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惟工新聞 | WKNews
Viewing all 1136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她在港投票選美國總統 「有點想哭,但希拉莉當選我也會哭」

$
0
0
【惟工新聞】約訪問的時候,D先是一口答應,然後問:「我需要說我投了票給誰嗎?」
 
D在紐約出生,自從大學時期符合投票資格後,就一直都有投票。家人、朋友沒多討論政治,那時她覺得選舉對自己的影響似乎不大,不過投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28歲來到香港工作,結婚生子以後留港生活至今。D在香港第一份工作是銀行職員,之後轉行投身非政府機構。為了解香港社會,她天天讀報紙,由於大學修讀科目的關係,她較為關注全球化的問題。2003年,23條立法促使50萬人上街遊行,同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對D造成極大震撼,她開始身體力行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
 
作為海外國民投了4次票,這次是她經歷過最兩極分裂的局面。
 
「我在美國長大,到現在仍然有跟高中同學聯絡。今年民主黨初選之前已經嘗試跟一個朋友討論,但很快就察覺到對方不願認真談。再回想到十多年前布殊發動對伊拉克戰爭,曾經與朋友來往無數電郵討論,最後卻知道對方只是想堅持立場和尋求認同,覺得這樣的討論是浪費時間。」如今社交媒體出現,令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大家都困在自己的泡沫當中,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論點,而且大家分享的新聞都是說相同的東西,他們就相信自己的想法是主流。」
 
希拉莉與金主關係緊密 不可能為基層人民說話
 
訪問開始之前,選舉結果剛塵埃落定,D捂著胸口說:「先讓我鎮靜一會……」然後夾雜英語和粵語地和記者談起來。
 
特朗普當選,她無法接受,但不見得希拉莉是一個好的選擇。她極力嘗試向美國友人提出討論。「不是希拉莉的人品有問題,可能她會為女性做一些好事,但她與金主關係密切,從銀行、監獄企業(美國部分監獄外判給私人企業營運)、大媒體到沙地阿拉伯皇室,這些金主與美國基層人民的利益是衝突的,她處於這樣的位置,就肯定不會捨棄金主而為基層人民說話。 」
 
D一口氣數出這個國家諸多問題。「對於全國各地反對警察暴力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希拉莉不作一言。對於北達科他州原住民(Standing Rock Reserve)反對興建輸油管而被鎮壓,希拉莉不作一言。然後軍費仍然龐大,但其他公共開支一直被裁減。在金融海嘯之後,數百萬美國人失業、失去居所。如果希拉莉真的反對仇視女性和種族歧視,怎麼可能完全不提及這種可怕的貧困狀態?這些都是一個總統候選人應該討論的問題。但希拉莉陣營沒有,只是一直說謊和玩弄言辭。」記者回應指,人們常認為特朗普上台會引發世界大戰,但看看希拉莉的言論和決策就清楚她有多麼好戰。「根本就是!」D說。
 
可是,沒有人認真回應她的質疑,回音牆內的氣氛非常不友善。「你希望這個國家仇視女性嗎?」「你提不出證據就道歉及收回言論。」D感到巨大的壓力,自此決定不再在網上發表關於選舉的意見。
 
兩黨陣營僅靠對罵撈選票 沒有處理現實問題
 
造成這樣的封閉,兩陣營都有責任。D認為希拉莉陣營的策略不思進取,只不過是依賴特朗普的負面形象來獲得選民肯定。「特朗普仇視女性,特朗普種族歧視,特朗普仇視女性,特朗普種族歧視,特朗普仇視女性,特朗普種族歧視……好像你一直重覆重覆,希拉莉就沒有任何不妥,只要說特朗普的不是,就不用正面回應任何需要解決的問題。」
 
指出特朗普的問題不要緊,可是希拉莉陣營卻從不認清自己的問題,也不聆聽其他陣營支持者的意見。「對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來說,你不談提高最低工資,不談限制企業?怎可能爭取到他們支持?」在她的朋友圈裡,每當有人說出不同意見,就會遭到情緒化的回應。「但我不喜歡那樣,你想討論那我們就事論事吧。」
 
在訪問之前,記者原本以為她面對的是瘋狂爭吵,意見兩極的群體。原來剛好相反,她說她自己認識的人當中,只有一位親戚是特朗普支持者。D表示:「紐約人的生活經驗和中部州分的人不同,但他們既不知道別人的困難,也不願意了解。」
 
「不論是誰,總統都應該是全國的領袖,希拉莉陣營有責任了解特朗普支持者。」D批評道,希拉莉陣營在民主黨初選時已經濫用了權力,以幕後勾結的手段令桑德斯敗選,他們對待特朗普支持者的態度亦非常傲慢,只懂指責他們為白痴蠢蛋。特朗普的陣營亦如是。除了同時猛烈攻擊投兩黨之外其他候選人的人外,他們都沒有嘗試理解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不想投給兩黨。
 
美國大選對港人的啟示:不要以為投票是萬能
 
問到香港人在這次大選中應該學習到什麼,D回想起對於佔領旺角中的一幕:「在流動民主教室的討論裡,有個男人說,如果可以像美國一樣有得選舉就好。」她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現在只是徒具形式。「香港人以為美國民主開放,但卻看不到美國有多麼不民主——而美國人完全習慣了,以為在Facebook發表意見及每幾年投票一次就夠。其實媒體與政治集團關係密切、政治獻金、選舉制度問題多多。黑人、窮人仍因種種有問題的規定在登記做選民和投票時被拒諸門外。」
 
作為一個香港人,她對於香港人羨慕美國民主制度感到擔憂。「你期望有個很理想的候選人,很好的領袖,然後自己就什麼也不用做,這很正常的,但卻是錯誤的。你不主動向政客施加壓力,他們就會受其他力量影響,他們不會主動做你想他們做的事。你必須施加壓力,尤其是需要留意政客有沒有受政治獻金影響——這不需要透過直接行賄進行。」
 
23條立法和伊拉克戰爭兩件事都在人民強烈的反對下進行,D說,這讓她明白到「不論哪個政府都可以輕易地完全不理你。而我的生活經歷讓我發現,當你接近權力,你的思維模式就會改變,你看事情的優先次序也會改變。」D的父母和妹妹都在美國,每一兩年她會回美國一次。生下孩子後她曾想過要搬回美國,但細想之下覺得兩個地方沒有哪裡比較好,最後決定留下來。
 
雖然離開美國十多年,但D對於美國現在的情況仍然感到傷感。「我在70年代長大,當時民權運動剛剛完結。小時候在一間主要是黑人的學校讀書,上課會講種族的平等,黑人抗爭的事蹟。才過了不久,現在警察竟可以任意殺害黑人而不受任何懲罰。你在香港也可以見到這種倒退,看看警察怎樣對待示威者就知道。而記憶告訴你,以前不是那樣的。」
 
「有點想哭。但我知道,希拉莉當選我也會想哭出來的。」
 
 
相關報導:
 
 
表tag: 
裏tag: 
縮字: 
【惟工新聞】約訪問的時候,D先是一口答應,然後問:「我需要說我投了票給誰嗎?」

勞顧會僱員代表選舉今結束 工聯會狂掃九成選票大勝

$
0
0

工聯會鄧家彪成為票王當選後接受傳媒訪問。
 

【惟工新聞】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選舉今日(11月12日),選出5名勞工界代表,結果代表工聯會出戰的鄧家彪大勝而歸,奪得近九成選票支持。職工盟今晨到位於美孚社區會堂的投票會場示威,抨擊選舉遭集團壟斷,制度偏幫坐擁大量屬會的工聯會而非打工仔本身。

親建制色彩濃 反佔中反拉布團體當選

勞顧會僱員代表選舉共有8人競逐5個席位,今日下午4時45分完成點票,最終由香港公務員總工會的陳耀光、港九工團聯合會的王少嫺、港九勞工社團聯會的周小松、工聯會的鄧家彪、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的劉玉輝勝出,將於明年1月就職,任期兩年。


職工會登記局職員點票後即場公佈結果。

工聯會鄧家彪包攬89%選票支持,成為是次選舉的票王。其他當選人的所屬團體亦不乏親建制色彩,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前主席麥錦輝2014年曾參與「保普選反佔中大遊行」,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則與前者在今年立法會選舉其間罕有地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公務員積極投票,反對拉布,又曾於去年參與中聯辦活動。

勞工處處長陳嘉信在點票結束後表示,希望新當選的僱員代表與資方一齊為勞工利益努力,維持「和諧」的勞資關係。

不足半數工會投票 代表性成疑

今次選舉有388個工會投票,僅佔職工會登記局名單上僱員工會總數的47%,代表性成疑。投票會場場外下午沿路無人拉票,場內勞工處職員和記者合計約60人,人數比觀看點票的工會代表更多,場面冷清。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䢖批評勞顧會選舉制度不公,只准「一工會一票」,打工仔個人並無投票資格,導致會員人數過萬的工會和會員人數不到十個的工會彼此嚴重「同票不同值」。他表示這個制度有利坐擁二百多個屬會的工聯會進行集團壟斷,甚至有可能為操縱選舉催生小型工會去種票。

表tag: 
縮字: 
【惟工新聞】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選舉今日(11月12日),選出5名勞工界代表,結果代表工聯會出戰的

「醫師節」悼念過勞死傷病 醫師納入勞基法再三年

$
0
0

編按:如果做公立醫院醫生以後不再受《僱傭條例》保障,你還做不做?香港公立醫院醫生工時極長人盡皆知,台灣的也不遑多讓,近年更爆發連串過勞死事件,震驚輿論。但另一邊廂,台灣政府計劃2019年修改法例把私立醫院醫生納入《勞動基準法》保障,卻將公立醫院醫生拒諸門外,不僅製造醫護界二等公民,更危及鄉郊的醫療服務水平,連醫科生亦被硬趕到前線填補人手不足的缺口。事件引起當地多個關注醫療事務的團體迴響,昨日在台灣的「醫師節」控訴苦況,惟工新聞轉載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報導,介紹箇中爭議。
 


文:楊鵑如(公庫記者)

昨日(11月12日)除了是台灣難得恢復的國定假日(國父誕辰紀念日),也是醫師節。台灣醫療勞動正義與病人安全促進聯盟(醫勞盟)、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醫改會)及社區醫院協會共同召開記者會,呼籲醫師應盡速納入勞基法,政府應正視醫師的血汗勞動條件,別把每年的醫師表揚典禮當成醫師的「精神鴉片」,企圖創造歌舞昇平的景象。

醫勞團體表示,政府與其大張旗鼓的表揚「醫療奉獻獎」奉獻醫療領域的醫師,不如設法停止醫師過勞傷病死的噩耗,相反的,醫師真實處境其實要拿的是「醫療肝鐵人獎」,記者會中,醫師們大喊口號:「醫師過勞很危險,別讓表揚變悼念。」

公立醫院醫師無法納勞基法 新制醫學生被「趕鴨子上架」

衛福部預訂在2019年9月將主治醫師、住院醫師納入勞基法,然而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執行委員陳秉暉卻指出,只有私立醫院之醫師可以納入,公立醫院之醫師及前往偏鄉服務的公費醫師則是無法納入,將淪為勞基法孤兒。另外,第一批新制醫學系學生所培訓之醫師(7+1年改6+2年,提早一年取得證書)則剛好在2019年初入醫療現場,在政府未做好配套措施的狀況下,陳秉暉質疑,恐成為醫師納入勞基法後人力缺口之補充人力,卻獲得不安全的照護品質。

陳秉暉目前在台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三年後恐無望納入勞基法。他說,公立醫院住院醫師勞動契約屬於公家部門的「約聘制人員」,依法不適用勞基法保障。然而全台公立醫院住院醫師就佔1/3,同時也是最血汗的一群人,醫勞團體向衛福部建議「約聘改約用」,就可以適用勞基法,衛福部則說牽涉到銓敘部,茲事體大。


陳秉暉目前在台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三年後恐無望納入勞基法。

過去醫學系公費生勞動條件最糟,因為還欠國家公費,沒有選擇,多半下鄉作為偏鄉醫療補充人力。「公費醫師可能是偏鄉地區當地唯一主治醫師,薪水低廉又全年無休值班」,公費生雖不等於公務人員,卻也沒有明確法令保障勞動條件。

台灣從2013年開始新制醫學系學生(6+2年),仿照美國制度,原本7年學習提早一年畢業,將PGY(一般醫學訓練計劃 Post-Graduate Year)延長兩年。在美國的第一年PGY醫學生,還是做實習醫生工作,並且有勞工身分。然而台灣的PGY身分不明,在衛福部尚未明確身分的狀況下,可能在2019年醫師納入勞基法的同時,讓新制醫學生提早一年成為住院醫師。

醫勞團體警告衛福部,把提早拿證書的人來當醫師值班的補充人力,是便宜行事。應明確規範還在PGY1的醫師角色,否則就是讓還在不成熟的狀態的醫師,負擔苛刻的臨床工作,對照護品質也是一大堪憂。

陳秉暉呼籲:「三種族群的醫師問題沒有獲得解決,醫師『肝鐵人』的處境依舊。醫師基本保障,應一體適用勞基法。」

納勞基法再拖三年 無視醫師過勞死傷病

醫勞盟副秘書長姜冠宇提到,美國醫師推行週工時80小時的立法,就是源自於第一線醫師過勞,導致病患死亡時有所聞。台灣醫師則是經常達到週工時90小時、甚至黑暗工時到100小時,病人就醫品質低落可見一斑。過去曾發生蔡伯羌醫師過勞倒下,由於醫師未納入勞基法,職災後只能透過民法跟職安法申請職災補償,相關舉證對受害者而言也很困難。姜冠宇說:「總統蔡英文政見之一就是醫師納入勞基法,即刻公告就可以實施。再拖三年,若這段期間又有醫師倒下,是否求助無門?要求衛福部或勞動部應負起責任。」

醫改會副執行長朱顯光說:「醫師納入勞基法是全民應該關心的議題,若醫師24小時不睡值班,跟酒駕精神狀態一樣,你敢讓這樣的人開刀處置嗎?」他秀出9年前醫改會記者會照片,一位當時就讀長庚大學醫學系二年級的學生演行動劇,高喊醫師納入勞基法,他不但早就畢業了,至今還要再拖三年?


