦不迭說:「這些日子天熱,開了空調,月底的電費比之前多了將近200塊!」還有工友說每個月的水電費將近400元。
 
 
看到開空調後一個月要交這麼多水電費,還沒買空調的小伙伴們都表示驚呆了!看來以後只能靠意念來降溫了!
 
不僅如此,城中村里還要搞最低消費,即不管你有沒有用到,單間最低消費3噸水,一室一廳最低消費4噸水。
 
 
我們在外打工,選擇忍耐日夜不停的雜音和狹小的空間住在城中村里,主要就是考慮到房租低,想多攢點錢寄給老家的孩子和父母,卻沒想到要交比正常標準高兩倍三倍的水電費以及任意增長的房租。
 
 
 
打起精神再算一筆賬:我在工廠加班加點上班,一個月工資也就3000塊錢,水電費不開空調要120多,開了空調要300多,相當於我付水電費的錢就已經超過工資的10%!
 
在西方社會,一個家庭能源開支如果超出總收入 10 %,就可以被界定為「能源貧困」戶。雖然我深知自己本就是經濟貧困戶,這下好了,我又成為「能源貧困」戶了,還真是意外呢!
 
在香港,能源貧困戶通常都住在板間房或寮屋。在深圳,我們這些外來打工者,住在不見天日的城中村出租屋,大概就是深圳的「能源貧困戶」吧!
 
然而,「能源貧困」並不僅僅意味著經濟上的開支超出預算,更意味著生存受到限制。城中村的出租屋不通風,悶熱,容易導致中暑。晚上睡不好覺會導致精神不佳,影響工作。
 
所以,看起來似乎是我們打工者為了省錢不願意開空調,其實是因為我們的收入根本不允許我們為生活能源支出比正常標準高出兩倍甚至三倍的水電費。因為除了水電費,我們每個月的房租,吃喝用度,加總下來,每個月就差不多月光了,哪裡還有錢寄回老家呢?
 
就在前兩天,房東來收房租,說下個月開始要漲租了,我一聽,前幾個月才漲的房租,這麼快怎麼又要漲了,就和房東大哥說:「你看呀,我們辛辛苦苦在外面賺這麼點錢,一個月的房租就佔工資的三分之一了,你們能不能少收點兒呀!」
 
沒想到房東大哥竟一臉委屈地說:「我現在是我們全村最窮的了,你看我現在一個單間的房租是600元一個月,我那幾個叔叔都罵我沒用,說他們早都已經漲到700元一個月了!」
 
我聽完,竟無言以對。
 
 
 
注:寮屋在香港是指非法佔地而建的臨時居所,其建築通常相當簡陋,大多以鐵皮及木板等搭建而成,所以又俗稱鐵皮屋、木屋。
本文水電費數據來源:《深圳市水費貴不貴,2017深圳市水費價格收費標準》;《深圳城中村租戶水電費動輒翻倍何時能「一戶一表」》;《深圳電費多少錢一度?附深圳最新電價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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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連載】麥德正:2007年紮鐵工潮日誌(8月11至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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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說地盤佬沒學問?那你試試將一條50毫米直徑鋼筋精準拗成合用的正確角度試試看。2007年爆發的紮鐵工潮事隔十年,但除了工人的憤怒之外,我們對師傅們的功夫(與工傷)有沒有更深瞭解?時任街坊工友服務處勞工幹事的麥德正的工潮日誌繼續連載,講述他眼中的罷工前線之餘,今回亦剖析這個行內人稱「根本不是人做的工作」箇中工藝乾坤。
 


文:麥德正

續前文

8月11日(星期六):罷工第四天

土瓜灣天光道 「半山壹號」建築地盤外

早上9時,天光道地盤外,聚集的紮鐵工人比前一天更多,大家準備遊行去。

遊行的目標是清晰的,就是遊行到政府總部,要求與勞工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會面,促使政府介入工潮,儘快解決問題。不少工人對遊行有所期待,希望950元日薪,8小時工作的目標可以實現,有了目標,大家的情緒也穩定一點。但是在這兩天的經驗裡,可見紮鐵工人每當期望落空,受到挫折,憤怒就會在群眾中間爆發。

