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上月20日，巴士司機發起按章工作抗議因埋站問題而遭票控，懷疑有建制派背景的肇事區議員被網民群起聲討，但銅鑼灣的交通規劃何去何從卻未獲得同等注意。除了在旺區上落貨的貨車被指阻住巴士準備埋站，在巴士線的的士司機亦難逃指責，運輸署近日更建議在巴士站前禁區全面禁止的士上落客。假如巴士車長不依法埋站是逼不得已，的士佬如此上落客又是否心甘情願？還是說所謂「國際大都會」香港的交通其實山寨到不靠前線司機適當犯規就無法運作？對世界各地通勤生活素有心得的交通迷陳塞米參照英國和澳洲的的士運輸安排，直指香港在泊車位、專業支援、拆帳比例等各方面的政策與規劃均嚴重落後，不尊重的士司機的生計與權利之餘，市民亦得不到更好公共交通服務，最終互相指責撕裂社會——而高官們卻是坐私家車出入的。
 

文、圖：塞米一條揚陸轟炸機

早陣子有巴士司機團體發起了按章工業行動，抗議警方開罰巴士司機不埋準站頭上落客。此事引起公眾一呼百應，當中的士司機被指是違泊而成為塞車的主因，尤為眾矢之的。即使有小部份聲音澄清指違泊問題並非只由的士造成，卻似乎已經點燃了坊間對的士司機的普遍不滿。

工業行動的成果是被稱為成功的：有的士當日停在雙黃線被罰還上了電視，SOGO外的的士陣被巴士驅趕成功，九巴高層甚至罕有地對此表示贊同。但後來事情可有任何長遠持續的進展？不見得——不見得違泊問題有丁點兒改善，不見得塞車問題有半點處理，不見得的士佬和巴士佬之間在街上爭路時會變得寬容點，亦不見得各位搭巴士會好過點……

而這一次我想說的是，不見得社會有人為的士佬一方說過半句話。

「搵食啫！」「犯法呀？」「我想架？」——沒有剝削，哪來走險？

要說揸的士搵食這門行業的話，香港可能是全球眾多已發展城市當中最艱難最剝削最不合理的地方之一。的士牌長期被車主持有，負責開車出外搵客「做生意」的倒過來要交定額的車租給車會／車主，油錢亦由的士司機自行埋單——這樣的工作待遇，跑數壓力可能接近層壓式傳銷：每個月的車租油費意味著司機必須定期做夠相當營業額才能維持生計，換著是你，不拼命抓多幾個長途客怎能回本？這，與租車入會的亡命小巴司機的玩法相似，的士司機們若是靠此工作為生的話，就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節省開支（例如在機場排隊等客時在車外煮食充饑）和拉高一更份的收入，例如專程到購物區兜接旅客、乾脆只接不用回程的乘客以避免空車回程等等。這也就是為甚麼，的士司機經常被人指責拒載問題嚴重。

車租佔的士司機日常非常大比例的成本開支，逼使的士司機為跑數搏命撲客，務求能擔付得起車租之餘自己亦有收入。420元除以11小時，長時間工作的時薪才不過約42元，還未計算食飯時間和其他日常開支。最誇張的是，如果專做中短程的話，一更要做25單（仲未計兜等客時間），可能忙過全職巴士司機好幾倍。

既然的士是受政府發牌許可營運的，那政府可有任何措施去解決問題？答案是：解決的士司機就「解決」了問題。

運輸署主導成立的「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可能是唯一對的士司機提供工作指導的機構，但主調仍然是強調「乘客利益優先」（包括近日新設的乘客評分機器），對的士司機只有提及義務和責任，卻半點不提其應有的任何權益——因為在現有的法例條款下，前線的士司機真的沒有多少權益可言。

的士司機為了維持收入，支付那本來就不應該白付的車租（的士牌照長期由不親自營運的車主把持甚至自由轉售炒賣，運輸署並無有效妥善的發牌和收牌制度），於是往往在路上開工有如搏命：超速、瞬即剎車「埋舟」接客、違例停泊、拒載等等不一而足，如此拼命搵食，被票控被投訴被撞車要親自埋單的也是的士司機本人。持牌者卻是白賺車租，車保是保障了車輛的保養費，對司機的生計卻毫無保障，甚至是多一重負擔。社會一直都有聲音要求收回並重新發放的士牌照，政府一直都懸置不管；UBER的出現，因出現行業競爭威脅的士市場，出來抗議的就只有持有的士牌的車主。政府卻沒有因此而檢討的士牌照引發的利益衝突問題。

市區路面資源緊張，政府和區議會只會將車多的地方劃為禁區，但過大的禁區卻造成該區無法上落客、貨物的社區問題，使得各種道路駕駛者（特別是貨車）無所適從。於是司機們紛紛搏大霧、無視禁區黃線，照樣的隨處上落貨，禁區劃線形同虛設。同樣地，上落客更快捷的的士也加入行列，於是的士們自行按照地理與人流，自行闢出不同的禁區的士站。握有公權力的政府和區議員固然是隻眼開隻眼閉地定期驅趕，亦不定期按照個別利益團體的協議，對這無皇管的地區問題坐視不理。

馬路邊逼爆是規劃問題。政府一方一直將的士、私家車輛以至貨車視作烏蠅般驅趕，對背後的泊車、上落客／貨的實際需要卻不予理會。銅鑼灣、旺角等開設行人專用區後，上落客貨的地方就更為緊絀。大部份商廈沒有開闢地底空間作上公共上落客貨區，當區的商戶日常只能在狹窄的小街上爭位停泊，而貨物裝卸時間亦十分緊湊；的士站泊位不足，有些甚至劃定為過海專用站，對於當區沒有合適的公共交通可用而又需要的士的市民來說，實在非常無助。就連規劃署等最近準備提案的九龍公園和維園之地底的開闢規劃，亦只為行人專用，對於上落客貨和的士站設施的需要，一一從缺；就連將地區貨運以集體形式定期定點運作的試驗研究，也無人提及。無怪乎的士會照樣如常地泊在SOGO門口，乘客又會如常期待永遠都有的士泊在SOGO門口雙黃線，等他們隨時上車了。

政府一方對此行業環境衍生的問題，一向採取迴避無為的態度，這才是最大的禍端。

因為香港以外的大城市不是這樣放任不管的。

像倫敦這個擠逼的大城市，單是政府發牌的的士就有21,282輛、私營出租車有86,231輛（2017年2月份官方數字）（注一），土地面積比倫敦大五分之一的香港，的士牌照分別是：15,237（紅）、2,831（綠）、50（藍）（截至2015年數字，包括個別長期停泊不出車的的士，私營出租車由於非合法而沒有數字）（注二）。

作為持有公權力的政府，有責任確保的士作為公共交通系統中最具靈活性的一員，以充分發揮其點對點的運輸功能。確保的士系統運作可靠，有助提高大眾對公共交通體制的信賴，減少社會成本，促進城市運作暢順。的士司機的安全和生計受到政府各種有效措施的保障，能讓他們在工作崗位中獲得應有的尊嚴和權利，明文規定而公平的雙方權益和義務，亦大幅減少法律漏洞和灰色地帶，免除各方的爭拗，直接讓乘客、前線司機和營運機構受益。

在政策上，大部份城市對的士的地位和重視程度不下於其他集體運輸工具，也將之列入巴士專線的專用者之一。在路權和運輸功能角度來說，且作為公共設施並受法例監管和保護的一員，的士的地位與巴士、電車等等是無分輕重的。接下來我會以澳洲維多利亞省和英國倫敦市作為例子，告訴大家政府的公權力與的士司機的待遇有何關係。

收入分賬制，平分風險

在澳洲的維多利亞省，的士司機以受聘方式加入車會／營運機構，但仍須向機構預繳最多1,000澳元作為按金，並以政府認可的文件規格的收據作實。的士車會／營運機構必須按照運輸署規定的條款運作，並包辦日常車輛的燃油、保養、保險及其開支。

收入方面，機構與的士司機，將當更期間的士的營運收入按合約規定拆賬。運輸署對此有絕對明文的規定：司機的收入不得少於總車費收入的55%。為了確保制度有效而公允，運輸署在司機與營運機構雙方都有清晰的法例條文，強制要求車輛設備、收費工具、營運紀錄等等的妥善管理。（注三）

前線工人的權益與治安

約2012年起，澳洲維省政府運輸部門實施了一項保障的士司機安全的措施：晚間乘客上的士後，需預繳一筆與預算路程相若的按金方可起行。此項措施是以防某些乘客到達目的地後不付車資離車逃去、甚至襲擊的士司機行劫，對於乘機醉酒鬧事的治安問題起了確切的作用。（注四）

乘客不是大晒，拒載不是罪

對，在澳洲維省，如果你持有令司機覺得安全受威脅的物品、行為態度粗鄙惡劣、無法出示能整付全程車資的憑據的話，的士司機是有絕對的權力拒絕接載的。運輸署雖然有寫明不可以因路程太短或太迂迴而拒載，但亦准許的士司機在交更的情況下只接載順路的客程。

那的士司機有甚麼責任要負？當然是其專業了。運輸署有規定，在指定地區內工作的的士司機必須熟習該區內各主要走道的名目和路徑，並須以最短程的方法到達目的地，或按照乘客的指示行車。（注五）倫敦市甚至將市內的路段知識列入市內的士司機牌照的考核內容，而最新的修路、改道資訊，亦以月刊方式在網上發放，又開設開放的Twitter帳號，作為行業內人士互通路面資訊的平台。如此一來，司機們就不能以「唔識路」作為拒載的理由了。（注六）

增闢的士站設施，提高上落車效率

倫敦市正增設的士站，市內的士站數目將會於2020年之前由500個增加至600個，並改進的士站與其他交通公具設施如地鐵站等等的配套，更為的士司機提供更多必須的便利設施，例如廁所（注七），務求讓的士司機能夠有更可靠的泊車設施等客。

