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由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提供）

編按：台灣和香港的《蘋果日報》近日先後提出將編採人員外判，震驚兩地新聞界。到底相關調動將會對員工和讀者造成甚麼影響？惟工新聞玆轉載管中祥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分析，讓大家進入當中討論。

文：管中祥

6月20日，朋友傳來一份蘋果日報組織及人事調整方案的文件，大致的意思是：蘋果將推動「創業方案」，鼓勵員工成立個人工作室，再與蘋果簽約，以七、八成薪的收入談合作，若依此方案員工可申請優惠離職。合作期間第一階段先簽約半年至一年，之後，再評估是否續約。

經過查証，確認屬實，張貼在我個人臉書上，引起社會譁然。蘋果日報高層對此不承認，也不否認。不過，不只台灣蘋果日報這麼作，香港蘋果，也有同樣的打算。

前天（6月23日）晚上，蘋果日報社長陳裕鑫發給員工一封信說明此事，雖然沒有提出詳細作法，但也証實了這項說法，也有較完整的說明，他說：

……推動委外合作及鼓勵同事創業，是許多產業的趨勢，足堪媒體的借鏡…鼓勵同事創業，既是鼓勵，就是自願。但因每個中心的工作性質不同，所以是逐步推動。在過程中，公司一定符合勞基法令的規定，也正考慮是否以優離及如何將現有器材供創業同事使用，作為鼓勵方式。 四、我們推動委外合作，重視的是組織型態的調整，使蘋果日報的內容更豐富及更多元，而不是只從成本考慮，這與過去的純粹裁員瘦身不同，到目前為止，我們也沒有提裁員名單的想法……

雖然，這是蘋果日報的「新」方案，但將原本機構內的工作逐漸轉成外包、承攬，以節省成本的作法並不新鮮，政府、企業行之多年。即使是傳媒業，電視台也早就把原所屬的製作部門轉為合作的製作公司，雜誌社也將美編工作外包。這樣做，無非是要降低成本，減少勞健保、勞退支出，讓公司人事及經費運作更彈性。

陳裕鑫在6月14日向員工發出通告。

傳媒產業寒冬多年，蘋果日報的發展並不讓人意外。2012年，傳出旺中將入主蘋果消息後，蘋果的言論不像以往尖銳，批判力量也逐漸消退，銷量也跟著下滑，再加上這幾年「即時新聞」策略，大量產製及推播即時新聞，「廢文」漫天，不但掩蓋蘋果原有的品質，大大提高了數位產製成本，但也同時增加了員工的勞動密度，消磨記者工作的熱情與初衷，工作漸無成就感，走到今天，亦可預料。然而，蘋果日報一路調整的經營策略，未能使其度過寒冬，但承擔後果的卻是最基層的員工。

雖然不少產業早就將部門外包，但新聞事業是否適合跟進得多作考量。首先，新聞需要查証，蘋果日報若依此將逐轉為平台，是否有核實能力？報導若有誤，如何負責？民眾不滿，又該找誰？其次，調查報導原是壹傳媒強項，但需要大力的人量、時間、資源，與團隊合作，然而，一但轉為工作室，在有限條件下很難肩負這樣的工作，對新聞品質及媒體監督到政商強權的力量勢必降低；還有，蘋果日報未來轉成商業「平台」，跟外包廠商買新聞時，會考量新聞品質還是產品價格？若只是後者，新聞品質已每況愈下的蘋果日報，又會變成什麼模樣？

在商言商，上述種種並不會是蘋果日報高層的主要考量，如何穫利，才是他最關心的事。不過，蘋果日報若真如此轉型，直接受害的其實是員工。雖然，蘋果日報表示會和員工成立的外包公司或個人簽約，但一開始只有半年到一年，能走多久？仍是未知，員工處在隨時失業的風險。而創業之後，原來的薪水已經打折，再加上負擔自己的勞健保及勞退，實得薪資勢必更低。更重要的是，記者和蘋果的勞雇關係就此改變，失去勞基法的保障，員工數不到三十人的外包公司也無法組工會，爭取權益，勞工的處境將是雪上加霜，好不容易組成的蘋果工會及團結力量也可能就此瓦解。

香港壹傳工會日前發表聲明，反對對任何形式外判，並在前日與管理層會面，呼籲所有受影響同事現階段切勿提出請辭，暫不要接受任何轉制的方案。台灣蘋果日報工會也表示，近日將與資方進行勞資協商會議。蘋果日報員工的勞動權益如何保障？台灣新聞品質該如何嚴防再次下滑？恐怕是壹傳媒員工及社會大眾需要努力的事。

（原刊於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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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幾個月見面的朋友，都會問我，最近又做緊乜野散工。其實我都無做雜不甩散工好耐，近數個月埋首訪問寫文，寫文無幾多錢，我又產出緩慢，惟有每周做補習吊命。
 
老友結婚周年紀念，所以佢老公搵我幫佢公司間舖頂做店員，一日咁多。老友之前話，都有啲嘢做架，未必做到自己野。周日理應有客吖，但對我嚟講，完全唔忙囉，我可以聽歌打機寫文。大多數時間都沉淫喺思考中，間舖人來人往，我用舖頭部Mac機開着個Google文件，個腦喺道馳騁。再次感慨，shopkeeper真係一項買你嘅存在的工作，我難以想像，如果無自己嘢做，發吽竇發一日係咩玩法？好彩我個腦入面仲有個秘密世界俾我解吓悶。
 
早排先諗，自由業這種與世隔絕（只有親人和情人）的生活，原來好鬼無存在感。一個企劃一個人諗一個人做，一做就是幾個月（或者更耐），一個月先同人開一次會。以前做嘢日日對幾廿人講嘢，覺得成日講嘢不斷輸出，令人好攰。依家無同事少見朋友，關咗交際應酬對談mode，我唔識用直接表露情緒以外的方法去講嘢，一開口講說話，就好似周伯通玩左右互搏咁，可以一人分飾正反兩角，成個對話入面唔需要有其他人。如果你見到我，我唔出聲，或者唔應你，或者搭唔到嘴，唔好以為我寸，我只係未warm up內置生産說話部機器。
 
今次係懷舊家品pop up store，一個人坐喺舖，啲貨實在好適合我聽嗩吶台語歌，所以，成個下午，我都在播生祥樂隊的《我庄》專輯，洋溢一片懷舊鄉愁中國風。
 
間舖實在好邪惡，作為家品控，好多嘢我都好鍾意，有Fire King原廠杯，白色真係靚到呢，有柳宗理餐具，有不銹鋼戶外餐具等等，但我依家無力買一舊水一支鋼飲管啦，那個純粹為了把餐刀弧度好靚而無啦啦買幾舊水無謂嘢的生活已然遠去。呢段時間不斷說服自己其實好的生活品質不需要用好多錢，但呢啲舖嘅存在就係賣緊，生活品味就係用48蚊買原本只值12蚊嘅雞毛掃（真係有得賣架），呢一套邏輯。
 
之前睇過有售貨員話，最怕係啲客唔應機，當佢透明人。有人行入舖頭，我都會講句Hello嘅，但一啲都唔介意啲客當我透明人。
 
有唔少外國人嚟買搪瓷杯同飛躍鞋，我亦第一次幫人試鞋，當然唔係名店咁樣單膝跪低托起個客隻腳咁啦，我只係拎對鞋出來，解開鞋帶，放喺地下，個外國仔好nice，但佢個人再nice，我雙手掂落佢着過嘅鞋道，強烈嘅溫度，同埋佢對黑襪留喺對白鞋道嘅痕跡，我都係覺得好噁心。所以我去買鞋，好多時都會專登同售貨員講多幾次唔該。
 
有個後生仔買咗個紅色萬壽無疆茶壺，我好想同佢講，之前我喺油麻地都淘咗一set連餐盤都有萬壽無疆圖案架，但無講啦，因為要搵泡泡紙包起茶壺，需要小心翼翼，唔得閒講無聊嘢。就此錯過咗認識知己的可能性。
 
由於舖頭所在是歷史建築，有好多旅行團嚟，強逼症嘅我見到啲友拎起張小泉交剪嚟扮剪牛雜呀，見到小朋友拎起火機呀，都會感到牙煙。但我只會站喺收銀處後面眺望，恰如其份扮演返cool爆店員，等啲人走哂，先去檢查啲火機有無lock到。
 
中間蛇出去買杯咖啡，話咁快就收工。八月後已有着落（好似係，千祈唔好唔係），我收山唔做散工架喇，如無意外。
 
記錄打散工經歷，原是想看看自己在顛沛之時會否有所改變。我地活在一個必須要互相依靠的世界，走過的地方乾淨是因為有清潔工人，食到來路貨只因為碼頭工人日以繼夜，人越來越無法自理，但卻越來越自我中心，覺得自己俾咗錢，一唔滿意就投訴，或者索性對周遭的人視而不見。自以為算係一個都幾有同理心的人，各種基層工作，到自己做落，又發現有不同滋味。體諒、理解，我越來越覺得，這就是我們社會的一道藥。

遊行參與者施放煙霧模擬亞泥炸山。（張智琦攝）

編按：提到太魯閣，到過台灣的香港人都知道那是山清水秀的旅遊勝地，但這個好地方的人民卻即將因開礦而陷入危機。蔡英文政府早前在《礦業法》修法前夕快速通過讓亞洲水泥（簡稱亞泥）取得當地長達20年的礦權，礦區更座落於原住民保留地，威脅他們人身安全，昨日（6月25日）激發過千人走上凱達格蘭大道抗議。惟工新聞特此轉載苦勞網相關報導。
 

文：張智琦（苦勞網記者）

為抗議經濟部通過亞泥新城山礦場採礦權的20年展限許可，包含地球公民基金會、反亞泥還我土地自救會等20多個民間團體，昨日（6月25日）號召上千人走上街頭，從行政院一路遊行到總統府，要求蔡英文政府撤銷經濟部違法通過的展限許可，並進行礦業改革。

昨日有上千名民眾參與反亞泥遊行。（張智琦攝）

亞泥採礦爭議延燒多月，環團發起撤銷亞泥礦權展限的連署目前已突破21萬人，前日（6月24日）金曲獎頒獎典禮更有多名藝人亮出「撤銷亞泥」的標語表達訴求。昨日環團則發起「看見亞泥，搶救太魯閣」大遊行，包含花蓮新城山礦區旁的十多位太魯閣族富世村民和上千名民眾一同遊行至總統府，呼籲蔡政府撤銷亞泥展限許可，保護台灣山林。

昨日到場聲援的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表示，亞泥新城山採礦區是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亞泥採礦需取得當地部落知情同意，而2015年原民會也曾發公文給總統府，指出亞泥展限需取得原民的諮商同意，但後來政務委員開會後竟決定，展限不用經過原民同意，他痛批政務委員將《原基法》踩在腳下，犧牲原住民的權益。

此外，林淑芬還提到，前幾天立院召開《礦業法》修法公聽會，經濟部礦務局邀請礦業協進會的學者專家與會，對立委如何修法下指導棋，礦務局還委託礦業協進會理事長蔡穗做環評，甚至礦務局很多官員都是礦業協進會的理監事，質疑經濟部的政策和審理「產官學攪和在一起」，企圖護航礦業業主，「非常不正常」。

地球公民基金會國土山林組專員潘正正也批評，經濟部通過亞泥展限已明顯違反《原基法》21條，甚至也不符《礦業法》和《地質法》，經濟部日前卻說亞泥案「查無不法」，根本是藐視國會，產官學聯合起來圖利財團、欺壓良民。他呼籲蔡政府正視21萬人連署的聲音，立即撤銷亞泥展限，此外，也要求立院盡速排審修改《礦業法》。

居住在亞泥花蓮新城山礦區旁的富世村民、亞泥新竹關西礦場旁的居民，昨天也都北上參與遊行，對於亞泥持續違法挖礦、威脅當地原住民生命安全、以及破壞山林環境，表達強烈憂慮和抗議。富世村的太魯閣族人田明正表示，亞泥挖到山都裂了，現在又要進入颱風季節，讓他感到很害怕。

遊行隊伍先在行政院前施放彩色煙霧，模擬亞泥礦場挖山製造的煙塵，接著沿路呼喊口號「撤銷亞泥，礦業改革」，下午4點多時遊行至凱道，遊行參與者在總統府前排出「台灣」圖像，呼籲蔡政府「看見台灣」，維護原住民使用土地的權益和台灣的山林環境。

走在隊伍最前頭的是花蓮富世村的太魯閣族人。（張智琦攝）

民眾披上「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標語。（張智琦攝）

許多原住民團體走上街頭。（張智琦攝）

遊行群眾在凱道排成台灣形狀，要總統「看見台灣」、搶救太魯閣。（張智琦攝）

群眾在總統府前高喊「礦業改革、撤銷亞泥」。（張智琦攝）

（原刊於苦勞網）

【惟工新聞】國家主席習近平明日（6月29日）起即將南下訪港，但他對中國南方工人的困境會否同樣注視？不遠處的深圳南山區「廣東駿馬精密工業有限公司」所屬工廠，前日（6月26日）開始已有一千名工人爆發罷工，至昨日更遭全副武裝的公安包圍鎮壓，事件至今仍未平息。

官媒涉封鎖消息 出動防暴隊鎮壓

根據內地《工評社》消息，該公司屬德資全資擁有，生產小型化油器、模具和各種零件。因深圳市當局計劃將廠房所在地段重建為更有利可圖的商業住宅區，駿馬工業必須搬廠，在2015年已決定在惠州設置新廠房，興建工程預定在本月完成，官媒《人民網》稱預料落成後新廠房每年產值達人民幣4億元。

深圳廠房員工逾2,000人，搬廠過程涉及將他們當中大部份人遣散，惟資方處理不當。有工人表示原先廠方承諾按一年工齡賠一個月的工資，但老闆事後反口，表示連一毛錢也不賠，引發大批工友憤怒。

事件在前日掀起全廠大罷工，近千名工人參與。到昨日懷疑資方召喚警察對付工人，配備頭盔與盾牌的大批警察到場鎮壓並拘捕工人。《工評社》表示有工人曾向勞動部門求助卻不獲受理，內地官媒亦封鎖罷工消息，並引述天涯論壇網民留言指昨日「特警大隊集體出動，對群眾動手，甚至噴辣椒水，胡亂抓人，其中包括孕婦一名」。

四年前涉違法釀工潮 集團總部在香港

駿馬工業深圳廠房並非首次爆發大規模罷工。因廠方對待正式員工與派遣員工兩邊同工不同酬，違反《勞動法》，2013年1月引致逾千工人罷工堵塞工廠大門，爭取加薪。

深圳駿馬精密工業公司原屬日資企業駿馬集團（Zama Group），是全球最大的膜片式化油器製造商，2008年被德國Stihl集團收購成為其子公司，近年是深圳最大的德國企業。駿馬集團的總部設於香港，座落大埔工業村大景街，總裁為Jan-Grigor Schubert。

【惟工百業】自從本月11日一位中學教學助理懷疑因工作壓力在東鐵大圍站跳軌自殺，這一行的辛酸逐漸為社會輿論注意，但箇中狀況在教育界內早已是常識。滿屋藏書的Pierre（化名）左手拿著碩士學位，右手拿著教育文憑，到頭來只能在中學裡當一個既不「通識」也不「教學」的「通識教學助理」，連放假也得繼續打會議記錄。低薪，合約期短，工時不穩定，工作內容不可預測，晉升機會渺茫，他直言TA（教學助理）是學校體制內的邊緣人，可以確定的是：「老師唔願做嘅就俾你做，難聽啲講，我地工作本質即係抿屎。」

苦海無邊，即將約滿的Pierre這個月又要寄出一封又一封求職信，找的仍是同類工作。

按招聘廣告見工中伏  教學助理變教務助理

沉淪苦海，原本只是為了一份平凡的盼望。走進Pierre家裡，書卷多得堆疊上天花版，跟他把盞呷茶的記者卻無法在狹小的公屋單位裡伸直雙腿。單親家庭出身的他自小家貧，為求安穩，讀大學期間已打算以任職中學教師為目標。在這年頭，從TA開始做起幾乎是教書之路的必經階段，待遇如何當初並非最重要的考慮。Pierre自嘲：「願景吸引吖嘛，做到CM（文憑教師，Certificate Master）人工有兩萬六，吸引到童男童女排隊好正常。」

