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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百業專訪】
「虛假問題製造虛偽工作!」
整筆過撥款為禍社福十五年
【惟工百業】有八十後,有九十後,自然也有千禧後。2000年是香港種下諸多禍根的一年:立法會通過《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翌年成立市建局圈地逼遷;強積金正式實施,帶挈基金公司賺錢卻未必保障打工仔退休生活;房委會年度公屋興建量逾5萬個單位,達至歷史高峰,惟此情迅即成絕響,拖累公屋輪候個案連年積壓,今年6月底個案竟多達282,200宗——同一個2000年,也正是社福界開始推行「整筆過撥款」的分水嶺,業內自此哀鴻遍野,其後入行的新人災情尤烈。
2012年出身的新紮社工阿富(化名),對青年工作滿腔熱誠,卻在制度下無奈跑數,直言機構常為爭取資助創作虛假問題,「講到十個青年九個吸毒架喇!」升遷階梯斷裂亦直接打沉員工士氣,影響服務質素,他看著一些年長同事壯志消磨淨盡,「就當假設你真係做50年,升到盡人工都係二萬五……橫掂都到max,咪hea做囉。」
整筆過撥款如何摧毀社會服務,前線打工仔看在眼裡,不勝欷歔。
工作評核苛刻:佢無標準,任佢點評
戴著粗黑圓框眼鏡的阿富精幹醒目,一身短袖衫褲提著外賣粉麵抵達,邊吃邊談。2012年社工副學士畢業,從事青年工作3年,跟他的服務對象大概沒有甚麼代溝,但對服務機構則不無怨懟。明明工作表現全面達致機構要求,部份甚至被評為超額完成,但就是不獲批准加人工,「Appraisal至少要評到去『所有嘢達致要求,大部份超出要求』,先至有得加。」
按工作成績決定待遇,聽起來合理,實行起來卻過份苛刻,亦缺乏具體評核標準。阿富指過往工作的機構「佢無標準,任佢點評」,總之客觀事實是他同一工作單位有另一位同事同期入職,下場都一樣,惹人懷疑管理層為了省錢存心欺負新人。
有同事年年盡責工作始終未獲加薪,決定自己份糧自己救,「佢做得好絕,次次搞活動收晒所有client、所有家長出席之後嘅意見書」,處心積累一年將蓄下來的意見書堆到上司面前,證明自己確有好評,管理層百口莫辯,才好歹成功爭取加人工。
晉升階梯斷頭:讀完碩士都係一路做SWA
新紮社工難加薪難升職,可能源於2000年實施的整筆過撥款。
社工這個行業,一般予人「搵到食,但唔會發達」感覺。以阿富為例,大學畢業後一出身,第一份工作月薪已接近18,000元,比許多其他學科還要高。然而整筆過撥款推出後,機構可憑「彈性」「靈活運用資源」等借口,硬生生鋸掉前線員工的晉升階梯。
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幹事邱智恆(Alvin)表示,社署一直沒有規管社福機構的人手編制。一般而言,前線社工的職級可分為兩個︰Social Work Assistant(社會工作助理,通稱SWA)以及薪金較優渥的Assistant Social Work Officer (助理社會工作主任,通稱ASWO)。以往SWA的位置是由在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讀社工出身的學生擔當,而持有學位以上資格的學生,就擔當ASWO以上的職級。
但現在的情況如何?由於社署沒有硬性規定機構內部編制的職位比例,理論上,機構甚至可以不開ASWO的職級,實施整筆過撥款後,機構更有理由全部以SWA名義招聘社工。這變相大大降低前線員工薪金,亦令員工的晉升機會變得渺茫。Alvin以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的社工編制為例,「就算俾你讀到博士都好,個個入職都係SWA。」
阿富補充了一個晉升階梯斷頭的例子︰「我有個朋友,讀完master of social work,都只係一路做SWA。上面啲人(ASWO)都唔會走,就算有學歷有年資,都根本冇得諗。」
薪級與政府脫鉤:社工年資如無物
年資與經驗用錢買不到,對社工一行更為重要。可笑的是,在整筆過撥款制度下,分分鐘做幾年都可能沒有人工加。
現時每間社福機構都有自己一套薪酬系統,即使仍有薪級表,也沒有規定要跟足政府公務員相應職級的薪酬水平。換言之,社工的待遇水平和前途,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機構是否重視員工。遇上好的機構是造化,遇不上就是惡夢。