警方昨晚很快地與梁國雄商議完畢,提供了工人和工會幹事都接受的遊行路線,沒有諸多阻撓,也許是經過昨天的衝突事件,警方認為有需要讓工人宣洩不滿。

「職工盟」及「扎鐵工會」派出合共十多名幹事擔任糾察。

遊行大約在上午11時開始,首段路線與昨日的遊行一樣,之後就是經窩打老道進廣東道,遊行至天星碼頭,一路順利。

有民間團體聲援,專門拍攝社會行動的團體「影行者」來訪問工人,「天主教勞委工事務委員會」、「本土行動」、「港九拯溺員工會」,及一些活躍於社會運動的人士也加入遊行。

維多利亞港

水警輪緊隨著兩艘載客渡輪渡海,擔任「護航」任務似的,確不尋常。

這是梁國雄預訂了的,接載紮鐵工人渡海的兩艘小輪。剛才紮鐵工人遊行到天星碼頭便上船,兩船都給塞得滿滿。每艘小輪的載客量是400人,合共約800人。有不少警員和記者與紮鐵工人也跟隨到船上。
工人「包起」了渡輪,很是有趣,一時之間,氣氛也輕鬆起來,有工人開玩笑說這兩艘渡輪是「紮鐵號」,也有工人半自嘲,半憤慨地說︰「做咗咁多年紮鐵得到乜嘢呢?冇九百五十蚊日薪,不如而家跳海死咗去算。」。

警方出動水警跟隨工人,作高度戒備,莫非怕工人真的跳海?

中環 政府總部外

一般的社運團體所辦的集會都有一套大致的既定程序︰集會有一、兩個主持人,帶領大伙兒唱歌、叫口號,爭取行動的群體及聲援團體的代表發言,也許還有些表演和搞噱頭的行動,之後朗讀宣言,如果集會是在政府總部舉行的,最後就是由政府派出的人員(多數是警員)接收請願/抗議信件。無論是爭取什麼目標,這類集會總是辦得有板有眼,有規有矩,舉辦者旨在讓媒體報導,令公眾注意,使政府受到壓力,參加者也知道所爭取的不會立即實現。

今天,習慣了常規化的集會程序的工會幹事們給紮鐵工人安排了類似的一個集會,可是對於很多焦急和憤怒的工人來說,只在乎立即解決問題,而不是要勵志的歌唱和表演,也不需要其他人對他們表示同情和聲援。他們的反應,是工會幹事們意想不到的。

因為沒有事先申請,政府總部大門關上,不許任何人進去集會,紮鐵工人就在政府總部外,不斷叫口號要求張建宗出來對話。


尼泊爾籍工人拿著標語(無線新聞截圖)

幾名工會幹事捧著四、五個大聲公,每個大聲公有電線連著一個咪高峰,任何人發言得用雙手抓著幾個咪高峰。

大伙兒喊了一輪口號之後,有各團體代表發言以支持紮鐵工人。

以反對拆卸中環天星碼頭而著名的團體「本土行動」的代表被簡介了其要求保育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目標之後,給工人臭罵。建築地盤工人往往認為,保育等如阻延建築工程的進行,那麼就令開工不足的建築工人更加雪上加霜。

之後,有工會幹事唱歌以示聲援,也給罵得狗血淋頭︰「而家做戲呀?唱歌有X用呀!?」,連「港九拯溺員工會」副理事長郭紹傑發言,表示支持紮鐵工人抗爭,表示工會要長期爭取,也給工人指罵。

政府鐵了心,就是不理會這班工人,怎麼辦?梁國雄在想辦法,建議工人絕食,以此將行動升級,當他正在與工會幹事商討的時候,突然有「工聯會」代表公開宣佈,說收到可靠消息︰張建宗即將到場與工人對話!令在場的群眾期望大增。
等了好久,張建宗連影子也不出現,政府也不派出任何負責人出來交代,工人們怒吼起來,大叫:「張建宗!出嚟!唔好做縮頭烏龜,出嚟!」

紮鐵工人們等著、等著,情緒越來越煩躁。

有一名工人指著在場的工會幹事,罵所有工會都是無能,有工會幹事問他認為現在可以幹什麼?他說要「衝」,「衝」什麼則沒有指明,工會幹事沒好氣,回應︰「你要衝就衝啦。」這工人一時語塞,不知所措,只好在原地踱步。其實,這名工人反映了在場很多工人的心理狀態,縱使沒有目標,沒有方向也好,總之想「衝」!

