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國民黨和共產黨哪一方在抗戰時更縮骨更扯後腿，經常成為各路人馬口水戰的材料，可是港英當局在英國遲至1941年正式和日本開戰之前如何辣手打壓抗日活動，卻鮮少有人提及。為了討好日本政府，三十年代末有意支援抗日的工會竟成為香港警方眼中釘，不但集會被全程記錄監視，會址更被過百名警員包圍恫嚇，甫成立已慘遭查封。但當年的香港工人也不是省油的燈，時下傳媒工作者被高層審查言論會黯然離職，1940年的報館印刷工人為抗議上司為汪精衛刊登宣傳稿則不但集體拉隊走人，走人之前更不惜搗毁排字房和印刷機阻止生產。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今回綜合兩岸三地的史料，嘗試還原三年零八個月之前數年的本地工人抗爭面貌。

1937年7月7日，日軍進攻北京，國民政府號召全民抗戰，自三十年代初沉寂的香港工運再次活躍。

重建海員工會

香港工運再次由海員牽頭開創新局面。8月15日，由餘閒樂社發起，聯同崇義工會、敍蘭別墅等60多個海員團體召開會議，決定以香港海員大會的名義，向港府申請，恢復於1927年被封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由於港府不同意，遂改名「香港海員工會」再次申請。工會主席為由李發出任，副主席為劉達潮（1885-1974），組織部長為曾生（1910-1995），顧問為羅文錦（1893-1959），出版《香港海員》。1937年底，海員工會會員人數突破2萬人（注一）。

1938年1月21日晚，港英派出100餘名警探，包圍海員工會，以「企圖組非法總工會，煽動罷工，擾亂治安」為由，封閉剛成立的海員工會（注二） 。事件影響到一些社會人士辭去工會顧問職務。海員工會被封後，改以餘閒樂社名義繼續公開活動（注三）。

有關組織香港總工會一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書記長諶小岑（1897-1992）等人多次來到香港，與香港海員工會協商籌建香港總工團，辦事處設在海員工會。羅文錦告誡海員工會不要參組織總工會行動（注四）。

1938年1月，諶小岑在海員工會發表演講，當晚會場氣氛熱烈，與會者情緒激昂，會議開了4個小時。不過，海員在香港開展的抗日罷工活動早已引起日本駐港領事館對港英政府的抗議和施壓。演講會前，港府已經警告工會不要再接待廣州來的政治人物。演講會舉行時，「全部發言給警探記錄下來」。會後，在港英壓力下，羅文錦律師辭去海員工會顧問職務（注五）。

海員工會雖被封，但新工會不斷成立，1938年2月，香港洋務工會成立，領導有李祥、蔡振興、高有、徐恨海等，會社設在餘閒樂社，會員3,000餘人。3月，香港印刷業工會成立，會員3,000人以上，出版《工友》半月刊（注六） 。

1938年時，中共香港市委領導和掌握的工會組織有：印刷工會，會員3,000人以上；洋務工會，會員3,000餘人；戲院工會，包括電影院工人在內的會員400餘人；染布工會，會員200餘人（注七） 。

抗日救亡運動

海員工會成立公告表明：「本會執行抗日救國與提高生活的鬥爭，並實行上、下聯合戰線之策略。」（注八） 海員工會成立即表明抗日立場，並積極推動抗日活動。

1937年9月18日是日軍佔領東北三省六週年，海員和洋務工人集會呼籲全世界海員攜手制裁法西斯的侵略行為，隨後數月，香港有5,000餘工人參與拒絕起卸、裝運日貨和使用日本原材料的罷工（注九） 。世界各地碼頭工人以拒絶運輸貨物的形式來抵制日本（注十） 。

9月20日，海員工會發表對時局宣言，指當今「急切的中心任務，在中央抗戰方策下，立即團結全國海員的力量，拒絶輪船航行日本，更聯絡世界各國海員實行對日制裁」，提出行動口號「在日本船上工作的自動離船，不替敵人做工」、「在其它國家船隻做工的，拒絶運載任何軍用品給日本」、「原來航經日本的船隻要求公司改變航線，不去日本」等等（注十一）。

海員工會發表海員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號召如下（注十二）：

各輪在業與各館失業工人一致團結在工會的旗幟下，採取有效行動，回答日本封鎖政策；
破除宗族地域觀念，全國各海員團體大聯合，擴大海員抗日救國運動；
聯絡英美及世界海員，實行制止對日交通；
聯絡日本海員，加強其反戰反法西斯運動；
聯絡碼頭工人，擴大抗日運動；
取消刻扣制度，改善海員生活，加強抗日力量；
要求戰時保險，保障海員生命安全；
擴大統一募捐運動，充實抗戰經費；
清除破壞愛國運動的親日漢奸；
擁護中央國民政府實行三民主義，立刻武裝全民，對日宣戰。

據不完全統計，七七事變到同年底近5個月中，參加反日罷工鬥爭的海員達5,479人，所有日本輪船公司的中國海員3,500人全部離職回國。不僅在日本輪船上，在其他各國輪船上的中國海員，都因中國海員拒絕運貨到日本而罷工離職，不能開航（注十三）。

在海員工會策動與支持下，停泊在香港海面的中外輪船的中國海員相繼掀起拒運日貨、罷工離船的鬥爭。1937年8月21日，日本輪船「唐山丸」上的上海籍海員44人，因拒絕為日輪開船，而在香港毅然登陸。海員工會及時將他們送回上海家鄉。隨後，日本輪船「聖和丸」、德國輪船「司亞號」、美順公司的「永華號」、英商的「堅尼窩夫號」、美商的「巴拉馬號」、「哥倫布號」、「紹興號」、華商的「海翊號」、「無恙號」、太古公司代理的「滔陀號」、怡和洋行的「阜生號」以及「哥今那號」等郵船上的中國海員，都因為拒絕運貨到日本而罷工離船（注十四）。 香港海面上，一時竟有40餘艘船；新加坡和澳洲也有部份船，因海員參加反日罷工不能開航（注十五）。

當時，國民黨在港要員張治中（1890-1969）在給蔣介石（1887-1975）的電報中說，在8月15日到10月l5日的兩個月期間，泊駐香港的20多艘日輪上，共有623名中國海員離船回國，參加抗日。中共香港支部於1936年9月至1939年11月的《香港職工運動工作報告》則記載（注十六）：

戰爭以後，最少也有五千二百個海員工人為了反日鬥爭而失業。然而他們忍受著一切痛苦，不乞憐、不呻吟。目前香港還有—萬六千多名失業海員工人，沒有一個向日本船去乞一碗飯吃。

海員的抗日行動得到碼頭工人的響應，舉行罷工拒絕起卸日貨，九龍倉2,000名工人罷工9天，美孚煤油（火水）公司500名工人罷工7天。太古船塢5,000名工人拒絕修理日輪罷工。三光布廠、嶺南電氣廠、深水埗太行樹膠廠等工人反對使用日本料罷工（注十七） 。10月，某原油公司承接日本人訂購原油的生意，正尋找搬運工人，雖然碼頭搬運工人正面臨失業的威脅，親國民黨的「同德伕力總工會」仍堅決拒運供應日軍的原油（注十八） 。

1938年「集賢起落貨工會」與10餘工會響應蔣介石倡導鼓勵國民精神，在香港積極推動賑災和抗戰，動員了80多個工會在集賢會址舉行「港九工界精神動員大會」籌備會，成員包括集賢和同德。

賑災與捐獻

海員工會在賑災慰勞名義下組織了很多群眾團體，海員洋務賑綏會改名為「賑濟華北難民會」，許多船上的文藝團體演戲籌款，宣傳抗日，船扺日本又宣傳扺制日貨（注十九） 。有30多個工會參加了「香港籌賑聯合會」（注二十）  。