醫改會副執行長朱顯光(左)

朱顯光不滿政府帶頭恐嚇民眾,散佈醫師納入勞基法會有「醫師開刀到一半就下班,醫院要關床」等情形。新政府上台聲稱要醫療改革,做到醫院去血汗、去財團、去營利化,卻對於「訂定醫護加薪條款」避而不談。他表示:「健保署資料顯示,健保特約的中大型醫院,有7成靠拿健保錢就是賺錢的,如果再加上業外收入,9成醫院都賺錢。醫院有盈餘為何不改善醫護加薪?」除此之外,朱顯光也說,醫院治理還要讓基層醫護進入醫院董事會,扶植基層工會做改革,血汗問題才能解決。

醫師過勞緊扣醫院財團化 改革第一步:落實分級醫療 

社區醫院協會監事長朱益宏表示,醫師納入勞基法的配套措施非常重要,衛福部的配套措施進行卻牛步化。朱益宏說明,在健保實施20年後,社區醫院從700家減少到400家,數量減少一半。社區醫院佔床率20-30%,一個門診看20-30個病人,雖大幅度凋零,但在各個鄉鎮來說,具有很大的醫療能量。然而政府反其道而行,鼓勵大醫院財團化,造成醫師過勞都在中大型醫院,目前承諾將醫師納入勞基法,卻不見對大醫院端有任何要求,應加速配套處理讓大型醫院的病人下放到社區醫院時,社區醫院能夠承接,否則病人就醫無門。

姜冠宇則說,醫師不要過度加班,才是分級醫療的第一步改革,大醫院、醫學財團壟斷病人流量,都是醫師在加班。醫師若保持正常工時,病人流量才能分流到地區中小醫院去。


社區醫院協會監事長朱益宏

「大醫院對醫師納入勞基法的第一個反應是要關床,影響重症病人就醫權利。試問政府,大醫院不能優先關輕症、門診?」朱益宏說,政府雖說要「推動分級醫療」,讓輕症及慢性病人回流基層診所,但是健保總額支付卻傾向大醫院的重症病床,沒有資源給小型醫院,小英政府根本是說一套做一套。另外,健保署推動「區域醫療整合」,在沒有做好分級醫療的狀況下,簡直是讓大型醫院併吞中小型醫院,持續醫院財團化,這是醫勞團體不樂見的,政府卻仍積極推動,讓人匪夷所思。

【公庫專題報導】
過勞的醫師怎麼了?(一)打怪的學習歷程讓我失去了理想
過勞的醫師怎麼了?(二)專業的醫師也是勞工嗎?
過勞的醫師怎麼了?(三)過勞的醫師怎麼辦?

 

原文刊於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表tag: 
縮字: 
編按:如果做公立醫院醫生以後不再受《僱傭條例》保障,你還做不做?香港公立醫院醫生工時極長人盡皆知,台

【議辦助理訪問系列五】點解議員唔做嘢/做唔到嘢?

$
0
0
【惟工百科】充滿爭議的2016年立法會選舉終於在9月5日完成點票。今屆投票率高達58%,創下歷史新高,約220萬人投票。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約620萬年過18歲的人當中,只有35%的人投票。
 
迎接新一屆立法會的,是前所未有的混亂。立法會會期已經開了一個月,但竟然還有民選議員被阻止宣誓,主席選舉又是另一場鬧劇,實際上立法會只正式開了數小時的會。種種爭議更演變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角色混淆,人大甚至違反既有程序強行釋法。在這種情況下,「議員唔做嘢齋搞事」一說相信大有市場。
 
可是對於議會的有能和無能,相信各位看過惟工新聞<議辦助理訪問系列>的讀者定會有另一些想法。從建制到泛民,工作由蛇齋餅粽、拉攏地區領袖、到為工友解決疑難雜症、研究政策做倡議,議員的助理們好像什麼都做,一個打十個似的。說議員唔做嘢,好像很難說得過去;但這樣那樣爭取十年八載也未見曙光,又是否說明「議員做唔到嘢」?惟工百科為大家分析兩個造成這種困境的因素。
 
一. 基本法要議員齋吹水
 
請看基本法第7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
(二)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
(三)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
(四)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
(五)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
(六)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
(七)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
(八)接受香港居民申訴並作出處理;
(九)……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十)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
同時,第74條指「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原來如此。《基本法》限制議員只能審核、辯論、質詢,甚至連這些權力也很有限。審核財政預算,只能提出減少撥款金額,不能提出增加撥款項目和金額;政府部門回應議員質詢,經常數據不全答覆求其。即使是提出法律草案,也規定不能影響公共開支、政制和政府運作。這樣的議會,本來就是要設計成「做唔到嘢」的。
 
二. 議員經費依賴政府資助
 
講完權,講錢。立法會文件清楚指出議員在任內可獲的酬金及營運開支償還款項。在酬金方面,議員每月可獲93,040元,任滿酬金為所得酬金總額的15%。兩者加起來,一屆任期可獲5,135,808元。
 
在營運開支償還款項方面,每年有2,385,510元可作辦事處營運,203,860元作酬酢及交通;另外每屆有250,000及198,793元作為開設和結束辦事處之用。加起來合共10,086,273元。酬金及營運開支償還款項加起來,每個議員在一屆任期內可獲15,222,081元津貼。對不少泛民政黨來說,這是最主要的營運經費,亦因此在敗選後只能遣散助理,辦事處無法繼續工作。
 
1500萬,看起來很多,但值得留意的是,地區議席和功能界別議員的津貼是相等的。這意味著得到98票的漁農界議員何俊賢與得票84121票的新界西議員朱凱迪獲得的津貼金額相同,然而漁農界僅有154張團體票,而新界西卻有1,086,511名登記選民,全區人口超過200萬。換句話說,漁農界每名選民平均可分到的資源為97,402元,新界西每名選民平均可分到的資源少於15元,顯然是不對等的。而每人15元可以做到什麼?大家不妨發揮一下想像力。
 
一個可能的做法是尋找更多資源。事實上香港的政黨都會進行籌款活動,例如在七一遊行籌款或在週年晚宴拍賣等。著名的大額捐款者包括中聯辦的張曉明及壹傳媒的黎智英。但由於香港沒有強制政黨詳細披露黨產和財務狀況的「政黨法」,我們無從得知籌款的詳細情況,當然也不會知道政黨各種資金來源的比例,只能從敗選導致遣散等各種跡象得到「泛民政黨依賴議會資助」的模糊印象。
 
我們可以看看其他地方的政黨如何面對「錢從何來」這個問題。以英國為例,英國政府每年為合資格的在野政黨提供200萬鎊(約2000萬港元)的政策發展資助(Policy Development Grants),政黨所得資助的金額視乎該黨所得議席而定。之所以不資助執政黨,是因為執政黨已經直接使用公共財政開支來開支工作。另外,蘇格蘭議會亦會提供一些資助(ScottishParliament Grants)。
 
這些政府資助佔政黨收入多少呢?在2014年,取得最多議會資助的最大在野黨工黨收入為3957萬鎊,當中議會資助僅佔全部收入的17%。其他主要收入來源包括捐款(27%)、黨員年費(15%)和工會(16%)。保守黨3745萬鎊收入當中,76%來自捐款,11%來自全國大會。另外兩個主要政黨,蘇格蘭民族黨有63%收入來自捐款,19%來自黨員年費;英國獨立黨有50%收入來自捐款,14%來自黨員年費。雖然這四個政黨的財政來源有分別,但基本上議會資助都不佔收入的重要部分,更多是直接來自支持者,亦因此政黨財政沒那麼受選戰勝負影響。
 
不依賴政府資助,六分一資金直接來自黨員,看來是很理想的情況,說明政黨有群眾基礎,而群眾的支持不僅是選票,還有資金。但大筆的捐款反映資金不單純來自普通的個人,更多來自企圖透過政治捐獻帶來經濟利潤的富豪。資源對議會的限制,可不只是冇錢做嘢那麼簡單。
 
【議辦助理訪問系列】
 
 

閱讀更多行業訪問:惟工百業專訪

 


 

參考資料:

 
 
 
 
 
表tag: 
裏tag: 
縮字: 
【惟工百科】充滿爭議的2016年立法會選舉終於在9月5日完成點票。今屆投票率高達58%,創下歷史新高

【左言起行】埃爾多安獨裁專制之路 土耳其左翼遭強權打壓

$
0
0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日益走向獨裁專制。自2016年7月的軍事政變被挫敗後,土耳其政府就展開大規模的「清洗」行動。土耳其政府指控政變是由流亡宗教政治領袖法圖拉‧葛蘭(Fethullah Gulen)的支持者所策動,但是跟葛蘭完全沒有關係的人士也在大清洗中遭殃。

埃爾多安與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正利用大清洗去將威脅其統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剔除掉,尤其是庫爾德族的政治運動。

埃爾多安以打擊2016年7月發動政變的政治勢力為由,已經逮捕了8萬名「嫌疑」人士,其中4萬人仍被拘留。超過150份出版刊物被政府封禁。逾10萬名公務員被辭退。埃爾多安也撤換軍隊高層,安插其忠實支持者去領導軍方。

其中遭到埃爾多安政權重點打擊的反對派政治力量,就是親庫爾德的左翼政黨——人民民主黨(HDP)。土耳其政府於2016年11月4日開始對人民民主黨議員進行大逮捕,儘管人民民主黨跟2016年7月政變完全沒有關係(甚至還挺身而出反對政變)。12位人民民主黨國會議員被拘留,包括該黨兩位聯合主席——薩拉赫丁‧德米塔爾什(Selahattin Demirtaş)及菲甘‧約瑟克達(Figen Yuksekdağ)。庫爾德人聚居的東南部地區也被切斷互聯網及社交媒體服務。菲甘‧約瑟克達等多名人民民主黨領袖被扣押的警局,於2016年11月4日當天還遭到炸彈襲擊。

2012年成立的人民民主黨,於2015年的兩場大選中給執政的AKP迎頭痛擊。2015年6月的國會選舉,人民民主黨以13.12%得票率崛起成為議會第四大黨,導致AKP失去多數議席而無法單獨執政。2015年11月再次舉行大選,AKP靠種種壓制反對力量手段而贏得議會多數議席;不過,人民民主黨卻仍然以10.75%得票率位居議會第三大黨。因此,人民民主黨被視為直接威脅埃爾多安霸權的眼中釘,也成為不斷遭政府打擊破壞的目標。

人民民主黨及其支持者持續遭到執政集團的暴力威脅。單是在2015年6月大選前,就曾受到上百次的暴力襲擊。2015年6月5日,人民民主黨在迪亞巴克爾市的政治集會遭到「伊斯蘭國」(ISIS)極端分子發動炸彈襲擊,造成4人死亡,上百人受傷。2015年6月大選後,人民民主黨繼續遭到ISIS極端分子的炸彈襲擊。土耳其軍方跟ISIS串通對付人民民主黨的嫌疑非常大。

土耳其政府於2016年9月發出指令解散28個地方政府,並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員進行管治,其中24個地方政府是位於庫爾德人為主地區,並由人民民主黨的姊妹黨——民主地區黨(DBP)所控制。土耳其政府目前已囚禁了 約30名庫爾德人地方首長,另有70名地方政府長官被解除職務。2016年10月,土耳其東南部最大城市迪亞巴克爾的兩名聯合市長在捏造罪名下被捕。

如今,人民民主黨的國會議員也被拘留,顯示著埃爾多安正將其打壓庫爾德人的手段升級,並意圖將人民民主黨從土耳其政治版圖中抹除掉。埃爾多安一直要控制議會內的絕對多數席次,以方便修改憲法,讓總統可以名正言順掌控更大實權,實現他的獨裁專制之夢。

2016年11月7日,德米塔爾什通過其律師從獄中帶出書信,信上如此寫道:「這個恐懼的帝國無疑將很快潰散。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將繼續我們的抗爭,並且不會失去我們對民主政治的信念。就算是我們被困在四道牆內,我們將繼續成為外頭抗爭的一分子,並從無止境的追求自由之歡樂中受益,也不忘我們全都在同一片天空下。」

 

原文刊於作者網誌

表tag: 
裏tag: 
縮字: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日益走向獨裁專制。自2016年7月的軍

在第二屆移工同志遊行前,他們說...