順帶一提，根據香港的2016年運輸署年報，全港的公共泊車設施，包括路邊泊車位和公營停車場，加起來還不足40,000個（注八），相比起全港已登記逾81萬的車輛數字（注九），實在難怪平時車輛爭位泊車是有多艱難。

本是同路人，相煎何太急——慎防矛盾與偏見蔓延

也許看起來，倫敦跟澳洲的交通政策太先進了，但當中所顯露出來的人道措施，顯然是我們香港這城市從來沒有涉足考慮過的。巴士司機為了泊站而驅趕等客的的士，確實「冇做錯到」，但的士司機被驅趕之後，他那一晚的生計卻乏人過問：因為在這個城市裡，的士司機除了拼命搶客之外就沒有其他生存的方式——這跟受準薪工作的巴士司機是完全不同的（即使巴士公司有各種以「勤工獎」為名的分割薪酬制度，導致車長的月薪未必可準確預算，不贅）。黃子華說現在的的士司機不但會「找返錢俾你」和講句「好聲行」，說的是其搵食難撈，也是人與人之間那副世態炎涼的無常。

在香港，揸巴士的待遇也不見得好：城巴和新巴早前的新聞稿有提及，新入職全職車長平均每日工作10小時、每月工作25天，平均月薪18,000元（注十）。也許相對於朝不保夕的的士司機，是個相對安穩的工作，但駕駛巴士時所受的工作壓力和安健問題，並不是任何人也抵受得住。更何況，運輸署甚至勞工署可曾為巴士司機面臨如此長且頻密的工時說過任何一句說話？沒有。

如果社會給予的工作環境和待遇沒有那麼苛刻，也許，的士司機不會為了搶客而在路面上爭個你死我活，巴士司機不用為了趕更而風馳電掣，的士司機不用搵命搏日夜在路上與軀體龐大的巴士爭路，雙方的敵視、衝突也許不會經常上演。當近年在網路上有越來越多關於的士司機與巴士司機爭拗的事件嚗光，網民頻頻為當中的巴士司機喝采有如為正義的一方吶喊時，或許正意味著社會對於個別族群（例如的士司機）的仇恨、偏見與衝突正日益高漲。香港由政治到社區到族群間，其在不同議題上都有以矛盾開始、蘊釀成偏見、衝突、排外以至逼害、邊緣化的發展取向。巴士司機掛在嘴邊的「死的士佬」與的士司機掛在嘴邊的「死巴士佬」成為了兩者之間的主流意識形態——這樣的矛盾與偏見，必須受到社會和政府各方的正視。

上述舉了兩個國家城市的例子，要說的，就是如果說要改善公共運輸業員工的生計和職安保障，政府一方能做和應該做的事情實在多的是。如何釐清政策和法例上的漏洞和灰色地帶，如何給予不同職份的社會持份者擁有應份的生存空間和尊嚴，如何確保群體與群體之間能在公共處境下融洽共存，這是握有公權力的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

然則，在妄想特區政府會回應之前，我想，我們作為社會裡的一員，大抵也有可盡的方法。具體的還沒想得確切（苦思中），因而當下無法說的清楚。但我想，時刻提醒自己和身邊的人，遏止謾罵、偏見與仇恨，是最基本但也難以啟齒的事情。在思想集體政策過程中，特別是經常在嘴巴裡提到人道主義和以人為本時，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Salil Shetty最近說的話就顯得十分有力 ：「我們不能再被動地依賴政府來捍衛人權；反之，我們，即人民，要站起來。當一眾政客愈來愈樂於將所有人權捍衛者妖魔化，人民就更應站起來捍衛人類尊嚴及平等等基本價值。」（注十一）

社會裡不同階層的人如是，在社會中擔當不同工作崗位的人，亦應如是。

伸延閱讀（好吧都是我以前寫的）

「不要忘記，循廣義來說，不論是公司巴士、村巴、小巴甚至四至五人一部私家車（俗稱 Carpooling）或的士，都算是集體運輸的一種形式」
〈「路，是人行出來的」——道路使用的實權與癱瘓中環的元兇〉

「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RD）第一部份第 5 條 (f) 部」......「作為公營運輸機構，有無法推托的社會責任去確保社會上所有階級人士能正當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來促進其基本應有的社交和文娛康樂活動。」
〈港鐵都會票是市場促銷策略，不是優惠〉

注釋：
一. OnRout, Issue 8 (Jan-Feb 2017), Transport for London, UK. Page 6.
二. 《2016年運輸資料年報》，〈第三章：車輛和駕駛人士的登記和發牌〉。香港：運輸處。
三. Driver Agreement & Dispute resolution for taxi drivers, Taxi Services Commission, 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 Australia
四. Drive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axi Services Commission, 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 Australia
五. 同注四。
六. 同注一。
七. “New initiatives for the taxi trade”, Taxi and Private Hire Action Plan 2016, Transport for London, UK. Page 10.
八. 《2016年運輸資料年報》，〈第六章：泊車〉。香港：運輸處。
九. 見注二。
十. 〈新巴城巴澄清有關681號線巴士交通意外的報道內容〉，2017年1月16日。香港：城巴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十一. 國際特赦組織：2016/2017年《世界人權狀況》年報。

編按：明天是三八婦女節，而爭取女性權利從來是牽連甚廣的事，甚至揭示了多個界別的黑歷史。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回顧十九世紀以來的妹仔解放運動，幕幕場面似曾相識——今有權貴力撐人大釋法，當年也有華商要求倫敦釋法推翻法官對蓄婢的判決，無視司法獨立；今有社福機構協助維穩，當年也有保良局捍衛「傳統價值」帶頭聯名上書大讚蓄婢制；今有人假借保飯碗之名支持多項大白象基建，當年也有人堅稱養妹仔是周濟貧苦兒童，一旦廢除蓄婢等於逼她們餓死或當娼。到底人身自由如何在政商利益交錯下逐步確立，且看香江舊日掌故。
 

三八婦女節源於美國紐約製衣和紡織女工，於1857年3月8日走上街頭，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薪，其意義與工人運動緊扣。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婦女運動是妹仔解放運動，由十九世紀中起始直至二十世紀中，持續約有一個世紀，其意義除了是爭取自主的解放婦女運動外，亦是爭取尊嚴和權益的工人運動。現先撰文講述香港十九世紀的妹仔解放運動歷史。

妹仔與奴隷法

妹仔是廣東人對「婢女」的俗稱，英文譯成Mui Tsai。古代中國的奴和婢是由罪犯及其子孫充當，男為奴、女為婢。直至近代兩者有所分別，奴是世襲制，子孫世代都是奴，婢女只基於一次買賣，不影響其子孫。奴完全沒有自主權，是主人的財產，妹仔則是低層無工資女傭。

中國富豪經常買進妹仔來分擔家庭婦女的家務，這種買賣行為，使妹仔成為私有的物件，不是「人」。主人擁有絕對的權力，可以任意買賣或典押，也有權決定妹仔的婚嫁。換言之，主人對於妹仔具有終身約束的權力，也就是說妹仔的自由權利受到絕對的約制。妹仔多數從4-13歲的稚齡買入，待至10-12歲投入工作，服務至20歲則由主人主持為他們擇偶嫁人。妹仔賣身價以年齡計算，1921年的價目是：4歲約值40-60港元，每長1 歲加10-15元，在養育至可工作的年齡前，衣食費用由生父母負責，在賣價中預先扣除（注一）。買賣合約分為「開身契」和「坐地契」兩種，簽開身契的父母不得與女兒相見，生死婚嫁由主人全權負責；簽坐地契的父母中途有錢，可贖回女兒，婚嫁亦需得父母同意。民間故事《白蛇傳》的青蛇、元曲《西廂記》的紅娘，革命樣板戲《紅色娘子軍》的瓊花等都是妹仔。

從某個層面看，妹仔和妓女沒有分別，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大家都沒有人生和生命的自主權，主人有權買賣。差異在妹仔不涉性買賣，只出賣勞力（注二）。

早在香港開埠初年，英國已經廢除奴隷制度。港英不滿華人虐待奴婢，認為賣來的妹仔就是奴隸，1844年2月28日通過第一號法例，立例禁止奴隸制度，間接禁止香港蓄婢。法例規定有奴婢者必須釋放，回復為自由人的奴婢若不具謀生能力者，由政府助養，直至其能自力更生為止。法例保障婢女被釋放後，不因經濟問題被逼賣身為娼，墮入風塵。

奴隷法例的訂立引起華商不滿，華商絶大部份都有蓄婢，群起反對，認為婢女不等同奴隸。加上當時低下階層生活困難，沒有節育知識，生下一大群子女，遇上經濟困難時只好賣兒賣女，甚至懇求富有人家收養，不取分文。在這種情況下，買主振振有詞的說蓄婢是救濟了她們，因為收養婢女，要供食宿，否則窮人可能將女兒殺死或餓死。可是婢女除了失去自由被逼幹粗重工作外，還有部份受侮辱、虐待，更有甚者成為男主人的洩慾工具。所以解放妹仔運動是為一場人權、勞動、性的社會問題運動（注三）。

不過從解放妹仔運動全程所見，港英在香港的政策是以爭取英國最大利益為基礎。廢除妹仔制度直接打擊華商，港英為了安撫華商，順利執行以華制華政策，維持香港社會秩序，保障英國能順利取得最大利益，其後不惜犠牲妹仔的基本人權，把道德放在一旁。在華商一片反對聲音下，港英將廢除妹仔法例呈遞倫敦，英廷藉詞推搪，拒絶授命，以英女王名義解釋說，認為英國本土已嚴禁販賣奴隸，英國本土生效的法例均適用於香港，就無須多此一舉另外立法，因此第一號法例便不能在香港執行。