有工人將矛頭指向梁國雄和工會幹事們,發出不滿的叫喊,其中六、七名工人更圍繞著集會主持,不停地罵,發言不時被打斷。

在場的工會幹事有些可謂身經百戰,但對於目前的狀況,都駕馭不了。群眾把不滿向工會幹事和發言人士發洩,對之懷有不信任,甚至敵意的態度,在工潮之中是很少有的,而不抱這種態度的,則多是焦躁不安,無奈,茫然,對整個形勢悲觀失望。

梁國雄和工會幹事建議選出工人代表,以備談判。被負面情緒籠罩著的紮鐵工人還是推舉了幾名工人代表,包括:兩名尼泊爾工人、阿基、阿Man、標叔。在這幾名工人代表之中,最資深的就是標叔,他是業內頗有名氣的老「蛇頭」,綽號「「蛇頭」標」,正打算退休的他,憑著自己在業內深厚的資歷,甘願作為工人代表。

縱使選出了工人代表,眼下卻沒有任可資方或政府代表可以交涉,工人失望和憤怒也達到頂點,有幾名工人衝向集會主持人,不斷指責梁國雄和各工會幹事。潘文翰宣布集會結束後,隨即有工人搶咪高峰發言,表示要阻塞馬路把事件「搞大佢」,當中有一名工人高呼「搞埋咁多呢啲野,都係帶我地行嚟行去遊花園!全部都係政治show嚟!」然後將咪高峰用力擲在地上「掟咪」,更是激發群眾立即採取行動,把事情鬧大的訊號。

中環 雪廠街及皇后大道中交界

下午約4時,幾十名紮鐵工人衝出雪廠街和皇后大道中的馬路,車輛立即停駛,交通被堵塞。之後,越來越多工人從政府總部經炮台里離開,看見同業們的行動,也一齊起哄響應,衝出馬路,幾名警察拉起膠帶,也阻擋不了。而一些沒有衝出去的,就在行人路上觀看和打氣。


工人堵塞雪廠街一帶馬路(無線新聞截圖)


工人堵塞馬路,一名尼泊爾藉工人躺在馬路上抗議(無線新聞截圖)

堵塞馬路的紮鐵工人達200多人,幾十名機動部隊警員即組成人牆攔阻,防止工人向上環方向前進,並要求工人離開馬路,此舉當然引起工人不滿,雙方對峙。


工人與警員在雪廠街對峙(無線新聞截圖)

工人堵塞馬路,車輛不能通過,只好不停響號,乾等著。

有紮鐵工人在馬路上坐臥,叫罵,甚至跟在場的警察推撞起來。這班紮鐵工人爆發著受到資方欺壓和政府忽視所產生的憤怒,前一天與防暴警察衝突的一幕似乎又再重演!昨天,他們還勉強聽從梁國雄的呼籲,現在,他們怨恨及不信任曾聲稱過要幫助他們的團體和政治人物。他們毫無組織,以癱瘓社會的手段去發洩情緒,又希望以這種行動令政府正視他們。

在堵塞馬路的紮鐵工人,互相沒有溝通,沒有任何默契,處於原子狀態,他們隨著集體的情緒而動作,不斷的喝采和起鬨。群眾處於這種狀態,已經不是個人意志所能控制和掌握,任何人,包括工人自己,也無法預料下一步會做什麼。