就這樣，6年前剛從大學畢業的Pierre開始投身中學教育，月入9,500元，與另一位同事困在與教員室相連的50呎小小空間天天工作。根據統計處2011年人口普查數字，那時候20至24歲持大學學位市民的月薪中位數是10,000元。差幾百塊沒相干，可惜工作內容跟他希望涉足的通識科教學無關。「原本學校登廣告話請通識TA，去到面試，佢話通識個位已經請咗人，『教務助理』你做唔做？」Pierre憶述其時與新學期開學相距不足一個月，中學招聘期快過，不由得心急答應：「嗰時已經8月，我邊有得揀？」

「教學助理」與「教務助理」僅一字之差，已奪去Pierre不少累積經驗以通向教師之路的機會，不但無法入課室教書，連準備通識教材也輪不到他沾手。為追收欠交功課而衍生的一堆文書工作才是主菜，平日他要問TA拿學生交功課的紀錄，再在電腦輸入相關數據，到學生欠交達一定次數須被罰留堂，他又要到場看管。「日日對住Excel，放學就睇o靚仔留堂。」

「我覺得教育唔應該係咁，好似壓逼緊班細路。」為了三餐而嘗試入行不代表Pierre就沒有教育理念，看著學校為了在交功課上跑數，罰留堂的學生卻未見提升學習動機，他感到看留堂班的自己跟獄卒相差無幾，陷入自我厭惡。

自我厭惡事小，被上級厭惡可能更逼切，學校行政規條不完善讓身處前線的助理成為箭靶，Pierre不諱言校內一些教師認為負責教務的助理十分乞人憎，但他理解他們的不耐煩：「學校要求學生每欠一份功課就塞一張通知書俾佢，到佢補做完功課佢就交張通知書俾科任老師簽，簽完再由學生交俾我。」要學生多方奔走簽這個交那個，過程裡難免不時有拖延遺漏，紀錄自然混亂，教師覺得麻煩，一旦在關於「交咗未」或「簽咗未」上面有爭拗，Pierre也有被卸責或遷怒之虞。

錯過新舊學制重疊年 求職不遂險陷斷炊

找不到心水職位，累積不了有助事業生涯的經驗，Pierre翌年離職，花84,000元報讀歷史學碩士課程，希望提升學歷再戰江湖。那是一場豪賭，當教務助理的微薄薪水根本不夠他儲錢再進修，結果還得請求親戚借錢接濟方能如願。

問題是中學求職市道不再一樣。2013年Pierre碩士畢業，學歷提升了，找工作卻一敗塗地，比未唸碩士前更慘澹。「2011年，我寄五封求職信就成功，亦都無聽過同屆同學搵TA工搵唔到；2013年，我寄咗三十封信，一個interview都無。」踏入9月，中學招聘期已過，積蓄花光又欠人一堆學債的Pierre走投無路，接近陷入斷炊，幾乎餐餐要靠滾水沖麥皮裹腹。

為甚麼會淪落到這個境地？香港十多年前出生率下跌導致中學收生減少，連帶教師以至校內其他職位被逐步削減，固然已屬是老生常談。不過行外人較少注意到這個大潮流底下曾一度出現短暫的小陽春。2009年政府開始實施三三四新學制，到了2011年，全港中學的第一屆新學制學生唸到中六準備考DSE，同時又有舊學制最後一屆中七學生準備考A-Level。在這一個新舊學制的重疊年，中學生人數反常地止跌回升3.9%，學校也提供更多招聘機會。蘇州過後無艇搭，Pierre在那一年上了船又跳船，到2013年學成下山，全港中學生人數已比他當初求職時大跌7.3萬人，TA市道亦不免艱難。

香港中學生數目近年變化*

資料來源：教育局
* 不包括英基學校協會屬下的學校及其他私立國際學校。

彈盡糧絕之際，Pierre獲系內教授邀請他出任研究助理，避過一劫。大學研究助理的工資也不高，但至少比中學TA好一點點。今次Pierre學乖了，不敢再為快速提升學歷all in唸全日制課程，寧可多花一倍時間報讀PGDE（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兼讀制課程，一邊賺錢一邊進修，起碼不會舊債未償新債又至。

2016年，抱著兩個學位一張文憑，他再戰中學通識TA的修羅場。

所謂教學機會：一年四堂

這一次他總算在8月最後一個星期五獲聘為通識TA。「搵呢份同2013年嗰陣差唔多，send咗廿幾封信。」不知是否因為有了PGDE傍身，今次Pierre獲七間中學邀請面試，見到第七份終於成功。

受過教學助理變教務助理的教訓，Pierre見工時有了自己的堅持，非有機會入課室教學不可，「讀完PGDE係唔可以只係俾我做行政工作，我唔接受。」通識科主任在面試時向他承諾兩件事：一是工作內容與通識科有關，二是他將會有份教學，一共四堂。

以為查清問楚，到頭來還是不清不楚。上工之後Pierre驚覺貨不對辦，回想當時情境還是無名火起。「嘩，屌你老味吖！」開工時向跟他直接合作的負責老師詢問，Pierre才得知所謂「有份教四堂」指的不是「一個cycle四堂」，而是「一年四堂」。這四堂還要是拆成兩班，兩班分別教兩堂，所以合計四堂。

這種安排不但導致Pierre再一次喪失獲取教學經驗的機會，學生也得不到良好教學效果。跟學生見面機會少，初來甫到三唔識七就打真軍，課堂狀況自然不太妙，「我同啲學生interaction唔會好得去邊，好多monologue。我好難記得晒佢地啲名，甚至無時間同佢地分組。」

短期教學也將Pierre捲入行政混亂，面對頂頭上司查簿，他不好好追收功課跑好條數不行，但時間上卻不容許：「我教兩班，要俾兩份功課，教得每班兩堂。完咗喇，又唔會再入到課堂見學生，點收功課？你俾我教得少，又要我做齊全套。」

在正職得不到教學經驗，Pierre惟有放工兼職教夜校，在長工時和舟車勞頓夾擊之下份外疲累。

會議記錄地獄： 聽嗰時一舊雲，打嗰時兩舊雲

教學經驗沒有著落，對通識科課程的掌握有沒有提升？「係，通識的確佔我50%工作量。」Pierre承認校方在這方面沒騙他：「……不過就係庇護工場式工作。」

甚麼意思？即是人手釘裝通識科筆記，將不同教師製作的Powerpoint統一格式合併為一個檔案，諸如此類，像搜集資料製作教材的事務也不到Pierre經手，儘管僱傭合的有訂明這項職責。

種種雜工庶務當中，有一個反映現今教育工廠化的工作，叫「分卷」。Pierre向一頭霧水的記者解釋，一位學生交上來的一份試卷，並非從頭到尾由一個老師評分，所有試卷都會被分拆成不同部份，一個老師只會專責改其中一條題目，試卷分拆予各個老師批改之後再合併。Pierre正是負責將試卷分類疊好轉交一眾教師，這個工序就叫「分卷」，每次一做就花掉兩個小時左右。

如果這就叫通識所佔的50%工作量，另外50%就與晉身通識教師之路更加扯不上關係。Pierre現時月薪12,000元，以中學TA而言算過得去，「到2016年，仲有中學會出10,000蚊請人。」但這份薪水是學校合併了先前一個AT（助理教師，Assistant Teacher）和一個TA的行政工作而來，於是頂起兩人職務的Pierre變成要同時跟從兩個上司，兩邊的行政雜務都會丟過來。

「老師唔願做嘅就俾你做，難聽啲講，我地工作本質即係抿屎。」由於校長對會議記錄非常重視，不獨親自檢閱，還要求會後14日內須呈交正式會議記錄，經常負責打會記的Pierre就做到氣咳。「兩個鐘嘅會，會記要搞一日以上先至整好。」不是工作效率太慢，而是他一天的工作不會只得打會記。況且一個會記的生產牽涉多個步驟，每個步驟都要花時間：先列席會議做速記，會後再打成正式會議記錄的初稿，然後交給科主任審核，再發還回來修改，再上呈科主任，如無問題就簽名核實，最後上載至學校內聯網——文件來來回回，一旦任何人物環節發生甩漏，無法將會議記錄如期交給校長，TA還是隨時變成追究對象。

矢志走通識之路的Pierre不可能科科皆精，強行拉他去旁聽不熟悉科目的會議，術語聽不懂，打會記的難度更是倍增。「旅款（旅遊與款待科）我鬼識咩。聽嗰時一舊雲，打嗰時兩舊雲。」問題是，他現在至少要出席七個科目的會議，有時更要一日開四場會。

會議多有原因。Pierre工作的中學是band 3學校，全校600個學生有100個是SEN（有特殊教育需要），既然難以用成績吸引家長報讀，就得多舉辦活動讓他們相信學校能為其子女獲得適切發展，加上近年遇過殺校危機，搞活動就更緊張落力。於是除了學科會議，各種活動事前的籌備會和事後的檢討會加起來又是一大堆，Pierre要處理的會議記錄堆積如山，卻未能得到同情，反而因為學科和活動牽涉的教師一多，讓他淪為辦公室的眾矢之的，背後被狠批辦事不力。

完了嗎？未完，活動參與者要填問卷，輸入問卷數據的是誰，不言而喻。有待「分卷」的試卷和有待處理的問卷一棟棟堆疊在座位週圍，有一次高層路過絆倒，Pierre被命令要將文件移走。他失笑：「移？仲可以移去邊？」

工時長壓力大 八號風球早放工反成夢魘

工作瑣碎繁多，工時自然長。縱使合約註明每週工作五天，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其實已經超出職工盟建議每星期44小時標準工時——加班的例子也不罕見，而且當然沒有補水。遇著放學後的小組活動要收拾善後，都要Pierre出馬，例如煮食班結束後要他負責洗碗，一洗就洗到夜晚7點。受訪的那個週末，他也想著要不要趁假期打會議記錄。

千萬不要以為打學校工假期多，Pierre與學校簽約一年，合約給予的有薪年假只及《僱傭條例》規定的最低準則：7日。聖誕學校長假怎麼過？「返學校清文件清到趴。」6月的考試週呢？「老師比較得閑，我地TA唔得閑。」

細問之下，他在考試週一天的工作確實排得密密麻麻。

• 07:50     回到學校準備
• 08:30     為SEN學生的特殊考試監考（時問比一般考試長）
• 11:15     打會議記錄
• 12:00     午膳
• 13:00     考試溫習班，逐一跟進學生情況協助溫習
• 16:00     繼續文書工作／分卷／列席會議
• 18:30     放工（理論上）

掛八號風球下午提早放工，可能是某些打工仔的美夢，在Pierre眼中卻是惡夢。「唔好有乜冬瓜豆腐，例如打風。唔係積咗啲嘢做唔晒，又俾人屌。」

邊緣人 ：Teaching staff or non-teaching staff?

大學畢業6年，受僱於中學體制兩次，Pierre做助理的經驗都不理想。僧多粥少之下，越來越多奇人異士投身TA行業，除了像他那般學歷一早超出職位要求的人，還有不少身懷特殊技藝的高手，人材過剩之下最終寵壞了身為老闆的學校。Pierre既要處理前述多項行政工作以及連行政工作也談不上的雜務，亦要負責佈置壁佈板——假如原本該由學生佈置的壁佈板變成由TA佈置是一種荒謬，更荒謬的是連Pierre不懂用Photoshop去做壁佈板亦成為一項罪名。由於校內過往有TA擅長使用Photoshop設計華麗壁佈，校方就期望Pierre接手後也做同樣的事。

「有件事幾象徵TA嘅邊緣位置。」Pierre思量再三：「老師係teaching staff，TA係non-teaching staff，所以兩邊放嘅假唔一樣；但係離我個位最近嗰部影印機，指定係校務處文職人員同高層先可以用，TA想影印，就要行到老遠去用俾老師用嘅影印機。咁學校當TA係teaching staff定non-teaching staff？其實你乜都唔係，乜位置都無，佢鍾意塞你去邊就去邊。」

僱主要求多多，僱員薪金終究微薄，Pierre到今日仍未向親戚還清學債，能夠給母親的家用也很少。談到前途他心頭有氣：「屌你老母，都係做文書工的話，我做乜要萬二蚊喺度做？我去HA（醫管局）打份行政工唔好？」

他已決定離開現時任職的學校，向其他中學寄求職信碰運氣，心頭不高，找的也是通識TA——又或者在中學收生回升之前，連找一份通識TA工作亦已接近奢求。無法在目前崗位累積經驗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看不見校內還有教師空缺可供晉升：「當我開通識科會睇到啲老師全部四十幾歲，就知唔會咁快退休。」難望開設新教席之下，舊人不退，新人無法補上。

下任特首林鄭月娥聲稱將新增50億元教育經費，增設常額教師職位，Pierre對她毫無好感，但也承認是否盡快增設新教席是他考慮去向的因素。「如果佢今年唔加位，我可能會轉行。」年紀快近三十歲也是個心理關口：「唔會有位開，唔通我做TA再做落去？」

話雖如此，Pierre並不認為增設教席自己就一定能在短期內謀得一席，再在TA位置浮沉一段日子的機會依然很高。提到教協，他笑笑，認為對TA來說那是「老細會」，難以指望它代表同事權益。事實上教協在3至4月進行的「新增教育資源如何運用」問卷調查裡，似乎亦未有在問卷裡提供任何關於「改善中學TA待遇」的選項供會員選擇。從學校走到工會，TA仍舊擺脫不了「邊緣人」位置。

Pierre不是不同情教協那些堅持TA不應存在並應以增設常額教席代替、反對將TA納入常規薪級表保障其待遇等等主張，他只是覺得遠水救不了近火：「全港中小學估計有二千個TA，新增嘅常額教席係咪汲納得晒佢地？仲做緊TA嗰班點算？」

惟工新聞向教育局查詢全港中學CM及TA的職位數目，評估現職TA升遷過渡的機會，但當局稱未有統計TA的數字。儘管實際狀況儼如黑洞，但根據教育局的回覆，2016/17學年全港中學的「非學位教師」人數（主要為CM）只得4,800人，若要以此作為吸納所有現職TA的起始點，估計必須至少大增兩成崗位以上。

香港中學學位教師及非學位教師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局
# 只包括官立、資助及按位津貼中學。

對於中學TA組織起來爭取自己權益，Pierre不表樂觀。行內人數多，流動性高，彼此缺乏交流，這些都是不利因素。Facebook是有以TA之名開設的secrets專頁，Pierre偶爾上去收風，但訊息匿名，群組不曉得有幾多同業留意，放出來的業界風聲亦真偽莫辨，行業資訊仍然極不透明。相比之下，學校體制的高層有壓倒性優勢。「資訊都唔對等，班校長自己有Whatsapp group。」得罪校長可能導致被唱衰，在整個中學教育界無人聘用，始終是底層員工的擔憂。TA能抬頭做人的日子，還有多遠？
 

【惟工新聞】台灣及香港《蘋果日報》分別承認將推行大規模外判，當中美術部為重災區。日前有內部消息指，其他部門亦會積極考慮多聘用零散工。儘管總裁張劍虹與員工會面時承諾會付遣散費，但員工對前程充滿不安。

總裁謂遣散已盡最大責任　誇口外判不會影響質素

對於公司在作決定前毫無諮詢，員工皆感不滿。直到前日，張劍虹才終於與美術部員工會面。消息透露，公司將把財經、娛樂、副刊、體育、馬經五個版面外判，港聞版則不在此列。過往被裁員工會得到一筆俗稱「肥雞餐」的額外補償，這次不會有此安排。

被解僱的員工將得到遣散費，再以外判形式與公司重新簽約。外判意味著員工收入縮減，但卻不保證能夠繼續有工作。消息指，現時由美術部兩個部門主管任外判商，但等到第一次合約完結後，就會公開讓其他公司競投美術項目。

工人與工會皆反對外判計劃。有員工提出《成報》的前車之鑑，指外判美術工作導致報章品質變差，增加公司員工負擔之餘，更可能引發停版危機。張劍虹稱，遣散是盡了最大責任，以外判形式聘請舊員工已經是給予合作機會，即使找其他零散工負責美術部份，出品亦不會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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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百業】「TA（教學助理）呢個字好模糊，有啲跟教學，有啲跟function，有啲根本係雜工。」33歲的阿北（化名）十年間轉校六次，亦即在不同學校打過七份工，幾乎每次的職位都有「助理」銜頭。即將踏入第十一年，他現在做的是AT（助理教師，Assistant Teacher），還是沒擺脫「助理」二字之餘，亦未擺脫年年要續約的工作不穩定。