當時港英在香港執法，並非照單全收英國所有法例，法例之外有所謂「中國習慣法」，以示尊重香港居民的生活習慣和秩序。當中包括部份《大清律》（通稱《大清律例》），如「三妻四妾」，中國進入民國時已經廢除大清律例，實行一夫一妻制，但香港則延至1971年才頒佈《婚姻法》，正式施行一夫一妻制。養妹仔等不道德行為，就在尊重香港居民習慣的幌子下得以延續，以尊重文化為名扼殺道德良知。

英國早在1808年已立法禁止殖民地買賣奴隸，1833年立法廢除奴隸制度。另一方面卻巧立名目，以中國人自由出國為幌子，開設「契約華工」新名詞，美化販賣人口的事實，爭取英國在香港的金錢利益。

國內買賣妹仔訂有賣身契，在香港面對外籍人士的壓力，賣身契改稱「送帖」，而生母所得的金錢改稱為「薑醋金」，玩弄文字遊戲，以免被指責是販賣人口。港英卻沒有從事實上釐清這一個騙局，情況與黙許以契約華工為名販賣人口同出一轍，任何道德良知在英國利益前提下都要低頭。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是採取這種態度，如與蓄婢同樣為人詬病的印度童婚風俗，只要當地的傳統對管治不構成障礙，英國也認為沒有改變的必要。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人販子為滿足香港對於娼妓和妹仔的需求，發展了一個龐大的拐賣網絡，在中國農村拐帶女孩子，再賣到香港，拐買情況十分嚴重，事情引起歐美人士的注意。這時在加州，美國政府引用蓄婢為例，支持限制華人移居美國（注四），因此港英頒佈《保護中國婦女及取締買良為娼條例》，將救出的婦孺安置在東華醫院內。條例頒佈後，仍未能有效地制止逼良為娼的現象，在此情況下，華商聯署倡議建立「保良局」，以遏拐賣之風。保良局於1882年成立，以「保赤安良」為宗旨，希望能遏止誘拐婦孺的惡劣情況，為受害者提供庇護及教養。

蓄婢有罪

1879年，香港首席按察司（Chief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Hong Kong）約翰•斯梅爾（John Smale，1805-1882）審理一宗賣良為娼案件時，在判詞中認為蓄婢和奴隸制度相同，均屬犯法。斯梅爾的判詞令到華商人人自危，惶恐不安，遂向倫敦提出抗議，促請澄清有關蓄婢法律問題。英國將問題轉交港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1834-1891）處理。

華商上書軒尼詩申辯，重申陳腔濫調，指買賣男童是「領養後嗣」，買賣女童是婢不是奴，他們又申述反蓄婢對華人經濟社會的影響，把販賣人口說成是為貧苦兒童尋找良好家庭，為低下階層養活孩子。華商主張若廢止蓄婢，低下階層的嬰孩會餓死，就算長大，男的會淪為盜賊或乞丐，女的則當娼。他們表示蓄婢可以減低女子當娼的機會，認為蓄婢是絶對要保留的「善舉」。

剛成立的保良局雖以「保赤安良」為宗旨，但在婢女問題上，倡辦人卻大力為蓄婢制度辯護，強調中國歷來不禁制蓄婢，而中國的「買人常規，與買賣各種物類迥然不同」，故蓄婢與奴隸制度不同，要求港英體察民情，變通辦理，切勿施行擾民政策（注五）。

在穏定社會經濟的前提下，社會道德良知都要低頭，華商的言論盡顯資本主義精髓。

港英認為以送帖方式出讓的妹仔是中國傳統，應予以保留。軒尼詩更致函斯梅爾提問：父母將子女賣予他人領養，是否犯法？斯梅爾覆信批評軒尼詩，指軒尼詩的問題空泛，而且斯梅爾自己有機會審理同類案件，在這個情況下，港督竟然提出相關的問題，有意圖干預司法獨立的嫌疑。覆信中斯梅爾簡單直接重申，任何形式的奴隸販賣一律有罪。

保良局於1879年10月22日上書港督解釋妹仔問題，署名的有：廣茂泰金山莊招雨田（1829-1923）、仁記洋行買辦梁安（？-1890）、有利銀行買辦馮明珊、馮登、保良局陳灼之、崔瑞生、胡浩泉、廣記南北行黃筠堂、黃澍堂、航運業郭松、梁鑾坡、馮衍庭、彭逸圃、郭南屏等。信件指出有人以買妹仔為名，實質轉手販賣女性到外地為娼，這樣就引致斯梅爾發出買賣妹仔均有罪的言論，令到全港市民深感惶恐不安，殷商富戶顧慮觸犯法律，低下階層人士又懼怕求生無門。信中又指買子承嗣、買女為妹仔的人，與拐賣人口不同，認為買賣兒女雖然有拆散家庭的嫌疑，但對貧苦家庭未嘗不是一條生路，否則男孩長大後淪為乞丐、盜賊，女孩子則慘被溺斃。至於買男孩的主人，因後嗣無人，欲藉養子以繼續宗廟之傳；買女孩子的主人因家務繁冗，蓄養妹仔來分擔家務勞動。信中指中國歷來買賣男女童稚，都是彼此心甘情願的，不是拐誘擄勒，都是合法的，而這等事情不只存在庶民中，連官宦人家亦有，因此請求港英體察民情，對因觸犯法例者變通辦理，其中有買良為娼，誘拐販賣人口者，則應從重嚴治罪。

保良局又引述1841年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與駐遠東艦隊支隊司令伯麥﹙James John Gordon Bremer，1786-1950﹚的聯名公告，稱「且闢港之初，伊督（義律）曾懸示諭，欲港招徠，謂此後華民在港居處，概從其風俗治理等語，此示一出，至今人皆仰之，故華人在港，凡內地風俗，無犯於中國王章者，皆從而守之」（注六），指義律承諾香港原居民所有的田地、房產，一切如舊，決不改動；所有禮儀習俗、鄉約律例，亦一切照舊，無絲毫更改，凡有長老治理鄉里者仍照舊執行。此公告清楚表明，香港原居民仍可奉行其傳統風俗。

10月25日，港英華人事務參贊歐德理（Ernst Johann Eitel，1838-1908）就此事發表報告，詳述中國奴隸及婢女在香港之起緣及特點，用以反駁斯梅爾的言論。此一爭論，最終交由殖民地部（藩政院，Colonial Office）處理。

1880年6月21日，英國上議院（House of Lords）為蓄婢問題進行辯論。殖民地部部長金巴利（Earl of Kimberley，1826-1902）聲言，妹仔制度既已經深入民心，就不必改變。

1881年，斯梅爾退休返英，以道德良知為基礎，作公開演說，指斥香港有三害──鴉片、娼妓與蓄婢，認為容許在英國殖民地繼續蓄婢，實在有辱國體。斯梅爾的發言引起輿論嘩然，英國貴族部長史丹利﹙Lord Stanley of Alderley，1839-1925﹚怒斥斯梅爾對蓄婢習俗的論點過於誇張、不合理，認為是宣揚家醜的異端。香港上層社會的中外人士也不歡迎斯梅爾的言論。但斯梅爾得到英國反奴隸團體的支持。斯梅爾的發言引起部份議員注意妹仔問題，惟妹仔問題在倫敦只能引起短暫的關注，漸漸被人淡忘。

在英國統治香港的初期，鴉片、娼妓與妹仔在港英藉詞掩飾下都得以合法存在，但悲慘的事實卻未能埋沒所有人的良知。

香港在這場爭論蘊藏着另一個政治背景。華商財力日厚，與英商有分庭抗禮之勢，軒尼詩委任伍廷芳（1842-1922）為立法局議員，英商認為軒尼詩的政策向華商傾斜（注七），向倫敦投訴。在這場妹仔問題的爭論中，軒尼詩又站在華商角度發言，英商對軒尼詩不滿，妹仔問題背後暗藏一場華洋商人的角力。英商這問題上除了道德良知外，是否有經濟利益因素呢？稍後的地產泡沬爆破，華洋矛盾更壁壘分明。

紙始終包不住火，1894年時有兩位女宣敎士安德烈女士（Elizabeth Andrew）和布什內爾博士（Katharine Caroline Bushnell，又譯布施禮）合著了《異教徒奴隸制度和基督教統治者》（Heathen Slavery and Christian Rulers）一書，揭露虐婢問題的嚴重性（注八），蓄婢問題再次引起市民注意。

到了1900年，社會上湧現爭取女性權益、反對壓榨女性的聲音，以謝纘泰（1872-1938）為首的華人領袖發起成立「香港天足會」，反對虐待婦女的紮脚（纏足）陋習，何東（Robert Hotung，1862-1956）的兩位夫人麥秀英（1865-1944）、張蓮覺（1875-1938）以及謝讚泰夫人等推選為創會會員（注九）。天足會更聚集於皇后大道中的旅港華商總會商討推動天足運動，利用中英文報章大肆宣傳反對纏足的消息，響應最為激烈者莫過於庇理羅士女書院（Belilios Public School for Girls），全體師生紛紛解開纏在腳上的布條，拔足狂呼：「我們終於得到解放了！」

立法禁止蓄婢

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國工人階級日漸覺醒，紛紛組織工會，同時孫中山（1866-1925）正主張廢除蓄婢、納妾等中國傳統陋習，中國婦女亦逐漸覺醒，謀求解放。香港首當其衝，在一群熱心的基督徒及教會團體發動下，買賣妹仔的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矚目的事件。

1917年香港發生一宗妹仔失蹤案，引起妹仔是否奴隸的爭論。事件日益擴大，1919年時，海軍船塢繪圖局監督希士路活（Hugh Haslewood，1886-？）少校的太太希士路活夫人（Clara Blanche Haslewood，1875-1962）在四份英文報章的通信欄上發表反蓄婢意見，引起香港上層人士強烈反應（注十）。時任殖民地部部長的邱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站在廢婢立場，下令立法局搜集市民有關妹仔問題的意見，以便在議會上回答質詢。