工會支持抗戰最廣泛的活動是捐獻。香港許多工會開展獻金購債（抗戰公債）活動，籌募經費，籌集物資和藥品，支援抗戰。而捐獻有多種形式：有一次過捐款；有多次捐款；有定期定額捐款。如洋務工會從每個會員每月繳費2角1分中捐出1分錢作抗日捐獻。

1937年，海員工會籌得了10多萬元，匯給華北綏遠抗日前線，並組織了300餘人的救傷隊，帶同募集得來的衣服和藥物支援前線（注廿一）。

1938年底，摩托車研究總工會（下稱摩總）發動全港九新界司機捐款，捐獻前方急需的救護車，他們在36天中，走遍港島、九龍和新界，籌集4,000餘元港元購買了1輛救護車和藥品，開車經湛江前往桂林捐獻給八路軍辦事處。

1939年8月13日，港九舉辦八一三抗戰兩周年紀念會，掀起獻金運動，支援國內對日作戰，各界舉辦義賣活動，取得獻金百萬的巨大成績。

中華書局被解僱工人開展了「絕食獻金」紀念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活動。被解僱工人進行絶食1天，把這1天的伙食費捐獻支持抗日。香港《立報》發表題為〈可敬的中華書局被解僱工友〉一文，各界輿論「欽佩不已」。

港九工界精神動員大會籌備會將八一三上海抗戰兩週年紀念1仙籌款運動所得，撥作賑災之用，集賢工會義學學生亦組織物資徵募隊，接濟難民（注廿二） 。

同德工會也推動抗戰賑災運動，除了向商號勸捐救國公債，籌辦長期節衣縮食捐款之外，還應內地勞軍運動，由工會主席和司理到各地苦力館募捐，並請塘西歌姬義唱籌款，接濟前方勞軍（注廿三） 。

香港對八路軍的募捐有4至5萬元。在八一三獻金運動的奬狀中，朱德（1886-1976）像為四大領袖之一，朱德、毛澤東（1893-1976）像在許多學校中公開懸掛，抗戰分子和左翼分子翻印中共刊物（注廿四） 。運動中群眾喊出「無產階級領導富人獻金救國」的口號（注廿五） 。這場運動都是在國民政府旗幟下進行的，朱德、毛澤東像可以在許多學校公開懸掛，顯示出國民黨接納國共合作抗戰的誠意。

女工和抗日活動

1937年底，國民黨左派的何香凝（1878-1972）、宋慶齡（1893-1981）等相繼抵港，香港婦女界相繼成立「中國婦女慰勞抗戰將士香港分會」、「香港婦女兵災籌賑會」、「香港婦女新生活運動委員會」、「香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等團體。這四個婦女團體很快又組成聯席會議。在婦女四聯會號召下，印刷工會、洋務工會、餘閒樂社、晨鐘社等都建立婦女部，組織婦女教育服務團，至1939年，下層婦女團體已達11個，會員3,290人，女學生團體5個，會員1,590人（注廿六） 。

參與婦女四聯會活動的工會有：戲院職工會、九龍煤炭工會，手車夫生活互助會、鐵路工人俱樂部、淘化大同罐頭廠工人讀書、汽車工人學德勵志社、樹膠工人互助社等 （注廿七）。

青年工人中有九龍汽車公司學德勵志分社、九龍黃埔船塢自強體育社、太古船塢致基體育社、長洲學德勵志分社（注廿八） 。

各女工團體在女工中組織識字班、歌詠班、戲劇班、國語班、或者舉辦座談會、旅行會、游泳會等。

婦女四聯會除香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外，其餘三個團體都與國民黨有一定關係。積極參加婦女四聯會活動的晨鐘社、大同罐頭廠工人讀書會是中共領導的青年組織。

1939年2月，中國婦女慰勞港分會、香港婦女兵災籌賑會、新生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香港分會、香港中華基督敎女青年會以及香港婦女界知名人士組成香港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籌委會。

3月8日，數萬名香港婦女分別在港島、九龍、香港仔、東區、西區等地舉行大規模集會，隆重紀念三八婦女節三十週年。在利舞台演出大廳中心會場，各界的婦女代表2,000餘人聆聽著宋慶齡的演講。在宋慶齡和何香凝的共同推動下，香港各界婦女團體領袖一致決定：把香港婦女四聯會擴展成為「香港婦女救國大聯合會」，使之成為團結、領導香港各婦女團體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統一組織。

參加大會的有婦女慰勞會、婦女兵災會、新生活運動婦女促進會、婦女會、女青年會等五個著名婦女團體外，還有（婦女）策進會、華南婦女節制會、南華會、學生賑濟會、港九婦女服務團、嶺南大學女同學會等幾十個團體和香港各工廠、各女校的婦女代表和各界女同胞的代表。

三八節前夕，學賑會組織十幾隊宣傳隊，分別到女工較多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英美煙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馮強橡膠廠、康元製罐廠、陶化大同製罐廠、保安防毒面具廠等進行宣傳（注廿九） 。

1938 年，日軍正侵略華南地區，積極從各處購置各種金屬，包括製造武器的鎢、鐵、鉛等金屬，某店號通過大阪輪船為日本輸出鎢鐵，碼頭搬運工人拒絶搬運，引起爭執。港英當局以破壞政府中立為由，拘捕審訊和罰款監禁（注三十） 。

1939年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女工互助社成立，負責人為中共黨員董惠珍，後為中共黨員劉惠娟，以抗日救亡，團結互助，爭取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為宗旨，社內設有歌詠、戲劇、宣傳等組織，還以姊妹團，七姐會等形式，廣泛團結女工，進行抗日工作。互助社在深水埗動員各工廠女工，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工作（注卅一） 。該組織在香港淪陷後解散。

1938至1939年間的香港工人運動中，出現了多宗採取絶食方法的鬥爭，其中以1938香港中華書局800人絶食鬥爭最矚目。踏入1939年，有德安公司男工絶食罷工，7月，中共領導《珠江日報》工人和一般報館工人一致罷工，並採用絶食方法。11月前，保安公司採用絶食罷工，餓死了人。

報刊工人反汪罷工

國民政府於1939年秋為適應戰時需要，成立人才調劑協會，招攬淪陷區工人到重慶，派幹部到香港，與「香港華人機器會」、「香港六河溝鐵工廠」共同主持考選事宜，從700餘人中選出300餘名十科熟練機工，以集賢工會何康（？-1971）為領隊，徒步分批北上，闖過日軍封鎖線到達重慶，由人才調劑協會分發到各兵工廠、鐵廠工作（注卅二） 。

1939年冬，海軍船塢鈴聲社、海員和洋務工會組團到惠陽縣坪山游擊隊活動地區勞軍，多間工會開辦救傷班，組織救傷隊到戰地後方服務，洋務工會的抗日會組織女工及家屬為抗日部隊車縫衣物。

1939年8月13日，親日汪精衛派報紙《南華日報》、《天演日報》排字工人60餘人宣佈罷工，致電國民政府「敬候訓示」。兩天後，《自由日報》加入罷工行列，參加罷工工人共82人。由於當時香港法例不准工人罷工，5人同時辭工亦當作罷工，所以該三報工人以分別辭工方式，全部離開報館。工人罷工後，國民黨在油麻地彌敦道345號和平旅店開了數個長房，安置罷工工人。重慶各界人士捐款3,500元支持罷工工人。

9月10日，中共發出〈發起募捐援助香港反汪罷工工友運動通知〉，和致各分局及各職工部電報。要求各級黨部、各級職工部、各機關、學校、各群眾團體立即發動募捐援助運動（注卅三） 。」

9月12日，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王明（1904-1974）、博古（1907-1946）、林伯渠（1886-1960）、吳玉章（1878-1966）、董必武（1886-1975）、鄧穎超（1904-1992）等每人捐款50元援助罷工工人，並致電香港表示慰問和崇敬（注卅四） 。