自2000年起政府向學校提供「學校發展津貼」，既在香港中學體制裡創造了各種「助理」，同時也注定這些「助理」性質分殊，難以等量齊觀。教育局的《「學校發展津貼」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表明，該項津貼主要供課程發展、語文能力提升、照顧特殊學習需要三大類別用途申請，阿北多姿多采的「助理」經歷都觸碰過上面三個範疇。加上轉工經驗豐富，貧苦基層學校做過，中產矜貴學校做過，宗教氣息濃烈同事交際頻繁的學校做過，階級分明氣氛冷清教師永不向TA打招呼的學校也做過，他對中學教育的見聞非同一般。

然後，阿北說他不太希望晉身正式教師之列。「坐正咗，你個人對社會嘅感覺，對人嘅同理心，都好易磨蝕。」重視與學生相處的他，多年後仍然收到舊生來信傾訴過往受到老師的傷害：「假如有個perm（長約）嘅TA位，我都會考慮一下。」

年月孕育出這份無心上位的「下流志願」，到底他看見了甚麼？

因學生挽留觸動 社運仔投身通識教育

阿北不太追求嚴格的課堂秩序，毋寧更嚮往某種解放。2006年畢業自城大創意媒體學院，最後一個學年撞正2005年末的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教授見他忙於投身反世貿運動，也不催促他呈交畢業作品，只是不無體諒地交低一句「你示完威先啦」。到投身職場之後，阿北仍然偶有社運參與，為了保障外傭與其他國籍勞動者同樣享有申請居港權的機會，他可能是香港首批走上街頭與「愛字頭」衝突的行動者其中一員。

原則重於規則的傾向，似乎讓阿北難以與講究服從的學校體制結緣，事實上投身中學教育也不是他一開始的主意。只是當初大學畢業後找創作方面的工作不順利，到社區中心為學生補習時發現自己原來跟他們相處得不錯，才決定嘗試找相關崗位。2007年初獲聘為某中學的通識TA，月薪8,500元，「嗰陣時掟幾封信就有。」十年前的TA市場還算比較輕鬆，低薪是一回事，但即使過了夏季主力招聘期，求職依然未必要爭個頭破血流。做了幾個月，學期完結要另覓新工作，今回在另一間服務基層社區的中學擔任影音活動助理，一下子由所謂課程發展範疇跨到影音技術範疇。

「轉多幾份睇下先啦，嗰陣仲後生。」那時候阿北對選定事業發展軌跡還不太在意，難得工作又用得著自己在本科的本事，拍片剪片，也就不介懷。當時他計劃以戰養戰，一面儲錢一面報讀小學教育的PGDE（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並未打算在中學久留。始料不及的是學生一句說話讓他改變了主意。

「入去做咗一年，我返學校交接嗰陣俾學生挽留。」阿北回想當時情境：「如果我無心軟，或者我依家已經係小學老師。」

他就是心軟了，不過也談不上後悔。他半途由原本正在修讀的小學教育課程改為中學通識教育課程，學成之後副校長勸他「出去闖闖，唔好踎喺呢度呢個位。」於是阿北在學年結束後轉投新界西一間中學再當通識TA。雖則手上有了相關專科的教育文憑，還是當不成通識教師。

但總算是踏上當通識教師這條路理論上的起步點。

從影音到通識再到特殊教育 進修修到戶口清

理論歸埋論，現實歸現實。阿北第二次當上通識TA是2011年，恰是新高中學制交接年，新制舊制學生並存導致中學生數目回升、中學招聘機會增加，算是業界的小陽春。在那年頭找不到教席的話，隨著學生人數下跌，獲聘為通識教師的機會大概一年比一年渺茫。

果不其然，學校翌年既沒有以教席向阿北招手，也沒有跟他續約。「英文不夠好」是校方不續約的理由，阿北對此略感意外：「我做咗全年都無聽到相關批評，英文科panel（科主任）亦都無同我提過。」儘管上工後被安排要教英文補底班，但回想見工面試時的情況卻又滲著詭異，「Interview嗰時無問過我英文。到第一日返工，我先至知道自己個post係『英文加通識TA』。」

聘用以不清不楚開始，以不清不楚結束，阿北上路找下一份TA，卻也是打完一年工又要執包袱。到2013年，市道更差，「通識TA已經搵唔到，有得interview都唔請。」那一個新學年他還是在中學當助理，只是今次找到的工作已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活動助理」。

通識市道每下愈況，阿北坦言「就算人口升返上去都好難有位（教席）」，惟有再謀轉型，報讀特殊需要教育學位。他輾轉當過支援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導師，如今是負責SEN的AT（助理教師，Assistant Teacher），月入15,000元。

自身境遇改善不代表大環境同樣有改善。今年中學招聘季節又到，阿北知道行內規矩，學校在外間公開的招聘廣告時有「假ad」，其實校方一早內定了人選，廣告多不等於空缺多：「學校一年續一次約，每年出ad（招聘廣告）啓動招聘程序。」像他自己就已獲校方承諾續約並於下學年加薪。假如某中學有像他這樣已獲內定續約的非常額員工，再登廣告就不過是例行公事，新人不會因此有機會入行。

學位讀完一個接一個，十年間工資升了76.5%，驟眼看來似乎增長不少，事實上卻仍舊連全港月薪中位數都追不上。阿北苦笑，讀完這個特殊需要教育學位已經一窮二白：「我戶口已經清。」即便如此，他還是有興趣稍後再報讀港大的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充實知識與技能之餘，也讓自己較容易在中學教育界生存下去。

然後，香港電視董事會主席王維基本週接受傳媒訪問，投訴年輕人以儲不到錢作為無法買樓的「藉口」。聽在為教育付出青春的一眾青年耳裡，風涼到足以凍死北極熊。

取得教席不是大團圓： 坐正咗，一個cycle教三十堂

在學校體制生存下去等於爭取成為CM（文憑教師，Certificate Master），這種直線想像彷彿是主流共識，阿北對此卻不無糾結。「假如有個perm嘅TA位，我都會考慮一下。」

首先是穩定性。升上CM並不意味著前途穩定，當中不少都只是合約教師：「CM一年合約，一年之後要兜你就兜你。做SEN TA人工係比較低，但份工未必比較唔穩定。」

但關鍵還是壓力。阿北以視察學生功課及交功課記錄的「查簿」為例，認為一旦成為正式教師就不得不依規矩嚴格行事：「校方查簿唔係為咗睇學生，係睇老師。」再如教學工作量，TA和AT都不如正式教師吃力。「你依家一個cycle四堂；坐正咗，一個cycle就係三十堂。到時唔好話放工之後，連星期六、日你都要備課改簿。」阿北指長工時和僵化規矩會損害正常人的心靈：「你個人對社會嘅感覺，對人嘅同理心，都好易磨蝕。」

家裡大哥曾擔任中學老師，後來又因為發生不如意事情離職，從此堅拒再做正職教師，寧願入不敷支也只願意間中以代課餬口。阿北無法從內向寡言的他口中得悉詳情，但看得出遺留的心理陰影持久而確實。

阿北在石硤尾某中學工作期間，同事之間層級森嚴氣氛冰冷。「老師平時見到TA唔會打招呼。我教教下英文補底班，有老師門都唔敲就撞入嚟捉學生。」但到他去某間宗教氣氛濃厚、同事不分階層時常聚會的教會學校，對學生卻也不見得更加尊重：「呢間學校好興省人，有兩三個miss成日喺走廊對住全校鬧個學生。」到阿北離職後數年，有舊生在Facebook私下向他自白「根本讀書嗰幾年我都俾佢鬧到冇晒自尊，放棄晒。唔係第二年識到個女朋友，我都企唔返起身」。

派糖與SEN學生

課室秩序是學校體制下的一大煩惱，阿北對慣見的秩序控制手法始終看不慣。「老師叫學生上堂唔好傾偈。但有時學生傾偈未必無意思，有啲根本就係傾緊課堂嘢。有次去代課，見有學生係傾香港廁所設計研究，呢啲係自主學習。執行秩序會抹殺好多可能性。」

問題是縱使由課室回到教員室，教育工作者之間往往也不喜歡討論。有一次阿北跟上司談起2007年《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是否「鼓吹亂倫」，儘管話題還停留在釐清事實多於進入價值爭論，兩人談到半途已遭旁邊同事叫起來打斷：「呢啲嘢唔好講呀！」

另一種執行秩序的方法不是打壓，而是物質利誘。阿北曾經在一間band 3中學工作，校內六分之一都是SEN學生，他也不得不承認課堂秩序難搞：「好似扑地鼠咁，呢個行咗出嚟，另外兩個又去咗第二度打打鬧鬧。」

一些同事有手段快速收拾場面：派糖。在為SEN學生而設的活動裡，「同事成日派糖，去到中四、五都仲派。快吖嘛，一粒糖就搞掂佢地。」阿北知道這會提高控制秩序的效率，也有助提高同事負責的活動的出席率，但後遺症很難處理：「結果學生之後變到『要我開口講嘢呀？俾粒糖我先』。」

上司跟他說那些SEN學生的能力只能達到那個水平，所以只能用那種手法，對此阿北並不甘心。「理論上中學生去到十一、二歲，用語言讚賞佢係得嘅，唔一定要用物質。次次派糖，搞到佢地拒絕長大，內化唔到價值同責任。」SEN學生密集的學校也多是窮人學校，自己又出身基層家庭，他有時會想，若說有基層市民習慣被蛇齋餅粽吸引而建立不了自己的政治見解，會否跟這種規訓有關？

比起即時物質獎賞，阿北更喜歡藉深入交流理解學生的志趣，建立信任鼓勵成長。「有個過度活躍學生好熟NBA歷史，照道理米高佐敦對佢來講應該係遠古時代，佢一樣熟。」阿北特地跟他多聊這些，兩人十分好傾。

與學生關係好，有時反而勾起心裡苦澀。阿北以前工作過的中學舊同事有一次告訴他，學生並沒有忘記他，更在作文時裡表示「第時職業想做TA，好似阿北咁」。他聽見之後啼笑皆非，既高興於工作獲肯定，在學生心中留下良好印象，另一方面卻又暗自悲嘆：「同學，你知唔知道我嘅工作何等卑微？」

另類教育理念佳 窮人難負擔

想法另類，又不滿足於主流教育，阿北可有考慮過到另類學校任教？他笑說那些學校的同工很多都比他更有創意更有批判，自己去到那邊就好像沒有甚麼價值了。然而更深層的理由在於捨不得弱勢：「自然學校又好，兆基（兆基創意書院）又好，理念係好，但有錢先至讀得。窮人可以點？」翻查網上資料，自然學校學費一年49,000元，兆基創意書院則為27,600元，雖說比多數國際學校便宜得多，但對草根家庭仍是一個負擔。

在豪宅區中產中學工作過，看著學生平素出席學界田徑比賽稱霸全港，文藝活動是參加樂團遠赴歐洲交流，阿北明白充沛資源建立的談吐和精神面貌都不一樣，「學生唔會困喺同一個地區，佢地本身就來自不同地區。視野就算無去到世界層次，起碼都有跨越全港十八區，傾社會議題好易上手。」另一邊廂，基層中學的學生亦有其不可小覷的本領，適應力甚佳：「以前做觀塘嗰間，收好多新移民學生，精英班入面九成學生母語唔係廣東話。但入學一年之後佢地廣東話可能已經好流利，尤其女生。」

留在主流中學也罷，甘心做個TA也罷，自討苦吃，大抵出於對學生心軟，就像當年接受學生捥留扭轉事業決定一樣。阿北心軟，卻也硬頸：「我想俾學生睇到一個同其他老師唔同嘅人，有不同嘅人生經歷，有不同嘅處事方法。」

又或者，正是心軟，才會硬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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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解密】 相信讀者對2012年世界末日的預言仍記憶猶新。至少在2008年之前，網上一直流傳根據古文明瑪雅的曆法，世界在公元2012年12月21日後第五個太陽紀將會終結，預示人類滅亡。網上多如雨後春筍的文章提出各款偽科學理論企圖證明或解釋預言，為後來的科幻電影帶來超過7億美元的票房。結果很不幸地，2012年沒有世界末日，預言變成謊言、虛驚，或笑話。
 
無獨有偶，從主權移交到今日，政商各界都不斷許下各種承諾和出言恐嚇，總之跟著原來經濟至上的方針就能穩定繁榮。一年容易又七一，20年過去，有多少承諾和恐嚇落空？除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這個最大的謊言之外，惟工新聞特意收錄97後八大講到似層層卻最終落空的「社會預言」，提醒各位讀者不要信錯奸人。
 
另外惟工新聞在此提醒大家，明天7月1日是法定假期。根據《僱傭條例》，如果僱主要求僱員在法定假日工作，需在當日前後60日提供補假。如果僱員已做滿三個月，僱主需提供假日工資。
 
謊言一：最低工資導致大規模失業
 
自九十年代民間一直都有爭取最低工資，每次政界、商界、經濟學界都恐嚇說最低工資會導致大規模失業，靠的就是一個簡單的市場供求理論——當工資被設定到高於市場價格，勞動力就會供過於求，簡單點說就是老闆的工資成本上漲，所以要裁減人手。香港主流經濟學界或許是最離地的象牙塔，縱使絕大部份比香港更早實施最低工資的國家，其經驗都顯示最低工資與失業率無直接關係，但親商界吹捧自由經濟的學者們仍然堅持失業論。
 
事實如何？最低工資由2011年5月開始實施，從最初每小時28元，提升到30元，再到32.5元，然後到2017年的34.5元，結果並未出現預言中的大規模失業。從2011年到現在，失業率都維持在3至3.5%之間，甚至比最低工資實施前更低，而且明顯低於九七後至2010年沒有最低工資期間的平均失業率。失業論預言只是笑話。
 
有趣的是，今天民間爭取標準工時的聲音越趨高漲，政商界及經濟學者卻又再拿失業論出來作反對理由。到底標準工時會否令失業加劇？前車之鑑，相信在地有腦的各位看官一定清楚答案。
 
謊言二：新移民來港大幅增加福利開支
 
「新移民來港增加福利開支令香港陸沉」，可說是近年本土派必然的政治論述，相信讀者也不陌生。但大家或許不知道，製造這論述的本土老租宗，卻不是熱普城或本民前，而是香港特區政府。1999年1月29日，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判決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享有居港權。特區政府為煽動民眾反對法院判決，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預言會有「10年內將有167萬內地人來港，大幅增加香港的福利開支」。
 
「陸沉預言」激起民情，港府在民意支持下於同年6月26日首次向人大提請釋法，開創破壞香港法治獨立的先例。到第二次人大釋法，香港人失去了零七零八雙普選的權利，而陸沉預言則在往後十多年裡深植民心，成為後來眾多本土派論述的土壤。只是本土派卻被最近一次釋法重創，梁游兩人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還隨時要賠上數百萬訟費。
 
「167萬」沒有發生。到葉劉淑儀預言期限的2009年來臨，政府總部保安局統計組數字顯示10年來累積的持單程證來港新移民只有48.7萬人。 作為新移民來港主要渠道的每日有150個單程證配額，也不見得被中共政府用盡，同期累積剩餘名額逾6萬個。中共可能比某些香港人更不想讓內地人移居深圳河以南，到了2004年，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在工聯會的研討會上依然原封不動重申「167萬」謊言，讚揚人大釋法是有效解決香港嚴重人口壓力問題「唯一可行的辦法」。
 
「陸沉」預言終屬謊言，但「福利開支增加」呢？說到福利，香港人大多會即時想到綜援。特區政府在綜援政策上領導潮流奉行「港人優先」，自2004年起實施「七年期」政策，要求所有綜援申請人必須居港滿7年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而只有社署署長運用酌情權才可向未符合居港規定的人發放援助。2015年9月的香港統計月刊顯示，由2004至2013年10年間，涉及新來港人士的綜援個案，佔整體綜援個案的比例，由14.1%大幅下降至3.7%。即使2014年因終審法院判決而把居港規定由7年回復至1年，比例也只是輕微上升至5.4%。從2004到2015年，涉及新來港的綜援個案平均佔整體只有7.5%。
 
連高舉「新移民來港大幅增加福利負擔」的香港政府，自己拿出來數據也支持不了自己，這個主張卻長年嚇倒一眾港人。
 
謊言三：新移民致人口暴增逼爆香港
 
單程證的審批制度與實際審批運作，在香港以至內地民間都不乏批評，但來自大陸的新移民會否隨主權移交洶湧抵港導致人口暴增？這個可能性在香港輿論裡是長年夢魘，也是「溝談論」的一大要素。不過統計處數字顯示九七之後20年的香港人口增幅無論在升幅比率抑或絕對數量方面，都這不及九七之前的20年。即使遇上過渡期的移民離港風潮，1976年至1996年之間的香港人口增長仍然有192萬，比其後20年的人口增長足足多出101萬，人口升㔟明顯放緩。「逼爆危機」真正發生的年代在九七前，不在九七後。
 