7月30日，各界人士在西營盤德輔道西太平戲院（今華明中心）舉行蓄婢問題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不少苦力及工會領袖，與及華人名流太太等300餘人，各工團派出義工組成糾察隊（注十一）。這次妹仔問題再度提出，香港工人階級已開始進入自為階級，建立自己的組織──工會，向僱主提出加薪要求，爭取人權，要求工作尊嚴，在妹仔問題上感同身受，所以站出來為妹仔爭人權與尊嚴。

會後產生的「防範虐婢會」，又名「保護婢女會」、「保留婢制會」，支持蓄婢的港英官員有時任署理輔政司的金文泰（Cecil Clementi，1875-1947）等。8月8日，牙醫楊少泉、屈臣氏買辦黃茂林（1897-1969）、麥梅生等26人在中環楊少泉牙醫館召開「反對蓄婢會」（反對妹仔會）籌備會議，通過成立反對蓄婢會決議及《反對蓄婢會簡章》，申明「本會以維持人道、廢除婢制，使婢主得覺悟、婢女得解放為宗旨」，建基於人權基礎上反對蓄婢。

1922年港英頒佈《禁婢示》，申明香港不准蓄婢。3月15日，立法局三讀通過《1923年家庭女役則例》（Female Domestic Service Ordinanc, 1923，或譯作《取締婢女新例》、《取締蓄婢新例》、《管制家庭服務形式法令》），香港原則上已取消了妹仔制度。十數年後，港英於1938年6月頒佈《家庭女役（修訂）則例》（Female Domestic Service Amendment Ordinanc, 1938），嚴格要求執行妹仔登記，以及禁止買賣妹仔和蓄婢，妹仔制度正式廢除。

妹仔是華人社會的問題，英國另一殖民地新加坡、檳城、吉隆坡和霹靂有大量華人居住，也面對妹仔問題，出現解放妹仔運動。荷蘭殖民地印尼雅加達與棉蘭等地也有解放妹仔運動。

注釋：
一. 翁靜晶著：《百年賣身的回憶》，香港，天地，2011，第223頁。
二. 鄭宏泰、黃紹倫著：《婦女遺囑藏著的秘密》，香港，三聯，2010，第280-281頁。
三. 許雅斐：〈香港妹仔與解放運動──台灣刑法妨害風化罪的生成背景〉，載：寧應斌主編：《新道德主義：兩岸三地性／別尋思》，台北：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究室，2013，第151-173頁。
四.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香港，中華，2013，第76貢。
五.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載 ：王賡武主編：《新編香港史》，上冊，香港，三聯1997，第173頁。
六. 保良局文物館：《保良局歷史（二）》，香港，保局局，2000；陳紹釗主編：《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保良局出版部，1977，第220-222頁。
七. 同注四，第69-70頁。
八. 李志剛：〈一位反蓄婢運動的健將──黃詩田長老〉，載：《基督敎週報》，香港，香港華人基督敎聯會，1986年12月14日，第6頁；李志剛：〈香港反對蓄婢會成立之經過及其影響〉，載：《神學與生活》，香港，信義崇神學院，第5期，1982年12月，第27-42頁。
九. 同注二，第270頁。
十. 梁寶霖：〈妹仔解放運動〉，載：陳明銶等編：《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香港：香港督敎工業委員會，1982，第53-54頁。
十一. 《華字日報》，香港：1921年7月21日，第1張3頁。

【惟工新聞】為了不想支付產假成本，老闆百般刁難企圖逼走懷孕員工，在香港並非罕見事例。但即使頂住壓力捱到誕下孩子並放完產假，硬淨的桂瑩（化名）依然逃不過收大信封的下場。曾任職電器公司職員的她向平機會求助，僱主一再拒絕出席調解會議後，平機會竟決定停止協助。事件擾攘超過一年，想找新工作餬口也有困難，抱著孩子的桂瑩對前路甚感無奈：「無呀，可以點打算啫？」

懷孕歧視的後遺症，絕不會隨著分娩而結束。

僱主收懷孕通知後態度大變 向作小產員工施壓

桂瑩年輕精明，訪問時帶著一疊整理好的文件向記者大方解說，中英文都難不倒她，一面講解之餘還一面哄女兒睡覺，顯然不屬典型想像中的無助受害工友形象——可惜這依然不足以讓她討回公道，更因而產後抑鬱，須服用精神科藥物。

一切得由2014年說起。當時桂瑩剛獲「浚達國際市務有限公司」（下稱浚達）聘用，在位於鰂魚涌工廈的陳列室擔任接待員，處理顧客的維修查詢和退貨要求。因家人是長期病患者須經常陪診往返醫院，她每星期得請假兩天以便照顧，老闆亦表示同意，未有留難。如是者數月後桂瑩順利通過試用期，更在翌年獲老闆在公司Whatsapp群組點名大讚「工作認真」，其後甚至因工作表現優異獲發額外獎金。付出得到肯定，事事順風順水，但到2015年4月將懷孕消息通知老闆，待遇迅即急轉直下。

「同佢講我有咗之後，佢就問可唔可以俾其他同事知。」桂瑩覺得奇怪，卻又沒有反對的理由，不料這或許是佈局的前奏。一個月後，老闆召集其他同事開會，詢問他們是否感到自己的工作量因桂瑩懷孕而增加。雖然同事未有附和，但老闆一反過去的讚美，批評她工作表現差，而且不再像先前寬限她請假照顧家人，直接把相關假期工資從薪水當中扣掉。

所謂「工作表現差」，內藏各種詭異指控，例如挑剔桂瑩每日營業額不足5,000元。但她上班的地方明明不是零售門市，只是工廈裡的陳列室，日常工作以接電話和登記顧客資料為主，突然要她跑數兼抨擊她跑數不力，令人不明所以。老闆又指責她弄不見貨品，卻又不表明涉及哪一件貨哪一張單，桂瑩感到此舉不懷好意，「大佬，你又唔澄清，咁係咪即係話我偷嘢？」

桂瑩的罪名還包括疏於整理陳列室，「執嘢唔企理」。但整理就意味搬貨。公司的電器存貨形形色色，輕至香薰機的貨品固然有，可是較大型的電器如焗爐、吸塵機、直立式座地風扇等卻不是身懷六甲的她方便奔走搬動，工作量也不輕：「返嘅貨唔係一部喎，係幾部喎，仲要每款都返幾部，我點執呀？」加上貨品存放的地方亦不便出入，樓梯底竟闢作儲物倉，搬出搬入都要彎低身，桂瑩就更為難。

懷著孩子的生活不易過，桂瑩當時作過小產，就更擔心保不住胎兒，不敢操勞。醫生不認為這份擔心是杞人憂天，診斷後發書面證明表示她不適合從事體力勞動。可是老闆並未理會。2015年6月初，她收到公司的第一封警告信。

這還只是一個開始。

產前連出警告信 產後復工即發離職通知

下一波警告信在8月出現，而且一出就是兩封。其時距離預產期尚有三個月。

老闆今次聲稱收到顧客投訴指在電話裡受到員工的不禮貌對待，警告信中直接指是桂瑩的錯。問題是公司不是只得一位員工，「疑兇」眾多，為何一下子就認定是她經手？老闆處理該次投訴的手法也相當可疑，桂瑩表示他發警告信前向其他同事逐個詢問情況，就是偏偏沒有問過她，似是在調查之前已經有意針對，而且由頭到尾沒有展示證據。

禍不單行，同一天老闆向她再發另一封警告信，今次是指控她弄丟顧客送來維修的風扇。桂瑩當時肚子更大，搬運大型風扇須靠同事幫忙，不會只得她一個人經手，貨倉亦不止一個人可以隨意進出取貨，一下就歸咎於她並僅僅向她發警告信並不尋常。更何況「失扇」事件本身就有可疑，連維修師傅亦為她作證，「師傅都話有修過我交俾佢嘅風扇，修完仲擺返好。」

桂瑩不甘被屈，還要是同一日被屈兩次，決定企硬拒收兩封警告信，「我同佢講，『你有證據至同我講啦』。」老闆罵她：「你個人死唔悔改，有錯唔肯認！」她也不示弱：「冇錯我做乜要認？」

無法忍受僱主壓力而自行離職的懷孕僱員並不罕見，僱主亦因而可逃避提供有薪產假福利的責任，但桂瑩未有退讓。2015年9月，浚達聘請新人逐漸接手桂瑩的工作；她不久之後放產假，期間神秘地自公司的Whatsapp群組被移除出去。種種舖墊之後，到桂瑩2016年1月放罷產假復職，卻收到老闆給她的「離職協議書」，支付一個月代通知金，註明「以上述金額作為完（圓）滿解決，以後雙方不再作任何追討」。

新生命降臨之後隨即面對失業。老闆口頭說等到她的孩子和患病家人有人照料，就會讓她復職，惟未有給予書面協議，放產假前後的各種觀察亦讓桂瑩認為這種承諾難以盡信。

逾九成性別歧視投訴屬僱傭範疇 懷孕歧視最常見

根據《僱傭條例》，只要員工按連續性合約受聘滿40星期，並向僱主發出懷孕通知，即有權獲得10週有薪產假。當中第15條更規定除特殊情況外，僱主不得在僱員經醫生證明懷孕之日起至產假結束復工之日為止解僱當事人，否則即屬違法，最高可被罰款10萬元。

保障看似健全，但無良僱主也會企圖見招拆招，最常見的做法有兩種：一是施加壓力、擅自更改工作內容或增加工作量，務求懷孕的員主自動離職放棄產假；二是安插罪名，製造證據指員工犯下嚴重過失，從而取得法例容許的權力進行解僱。

桂瑩的經歷裡，僱主涉嫌使用以上第一和第二種做法，不過她既未自行離職，僱主也沒有證據證明她犯了足夠嚴重的過失，於是桂瑩保住了產假。可是《僱傭條例》給予的保障只到產假結束復工為止，其後僱主要解僱就近乎百無禁忌。