$
0
0
【惟工新聞】身處弱勢不代表就只能硬食一切,移民家務工也可以驕傲遊行。上年菲律賓同志移工籌辦了第一屆屬於他們的移工驕傲遊行(Migrant Pride March),第二屆同志移工遊行即將在今年11月27日舉行。上星期日(11月13日),本地社運團體左翼21邀請舉辦遊行的其中一個同志移工組織FILO的成員Ivan、與及在相關社群做田野考察的研究者Franco,進行了一場分享會。
 
離鄉的鬆綁 制度與文化的再綁
 
開始分享之時,本來一臉靦腆還在擔心自己講不好的Ivan認真起來,由菲律賓的經濟狀況說起。他拿起臨開講前繪制的圖解釋道,除了少數地主、統治及資產階級外,七成人都是無地農民,因此很多人只能外出工作養活自己和家人。
 
在菲律賓,同志在教會、學校、家庭、大眾媒體各種場域,面對著恐同、經濟地位、錯誤觀念帶來的歧視。離開家鄉及當中的社會控制,香港的陌生環境雖有鬆綁,讓他們有更多的空間做自己,亦有另一重的控制--針對家務移工的規定,與及本地的保守文化。
 
Ivan在香港工作十二年,最低工資、標準工時把他們排除在外,還有強制與僱主同住、兩星期條例等規例一直沒有改善。還在菲律賓的時候,他就已經一副男性化裝扮,來到香港他也不情願改變自己的性別表達。中介惟恐港人無法接受,要求他戴耳環、穿裙子,作女性打扮。身為生理女性的他去到公共廁所,經常有奇異眼光注視甚至質問。直到遇上一對同性關係的老闆,他們才互相接納。
 
由一個家逃到另一個家 身體仍受管制
 
家務工的同性取向是雙面刃,有的媒體開始觸及這種說法,但事實是較為複雜的。Franco指出,工人在家中被女僱主視為性威脅,尤其是他研究的群體為印尼家務工,普遍較年輕。因此,被認為對異性較低吸引力的男性化家務工也有受歡迎的時候。不過這不代表移工就能安然自處,在僱傭關係之中很多工人仍然害怕,僱主不問他們便不會透露自己的性取向。可是在同住規定下,移工並無私人空間可言。
 
Franco認識有偏向男性化打扮的移工習慣穿男裝內褲、不戴胸圍,同一屋簷下的僱主發現之後,隨即以惡劣的態度逼問為何要穿這些。「香港嘅老闆成日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咩都可以問。其實咁樣係好冒犯。」Franco問移工會否覺得自己好慘,回答是:「都無辦法啦。」Franco認為,僱主一方面鼓勵外傭作中性打扮,但另一方面又設立限制,要求外傭當一個「正常」的女人。在如此狹小的空間裡,什麼都不可能掩飾,思想能出走,身體卻仍受控。
 
異地文化動搖宗教禁忌 自由短暫而不明確 
 
同性戀是「天生」的、抑或是一種「選擇」,同志運動、恐同宗教與及學術界都在為了不同目的而一直爭論著。這種二擇其一的歸邊分類當中充滿權力較勁,而實實在在發生的人和事卻被忽視。Franco說,他在印尼移工身上看到不只一類的性主體。
 
有的人對同性關係由憎惡轉變到接受,繼而與同性發生感情。有的人在印尼的對著丈夫是女性角色,在香港的對著同伴則是男性角色。有的人在家鄉時就發覺自己喜歡同性,但又不敢表達心意展開追求。「喜歡的是人而不是性別」這句說話用來形容印尼移工是再貼切不過。
 
遠離家鄉的這種鬆綁為移工製造了思考、做選擇的空間。印尼移工當中多數是穆斯林,Franco發現,印尼移工早在培訓中心就經歷去宗教化的過程。他們被告知,在香港要聽僱主話,很多時都要做違反宗教戒條的事,諸如觸碰甚至食用豬肉、禁止拜神及戴頭巾等。在培訓中心的教導及在港的實踐過程中,宗教的權威弱化,同性戀禁忌受到動搖。
 
但既然身體由不得自己話事,感情亦如是。Franco認識的移工當中,有一半人說回到印尼以後便要終止與同性伴侶的關係。他分析道,或許這與印尼移工「對家的想像」有關。很多人都沒想過可以在香港長期逗留,不論是香港政策的排斥還是家鄉的召喚,他們都很難以在香港作出長遠的生涯規劃。關於回鄉的打算,Ivan也沒有很多想法。「階級是重點,名人或有錢的同志很容易生活,但移工回去也很難找到工作,即使經驗豐富的工人也是。」
 
在過往的分享裡,Franco經常聽到同一個問題,印尼移工這樣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同志?Franco認為,更加應該關注的,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不能自由地選擇與什麼人發展關係。
 
同志討論缺乏階級種族視野 移工運動啟發本地社運  
 
談到選擇這研究方向的原因,Franco指出過往對移工的研究多是負面的角度,講移工被逼賣身或被人口販賣,他認為移工不只有受害者形象。另一方面亦與他的生活經歷有關,他說自己作為一個中產的女同志,生活可以有很多自由,但基層的同志卻不是這回事。
 
思考到本地同志與移工同志的關係,Franco發現在香港關於同志的討論總是沒有觸及低下階層及有色人種,即使pink dot之類的活動會邀請移工同志參與,卻仿佛只為了多一點不同顏色,本地團體在平日裡與移工鮮有溝通,更沒想到要如何連結。於是,他便想研究階級與種族的因素在同志關係中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有參與講座的聽眾提出,移工的運動有很多值得本地人學習的地方。例如是本地工人運與同志運動的連結並不理想,而移工群體裡部份同志團體與勞工團體的關係則頗為緊密,他們的勞工團體會參與同志驕傲遊行,同志團體亦會支持改善勞工條件的遊行。在場的移工團體成員Shiela表示,移工知道自己不可能單獨面對困難,他們面對著共同的敵人,所以相信大型的團結運動是惟一推動改變的方法。有聽眾回應道,縱使移工與本地人的處境有著很大的不同,但處境困難本身並不會令運動發生,移工的成功是建基於努力的組織工作,而這是本地人都可以做到的事。
 
相關報導
 
 
 
移工同志遊行詳情
日期:2016年11月27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至5時
地點:中環遮打道
主辦者:Gabriela Hong Kong; Filipino Lesbian Organization,(FILO) Filguys-Gabriela HK,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AMCB)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ople Struggle (ILPS HK & Macau)
遊行資訊來源:
 
 
 
表tag: 
縮字: 
【惟工新聞】身處弱勢不代表就只能硬食一切,移民家務工也可以驕傲遊行。上年菲律賓同志移工籌辦了第一屆屬

what they say before the 2nd Migrant Pride Parade HK?

$
0
0
【Worker News】The marginalised do not have to passively endure all kinds of suffering; th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could also march on proudly. Last year, queer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organised their first Migrant Pride March - a pride parade for themselves, and the second one will take place on 27th November this year. Local activist organisation Left 21 initiated a sharing session last Sunday, with guest speakers involved in the queer migrant movement in Hong Kong: Ivan, a member of Filipino Lesbian Organisation (FILO), which is one of the queer migrant associations and organisers of the Migrant Pride March; and Franco, who has done field work in the related migrant community for her research.
 
Untied from Home and its Control - Retied by Regulations and Culture
 
Before the sharing commenced, Ivan was shy and worried about not being a good speaker, but once he started to deliver his message, Ivan's facial expressions turned serious, and began his speech with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his home country, the Philppines. Holding the chart he had drawn right before the sharing session, he explained that apart from the landlords, the ruling and the bourgeoise class which account for a small part of the population, 70% people are landless farmers, which forces many to work abroad in order to make a living and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In the Phillipines, the LGBT communities suffered discrimination resulted from homophobia, economic status and wrong understandings in churches, schools, family, mass media and other fields. When leaving home for Hong Kong, they are indeed untied from social control in their society, and the new, unknown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does give them more space to be themselves. Yet, other types of social control in Hong Kong society are actually retying them  - regulations targeting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conservative local culture.
 
Ivan has been working in Hong Kong for 12 years. In the meantim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re excluded from the protection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and the lobbying of standard working hours. There is little headway in the improvement of related regulations, such as mandatory live-in and the two-week rule. Even when he was still in the Philippines, Ivan has been dressing like a man, and was not willing to change his gender expression after he had come to Hong Kong. For fear that Hong Kong employers cannot accept his appearance, the agency asked him to wear earrings and dresses - to dress like a woman. As a biological female, he was confronted with suspicious stares and even unfriendly questioning in public restrooms. Only until he met the gay-couple employers, could they become mutually accepted.
 
Escaping from One Home to The Other- Control Over Body Remains
 
The homosexual orientation of domestic workers is a double-edged sword. Some media have started to look into this situation, but the truth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imagined. Franco pointed out that workers at home are often seen as a sexual threat by the female employer, especially in the younger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community which he had studied. Therefore, the more masculine workers, who are thought to be less attractive to men, are sometimes more welcome. This does not mean they can stay at ease, though, many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are still worried, and they would not reveal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if not asked by their employers. However, migrant workers have hardly any private space under the mandatory live-in regulation.
 
Franco knows a migrant worker who dresses more like a man, and wears men's briefs but does not wear a bra. The worker's habit was discovered by the employer as they lived under the same roof, and was then interrogated by the employer in a horrendous attitude about why he had to wear them. "Employers in Hong Kong always feel superior, that they can ask anything they want, but this is actually extremely offensive." Franco asked if the migrant worker felt miserable, and the answer was "there is no other option." Franco stated that employers encourage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to dress more neutral on one hand, but set rule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demanding them to be a "normal" woman. In such a confined space, nothing can be concealed, the mind can escape but the body is still chained. 
 
Foreign Culture Shakes Religious Taboo - Freedom Transient and Uncertain
 
The LGBTQ movement, homophobic religions and the academia have been arguing for different ends, whether homosexuality is "inborn", or if it is a "choice". The dichotomous categorization is filled with power struggles, while real-life incidents and people are ignored. Franco said he observes not only one types of sexual subjectivity among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Some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same-sex relationship changes from dislike to acceptance, and even develop a relationship with a person of the same sex; some perform a female role to husband in Indonesia, but play a male one to peers and partner in Hong Kong; some have noticed early in their home country that they like the same sex, but dare not express their affection or embark on a courtship. "It's the person I love, not his gender" this sentence fits the Indoensian migrant workers most. 
 
The untying away from home creates space for thoughts and decision-making for migrant workers. Most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are Muslims, and Franco noticed that they have undergone the process of de-religionisation in the training centres. There they were told to listen to the employers in Hong Kong, and that they may often have to do things that violate their commandments, namely touching or eating pork, not being able to pray and to wear hijab etc. Under the instruction at training centres and the practice in Hong Kong, the authority of religion is undermined, the taboo of homosexuality is henced shaken. 
 
Nonetheless, as one's body remains beyond his own control, so are his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igrant workers Franco knows, half of them claimed that they would have no choice but to e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artners of the same sex. In his analysis,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ir "imagination of home". Many have not thought about permanently staying in Hong Kong, be it for the exclusion of Hong Kong policies or the calling from home and families. It is highly difficult for them to make long-term plans for their lives. Ivan does not have much idea about life after going back to the Philippines. "Class is the main point, celebrities and rich LGBT members can live easily, but it's difficult for migrant workers to find a job when they go back - even for the experienced workers."
 
In previous sharings, Franco was often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 are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real" lesbians? Franco is in the opinion that we should focus more on the reasons why they cannot freely choose with what people they can develop a relationship. 
 
Lacking in Class and Race Perspectives in LGBTQ Discussions- Migrant Workers' Movement inspires Local Social Activism
 
Speaking of the reasons why he chose this field for research, Franco pointed out that previous studies about migrant workers are mainly negative, describing them as victims of forced prostitution or human trafficking. He does not agree that migrant workers have only one image as victims. Meanwhile, his life experience also influences his decision in choosing migrant workers as his research focus. As a middle class lesbian, he feels that he enjoys lots of freedom in his life, but it is definitely different for his grassroots counterparts.
 
Contempla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local and queer migrant members, Franco discovered that discussions on LGBTQ in Hong Kong seldom touch upon people of colour and of lower class. Although campaigns like Pink Dot would invite queer migrant workers, it seems to be only for more colours in the activities. Local associations seldom communicate with migrant workers, and hardly ever consider how to connect each other. Thus, he began to develop his interest in studying how the factors of class and race could affect queer relationships. 
 
An audience member in the sharing session pinpointed that the locals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the migrant workers' movement. For instance, local labour movement has little connection with LGBTQ movement, but some queer organisations and labour associations in the migrant workers' community are actually quite close, the labour organisations would participate in the Pride March, and the queer organisations would join the demonstrations to fight for the betterment of working conditions as well. Shiela, a member of migrant worker association who attended the sharing session, expressed her views that migrant workers underst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confront the difficulties alone, together they face the same enemy, and so they believe that mass, united movement is the only way to make the necessary change. Another audience member responded that despite th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situation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locals,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alone cannot spark off a movement, the success of migrant workers are based on their efforts in organising work, and this is also what the locals can do as well.
 
Chinese version: 
 
Related articles: 
 
Details about Migrant Pride March
Date: 27th November, 2016 (Sunday)
Time: 2-5pm
Venue: Chater Road, Central
Organisers: Gabriela Hong Kong; Filipino Lesbian Organization,(FILO) Filguys-Gabriela HK,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AMCB)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ople Struggle (ILPS HK & Macau)
 
Source of Information:
表tag: 
裏tag: 
縮字: 
The marginalised do not have to passively endure a

致麗大火23周年--魂斷於此的她們就這樣被忘記了?