內地新移民的數量在主權移交後亦沒有直線上升。綜合歷年人口普數與中期人口統計資料，1996年出生於中國內地／澳門／台灣而在香港居住未滿7年的新移民約為24萬人，到2001年確實快速升至34萬，惟此後大幅回落，到去年已只剩25萬人，接近主權移交前的水平。

歷年來自中國內地／澳門／台灣居港未滿七年新移民人數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中共政權要影響香港，不是靠在移民方面採取人海戰術。留意恒生指數成份股的中資數量，說不定比留意平民人口流動的數量更重要。
 
謊言四：領匯上市不加租
 
2004年，因政府先前為托起樓市停建停售居屋，失去豐厚利潤來源的房委會乘勢以財政危機為由，將屋邨商場及停車場證券化，成立領匯，並於2005年上市。當時政府為推領匯上市，曾向小商戶承諾「5年不變」、不會瘋狂加租及趕絕商戶。然而事實是怎樣，大家有目共睹。根據領匯／領展歷年年報，自它上市以來至2016年上旬，商鋪續租租金累積加幅平均直逼7.5倍。
 
時至今日，領匯瘋狂加租，在部份商場租金倍增，逼走原有商戶，令屋邨商場物價大幅上漲。近年領匯更出售旗下部份商場，進一步以原有的公共資產圖利。在2015年，領匯改名為領展，被視為企圖洗底之舉。
 
2005-2016年領匯／領展租金資料*

資料來源：領匯年報／領展年報
* 不包括自用辦事處、教育╱福利及配套設施

謊言五：兩鐵合併有助降低票價
 
在香港地下鐵路和九廣鐵路合併前，時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的廖秀冬指兩鐵合併可降低票價。兩鐵在2007年正式合併為港鐵，除首兩年凍結票價外，幾乎每年都按「可加可減機制」加價，「可加可減機制」實際上有加無減。直至2016年檢討票價後，因加幅為1.49%，未達1.5%，才在2017年首次無得加，但加幅將會累積至下一年，即幾乎可以肯定2018年又會再加。
 
同時港鐵在運輸和地產等各方面錄得巨額盈餘，除2008年外，每年利潤都以百億計。
 
港鐵歷年利潤及票價調整

資料來源：港鐵財務報告

謊言六：公屋三年上樓
 
公屋「三年上樓」又是一個世紀大騙局。「三年上樓」承諾由來已久，2002年在《公營房屋架構檢討報告書》提過，此後多年亦一直是房委會的工作「成效指標」，但這個所謂承諾向來水分充沛，首先它實際上指的不是「上樓」，而是申請人獲得第一次配屋的時間，若單位不合需要就得再等下次。再者「三年上樓」只包括非單人的「一般家庭」及長者。2005年，房委會聲稱青年濫用公屋妨礙長者上樓，並實施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計分及配額制度，將58歲以下單身人士踢出一般申請的輪候冊，並將編配上限定於每年2,000個。數以十萬計的輪候人士因此不被計入「三年上樓」承諾之內，房委會在建屋量低水下繼續安然篤數達標。
 
雖然政府於2015年修訂計分制，且把配額上限提升至2,200個，單身人士仍然上樓無期。假設一個單身人士於2006年申請公屋，當時40歲，至今51歲，在現行計分制下現在約有390分，但直至2017年5月，已獲得配屋的最低分數仍要超過420分，那還是申請偏遠離島區公屋所需的分數。
 
「一般家庭」申請者亦不見得有望在三年內上樓。2014年，審計署發表第62號報告書披露，早於2012年當輪候宗數接近20萬時，房委會已預計到2018／19年度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會上升至3.5年，到2020／21年度更惡化至5.0年。實際數字當然比預算還要差。至2017年3月，房委會數字顯示輪候冊上有超過14萬宗一般公屋申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4.6年。
 
謊言七：強積金幫人儲錢
 
提到強積金，相信每個打工仔女都咬牙切齒。連積金局報告也承認，自2000年強積金實施以來，截至2015年上半年「對沖」機制已令全港打工仔女失去266億元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雖則梁振英政府臨換屆前夕在行政會議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但一則無追溯力，不能討回已對受害僱員造成的損失，二則將狠削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五成作為取消「對沖」的條件，打工仔女得益不大。
 
積金局帳面數據，指自強積金制度實施以來年均回報率達3.5%，不但超過通脹，更遠高於銀行利率。但這種說法說遺漏了兩點：一，一個人最終能夠從自己的強積金戶口取得多少錢，並不由平均回報率決定，而是取決於65歲那年的經濟環境。以2015年為例，投資回報率為負8.2%，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更低至負25.9%——此時退休的人絕對血本無歸。二，強積金的回報當中，有好一部分變成所謂的手續費。說到底，強積金的確是幫人儲錢，只不過是幫基金經紀收取打工仔女的血汗錢。
 
謊言八：梁振英親基層上台搞社會主義
 
梁振英競選時大打親民牌，聲稱自己一支筆一本簿都落區見基層街坊，又開空頭支票承諾推行民間爭取多年的全民退保。當時由香港傳媒到海外傳媒如BBC，都有輿論指梁向基層傾斜，一上台就會大搞社會主義，5年過去，事實如何？
 
2014年，人大831決定為特首普選提名方法落閘，規定候選人必須得1200人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提名，間接引發後來的雨傘運動。當時民間要求公民提名的呼聲甚響，梁於佔領期間接受外國傳媒訪問，聲稱如落實公民提名，會令特首選舉變成「數字遊戲」，選舉結果將傾向收入不多於14,000元的勞動人口，是以反對公民提名。「傾斜基層論」，由梁振英親口打破。
 
梁振英任內，香港不但沒有變得更「社會主義」，且在經濟上比上兩任政府更趨不平等。雖然本屆政府不斷強調自己扶貧工作奏效，貧富差距卻日益擴大。自主權移交以來低薪一族靠勞動分享到的社會財富比例越來越小。綜合統計處歷年《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主題性報告，工作人口裡薪金最低的10%市民和薪金最高的10%市民之間，1996年兩者的主業入息中位數比例是1：11.7，2006年是1：14.1，到2016年更拉闊至歷史新高的1：15.6。

歷年香港工作人口最低薪的一成與最高薪的一成之每月主業收入中位數比例

資料來源：統計處《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
 
不過這個數字還是低估了貧富懸殊惡化的速度，因為富人的資產主要並非來自工作收入，而是投資。假設投資在住宅炒賣的話，差餉物業估價處資料顯示今年5月所有類別私人住宅單位的售價指數不僅早已拋離1997年的同期高位，更升了93.3%，超出工資升幅也超出市民負擔能力。
 
剛於本月初出爐的2016年堅尼系數，更破了45年來的記錄，為0.539。

【惟工新聞】香港有6萬人趁主權移交廿週年上街遊行的同時，英國人也有他們的七一大遊行！昨天（7月1日）倫敦市中心大批民眾上街抗議政府在多項公共服務上削資，因而導致勞工階層聚居的格倫費爾大廈（Grenfell Tower）發生嚴重火災造成多人死傷，要求作為緊縮政策主力推手的保守黨政府盡快下台。估計參與遊行的市民接近10萬人。

公屋火災惹怒吼 抗議削資殺人

遊行由「反緊縮人民議會（The People's Assembly Against Austerity）」發起，以「不可以再留一天，保守黨滾蛋，停止緊縮政策」為主題，獲多個工會與民間團體支持。

要求為格倫費爾大廈大火受害者討回公道的群眾亦參與其中。格倫費爾大廈是位於倫敦的24層公共房屋，上月14日發生大火，造成逾80人死亡，74人受傷。首相文翠珊不但被批評為拖延災民安置，大樓早前翻新時使用的外牆物料更被揭發為防火度不足，懷疑是因為削資導致防火措施偷工減料。

有示威者裝扮成首相文翠珊，抨擊政府削減消防員編制肇禍。（圖片來源：Facebook用戶Sandra Cox）

保守黨近期在選舉裡以低度支持奪得政權，它和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DUP）組成聯合政府的姿態也成為遊行人士嘲諷對象。有示威者高舉自製標語，寫上「學校被削，消防員被削，但送了一棵搖錢樹給DUP」。民主統一黨以反墮胎與反同性婚姻聞名，其教育委員會主席支持神創論並主張地球誕生至今不超過一萬年，而且黨內有多名要員曾在七、八十年代涉嫌從事恐怖襲擊活動。

醫護人員亦有參與其中，抗議政府削減公共醫療資源。

英國聯合工會（Unite the Union）總幹事麥考斯基（Len McCluskey）指遊行人士來自全國各地，他表示：「為了國家好，首相請下台，而且是立即。」

科爾賓：盡快舉行另一場大選

隊伍遊行至國會廣場舉行集會。數位講者指遊行參與人數多達10萬。

工黨黨魁科爾賓在集會發言：「我們人民團結而且堅決，不會分化，也不會容讓緊縮政策去分化我們。我們正取得越來越多支持，決心向政權施壓要求舉行另一場大選，越快越好。」

科爾賓在集會發言，要求大學免學費。（圖片來源：UnitePolitics的Twitter）

科爾賓亦關注青年學債問題，「報讀大學的勞工階層青年日漸減少。讓我們為學債寫上句號，取消學費！」

民意調查機構Opinium昨日發表報告，保守黨首相文翠珊的最新支持率僅得31%，遠低於其反對率，陷入「資不抵債」，甚至連在上次大選裡投票給保守黨的選民當中，也有五分之一不滿她的工作表現。相反科爾賓的支持率不但拋離文翠珊11%，其支持者亦多過反對者。

（綜合外電）

編按：提到中國最早的工人運動，大家可能會想起20世紀初的海員大罷工或省港大罷工。但原來，在更早之前，中國工人已經出現大規模的抗爭。在1867年，九龍剛剛割讓給英國不久，數千名在美國加州興建鐵路的中國工人發動罷工，是當時美國最大規模的工潮。惟工新聞翻譯NBC新聞這篇文章，與大家探討這段不為人知的過去。

這事發生在鐵路的第92至119里路段。

在內華達山脈挖掘隧道的中國鐵路工人決定停止工作。那時是1867年6月底，山上仍被白雪覆蓋。

這些主要來自廣東的工人向僱主中央太平洋鐵路（Central Pacific Railroad）提出訴求：與白人同工同酬；縮短動作時間；改善興建這個國家首條跨北美洲大陸鐵路的工作環境。

「這個鐵路工程穿州過省，是美國當時規模最龐大的工程。」史丹福大學北美洲中國鐵路工人研究計劃的副總監奧本辛格（Hilton Obenzinger）告訴NBC說。「這次罷工同樣是當時規模最大的工業行動。」

這場歷時8日的歷史性罷工在150年前的6月25日開始。最後因鐵路公司總裁曲克（Charles Crocker）截斷工人營地的食物、物資和交通而告終。

雖然鐵路公司沒有滿足工人任何訴求，但奧本辛格認為這場罷工扭轉了華人軟弱、不會爭取權益的形象。「他們知道華人不是任勞任怨的。」他說。「大家都知道中國工人興建了鐵路。每一本教科書都有一段講述這件事，但僅此而已——亦因此我們要改變這種認知。」

華工：人力短缺下的選擇

由加州開始，向東鋪設的中央太平洋鐵路主要僱傭中國工人興建。這條鐵路最終在1869年5月10日與聯合太平洋鐵路（Union Pacific）接軌。

在1865年1月，中央太平洋鐵路計劃招聘5,000名工人興建鐵路，最終卻只有數百人應徵。大部分應徵者最終只做了一段短時間，然後轉而到內華達州銀礦打工，以獲得較好的待遇及發財機會。奧本辛格指出，僱用中國工人是這種背景下的實驗。由於人力短缺，曲克建議招聘中國工人。在過去，加州中央鐵路及聖荷西鐵路工程已經聘用過中國工人。他們亦曾跟隨愛爾蘭石匠進行罷工。

這個計劃因當時加州的反華情緒受阻，反對者包括工程主管史都畢列治（James Strobridge），他認為中國工人不夠強壯，亦擔心白人工人無法與中國工人合作。他最終讓步，並在1865年先聘用50名中國工人作為試驗。

當時，在加州薩克拉門托、三藩市和內華達山脈的淘金小鎮，合共約有五萬到六萬中國人居住。在試驗過後，鐵路再額外聘請50人，但加州華人的勞動人口已差不多用完。因此中央太平洋鐵路安排外判商從中國直接聘請工人。那些工人在1865年7月抵達。

兩年之後，大約興建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工人當中，有80%至90%是中國人，其餘的是歐洲移民，主要來自愛爾蘭。當時有8,000名中國工人在興建隧道，另外3,000人鋪設鐵路。相反地，聯合太平洋鐵路絕大多數工人為愛爾蘭裔，沒有聘用中國工人。

同工不同酬：衝突的起因

華工和白人工人的差別待遇為1867年6月的罷工埋下伏筆。在當年春天，中國工人的月薪從31美元增加到35美元，卻遠低於白人的40美元。同時他們需要出錢獲得住宿、飲食和工具，而這些卻免費提供給白人工人。此外，他們的工作時間很長，經常面對危險情況。若他們嘗試離開另覓工作，會遭到鞭打和捆綁。

當罷工在1867年6月25日發生時，約5,000名中國工人在加州接壤內華達州的小鎮西斯高（Cisco）和特拉基（Truckee）工作。

在工業行動期間，出現一段小插曲。

「他們在營地靜坐。」奧本辛格說。「曲克十分驚訝。他在報告中指出，如果有數千名白人工人罷工，根本不可能控制住局面。」但曲克沒有掉以輕心。「管理層認為，一旦妥協，中國人就會要求多多。」奧本辛格補充說。

罷工同時降低鐵路公司的利潤。中央太平洋和聯合太平洋兩間鐵路公司都接受政府資助。鋪設的鐵路越長，獲得的資助越多。換言之，工程進度越快，公司的收益就越多。工人們都很清楚這一點。當時的一些報告指出，聯合太平洋公司有可能在背後推動工業行動，以阻礙中央太平洋的進度。但奧本辛格指出沒有證據支持。

研究人員發現，隨著罷工持續，鐵路公司曾考慮聘用剛剛被解放的奴隸（譯注：美國憲法第13修正案在1865年12月生效，廢除奴隸制）取代中國工人，以瓦解罷工。曲克則選擇採取另一種手段，透過截斷罷工工人的食物和物資來強逼他們重新工作。

他成功了。

「昨晚，中央太平洋鐵路監工曲克從特拉基河地盤回來，聲稱除了一兩伙人之外，所有中國工人復工。」上加利福尼亞日報（Daily Alta California）在7月3日的文章寫道。「除了罷工前調整的薪金外，公司沒有作出任何加薪。」

研究計劃發現，在跨北美洲鐵路接軌後，受僱於其他鐵路工程的中國工人發動了多次罷工追討欠薪。中國工人亦被派到其他州份興建鐵路。在華盛頓州和得克薩斯州，他們遭到當地的仇視。

亞洲工人罷工處處

美國亞太裔勞工聯盟（Asian Pacific American Labor Alliance）總監葉（音譯，Alvina Yeh）指出，1867年的罷工是眾多美國亞太裔人發動的罷工之一。亞太裔人參與工人運動已有很長的歷史。當中包括19至20世紀期間，菲律賓和日本工人在夏威夷種植園罷工，以及中國製衣工人在三藩市和紐約罷工。「我們的社群持續在不同的事件中爭取更好的薪酬和更安全的工作場所。」他告訴NBC。

鐵路罷工以失敗告終，華工最終無法爭取與愛爾蘭工人同工同酬。但奧本辛格指出，他們最終都贏得一些訴求，罷工並非徒勞，例如有證據指那些虐待工人的手段減少了。葉也認為，這些失敗的罷工對整個勞工運動也有幫助。「即使這些罷工最終失敗，工人仍然持續組織起來，同時亦揭露了他們如何被剝削。」

重新挖掘消失的歷史

有關1867年的罷工，仍然有很多尚未解答的問題。奧本辛格的研究隊伍正在與美國愛爾蘭裔歷史學家合作，調查當年有沒有愛爾蘭工人與中國工人團結抗爭。這是因為愛爾蘭工人向來以強硬對抗無良老闆著稱。

而史丹福大學對這個研究計劃的支持也是可圈可點。

曾任加州州長的富翁利蘭•史丹福（Leland Stanford， 1824-1893）在任內力推歧視華人的政策，亦曾任中央太平洋鐵路的主席。隨著鐵路為史丹福家族帶來更龐大的財富，家族創辦了大學，同時用於紀念死於傷寒的兒子。