但這是否代表僱主在此事上從頭到尾都一定沒有犯法？原則上並不見得。因為除了《僱傭條例》之外，《性別歧視條例》第8條也保障懷孕的僱員，避免她們因懷孕而受到較差或不利的對待。桂瑩被解僱後向勞工處查詢，勞工處建議她聯絡平機會，她決定向平機會作出投訴。

她並不孤單。平機會2015-16年度年報顯示它處理的投訴裡有35%與《性別歧視條例》相關，當中逾九成屬僱傭範疇，而懷孕歧視又是裡面位居第一的最常見投訴項目。

苦主：俾我回覆得兩個幾星期，俾佢回覆就兩個月

桂瑩在投訴裡的要求很簡單，賠償還是其次，向浚達討回公道更重要，包括向她道歉、收回先前發出的警告信，以及簽發工作證明。「討回公道」絕不抽象，而是有著十分實際的生活需要。桂瑩失業後想再求職養家也不容易，填履歷表時不敢寫上在浚達工作過，一來沒有舊僱主提供的工作證明，二來也考慮到招聘者向浚達查詢時舊僱主會出示那些不可信的警告信，於是情況就變得非常尷尬，只能半天吊。

收到投訴後，平機會在2016年4月安排「提早調停」，惟舊僱主拒絕出席，以電話回覆平機會表示不接受桂瑩的要求。平機會隨即進入所謂調查程序，促浚達提交相關文件並進行答辯，到7月下旬又要求桂瑩在19日內回覆平機會她對浚達答辯的意見。調查程序給僱主答辯的時間遠比讓她回覆的時間更長，她覺得不太公平：「大概5月嗰陣平機會打嚟話前僱主有啲資料要補，仲未得……你俾我回覆嘅時間得兩個幾星期，你俾佢（前僱主）回覆就前前後後差唔多兩個月。佢答得唔好你就一路俾機會佢繼續再答落去，但係我無（同樣機會）個喎。如果佢答得模稜兩可，呢個係佢嘅選擇，咁樣你就唔係仲問落去，而係真係應該去調查啦。」

不論調查過程是否令人滿意，平機會在同年9月召開第二次調解會議，浚達依然拒絕派代表出席，連進行電話調解也不接受。事件懸而未決，再追究就得對簿公堂，桂瑩向平機會申請法律協助卻遭到否決。至此，平機會按其一貫程序抽身而去。

向平機會投訴而成功的機會其實頗渺茫。平機會年報承認它在2015-16年度處理的420宗已完結個案當中，近六成因為超過12個月期限、個案被評為缺乏實質或當事人主動撤銷投訴而申訴失敗。然而剩下來的四成亦不等於自動成功，像桂瑩的個案就被歸類為進入了調停程序，但同期的調停失敗比率達33%。七除八扣之後，循這套制度去投訴的失敗機會，接近72%。

平機會以證據不足以讓法庭受理為由拒絕批核法律協助，卻又建議桂瑩到法援處敲門，她苦笑：「你都覺得證據唔夠，仲叫我去申請法援？」產前受職場磨難，產後受制度磨難，稍堪安慰的是丈夫精神上一直支持她爭取權益，患長期病的親人也總算等到了陪診服務，只是自己的前路仍然未有著落，找不到新工作也討不回公道。「點打算？無呀，可以點打算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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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打工仔搞政治包無好下場？資深廚師吳志輝（細輝）雨傘運動後開始關注政治民生，除了以傘兵身份角逐2015年區議會選舉，更成立「香港廚師聯盟」爭取同業權益。不過為同事追討超時補水以及質疑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對標準工時立法的立場，卻可能換來多次調換工作崗位、被編配厭惡性工作甚至即時解僱。於德國漢莎膳食服務（中國）有限公司任職的細輝前日（3月8日）在毫無先兆下遭總經理丘炳仁以「態度差」為由即時解僱，今日（3月10日）中午多個團體在中環集會要求丘炳仁交代事件，約50人參與，批評香港法例對不合理解僱的管制落後，並直斥始終不肯落樓見人的丘「有膽炒人，無膽見人」。

搬運重磅熱餸期間被質問 疑違反飲食業職安

香港廚師聯盟近日就勞工政策問題狙擊各名特首候選人，主席細輝在論壇公開質問林鄭的影片在3月5日深夜被放上社交網站之後，3月8日總經理丘炳仁前往細輝工作的中國銀行總部巡視，詢問食材事宜。細輝表示當時正專心搬運重物，「啱啱煮起熱辣辣一大桶餸喺地下」，但仍有回覆提問，丘卻突然翻臉斥責他態度差沒有回答問題。「佢即刻叫我唔使做，我都呆咗。……佢嗰陣時連望都冇望我，點知我冇答佢？」

公司承諾會賠償一個月代通知金，惟截稿時仍未過數，但聲稱將在一星期內支付。

勞工處數字顯示飲食業2015年發生5,386宗工業意外，其中「觸及灼熱表面或物質」為最主要原因，佔個案總數的22.2%。德國漢莎膳食服務（中國）有限公司由德國漢莎天廚集團全資擁有，入職36年的丘炳仁竟漠視業界工業安全常識，令人詫異。

爭加班補水 遊行反釋法 兩度遭閃電調職

回想近日見聞，細輝也覺得奇怪。身為總經理的丘炳仁平日多留在公司在觀塘的辦事處，惟事發前經常到漢莎天廚在中銀的分店巡視，情況並不尋常。加上細輝入職近兩年從未收過警告信，工作表現良好，霎時間被高層以態度不佳為由即時解僱，他認為並不合理。

可是這番遭遇未必毫無先兆。遭即時解僱而陷入失業的細輝現年52歲，2015年獲漢莎天廚聘用，為《蘋果日報》在將軍澳的總部供應膳食。其間他為同事爭取加班補水，追討成功後卻被調識至葵涌貨櫃碼頭，公司聲稱「我哋合作好似有啲問題」。在葵涌工作期間，細輝亦不時被安排去做職責範圍外的厭惡性工作。「叫你一個大廚拉垃圾去垃圾站咁遠倒。」他用手勢表示那不是小型垃圾，而是尺寸達成人身高的大型垃圾車，而且時機也相當奇妙：「每次（香港廚師聯盟）上街有行動，第二日就俾人調去倒垃圾。」

起初細輝以為只是巧合，公司並非針對他在工運和政治上的參與。但去年11月6日他出席反對人大釋法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遊行後，翌日上班僅僅兩小時就再收到公司的調職通知，要將他調到中銀總部。

「我唔會閉門會議，你落嚟一人一支咪喺條街講！」

儘管先前懷疑有諸多小動作，資方得悉舉行抗議的消息後隨即改變姿態。香港廚師聯盟的面書專頁發佈集會預告後不足兩小時，公司人事部彭姓職員致電細輝稱「丘生都想同你傾」。到今日集會前三小時，丘炳仁致電細輝，表示「我都願意聆聽你聲言，願意解決件事，搞大件事無好處」。但細輝並不接受取消集會：「咁你都解決咗我啦！」

「佢想約我私人單獨見面，但我唔會閉門會議。丘炳仁你落嚟，我哋一人一支咪，喺條街講！」細輝指資方踐踏工人尊嚴，打工仔不應是老闆話炒就炒，賠償或復職都是次要，但要求公司必須通歉。

集會開始45分鐘後，大會表示收到漢莎天廚消息，稱不會派代表到場交代。

疑針對工會 不合理解僱管制落後

街坊工友服務處幹事王曉君指香港法例對不合理解僱的管制落後，對受害人不具備強制復職權保障，再者「不合理解僱」只適用於在通稱「四一八」的連續性僱傭合約（連續工作四星期或以上，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中受僱不少於24個月的員工，細輝不幸地僅受聘22個月，無論僱主以任何理由炒人都不能依法歸類為不合理解僱。

香港廚師聯盟並非首次有成員疑因政治壓力被解僱。2015年10月，酒樓廚師楊羽中疑因批評工聯會區議員梁子穎偷拍對手競選街站，遭僱主君逸軒解僱。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指組織工會是全球受保障的權利，漢莎天廚此舉有打壓工會之嫌。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代表表示「尋日開會聽到呢個消息，所有理事都好震怒」，要求總經理丘炳仁交代事件。

到場聲援的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指漢莎天廚總公司在德國，在德國的話依法不能如此解僱員工，又諷刺將膳食服務外判予漢莎天廚承包的中銀立場可疑：「中銀唔係共產黨控制嘅咩？共產黨唔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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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三八婦女節剛過，女性如何頂起半邊天？在家庭的勞動不是只有家務勞動，還有各種用於市場交易的手作生產。巴基斯坦近八成家庭工人是婦女，往往比一般勞工更受剝削，英國《衛報》近日報導她們團結起來自我組織的經歷，甚至與官僚拗手瓜，切實改善市政規劃以至推動全國新政策，惟工新聞特此翻譯。
 

巴基斯坦信德省（Sindh）通過一項新政策，承認該省以在家工作為本勞動者的工人身份。這意味著該地區約500萬名家庭工人（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得到合法身份，能獲得相關的福利。

「這不僅是信德和巴基斯坦勞工運動歷史重要的日子，這更加是南亞地區的歷史性一刻。」澤赫拉‧漢（Zehra Khan）說。漢是信德省的家庭女工工人聯合會（Home-Based Women Workers Federation, HBWWF）秘書長。HBWWF現在有超過4,500個成員。

「一旦他們的工人身份被合​​法承認，他們可以在政府管理的社會保障機構註冊，享有工人福利委員會的一部分福利如健康、教育和住房，甚至取得退休後的福利。」她補充說。

巴基斯坦「隱形的」勞動力

巴基斯坦家庭工人約有1,200萬人，其中接近80%是婦女。除了無酬的家務工作外，婦女每天還花費長達10小時在家中製作服裝、鞋、運動用品和工藝品。儘管她們長期支撐起該國的非正規經濟，全球其他國家往往看不見她們付出的勞動。