$
0
0
編按:今日(11月19日)是深圳玩具廠致麗大火23周年,大火奪去84條性命。這不是天災,也不是與香港人無關──大火起因於工廠老闆不願修理有問題的消防設備,而老闆是香港人。23年後,內地媒體尖椒回憶事件,同時檢視現時內地的勞動狀況,向死去的工人致意。
 

文:鑒湖女俠(勿忘致麗大火,勿忘逝去的女工姐妹。)

尖椒部落摘要:這篇文章,希望大家可以點開文首音樂《再見螢火蟲》一邊聽一邊看。每年11月19日,我們都會重複訴說一次1993年那場慘絕人寰的大火。因為它帶來的警示不僅是安全生產防火防災,它告訴我們要記住歷史,記住現在我們依法享有的權利並不是有錢人們的恩賜,而是工人用生命和抗爭追討回來的。
 
 
小英愛在村中蹦蹦跳
走遍山間田野每一角
最愛抓螢火蟲
看那尾巴一閃一滅
像是靠近遙遠的星星
 
一天她聽到哥哥在哭泣
哭沒錢怎麼上學
一個包幾件衣服
爸媽哥再見
 
十五歲孩子臉的打工妹
在深圳的一間玩具廠裡
每天12小時做不停
最怕管工保安 罵人搜身
你給我站好!
為的是每月兩百多塊錢
 
小英縫著手中的毛娃娃
聽說是歐洲孩子的玩具
每一個好幾百塊
 
她想起螢火蟲
宿舍車間就是她的世界
九三年的一個下午
趕工歐童聖誕的禮物
大火呀逃命去呀
跑呀叫呀 門窗都鎖啦
八十幾個女孩就這樣沒了
 
小英躺在擔架回到村裡
頸背雙腿渾身都是傷
肩不挑背不擔
手不舉腿不走
她哭自己沒用是個大包袱
 
小英躲在家裡不敢出外
好奇的眼光把她在灼痛
最痛看見爸媽
溫柔的笑凝著淚光
像是看見閃爍的螢火
 
這首歌中的女孩小英,和已經死去的工人姐妹一起,經歷了23年前那一場大火。
 
那是1993年的11月19日,深圳致麗工藝製品廠的300多名工人正在趕工加班。耶誕節要來了,她們在趕制義大利品牌CHICOO的玩具。這些昂貴的毛娃娃,一個就能抵她們一個月的工資。
 
六個月多前,消防人員到致麗廠檢查防火安全,發現了13條火險隱患,例如小學生都學過的「保險線不能拿銅絲來充當」。於是檢查組立即給致麗廠發了整改通知書,限期整改。但是,身在香港的致麗廠老闆勞釗泉要求廠長黃國光用錢「搞掂」這件事。於是,黃國光給深圳市公安局八處田貝消防中隊幹警、葵湧鎮消防整治工作組組長吳星輝送去了3000元港幣。吳星輝馬上讓下屬給致麗廠發放了消防合格證。
 
這3000元港幣,買斷了致麗廠八十幾個工人的命。
 
圖:火災廢墟中的女工遺物
 
在領到消防合格證後的5個月零22天,致麗廠區的三根電源線短路打火。由於用銅線做的保險線不能熔斷,電源不能及時中斷,短路的電線不斷噴濺火星,引燃了倉庫內堆放的布料、海綿。
 
身在二樓的廠長黃國光打開窗戶,攀爬著繩子,逃了出去。
 
而二樓和三樓的工人在無人指揮的情況下慌亂逃生,但因為平時老闆怕工人偷東西,窗戶早已被鐵條釘住,四個出口中的三個門被鎖死或焊死。
 
路窄人多,互相擁擠,濃煙烈火,視線不清,加上燃燒的化纖物散發出大量有毒氣體,許多工人被毒氣熏倒在樓梯口附近。
 
當消防員把廠房西邊樓梯口焊死的捲簾門用斧頭劈開時,人們驚呆了:從一樓的拐角一直到三樓,全是女孩們的屍體,堆了好幾層,有的燒得只剩下骨頭,有的四五個人抱成一團,掰都掰不開。
 
 
圖:遇難現場
 
 
圖:遇難者遺體-22年前致麗大火發生,記者突破重重封鎖,假扮公安進入殯儀館其中一個大廳看到的情景,數十位年輕女工就躺在地上,白布太短,蓋不住全身,燒焦的身體部分裸露,她們用生命見證了一個沒有尊嚴的加工年代。攝影:陳遠忠
 
而如今,當我們談起致麗大火的時候,這些讓人心痛的場景變成了新聞語言,輕輕地成為了一個彷佛與我們無關的歷史: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湧致麗玩具廠發生特大火災,起火時在廠員工數為404人,其中包括82名女工在內的84人被燒死,51人受傷,消防隊員趕到火場後,冒著生命危險斬斷二樓和三樓窗戶上的防盜鋼網,使困在火海中的200多名女工才得以死裡逃生。」
但是我們知道,這不是一場與我們無關的歷史悲劇。
 
珠三角是我國一個以輕工業為主的綜合工業大基地,人口密集,投資眾多。在改革開放的路上,這片土地得到了政策鼓勵,大量資金湧入,成為撐起中國經濟的一個巨大支柱——
 
以工人的生命和尊嚴為代價。
 
為了生存,大量「農民工」離開家鄉來此打工。90年代的當時我們國家並沒有相關法律可以保障她們的權益,甚至「農民工」是否屬於「工人」都是一個具有極大爭議性的話題。為了減少成本、增加利潤,長年以來珠三角地區的投資商、工廠領導聯手壓低工人工資,減少工人的安全和福利保障,讓工人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中生產。
 
從家鄉出來追夢的女工人,則被工廠領導認為是細心、聽話的標準生產機器,而大量招收到電子廠、玩具廠、紡織廠各種崗位。她們靈活小巧的雙手被看成雕琢精細產品的工具,她們堅韌耐苦的品質被看成好欺負的特點。資本家們利用了男權社會告訴女人的謊言——要乖,不要反抗;要付出,不要回報;為家庭和社會犧牲,遇到不公平往肚子裡吞,以後回鄉嫁個好男人後生活就會好起來——來讓女工人忍受高強度的勞動、低微的報酬和無保障的未來。
 
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老闆們當然不會主動地分享賺到的錢來讓工人過得安全和富足。直到致麗大火等慘劇的發生,《勞動法》才被加速了出臺進度,亡羊補牢保障勞動者的權益。
 
圖:勞動法時間表
 
同理,2008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也是在各種工傷工亡的悲劇、勞動者權利被侵害導致的行動中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數不清的人命逝去了,數不清的抗爭持續進行著。我們要牢牢記著的,是各種保障勞動者權利的法律法規,並不是有錢人的恩賜,並不是老闆們良心發現後的愧疚,也不是政府部門的慈悲為懷。這些保障,是勞動者們用血用淚、甚至用身陷囫圇的代價換來的,它們代表了國家對勞動者的尊重,對人的尊嚴的肯定。
 
但如今經濟環境不好,已經開始有不少專家提議要取消各種保障工人勞動權益的法律法規,降低工人的待遇,來讓老闆們維持賺大錢的狀態,來繼續支撐我們繁榮的城市發展圖景。
 
(網絡截圖)
 
(網絡截圖)
 
 
死去的工人、因工傷終身殘障的工人,老無所依的工人,她們只被看成了「發展中的陣痛」。彷佛她們不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彷佛她們只是這個世界的匆匆過客,她們的生命、尊嚴和勞動價值不值一提。
 
不要以為致麗大火只是一個黑色的歷史,現在的打工者生存狀態已經很安全。實際上,這些事情可能就發生在此時此刻,在我們自己或者親友的身上。包括,
 
工廠爆炸
 
(網絡截圖)
 
 
工廠火災
(網絡截圖)
 
 
工傷
 
(網絡截圖)
 
 
職業病
 
 
也不要以為損害工人權益的只有小廠、黑作坊,大公司、大企業就能讓工人勞有所獲,最近,越來越多大企業出現了侵害工人合法權益的事情,導致不少工人團結起來,要討回公道:
 
(網絡截圖)
 
 
(網絡截圖)
 
 
(網絡截圖)
 
 
在我們身邊,可能每一天都會有人在打工路上被侵犯合法權利。致麗大火給我們的警示,遠遠不止是防火防災那麼簡單。企業在我們的土地上開廠經商,就應該遵守法律、承擔社會責任,把屬於我們勞動者的權益——勞動過程中的生命權、勞動者的尊嚴、勞動所得的工資、社會保障的五險一金、關乎人類發展的生育相關權利等等——歸還給我們。
 
 
當年被全身燒焦的致麗廠女工小英,本來已經重傷得差點被救援隊當作屍體扔在一邊;在醫院,因為一次性賠償16萬根本不足夠支付她的治療費,她被要求出院;出院後能不能活下去都是問題,她在家中整整躺了兩年,並用了8年時間才正式康復。最後,她活過來、站起來,還成立了忠縣自強服務站,專為外出民工、工傷工友、職業病患者和殘疾人等弱勢群體提供諮詢服務。
 
 
不,這一切並不是什麼奇跡。小英和千千萬萬的堅韌的打工女性一樣,抓住一點點陽光就努力發芽,抓住一點點雨露就努力存活。不停地為生命、為尊嚴而抗爭的她們,努力地找辦法團結起來,在燒焦的廢墟上重建希望,在腐朽的衰敗中撕扯出一個缺口。
 
 
 
勿忘1993年那場大火,勿忘82個女孩的英靈。每年11月19日,我們都會重複一次這段歷史,希望那些急切地為老闆開致富路的專家官員們能夠明白,現在工人們依法享有的權利並非揮金如土的奢侈,而是在犧牲和抗爭下爭取回來的生存所需;也讓我們向這些年來死去的工人姐妹兄弟們致意,希望工人階級團結起來,這份力量可以讓悲劇不再發生。
 
 
 
表tag: 
裏tag: 
縮字: 
編按:今日(11月19日)是深圳玩具廠致麗大火23周年,大火奪去84條性命。這不是天災,也不是與香港

【窮風流廚房】二十文錢劏房飯:摩洛哥鑊仔蛋

$
0
0

打工仔自炊,如何買餸?放工遲了一點點,七點一過街市已經收檔,就算僥倖找到一兩個仍未收檔的菜檔,賣剩的菜往往也沒有自己想要的品種。轉戰超級市場罷,蔬果放到夜晩賣相不佳,伸手拿起薯仔看看,薯皮發青滲水,傳來陣陣惡臭,慌忙放回原位。比起每天放工買餸,趁週末有空搜購存糧是更好的對策,今次且談談如何用比較耐放的食材煮出家常美食,例如只需半小時就可以完成的摩洛哥鑊仔蛋。

新鮮蔬菜當中,番茄、洋蔥、尖椒都是方便存放的種類,雞蛋放進雪櫃一兩星期也毫無問題,待在冰格的凍肉更不用擔心。這個萬能配搭,炒飯可以,煮意大利粉可以,但若然想試試異國風情還有其他做法。

材料(兩人份量):

  • 番茄三個($5)
  • 洋蔥一個($2)
  • 尖椒兩條($5一包,每包五至六條)
  • 雞蛋兩隻($10九隻)
  • 雞肉腸兩條($10一包,每包十條)
  • 糖一茶匙
  • 鹽適量
  • 肉桂粉半茶匙
  • 雜香草適量
  • 黑椒適量

摩洛哥鑊仔蛋做法:

  1. 洋蔥、番茄切粒,腸仔切片,尖椒切條,備用;
  2. 平底鑊放油,中火煎香腸仔,盛起備用;
  3. 中火炒洋蔥,洋蔥軟身後再放尖椒炒一兩分鐘;
  4. 加入番茄和糖、鹽拌勻翻炒,蓋上蓋子,轉慢火煮二十分鐘左右;
  5. 當番茄收水煮成近醬汁狀,灑肉桂粉和黑椒拌勻,將雞蛋打在醬汁上,灑雜香草,蓋上蓋子;
  6. 待蛋白轉成白色而蛋黃流心,熄火,打開蓋子,連鑊上桌。

沒錯,重點是連鑊上桌,熱騰騰氣勢不凡。這道菜有好幾種吃法,醬汁送飯固然開胃,把雞蛋舖在飯上面再戳穿蛋黃讓蛋漿滲進米粒,也是一大美味。豪氣地先將蛋黃在鍋裡攪勻連同醬汁澆在白飯上,又是一種風格。再不然不吃飯改為蘸麵包也可以,這才是摩洛哥正宗吃法。

摩洛哥菜常用紅椒粉,辣得溫和而帶甜,但在窮人區未必好找,所以我改用尖椒帶出辣味,省卻了一個步驟。想更接近原本風味的朋友不妨用紅椒粉加燈籠椒代替。

肉類配料方面,雞肉腸是最便宜的選擇,換成其他種類的香腸未嘗不可。不忌吃豬肉的歐美人士有時會放煙肉,尤其是預先煎香的厚切煙肉,味道也相當吸引。茹素的朋友可考慮用素雞切片代替肉類,要是經過印尼雜貨舖,買一包豆餅煎煎放進去可能效果更理想。

醬汁香料配搭各適其適,沒有定法。喜歡近東口味的可以在肉桂之外再放微量黃薑和孜然,不喜歡的可以連肉桂也不放;怕辣的可以不要尖椒要燈籠椒,嫌不夠辣不過癮的可以剁一隻指天椒在炒料時扔進去;想濃厚些可以在煮醬汁時加入芝士,想清新些可以在打蛋後加新鮮香草再焗一焗,由街坊價的芫茜到中產價的羅勒都行。

由於製作簡便,花的時間不多,哪天早起了心血來潮,煮個鑊仔蛋做早餐醒醒神也不難,而且比茶餐廳的早餐和常餐便宜一截。

成本不到十七元,煮食時間短兼之省下買餸時間,絕對化算。

表tag: 
裏tag: 
縮字: 
打工仔自炊,如何買餸?放工遲了一點點,七點一過街市已經收檔,就算僥倖找到一兩個仍未收檔的菜檔,賣剩的

【左言起行】沒有捷徑的民主路(淨選盟第五次大集會後的一些雜想)

$
0
0
編按:越過政府的重重阻撓,上周六(11月19日)馬來西亞有至少5萬人走上街。他們響應「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淨選盟2.0)的呼籲,以行動要求民主改革,當日香港和台灣也有民眾在街頭集會響應行動。淨選盟成立至今十年,這次是淨選盟第5次舉辦集會。由於現任政府貪腐醜聞不斷,而選舉制度亦有諸多問題直未有改善,包括選民權利與投票權保障不足,例如年齡限制過高、競選期太短、投票所用墨汁褪色,與及選區劃分不公平、選舉法律不完善等,這些都直接影響當地人民的生活,於是民眾要求改革現有問題,渴求一個乾淨的選舉和政府。
 