隨著工人與警察碰撞,進一步的衝突是有可能出現的。要是有警察對某工人動粗,將即時引發全體工人的起哄和衝擊。這幾天以來,在天光道地盤外,就不時有個別工人的激動表現,引起其他工人的集體的叫囂。在群眾瀰漫著火爆的情緒時,容易一觸即發。

紮鐵工人會跟警察打起來嗎?會有受傷和被捕嗎?社會輿論會有怎樣的評價?還可以跟這群失控工人溝通嗎?這是工潮的終結嗎?在場圍觀的人,心裡都有很多疑慮。

工會幹事們都未遇過這類在絕望下爆發的,完全不能控制的群眾怒潮。一直強調要深入群眾的工會幹事只好暫時跟這群工人保持一點距離,互相提點不要踏入馬路,以免被捲入暴力衝突之中,一則是為了人身安全,二則是一旦暴力衝突爆發,「職工盟」和「街工」也承擔不起引發暴力事件的責任。

警員沿著雪廠街,在紮鐵工人前後築起的兩道人牆,形成夾擊工人之勢,若有衝突發生,工人將被包圍鎮壓。工人大概不想跟警察硬拼,肢體動作開始減少。論體力,紮鐵工人一定比警察強,但他們也知道警察不是敵人,不一定要跟警察打起來。

梁國雄和「職工盟」幹事蒙兆達一起走到馬路,接近工人,以表示關切及了解情況,其他工會幹事,及一些社運團體的成員都在行人路上觀察。但憤怒的工人對於梁國雄和「職工盟」幹事的關心並不領情,不斷罵他們。

工人漸漸沒有集體地起哄,改為個別的工人出來喊話,然後獲群眾響應,警方則以安撫手段,警官與出來喊話的工人對話,工人開始沒有那麼激動,警員人牆逐漸向前推進,工人遂漸後退回到行人路,馬路上部份行車線可以通車。

後來,應該是政府想安撫紮鐵工人們,不要讓他們一直地阻礙著交通,勞工處派出了首席勞工事務主任鄭惠瑜,與五名工人代表(標叔、阿Man、阿基、阿強及兩名尼泊爾工人)、梁國雄、蒙兆達和麥德正到美利大廈開會。嚴格來說,這其實不是真的開會,而只是官員聽紮鐵工人訴苦,鄭惠瑜聽了工人的要求,只能承諾將之向資方反映而已。


工人代表與勞工處官員會談(新聞片段截圖)

雪廠街政府合署門外,還有百多名工人在等候開會結果。後來,鄭惠瑜被大約十名警員包圍保護著,親身到那裡,向等候消息的紮鐵工人作交代,表示一定將工人的要求向資方反映,工人聽罷拍手歡呼,一哄而散。


警員護送勞工處官員到場(無線新聞截圖)

中環 中區政府合署

經過了剛才的風波,「職工盟」和「街工」的工會幹事們與梁國雄,在政府合署中的「梁國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開會,討論如何繼續處理工潮,大家面對這樣一群躁動和不願溝通的工人,都感到頭痛。

下周一早上,紮鐵工人一定會在天光道地盤外集合,到時又要面對他們了。有意見認為,除非工人意識到要團結行動,實行長期罷工,否則以今天這種一盤散沙的躁動狀態,工潮沒法繼續下去,也有意見認為長期罷工可能性不大,應定下一些短期爭取目標,但也說不出有什麼具體的方法。最後,大家都找不到靈丹妙藥,有的感到這樣的工潮已到了頭,工人將很快解散,不可能再有什麼作為,有的沒有感到這般悲觀,但也談不上樂觀。

經過呢次,我學左好多野。」梁國雄以少見的謙虛神情嚴肅地說,這也反映了一眾工會幹事的感受。

8月12日(星期日):罷工第五天

警務處長鄧竟成公開表示,稱工人昨日嚴重影響中環交通,不得大眾認同,如警方有足夠證據,將會起訴工人。

紮鐵商會與一個工人未曾聽聞,不知從那裡冒出來的「蛇頭聯席」協商,推出加薪方案,謂來年日薪增加至950元。這消息從媒體傳出,有工人表示無奈地接受,但更多工人表示不能接受。

紮鐵工人的工資開始廣為人知,有些人認為紮鐵工人「只是紮鐵」,幹點粗活而已,他們要求的日薪近千元,真是「獅子開大口」。到底紮鐵工人的勞動是否值這個價錢呢?