「她們要獨自與中介商談判。她們的薪金常常被抽走一部份，如果要求更好的薪金待遇就會被嚴懲。」

然而新政策帶來剝削快要結束的希望，一旦註冊為工人，這些勞動者就可以要求取得「2015年最低工資法」所規定的基本工資。

HBWWF的由來

HBWWF是由國際婦女基金Mama Cash資助，它在2001年Mama Cash與由漢所組織的與女性家庭工人之間的非正式會議中產生。到2005年，該小組成長為一個聯盟，讓婦女認知到她們對社會貢獻良多和集體談判的重要性。

這些婦女向當地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政府改善當地的服務，例如修建污水系統和清理狹窄小巷中垃圾。她們要求水務局供水，並要求解決家庭暴力問題。

最終她們開始關注自己作為工人的權利，並開始遊說政府推行新的全國性政策。

HBWWF大多數時間都花在議員和政治家的辦公室裡，讓他們花幾分鐘的時間閱讀她們的政策，了解她們在說什麼。

以工運視角來看待

2010年第18屆憲法修正案通過後，各省獲得更大的自主權。信德省於2013年成立了一個省級工作組，調整國家政策使其加省份特定化，並送交行政長官批准。

「這既不是以性別，也不是以婦女為重點。我們的焦點是階級，而且應該以勞工運動的視角來看待。」漢說。

信德省政府確實在巴基斯坦四個省份中邁出了歷史性的第一步，把以家庭為基礎的工人納入法律網。

資料來源︰
Guardia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Pakistan's 'invisible' female workers celebrate new legal status

【惟工新聞】香港警察多年被批評藉掃黃之便免費享用性服務，近日兩位在港南韓婦女於法庭哭訴曾與放蛇警員性交，主任裁判官羅德泉亦表示法庭不能處理「食霸王餐」問題而須交由警隊內部跟進，再次引發輿論譁然。性工作者遭警方借執法權力佔便宜在世界各地是常見現象，不過美國阿拉斯加州正蘊釀立法管制惡行，將警員於調查期間與性工作者進行性接觸列為刑事罪行。相關議案已獲得逾7萬人聯署支持。

九成受訪者不知放蛇警員性交合法

提出修例草案的阿拉斯加州安科雷季議員克拉曼（Matt Claman）表示，修例是為了堵塞漏洞，消除警方調查期間進行性接觸的灰色地帶。他引述海斯研究中心（Hays Research）的一項電話調查，逾九成受訪者不知道警察竟然可以合法與性工作者性交，而且反對將之列為合法。

當地關注性工作者權益人士兩個月前發起「停止國家支持的強姦」聯署，爭取將警方於調查期間與疑犯性交或性接觸列為非法。聯署信表明「這種制度性強姦不僅道德上錯誤，對維持公眾安全也是差劣手段，必須停止」，至今已獲得逾7萬人簽名支持。

現行法例只保障被拘留人士

聯署發起人杜根（Maxine Doogan）解釋，當地法例雖自2013年起保護市民被拘留期間不能被逼發生性行為，警員犯事會被列為非法，但這並不保障被警方調查中的市民：「在放蛇行動中你就正正在被調查的狀態，技術上不算被拘留。所以警方被允許在放蛇時進行性接觸，因為那正是賣淫調查的一部份。」

就算從較保守的觀點看，拘捕性工作者對鼓勵他們轉行亦有害無益。杜根指被捕的性工作者因為留了案底而被標籤，而相關紀錄可公開查閱，妨礙他們找到其他工作。

（綜合外電）

韓國籍女子被指以簽證來港賣淫，本已承認一項「違反逗留條件」控罪，而涉嫌操控女子來港的被告亦一併被控「販運人口」罪。韓籍女子本意欲指示裁判法院當值律師認罪，但對於控方案情指「放蛇警員沒有與被告有性行為」的描述，女被告表示反對；經主任裁判官將案件押後一天後，女被告維持說法，指稱放蛇警員「食完」警方才採取行動，裁判官決定押後案件，進行「牛頓聆訊（Newton Inquiry）」。

簡言之，要請「牛頓」出來，是因為被告認罪，但不同意控方關於罪情的描述。既然不同意案情，為何要認罪？認了罪，但又不同意案情，又是甚麼玩法？這就先要解釋一下，法庭上所謂「認罪」的意思為何。

警方（或者執法部門）正式落案檢控後，發出一些檢控文件，除了包括出庭提堂的日期時間，一般需要有一張由案件主管發出的「控罪書（charge sheet）」，上面會分別寫明所控告罪行的陳述（statement of offence），亦會包括罪行詳情（particulars of offence）。例如某甲被指打傷了人，他手上的控罪書上就會指出，觸犯的條文是「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違反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9條」，而罪行詳情應會是「某甲，你被控於2017年X月X日，在香港灣仔YYY道ZZZ商店門外，因襲擊另一人，即中國籍男子某乙，對他造成身體傷害」。

某甲作為被告，拿著控罪書上法庭首次提堂時，他會知道這次官司是指向哪一日、哪一地、哪一人的事件；但是，控罪書的資料，其實談不上是「案情」，它說出了某甲被控的罪名，但沒有詳細交代，受害者所受的傷有多重、多大，某甲當時是用甚麼招式造成受傷…… 這一切的細節，會反映在另一份稱為「案情摘要（the brief facts）」的檢控文件上。

控方的案情摘要，基本上就像說故事般，將整個事發經過詳述一次︰甚麼時間，某甲如何來到事發地點；受害者如何碰上某甲；兩人因何起爭執；某甲打了受害者甚麼地方；受害者事後去了哪所醫院；報告顯示的傷勢為何……

有時候，控罪比較複雜，或者警方調查未完成，可能到上庭提堂當日，控方仍然交不出案情摘要，這時候控方一般不會要求被告第一天就答辯（taking plea）是認罪還是不認罪，而是會要求法庭押後案件；反之，如果控方在提堂時已經準備好案情摘要，基本意味著當局已經對案情經過有更具體的掌握，法庭亦會要求被告表明是否認罪。

次序上，法庭會先要求被告回答是否認罪，然後才聽取被告關於案情的回應。返回某甲的例子，如果他在案情所指的事發時間根本不在現場，或者就算他承認自己有出過手，但他堅持自己只是扯了對方的衣領一下，他的臉瘀了根本不關自己的事，那麼某甲就不會認罪，讓法庭排期就「襲擊致身體傷害罪」審訊。

但亦有一種可能，就是某甲會承認自己確實有出手，力度也超出一般普通襲擊而弄傷了對方，但控方案情摘要當中有些部分，可能在被告而言是不準確的︰控方說受傷者持續受襲，但被告可能打了一下已經收了手；控方說受害者受傷後自行求診，但被告有單據、證人，證明是由他送受害人到醫院的……如果被告在認罪後，對控方案情完全不提異議，法庭就會完全按照控方的版本，去衡量被告的罪責並以此量刑，被告亦未必有機會再用自己的不同版本，作為量刑求情依據。

「牛頓聆訊」的設立，正是在被告認罪、但不同意控方案情時，用以協助法庭了解事實的真相，並確定最終應該採納的案情，作為判刑根據。它有點像被告不認罪後的正式審訊般，雙方同樣要傳召證人、呈交證物，但爭議點會集中在案情中雙方不認同的部分，其他部分就不作處理。

較常見啟動「牛頓聆訊」的例子，包括販毒案件。由於販毒罪行嚴格規定，不論角色輕重，一律依照搜獲毒品的份量大小，判處動輒以年計的重刑，但有些參與運送或「搭路」勾當的小角色，可能本身都是癮君子，身上的毒品，亦並非全部用作販賣，而是包括了自用的部分。他們往往會申請「叫埋牛頓」，由雙方舉證說明，到底應該剔走多少份量的毒品，不計算在販毒控罪內，從而減少刑期。

至於在文首提及的韓籍女子涉娼案，為這類控罪召開「牛頓聆訊」，的確較少見。首先要澄清的是，賣淫在香港本身不違法，即使案中女子被控在港工作而違反逗留條件，賣淫的情節本身也不會對刑期有多大影響；另一方面，性工作所衍生的刑事控罪，較常見的除了檢控外來性工作者「違反逗留條件」外，主要有「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罪」（即一般用作檢控性工者主動主動要約兜搭客人的罪名）、「經營賣淫場所」或者「依靠他人賣淫的收入為生」等等。而在這些罪名下，如果一名被告（或被指從事性工作的證人）對於控方指放蛇警員「沒有享用服務」的說法，提出任何質疑，其實變相承認的確有性交易發生過，所以辯方很少會挑戰控方這類說辭。

但是，當主任裁判官羅德泉發覺，這次有不止一個被控韓籍女子提出「放蛇警食完先冚」的控訴後，即使這環節對於被告的案情或判刑其實不一定有大影響，他還是希望被告考慮清楚，是否願意為這個說法提出更清晰有力的指控。裁判官解釋得明白，這是基於司法公正，不能草草了事，必須認真查找真相。他所指的大概是，如果有放蛇警員公然藉公務之便「食霸王餐」，很可能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如果警員在供詞內撒謊，當然亦有可能構成「妨礙司法公正」或者「藐視法庭」。

所以，這次「召喚牛頓」的意義，其實已經超出一般案件中為被告爭取較有利減刑的案情裁決，而是要就一項攸關警員紀律操守以至刑事司法尊嚴的指控，作出嚴正的調查。

另外順帶一提，一般被告如果認罪，可以因減省法庭審訊時間，而獲得最多三分之一的刑期寬減；但如果認罪的被告提出召開「牛頓聆訊」，最終法庭卻裁定不接受被告一方有關案情的說法，被告所獲的刑期扣減，可能就要打折。