淨選盟運動是馬來西亞過去十年裡最大規模的民間政治運動,馬來西亞健筆朱進佳疏理這十年來的運動與社會形勢發展,帶出運動的形式和發展路向的思考。
 

儘管在事前面對著來自紅衣人親巫統政府流氓組織的多番阻撓,以及集會前一天數名跟淨選盟有關的活動人士被警方逮捕,但仍然無阻成千上萬民眾於2016年11月19日這天走上首都吉隆玻街頭,再一次用黃潮去傳達人民反對貪腐政權、嚮往民主改革的心聲。
 
(上周六淨選盟集會現場。朱進佳攝。)
 
這次淨選盟大集會,參與人數至少5萬人,雖然比之前兩次大集會(2012年4月28日淨選盟第3次大集會及2015年8月29-30日第四次大集會)的人數來得少,但是,在過去一年多來我國整個反對派政治力量陷入低潮及街頭動員人數日益減少的背景下,這次參加集會的人數已經是非常可觀。況且,親巫統紅衣人組織的反制集會,只動員到約4-5千人,在人數上遠遠不及淨選盟而草草了事收場,紅衣人軍團在阻止淨選盟上徹底失敗。
 
(上周六淨選盟集會現場。朱進佳攝。)
 
參與淨選盟集會的人士於2016年11月19日這天早上就開始聚集吉隆玻市區數個地點。不過,一如既往的,警方一早就封鎖原定遊行終點——獨立廣場,也封鎖多條道路禁止車輛行駛。從孟沙輕快鐵站出發的集會人士,在中午時分步行不到一公里後就被警方設下的路障堵住去路。後來,很多集會人士繞道前往跟聚集獨立廣場附近地帶的群眾會合。到了下午的時候,集會人士移師到KLCC,並在那兒結束這次的抗議活動。
 
(上周六淨選盟集會現場。朱進佳攝。)
 
這次淨選盟大集會的五大訴求是:
一、乾淨選舉
二、乾淨政府
三、議會民主
四、異議權利
五、賦權沙砂
(關於訴求的詳細可以參考作者另一篇文章:淨選盟5大集會:讓民主火炬傳下去
 
警方在集會結束後,繼續逮捕跟淨選盟集會相關的政治人物及社會活動人士。于集會前夕就被捕淨選盟2.0主席瑪利亞陳,在被扣押一個晚上後,遭警方援引《2012年刑事罪行(防範措施)法令》(SOSMA)拘留,成為這個納吉時代頒佈的惡法之最新受害者。
 
(上周六淨選盟集會現場。朱進佳攝。)
 
淨選盟十年波折起伏
 
經過7個星期的淨選盟火炬行全國巡迴,到2016年11月19日的群眾上街,淨選盟第5次大集會算是「告一段落」。緊接著的是聲援政治扣留者瑪利亞陳的一連串列動。
 
淨選盟第5次大集會在政治氛圍低靡及當權者以各種下三流手段打壓下,仍然能夠號召到成千上萬人上街,算是相當成功的。不過,還是有很多對這次淨選盟集會在各方面上不足的批評聲音。
 
淨選盟運動成立已經十年,從當初由在野黨發起成立,到後來由非政府組織活動人士接手,這十年來經歷了種種波折起伏,但淨選盟已經是我國過去十年來規模最大的民間政治運動。9年前,2007年11月10日的淨選盟第一次大集會,跟當年的另外兩場大規模街頭抗議行動(律師公會發起的「正義之行」及興權會大集會),推波助瀾形成了 2008年全國大選的「政治海嘯」。2011年7月9日淨選盟第二次大集會,在事前遭到警方以強硬手段鎮壓下,群眾仍然無畏無懼堅持上街抗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街頭抗議的浪潮,並於2012年4月28日的淨選盟第三次大集會達到了民主改革動員的高潮。納吉政府為了保住政權,試圖通過進行純粹表面功夫的「政治轉型」去擺平民怨,但是仍然無阻巫統國陣在2013年5月全國大選中的「慘勝」(國陣在2013年大選中儘管得票率只有47%,但是拜選區劃分不公所賜,而仍然保住國會多數議席而繼續執政)。
 
政治低氣壓及機會主義政客乘虛而入
 
2013年5月大選後,我國的民間社會運動及反對派力量就出現走下坡的趨勢。除了因為經過兩年士氣高昂的群眾動員後卻無法在選舉中替換政權而引發的普遍「失落」情緒,反對派陣營中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也繼續浮現,導致2013年大選後,整個反對政治陷入低潮。政黨內鬥、安華入獄、民聯分裂、伊斯蘭刑事法爭議等,加劇了民眾的失落及無力感。
 
2015年8月29-30日連續兩天的淨選盟第4次大集會,是因大筆被懷疑跟大選有關鉅款流入納吉個人銀行戶口而引發的。儘管那場集會的出席人數是2013年大選後規模最大的群眾抗議活動,但是卻因出席者的族群比例「失衡」(以非馬來人占大多數)而被當權者利用來炮製族群矛盾問題,還在淨選盟集會兩個星期後,由挺納吉的巫統週邊組織搞一個「捍衛馬來人尊嚴」的紅衣人集會,轉移了民眾視線。
 
2016年初,馬哈迪派系被納吉轟出巫統後,就轉向跟在野黨和非政府組織領袖合作,發動《公民宣言》,但是虎頭蛇尾。馬哈迪、慕尤丁、慕克裡茲等機會主義政客,因無法在巫統黨內推翻納吉,唯有另起爐灶成立新黨,還「改頭換面」跟反對派力量合作,也高舉起「民主改革」的旗號來了。一馬發展公司(1MDB)醜聞愈演愈烈,巫統黨內派系分裂或有可能削弱統治集團,但是主流在野黨因本身分裂危機自顧不暇而無法趁機推進一把,而失勢的馬哈迪派系脫離巫統所帶來的衝擊,遠遠不及1998年安華被開除而引發的政治風暴。民間黨團反對力量跟馬哈迪合作,引起了民間組織之間的分歧,畢竟稍有政治參與經驗的人士,都不可能忘記當年馬哈迪執政的種種惡行,也深知跟馬哈迪這種為短期利益(推翻納吉)的結合並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況且,馬哈迪轉態向民間反對力量靠攏,也是其已經無計可施下迫不得已的機會主義冒險嘗試。馬哈迪於2015年淨選盟第4次集會上的突然現身,已經露出端倪。
 
馬哈迪還甚至借助淨選盟第5次大集會作為其「洗心革面」的政治表演舞臺,也難怪有不少人感覺淨選盟遊行到KLCC的做法,有種被馬哈迪騎劫的感覺。不過,如果淨選盟不是過去十年來我國最大的民間社會運動,馬哈迪之流也懶得去騎劫啦。
 
淨選盟十年來經歷種種波折,如今已經走到一個瓶頸。出席者人數的下滑,或多或少反映著嚮往替換政權、民主改革的民眾仍然無法走出無力感的陰影。不過,人數上的突破還不是主要的考量,就算是再號召多一兩場淨選盟大集會,相信還是會有成千上萬人上街的,關鍵是這場民主改革的運動要如何走下去,如何給予當權者最有力的施壓,以及如何將參與者人數上的量變轉化成實現民主改革目標的質變。
 
淨選盟的溫和路線
 
在淨選盟第四次大集會時,就已經有各種批評的聲音,包括「偏移原本目標」(淨選盟本來是爭取選舉改革的,怎麼變成倒納吉了?)、淨選盟集會淪為「嘉年華式集會」、集會標準作業(SOP)的爭議,甚至連音響也被人詬病。這次的淨選盟也是一樣。
 
就集會形式上而言,不少人認為淨選盟的集會形式過於「保守」或「溫和」,而且好像嘉年華會那樣。淨選盟自第一次大集會以來,都是採取溫和的形式進行群眾抗議,只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集會時一開始就遭到警方暴力鎮壓,而第三次則是鄰近尾聲時警方以有人突破員警防線進入獨立廣場為藉口展開暴力鎮壓。淨選盟的訴求原本都是溫和不過的了,只是要求選舉制度上的一點改革,但是巫統國陣政權一直都冥頑不靈。
 
淨選盟的「溫和」形象,加上改組為淨選盟2.0「去政黨化」(去政黨化並不代表去政治化,因為選舉改革本身就是很政治化的事情)後,的確吸引了很多原本不關心政治的人們之支持。每一次淨選盟集會,都會有第一次參加集會的「菜鳥」。況且由於出席集會人數之眾,籌劃集會的淨選盟領袖不可能採納被視為較激烈的抗議手段,如長期(數日甚至數周時間)堵路佔領、用肢體衝撞警方防守線等,畢竟要冒的風險非常大。
 
形式不是一切
 
集會遊行或示威抗議的形式有很多,有群眾大會式的、政治講座式的,也有載歌載舞氣氛輕鬆的嘉年華式的,都只是形式而已。也有較為激烈的(注:激烈的抗議形式並不表示就是激進!),如類似「黑塊」戰術所使用的破壞公物、街頭武鬥、騷亂手法,但這種示威形式通常以小眾方式進行,也很難在一般情況下取得大多數民眾的共鳴及回應,很多時候也會被媒體無限放大激烈抗議中的暴力行為形象,結果模糊了示威的訴求內容。有些時候,甚至是當權者或員警本身安插故意鬧事的破壞分子,混進抗議遊行隊伍中去挑起激烈抗議形式。 
 
示威抗議或社會抗爭的形式,可以因形勢而改變。沒有一成不變的形式。只是齋喊政治口號的遊行過於沉悶,就必須有歌聲配合。如果靜坐多時沒有任何成果,可以進行絕食,或者把行動升級衝擊權力機構的所在地……爭取民主及社會正義的抗爭,是一個長遠且持久的過程,完成了一個目標之後,還會有更進一步的目標,形式會根據具體條件所需而改變,並沒有「和平就是王道」、「勇武就是唯一途徑」的標準方程式。
 
(上周六淨選盟集會現場。朱進佳攝。)
 
社會運動應該是百花齊放的
 
舉辦淨選盟集會這樣的大規模群眾抗議行動,主辦方肩負著照顧參與者安全的重任。畢竟,沒有任何集會組織者會拿不認識的參與者的人身安全去冒險,在莽撞的情況下讓集會參與者受到傷害。集會主辦方無法控制警方是否採取暴力手段鎮壓,但是能夠儘量避免集會參與者作出無謂的挑釁行為或暴力破壞。
 
不過,集會主辦單位過度執行保安,也會引起限制表達自由的問題。在這次淨選盟集會上,有淨選盟負責保安的志工試圖阻止同志團體揮舞彩虹旗。如此做法其實是在排擠擁有共同議程但來自不同背景的團體,尤其是被認為是少數或邊緣化的社會群體。
 
(參與集會的同志團體揮動彩虹旗,一度被集會義工阻止。朱進佳攝。)
 
 
同志爭取平權難道跟民主和選舉改革沒有關係嗎?難道同志在大選時不用去投票?今年五一勞動節也有人揮舞彩虹旗,但是沒有人包括主辦方會認為同志跟五一勞動節沒有關係,因為有不少工人也是同志、很多同志也是工人呀。來自不同背景的社會團體,如環保組織、工人、農民、城市開拓者、原住民、學生等,都會出席象淨選盟集會這樣的大型群眾動員,他們有權利在大型集會上表達屬於他們本身的訴求,同時也可以將各自群體的訴求跟大家共同的訴求結合起來,這才是真正的社會政治串聯,強化民主運動。
 
雖然淨選盟運動是單一議題(選舉改革 ),但是眾多參與在其中的團體個人,除了認同淨選盟的基本訴求,本身也有各自跟這些基本訴求沒有衝突的訴求。讓這些訴求通過各自的創意方式,無論是從大字報、布條、模型、演說、歌唱,還是行為藝術等形式表達出來,都是在豐富著這場運動的內容與形式,加強民間不同群體之間的理解與合作,為未來的運動起著推進的作用。爭取民主與社會正義的運動,本身就應該是百花齊放的。
 
 
 
 
民主抗爭是持久的過程
 
社會改革不是經過一兩場遊行集會就水到渠成。爭取民主與社會正義的抗爭是一個持久的、不間斷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會經歷高低潮及種種波折起伏,這是變革與反動力量之間的角力。當力量對比有利於進步力量時可快速推進改革議程,但當力量對比不利於進步力量時則當權反動勢力就會得寸進尺「收復失地」。
 
淨選盟的運動十年走過來,激發了不少新一代人投身在民主改革的隊伍中,也不免會面對到瓶頸。如今,納吉領導的巫統國陣政權依靠不公平的選舉制度看似「固若金湯」,加上玩弄種族與宗教矛盾去分化人民,還有主流在野黨之間的各懷鬼胎而無法真正聯合起來,讓很多人感到改革「無望」而變得消極。消極的態度,無論是在社交媒體上訴諸於鼓吹盲動情緒的犬儒式憤世嫉俗言論,還是現實中走上偏激極端主義(種族主義、排外、宗教極端主義等)的路線,都只會讓掌控實權的統治集團在深重社會危機中得以保住其權位,無助于推動促進民主及改善民生的社會抗爭。
 
推翻貪腐政權、實現社會改革的過程,並沒有捷徑可抄。也許日益深重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危機會引發大規模自發性的抗爭浪潮,但是若沒有能夠提出明確改革綱領、及提升群眾進步政治意識的社會抗爭組織,群眾的抗爭不可能走得太遠,不然最終就是由機會主義政治精英收割抗爭成果。不要機會主義政治精英收割人民抗爭的成果,就必須要有扎實的政治組織工作去提升群眾的政治意識。 
 
