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古語說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民國前中國調動這些糧草會無償徵調國民來搬運。歐洲各國也有這情況，隨着佔領殖民地的需要，戰爭地點遠離自己的國土，而軍隊體制也起了變化，開始有專業的輜重隊編制，但仍未能完全應付軍中的軍械和物資搬運工作。英軍因戰爭頻多，開始僱用殖民地土著來當兵，在亞洲的戰事大部份以印度兵為主，搬運工作也開始僱用印度人。這些搬運工人不是軍人，而是與軍方簽訂僱傭合約的工人。
英佔領香港後在香港設有軍營、倉庫和船塢，僱用了多個工種的工人，總人數達數千，佔當時香港工人總數比例不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海軍船塢閉廠時有工人5,000餘人，故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勞工顧問委員會中，軍方代表佔有一個席位。軍部僱員的工會組織也頗完善，現仍有多個工會前身是軍部工會，本文主要談十九世紀英軍搬運工人的故事。
廣東苦力團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英國發動英法聯軍戰役進攻北京，準備自印度調兵出征。但印度於1857年剛全國各地爆發起義，僱傭兵叛變，使英軍一時頗缺乏可供調動之人手。英大量僱用印度兵可減低軍費開支，當時部署是以三分一海軍駐本土領海和地中海地區，攻擊性軍事力量則駐在印度（注一），所以對華用武就要在印度調兵。
在此情況下，陸軍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彭慕來（Lord Panmure，1801-1874）為了應付局面，遂下令臨時徵用750名搬運工人（苦力，Coolie）擔任後勤工作。結果1857年12月當局招募了987名搬運工人，其中804人為華人，183人為馬來人。（注二）
早在鴉片戰爭時，英軍已在中國沿海僱用華人隨軍協助作戰，負責帶路和提供糧食。英軍沿途搶掠，這些華人也有份搶掠。英海軍三等戰列艦韋利斯利號（Wellesley）就有華人水手。（注三）
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後，英軍沒有遣散這批搬運工人，而是擴大編制，組成正式部隊「廣東苦力團」（Canton Coolie Corps）。其後英軍北上作戰，戰線延長需要更多後勤人員，遂在香港及廣州一帶徵召更多搬運工人，協助搬運工作。
1860年2月底，英遠征軍總司令詹姆士•霍普•格蘭特中將（James Hope Grant，1808-1875）命第十二馬德拉土著步兵團（12th Madras Native Infantry）組建苦力團，撥給費用7,732鎊以徵募搬運工人。每個步兵團配置一個連，每個連有400人。應聘者以客家人為主。（注四）另有資料說有總人數為3,000人（注五），英軍以能說英語者出任伍長或上士。（注六）
初時苦力團的搬運工人月薪有5銀元，助理士官月薪7銀元，士官有10銀元。1860年5月增至兵士月薪9銀元，約等於1鎊17先令6便士或6.29両，助理士官月薪11銀元，士官有14銀元，中醫師月薪6鎊5仙令，搬運工人每日可領取作為口糧的米和醃肉。（注七）
且對照其他工人的待遇：1846年香港家務工月薪為1鎊，農務工人月薪為10便士，商業工人月薪為1先令4便士，普通工人日薪7便士，磚瓦、木、砌磚及批蕩工人日薪1先令4.5便士，細木工日薪2先令2便士。日用品價格，米每磅2便士、豬肉每磅5便士、糖每磅4便士。（注八）