10月14日，陝甘寧邊區總工會發起援助罷工工人5分錢募捐運動，總共籌得3,000多元（注卅五） 。

11月，罷工工人組織回國服務團，團員有30餘人，由香港印刷業工會執行委員司徒維帶領回到回重慶（注卅六） 。中共亦在服務團成立支部（注卅七） 。

《南華日報》為了爭取每日出版，把每日出版兩大張縮減為一大張，高薪聘請散工排字，但只能解決60%版面，未能排字的新聞則只能以手寫稿形式刊出。這種現象持續了8天，3 個星期後排字工作始恢復正常 （注卅八）。

1940年10月，香港汪派人物準備大肆慶祝雙十節，在《華南日報》刊出汪精衛的重要宣傳文字，主導香港的雙十節活動，國民黨工運幹部馮海潮（1894-1972）策劃《華南日報》印刷工人再次罷工。10月8日，夜班排字工人全部罷工，搗毁排字房和印刷機，離廠另行謀生，使汪系的重要宣傳文字未能刊出，《華南日報》被迫停刊3天，另覓工人復刊（注卅九） 。

1941年，香港物價飛漲，船塢機工、洋衣業等工人，要求加薪50%。10月，摩總領導的士司機要求每日加薪5角，加薪談判拖延了數個月，並無寸進，結果發生了資方開除工人代表，的士工人罷工6天，後來提交仲裁，只獲加薪2角半。勞工處以局勢緊張，勸令工人接受。

這期間的工人運動多次面對個人利益與國家民族利益的抉擇，工人都多站在國家民族利益上考慮問題，作出抉擇。

注釋：
一. 香港海員工會：《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香港海員工會90年》，香港：香港海員工會，2013，第38-39頁；楊建 ：〈「一二九」前後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與中共組織的重建〉，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香港與中國革命》，廣州：廣東人民，1997，第71頁。
二. 楊建 ：〈「一二九」前後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與中共組織的重建〉，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香港與中國革命》，廣州：廣東人民，1997，第71-72頁。
三. 香港海員工會：《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香港海員工會90年》，香港：香港海員工會，2013，第42頁。
四.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2009，第95頁。
五. 莫世祥：〈抗戰初期中共組織在香港的恢復與發展〉，載：《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期。
六. 張文彬：〈廣東工作綜合報告〉，1938年，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冊，廣州：廣東人民社，1988，第184頁。
七. 同注五。
八. 同注三，第38-39頁。
九. 潘江偉：〈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工會運動〉，載：《文滙報》，2005年8月15日。
十. 姚穎嘉著：《群力勝天》，香港，三聯，2015，第170頁。
十一. 同注三，第40頁。
十二. 同注五。
十三. 同注二，第77-78頁。
十四. 同注五。
十五. 同注二，第77-78頁。
十六. 同注五。
十七. 同注二，第78頁。
十八. 同注十，第171頁。
十九. 劉子健：〈香港海員與祖國抗戰〉，載：陳敬堂等編：《香港抗戰》，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第157頁。
二十. 同注十九，第158頁。
廿一. 同注三，第39頁。
廿二. 同注十，第171頁。
廿三. 同注十，第171頁。
廿四. 〈中共廣東省委張南杰致長江局執告〉，1938年5月24日，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冊，廣州：廣東人民，1988，第179頁。
廿五. 同注廿四。
廿六. 羅修湖 ：〈「七七」事變後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香港與中國革命》，廣州：廣東人民，1997，第74頁。
廿七. 同注廿六，第75頁。
廿八. 同注廿六，第75頁。
廿九. 梁柯平：《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2005，第108頁。
三十. 同注十，第171頁。
卅一. 省婦運史工作室：〈抗日戰爭時期廣東婦女運動概况〉，載：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匯篇》（1937-1945），廣州，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委員會，1988，第43頁。
卅二.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4冊，台北：1984，增訂版，第83頁。
卅三.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動運史研究室：《中國新民主主革命時期工人運動大事記》（徵求意見稿），（六），第148頁。
卅四. 同注卅三。
卅五. 同注卅三。
卅六. 同注卅二，第92頁；及注九。
卅七. 張文彬：〈廣東工作報告〉，1940年4月23日，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下冊，廣州：廣東人民，1988，第195頁。
卅八. 同注四，第102-103頁。
卅九. 同注卅二，第96頁。

台鐵員工於除夕當日發起「依法休假」抗議台鐵剝削

台鐵員工於除夕當日發起「依法休假」抗議台鐵剝削

【台灣鐵路產業工會春節依法休假宣言】

運輸業的天職不應建立在剝削勞工的血汗上

台灣是座幸福之島。交通發達，經濟繁榮，24小時全年無休都有人提供服務。 但也是個過勞之島。工時超長，本薪低廉，加班費病態的成為賴以為生的不正常薪資結構。而運輸業、醫療業、以及警消這些無法避免高工時的工作卻被貼上天職的責任去漠視最基本的人權。作為交通運輸業的員工，我們當然了解這是個無法在連續假期休假的工作，必須輪流出勤、輪流休假才能完成運輸尖峰時期的責任。

但是我們的雇主，政府底下的台鐵局，從來沒有還給我們應有的休假。春節連續假期有六天，台鐵人放幾天? 0天! 春節過後淡季的時候也沒有將假期還給我們。只有強迫出勤，強迫加班，強塞給你一天的加班費就剝奪你的選擇權。 

我們能夠接受，工作的性質必須輪勤輪班。但是輪班的方式應該要符合人性，符合法律。不應該是現在這種全年無休，每天出勤每天過勞的形式。我們能夠接受，連續假期是運輸高峰。但是依照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利，應該要徵得員工同意加班出勤，再安排班表，而不是強迫加班，而且又沒有給予足夠的加班費以及補休。去年中秋，鐵路局答應我們會針對人力不足，班制過勞的問題做處理。於是我們回到工作崗位，完成鐵路局要求我們的工作。

四個月過去了，勞基法實施一例一休。鐵路局的工時還是一樣長，甚至曲解法律加班費不增反減。鐵路局答應我們的增補人力，減少工時通通都沒做到。一例一休通過後，台鐵甚至要提高乘務人員的工時，有關於津貼的訴求通通沒有改善。

運輸業的天職，應該是身為有權有能的鐵路局去盡力達成的。人力不足導致疏運不順，是無能的管理階層長期漠視問題，導致內部人力調配出狀況，無法完成運輸責任。不是我們這些小小的螺絲釘，一個小小的個人就能左右整個運輸。 

我們有一個夢，一個所有勞工都能享受權利，受到法律保障以及對等待遇的夢。 這個夢似乎還很遙遠，因為我們在為了爭取權益奮起的同時，雇主不斷的打壓威嚇基層勞工。但是我們不害怕，不退縮，我們想要爭取一個屬於全體勞工的平等休假權！

運輸業的天職，不該強壓在基層員工的肩上。我們要求的，只是最基本合法合理的工作條件，最基本做人的尊嚴。法律上所賦予我們選擇不加班的權利，法律上所要求資方必須承擔的加班費與休息，這些鐵路局強兇霸道剝削我們的，台灣鐵路產業工會將帶著會員一步一步討回來！

編按：第八屆「工人文學獎」將於2月20日截止報名。香港有三百多萬打工仔，若再加上他們供養的家人，毫無疑問是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到底我們的生活能夠如何被呈現，又能夠如何呈現自己？工人文學獎自八十年代創立，一度中斷後於2010年復辦，惟工新聞轉載上一屆工人文學獎散文組的得獎作品節錄。全球化下的資深工廠技工，破碎的魚販家庭，甫投入商廈世界運作的清潔工，一一躍然紙上。