「阿嬤」，十七世紀末來台閩粵移民稱呼祖母的親暱用語，今日已超越族群，成為我們對上一代女性的集體稱呼。台灣的阿嬤歷經了這片土地的父權文化、族群衝突，以及戰爭苦難。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被捲入戰爭，有一群年輕女性被徵集帶往戰場作為「慰安婦」，推估至少兩千人受害。

船一到岸，士兵來接我們，送我們到宿舍。......就是這樣，大家都開始哭。我們被騙過來，所有女孩一起大哭，大家哭得很傷心。

 

我要用兩隻腳，一步一步走到日本去抗議。

 

──林沈中（1927-2013）

【惟工新聞】根據英國政府在周四（3月16日）發表的家庭數據，2015至2016年英國大約增加了有10萬名貧窮兒童。現在英國約有400萬或約30%的兒童被歸類為貧窮，當中的67%是來自工人家庭。

如削勞工福利 未來三年貧窮率惡化

雖然最近的數字增加相對溫和，但分析家指政府計劃削減勞工福利將會加劇未來三年的貧窮率。

約瑟夫‧朗特里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行政總裁Campbell Robb說，「這些可怕的數字是一個警示，提示我們可能處於貧窮人口急劇上升的開端。」

政府︰英國的經濟強勁

政府指更廣泛的家庭數據——家庭收入增加、收入不平等低於2010年、兒童身處無業家庭的數字減少——顯示英國經濟強勁。它又指處於絕對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數字是歷史低點。

「家庭收入是創歷史新高証明了英國經濟強勁。」英國就業及退休保障大臣祈達文（Damian Green）說。但是他並不足現況，又說︰「我致力於解決不利因素。這些數字證明工作是擺脫貧困的最佳途徑。」

不過倫敦財政研究所表示，勞動適齡成人的收入不超過八年前。不平等和貧困比金融危機之前略低一點。

料2022年再增100萬貧窮兒童

倫敦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預測2022年貧窮兒童會再增加100萬人。

關注單親家庭的慈善機構「薑餅」（Gingerbread）首席執行官羅西‧弗格森（Rosie Ferguson）說：「人們允許兒童貧困問題惡化，而非解決它。幾乎一半的單親家庭兒童身處貧困，這個數字令人震驚。」

「首相在進入唐寧街時談到要不公正問題，但沒有東西比政府迫使兒童陷入貧困更加不公正。」兒童貧困行動小組（Child Poverty Action）的行政總裁艾莉森·加納姆（Alison Garnham）說。

（綜合外電）

荷蘭於2017年3月15日舉行大選，以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投票方式，選出國會下議院全部150個議席。選前支持率不斷攀升的極右政黨——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領導的自由黨（Partij voor de Vrijheid，縮寫PVV），雷聲大雨點小，所取得的席位沒有如逾期般多，極右翼排外勢力挺進當權的憂患暫時得到舒緩。「綠色左派」（GroenLinks）成為這次大選的最大贏家，取得該黨成立28年來最好的選戰成績。不過，跟歐洲其他國家類似的情況，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下荷蘭的政治右傾趨勢仍然強勁，而左翼實際上仍沒有取得大突破。

馬克‧呂特（Mark Rutte）領導的原執政聯盟主要右翼政黨——自由民主人民黨（Volkspartij voor Vrijheid en Democratie，縮寫VVD），儘管比2012年大選少了8個議席，但仍然以33席穩當議會第一大黨，得票率為21.3%（較上屆跌了5.3個百分點）。呂特及其領導的人民黨，為了跟近年崛起的極右翼PVV競爭，其政治主張與政策也日益進一步右傾，跟隨PVV的排外、反伊斯蘭腳步起舞。呂特領導的人民黨，在主張恐伊斯蘭種族主義上樂此不疲，還經常拿尋求庇護者開刀。大選前，荷蘭與將在一個月後舉行憲法公投的土耳其爆發外交風波，兩國政客借此撈取選票。呂特領導的聯合政府驅逐土耳其大使，以此次風波挽回了他被威爾德斯超越的劣勢。

威爾德斯領導的PVV，打著反移民、反伊斯蘭的右翼民粹主義旗幟，並主張荷蘭舉行公投脫離歐盟，在選前聲勢高漲，成為了人民黨的主要對手。PVV以13.1%得票率（增加3個百分點），拿下20席，比上屆大選增加了5席，所得比預期的成績差了很多，但仍然成為議會第二大黨。PVV在選前的民調中，曾領先人民黨。呂特已在選前拒絕跟PVV組成聯合政府。PVV的挺進勢頭在這次大選中被擋住，但這並不表示歐洲極右勢力受挫，畢竟PVV的得票和議席已有所增加（儘管並不比2010年的24席來得多），而且執政的右翼勢力也愈來愈右傾。荷蘭與歐洲的政治前景仍然黯淡。

原本跟人民黨組成聯合政府的工黨（Partij van de Arbeid，縮寫PvdA），破了該黨本身於2002年大選創下的敗選紀錄，遭遇了它史上最慘烈的敗仗。工黨所得議席劇跌29席，僅剩下區區9席。這比之前最差情況的23席（2002年），還要少了14席。工黨的慘敗，已是意料中的事情，而且敗得合情合理。這是工黨過去多年來支持右翼政策及背叛其本身「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報應。過去4年來，以社會民主之名行新自由主義之實的工黨，在呂特領導的聯合政府內，跟右翼勢力推動親資本的政策，進一步讓該黨在工人階級中的聲望劇跌。工黨在呂特領導的內閣中佔據了好些重要的職位，包括傑洛‧戴松布倫（Jeroen Dijsselbloem）擔任的財政大臣，是歐盟內推動緊縮政策的主要人物，既是造成希臘經濟崩潰的推手之一，也是荷蘭政府削減醫療與社會保險開支的「監工」。

主張生態主義、社會包容、支持難民的左翼政黨——綠色左派，不僅取得該黨史上最好選戰成績，也因工黨的自我毀滅而超越工黨，成為荷蘭議會內最大的左傾政黨。綠色左派以8.9%得票率（比上屆增加6.6個百分點），贏得14席，比上屆大選增加的10席。綠色左派的得票率及議席增長，是所有參選政黨中最高的。1989年，綠色左派由荷蘭共產黨、和平主義社會黨、激進者政治黨及福音人民黨合併下成立。它在這次大選裡善用社交媒體進行競選宣傳，加上該黨在經過多年向新自由主義妥協後重新建立其左翼根基，而贏得了民眾的支持。綠色左派領袖傑西‧克拉佛（Jesse Klaver），年僅30歲，以一股朝氣蓬勃的形像，為被極右政治陰影籠罩的歐洲政治帶來新氣息。綠色左派在選前舉行了荷蘭近年來罕見的大規模造勢集會，顯見荷蘭民眾對左翼政治仍然有著極大的期待與支持，而這也是阻擋極右翼勢力擴張的希望。擁有摩洛哥及印尼血統的克拉佛，在24歲時就當上議會一員，而2015年他成為綠色左派黨魁後，該黨的成員激增7,000人，近半新黨員年齡30歲以下。克拉佛正好就是跟威爾德斯完全對立的政治象徵。克拉佛曾多次強調，威爾德斯所主張的極右翼民粹主義，才是荷蘭多元主義文化及傳統的真正威脅，而不是穆斯林移民。

以番茄為標誌的另一左翼政黨——埃米爾‧盧默（Emile Roemer）領導的社會黨（Socialistische Partij，縮寫SP），無法在工黨的慘敗中取得新的突破，只能拿下14席，比上屆還少了1席。社會黨的得票率為9.2%，較上屆大選微跌0.5個百分點。這個從毛派共產黨演化而來的民主社會主義左翼政黨，曾經因其紮實地區組織工作而在政治上取得令人鼓舞的突破，惟無法在2006年高峰期（贏得25席）後進一步擴大影響力，著實令人惋惜。社會黨黨內正面臨著組織革新及民主化的挑戰。

在屬於左傾政治光譜上的其它政黨黨中，愛護動物黨（Partij voor de Dieren，縮寫PvdD）取得5席（增加了3席），從工黨分裂出來的反種族主義政黨——思考黨（DENK），則拿下3席。工黨所失去的29席，並沒有全部流向左傾政黨，共有14個「左」的議席因此蒸發。

右翼政黨黨中，基督教民主呼喚（Christen-Democratisch Appel，縮寫CDA）贏得19席（增加6席），民主66（Democraten 66，縮寫D66）也取得19席（增7席）。兩黨曾為議會第三及第四大政黨，有機會跟人民黨組成聯合政府。比PVV更右的民主論壇（Forum voor Democratie，縮寫 FvD），首次參選也拿下2席。看來即使將旗幟鮮明反伊斯蘭、反移民的極右政黨排除在外，但是荷蘭將繼續由右翼聯合政府執政，實行更多削弱福利國制度、賦權予資本財團及排斥多元文化主義的政策。

荷蘭左翼在資本主義危機及極右翼聲勢逼人的情況下，無法在選舉中取得更多的支持，主要是荷蘭民眾並不像希臘及西班牙的民眾那樣在政治上積極。左翼政治的發展，需要的是積極參與政治及在社會抗爭動員中建立起階級意識的民眾。如何激發民眾的政治積極性，以及組織激進的政治抗爭，是左翼政治力量必須克服的挑戰。

（原刊於作者網誌）

編按：僱主為逃避工傷賠償而將僱員變成「自僱人士」，例子在香港屢見不鮮，在英國也不例外。以「自僱化」脫離正規僱傭關係的風潮已在當地形成「零散工經濟」（gig economy），因網上購物流行而越做越大的速遞送貨行業更是重災區之一。英國《衛報》昨日（3月19日）報導有速遞員因車禍工傷取病假休養，卻慘遭公司每日強徵逾2,000元「替工費」，不堪倒貼而自行辭工。事件引起輿論關注，惟工新聞特此翻譯。
 