奧本辛格指出，早期興建大學的工程亦聘用了中國工人。「史丹福一方面多次發表針對華人的言論，另一方面在很多時卻高度評價華人。」他說。「這都是混雜在一起的。」

從1869年至今，第一條跨北美洲州鐵路已經面世接近150年。史丹福大學的研究人員仍然在嘗試挖掘更多當年興建這條鐵路的華工的資料。當中包括撰寫華工後人的口述歷史，從中了解他們對家族過去知道什麼。

不會爭取權益的形象。「他們知道華人不是任勞任怨的。」他說。「大家都知道中國工人興建了鐵路。每一本教科書都有一段講述這件事，但僅此而已——現在我們要改變這種認知。」

資料來源：
NBC News: 150 Years Ago,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Staged the Era’s Largest Labor Str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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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港台大學一樣黑？繼早前傳出浸會大學的外判保安員和清潔工懷疑先後「被自願離職」，台灣的國立政治大學近日亦爆發同類事件，校方今年更換校園清潔承包商之際，資方竟強逼一眾清潔工簽紙「自願離職」，如有不從則無法取得新合約繼續工作，企圖逃避支付遣散費的法律責任。政大學生正與工友共同抗爭，惟工新聞特此轉載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相關報導。
 

文：洪與成（公庫特約記者）

政治大學傳出清潔工「被自願離職」，長期關心校內清潔工權益的政大種子社昨日（7月3日）號召學生，透過陪同清潔工打卡、上班，證明遭解雇的清潔工有工作事實，並要求政大校方應正視其工作權。

政大今年更換外包清潔廠商，由唐榮公司接替前年得標的明曜公司。政大種子社表示，在新公司尚未確定之際，明曜公司負責管理政大清潔工的主任王慈慧便要求清潔工簽下自願離職書，甚至打電話，親自到工作區域要求清潔工簽字，威脅「如果不簽就無法拿到新合約」。

唐榮公司確定得標後，於6月28日到政大舉辦說明，當場承諾所有清潔工，若有意續留政大工作，只要簽下合約就可以錄用。然而，負責政大業務的唐榮公司主任蕭妙真卻私下稱「需通過考核才能錄取」，且當時清潔工簽下的合約書雇主欄竟為空白，讓唐榮公司藉此規避責任。

種子社說，說明會隔日，打掃莊敬一舍的鄭姓清潔工，以及莊敬九舍的陳姓清潔工，陸續因「清潔不力」等原因遭解雇。種子社批評，校方或清潔公司始終沒拿出相關證據，也沒有提供清潔工任何教育訓練就任意開除。

政大種子社透過陪同清潔工打卡、上班，證明遭解雇的清潔工有工作事實與權利。

「最有利標」招來血汗工廠 學生質疑政大「評估哪些能力」？

種子社指出，明曜公司強迫員工簽自願離職書的作法，完全是為了規避資遣費；他們也質疑，政大這次採「最有利標」招標，從履約能力、企業社會責任、勞工友善等面向綜合評估，但得標的唐榮公司多次聲稱不清楚合約內容，過去也屢傳違法紀錄，開給政大清潔工的條件與過去毫無差別，日薪依然只有700元（約港幣179元），甚至任意剝奪清潔工工作權，究竟「最有利標」評估哪些能力？

稱當天「只簽面談書」 唐榮公司主任否認欺騙卻遭打臉

種子社陪同鄭姓、陳姓兩位清潔工打卡時，於清潔工辦公室外要求王慈慧出面回應質疑，但王慈慧並未出面。隨後學生陪同兩位清潔工前往宿舍區上班途中，遇到正要騎機車離去的蕭妙真，便上前質問蕭，為何欺騙清潔工？蕭則怒斥學生沒有知識，甚至伸手要搶學生大聲公，欲離去時遭學生擋住去向，雙方爆發衝突。

抗議學生遇到正要騎機車離去的唐榮公司主任蕭妙真，上前質問蕭為何欺騙清潔工，並擋住其去向，蕭則斥責學生沒知識，雙方爆發衝突。

蕭妙真表示，當天要清潔工簽下的只是面談書，並表示公司有自己的清潔工，要聘用哪位員工是他們的選擇。學生隨後追問審核情況、解僱理由，蕭妙真卻無法回答，僅說「曾去找清潔工卻沒找到」，但現場清潔工表示有看到蕭，並出示當天簽下的契約反駁蕭妙真說法。雙方持續爭執，隨後蕭妙真表示仍有工作便騎車離去。

領不到加班費、放不到特休 政大清潔工勞動條件亟需改善

政大已經連續3年傳出清潔工疑似遭不當解雇，此外，長期以來清潔工也有特休假沒放到、國定假日無雙倍薪水、領不到加班費等情況。這次遭解雇的陳姓清潔工也指出，她剛到政大就持續被莊九舍宿舍指導員刁難，例如不肯借推車給她、言詞羞辱等情況。種子社成員黃星貿與劉耀璘也指出，過去有些不得主管喜歡的清潔工，即使在政大做了10年甚至20年，也可能因此遭到解雇。

針對這次解雇事件，種子社表示今天（7月4日）將有立委與政大校方協調，若政大仍無意處理，種子社將再發起行動抗議。

（原刊於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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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百科】開工第一件事，當然是簽合約。在簽訂僱傭合約時，必須細心留意以下事項，以防原本為了「保障雙方」的合約變成單方面保護老闆。根據過往接觸到的案例，我們整理了幾個容易依法中伏的地雷。
 
合約內容要睇乜？
 
1. 公司名稱？
 
如果你簽合約的公司與實際工作的公司名稱並不一致，一旦發生勞資糾紛，無良老闆有可能不認你是他的員工，這會對追討權益造成困難。
 
2. 受僱還是自僱？
 
只有受僱者才受《僱傭條例》保障，被「假自僱」的打工仔可以盡量在工作中取得證據，在有需要時推翻假自僱合約，例如由以下幾點入手：

1. 工作工具誰提供？
2. 工作時間誰決定？
3. 雙方有明確的分賬方法？
4. 強積金以僱傭模式供款？

3. 合約期有多長？
 
合約期長短影響你的年假日數，與及是否有假期薪金、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等。如果僱主不停跟你簽短約，他可能在避免上述的責任。
 
4. 有沒有列明工資、工時、工作內容、工作地點？
 
這幾點應該是打工仔選擇工作的基本考慮，《僱傭條例》卻無規定僱主必須列明這些項目。筆者曾見過一份合約，在薪金一欄寫著一個無人明白的代號，工作時間則寫「8至12小時」。媽呀，工資和工時都沒有清楚約定，這樣的合約跟詐騙有什麼分別？碰到這樣的合約，你必須要求對方寫清楚，否則只會是自己吃虧。
 
5. 有沒有奇怪條款？
合約上除了工作內容，也可能有其他附則、條款，別有用心的老闆更可能使用蚊型字體，搏你睇唔到。如有此類內容，記緊要求老闆提供完整副本，回家慢慢研究。
 
簽了合約不代表必須服從！
 
在香港，法律是高於合約及行規的。如果合約及行規有任何違反法律的部份，均屬無效。以下是幾項例子：

- 死約
賣身契的年代已過去了，即使合約訂了固定工作年期，想離職的打工仔只需按合約列明的通知期辭職即可，合約沒有通知期則按《僱傭條例》規定的一個月通知期處理。除非你在公司的職位是非常重要，不然老闆都沒權要求你賠償餘下工作期的薪金總和作代通知金。
 
- 同意放棄權利
《僱傭條例》訂明，如果合約有終止或減少《僱傭條例》所賦予僱員的權利，即屬無效。即使簽了這樣的合約，打工仔還是可以追討應有權益。
 
- 貿易性限制條文
有的合約條款會限制員工，在離職後一段日子內不得從事相同行業，否則須向舊僱主賠錢。但有案例指出，這些條款只適用於高級管理人員、擁有專門技術及有廣泛客戶來往的僱員中，一般員工都不受此條款限制。

合約數量：0？1？2？
 
零份：
不論是炒散、地盤、辦公室，也有老闆為了逃避責任而不與員工簽訂合約。遇到這情況，你可以：(1)要求公司提供書面合約；(2)另一方面自行記錄一切公司向你作出的口頭承諾、手機app通訊記錄。《僱傭條例》列明，口頭承諾也屬合約的一種。
 
一份：
發生勞資糾紛時，合約內容是其中一樣重要的依據。你簽完的合約可能立即就被老闆沒收掉，但是，《僱傭條例》要求僱主必須向僱員提供合約副本。
因此，正確答案是老闆一份，你一份－－應該有兩份合約！
 
上面只是一些最基本的說明，無良老闆總是花招百出，有需要的話還是向工會查詢吧！
 

 搵工搵到心大心細？想了解更多不同行業的生態、過來人曾中過的伏，歡迎閱讀【惟工百業】。
 
【惟工百業】現時接觸過的行業包括：
 飲食業、物流、傳媒、社工、議員助理、保險、護士、教育、會計、園藝、 promoter、派報員、超級市場理貨員、零售業、 配音員、陪月員

搵工注意事項 前言

暑假到了，又是一批新力軍投入血汗市場之時。街頭開始出現政府的廣告，提醒人小心求職陷阱。但現實中的求職陷阱往往不像祈福黨般誇張，很多時都是在魔鬼細節，甚至依循法律來設局。而學校的所謂升學就業講座、坊間的求職資訊，都在教打工仔如何玩競爭遊戲、如何討好老闆、如何調整自己去適應這個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惟工新聞特別為大家獻上「搵工須知系列」，由打工仔角度出發保障自己權益。
 

【惟工新聞】香港地過份重視合約，打工仔遇上不平等條款，明知被搵笨也只好認命。俗稱「死約」的固定工作期是一大困擾，在網上隨便搜索就見到大堆疑問，有的合約寫明僱員不得在工作期內辭職，有的則要求僱員賠償餘下工作月份的薪金作代通知金，金額動輒過十萬。
 
可是打工仔不一定只能肉隨砧板任人宰割。2016年年尾，甫畢業就到補習社工作的阿紫（化名），不甘被無良老闆追討九個多月薪金的代通知金，四處查詢求助，最終在工會幹事協助下解開「死約」的迷思。事情的開端，要由補習社的富士康式管理說起。
 
上下班要搜袋　靜音辦公室如同坐牢
 
老一輩經常說年輕人「唔捱得」，彷彿職場中的非人剝削視是理所當然。阿紫在2016年6月頭入職補習社，同年8月底離開，只不過短短兩個月他就見證了三、四個同事離職，當中有的做了半年，有的只做了三兩日。
 
「返工返到坐監咁，好壓抑。」阿紫如此形容辦公座的氣氛。
　
每天上班，老師都要把電話、錢包等個人物品鎖進櫃桶入面，鎖匙交給管理人員，中午想拿錢包買飯也須得管理人員批淮。如果在吃飯以外的時間取匙，則要交待原因。曾有老師忘了把電話放入櫃桶，隨即遭到管理人員質問。而責罵總是有很多理由，在辦公室吃橙是罪、與同事討論待遇是罪、衣服黃了也是罪……
 
不過，正所謂無聲勝有聲，軍事管理不一定要嚴厲喝罵，阻止人說話溝通更勝一籌。「只要老闆喺度，啲人會一粒聲唔出，就算唔喺度，都有閉路電視。」為了掌握學生的狀況，阿紫向鄰桌的英文老師討教，管理人員發現後分別把他們叫出去問話。想趁半個鐘的午飯時間離開透透氣，公司卻只容許每次一人獨自外出吃飯，分而治之似乎是管治的鐵則。
 
「到收工嗰時要自己打開書包，管理員逐個檢查，睇下有無帶走公司嘅嘢。」如此檢查除了侵害私隱，遇著老闆和管理人員都不在更要呆等，阿紫曾因此白白浪費半小時。令人在意的是，把關森嚴原來不只是維護商業機密，也是可能為了避免罪證外洩。
 
逼員工使用侵權材料　體罰、訓話折磨學生　
 
除了上堂教書，阿紫的職責還包括製定中小學數學科筆記、練習工作紙。在工作過程中，他發現補習社使用的材料有侵權之嫌。補習社的工作紙是抄自教科書、引用教育局的Pastpaper時並無註明年份及出處、使用的試卷來自聖公會主愛小學、石籬天主教小學等。為免因工招禍，阿紫致電相關學校查詢授權，遭到校方拒絕，但是公司仍然維持操作。
 
當初阿紫選擇應徵這間補習社，是被「為了令學生得到更好的發展而凝聚一班老師」的理念吸引。想不到，後來發展與這好聽的說話完全相反。
 
儘管香港早於1991年已將體罰列作刑事罪行，但這所補習社的學生還是會被體罰，遲到、上課聊天要做掌上壓或罰企。不再報讀下期課程的學生，會被管理人員在上堂期間點名叫出課室約談，談話時間可以長達半小時。「如果學生話唔補，admin都會用好多唔同形式嘅說話去說服佢。有啲學生俾佢搞到唔耐煩，就話係家長唔俾補。咁admin就教佢哋點同家長講，令家長俾佢哋繼續補。Admin講一次，個學生要背一次俾佢聽，背到佢覺得ok為止。」
 
軍事管理的壓力阿紫都尚且捱了過來，但是眼見學生受折磨，再加上發現補習社種種侵權行為，他終於決定辭職。
 
辭職被追討十萬賠償　勞審法官指出死約無效
 
8月中，阿紫向管理人員及老闆提出遞辭職，當時並無得到回應。直到8月尾，管理人員才與阿紫談論離職事宜，「因為嗰時我仲未搵到工，就問佢，我幾時走會令佢哋最唔麻煩，佢話你依家走都ok，咁我就走咗。」
 
七日後，阿紫收到勞工處信件指老闆打算追債。事情的發展令阿紫感到意外，辭職的時候雙方明明是和平分手，老闆對賠償之事隻字未提。上到勞資關係科，阿紫才得知老闆想追討九個多月的薪金作代通知金，再加上培訓費、七日年假，合共10萬元左右，追討的理據是來自兩項合約條款：

6. 試用期和合同之解除
a) 從開始日期起，僱員開始一個為期壹年的固定工作期，及其後壹年的工作期。
……
biii) 倘若僱員於合同的壹年的固定工作期未能履行合同，公司有權要求僱員作出賠償基本薪金及僱員培訓費用

勞工處調解主任並沒有判斷老闆追討賠償是否合理，只轉達老闆有意把10萬賠款減到3萬。阿紫不願屈服，他認為向合約所指的「基本薪金」最多只是一個月月薪而不可能是剩餘九個多月的薪金。阿紫後來向多位區議員、律師查詢，卻得到不同的答案，有人說應該接受老闆的方案，有人說只須賠一個月代通知金。「嗰段時間我心情好煎熬，訓唔著，情緒低落。點解個社會冇想像中咁簡單、咁值得信任？」經律師轉介下，他找到職工盟的個人及社區服務行業職工總會幹事劉家樂（Martin）。
 
Martin過去接收到不少類似的求助，都是老闆向打工仔追討半年至一年代通知金，「四間唔同嘅公司都追過，呢個情況喺補習行業都幾普遍。」在Martin陪同下，去年11月初阿紫走到勞資審裁處的法庭與老闆對峙。
 
勞審處的法庭通常鼓勵僱佣雙方和解了事，不過Martin回憶道，在庭上法官仍明確指出僱主要求3萬元賠償並不合理。理由包括：當合約沒有訂明離職通知期，按照法律就應當算為一個月；即使合約訂明固定工作年期為一年，只有當僱員所屬職位為重要職位時，才有可能將餘下工作期當為通知期，對普遍職位而言一年通知期則太離譜；而「死約」亦並非僱傭條例所容許，根據僱傭條例第70條規定，使僱員權利受損的條款當屬無效。
 
8月中阿紫與老闆商談離職時，雙方都同意離職安排，理論上沒有人需要付代知金，但是由於當時缺乏錄音或書信等證據，法官在勞審庭上並不採納此說法。阿紫仍需賠償一個月薪金作代通知金，最終調解主任促成8,000元的賠償金額。
 
為免平白招致損失，Martin提醒各位打工仔離職時緊記注意兩點：一，與僱主達成離職協定時，必須留下紀錄，如果沒有，建議事後立即書回書面離職信；二，切勿輕易簽下聲言放棄追討權益的文件，由於勞資審裁處無權處理，如果打工仔想要推翻協議，或須到高等法院提出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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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百科】在上一篇文章，我們講解了簽合約的注意事項。但即使你順利簽訂了合約，危機仍未解除，真正的挑戰在上班期間才會碰到。以下介紹防身三式，學會在工作場所保護自己。