冠軍：〈李師傅〉
吳孟穎（台灣）

「師傅，你那天考試運用的都是管理學的技巧耶。」原本我要跟師傅解釋 troubleshooting和key person的概念，沒想到師傅卻拿出一本管理相關的書，裡面提到許多激勵人心、腦力激盪等管理方法。「我聽說印度常停電，就帶了書來看。以前我跟公司的阿弟出差，看他們有空都在打電動，真的很可惜。妳看看，我們出來這麼多天，印度這邊時間又比較多，動不動就要喝茶休息。要是每趟出差可以看完一本書，那個阿弟現在早就不是阿弟了。」「哇！師傅，你好厲害，你有想過退休後要去念個MBA什麼的嗎？你早就將這些理論都融會貫通了，教授一定會很愛你。」師傅聽了呵呵地笑，臉紅地說他沒那麼厲害啦！「那你有沒有想過自己出去開間工廠？」我覺得以李師傅的歷練和能力，自己另起爐灶一定沒問題。沒想到師傅聞言卻把臉一沉，嚴肅地跟我說：「我是老總聘的第一批師傅，剛開始公司沒賺什麼錢，我們幾個師傅也沒計較這麼多，反正就是大家挺他。後來幾個師傅都走了，同期的只剩下我。老總兒子出生的時候忽然單子變多，假日沒辦法出去玩，就讓他兒子在公司裏面爬，爬到我面前叫我阿叔，現在長這麼大，公司都變成他在做主了，他還是叫我阿叔。工廠很重要的是傳承，我們這一代的不太會念書，不會寫什麼SOP，很多東西都是靠這張嘴傳下去的。我如果走了，自己出去開公司或出去做事，那誰來把這些東西傳下去？」

（節錄。全文見此。）

亞軍：〈循環〉
黎凱欣（香港）

「去什麼旅行，窮人有什麼資格去旅行？！如果英姐不接手魚市場，我便會失業，到時連三餐溫飽都有問題，我們只能睡在天橋底！你還有心情跟我說去旅行？！你有空便留在家裏摺衣服，不要如大少爺那樣。你看你，家中有三分一以上的衣服都是你的，去街又換一件，打籃球又換一件，連睡覺都換一件！你當自己是明星嗎？媽媽只是洗你的衣服，恐怕要洗一個小時！你自己又不洗，只懂買，看見喜歡的衣服便買！又不清理自己的房間，你有空便清理房間的雜物，收拾好自己的書本和房間。整天只懂在流鼻水，什麼都不懂，只懂不停地用紙巾，買十箱紙巾都不夠！你可以一天不用紙巾嗎？你看看這間屋都不知像什麼，滿地都是書本和衣服，連坐和走路的地方都沒有。」

最後，阿偉放棄了那次交流團的機會。在那一刻他明白到，原來窮人是沒有自由的，窮人是不可買衣服，是不可以有鼻敏感，是不可以去旅行。自由和貧窮已存在矛盾，窮人應該留在家裏整天看電視，上班下班和睡覺，便如爸爸一樣。

（節錄。全文見此。）

季軍：〈行走的範圍就是世界〉
鄭詠詩（香港）

我比美梅早來幾個月，她初來時我就負責教她工作怎樣做，其實很簡單，一天已經教完了，第二天，她就自己工作。

但今日有點不同，今天下雨。我著她先不要抹大門，到雜物室拿地拖，外面下雨，進來的人都收傘，弄得通地雨水，雲石地一有水就冼，我對她說。於是我們二人拿著地拖，這拖拖，那又拖拖，連保安員阿安也幫忙拖，忙了一個早上，下午天又晴了。

我自遠處看見她，不其然想到，這範圍已是她的世界了。也許也是我的。而我跟她根本也無別，只是我不願承認，我的世界就這麼小，就這麼。小得不像樣。不。

（節錄。全文見此。）

更多作品：
第八屆工人文學獎網頁

沒有麵的雲吞麵叫淨雲吞，這個很易理解；沒有皮的蛋撻大概叫燉蛋，這個也還可以想像；沒有批皮的法式蛋批叫甚麼？比較接近的食物，恐怕是西班牙蛋餅（tortilla）了。

儘管在香港不多有，據聞蛋餅在西班牙本是大受歡迎的常見小食，餐廳有供應不在話下，連超級市場也有預製的版本發售。半煎炸過的薯仔配雞蛋，香口又飽肚。兼之製作簡便，只用一隻平底鑊就能完成，假如稍為加料改造，應該可以變成營養均衡的一道菜，不用在劏房裡放兩三碟餸佔用空間，只靠一個蛋餅就解決一餐。趁殘冬未盡還買得到菠菜，就來個菠菜薯蛋餅吧。

材料（兩人份量）：

• 雞蛋四隻（$10八隻）
• 小型洋蔥一個（$1）
• 菠菜四至五両（$10一束，每束一斤）
• 芝士一片（$25一包，每包十片）
• 小型薯仔一個（$5一兜，每兜四至五個）
• 鹽四分之三茶匙
• 糖半茶匙
• 黑椒少許
• 橄欖油適量
• 意大利黑醋一湯匙

仿西班牙蛋餅做法：

1. 菠菜浸洗乾淨切碎，洋蔥切碎，薯仔切薄片，雞蛋攪勻成蛋漿；
2. 將薯仔隔水蒸10分鐘，盛起備用；
3. 在細碼平底鑊大火炒香洋蔥，拌入菠菜、糖和鹽，轉文火慢慢炒至收水，盛起備用；
4. 再在平底鑊放油，將蒸過的薯仔片均勻舖在上面，慢火煎3分鐘；
5. 把一半蛋漿倒進平底鑊，盡量讓它滲進薯仔片之間的隙罅；
6. 馬上把芝士舖上去，然後均勻舖上洋蔥菠菜茸，灑黑椒碎；
7. 將剩下的另一半蛋漿倒進去，蓋好鑊蓋等候；
8. 待上層蛋漿也凝固了就可以熄火，翻轉平底鑊把蛋餅上碟，趁熱澆上橄欖油和黑醋。

作為動物性蛋白質來源，雞蛋幾乎是萬用食材，塑形簡便是一大優點，從蛋包飯、粉絲蒸水蛋到缽仔焗魚腸都有利用這個特性。但反過來說，既然在乎塑形，廚具呎碼和蛋漿容量的關係就得事先預算，否則結果隨時失控——這恰恰是坊間一般食譜甚少告訴你的事，於是食材份量準備得對了，但鑊不對，仍是功虧一簣。菠菜洋蔥薯仔芝士這個配搭很難不好吃，但要是平底鑊太大隻蛋漿肆意亂跑，再好吃也無法讓蛋餅成形，只會淪為炒蛋收場。以四隻雞蛋的蛋漿份量來說，直徑20厘米的平底鑊已是極限，小至直徑16厘米左右的平底鑊會比較好控制。要是找不到細碼平底鑊，唯一的應對辦法只能是將食材（主要是雞蛋）份量加碼直至填滿鑊面。不過即使撇除加碼後是否吃得下的問題不論，數學上平底鑊的面積會以其直徑（準確而言是半徑）的平方成比例增長，用食材去追面積的話必定要有相當付出。入廚或許是藝術，同時也不能不是科學。

完成上碟的蛋餅。嗜辣的朋友可用tabasco代替橄欖油黑醋汁。

要避免蛋餅煎焦，要訣不離慢火、放多一點點油、使用易潔鑊，如此一來事情就簡單。另一方面，餡料太多水的話也會妨礙蛋漿凝固，由於菠菜水份多，將菠菜茸炒到收水是重要工序，過程中也把菜莖菜根變得軟腍美味。菠菜的菜根是滋味精華所在，洗菜時盡量保留，把表面的泥砂連同幼細根鬚清掉即可。炒的時候放糖僻除澀味，鹽放多一點也行，皆因整塊蛋餅的鹹味主要來自菠菜醬，其次是芝士，其他食材都不含鹽。