郵遞公司「英國郵政（UK Mail）」向一位工作時因車禍而無法上班的郵差徵收近800英鎊（約港幣7,691元），被指使用非人道手段逼員工自行離職。

1800郵差受害  資方：病假紙無關痛癢

這個市值近2.5億英鎊（約港幣24億元）的企業，為連鎖超市Tesco、大型DIY家品店Homebase、電訊商O2等零售商提供送貨服務。47歲郵差伊布拉謙武夫（Emil Ibrahimov）為公司在倫敦東部運送包裹之際，他的貨車遭其他車輛從後衝撞，導致他無法工作。他腿上腫脹發痛，被救護車送往醫院後，醫生表示他需要休息而且走動時必須使用枴仗。

但當伊布拉謙武夫通知經理他不能工作，英國郵政竟向他英國郵政發出216鎊（約港幣2,077元）帳單，聲稱他要支付公司找另一個郵差替工的開支。

過去12個月工作期間請的7天無薪病假帶來的收入損失，以及公司徵收的費用，加起來讓伊布拉謙武夫喪失了大約1,800鎊（約港幣17,307元）。目前他已經辭工。

去年英國郵政被德國郵政DHL集團收購時，盈利達1,600萬鎊（約港幣1.5億元）。伊布拉謙武夫向《衛報》表示英國郵政有某項措施針對旗下約1,800位自僱郵差。與公司簽約的郵差以送貨數量計薪，合約上標明了一個扣錢制度。伊布拉謙武夫一次因搬運重型包裹患上急性背痛和坐骨神經痛，獲醫生簽發兩週病假證明，英國郵政亦向他收錢。為免損失，他僅僅休息兩天之後就復工。

「我拿病假紙過去，他們說病假紙無關痛癢，因為我是自僱的。他們這樣對我，以後也會這樣對待我。這根本不對。」

以替工之名扣薪成風  政府成立委員會徹查

相關收費喚起更多對自僱郵差待遇的關注，特別是他們正支撐著日趨蓬勃的網上購物生意。《衛報》本月報導速遞公司DPD向其車手徵費，假如他們無法找到替工之下缺勤，每日須被剋扣150英鎊（約1,443港元）；皇家郵政的子公司「英國郵政包裹公司（ParcelForce）」亦向自僱郵差徵費，找不到替工的話可被扣錢達每日250英鎊（約2,405港元）。上星期三（3月15日），DPD愛丁堡貨倉的郵差不滿徵費制度和被安排每星期工作六天，上街發起罷工。

唐寧街政府成立了一個檢討現今僱傭安排的委員會，以工黨成員泰勒（Matthew Taylor）為首，正審查相關徵費手段。

下議院的工作與退休金委員會主席法蘭克‧菲爾德（Frank Field）表示，他將向泰勒施壓，要求「仔細審視這種逼員工自行離職的手段，它再次顯示低收入人士如何在英國零散工經濟（gig economy）裡被加倍壓逼」。

泰勒說：「當代勞工市場裡這些具爭議性的措施曝光，有其重要性，我們可從中瞭解須在檢討報告中著墨的關鍵挑戰。」

英國工會議會（Trades Union Congress）總幹事奧格拉第（Frances O’Grady）表示，英國郵政的「懲罰性徵費」是「僱主從零散工經濟裡撈到所有好處的鮮明例子，而工人則承擔所有風險。她補充：「從事低薪『自僱』工作的人一旦生病就得付出沉重代價。我們必須剷除這樣做的老闆。」

受害人： 車禍壓力不及公司壓力

每當一位郵差生病，英國郵政會向他支付其替工郵差所賺的金額。以伊布拉謙武夫的例子而言，金額介乎每天24至99英鎊（約232至955港元）。但公司同時也會向他每天徵收216鎊（約港幣2,077元），聲稱是聘用替工的費用。這意味伊布拉謙武夫因工傷而休養期間淨蝕789英鎊（約港幣7,612元）予其僱主。

英國郵政否認有逼員工自行離職，發言人稱：「承包商由一開始已被告知他們合約上的商業性質……英國郵政並沒有因此獲利，徵費措施只是為了填補尋找替工的成本。」

Tesco稱「得悉當事人受到這種對待，感到失望」，O2表示「會與英國郵政溝通，進一步理解他們在商業運作上對其自僱車手的安排」。 Homebase則拒絕評論。

伊布拉謙武夫六年前從阿塞拜疆來到英國，為英國郵政工作了兩年，以每一程送貨計算薪酬。他表示通常每星期要工作5天，每天工作12小時。扣除開銷之後，收入大約等於時薪7英鎊（約港幣67.5元）。全國性最低工資水平是時薪7.2英鎊（約港幣69.4元），但不通用於自僱員工。

「每天他們都打電話來叫我回去上班。」伊布拉謙武夫談到他遭遇車禍後的經歷：「我說我上不了班，他們就說我會被扣錢。所以數日後我就得回去。是很辛苦，但我得回去。這很無人性，因為車禍出事時我正在做他們的工作。車禍本身對我構成的壓力，還及不上英國郵政事後對我幹的事那麼大。」

英國郵政拒絕回應伊布拉謙武夫的個案，惟聲稱：「英國郵政只會追討過程裡的實際成本，而此舉符合公司政策以及與車手簽訂的合約。……在一些罕見的情況下，若承包商因不確認是否有足夠覆蓋而無法提供約定的服務，英國郵政可能被逼作出其他安排……因通知期短，這些安排可能會比較昂貴……英國郵政會獨立考慮任何這些事件。」

（分題為編輯所擬）

資料來源：
Guardian: UK Mail driver who was unable to work after car accident charged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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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國際台灣分會等團體聲援「KADAMAY」的佔領空屋行動。（王顥中攝）

編按：橫洲村民即將因政府收地而被逼遷，舊區居民亦經常因市區重建被逼遷，類似戲碼在香港不斷上演，在菲律賓更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地農民多年來被逼遷情況嚴重，喪失家園後湧入城市貧民窟，近期觸發佔屋運動，入住政府空置的軍警宿舍，惟政府態度強硬。《苦勞網》報導台灣移工關注圑體對佔屋人士的聲援行動，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文：王顥中（苦勞網記者）

移工國際台灣分會、台菲友好協會等團體昨天（3月20日）上午偕同數十名在台菲籍移工，赴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聲援菲律賓公民團體「KADAMAY」的佔領空屋行動，呼籲菲律賓政府與民團展開協商，勿暴力迫遷驅離，提供合理的安置計畫。

在台移工聲援菲律賓的佔屋運動。（王顥中攝）

菲律賓政府自去年（2016）起拆除首都馬尼拉的違建貧民窟，將貧民安置在偏遠的布拉坎省（Bulacan），目前已有超過4,000戶貧民遭到迫遷，KADAMAY自去年8月起，五度嘗試與菲政府協商要求保障貧民的居住權，卻未獲正視，於是發動佔領空屋，佔領的是由菲政府興建，原預計提供給軍警人員作為宿舍，卻已閒置荒廢2至5年的建物。

台灣反迫遷連線執委徐亦甫表示，菲政府針對貧民提供的安置計畫，住宅是由私人企業提供，不僅租金昂貴，還收取3至4倍的水電費，居民每個月都必須支付高額的分期付款，又因為布拉坎距離首都中心相對偏遠，人民缺乏工作機會，根本無法支付安置費用，所以才會有佔領空屋的行動，但菲政府不但不解決底層居住權，還宣布將動用軍警鎮壓驅離。

台權會居住權專員林彥彤表示，佔領運動在世界各國都很常見，西班牙、葡萄牙等地都有類似案例。在金融海嘯後，人民由於繳不出房貸，被趕離家園，於是只能佔領空屋，而菲律賓的狀況更嚴重，「因為造成貧民無處可去的，就是政府先強制把人從貧民窟中驅逐」，提供的安置計畫又讓人無法負擔，KADAMAY五度與政府協商，政府都不願改善居住費用高昂的問題，KADAMAY才不得不發起佔領行動表達抗議，「空屋佔領沒有侵害任何人的權利，因為佔領的是廢棄、閒置軍警宿舍。」林彥彤強調，菲律賓是聯合國會員國，必須遵守聯合國兩公約等相關規定，其中居住權的保障，要求政府必須替人民提供適當住房，不得在沒有替代住房的情況下進行迫遷。

移工國際台灣分會主席吉爾達（Gilda）代表在台灣的菲籍移工表達對此事的關心，表示他們與在菲律賓佔領行動中的人們同在，她也向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喊話，表示菲律賓有嚴重的貧窮與失業問題，缺乏各種社福措施，才讓許多人跨海找工作，而1,600萬人把投票給杜特蒂，就是相信他能改善貧窮狀況，呼籲杜特蒂應實現過去的諾言，而不是對貧民展開驅離鎮壓；菲籍移工、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許蜜莉安也表示，人民缺乏工作機會、沒有住的地方和足夠的食物衣服，是政府的責任，貧民窟中很多都是老人和小孩，希望政府好好與民眾協商。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專員僅出面接受陳情書，現場未有任何回應。（王顥中攝）

台菲友好協會成員汪英達強調，菲律賓的貧窮問題是「人造」的、是被政府逼出來的，在菲律賓有超過十分之一、1,000多萬的人口生活在赤貧當中，他們不是遊手好閒，而是根本沒辦法有工作。菲律賓多為農業人口，多數土地卻被財團把持，農民在地主的土地上工作，每天只有幾披索的收入根本難以生活，只好往都市移動，到了都市又買不起住房，只能在都市邊緣用簡易材料搭建簡陋的住房，形成貧民窟。汪英達呼籲，菲政府應該設法解決造成貧窮的原因，提供良好住房與工作機會。

（原刊於苦勞網）

相關團體聲明：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新聞稿】聲援菲國布拉干省佔領行動，台灣民團呼籲不應鎮壓驅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