一.​ ​自行記錄防老闆出蠱惑

職場陷阱無處不在，由OT補假到累積大假日數，由佣金計算方法到犯錯遭警告，都可以出現問題。為了保障自己，你需要盡可能保留一些資料，在有需要時向老闆據理力爭。尤其是打散工的朋友更需要謹記這一點！雖然到了勞資審裁處，沒有證據可以說是十拿九穩，但有些基本資料必須保存：

1. 合約——證明你的僱傭關係和僱用條件，包括手機app的通訊記錄
2. 強積金公司與你的通信——證明你的僱傭關係和薪金金額
3. 銀行月結單——證明你的薪金金額
4. 公司與你通訊的一切記錄（工作安排、警告信、員工守則之類）
5. 如果與工業安全有關，拍下工作場所內違法的情況
6. 自行記錄每天上下班時間、每次放假的性質和日期，以及每次出糧金額

工資記錄表範例
上下班記錄範例

二.​ ​拒絕違法工作

你開工的時候如果發現工作內容涉及違法行為，就要知道這份工不對勁，走為上著，甚至應該報警求助。

有些違法行為是顯然易見的，例如走私或黃賭毒。但有些則不那麼清晰，例如傳銷種金之類。也有些是習非成是，全行犯法卻無人理會，例如扣起外傭護照。如果你知道有些行為違法，就不要做。即使是從事政治工作，要進行有法律風險的抗爭，也要是出於自願，而非因上司命令。不清楚是否違法，覺得有疑問的，就諮詢法律意見，市面上是有免費法律諮詢服務的，不要相信道聽途說。記住，你只是打份工，不用為老闆犯法，不存在拍爛檔幫一次手。聽從老闆指示做違法行為也是違法，不是抗辯理由來的。《僱傭條例》亦保障員工，在被要求做違法行為時可以直接離職，而無須付作任何通知或付代通知金。

三.​ ​加入工會團結力量大

目前在香港的各種工作場所當中，工人組織了工會的絕不算多，亦因此政府在勞工政策上往往能視工人的意見如無物，老闆亦不肯承認工會作為談判對象。如果你工作的機構或行業有工會組織，請把握機會，馬上加入。除了提供定期的權益資訊和聯誼活動外，工會可以在有勞資糾紛時代表會員在勞資審裁處答辯，亦能發起有法律保護的工業行動。你可能覺得暫時不需要工會協助，無端端交百多元會費好像很無謂。不是這樣的。工會最大的力量就是來自人數。如果連最基本的人數都不夠多，罷工什麼的是想也不用想，而老闆絕不會理會軟弱的工會。當然，加入工會前必須弄清楚那個工會的背景，加入了那些以工人為名保皇為實的工會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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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年是六七暴動50週年，相關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成為話題之作，片中對中共幕後操盤的元素多有著墨，不過工人是不是任憑境外政權操縱的扯線傀儡？若將事件純粹視作天外飛來的陰謀，可能就有輕忽群眾也輕忽社會痼疾的危險。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帶大家飛越半個世紀，一連三集回顧六七暴動前夕的工人面貌。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而燃點的「九龍騷動」廣為人知，參與者除了是「青年」，還是甚麼階層的青年？六十年代的加價風潮有多猖獗，拋離打工仔的收入幾多？所謂一呼百應神通廣大的親中共「左派」，其實又面對幾多民情阻力，甚至連工會會員人數也比不上親國民黨的「右派」？

下一回鏡頭將移到澳門的「一二三事件」，並細察暴動前夕各場被遺忘的工潮隱含甚麼啓示。

前言

某前左派文人在評論六七暴動時，稱暴動起因社會矛盾因素只佔三成，中共有意在香港搞事因素佔七成。我的社運朋友搖頭嘆息道，這名書呆子正在閉門造車。凡曾組織領導社會運動的人都有一個基本常識：社會運動不是個人或團體意志所能催生或擴大的。搞事最多的長毛梁國雄曾在公開論壇中說，「我個人是不能發動一場社會運動的，我會靜觀時機的來臨，加以鼓動，把它向前推進和擴大。」靜觀時機的來臨就是等待社會矛盾的臨界點出現。

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前是沒有周詳計劃的，只是有搞事的意志，於是四出去看大字報，尋找火頭，終於從一張大字開始掀起延安整風運動（注一），這也是個人意志乃建基社於會矛盾因素的實例。大字報可算是社會矛盾的風向計和溫度計。

毛澤東的《矛盾論》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連繫着，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注二）

所以暴動的成因，除了社會矛盾因素和個人或團體的主觀意志外，還要看運動過程中的互動情況。港九拯溺員工會前主席郭紹傑曾對我說：某次罷工，事前一切準備就緒，並已向傳媒放風，可是經過再深入調查，發覺會內各人情緒尚未夠熱，難以支撐罷工維持一個星期，加上社會矛盾因素又不利罷工，只好找個藉口為工會舖下台階，向傳媒宣佈暫不罷工。此事可見運動過程中第三者互動的重要性，能令運動擴大或結朿。

所以我認為社會運動的產生，是要具備有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兩個主要因素，客觀社會矛盾就是必要條件，而個人或團體的主觀意志就是充分條件。如果這兩者都存在了，再加上運動過程中參與者的互動作用，這樣社會運動的條件就完全具備了，可以發展擴大下去，甚至成為暴動或革命，筆者會在以下文章細加闡述。

社會矛盾因素

香港轉口貿易遭1950年的朝鮮戰爭禁運嚴重打擊，導致資本家轉而把資金投放在工業生產上，經濟重心從轉口貿易轉變為工業，製造業因此大為發展起來（注三）。港英為了促進這方面的發展，推行低稅制、低工資、低勞工保障的政策，使資本家可獲高利潤進而擴大投資。

近現代的社會運動以工人運動為主，六七暴動亦因港英處理工潮不當而引發。當時香港只有兩則勞工法例，一是保障婦女及童工法例，另一是是工傷賠償法例。工人在這樣保障不足情況下生活，心存積憤。六七暴動前夕，英國殖民地部次官懷特夫人（Mrs. Eirene White）向殖民大臣作報告，已指出香港社會上累積了相當不滿的情緒（注四）。她認為在這個統治危機下，港英推出改善勞工權益、增加社會福利等懷柔政策，可解決治標的問題，亦留意以適量的民主制度來治本。可是港英並不理會，繼續為社會矛盾升溫。以下會闡述港英如何為社會矛盾升溫。

1966年1月至11月，香港進口貨值比上年同期增加12.5%，出口貨值增加15.7%，轉口貨值增加19.2%，香港經濟好轉。1960-1961年香港生產總值是560多億港元。可是工人工資卻沒有增長，到了1963年工資雖有所增長，但抵銷不了交通費和房租的增長，工人不能分享經濟成果。港英於1965年開始為社會矛盾加溫，將水費增加一倍，香港房屋協會和舊式徙置大廈加租，連郵費也增加了，種種措施加重了市民生活的負擔（注五）。在這樣的加價潮下，促使市民對港英不滿，心中積怨日多，社會矛盾日趨加劇。

在加價壓力下，工人又面對勞動時間長，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每週工作7天，平均工時比亞洲標準還要長。加上收入低，1966年熟練工人日薪9元，普通工人日薪4至5元，絶大部份工人月薪僅有100元，僅足餬口（注六）。

當時勞動力供應充足，工作崗位嚴重不足，工人害怕失業，但是勞工法例只保障計薪期，英資財團和公共事業工人多是每週發薪，倘若被開除，僱主只須補發一個星期的工資，稱為「保障週」。製造業工人則多是日薪制，工人倘若被解僱，僱主只須提前一天通知或者補發一天工資。工人在缺乏勞工法例保障下，為求職業保障，敢於拼搏，發動工潮。勞資矛盾惡化於1963年已出現苗頭，各業工會因工人入不敷支，紛紛提出加薪要求，僅上半年已損失工作日為4萬個（注七）。

1965年傳來英國進一步實施紡織品輸英限制的消息，社會矛盾雪上加霜。接着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日本也限制香港紡織品入口，嚴重打擊紡織業。寶星紡織廠第一廠因此宣佈結業，400名工人要求原職原薪調用，或加發遣散費，遭到警方鎮壓，發生流血衝突，有17人受傷，2人被拘捕。寶聲工潮工人不是向工會求助，而是向葉錫恩求助（注八）。從此可見社會矛盾是存在的，但尚未到達臨界點，要加上導火線的出現，及如何燃點。這些社會矛盾因素並非中共意志所催生的。

六七暴動的起因從工人罷工開始，1966年時香港有八成工人從事製造業，工會在左派團體中佔有頗大的比重和力量，是時工聯會有會員8萬餘人。但反英抗暴運動中，文化人和學生的參與佔有不小的比重，港督府前的示威更以他們為主，可算是動員了全港各階層參與這一運動。

除了工業有不安定情況出現外，金融方面也出現危機，廣東信託銀行於1965年發生擠提，數日後停業倒閉。政治方面，英籍上層人士貝納祺等組織香港革新會，要求解決貪污問題。港英內部的腐敗，加上經濟問題，社會矛盾日趨尖銳，開始浮上面。

左派搞事不利因素

大部份論者只會訴說左派如何搞事的經過，絶少論者闡述左派搞事存在的不利因素。暴動後左派遭港人唾棄，大部份人以偏概全，以為左派一直得不到港人的支持。細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的名單，委員來自各界別，涵蓋面廣泛。於運動中成立鬥委的團體不止來自左派，更有華仁、英皇、聖保羅和庇理羅士等名校（注九），連支持港英、批評反英抗暴運動的《明報》，也成立了鬥委，可見運動初期左派是得到港人的友持。民主派的司徒華於五十年代也曾嚮往加入中共（注十）。

左派雖然得到港人支持，但反對者亦不少，部份更是堅決的反共人士。筆者不在此詳談，只略說一二。

按當時香港人口結構來看，已見不利中共搞事的形勢。早在五十年代香港有大量國內人湧入，每年人口增加了約10餘萬。1962年香港人口有的300餘萬人，大約三分之一是過去12年的新移民，即約有100萬人是從中國大陸解放之後移民到香港的，當中包括東南亞移民，但所佔比例不高（注十一）。這些國內新移民應不是中共政權的堅實支持者，甚至有部份是對中共政權不滿者。再加上尚有反共親國民黨的人存在，估計對中共不滿的市民佔全港人口約15%以上。

這場鬥爭標榜由工人階級領導，工聯會雖有8萬餘會員，它的對頭反共親民黨的港九工團聯合會的會員和屬會比它還多，這情況直到七十年代中才扭轉過來。現在的港九工團聯合會實力已日趨下滑，工聯會實力則蒸蒸日上。

筆者既說中共有支持者，又指有大批反共者，思路看似矛盾，但這是實情。這問題不是非黑即白這樣簡單，維繫其間是中華民族意識。從暴動的過程來看，部份鬥爭者竟跑過去反共的台灣政權裏去，公開表示站在反共立場上，中國人的政治取向就是如此大反覆的，回歸後香港政壇不正是出現了一大群由親英變為親中的政客嗎？左派由得民心走向失民心，港英返而從失民心走向得民心，政治就是充滿矛盾的，毛澤東在《矛盾論》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這問題有深入闡釋，筆者不在此詳談。

反共壓力除了來自以上兩點外，還有來自美國冷戰策略，在香港進行多項文宣反共工作。英國公開支持美國，亦採取反共立場，港英執行英國反共政策，不斷打壓左派，學校內不准談政治，以箝制、分化和統戰手段對待親中人士（注十二）。港英的矛頭不只是針對共產黨，更是針對打擊港人的中華民族意識，所以親國民黨分子亦遭港英用以上手段對付。有關民族問題以下會再談。

左派在這不利情況下，仍能發動反英抗暴運動，如果不是社會矛盾到達臨界點，怎能解釋？另一方面左派在港英的強力打壓下，更走向加強凝聚團結一致，組織更嚴密，這有利於發動暴動，這是港英政策的反作用，也是又一矛盾現象。

天星加價騷動

香港社會積聚的矛盾到達臨界點，導火線終於出現。天星小輪於1966年把頭等票價由兩角加至兩角五分，二等不變，月票由8元加至10元。油麻地小輪和九龍巴士聲言考慮加價，這些行動有如火上加油。

到了4月4日早上11時，青年人蘇守忠在中環天星碼頭宣佈絕食，抗議天星加價，引來群眾圍觀。

翌日早上，蘇守忠繼續在中環天星碼頭抗議，盧麒等11名男女青年加入。約4時許，警察拘捕蘇守忠，控以阻街罪名，盧麒、盧景石等即前往港督府（今禮賓府）抗議，要求港督戴麟趾釋放蘇守忠。

晚上9 時，盧麒、盧景石等十餘名青年由尖沙咀天星碼頭出發示威遊行，經彌敦道前往旺角，沿途群眾不斷加入，直向石硤尾前進，後來人群發展為五、六百人。

4月6曰晚上10時，九龍再出現遊行，集結的群眾有三、四千人，群眾攻擊街上的汽車、商店櫉窗和警員等。港英宣佈宵禁。

翌日4月7日晚，旺角、油麻地再出現騷動，港英繼續宵禁直至4月9日。騷動中警方出動了5,000人，發射了1,200枚催淚彈、木彈91發、槍彈81發。騷動做成死者1人，傷者19人，毁汽車、巴士124輛，交通設施損失約值17萬港元，位於彌敦道邵氏大廈瑞興百貨公司（今快富街口旺角中心）等9間商店被搶掠，20間商店櫥窗被毁，損失約值50萬港元。被襲擊的還有郵局、水務局、消防局和市政局等政府建築物。騷動中山港英出動英軍到市區鎮壓。最終有逾1,400人被捕。

翌年天星還是在頭等進行加價，市民只能無聲抗議，改搭二等，令天星盈利下滑（注十三）。

港英的《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肯定這宗騷動是社會矛盾因素所導致，指示威者在經濟上遭挫敗和貧富懸殊，社會環境差，沒有機會接受敎育和技能、面對連串加價等積怨下參加騷動。群眾沒有政治背景，完全是自發抗爭，沒有針對港英權力的行為。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指參與群眾主要是15-25歲青少年，因為香港在二戰結束後，太平日子下就出現高生育期，當時不少青少年面臨雙失（失學失業）。這些青少年無所事事，首先成為天星反加價運動的主力，及後的六七暴動的導火現場新蒲崗又見他們的踪影。六七暴動後，港英第一批撥款就是發展青年康樂活動，可見青少年問題的嚴重性。

暴動的主要人物：蘇守忠30歲，任職翻譯員；盧麒18歲，製衣廠文員：盧景石是混血兒，20歲。從職業來看，這數人都是低下階層人士，雖不算是最低下階層人士，而他們都起來造反，足證社會矛盾已到達臨界點，暴動的出現只待燃點導火線和加以擴大。

左派報章在這場騷動中沒有站在抗爭者的一方，反而強調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反對市民以騷亂來滿足政治訴求。運動領導者之一盧麒曾到工聯會要求支援，但不得要領（注十四）。當時的《大公報》副總編輯羅孚亦承認左派刻意在事件中保持中立，避免捲入紛爭（注十五）。這情況與認為中共有心搞事的論調背道而馳，為何如此，未見有論者提出合理的解釋。

從左派的歷史脈絡來看，他們於1952年介入首次社會事務的三一事件後（注十六），遭受重挫，從此不介入社會事務，甚至不派人參加港英的諮詢機構。而工聯會仍堅持保障工人權益的立場，一直有介入勞資糾紛，從未間斷。所以六七暴動前夕的工潮有左派工會介入。

從歷史進程來看，這時國內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是否中共這時未有意在香港搞事？又或者當時左派由溫和派掌權，極左派未上場。時至今日，無人能清楚指出左派中人誰是極左派，誰是溫和派。這問題未能釐清，及極左派如何組織發動這場運動也不清楚，所謂「中共有意在香港搞事」如何能下結論？據現有資料來看，暴動初期，左派對港英的壓迫作出被動反應，大於主動向港英作出主動進擊。