首先,需要知道「紮鐵」到底是怎麼樣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現代建築的主要材料就是「鋼筋水泥」,這個「鋼筋水泥」的關係之所以這麼密切,就是因為建築物的「水泥」之中含有「鋼筋」,凡建築物的主要樑柱、樓層地台,及結構牆等,一定是先由紮鐵工人根據建築圖則,將一支支鋼鐵砌成各種形狀,然後再由其他工種的工人,包括「釘板工人」和「泥水工人」的合作,令混凝土包裹著鋼鐵,混凝土凝固之後,就成了我們常見的建築結構。

搞這些建築結構,就是「紮鐵」、「釘板」、「泥水」的工序循環,工序環環相扣,那個工序一停擺,工程就停頓。

先說紮鐵工人紮的是什麼鐵。這些鐵枝直徑由8毫米至50毫米不等,由鋼鐵廠鑄造出來,整支鐵的長度是12米,就是大家有時看到馬路上大貨車載著的那些,繫著警告紅布條,幾乎超過貨車長度的鐵枝。

鐵枝運到建築地盤,就由紮鐵工人按工程需求,將之抬到「開料機」上「斬件」切斷。我們遠望紮鐵工人抬起一支細長,看似不太重的鐵枝,到底有多重呢?原來,一支未「斬件」的鐵枝,假如直徑是最常用的40毫米直徑的,重量大約是120公斤,需要最少兩個紮鐵工人才能搬動。

連續多個小時不斷地搬動這些東西,不知有多少人能做得到。

鐵枝不光是重量大而已,在炎熱的夏天,一支支鐵枝給曬成火棒,紮鐵工人要用手拿,擔在肩上,給炙傷是常有的事;在寒冷的冬天,一支支鐵枝則變成冰柱,凍入心脾。

紮鐵工人抬鐵,操縱機器切鐵、屈鐵之外,還得動用全身的氣力去把未插到位的鐵枝移位,要拉動的鐵枝的重量達百公斤計,超乎人體極限!一些幹得出色的紮鐵工人被尊稱為「柱王」。

但上述這些工作,還未到「紮」鐵。所謂「紮」鐵,就是用手鉤和鐵線將鐵枝固定起來,成為柱子或地台的模樣,紮鐵工人不光是有氣力就行,而且要粗中有細,除了有靈巧的手藝,還要懂看圖則,按需要「開料」(切斷鐵枝)和「紮」出鋼鐵結構的造形。

紮鐵工人就是在充滿風險的建築地盤中工作,一不留神,就發生工業意外,縱使沒有意外,紮鐵工人幹了幾年,都犧牲了永久的健康,身體的主要關節全都勞損,膝、手臂不能伸直,手掌不能握拳,還有腰痠背痛,肩膀結繭痛癢。

大家都知道建築工人工作很辛苦,而紮鐵更是苦中之苦,地盤各工種都有少數女性工人,但紮鐵體力需求太甚,直至罷工發生的2007年還是從來沒有女性參加的。紮鐵工人和其他工種的建築工人都不以「辛苦的工作」來形容紮鐵,他們都說「這根本不是人該做的工作」。建築工人之中,以紮鐵工人的工資最高,各工種的建築工人都認為這是應該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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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說地盤佬沒學問?那你試試將一條50毫米直徑鋼筋精準拗成合用的正確角度試試看。2007年爆發的紮

難民危機下 歐盟20國移民淪為現代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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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香港的外傭制度造成了不少因為暴力、威脅、欺騙、被迫負債、扣留身份證明文件,而被迫勞動的「現代奴隸」。奴隸問題的而且確仍然存在世上,亦遠不只屬於落後國家。香港如此,其他「先進」國家也不例外。惟工新聞翻譯英國《衛報》報導,看看歐盟內四分之三的成員國在難民潮下苛待勞工的情況。