假如薯仔太大個，蛋漿未必足以蓋過所有材料，挑個小的就夠。薯仔煎之前之蒸一下，為的是快腍快綿，否則就要放更多油煎更長時間，至少20分鍾，香口固然香口，卻會比較熱氣。

一吋多厚的蛋餅上碟後切開，配白飯或意大利粉都無妨，就這樣當小食亦可。薯仔先蒸後煎之後的綿和香，配上芝士溶化後的多汁，菠菜和洋蔥的香甜，雞蛋的厚實，再加少許黑醋的酸去提神醒胃，滿足感不下於鋸扒。

成本不到16元，也適合素食的朋友。嫌工夫稍多想偷懶的話，切幾片新鮮番茄代替菠菜醬也不失為簡便的替代方案。

【惟工新聞】今日（2月14日）是情人節，香港人收到的最佳禮物是甚麼？可能是暗角七警終於被判罪名成立。區域法院今日裁定在雨傘運動期間毆打曾健超的7名警員全部「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名成立，相關人等2014年10月15日在金鐘龍匯道政府大廈泵房東變電站外犯案，被傳媒拍下片段，並經無線電視新聞播放，震驚全港。

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9條，被判「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者，最高可監禁3年。7名犯罪警員包括有組織及三合會調查科總督察黃祖成、觀塘反黑組高級督察劉卓毅、觀塘反黑組偵緝警長白榮斌、觀塘反黑組警員劉興沛、九龍東總區偵緝警員陳少丹、九龍城偵緝警員關嘉豪，及觀塘反黑組偵緝警員黃偉豪。

其中陳少丹在中區警署接見室再次毆打曾健超，被加控一項普通襲擊罪，罪名成立。《侵害人身罪條例》第40條指犯人可監禁1年。

警方一直對他們在雨傘運動期間的暴力行徑態度強硬，在發射催淚彈後，時任警務處處長的曾偉雄更向警員發表講話高呼「你哋冇做錯到」。

【惟工新聞】昨日（2月15日）上午，中環AIA環球嘉年華場地發生奪命工業意外。跟進事件的工業傷亡權益會指，當時工作台倒塌，導致一名外籍工人高處墮下死亡。2017年才開始了一個半月，香港已發生4宗工人高處墮下事故，導至3名工人死亡，1人重傷。

六大注意事項 確保工作安全

工權會提醒僱員和僱主，安全進行離地及高空工作六大安全注意事項。

1. 僱員進行離地及高空工作，必須佩戴安全帶及獨立救生繩。評估工作環境，如發現不安全，應立即停工及向僱主提出。
2. 僱主必須於施工前進行風險評估，確定現場環境安全。
3. 僱主須提供合適且足夠的安全設備及訓練予工人，並監督工人安全施工；
4. 僱主須為工人提供安全穩固、設有圍欄及底護板(俗稱踢腳板)的工作台，;
5. 僱主須為工人提供安全穩固及性能良好的防墮裝置，例如全身式安全帶及獨立救生繩，並把救生繩扣在牢固點上；
6. 工人如發現工作環境不安全，或僱主未有做好以上安全措施，應立即停工，並致電職安健投訴熱線2542-2172舉報。

不足兩米墮下足以致命 不能掉以輕心

離地及高空工作向來來高危。勞工處發布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2015》顯示，2015年全年共有1212宗工傷個案屬「人體從高處墮下」類別，佔工傷總數3.4%；可是當中有16人因此死亡，佔工亡人數9%。

危險的高空工作不只發生在離地數十米的吊船和棚架上。職業安全健康局雙月刊《綠十字》在2015年三四月號整理2004至2013年「人體從高處墮下」的死亡個案，指出從少於2米處墮下喪命的個案佔19%；2至3米間的佔12%。文章更強調，「人們通常誤認為，若墮下高度少於2米，則毋需為工友安排安全預防措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所謂的安全高度並不存在。」

參考資料：
《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2015》
http://www.labour.gov.hk/tc/osh/pdf/OSH_Statistics_2015_TC.pdf
《綠十字》2015年三四月號
http://www.oshc.org.hk/download/publishings/1/2688/04.pdf

【惟工新聞】外判制度一直為人詬病，外判公司、招標者、政府實際上如何利用外判制來剝削工人？李先生（化名）曾在跨國外判公司工作，由高級物業主任做到分區經理，參與過入標程序。惟工新聞訪問了李先生，由行內的眼光一窺外判的操作。

為削成本僅設最少人手　招標者：我無話俾你食飯　

「出標書嘅無諗住要剝削工人，但有啲設計最終令工人被剝削。」價低者得對很多招標者來說是最大的考慮，為了減低成本，設計標書者通常由人手、崗位比例著手。以物業管理為例，李先生指當一個屋苑有八座大廈，一樘大閘，一間控制室，最少需要十人，另外需要再備2至4名的巡邏人手。合共12或者14人的方案，對於外判公司來說是成本高或低的考慮，對工人來說則是有沒有飯吃的問題。

保安需要一直留在崗位，想要離開崗位吃飯或休息就需要他人輪流頂替。李先生指，12人的團隊輪換得較慢，保安可能要去到下午4時才有飯吃，遇上突發事情要處理就會拖更久，有人甚至會選擇不吃。相對來說，14人團隊的輪換較快，就可以在較短時間內讓所有人都吃上飯。

這些問題對招標者來說毫不重要，擔任分區經理期間，李先生向屋苑主任反映吃飯的問題，只得到涼薄的回應：「我俾張約你係要求24小時服務，我無話俾你食飯，你鍾意咪叫人嚟頂囉。」

招標者要求原價接標　工人年資化為烏有

外判制度令公司節省管理成本，同時也能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工人因此失去保障。「顧客永遠是對的」是很多公司的宗旨，管理層收到任何投訴都鮮有作出調查，將責任歸咎工人，李先生指眾多公司之中以港鐵最臭名遠播。「如果係公司自己請嘅，處罰員工都要經過程序，例如係警告、出信、炒咗又要再招聘，所以唔會輕易炒人。但係外判就無所謂。」

價低者得也不一定是場公平的競爭，招標者會用各式各樣的招數撈好處。有的公司會在收到標書後向外判公司壓價。「佢哋會話，有間公司價錢低過你喎，但我哋又唔想麻煩想繼續用你，不如你減下價啦。」亦有公司直接選擇不公開招標，邀請外判公司以原價續約。工人的工資隨著通脹而增長，年假、遣散費等也會隨時間而增加。要滿足原價續約的要求，只有削減工人的待遇的才辦到。

招標者深明工人待遇會隨時間增長的道理，外判公司承包合約的年期一般不會長，轉換外判公司之時，也是工人叫價能力被削弱之時。留下來換制服的工人薪金最低，「公司知道留低嘅總有原因，反而係新嘅人就要用市價先請到返嚟。」公司不斷轉手，員工即使在同一地方工作，年資也不獲確認，這個時候政府的角色並非介入阻止，而是暗中操盤。李先生說：「政府有一條list，會搵一班公司互相換盤。」安排幾間公司輪替著承包不同部門地區的工作，美其名曰調換崗位防止賄賂，實際上是協助外判公司不必因累積年資而付出更高成本，最終政府自己也就能省下一筆錢。

工會打贏官司　政府即改合約為外判商補鑊

政府不單帶頭外判，而且還是刻薄老闆的佼佼者。上月職工盟發表調查，指政府的保安清潔外判服務是低工資的重災區，全職工人的時薪最低只有32.5元至35元，大部份人月薪普遍為8,060元，而直接受聘於政府的清潔工月薪則為12,700元，意味政府讓外判商蠶食了工人六成的工資。