以議會選舉為目標的主流政黨,不可能會將真正提升群眾政治意識列為本身的首要議程,而寧願繼續通過情緒動員去「培養」一批又一批只懂得追隨領袖的政治隨從,無法真正強化人民群眾的力量。要強化人民群眾的力量,就必須通過長期深入民間的政治教育、組織及日常抗爭中去提升群眾的政治意識。這些工作必須由具有進步政治綱領的政黨及民間組織長期地去進行、經營且不斷從實踐中尋求新突破,沒有任何捷徑。
 
表tag: 
縮字: 
編按:越過政府的重重阻撓,上周六(11月19日)馬來西亞有至少5萬人走上街。他們響應「乾淨與公平選舉

英國兼職講師工作不穩定︰「我的收入不足以交租」

$
0
0

編按:博士領綜援不是夢?高學歷不代表可以脫貧,在工作零散化之下,英國大學校園以臭名遠播的「零工時合約」聘用講師,導致教職員無法預計未來被編配多長課時之餘,收入亦變得極不穩定,有講師的年薪甚至低於兩萬港元。人到中年,前路茫然。英國《衛報》近日專訪三位貧窮講師,惟工新聞特此翻譯。
 


史蒂夫‧漢森(Steve Hanson),44歲,政治社會學的兼職講師

我有一間出名大學的博士學位,有做過政府研究計劃,而且發表文章比許多長聘職員更多。我已經按時計酬大約五年了,不過在我堅持四年成為半永久講師前,人力資源部門已經把我踢出了系統。

我這些年來大部分時間在三個地方工作。你有三個人力資源系統、內聯網和安全系統,每一個都有各自的小問題和變態的地方。

為那堆事情交涉——連出糧也遠遠不是自動收到——跟額外再當個管理崗位差不多,但當然這不會附帶管理層享受的保障、福利、準時出糧等東西。這就像非常快地玩俄羅斯方塊,然後你看看你在做什麼所有這一切。這一週是三個小時、另一週七小時、下週沒有任何工作。

我的年薪只有6,000英鎊(約港幣57,781元)多一點,而這總是降低了我的福利救濟金。我的生活很難過。然後朋友,有時甚至學生會說:「啊,你做大學講師不錯呀⋯⋯」

我們有如水果採摘者,是季節性的勞動者。每年九月你必須寄出電子郵件,卑微地問:「今年有工作給我嗎?」大學正在減少按時計酬員工的工作時數,因此減少他們的收入。

我的生活很難過。我住在一個住房合作社。在日常生活中,這意味著要從亞洲超市買一大袋豆和米,盡可能便宜,靠這些東西來過活。我騎單車到所有地方,它絕對沒有多餘的裝飾。我與伴侶想組織一個家庭,但這是非常困難。獲得抵押貸款簡直是痴人說夢話。

我願意在這裡公開名字是因為我已經沒有甚麼可輸了。如果我對個情況保持沉默,期望能夠脫離困局的想法顯然是不可能的。

森(化名),32歲,應用語言學和溝通的兼職講師

我在2013年從羅素大學聯盟(The Russell Group)獲得了博士學位。從那時起,我在三所大學工作,教授七個不同的課程,並已成為其中五個的課程主管。

我喜歡在高等教育工作,但是作為一個按時計酬的臨時合約講師,我發現這份工作在財政和個人原因等方面越來越不可行。

我的薪金不足以交租,特別是夏天。我必須找一些編輯和校對等自由工作維持生計,不過這侵蝕了原本應用來做研究和寫出版文章的時間。我無法製定長期計劃,因為我不知道明年我會在哪裏工作,或甚至有沒有工作。

在教學的前一晚,我要花許多時間於交通和/或是睡在朋友的備用床、沙發、地板或豆袋梳化。搬到工作的地點附近並沒有意義,因為六個月後我可能要到英國另一端工作。

買房子是天方夜譚。為了節省即使是很微薄的租金,我已經搬回了父母家。我過去最好的時間是在一個學期裏教兩個課程和做文學碩士的監督,當時我的年薪有6,000至8,000英鎊(約港幣57,781至77,041元)。但有時它低至2,000至3,000英鎊(約港幣19,260至28,890元)。

臨時合約並不總是全數支付辦公時間,或為教學準備支付足夠金錢。你在教學日以外用來寫電郵和指導學生的時間,很少會得到薪金。要平衡支援學生和賺錢的時間是很困難。

在個人層面上,我曾經有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儘管我用盡全力工作,不過這份不穩定的工作並沒有同事網路和安全感,證明是非常困難的。

三年的臨時合約意味著我的生活毫無吋進。我在學術界以外的朋友正在穩定下來、買房子和結婚。同時,我有一個博士學位,一本對於大學圖書館以外的人來說過於昂貴的書。我的生活永遠充滿不穩定。

我擔心臨時學術勞工意味著只有那些能夠堅持幾年忙碌、不穩定工作的人,才能獲得長期學術工作。我擔心那些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都是那些有相當財務權利、不需要擔心責任問題、沒有需要供養的人和精神上足夠應付能力的人。

凱瑟琳‧伯吉斯(Catherine Burgass),49歲,兼職英語講師

我在1997年獲得了英語文學理論的博士學位,在許多不同大學以臨時合約講師的身份工作了大約6年。接著在我有了女兒後就被裁員,連最後的合約也失去了。

我和女兒在家里呆了五年,然後我回到史丹福郡大學(Staffordshire University)擔任全職或兼職的臨時合約講師。我的基本長期合同仍然是按每小時支付。

我的生活還過得去,因為丈夫有不錯收入。但我肯定不能用自己的收入來維持我的生活。另外,這份工作還有不安全的問題——你的工時可以被削減。我的教學時間已經被削減,有時我會因這個情況而覺得相當憂鬱。

去年我每週只被編配五個小時工作,到這個學期只得兩個小時教書。以每一個小時的面對面上課課時計算,按時薪出糧的講師工資還包括半小時備課費用和半小時改卷費用。不過如果我要為一門從未教過的課程備課,往往得花掉一整天,不論那只是一個課堂、一個研討會抑或一個工作坊。

如此微簿薪金是令人可恥。我感到相當羞辱,因為工作的報酬和地位比相對的全職同事低得多。臨時工作缺乏職業發展、地位,亦沒有多少金錢。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我並不窮,可以為小錢工作。不過對於需要養活家庭的人,我不能想像他們如何處理。每個人都在努力尋找工作。

我的丈夫是哲學教授,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這並非罕見,但它在女權主義前線不是很好。

 

資料來源︰
Guardian: Part-time lecturers on precarious work: 'I don't make enough for rent'

表tag: 
縮字: 
編按:博士領綜援不是夢?高學歷不代表可以脫貧,在工作零散化之下,英國大學校園以臭名遠播的「零工時合約

2星期轉新款 製衣工人生死時速

$
0
0
【惟工解密】天冷轉季買新衣,似乎越來越不是香港人的習慣。逛逛H&M、ZARA、GAP這些主流品牌,不用等轉季,幾個星期就全換了款。有沒有想過,工人要怎樣才能生產到這些又快又高質的時裝?你付出的價錢有多少可以回到生產衣服的工人手上?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SACOM)調查員分別在2015年及2016年,以工人身份進入三個品牌的工廠調查。當中包括兩間生產H&M產品的公司:位於安徽的蕪湖獅丹努服飾有限公司,與及位於山東省的櫻桃服裝有限公司;生產ZARA產品、位於湖北省的志強服飾有限公司;還有生產Zara及GAP鞋具、位於佛山市的南海南寶鞋廠有限公司。
 
件計薪金微薄 收入受訂單多寡影響
 
根據調查,四個工廠的工人計算薪金方法相似,通常是件計而非穩定的最低工資。由於淡旺季訂單不一,加上品牌頻繁地改變訂單款式,工人的工資變得不穩定。例如在生產H&M衣服的獅丹努服飾有限公司的工人,高峰時有3,000元月薪(人民幣,下同),有時月薪卻只有1,000元。
 
生產H&M服飾的櫻桃服裝有限公司裡,工人每熨一件衣服,只賺到0.2-0.3元,他們每天至少要工作10小時。生產Zara、GAP鞋子的南寶鞋廠有限公司裡,一名50歲的工人在剪裁部工作近5年,他說:「我每日裁5,000對鞋墊,得到120元工資。廠裡的機器每次只能裁一對鞋墊,即是我要裁5,000次。工資很低,我一整天都要站著工作。」在生產ZARA衣服的志強服飾有限公司裡,負責品質管控的工人每檢查一件衣服可獲0.2-0.3元報酬。工人說:「看,我要對齊這些微小的格子,小至的偏差0.5mm是不允許的!我一天不能做很多件,每月只能賺1,000至2,000元。」
 
當工人的工資按計件計算時,生產量就直接影響他們的收入。這三個品牌換款速度快,工人有時在幾個星期內就要熟習新的設計,這對他們而言有一定難度,收入因而變得不穩定。ZARA有一款由2016年6月開始生產的女式襯衫,品牌的質量標準特別高,當時,經驗豐富的工人一天只賺到10元,新工人只賺到2元。
 
(圖為ZARA對工廠下達的製作要求,工人須依照繁複的要求製作衣服)
 
(圖為ZARA對工廠下達的製作要求,工人須依照繁複的要求製作衣服)
 
件計工資的另一個問題是價格不透明。雖然工人的工資是通過計件率計算的,但在H&M的代工廠獅丹努服飾有限公司和櫻桃服裝有限公司裡,每件產品的報酬和計算方法都是不公開的。當調查員問經理確切的件計價格,他只是回答工廠沒有公佈這方面的資料。
 
SACOM指出,三大品牌的行為守則規定,供應工廠需支付可維持工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資。事實上,調查員卻發現四間工廠的工資都以十分微薄的固定件價計算。工人只有透過加班、盡其所能地增加產量,才能勉強餬口。
 
加班疲倦大減5公斤 倒數計時器催生產 
 
參考亞洲基本工資聯盟(Asia Floor Wage)的計算,中國在2015年生活工資應為3,847元人民幣。志強、櫻桃、獅丹努三間廠的平均工資只有2千多元,南寶的工資雖然達3千多元,但它的工時是四間廠當中最高的。
 
在南寶的縫製、裁剪、整理和粘合鞋類部門,工人必須從上午7:30到晚上10:00。 扣除2.5小時的用餐時間,工作時間每天至少12小時。高峰期工人被要求每天加班到淩晨1、2時,而且必須在翌日早上8點回廠繼續工作。南寶的工人說:「我在2月工作了9天,那個月的工資只有700元。 我做這項工作的最大的感覺是疲憊,因為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 我的體重減少了5公斤,因為我每天加班,不能吃得好。」 
 
(南寶工人的工作時間表)
 
為了趕上品牌換款的速度,工廠用盡各式方法鞭策工人。獅丹努公司每條生產線上都有巨大螢幕顯示倒數計時器,調查員拍攝到螢幕的影像:H&M下了60,000件背心的訂單,工人只有8日時間去完成。倒數計時顯示,現在只剩下一天,在過去的7天裡,工人只完成12%的工作量,於是生產評價有六個哭臉的表情符號。
 
(獅丹努公司的倒數計時器)
 

(獅丹努公司的倒數計時器,安裝在每條生產線上)
 
 
品牌聲稱嚴格監控工廠 實際只在乎產品質量
 
三大品牌都聲稱自己有對供應廠的勞動條件作出檢查,ZARA訂立詳細的行為準則,不合要求的工廠將不能成為ZARA供應鏈的一部分。GAP稱每年會訪問1,000家供應商工廠,採訪管理層和工人,瞭解工作情況。H&M聘請了2,000人審核工廠,到工廠教育工人權益、提供培訓。
 
調查員發現,但大多數情況下,尤其是在南寶和櫻桃,品牌派出的都是質檢部的工作人員,而且那些人不會與工人說話。在南寶,他們與工廠的經理、傳譯員一起來,教工人如何把鞋子造好,並檢查產品是否達到質量標準。 調查員問工人,審計師有沒有問他們問題,一個女工回應道:「他們只關心他們的鞋子,怎麼會注意到你呢?」南寶的工人指出,他們大部份時間都會在檢查之前收到通知,然後管理層便會命他們不準亂說話。
 
中國是三個品牌的重要生產地。ZARA非常依賴海外供應商,根據它2014年公佈的數字,它在中國的供應商共聘用20多萬名工人,人數僅次於孟加拉。根據2015年數字,相比起在其他地方,H&M在中國工廠的數目最多,有4百多間製造廠,4百多間加工廠及1百多間二線廠,這些廠總共聘用160萬名工人。Gap有九成九的生產在美國境外,中國佔最大的部份,2013年數字顯示,Gap在中國的供應商共有329間。
 
上述三個品牌頗受香港人歡迎,根據官方網站資料,H&M在港有20間分店,ZARA有14間,而GAP則有7間。相關品牌亦暴利豐厚,惟工新聞翻查2015年年報,H&M總公司去年純利149.2億港元,而香港區的銷售額達17.3億元,較上年度增長兩成。ZARA總公司Inditex去年在全球生產了11.8億件成衣,純利逾28.8億歐元(約253.1億港元)。GAP則在亞洲區快速擴展,2015年在區內有48間新店開張,是其總公司旗下品牌分區當中擴展最快的部份,2015年總公司銷售利潤更達57.2億美元(約446.2億港元)。
 
 
 
 
相關報導
 
 
表tag: 
裏tag: 
縮字: 
【惟工解密】天冷轉季買新衣,似乎越來越不是香港人的習慣。逛逛H&M、ZARA、GAP這些主流品牌,不

沙中線工人「被打卡」 揭建造業僱主瞞報工傷十大賤招

$
0
0

【惟工百科】港鐵工程意外不斷,一位52歲工人今年9月在沙中線地盤因工受傷,惟一直未獲工傷賠償。工業傷亡權益會調查後驚覺工程承辦商涉嫌趁工友住院期間的空檔偽造打卡記錄,製造「復工」假象誤導勞工處,將工傷個案變成「存疑個案」,賠償遙遙無期。