1862年僕役和苦力分等級計酬，甲等僕役每月15元，乙等僕役、甲等苦力每月6元，乙等苦力每月5元。相對1864年，甲等苦力薪金沒有增長，乙等苦力則減至每月5元。（注九）綜合以上資料，雖然未能直接對比，但搬運工人的酬勞也算不俗。
苦力團成員配有軍服，身穿深色中式短上衣，寬鬆長褲，赤脚，戴圓椎竹笠，帽前有3個C字，意思為Canton Coolie Corps，即「廣東苦力團」。上衣胸前和背部與常見的清軍一樣，縫上一個白色黑邊大圓圈，由一條黑色線分成兩部份，寫上英文和阿拉伯數字，上方為該兵的號碼，下方為隊號。左上臂與軍官一樣，有標誌其軍階的徽章，與當時的印度士兵大致一樣。搬運工人每人能背負50磅的的物資，即是10公斤的袋裝米兩袋多。如果使用擔挑則可搬運更重的物資，使用獨輪木頭車則可搬運超過400磅（約180公斤）的貨物。1860年2月苦力團有成員4,000人，配有4名中醫師。（注十）
苦力團出發前曾在跑馬地臨時駐扎，時值炎夏，軍營以竹搭建，營內設有兩排竹床，上面鋪上竹篾，兩端放置煮食時用來生火的爐具。每週其中三天，每日有半磅（約200多克）醃豬或牛肉、半磅豆、一磅半（近700克）白米、四分之一安士（約7克）檸檬汁和砂糖等。餘下的四天是每日兩磅（約900多克）白米和半磅鹹魚，蔬菜則每日都有配給。（注十一）
曾任陸軍總司令的嘉內德•沃爾斯利（Garnet Wolseley，1833-1913）認為，一名搬運工人可取代三隻騾或牛。另一後勤人員說，在北塘進攻大沽炮台時，很多騾過累而死，全靠搬運工人以人力運輸物資。（注十二）英法聯軍戰役結束，英軍將苦力團遣回香港解散。（注十三）
據說這時富商李陞（1830-1900）和李良兩兄弟初到香港，為英法軍提供資本和募集搬運工人，戰後分得部份賠款，以及掠自圓明園的贜物。（注十四）
法軍苦力團
法軍亦設有苦力團，稱為「中國軍團」（Corps Chinois）（注十五），在廣州僱用了1,000名搬運工人，以200人為一連，共分為五個連。炮兵部門以及其他服務因特殊需要佔用了500人。（注十六）
《老兵不死》一書指法軍的搬運工人來自廣東和上海，後者佔多數，兩者關係不和，而且待遇較英軍差。（注十七）但據法軍總司令蒙托邦（Charles Cousin Montauban，1796-1878）的回憶說：英法簽有協議，只能在廣州招募搬運工人，不能在其他地方進行招募活動。（注十八）兩條資料在工人籍貫上有極大矛盾，《老兵不死》的註是英文，龍少未能找到該資料查核，只能存疑，暫以蒙托邦的資料為準。
法海軍上校巴呂評論說：「這些僱傭兵給予對華戰爭以一種特殊的面貎。正因為有了他們，我們每個士兵長途行軍後仍能打仗，因為他們不再像此類遠征中通常發生的那樣去充當幹粗重活計的人了。」認為這些輔助人員經過培訓也可用於交通運輸、修築工事和搭建營地及其他工作。（注十九）
法軍的軍需和糧食沿途都得到補給，沿途居民甚至協助法軍搬運軍需品。（注二十）法軍於司令部部隊則設有工人支隊，性質和組織結構不詳。（注廿一）
據說英軍搬運工人出發後，香港和廣州治安好轉了。（注廿二）從其他資料顯示當時香港治安很差，亦有資料顯示大軍在北塘登陸後，聯軍開始搶掠，這些工人也在搶掠。部份工人在華北掉隊，因曾參加搶掠所以被當地人捕獲後，大多數被殺害，小部份會被送到當地官府。英軍在華北時增聘中國搬運工人，在一次搶掠事後，英軍將一名工人問吊，以正軍紀。（注廿三）所以香港治安好轉有一定根據。再看以下的軍人回憶——法軍翻譯官回憶搶掠的情況說，「我們的中國苦力們拿不到這些皮貨，就借着我們的成功闖入這些當舖貨倉，從頭到脚給自已換了新裝。」（注廿四）
格蘭特也承認，這批搬運工人大多數是兇狠的流氓無賴，由於管束不嚴，他們在全城搶殺姦淫，無惡不作，對同胞犯下殘暴罪行。跟隨法軍的旅行家埃斯凱拉克•德•洛圖爾懊惱地指出：「華北人非常害怕這幫廣東佬。我們很難看住他們，制止不了那些令人遺憾的場面，我覺得把這些人帶在軍中，實在得不償失。」（注廿五）