令人吃驚的是，過往的案例顯示了政府對於外判制度已遠超於縱容。在合約結束時，外判商一般不會主動發放遣散費，或是溜之大吉，或是誘騙工人簽下自願離職書放棄遣散費，如果工人不願簽，就會威脅將之調到其他較遠的地區工作。

2011年至2013年間，承辦食環署、房委會等清潔工作的「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以調職手段逼工人自願離職，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清潔工人職工會助工人打官司勝訴。勝利的關鍵是「利興」與工人之合約依照政府標準僱傭合約而定，該合約規定僱主只可作「緊急或短暫及有限度的調配」，因此外判商打算永久調派工人到另一工作地點，是違反標準合約。由於無法調動，「利興」在合約結束後只有解僱工人並賠償遣散費。

然而在利興排期上訴期間，政府就急忙修改標準合約內容，加上附註說明「緊急或短暫及有限度的調配」並不適用於合約完結時。政府此舉可謂替外判商修補漏洞，所以現時的外判商仍然可以橫行無忌，逼工人自願離職以逃避支付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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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企業將工作外判早已不是新聞，連特朗普競選總統時也打出阻以工作機會外流海外的旗號，企圖奪取白人勞動階層的支持。不過「本土優先」的盲點可能是美國大量外判工其實在境內發生，經濟學家估計全國約2,000萬打工仔是外判工，連被評為立場保守親商界的《華爾街日報》也瞧不過眼，近日刊登文章直斥各大企業外判成狂的現象達歷史高峰，從銀行到製藥到超市到飛機工程近乎無所不包，有人力資源顧問甚至坦言未來數以千計大企業除行政總裁上下的職級之外將完全沒有正式員工。惟工新聞特此翻譯。
 

跨國企業從來未曾如此肆無忌憚地把公司業務移交給承包商。由Google至沃爾瑪，他們正籌謀一場精簡公司開銷及犧牲工人就業保障的改革。

維珍、沃爾瑪、Google瘋狂外判

若以員工人均營收計算，全球任何一間航空公司都比不上維珍美國航空。因為行李運送、重型維修、預約服務、餐飲、以及許多其他的工作並非由正式員工完成的——維珍聘用大量承包商。

去年3月，維珍航空的總裁考殊（David Cush）對投資者表示，「我們將會把所有不需直接面對客戶的工作外判。」4月，他以26億美元（約港幣203億元）將維珍航空出售予亞拉斯加航空公司，比2014年下旬的市值增幅愈倍。直到12月交易完成後，他就離開了公司。

美國公司從未曾如此拼命地聘請更少員工。製衣和客戶服務熱線中心已隨外判浪潮淹至中國和印度，而這更可能進一步發生在各行各業，大大小小的美國公司裡面。

沃爾瑪的貨櫃工人其實是外判工。沃爾瑪把合約外判給貨運公司舒賴達國際（Schneider National Inc.），其物流部門再二判給其他臨時員工介紹所。去年，輝瑞（Pfizer）亦把大部分醫療藥物試驗外判給不同的承包商。

這種合約承包模式大行其道。消息人士透露，甚至連過去十年內7次被財富雜誌評為「最佳工作地點」的Google母公司Alphabet，其正式員工與外判員工的數目亦只相去咫尺。

大約有70,000個TVC——這是臨時員工（Temps）、供應商（Vendors）和承包商（Contractors）的簡稱，負責測試Google的自動駕駛汽車、檢討法律文件、使產品更簡易使用、處理營銷、數據和其他許多工作。上班時，他們佩帶紅色徽章，而Alphabet的正式員工佩帶白色徽章。

能源產業外判員工可佔三分之二

公司和員工的意義，被這種改變根本地轉化。公司獲得彈性處理員工數量、薪酬和福利的能力；相反，工人愈來愈難捍衛自己的工作。身處外判崗位的傑出員工不再被視為工作團隊的一部分，更難由郵件室升遷至高級辦公室。

對於公司來說，以合約員工取代正式員工的最大誘惑，莫過於成本控制。承包商的存在，使企業能夠迎合新意念和應時而生的改變，同時維持精實卻彈性的全職內部員工的數目。

對於工人來說，合約制度總是帶來過低薪酬，而且令人難以回答「你在哪裡工作？」之類的簡單問題。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新興的合約模式開創了相對勞動力，加劇從事相同工作的工人的工資不平等。

沒有人知道從事合約工的美國人到底有多少，因為他們大多不包括在政府部門的工種分類內。經濟學家粗略估計，合約勞工佔全國的3%至14%的勞動人口，即2,000萬人左右。

「外判」的狹義解釋為透過承包商僱佣工人，為單一客戶提供即場勞動力。根據2016年的學術調整顯示，美國的合約工人由2005年的0.6%增至2015年的2%。

企業快速增加適合合約聘用的工種數量，卻鮮少透露關於這些外部員工的消息。人事資源管理主任透露，在大型企業裡，有20%至50%的勞動力來自外判。美國銀行、威訊通訊（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寶潔（Procter & Gamble Co.）和聯邦快遞各自擁有數以千計的承包商。

商業軟體供應商SAP公司的分部，專門替客戶管理勞動力的SAP Fieldglass公司的策略和客戶運營主管斯連尼華生（Arun Srinivasan）表示，在石油、天然氣產業和製藥工程裡，外判工人的數量往往比正式工人更多，成2：1之比。

管理諮詢公司：十年內全球大企業只剩CEO級數未外判

從很久以前開始，衛生清潔和餐飲服務就已經從大部分的公司的薪水表中劃掉了。高薪的白領族，比如研究員、招聘員、營運經理和貸款承銷商也正經歷相似的轉變。

美國勞工部勞動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2015年，負責將醫生和護士的錄音抄寫成醫療報告的醫療記錄員，他們當中有25%被介紹所挪用「商業支援服務產業」之名聘用，比2009年的數字跳升3分之1以上。這象徵著記錄員已被踢出醫院和診療室之外。

錦登（Carl Camden）是Kelly Services的總裁兼首席執行長，他說：「當他們了解到他們的產品經過多少非正式工人的雙手後，我遇到過的行政總裁無不訝異。」於2016年，外判和諮詢服務共佔他的公司14%的財政收入。

一些大型企業將被修剪淨盡至只有最必不可少的員工能留下。管理諮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 PLC）去年預測，十年之內，全球2,000個大企業的其中一間，將會「除了『長』字輩（C-suite）外，完全沒有正式員工」。

承包商難成為正式員工

埃森哲是全球最大外判工人供應商之一。它與它的競爭對手正設法把「微型核心業務」的概念提案扔給他們的行政總統。

「我們證明了承擔公司核心業務的能力，而且做得比正式員工更好。」沙威諾（Mike Salvino）在埃森哲當了七年承包商，於2016年離職。

36歲的柏加（Steven Barker）說，多數公司會以全職工作機會作誘餌，但極少數真的去實行。他替亞馬遜公司做合約工作，在介紹會上常常有人問及轉為永久員工的機會。他說最常見的答覆是：「大概有可能吧，我們會再聯絡你。」

柏加申請成為亞馬遜X-Ray的正式員工。X-Ray讓顧客觀看電影和電視劇時存取演員的資料。在X-Ray還在開發階段時，柏加已是承包商，但從未取得面試機會，最後只收到一封典型敷衍了事的拒絕信件。對此，亞馬遜拒絕回應。

有些公司嘗試外判工作，然後又改變主意。麥納馬拉（Mike McNamara）2015年上任為目標百貨（Target Corp.）的資訊總監前，該公司有約70%的資訊科技工作被外判。現在當中的七成工作已被交付予正式員工。