除了以「打卡陷阱」對付已呈報的工傷個案,工權會指建造業還有各種常見賤招對付尚未呈報的工傷個案,阻礙苦主獲得工傷賠償,各位打工仔必須小心留神。

一. 假自僱

明明開工指示和開工裝備全部都是僱主提供,地盤工人一旦工傷,部份僱主為迴避賠償可能會聲稱僱員為「判頭」,指苦主屬「自僱人士」,不在《僱員保償條例》保障範圍內,不能申報工傷。

二. 私下了斷

為阻止僱員呈報工傷,避免留下工傷紀錄導致保險公司日後加收保費,部份建造業僱主極力游說工傷苦主私下解決,不要向勞工處報告,手法包括動之以情(例如打友情牌拉關係),誘之以利(例如私下給予數千元「醫藥費」作為交換條件),脅之以威(例如暗示若工人呈報工傷將危害其未來受聘機會)。

即使私了協議可能為苦主帶來一定金額的即時賠償,但傷勢檢驗需時,假如日後發現傷勢比想像中嚴重,後遺症須長期治理,工人卻因為當初接受私了而延誤呈報工傷,有可能會增加申索正式工傷賠償的難度。

三. 玩失蹤

勞工處規定工人呈報工傷時必須提交具體僱主資料,包括公司名稱及登記地址等,但建設業工人往往只被告知到哪個地盤開工,未必聽過以上資料,與僱主的聯絡方法可能亦只得手機和Whatsapp。有僱主看準行內這個弱點,發生工傷事故後就突然失蹤,不再接聽苦主電話,以免工傷受害人獲得足以呈報工傷的進一步資料。

四. 不承認工傷存在

有僱主會以各種藉口否認僱員因工受傷,例如強硬表示看不見工人受傷經過、認定工人是在工作場所以外受傷,又或者推卸到工人自己年紀大或孱弱等因素上面。

「打卡陷阱」也是部份建設業僱主捏造「無工傷證明」的伎倆。他們會指示苦主回去地盤打卡,留下「開工紀錄」然後才准許工人休息。他們企圖製造如常開工的假象,在工人日後呈報工傷時作為否定工傷存在的證據。

五. 造謠誤導 曲解法例

部份僱主利用工人對法例的不熟悉,散播謠言扭曲法例,誘導苦主相信自己不具備取得工傷賠償的權利。常見例子包括聲稱「不夠418(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4星期或以上,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 時)的散工沒有工傷賠償」,以及「報工傷要『證人』,無人看到你受傷經過就不能申報」等。

六. 滋擾恐嚇

打工仔最怕打爛飯碗,有僱主刻意欲擒故縱,先許下空頭承諾表示會繼續聘用工傷受害人,然後威脅若苦主呈報工傷則不會聘用,逼工人放棄取得賠償。更有僱主日以繼夜打電話「問候」受傷工人及其家人,甚至派人到醫院或其居所附近監視,又或者委託私家偵探跟蹤刺探,製造心理壓力逼使苦主就範。

七. 拖延呈報

僱主以公司內部行政程序為由拖延,足以讓工傷工人無所適從。常見手法包括聲稱「負責人不在公司」、「公司沒有相關資料」、「公司不知情」、「正等待其他部門回覆」等等。

八. 即時解僱

當工人表示身受工傷後,部份僱主會霸王硬上弓,在沒有合理理由下即時解僱工人,企圖取消僱傭關係完全逃避責任。由於香港並無「不合理解僱法」,就算事後法庭裁定事件屬「不合理解僱」,僱員亦沒有必然復職權。

除主動解僱外,更有僱主以其他手段逼使工傷工人簽署「自願離職書」,逃避支付相關法例保障。

九. 逼簽不明文件

部份僱主會趁受傷工人神智不清期間要求當事人簽署不明文件,又或者是當事人難以明白的艱深英文法律文件。這些文件可能包括「責任解除書」,以及不符工傷事故實情的虛假陳述文件,讓僱主不須承擔法律責任,又或者導致員工自動放棄保障。

十. 行政費阻嚇

工傷工人手停口停,有僱主窺準機會落井下石,向要求申報工傷的工人索取海鮮價的高額「行政費」,例如有分判商稱若找大判報工傷工人須支付這筆「行政費」,金額由數千至數萬元不等,企圖讓苦主因無力支付費用而放棄報工傷。

 

相關報導:
紮鐵工人遭鐵鏈打爆牙 僱主瞞報工傷 再逼「自願離職」
受了工傷怎辦?《僱員補償條例》簡介之二
香港「不合理解僱」管制 到底有幾廢?

表tag: 
縮字: 
【惟工百科】港鐵工程意外不斷,一位52歲工人今年9月在沙中線地盤因工受傷,惟一直未獲工傷賠償。工

【運動公社】為了脫貧的移工 旅歐南太平洋欖球員

$
0
0

上星期六(11月19日),英格蘭男子欖球隊主場大勝斐濟58比15,兩次達陣成功的英格蘭國手Semesa Rokoduguni不但獲選為全場最佳球員,更在二次達成功後得到對手Nikola Matawalu的祝賀。Nikola Matawalu的祝賀未必是純粹因為兩人曾是球會隊友,更可能是因為Semesa Rokoduguni本身就在斐濟出生。除了Semesa Rokoduguni外,英格蘭的後備球員Nathan Hughes的出生地也是斐濟。事實上,在同一天的其它欖球國際賽中,澳洲、法國和紐西蘭的陣容中也共有六名斐濟出生球員坐陣。這情況引起了世界欖球總會的注意。近日世界欖球總會主席Bill Beaumont就指該會會檢討現行居留三年就可以為居住地上陣的規定。如果三年的居留期真的延長,可望日後會有更多外流的南太平洋島國球員不選擇轉籍而續為祖國效力。

只要看看效力英格蘭和效力斐濟的待遇有甚麼分別,就可見為甚麼斐濟球員往往「選擇」「背棄」自己的祖國。英格蘭球員的出場費用為22,000英鎊(約港幣212,915元),一名斐濟球員所得的卻只有約400英鎊(約港幣3,878元)。對於往往要支持自己和家鄉家人生活的斐濟球員來說,即使心中多想為祖國盡一分力好,在衡量過經濟因素後成為別國代表絕對是理性行為。

如果世界欖球總會真的修例令球員更難轉籍,此舉對斐濟、湯加和薩摩亞國家隊的發展會有正面作用。不過,這些國家球員大舉外流的真正原因始終是富國和這些島國之間嚴重的貧富差距。據報現時在歐洲打職業欖球的南太平洋島國球手就有約六百至七百人。不少球員視此為脫貧的途徑,但離鄉別井闖天下卻也是高風險活動。正如不少在港工作的菲傭和印傭因為長期離開家人而面對家庭問題,這些在歐洲闖蕩的南太平洋球員也要面對極大的經濟和心理壓力。月初,在法國丙組打球的斐濟球員Sireli Temo在傷病困擾下自殺身亡。致力於改善南太平洋島國球員在歐福祉的前薩摩亞國手Dan Leo就認為,遺下家鄉妻子和一對兒女的Sireli Temo的處境絕不是個別例子。他說:「我聯絡過的球員,有些要將四分三的收入匯回家鄉。一人說他以一人的收入支持超過一百人。如果他受傷或者狀態欠佳、不獲續約,他要面對極大的壓力。

如果欖球繼續是這幾個國家年青男子少有的脫貧道路,那麼類似的問題將會長期延續下去。就算一天在南太平洋出現了職業欖球隊參加南半球的職業賽Super Rugby,以當地的經濟情況也不能有足夠的經濟資源令球員留下和阻止歐洲球員繼續自當地輸入大量外援。事實上,Brive 和 Clermont兩支法國球隊已在斐濟開設青訓中心,對象甚至包括十五歲以下的選手。剛以教練身分帶領斐濟男子七人欖球隊摘下奧運金牌的英國人Ben Ryan,更直指海外球會在南太平洋島國召欖球員的情況就有如歐裔人在十九世紀開發美洲西部的情況

因此,相對維持國家隊的的「純粹」,如何保障這些窮國球員的人權和勞工權益,大概才是世界欖球總會更應重視的議題。雖然欖球不會改變世界財富分配不均的狀況,但如果富國地區的欖球管理機關願意為改變欖球世界中的貧富差距多做一點貢獻,或者也可以令南太平洋球員多些誘因留在原居地,減少悲劇出現的危機。

 

原文刊於運動公社

表tag: 
裏tag: 
縮字: 
上星期六(11月19日),英格蘭男子欖球隊主場大勝斐濟58比15,兩次達陣成功的英格蘭國手Semes

沃爾瑪告訴工人不要下載勞工組織應用程式

$
0
0
編按:商家告人誹謗容易,打工仔面對老闆強勢中傷又有甚麼辦法?跨國連鎖超市Walmart向來強硬對付工人運動,連員工交流彼此待遇情況的機會也不放過,最近更指示旗下經理發放「勞工組織的社交apps截取你私隱」的消息,阻嚇員工下載。惟工新聞翻譯外電報導,揭示資方分化工人的奇招。
 

 
爭取加薪和各種福利的美國勞工組織「我們的沃爾瑪(the Organization United for Respect at Walmart,OUR Walmart)」,設計了一款新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式。這個應用程式讓沃爾瑪員工用Android手機就工作場所的政策和僱員權利互相交流。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沃爾瑪指示其店舖經理告訴員工該程式「旨在獲取員工的個人信息」,不要下載。
 
「我們的沃爾瑪」有會員也有收取會費,但不被看作是一個典型的工會,因為他們的成員並未享有集體談判權。2015年,它切斷了與食品與商業工人聯合會(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International)的聯繫,並成立了一個新的「我們的沃爾瑪」(註一),受到部份勞工組織批評。不過沃爾瑪長久以來對打壓工會化不遺餘力,這個團體仍舊經常被資方視為眼中釘。
 
《彭博商業週刊》2015年透露,沃爾瑪僱用國防承包商洛歇馬丁(Lockheed Martin),監視那些參與黑色星期五抗議(Black Friday protests)員工並收集他們的情報(註二)。而這些抗議活動是由「我們的沃爾瑪」策劃和組織的。
 
「我們的沃爾瑪」的應用程序名為WorkIt app,由紐約軟件公司Quadrant 2創建。
 
譯註:
一. 2015年,「我們的沃爾瑪」因為資金和發展方向而產生分裂為兩派,兩派打著「我們的沃爾瑪」的招牌。
二. 黑色星期五是美國人年末大採購的日子。沃爾瑪員工在公司最繁忙的促銷期這一天到各分店外抗議,爭取公司給予員工更高薪水以及公平的排班制度。
 
資料來源︰
 
表tag: 
縮字: 
編按:商家告人誹謗容易,打工仔面對老闆強勢中傷又有甚麼辦法?跨國連鎖超市Walmart向來強硬對付工

20張照片帶你看第二屆外傭同志遊行

$
0
0
【惟工新聞】第二屆的移工同志遊行主題為「驕傲地起動,起動尋找公義」,前日(11月27日)由菲律賓組織Gabriela HK、FILO(Filipino Lesbian Organization)、Filguys-Gabriela hk、ILPS HK&Macau(Internatinoal League of People Struggle)、亞洲移居人士聯盟舉辦。
 
集會地點設於中環遮打道,移工以對抗女性暴力的舞蹈“One Billion Rising”開場,隨後是一連串的表演及發言。Gabriela HK發言人Shiela表示:「同志不僅僅是那些在城市裡、懂得理論的學者,他們存在農田裡的無地農民之中,他們存在於工廠裡被欺凌的賺不夠錢的工人之中,也包括無法上學的學生、失業的父母。」「菲律賓對於同志的歧視仍然嚴重,所以為同志爭取平權是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的整體鬥爭裡的一部份。」
 
 
 
 
相比去年,今年有更多本地人參與移工驕傲遊行。多個來自本地草根運動團體的參與者,更悉心排練歌唱和舞蹈。發言者表示,表演的歌曲名為〈頑石鬥〉,由噪音合作社改編自韓國社運歌바위처럼,是2005年反世貿時行動者間流行的歌曲之一。這首歌寓意著草根人民以頑石般的意志力量,跨越種族國界,合力對抗全球化經濟的暴力。
 
 
其中一個自稱「散工偉」的本地參與者說:「我想透過表演嚟感謝移工。我自己係同志,喺移工同志身上,我見識到可以點樣慶祝性別身份同時又講工人嘢。我覺得本地同志要馬上學習,對抗工作、性身份壓迫,其實有好多豐富嘅手法。」他又指出,其實同志也應該為自己的工人身份而驕傲,基層、工人也可以很美。移工同志遊行當日,他戴上用銅線與膠珠自製的耳環,自信地展現“queer”的一面。
 
 

另一名參與者阿和則表示,曾有雙性戀的伴侶,那段經歷令他看世界的眼光變得廣闊。同時他自己也是內地來的移民,感覺自己也是生活在夾縫之中。帶著這兩種經歷,他來參與遊行支持同志移工。

在前一天的本地同志遊行中,這班行動者呼籲人們翌日參與移工同志遊行。他們指出,同志裡面也有不同身份的人,包括不同階級和種族,社會資源的差異導致很多人不能走出來,尤其是在港的移民家務工絕大部份只有星期日一天的假期,同志遊行安排在星期六舉辦,往往令移工無法參與。移工為香港奉獻青春,香港的同志不應忽視他們。

 

在移工同志遊行的集會中,移工邀請不同種族的人一同玩遊戲。各人圍成圓圈,將連著五顏六色毛線的球拋向其他人,毛線最終把各人連在一起,編織成一個彩色的網。

參與者自行製作各式各樣的標額,展示訴求及表達支持。

 
 
 
 
下午4時左右,遊行隊伍起動,途經中環一帶移工聚集的地方,包括匯豐銀行地下、遮打道隧道、大會堂等。隊伍沿途喊著富有音樂性的口號: “hey hey ho ho, homophobia got to go”, “we are queer, we are here and we'd like to say hello”.
 