（未完待續）

注釋：
一. 有關延安整風詳情可參閱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2000）。
二. 毛澤東：〈矛盾論〉，載毛澤東著：《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第56-85頁。
三.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史》（香港：三聯書店，2016，第三版），第346-354頁。
四. 李彭廣著：《管治香港》（香港：牛津大學，2012），第153-154頁。
五. 同注三，第346-354頁。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2009），第166-170。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6-37頁。
六. 同注三，第419頁。
七. 同注六。
八.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訊，2017，增訂版），第197-200頁。
九. 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下卷，(1949-2012)（香港：天地圖書，2012 ），第205-279頁。
十. 有關資料參閱司徒華：《大江東去》（香港：牛津大學，2011）。
十一. 同注三，第392-394頁。同注九，第194頁。
十二. 陸鴻基：《坐看雲起時──一本香港人的敎協史》，卷一，戰後的香港與敎協崛興的背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第16-41頁。
十三. 同注九，第201-214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19-28頁。
十四. 梁寶龍：《與周奕談工運史通訊錄》，未刊稿，（香港：2017年7月4日）。
十五.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28頁。
十六. 有關三一事件可參閱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第99-114頁。

編按：如果六七暴動裡諸般文革紅衛兵式的口號和陣仗誇張可笑，一如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所展示的，親中共「左派」在香港採用這些口號和陣仗則要從澳門「一二三事件」爆發之後開始。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今回由「一二三事件」講起，再檢視暴動前不足四個月內多宗被遺忘的工潮，發現當年的工聯會不一定使用文革式鬥爭手法，使用那些手法的工潮也不一定成功，甚至連擴大動員持續下去也不行。資方太強硬又或者太快跪低，政府的泠處理，親共親國兩陣營的互動，都有可能提早撲滅工潮，無論「左派」主觀意志如何都難以橫向燃點起一場波及整個社會的暴動。

下一回將講述真正燃起六七暴動的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連場警民衝突終於引爆早已埋下的社會矛盾。到底境外政權是早有預謀抑或是冷手執個熱煎堆？且看下回分解。
 

（續前文）

澳門一二三事件

筆者認為社會運動的發展是互動的，隨着文化大革展開，加上澳門左派在對抗澳葡的鬥爭中勝利，左派在處理群眾抗爭有了變化，由溫和走向強硬。

1966年11月中，澳門氹仔民間人士未得澳葡政府正式批准，自行動工興建學校，被澳葡派員阻止。一輪擾攘下，警察與群眾發生衝突，有市民被毆打至重傷，澳門左派連日發動抗議。到了12月3日，群眾的示威行動愈來愈激烈，警方以催淚彈及實彈對付示威者，澳督嘉樂庇頒令戒嚴與宵禁，有市民死於警員槍下。據官方宣佈，騷動中共有8人被打死，212人受傷，並有62人逮捕。

在群眾和中國政府的壓力下，澳督公開道歉，在五星紅旗及毛澤東畫像下簽署認罪書。對此，澳門與香港的左派均欣喜若狂，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聲言要將毛澤東思想統治全世界。

澳葡屈服後，左派先後組成了三個代表團前往澳門進行交流學習，分別是港九各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港九各業工人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和港九文化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港九各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共有員12人，由工人、工商、敎育、出版、新聞、電影和知名人士等組成，團長是工聯會會長陳耀材，副團長為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黃寬誠。港九各業工人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團長為楊光，副團長為海員工會吳廣理，港九文化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團長為《大公報》社長費彜民。（注十七）

在文革深入發展和一二三事件影響下，左派的思維開始向極左轉變。但仍未有實質資料佐證左派主動搞事。

士打馬力加輪船事件

在社會矛盾到達臨界點下，暴動導火線多番出現。

1966年12月6日，渣華公司的「士他馬力加號」在澳洲布里斯本發生開槍擊傷工人事件，船上的華籍水手與荷籍船長范霍伊澤（F. J. Panhuyzen）因工作問題而爭執，船長竟連開4槍射擊，擊傷4名船員，全船華人海員罷工抗議。渣華公司最初願意向傷者賠償7,000元澳幣（當時折合港幣逾4.4萬元），但拒絕懲辦肇事船長。資方表示香港船員回港後會繼續聘用。

士打馬力加號海員回港向海員工會作詳細報告，海員工會遂領導海員向渣華展開交涉，要求懲兇，給予傷者合理賠償，保證以後不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勞資在香港經過兩個半月的角力後，士打馬力加號海員於1967年1月30日前住渣華交涉，渣華召警員到場驅逐海員，幸好沒有衝突發生。2月5日工聯會指責渣華召警行動是「敵視中國人民的野蠻行為」，把事件上升至國家民族的問題。稍後海員工會成立鬥爭委員會，準備鬥爭，工聯會聲言不讓港英插手。

經海員工會連日交涉，渣華作出讓步，接受海員工會提出的所有條件，不單止保證永不錄用該名船長，還為召警一事認錯，甚至於3月21日在土瓜灣港九工人俱樂部舉行的道歉大會上，向船員當面公開認錯，與一二三事件的嘉樂庇道歉情景一樣，同樣在國旗和毛澤東像下認罪。

《文匯報》指這次鬥爭，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發揮力量得來的成果。（注十八）

工潮中工聯會把渣華召警行動上升為「敵視中國人民的野蠻行為」，這本是最佳號召動員群眾搞事的口號，為何海員工會不把工潮繼續擴大？是否尚未收到上級的指示？抑或是左派根本沒有計劃在香港搞事？就算海員工會想乘勝追擊，渣華已公開宣佈投降，海員工會尚有何辦法將工潮擴大？這就是互動因素發酵所起的作用，令工潮結束。以後運動的發展，左派的被動性更顯著。

中國是渣華的大主顧，中國全國海員工會已公開聲援海員工會，這樣等同中國政府公開向渣華公開施壓，渣華因此低頭認錯。一間商業公司為業務利益而作出屈服，也是一件平常事。六四鎮壓後，歐美各國與中國保持距離，英國首相馬卓安為了商業利益首先訪華，引來一致惡評，英國大資本家卻財源滾滾來，笑駡由人，這些例子屢見不鮮。

在這宗工潮中，筆者正深入探討一些有關橫向問題。船長為何有槍？當時是否合法？現在是否仍可如此？槍擊事件發在澳洲海面，澳洲政府是否以刑事案來處理？還是按民事勞資糾紛案件來處理？若是刑事案件為何可以賠錢了事？若是民事，這是槍擊事件，為何會是民事呢？澳洲海員工會如何回應這件事？若發生在今天，各地相關政府和工會會如何處理？

關於船上槍械問題，十九世紀的苦力貿易船上明顯架上槍枝，以鎮壓可能出現的騷動。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珠江一帶海盗猖獗，出入香港船舶是僱有武裝護衛的，並備有軍火防海盗搶掠。（注十九）這些軍火除了防海盗外，亦可鎮壓海員譁變。船舶開航後，船長儼如皇上，操生殺大權。

風行的士工潮

1967年1月，風行的士公司藉口賣車，集體開除30名司機。這批司機大部份是左派摩托車業職工總會（簡稱摩總）會員，資方將這批司機名單交給商會，示意其他資方不錄用他們。勞資經過十多次交涉無效，摩總直接找風行董事長交涉，得到正面回應。風行保證以後不會無故開除工人，以及不將有關名單送交商會。被開除的工人可以復工，停工期間工資照發，並獲補償每月180元經濟損失。（注二十）余汝信的《香港，1967》說風行經理，曾帶同兩名屬右派汽車自由工會的管理層職員到摩總認錯，據認識摩總的有關人士說，這資料不能確定。從表面上來看，這是摩總旳一次重大勝利，但當日報章竟無報道，其後只是工會主席在理事會上報告談及，為何會如此？有待進一步發掘以確定。

暴動前的工潮多宗涉及右派工會，可是沒有論者找右派工會了解一下有關情況，他們有意由得檔案消失嗎？抑或是這些資料沒有反共價值，因而沒有採用？電影《消失的檔案》中，右派的角色也完全消失，看來導演只在建構立自己的六七檔案。或者在反共意識下，有意「消失」一些檔案，以突顯左派的醜態。在六七問題上，部份學者只是一味反共，蓄意構造自己的六七暴動故事，與文革極左分子有何分別呢？

工潮中摩總乘勢打擊了右派工會，使工潮添上政治成份。這又是否可以證明左派有心想搞事？回顧1945年香港脫離日本統治後，親共與親國民黨左右兩派工會的武鬥不斷發生，雙方都有死傷，最嚴重的是1956年雙十暴動中的荃灣騷動。這是一直以來存在了二十多年的問題，左右雙方互有攻守，不足以證明左派有心想搞事。

風行工潮中勞資雙方在談判過程中，都沒有把工潮擴大，所以能和平解決，這就是筆者提出的互動因素所產生的作用，以下工潮更見這因素所起的的發酵作用。

南豐紗廠打人事件

1967年1月10日凌晨，會德豐紗廠一名左派工人在車間遭右派自由工會會員突襲，廠方沒有處理，受襲工人去荃灣警署報案亦不受理。

2月14日，荃灣南豐紗發生打人事件，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簡稱棉總）南豐總幹事黃劍雄等多人在廠內圍毆工人陳佛振，亦打傷另一工人葉炳昌，廠方報警處理。荃灣警署竟然恐嚇受傷的陳佛振，逼令他交保外出，又拒絶受理葉炳昌的報案，更向廠方施壓開除陳佛振。

2月19日，警員進駐南豐。其後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簡稱紡織染）荃灣分會幹事到荃灣警署要求拘捕黃劍雄，又到南豐要求開除黃劍雄，兩事均不得要領。

3月16日早上，紡織染荃灣分會開大會，成立支援南豐紗廠工人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在一片激昂聲浪中，選出10餘名南豐工人為代表，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手持紅彤彤的《毛主席語錄》，從工會會所操去見工廠與資方交涉。廠方只接見5名代表，其餘代表在大門口列隊朗誦毛語錄，唱革命歌曲，與國內的紅衛兵鬥爭模式一模一樣。紡織染的反迫害大會則繼續舉行，第一批代表回來後，第二批代表又出發，如此這般，又派出第三批代表，事情始終未能解決，工潮日漸沉寂下去，沒有發生轉變和延長。（注廿一）

這宗工潮的鬥爭方式充滿文革氣息，工潮亦與社會矛盾無關。紡織染介入工潮，並採用了文革式的鬥爭方法，可以視為左派中極左分子領導的鬥爭，可是卻無法將工潮擴大和深入，足見左派的主觀意志因素仍是有限的。工潮的互動過程中，廠方和警察都沒有使事件惡化，其冷處理手法成功收效，使工潮沒有擴大和延續下去。

事件中可見香港社會問題的複雜化，除以上提出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外，尚有中共與港英的政治矛盾，國共兩黨的政治矛盾。在這些政治矛盾中，港共多次是被打擊的對象，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中央上海的士工潮

4月3日，港島中央、上海兩間的士公司發生勞資糾紛，工人怠工。兩間公司的東主都是胡忠家族，工潮起因是資方指一名司機營業額低而開除他，該司機指經常被派給壞車，因汽車失靈而要常常回廠換車，營業額遂不能達標。而該公司車務主任梁啟彬是汽車自由工會副理事長，在這件事上涉嫌玩弄職守，所以摩總領導這工潮時，就提出要求開除梁啟彬。

工潮於4月21日得到解決，公司董事長胡應湘宣佈，將屬下車輛全部售予現任或舊任司機作個人經營，各司機由公司發給遣散費，並解僱梁啟彬，永不錄用。稍後九龍大中的士公司亦結業。

工潮談判時，摩總代表雖然曾揮動《毛主席語錄》，但在公開場面上沒有揮動《毛主席語錄》。這次工潮摩總亦沒有用文革式鬥爭方法，警方沒有介入。但左派報刊的報導是高調的。（注廿二）為何摩總在先後兩次工潮中，都沒有使用文革式鬥爭方法，亦沒有乘勝追擊把工潮擴大？這亦是鬥爭過程中的互動因素所起的作用。任何鬥爭都不是任何一方可以隨意擺佈的，第二第三方的行動，甚至旁觀者的舉動，都可以令事件起變化。

南豐事件和的士工潮都涉及右派工會的政治問題，港英一直以來都利用左右派工會的爭鬥，來阻止任何一方勢力獨大，如七、八十年代勞工顧問委員會選舉上，右派工團的勢力已下滑，無力取得席位，左派工聯會勢正上升，並取得席位，港英則利用委任席位安插工團的人來制衡工聯會。

這兩次的士工潮中，或許工聯會眼見澳門左派成功打壓了親國民黨分子，使該等團體不能在澳門立足，有意效尤，所以在工潮中提出涉及國民黨的政治問題。反英抗暴的平息過程中，工團亦起了一定的作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工團會否乘文革亂局，向工聯會發動攻勢，爭取擴大勢力範圍？這只是筆者的一個猜想而已，未有任何實質資料佐證。

從這方面來看，說明左派要在香港發起社會運動，存在阻力，並不是它們可以隨心所欲，任意妄為的。有關阻力問題下文會繼續再闡述。

（未完待續）

注釋：
十七.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15-220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28-34頁。余汝信：《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十八.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1-223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4頁。余汝信：《香港，1967》。
十九. 有關這個問題可參閱應俊豪著 ：《英國與廣東海盜的較量》（台北：學生書店，2015）。
二十.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4頁。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廿一.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5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4-35頁。余汝信：《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廿二.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4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5頁。余汝信：《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香港工運縱橫】微觀六七暴動肇因論社會因素（上）

【惟工新聞】中電位於紅磡機利士南路的電纜建設工程地盤昨日（7月10日）下午發生奪命工業意外，3位工人在地底進行灌漿加固工程期間遇上污水管爆裂，逃生不及而死。中電與工程承辦商金城皆聲稱有做足安全措施，惟死者被發現時身上未有扣上安全帶，資方言論有不實之嫌。遇難工友的家屬表示強烈不滿，今日（7月11日）發表公開信聲討中電，惟工新聞玆轉載全文。

未戴安全帶難追蹤搜救 工人被困兩小時

意外死者為吳建明（50歲）、霍立秋（44歲）與岑燦榮（23歲），3人先後被救出時已陷入昏迷，送院搶救後終告不治。消防員到場時因現場有硫化氫氣體，難以迅速進入災場救援，受害人亦未有配戴安全帶以供追蹤，其中吳健明更失蹤近兩小時才被發現。

即使如此，中電署理輸電及供電業務部高級總監何耀基昨日仍對傳媒揚言「安全方面已經做到最好」，承辦商金城營造行政總裁王紹恒亦宣稱已做足密閉空間管理安全措施。死者家屬不滿上述言論，今日聯同工業傷亡權益會發公開信斥中電推卸責任，未展開調查即信口開河，要求中電道歉。

工權會：法例要求必須有安全帶和救生繩

工業傷亡權益會表示意外現場的沙井屬密閉空間，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應作以下安全措施，包括讓工人配戴安全帶和救生繩。

1. 讓工人進入沙井工作前應就每個工作步驟進行風險評估；
2. 工人進入沙井工作時亦須配戴設有防墮裝置的安全帶，防墮裝置應牢固繫緊在獨立救生繩上；
3. 沙井井口亦必須有守候員候命，與沙井內的工人保持聯絡，並保持警覺，一旦發現不尋常，須立即觸動警報器，通知救援隊前來拯救沙井內的工人。

中電殉職工人遺屬公開信全文

敬啟者

要求中電收回言論及公開道歉

昨日，貴公司位於紅磡基利士南路的地盤發生極為嚴重工業意外，三名工人被活活淹死！三個美好家庭瞬間被破壞，家屬陷入無限悲慟。以下是家屬及本會對中電的聯合訴求。

貴公司發言人何耀基先生表示「在安全方面已做到最好」。而當記者進而問及工人被救出時未有安全帶，是否有違規的情況。何表示「當時的情況如何我們都未掌握到第一手資料」。家屬及本會對此言論表示相當憤怒及遺憾！既然未掌握資料，為何可以言之鑿鑿表示「在安全方面已做得最好」？如安全方面做到最好，那麼是次意外發生就純屬意外嗎？貴公司就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嗎？

中電的言論不僅在推卸責任，而且在未有展開詳細調查前，口出莽言，實在罔顧家屬感受，也對逝去親人相當不敬。家屬及本會均認為言論已對家屬造成二次傷害，要求中電收回言論，並立即向家屬公開道歉！

  此致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
藍凌志先生

遺孀馬文真、翁明、譚海茵
及工業傷亡權益會 謹啟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編按：引發六七暴動的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到底是親中共的工聯會依據上頭指示早有策劃，抑或是中途乘機騎劫了工人自發的行動？卻又原來，當年工聯會在塑膠業的動員力根本就不強大。與此同期爆發的青洲英坭廠工潮，外籍管理層為發洩直駛田螺車企圖飛車撞工人，換成今時今日隨時連日上報紙頭版，但工聯會擺出文革式排場甚至呼召「左派」明星現場表演振奮士氣，也無法鼓動民情，工潮草草收場。兩廂對照，為何結局竟有如此差距？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仔細整理人造花廠工潮經過，直指警察多次過激鎮壓在短短數日內激起連場警民衝突，正是讓工潮演變成暴動的直接原因。「左派」人物的派系亂鬥和立場多變，也導致那些認為暴動幕後必有統一劇本指使的主張未必站得住腳。歷史的推手是「全能的中共」還是諸般社會矛盾？且看今回分解。
 