 


 歐盟的企業,消費者和政府應當警惕,因為由風險顧問公司美波克洛夫 (Verisk Maplecroft )制定的年度現代奴隸制指數(Modern Slavery Index)揭示當地移民很有可能受到剝削。
 
逃避戰禍 竟被迫成奴工
 
研究發現,隨著移民數目上升,四分之三的歐盟國家,都增加了強迫勞動和實行奴隸制的風險。羅馬尼亞、意大利、塞浦路斯、保加利亞等重要門戶國家的移民,特別容易受到剝削。指數亦評估了其他促成剝削的條件,包括國家的法律框架以及違法的嚴重性和頻率。
 
人們通常認為,奴隸問題最嚴重的國家都在歐洲境外,例如北韓和南蘇丹,但研究人員表示,歐盟的奴隸制指數全球增幅最大,不容忽視。人權分析師山納(Alexandra Channer)說:「以往奴隸問題發生在供應鏈上遙遠的國家, 如泰國和孟加拉,但現在奴隸就在身邊。移民在進入工作場所前,已經被困於現代奴隸制中。隨著他們的到來,這個弱勢群體不斷擴大。」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估計,全球有近2,000萬人正受到不同形式的奴役。

歐盟奴隸制指數上升 平均處於中等風險
 
奴隸制風險增幅最大的國家是羅馬尼亞,排名上升了五十六位,是唯一被列為「高風險」的歐盟國家。
 
緊接的是土耳其,上升了五十二位,從中等風險轉為高風險國家。大量敘利亞人湧入土耳其,加上當局
限制簽發工作許可證,難民被逼成為非正式勞動力。土耳其政府亦偏重政治打壓,漠視勞工問題,進一步增加奴隸制的風險。過去一年,土耳其有幾間國際品牌開設的紡織廠被揭發聘用童工。
 
羅馬尼亞的情況更複雜。研究人員指,雖然羅馬尼亞已積極與歐盟的執法機構合作,進行刑事偵查,但奴隸問題仍然嚴重。羅馬尼亞更與排名上升了十七位的意大利,並列為奴隸制指數最高的歐盟國家,兩國的強迫勞動、奴役、人口販運頻繁。
 
歐盟各國平均處於中等風險級別。研究亦發現,即使英國於二零一五年推行了現代奴隸法(Modern Slavery Act),風險指數仍有所上升。山納說:「這是很少的變化,背後反映的卻是執法不力的問題。」雖然英國擴大了「僱主及虐勞局(Gangmasters and Labour Abuse Authority)」的職權,但數據顯示各監察局的執法權力仍存在頗大差異。本週《衛報》一篇報導指現代奴隸販運已植根於英國,並揭示體育用品行業如何不經意地使用奴隸移工。  
 
另外,德國的風險指數亦出現上升的趨勢,在案的奴役行為增加。
 
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的調查顯示,2017年頭七個月,有超過10萬名移民從海路進入歐洲,當中82%的人登陸意大利。自歐盟和土耳其簽定難民協議,登陸希臘的移民數量下降,但是當局仍接收了大批移民,奴隸制指數亦上漲十六位。隨著移民登陸的地域改變,分析師預料明年意大利的奴隸問題將會惡化,而農業是主要關注的領域。
 
為歐美資本生產貨物 奴隸問題嚴峻
 
全球五個被評為「極端」現代奴隸制的國家,分別是北韓、敘利亞、南蘇丹、也門和剛果民主共和國。
 
孟加拉、中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和泰國等主要製造業國家,均屬於極端或高風險級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中很多工廠都為自歐美國家的資本生產貨物,而奴隸問題與其在全球供應鏈的生產位置有關。另外,由於印度和泰國政府加強執行法例,打擊奴隸制,風險指數有下降的趨勢。
 
資料來源:
The Guardian:Migrant crisis triggers heightened risk of slavery in EU supply chains, say analy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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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香港的外傭制度造成了不少因為暴力、威脅、欺騙、被迫負債、扣留身份證明文件,而被迫勞動的「現代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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