他說：「我確信當你從某處獲得某些競爭優勢，你要使它成為內部力量。我的供應鏈算法比競爭者更好，這很重要。」

但有些企業、工作場所顧問和經濟學家預期這股外判風潮將會升溫。將非核心業務撤出，有利公司投放更多時間和資源在它的長處。外部機構負責所有僱員事務，包括每天的調度安排、聘用和辭退。有需要時工人會被即時替換，公司只要替自己的產品操心。

投資銀行家伯肯費德（Steven Berkenfeld）的專長是評估企業策略。他認為，現時有「可以自動化嗎？如果不行，可以外判嗎？如果也不行，可以交給承包商抑或自由工作者嗎？」這種想法的大、小公司正日益增加。

伯肯費德指出聘請員工已成最後手段，「非常少的工作能穿越這條障礙賽」。

左手交右手 要求正式員工過檔外判商上班

訪客抵達位於德國沃爾多夫的SAP公司，或許不會發現有30個接待員是金巴斯集團（Compass Group PLC）旗下的承包商Eurest Services的員工。2014年的一次檢討會上，SAP的行政人員認為有些接待員從經理處獲得高於市場的薪水，於是決定把工作外判。

SAP把聘用、訓練和監督接待員的工作全部移交一間外部公司。他們要現職接待員離開SAP，然後到Eurest領與市場同樣水平的薪水，才能保住工作。

這項改變使SAP公司減少管理負擔。SAP的北美分部人力資源主管Jewell Parkinson說：「當某位員工的技術水平不像樣，內部管理層要經歷持久的程序。和供應商合作，是一個更有效的轉捩點。」

有些經濟學家偏好荷里活片廠的模式：批准電影拍攝、聘用導演、演員、特效團隊和營銷機構來製作。廠商集合所有外部團體的力量創作的電影，上畫後卻不需要為他們付上長期責任。

噴射引擎製造商普萊特和惠特尼（Pratt & Whitney，下稱普惠）打算處理運輸貨物到工廠的問題，所以聘請擁有過千物流專家和專長自動化科技的聯合包裹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

以往供應商直接運送零件到普惠的兩間工廠，由物料管理員拆件並分發予生產部門。全球物料與物流部門副主席埃森（Earl Exum）指普惠擁有「幾百個」物流專家。有些物料管理員有20至30年經驗，他們能夠「單憑肉眼判斷零件該去的位置」。

2015年，正當普惠為如何加快新引擎的製造速度而煩惱，亦因此開設三間新工廠時，它的行政人員決定在單一設施集中運送和分發零件。這間設施將會接收所有零件，再包裹成裝配套件，然後分配到五間工廠。

聯合包裹公司特地為普惠在新罕布夏州的倫敦德里（Londonderry），建造60萬平方呎的設施，約十個足球場的大小。大約150個原先在兩間工廠工作的普惠員工獲邀於該處再培訓。一部分人同意前往，其他的選擇辭職或退休。聯合包裹公司再聘用200個時薪工人在新設施工作。

多數聯合包裹公司的工人對於製作飛行引擎零件完全沒有經驗，當他們做的裝配套件抵達普惠工廠時，要麼已經受損，要麼遺留部分零件。普惠表示，當時他們和聯合包裹公司的老闆奮力將兩間公司的電腦同步，其中包括由聯合包裹公司二判，其他公司負責的倉庫管理軟件。

結果是：普惠的引擎運輸下跌了33%，在聯合航空製造公司失去一個部門，2015年第三季度的銷售額損失5億美元（約港幣39億元）。

生產線在下季度重上正軌，普惠的埃森先生表示新設施的運作非常順暢。200個聯合包裹公司的工人能夠為五間工廠提供套件，以往需要150個普惠工人才足夠供應兩間工廠。普惠的工人組織了工會，而聯合包裹公司的工人並沒有。普惠的工會拒絕了之前公司提出遷往新設施的要求。

下一步：銀行研發機械人取代員工

外判工人帶來的彈性使得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 Co.）由上而下地掩蓋它的勞工基礎。這間全美第四大流量的航空公司有53,000 位正式員工和10,000位外判工人。

這些「非正式員工」有負責推輪椅的，也有資訊科技的專家。西南航空的招聘主管麥西奧（Greg Muccio）說：「我們從來未試過裁員。當我們遇到適合的工人，會想方設法保護他，因為我們不想搞出醜聞然後遣散工人。」

在Google母公司Alphabet上班的外判工人，首先需獲聘於幾間職業介紹所，如Zenith Talent、Filter LLC和瑞士的德科集團（Adecco Group AG）。德科的行政人員吐露，他們每年向Alphabet收取3億美元。

關於如何取決工作該交給承包商抑或正式員工，Google拒絕回應。一位在搜索部門工作的前承包商透露，他在與Google的面談和會議中一直覺得自己是「非正式員工」，因為他的工作範圍不被認定是產品重要的賣點。他說，為失敗的項目工程「救火」是經理必須的能力。

但最後，該位承包商獲聘為正式員工。他被告知他的取錄決定是在產品審查會議上，由Google的聯合創始人、現任Alphabet行政總裁披殊（Larry Page）批准的。

Staffing Industry Analysts評估，企業界每年在全球耗費一萬億元去搜索「勞動力的解決方法」，和管置工人的外圍服務。

隨著愈來愈多公司把工作外判，然後某程度上其生產力得以改善，這使得其他公司承受壓力。

2015年的財報電話會議，紐約梅隆銀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 Corp.）的行政總裁被質問其銀行的員工人均營收大幅落後其他銀行的原因。

紐約梅隆銀行的副主席兼財務總監吉本斯（Todd Gibbons）告訴投資者應注視其他指標因素，「因為太難解釋人數、計算方法、合約員工和全職工人之比之類的事情。」

紐約梅隆銀行的主席兼行政總裁哈素（Gerald Hassell），立誓要「降低公司的勞動部件」，研究能夠取代人力的新科技。其他企業亦視合約模式為權宜之計，期待著工作自動化，免除公司與勞方的糾纏。

今年1月，紐約梅隆銀行向投資者和分析專家表示，銀行現正「研發150個機械人」。

（分題為編輯所擬）

資料來源：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End of Employees

2010年的時候，要載完當時擁有相等於全球最貧窮的一半人口財富的富豪們（388人），需要一架波音747客機。到了2016年，已不需要出動到客機，只需要一輛快捷通巴士就夠，因為只有62人（編按：快捷通巴士是馬來西亞的公共巴士公司，有雙層巴士也有單層巴士，這裡指的是較常見的單層巴士）。再時隔一年，連快捷通巴士也省下了，只需要一輛小型客貨車，就已能夠載完擁有相等於全球一半人口財富的超級大富豪！

根據樂施會於今年1月發佈的報告，當今全球最富有8個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等於全世界最貧窮一半人口（約36億人）的總財富。自2015年開始，全球最富有的1%人的財富，已經超越地球上的另外99%人口。最貧窮10%人口的收入在1988年到2011年期間，平均每年僅增加3美元，而最富有1%人的同期收入卻增加了182倍。這說明了什麼？難道是最富有的1%人比99%的人更努力或更厲害上千百倍嗎？

社會財富不斷向上集中，貧富之間的鴻溝及社會不平等，一年又一年「再創巔峰」，反映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問題，已經達到一個多麼嚴重的地步。

在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下，一個人所得到的報酬，已經不是根據這個人的努力、能力、才華或付出程度去決定，而是由這個人已積累或所掠奪的財富決定其收入！

社會不平等：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的溫床

近年恐怖主義襲擊不斷在各地發生，極右翼勢力在多個國家崛起，是當今全球危機的症狀，其禍源是在全球範圍內起著支配作用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去三十多年來，尤其是東歐劇變及蘇聯解體後，打著「全球化」旗號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範圍橫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世界各地稱王稱霸，並沒有讓底層人民生活過得更好，也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加和平與安全，而是相反。世界沒有因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變得更平，也許只為跨國財團鏟平，但對普羅大眾來說卻是愈來愈崎嶇不平，無論是國與國之間還是在一國之內的貧富之間差距，都愈來愈大。