有趣的是這些搬運工人公然吸鴉片，聯軍越是禁止情況越壞，只好放任不管，英軍或許算是自是自食惡果。（注廿六）
1860年8月13日，聯軍在北塘準備向大沽口炮台進攻，法軍的搬運工人負責把梯子運送到現場交給工兵，尚有炮兵的軍需品。（注廿七）搬運工人協助法軍工兵架橋進攻，60人隨後搬運雲梯，這些人不顧生命危險扛着梯子衝向炮台，跳入炮台前的濠溝把梯子放在濠溝上，人在濠溝中，再鋪上木板，讓法軍從頭上木板衝過去。最後把梯子架在土牆，讓法軍爬上炮台，部份瘋狂的搬運工人拿起插在地上的竹刺當武器，登上炮台。（注廿八）
聯軍離開天津前往通州途中，於9月11日遇暴雨，法軍第一縱隊內搬運兵乘機開小差逃去，並把馬匹和騾子帶走，法大使讓-巴蒂斯特•路易•葛羅（Jean-Baptiste Louis Gros，1793-1870）的轎夫也逃去，令他不知如何是好。這時馬廐也失火，幸好沒有馬匹損失。英軍也有這情況，聯軍懷疑是清軍鼓動群眾所致。（注廿九）
聯軍搶掠圓明園時，京城四週農民和無業者接觸搬運工人，利用他們的長梯入內搶掠。（注三十）
結論
龍少從以上搶掠事件聯想到明代倭寇侵擾東南沿岸，《明史•日本傳》說，實質上這些所謂倭寇，日人只有三成，七成是中國人。他們本是海上貿易商人，因政府海禁影響生計落草為寇，常以日本人姓氏來掩人耳目。（注卅一）即是中國人假冒日本人的名義來搶掠中國人，中國人內鬥的其一例子。
回看當時發生在香港的明目張膽搶掠事件，1856年香港商業區大火焚毁80幢房屋，釀成7人喪生，千百人流離失所。警員不但不全力救火，且在乘機搶掠，當中以印警為多，歐警也有份。（注卅二）這正是香港治安差的另一事件。
到了義和團事件時，八國聯軍從天津沿河向北京進軍時，僱用當地搬運工人以繩拖拽平底帆船前進，若見有逃跑者則開槍射擊。（注卅三）而俄軍在大沽口槍殺了300名為英軍服務的搬運工人（注卅四），中國人就是如此賤命。
再看一些八國聯軍內有關工人的資料，1900年6月10日，英國海軍中將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Edward Hobart Seymour，1840-1929）率列強遠征軍兩千餘人，乘火車由天津北上北京。內有英軍921人，德軍450人，俄軍305人，法軍158人，美軍112人，日軍54人，義軍40人，奧軍25人等，總共2,072人，還有修鐵路的工人。（注卅五） 美國隨軍記者在天津時總共僱用了68名中國搬運工人，部份在上海時已受僱。（注卅六）而甲午戰爭時日本隨軍記者配給15名搬運工人（軍夫），在天津北上時自僱多一名搬運工人。（注卅七）兩者相差很大，不明白這位記者為何僱用這麼多搬運工人，是否準備搬「戰利品」呢？
這些故事是亂世下工人生活寫照之一，在刀鋒下討生活，兵即賊，賊即兵，談不上愛國問題。當時滿人指漢人是奸細，漢人不滿滿人的統治已蠢蠢欲動，若以內部階級矛盾來看這次中國人自相殘殺，結論各有不同。
聯軍視北京城內所有的東西都是他們的戰利品，進行了分贓，把最好的送回國呈送給國王和權貴等。葛羅在回憶錄中說，這行為不是搶掠，是根據戰爭法來分享戰利品。（注卅八）英軍成立戰利品委會，要所有官兵交出搶來的物品，集中一起拍賣，然後平分售賣所得。（注卅九）1796年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率部攻入意大利，也大肆搶掠藝術品。
據《紐約時報》報道，聯軍撤離中國途經香港，其中一名法國士兵搶得85個鐘錶，他們把搶掠得來的贜物出售，成交額為100萬鎊。（注四十）2000年春天香港拍賣圓明園的生肖動物頭像，出價者不付錢。這些拍賣會公開出售賊贜，顯示武力強權就是硬道理，為盈利可以不擇手段。