（續前文）

青洲英坭公司

紅磡馬頭圍道青洲英坭廠早在1967年2月已發生了工潮，事因青洲英坭廠取消原有的工人醫療福利，勞方大為不滿，發起罷工，直至一個月後與公司達成協議，方才復工。

但到4月29日，一名澳洲籍工程師駕車返廠，一輛檢修的貨車沒有讓路給他，此工程師竟駕駛田螺車朝貨車駛去，修車工人立即駕駛貨車離開。工程師滿腔怒火衝前，意欲毆打修車工人，被附近工人喝止，工程師立即躲進寫字樓逃避鋒頭，廠方致電召喚警員到廠。約100名工人遂封鎖廠區，進行怠工，要求資方正視問題，下午2時，另一名澳洲籍管工駕駛一輛汽車衝向圍廠工人，離廠絶塵而去。有人向廠內貨車擲石，打破擋風玻璃。工人立即向廠方提出抗議，廠方再度召警到場，事態沒有進一步惡化。

隨着怠工持續，廠方要求工人到港島總部與管理層商談，工人則以事情發生在工廠為由，要求總經理到廠商談。數日後青洲英坭廠藉口業務競爭激烈，於5月4日宣佈關廠，遣散工人。在此情況下，工人只好派員到港島與管理層談判，工廠亦於6月宣佈即將復工，並願意聘用曾經怠工的工人。在這宗工潮中，左派工會派人到場支援，8名左派學生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手持《毛主席語錄》，帶同茶點到埸慰問，左派演員朱虹、傅奇、鮑方等人亦曾到場慰問工人，並在現場進行表演。（注廿三）

這宗工潮應是可以刺激起市民的民族矛盾，用來組織反英運動，而文革式鬥爭方法亦使用了，為何工潮不發展成為暴動？就是互動因素起作用。勞資問題上勞方永遠是弱勢的一方，強勢的資方使出關廠一招，勞方差不多任由魚肉。聲勢浩大的1926年英國全國大罷工，在資方關廠下，加上政府的壓力，以徹底失敗收場。

青洲英坭廠工潮中只發生過怠工，沒有罷工，工潮尾聲已爆發人造花廠工潮，是否因此而轉移了左派的鬥爭目標，所以青洲英坭廠要收兵？當青洲英坭廠復工時，六七暴動已全面爆發。至此，以上工潮涉及的工廠在六七暴動中有何舉動？值得探討。

人造花廠工潮

就在青洲英坭廠工潮的同時，4月13日香港人造花廠制訂了新廠規，以提升工人工作效率為藉口，減少奬金與津貼。工人群起反對，進行怠工，又選出12名代表與資方談判。

4月28日廠方宣佈結束啤機部，開除全部啤機工人，總數達500人之多。西環卑路乍街總廠有七成工人屈服，新蒲崗大有街分廠則大部份工人反對，發起怠工，在門口抗議，貼大字報。

5月5日早上9時，新蒲崗分廠門外，工人如常地在廠門外張貼大字報、朗讀《毛語錄》之際，明報記者與工人發生衝突。9時30分，百餘名荷槍實彈的防暴隊到場包圍工廠，並封鎖附近街道。中午12時30分，十部防暴載來200餘名防暴隊到場增援，護送記者離去，工人高聲喝倒彩。

下午5時，有貨車運載製成品到分廠卸貨，工人上前干涉，廠方將貨物搬回車上載走。

5月6日，警方將停泊在大有街的貨車驅趕離去，有貨車到分廠出貨，百餘名工人包圍貨車阻止出貨，秩序大亂，工人蕭劍輝遭管工孔彪揮拳擊中胸部，引致群情汹湧。警方派20餘名警員到場增援。混亂中有人將摺椅擲向人群，造成流血事件。稍後防暴連到場，將附近的爵祿街、三祝街、七寶街和雙喜街等街道封閉，列隊推進清場，揮動警棍毆打工人，打傷多人，拘捕18人帶回警署。被捕工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打倒港英等口號。

數百群眾聚集暴隊防線外鼓噪，內有小孩。大有街某工廠樓上有人擲下玻璃樽、鐵罐等雜物。防暴隊向天開槍示警。群眾向警員擲石。警方施放催淚彈並以武力驅散人群，多批警員陸續到場增援，防暴連撤離現場。

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主席馮金水及兩名工人代表，到黃大仙警署交涉有關工人被捕事件，遭警方拘捕，並與之前被捕的18名工人一起被控非法集會等多項罪名，但馮金水等3人當日根本沒有在大有街出現。

這場小騷動之後，工聯會發表抗議聲明，左派亦不斷發動團體到新蒲崗支援工人。警察的血腥鎮壓日益嚴重，左派發動宣傳機構反擊，並將示威行動擴大，香港人造花廠工潮愈鬧愈大，左派工人與警察之間的衝突愈來愈激烈，工潮逐潮演變為暴動。

5月11日前來大有街慰問的人很多，加上圍觀者群眾達數千人。午後3時半600餘名防暴隊到達現場，與在場的50名勞校學生對峙，警司伊和下令開槍，並施放了53枚催淚彈，發射70發木彈，拘捕127人，另一方面則讓工人安全撤離現場。

4時半警員準備撤退，大有街兩旁工廠樓上有人擲下玻璃樽、鐵罐等雜物。

晚上東頭村有人在馬路設置路障並放火，港英出動啹喀兵鎮壓。9時後港英宣佈九龍部份地區宵禁。

5月12日午後新蒲崗街上人流增多，警方開始驅散人群，騷動再起，稍後即擴大至東頭村、黃大仙、橫頭磡和樂富（時稱老虎岩）等以至九龍塘閙市，港英再度宣佈宵禁。

東頭村多處有人放火，左派開始組織各界群眾到港督府示威抗議。群眾人數比警員多，初期警方的行動相當抑制。到了5月22日，警方開始以武力對付示威者。（注廿四）

據新華社前秘書長何銘思說，人造花廠工潮不是自發的，是工聯會部署的。據參與人造花廠工潮的工人回憶，工潮爆發時完全由工人自發組織的，後來左派工會才介入。（注廿五）何思銘雖是左派高層，但不是工潮第一身參與者，亦沒有出示有力證明，是事後估計。所以何銘思之言亦是空談，參考價值不大。

學生和工人的行動已知是左派組織和指揮的，但未有實證是早有預謀，看來是被動的成份較大。但大有街兩旁工廠和東頭村放火的行動，沒有資料證實是與左派有關的。左派與警方的的武力衝突，如果沒有其他群眾的參與，能演化為暴動嗎？沒有社會矛盾這些人會參與暴動嗎？這又證明沒有深厚的社會矛盾因素，運動是難以擴大為暴動的。

新蒲崗的警民衝突中，除左派人士外，尚出現了一大群青少年，部份更加入行動，回顧天星加價騷動主要參加者是青少年，事情並不是巧合，而是社會矛盾到了臨界點，激發群眾暴動。這兩宗暴動有不少基層群眾自發與警察對抗，其中有不少都是雙失青少年，前文已提出青少年的問題是嚴重的。

比較以上各工潮，均見左派被動參與，但何以引爆六七暴動是人造花廠工潮？明顯點燃暴動導火線的，正是意欲鎮壓騷動的防暴隊。警方為何高調介入人造花廠工潮？

與人造花廠工潮同時，於5月4日9時，一隊寮仔部會同警員到龍城路近城寨拆卸違例建築物，與群眾發生衝突，造成兩人受傷，九龍城砦福利會主席兼新華學校校長黃中平等兩名男女被拘捕。10時寮仔部會和警員撤離現場。午後1時，有近百名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的人群集結在九龍城警署，要求釋放被捕人士，其間有人高誦毛語錄，警方出動防暴隊戒備，4時群眾散去，再有4人被拘捕，准保釋外出。（注廿六）

官民糾紛一單接一單，在社會矛盾到達臨界點下，發生暴動只是遲早的問題。這些社會矛盾主要有：青少年雙失嚴重、工人的生活困苦、欠缺勞工法例保障和警察的貪污等。

結論

在大多數文章裡，所謂左派搞事只是一個空洞的言詞而已，欠缺實質的內容。中共想搞甚麼事？是要奪權嗎？還是要破壞香港繁榮？如果這類指控沒有實際的內容，就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已，與文革極左分子的言詞有何分別呢。筆者認為左派一直以來都想中共收回香港，建立他們心中的公平、公義的社會，這也許是嚴浩在電影《消失的檔案》中所說的崇高理想，準備為它而去死。正如毛澤東在《矛盾論》所說的譬喻，「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注廿七）沒有社會矛盾到達臨界點，更大的革命理想也是空談。如滿清不是腐敗透盡，孫中山的鼓動技巧更高，革命者如何敢於犠牲，最後也只能失敗收場，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也是如此。

除以上所提出社會民生、經濟、勞資等矛盾外，尚有不少人談及的民族矛盾。日軍投降後，收回香港已擺上中英外交問題的桌面上，國民政府是堅決要求收回香港的，但實力不如英國，外交角力失敗而回。收回香港當時得到大多數港人的支持，直至中英談判回歸安排時，英方雖大打民意牌，但都不敢進行全民公投，決定香港是否回歸。筆者認為如果當時英方進行公投，能否取得過半支持也是問題，現時的所謂老泛民雖然支持很多港英的政策，但他們卻是支持回歸的，更曾積極參與《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在回歸問題上肯定不會投票給港英的。這些都是港英深徹了解的現實，所以連關於公投回歸也不會放風試水溫。

香港華人與港英的民族矛盾自開埠以來一直存在，只是按不同的政經環境而有強弱的分別。1947年時親國民黨的人士因九龍城的清拆問題，與港英發生武力衝突，廣州市民於1948年火燒沙面英國駐粵領使館以作聲援。六七暴動前英國實施紡織品輸英限制，損害華資利益，華資對英國的行為啞忍而不發。暴動後於七十年代發生的保釣、中文成為法定語運動和反貪污捉葛柏事件等，港人都在民族問題上向港英發難。所以民族問題不只是左派可使用的手段，而是港英不公平和不公義政策種下的因，任何反殖者都會使用這一武器來進行抗爭。

從六七暴動前短短數月內發生的多宗工潮來看，左派若要搞事，以士打馬力加號工潮和青洲英坭廠工潮最易入手，而青洲英坭廠工潮亦已出現文革式的鬥爭方法。從香港歷史來看，民族因素容易引起群眾的共鳴，但兩宗工潮雖有中外民族矛盾，都能和平解決，這就是互動中導火線沒有出現，或沒有被燃點。

部份工潮警方沒有介入，得以和平結束。再回顧1884年的反法罷工，原與港英無關，而英國亦本有防堵法國擴張的心態，但港英不容港人親中，處事不當，惹火自焚，把事件擴大為騷動（注廿八），這些惹火自焚的例子很多。

據左派人士對各工會分別的分析，紡織染業工會的領導力很強，會員人數較多，膠業工會的領導能力相對薄弱，會員人數相對較少，摩總領導處事作風溫和。南豐和青洲工潮發生後，部份左派中人認為大事將會發生。（注廿九）可是紡織業卻未點起火頭，而膠業工會卻在警員協助下點起了火頭。

綜合以上分析，反英抗暴時社會矛盾已到達爆發的臨界點，任何人都能燃點暴動之火，正如無政治背景的蘇守忠亦間接點起了天星騷動的火頭。至於如何延續暴動，要看參與者的互動因素，亦非個人力量或團所能完全操控。

張家偉在總結新華社高層的訪問，指出他們在文革的影響和壓力下，為求自保，主動發起反英鬥爭，設法發動動群眾鬧事。這說法未能具體證實哪宗工潮是由左派工會有計劃主動挑起的，又如何一步一步地發動。據已公開資料來看，全部工潮都是左派被動介入的。人造花廠工潮更無法證實是左派有全盤計劃、有組織地挑起的，左派亦是被動介入。若說發動學生聲援是鬧事，若市民沒有社會積憤，加上警方的血腥鎮壓，群眾會加入嗎？甚至進而將事件向外擴展為暴動？

左派發動團體聲援又是否助長暴動？左派發動聲援行動早在1950年的羅素街血案，和1957年海軍塢關廠事件已使用，職工盟領導的2007年紮鐵罷工，和2013年的葵涌碼罷工都有團體聲援，聲援行動只是社會運動的其中一小部份插曲而已。外圍團體的聲援能起打氣作用，可使工潮略為延長少許，但對工潮的決勝和擴大沒有重大作用。

前述的工潮當中，也不是全部都使用文革的鬥爭方法，可見反英抗暴的文革因素須按發展過程的時段來論說，不能一概而論。反英抗暴與文革有關固然無可置疑，但卻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全是根據二手口述的談話和回憶作出的推測。據現有的資料，國內文革鬥爭，主要是毛澤東等極左派與劉少奇等走資派的鬥爭，尚有在中間位置的周恩來等溫和派，再深入去看，這些派內亦有不同的鬥爭。這些派系鬥爭不是單向的，而是互相穿插的，除了權力鬥爭外，尚有個人恩怨的鬥爭，甚至小如家內婆媳之爭也有。

進一步來看，沒有人能簡單地把左派人士清楚地分類為極左派或溫和派。梁威林、祈烽或楊光是極左嗎？前新華社副秘書長黃文放曾於文革期間貼大字報批評領導，黃文放是極左嗎？倒過來，他的領導是溫和派嗎？此事被貼大字報的領導人可能是梁威林。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是溫和派嗎？反英抗暴期間，金堯如曾要求《文匯報》職工如遇搜捕，不能下跪抱頭示弱（注三十），這又是極左思想嗎？

《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直認自己當時的言論極左。這些左右派問題未能釐清，這宗暴動的文革因素難以深入有條理來論述，否則又是口號式的反共文章，與文革極左言論沒有分別。

曾有工聯會基層會員對筆者說，他們當年是對廖承志的言論不滿，認為阻礙運動的開展，加上紡織染處理南豐工潮的手法，左派工會陣營的思維和行為可以稱得上是極左。但深入細看，摩總處理的士工潮卻沒有極左行為。左派工會是否「極左」，亦不能一概而論。
有關港英對左派的打壓，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已開始，多番封閉左派的海員工會，遞解左派人士出境。反英抗暴後，港英對左派的打壓沒有減低，有一名工聯會屬會的會員被警員屈藏毒，他的辯護律師正是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因警員的口供前後有矛盾，利益歸於被告，無罪釋放。可見港英對左派的打壓一直沒有鬆手。

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英抗暴運動，筆者閱讀了左派所有的聲明和大字報，都沒有找到左派具體指出為何要發動這場運動，主要內容是對港英的行動作出一些指責。口號中的「港英滾蛋」，是不是指要收回香港，亦沒有進一步說明。左派能發動一場沒有實質目標運動，可見其組織動員能力相當高，亦可見參與者大多是盲動跟隨的。

反英抗暴雖不是左派早有周詳計劃發動的，但運動肯定是由左派鼓動擴大而成暴動的。這場運動領導核心何在？按常理推測應是新華社，但實質證據又不足，據某工會的炸彈隊成員說，安排他放炸彈的不是工聯會，而是裕華國貨的一位經理，這經理早已詳細計劃好一切，如何去放炸彈，放在何處，逃走路線，如何隠蔽匿藏等，還安排《新晚報》記者事後到現場採訪報道，在報章向他們傳遞消息。

（全文完）

注釋：
廿三.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5-226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6頁。余汝信：《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廿四.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8-234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9-54頁。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廿五.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46頁。
廿六.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8-234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6頁。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廿七. 毛澤東：《矛盾論》，第59頁。
廿八. 有關反法罷工詳情可參閱梁寶龍：〈1884年香港反法大罷工〉，載梁寶龍：《汗血維城》，（香港：中華，2017），第17-30頁。
廿九. 梁寶龍：《與周奕談工運史通訊錄》（香港：2017年7月4日），未刊稿。
三十. 周奕演講：〈決戰八月〉（香港：大會堂演講廳，2017年7月2日）

【香港工運縱橫】微觀六七暴動肇因論社會因素（上）
【香港工運縱橫】微觀六七暴動肇因論社會因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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