落後國家的經濟在「貿易自由化」下進一步被發達國家及跨國大財團所支配，原本屬於社會共有的公共資產及普羅人民所應享有的基本權益，在「私有化」下被變賣成為讓資本財團自由買賣牟利的商品，財團企業因種種「去管制化」政策而得以從壓榨勞動力及破壞生態環境中掠奪更多的財富。勞動力外包或將生產轉移到境外擁有更廉價勞工及稅務優惠的國家，讓大企業的利潤蒸蒸日上，但是底層勞動人民的工作卻愈來愈無保障，而生活也跟工資一樣每況愈下。

社會愈來愈不平等，讓存在已久的社會矛盾日益惡化，為種族主義、排外情緒、宗教極端主義等狹隘的政治思想，提供了繁衍的溫床，帶來更多的動盪。靠煽動狹隘宗教思想及種族主義起家的極右翼政治勢力見縫插針趁勢崛起，並非是為了拯救身陷水深火熱的人民，而是通過進一步分化人民去竊取權力，進一步加強富豪階級對社會的支配。美國特朗普的「崛起」，就是一例。

經濟金融化：產生寄生性愈來愈強的富豪階級

過去三十多年來的全球經濟特徵之一，就是金融化。金融化意味著金融資本取代工業資本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也就是金融業、銀行業、保險業、房地產投資領域的擴張已經超越其他的資本主義經濟領域，甚至是主導了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隨著數碼化的發展，金融市場更是加速滲透在各個層面上，成為一股的巨大力量，無論是房屋、糧食、債務等方方面面，都離不開金融霸權的操控。

經濟日益金融化，金融市場已經不再是驅動資本主義經濟的潤滑劑，而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也讓資本主義經濟愈來愈失去其生產動力甚至是創造力。當工業生產的商品因大多數勞動者的實際工資低落而滯銷，投資在實體經濟上的資本無法積累更多利潤，因而更多的資本被轉移到金融市場，通過不事生產的方式去迴圈出更多的利潤，造就了金融市場的不斷膨脹，也催生了愈來愈多真正的社會寄生蟲階級——靠純粹金融投資或投機去積累財富的富豪。這些富豪僅僅靠已積累到的財富，去積累更多的財富，甚至把這些財富匿藏在避稅天堂。

去年4月公諸於世的「巴拿馬檔案」，揭露了富豪權貴們如何通過全球第四大離岸金融管理公司——莫薩克‧馮塞卡律師事務所（Mossack Fonseca & Co. ），去進行所謂的「財富管理」，也就是通過在避稅天堂設立離岸公司，去匿藏財富。「巴拿馬檔案」中所洩露容量多達2.6 TB的資料資料，僅僅是世界各地通過剝削、搜刮、敲詐、尋租、投機等方式累積財富的富豪權貴，利用通過離岸金融系統去匿藏財富的冰山一角。

世界各地的超級富豪通過離岸戶口匿藏了至少76, 000億美元可徵稅的財富。2000年至2014年期間，避稅天堂的企業投資增加了四倍。企業財團避稅導致發展中國家每年至少損失1,000億美元。如果政府可以向這筆天文數字的財富徵稅，可為全球至少上億的失學兒童提供免費教育，並且為貧困社群提供醫療服務，避免至少600萬兒童的死亡。

問題根源並不只是新自由主義

靠鼓吹仇恨及恐懼去撈取支援的特朗普在美國當上總統，是當前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反動寫照。新自由主義經濟過去多年來衍生的問題，造成愈來愈多人對新自由主義建制的不滿，這可反映在佔領華爾街運動、歐洲反緊縮措施抗爭、桑德斯在民主黨初選中得到巨大支持等現象中。不過，反建制的運動大多數時候只針對新自由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本身。這反而讓試圖通過回到當初資本主義明目張膽進行原始積累的保護主義有機可乘。特朗普的勝選，正好是利用了美國（白人）工人階級及沒落中產階級對新自由主義貿易協定的不滿，去挫敗新自由主義精英集團的代理人——希拉莉，然後組建一個美國史上最為富豪所支配的政府。讓特朗普勝選的仇恨政治議程，加上極右翼勢力在歐洲多國的冒起，給世人的啟示是：我們當前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需要去理解種族主義及其他形式的壓迫是如何支撐並維持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

今年是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150年來，資本主義經歷了不少的改變，至少在形態上是如此，但是《資本論》仍然是至今理解、分析、批判資本主義並探索可能替代選擇的最有洞見之理論著作。相較於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批判與反對，《資本論》挖掘得更深，解剖了資本主義的本質，也嘗試提出如何去超越資本主義，實現人類的真正自我解放。

儘管資本主義經歷了曲折的發展與進化，而當中總是貫穿著前仆後繼的階級鬥爭，不過，理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核心特性的理論洞見，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而且比起1867年《資本論》出版時更加合時宜。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無底線追求利潤的經濟活動，剝奪了勞動人民的人性，當一部分工人必須忍受長時間工作去換取低微工資的時候，另一部分勞動人民卻持續面對失業的問題。今天馬來西亞勞動人民面對工作無保障，被逼離鄉背井到匯率更高的國家謀職，移工的大量湧入等，都是資本主義剝削鏈的一部分。

須具體行動實現財富重新分配

儘管全球政治領袖不斷高談闊論如何解決經濟不平等的問題，但是貧富之間的鴻溝卻仍然日益擴大。顯然，世界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在全球資本主義繁衍不公的事實面前，不是無能又無助，就是空口講白話。

世界各國政府高喊消除貧窮多年，但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要真正消除貧窮，就必須解決經濟不平等的問題。全世界的社會經濟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癥結，而在過去三十年多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肆虐下更加惡化。

今天世界各地所面對的問題，不是經濟這塊餅做得不夠大的問題，因為做得再大的餅，也就是更高的經濟增長，只是讓最頂層的富豪吃得更多，底層人民卻愈分愈少。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更平等地重新分配社會財富。

金融去管制化、劫貧濟富的消費稅、公共服務私有化、貿易自由化、減少社會福利開支的「緊縮政策」等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都只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其結果是富豪財團袋袋平安，底層人民生活難堪。

若要改變這個社會不平等的趨勢，世界各國政府起碼要做的，有以下幾點：

1. 積極打擊逃稅，通過跨國合作關閉世界各地的避稅天堂。
2. 向富豪增稅，向金融交易徵收更高的稅務以打擊投機炒賣活動。
3. 提高底層打工者的工資。
4. 投入更多資金在改善公共服務上，為普羅人民提供高素質的醫療、教育、住房、公共交通等基本設施。

當然，很多時候單一國家政府要落實這些已算是溫和不過的改良也不是件易事，因為肯定會遭到來自國內外富豪權貴及為他們賣命的政治精英們所阻撓。既然各國間可以簽署跨國界為企業財團鏟平障礙的「自由貿易協定」，為何就不能制定跨越國界或區域性促成社會平等的合作協定？譬如，如果東盟國家簽訂協定，規定各成員國政府必須在未來兩年內提高最低工資水準10%，那麼馬來西亞和越南還能為了競相吸引外資而持續壓低工資嗎？

我們也不要給那些為富豪財團賣命的政治精英們寄予太多希望，以為他們會受到什麼道德感召或突然間在菩提樹下頓悟而實行挑戰資本主義制度的政策。古往今來的社會改變，都是社會抗爭的過程，都是取決於社會上的力量對比。要有一個能夠促成社會平等的力量對比，我們就必須堅持由下而上的社會組織與動員。

（轉載自作者網誌，原刊於《當今大馬》星星之火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