前文龍少引用高馬可著《香港簡史》所說的：李陞兄弟分得部份賠款，以及掠自圓明園的贜物。但多看當年軍人的回憶，他們搶來的東西不輕易送人，且當時英人眼中華人是低一等的，且李陞只一名富商而己，協助英軍的華人眾多，真的會送金錢和貴重物品給他嗎！高馬可的書很多這些疑幻疑真或錯誤的史料，在這些有問題的史料下論史，更好的論說也是建基在浮沙上。但這書曾一度被熱捧，也不過是本土派的政治的需求而已。有朋友說外國人論中國史較中立，但大部份都如高馬可的史料一樣建立在浮沙上。近日多看了葡萄牙、荷蘭和日本人的亞洲史中文譯本，與英美學者比例，英美學者不重視史料的真偽考證，論述建立在浮沙上，日葡學者在史料上較下工夫，亦重視論述。中國學者大部份較重視史料考訂，部份學者在論述上亦有好的論著，大部份留美學者學得的是不重視史料考訂，如唐德剛在著作中說，毛澤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可見他們徒具虛名。
注釋：
一. 弗格森著：《帝國》（台北，廣場，2006），第222-223頁。
二. 鄺智文著：《老兵不死》，第21-23頁。
三. 同注二，第21頁。
四. 同注二。
五. 普拉特著：《太平天國之秋》（新台市：衛城， 2003），第136-137頁。
六. 布立賽著：《圓明園大劫難》（杭州：浙江古藉，2005），第54頁。
七. 同注二，第23-26頁。
八. 王漢明著：《香港洋酒文化筆記》（香港：三聯，2018），第211-212頁。
九. 余繩武等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2007，第三版），第354-355頁。
十. 同注五；同注七。
十一. 同注二，第27頁。
十二. 同上。
十三. 同注二，第31頁。
十四. 高馬可著：《香港簡史》，第42-43頁。
十五. 同注二，第23頁。
十六. 貝齊亞著：《中國之役》（上海：中西書局，2011），第67、147頁；同注六。
十七. 同注二，第23頁
十八. 蒙托邦著：《蒙托邦征戰中國回憶錄》（上海：中西書局，2011），第87頁。
十九. 同注六。
二十. 貝齊亞著：《中國之役》，第67頁。
廿一. 布隆戴爾著：《1806年征戰中國記》（上海：中西書局，2011），第11-21頁。
廿二. 同注六，第55頁。
廿三. 同注二，第29-30頁。
廿四. 埃利松著：《翻譯官手記》（上海：中西書局，2011），第129頁。
廿五. 同注六，第100-101頁。
廿六. 同注六，第100頁。
廿七. 同注十八，第161頁。
廿八. 同注六，第107-108頁；同注廿四，第137-138頁。
廿九. 同注六，第134-135頁；同注廿四，第165-166頁。
三十. 同注廿四，第223頁。
卅一. 王花俤著：《出洋》（連江：連江縣政府，2017），第31頁。
卅二. 劉蜀永著：〈19世紀香港政法制度〉，載何志輝主編：《香港法律文化研究》（香港：中華，2017）第79頁。
卅三. 林奇著：《文明的交鋒》（北京：國家圖書館，2011），第29-30頁。
卅四. 同注卅三，第212頁。
卅五. 沙夫等主編：《1900年：西方人的敍述》（天津：天津人民，2010），第27-28頁。
卅六. 同注卅五，第245-246頁。
卅七. 龜井茲明著：《血證》（北京：民族大學，1997），第111-112頁。
卅八. 同注二十，第10、91頁。
卅九. 同注五，第149-150頁。
四十. 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北京：當代中國，2009，修訂本），第192-19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