 
 
除了同志移工組織,不同性質的組織也來參與遊行,包括各種興趣小組及工會。
 
 
 
遊行結束後,參與者帶來小食與音響,席地而坐進行輕鬆的交流。
 
 
移工同志遊行集會當日,遮打道另一旁是匯豐銀行舉辦社區節,該活動佔據大半條遮打道,移工的活動範圍因而縮窄。在香港,空間一直是窮人面對的大問題。
 
 
 
 
 
相關報導
 
 
表tag: 
縮字: 
【惟工新聞】第二屆的移工同志遊行主題為「驕傲地起動,起動尋找公義」,由菲律賓組織Gabriela H

中毒工人家屬怒吼:有錢行賄無錢賠償!三星捲入南韓倒朴風暴

$
0
0

編按:南韓總統朴槿惠的心腹干政醜聞越鬧越大,昨日(11月29日)終於公開表示願意由國會決定她是否要下台。但事件絕不止於一國元首與其「閨蜜」的個人糾纏,背景更涉及大財閥三星集團以鉅額賄賂影響施政。因三星工廠致癌物污染罹患白血病的多位工人及其家屬也成為倒朴的重要力量,他們組成的組織SHARPS(Supporters for Health and Rights of People in Semiconductor Industry,SHARPS)撰文揭露三星在醜聞裡的角色,惟工新聞特此翻譯。
 


超過20萬名示威者自本月初湧上南韓主要城市的街頭,高呼總統朴槿惠下台。朴槿惠與她有神秘宗教背景的心腹關係密切,成為眾矢之的,而三星集團亦開始在政治漩渦中心出現。

神秘宗教控制總統朴槿惠

崔順實(Choi Soon-sil)是朴認識了40多年的朋友,她信奉韓國巫教,身世可疑。朴槿惠一直向崔順實尋求心理和政治的建議。這件事被揭露後,市民湧上街頭抗議。

被拘留調查的崔順實被指繼承了她父親崔太敏(Choi Tae-min)的心靈能力。崔太敏是「永世教」的領袖,美國駐首爾大使亞歷山大‧凡斯保(Alexander Vershbow)2007年表示:「盛傳崔太敏在朴槿惠成長的歲月裡完全控制她的身心。」這個宗教領袖在1994年去世。

崔順實暗中向64歲的朴槿惠提出了各種國家事務建議,從國防政策到演講內容不等。60歲的崔順實把企業資金轉移到自己的基金,將她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與企業交易。

三星給她的非牟利空殼公司總共204億韓元(約1.4億港元)。據傳媒報導,這是迄今為止她收受的企業獻金之中最大的一筆金錢。

崔順實背後是三星

三星集團的角色並不單是這樣。自2015年9月,三星集團向崔順實和她的女兒鄭宥娜(Chung Yoo-ra,一名21歲的馬術運動員)提供了總計35億韓元(約2,300萬港元)的資金,她目前正在德國接受培訓。當地多個傳媒報導,三星承諾會提供186億韓元(約1.2億港元)資助韓國馬術聯合會一個項目,讓鄭宥娜能夠參加2020年的奧運會。

此外,三星每月向鄭和崔提供80萬歐元(約660萬港元),並送贈了一匹值100萬美元(約780萬港元)的馬給鄭宥娜。

這段期間,三星電子有限公司總裁、對外事務負責人朴商鎮(Park Sang-jin)在公司的法律顧問的陪同下,前往德國訪問崔順實。韓國SBS電視台(Seoul Broadcasting System)11月6日引述德國埃森市(Essen)馬術協會常務董事庫耶柏斯(Robert Kuypers)言論,揭發三星公司透過崔順實的德國公司,向當地馬術設施捐贈了2,200萬歐元(約1.8億港元)。

官商勾結 何曾問過工人意願?

SBS電視台引述庫耶柏斯消息,崔順實稱三星的獻金是對她影響南韓政府科研支援與勞工政策的回報。

三星實際上在它極渴求政府給予甜頭時付錢給崔順實。在事發前後,三星向同樣需要政府優惠的韓華集團(Hanwha Group)低價出售國防裝備。身在獄中的韓華集團主席金聖泳(Kim Seung-yon)獲減免刑期,2014年獲釋。

2016年7月,作為韓國最大投資公司的國家養老金(National Pension Service,其時為三星物產大股東,其運作受政府影響)投票贊成三星物產(Samsung C&T)與第一毛織(Cheil Industries)充滿爭議性的合併,為協助三星集團的管理層繼承權交接舖路而放棄底線。(譯按:指三星集團會長的獨子李在鎔能否接棒,他目前是三星電子副會長。此外,近日韓國檢方因崔順實干政案搜查了三星集團與國家養老金的總部。)

更重要的是,在多個月的拖延和拒絕回應之後,今年10月三星集團突然中止與SHARPS的談判。

受害工人家屬:他們不可原諒

「三星這邊廂想用幾萬元就打發掉職業病受害工人讓他們噤聲,那邊廂卻將千倍金錢花在崔順實和鄭宥娜身上,實在可悲。」SHARPS在11月3日的聲明表示:「我們見證著三星如何出賣工人的血淚……李在鎔必須被繩之於法,關進監獄。」

11月5日,SHARPS發起人黃相起(音譯)在倒朴集會對20多萬名抗議人士發言,他的女兒黃柔美因在三星半導體工廠的工作受致癌物影響,患上白血病死亡。「我女兒去世9年,甚麼都沒有改變,除了死亡人數繼續攀升。我們接觸的244位受害工友當中有76位已經過身。……太多受害人和他們的家庭活在貧窮線以下,同時跟匱乏和疾病搏鬥。我們怎可能理解三星豪擲數十億去賄賂朴槿惠和崔順實?」

黃相起斷言:「他們不可原諒。」

自2015年10月7日,SHARPS和它的支持者一直在三星總部門口靜坐,要求這間全球最大規模的資訊科技公司公開並充份地賠償每一位職業病受害人,並且誠心道歉。

 

資料來源︰
SHARPS: Samsung Emerges At the Center of Shamanic Corruption Scandal In Korea

 

相關報導:
抗議三星靜坐行動一周年 職業病受害者組織要求:不對話就下台
致癌工序殺88人 三星不道歉不改善拒調查
韋婷婷:他在三星總部門口站了9年,他們也已站285天,只為討血債

表tag: 
縮字: 
編按:南韓總統朴槿惠的心腹干政醜聞越鬧越大,昨日(11月29日)終於公開表示願意由國會決定她是否要下

本土垃圾 港人優先 酷刑聲請越南婦上訴失敗 拾荒囚兩年

$
0
0

【惟工新聞】只要你無身份證,拾荒為生也是犯法?一位53歲越南籍婦女今年4月被入境處發現她執紙皮和鋁罐,經盤問後承認撿垃圾販賣為生,被控「在遣送離境令有效期間開辦業務」,6月在沙田裁判法院遭判監24個月。被告不服判決上訴,惟今日(12月1日)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彭中屏決定維持原判。

判案書顯示事主一家的生命安全在越南因債務受到威脅,以酷刑聲請身份在港逗留。她的丈夫已經逝世,兒子不在香港並已失去聯絡,但法庭並不接受以上求情理由,反指她不是首次「犯案」,須提高刑期以收阻嚇作用。

根據《入境條例》,酷刑聲請人在香港不可接受有薪或無薪的僱傭工作,開辦或參與任何「業務」。酷刑聲請人求職打工即等同黑工,拾荒為生亦被視為「經營業務」,無法循任何工作取得收入,只准領取國際社會服務社援助過活。

 

(Icon made by Freepik)

表tag: 
裏tag: 
縮字: 
【惟工新聞】只要你無身份證,拾荒為生也是犯法?一位53歲越南籍婦女今年4月被入境處發現她執紙皮和鋁罐

撤資拒賠 毆打拘捕罷工工人 工會抗議重慶可樂廠打壓罷工

$
0
0
【惟工新聞】自11月21日起,中國多處可口可樂工廠的工人發起罷工,要求計劃撤資的可樂公司給予離職補償。其中重慶的工人卻遭到公安暴力鎮壓,其中七名工人被捕。職工盟今早到可口可樂中國公司(Coca-Cola China Limited)位於鰂魚涌的辦事處抗議,要求公司回應工人訴求。
 
憂工廠轉手不賠償 工人罷工遭暴力對待
 
過去二十年來,外商大量進入中國開始工廠進行生產,並開拓中國市場。可是近月有多間著名跨國企業開始從中國撤出,紛紛將廠房轉售予中國企業,當中包括法國達能集團(Groupe Danone)、SONY以及可口可樂。
 
可樂公司在11月中宣布將中國的裝瓶工廠出售與太古和中糧集團。過去在中國有很多事例指出,伴隨著工廠轉手的往往是大幅裁減員工,而且拒絕承認工人的年資,不予離職補償。成都、重慶和長春的工人擔心出現同類情況,便要求公司以《勞動合同法》的規定的為基礎,按工人年資給予離職補償。由於廠方沒有任何回應,工人便於11月21日開始罷工。但重慶公安迅速在當晚出動鎮壓,打傷多名工人,更拘捕七人,當中包括一名孕婦。
 
工會代表支持中國工人 恐他朝香港罷工同受打壓
 
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副會長陳耀輝發言時指,本來因為上班都無法參與抗議,但思前想後還是覺得要來。因為如果坐視中國罷工工人被打壓,他日在香港罷工,也很有可能受到同樣的暴力對待。該工會300名會員曾在2013年10月3日罷工反對公司計劃外判運輸服務,並在一日之內取得勝利。
 
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則指,可口可樂公司沒有和工人協商談判的意願,實際上是將工人如同廠房和產品一樣賣掉。不是可樂,而是「可苦」。職工盟亦指出,可口可樂作為跨國企業,需要遵守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多項規定,尊重工會權利。因此該公司在中國侵犯工人的罷工權和談判權是完全不合理的。
 
可樂公司代表初時否認該辦事處負責中國業務。然而辦公室門前的水牌清楚標明「可口可樂中國公司」及其他相關中國公司名稱。被拆穿後該代表改口稱只是註冊地址,決策並不在這裡進行。
 
(可口可樂香港辦公室門前的水牌清楚標明「可口可樂中國公司」)
 
工會同時要求可樂公司在下星期二(12月6日)工人將再次與廠方進行談判前,承諾不會暴力打壓工人,並按照中國的法例賠償工人。可樂代表稱可代為轉達,但拒絕承諾何時給予答覆。惟工記者進一步追問,是否連不打壓工人都不能當面承諾。該名代表稱公司「不會打壓工人」,卻無法解釋為何成都工人會被拘捕。
 
抗議人士亦發現,可口可樂中國公司的聯絡資料當中有「商界展關懷」標誌。蒙兆達指出,企業不能一方面善待香港員工,另一方面卻打壓中國工人,因此會就這次事件向頒發標誌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反映。翻查社聯網頁可見,可口可樂中國公司由2007年至今,連續十年獲得「商界展關懷」嘉許。當中「關懷員工」一項正正提到,該公司「按勞資雙方制定的合約中,提供高於《僱傭條例》的工作條件或福利措施」。
 
相關報導
 
 
表tag: 
裏tag: 
縮字: 
【惟工新聞】自11月21日起,中國多處可口可樂工廠的工人發起罷工,要求計劃撤資的可樂公司給予離職補償

岡比亞變天 選舉結束賈梅22年統治

$
0
0
編按:非洲國家岡比亞(Gambia)剛剛完成歷史性的選舉,執政22年的總統賈梅被反對派擊敗下台。惟工新聞翻譯半島電視台的文章,為大家報導這次選舉的情況。
 

昨日(12月3日),統治岡比亞長達22年的總統葉海亞·賈梅(Yahya Jammeh)承認在選舉中被反對派領袖巴路(Adama Barrow)擊敗,指出「人民決定我要退位讓賢」。
 
在1994年,時年29歲的軍人賈梅在軍事政變當中奪權上台,並連續贏得2001,2006和2011年大選。
 
在星期五晚,賈梅在電視向全國發表講話,祝賀巴路取得「明確勝利」,說「祝願巴路和所有岡比亞人一切順利」。
他確認不會推翻選舉結果,指出「若巴路希望與我們一起工作,我一定會配合,並協助他過渡政權。」
 
巴路在星期四的總統選舉中獲勝,結束賈梅22年的統治。在星期五,選舉委員會主席莫馬·齋在首都班珠爾(Banjul)宣布,巴路得到263,515票,賈梅得到212,099票。很多國民徹夜透過收音機收聽唱票過程。巴路的勝出傳出後,數千人在班珠爾街上慶祝。
 
由於岡比亞限制記者行動,半島電視台的哈克(Nicolas Haque)在其鄰國塞內加爾(Senegal)的法蒂克(Fatick)作出報導。「對很多岡比亞人來說,這是他們的首次投票。」他說。「他們在過去22年只看到同一個統治者。年輕人期望看到新領袖帶來改變,而巴路正代表著新一代的期望。」
 
巴路是一名地產經紀,他曾在英國做保安[1]。多個反對派政黨在今次選舉中首次結盟,並推舉他作為候選人,並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
 
但在選前,賈梅仍顯得非常自信,指出神已經確定他的勝利,並在選舉當日指出「這將會是歷史上最壓倒性的勝利」。
 
資料來源:
 
 
注:
1. 巴路曾在倫敦修讀房地產學位,當時做保安賺取學費。
表tag: 
裏tag: 
Viewing all 1136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