縱使嘗試轉工保平安,阿富的薪金亦無甚起色︰「之前做咗兩年SWA,中間冇加過point,只有跟通脹調整……之後轉工,新機構只係計我一年年資,仲要成個人工嘅scale都比外面低一個point,結果人工都係冇變過……魚過塘,都係唔會肥嘅。」他認識一位前同事,做了十多年SWA,也只有mid point(中點薪級,與頂薪點有相當距離)的薪酬,令人訝然。「社工的年資如無物」是他的評語。
Alvin曾經接過許多有關社工薪酬的查詢,不少都令他目瞪口呆。「有一間係路德會,一年先加半個point人工。講真,唔同機構嘅SWA又好,ASWO又好,個point set響邊度,根本係冇王管,加人工又唔一定跟scale,對員工真係可以好差。」薪級點可以隨意漂移,自然低處未算低,「最近喺《Jump》見婦聯請人,SWA,開價萬三蚊。」
薪級漂移,年資無用,談到在行內長遠發展,阿富殊不樂觀:「假設唔轉行都幾灰。」假如留在目前工作的機構一直做下去,而管理層又不開設可供升遷的職位,「就當假設你真係做50年,升到盡人工都係二萬五。」缺乏誘因讓資深員工努力,他見過一些同事乾脆放棄,間接打擊服務質素。「橫掂(薪金)都到max,咪hea做囉。」
為資助誇大青年問題:虛偽工作浪費時間
競投資助項目決定機構生命線,為了將錢拿到手就得不斷證明社會上有某種出資者認可的「服務需要」,巧立名目成了家常便飯。阿富發現機構為了資助變得熱情奔放創意無限,「Creative都係想create啲財富返嚟,諗點樣滾大舊錢,啲創意唔係用嚟對service development有咩創新。」
阿富目前負責青少年「夜展」(深宵外展工作),體會到競投資助的模式如何使社會工作脫離現實。「寫funding好局限我地做嘅嘢,寫proposal要寫到班細路晚晚喺條街度,但係人地其實一個禮拜只係出嚟兩三晩。到bid到個funding要做嘢嗰陣,即係要處理虛假問題。」誇大問題是指定動作,「將問題變態化,講到十個青年九個都吸毒架喇。」可另一邊廂,其實保安局禁毒處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統計顯示吸毒青年數目有減無增,由2008至2014年,21歲以下被呈報吸毒者由3,474名大幅減至800名,暴瀉77%。
才藝訓練是青少年工作常見類別之一,競投資助項目時總是不缺。「才藝訓練成為我地條team唯一主打。呢啲嘢係咪無用?唔係無用,但講到話對人地生命有好大改變呀乜嘢呀,就肯定係誇張。」阿富和同事日對夜對大同小異的節目,也負擔了更多行政工作,接二連三寫報告,「虛假問題製造虛偽工作,扯走咗同工好多時間。」
評核項目靠數人頭:失人心難組織
犬儒不是阿富那杯茶,他不認為青少年工作本身就是多餘,在虛假問題和虛偽工作之外應該還有其他正經事。假如可以選擇,他希望從事倡導工作,打破對青少年的標籤,而不是像行內那般製造對青少年的標籤去領取資助。「出面好多人咁諗,『你染咗金毛,都唔慌好人啦』。然後你叫班青年去跳舞班,學完出嚟表演,班人睇咗咪話『哦,原來班細路識跳舞嘅』,就咁。」阿富指那些才藝訓練始終無法鬆動社會上的偏見,但由得標籤存在將衍生更多後患,「長遠可以有好多影響,例如難搵工,壓力大,逼到無路可走就易有暴力問題之類。」
評核資助項目「成效」,要靠可供操作(但未必準確)的量化指標,為滿足各項指標就形成了機構的「跑數文化」。阿富心儀的倡導工作卻先天地難於跑數,「Advocacy(倡導工作)無乜stat(istics) show到出來,就算做得到advocacy,思維都會去咗諗點搞大龍鳳,點吸引到大批人出席。」活動出席人數是典型的量化指標,滿足數人頭需要是機構跑數的指定動作,只不過被勉強叫來充撐場面的青年未必留得住,「於是想組織青年人就無乜可能。」
這個興趣班要拉人來,那個表演要拉人撐場,阿富苦笑:「做做下覺得我地需要班o靚仔多過佢地需要我地。」
商界文化入侵:做社福高層要去讀MBA
前線員工待遇惡化,機構主管卻可能油水充沛。「社福機構管理層好多都來自商界,嗰種管理主義會滲入社福界。」阿富指整筆過撥款後機構各職級薪酬水平失去規管,以「薪酬與企業主管級看齊吸引人材」為由肥上瘦下就成了新常態。Alvin也笑言:「依家做社福界高層要去讀MBA。」
社福機構決策層由商界空降的例子比比皆是。惟工新聞翻查資料,東華三院董事局主席何超蕸是賭王何鴻燊的女兒,身兼信德集團執行董事和中華總商會會董;保良局董事會主席朱李月華是金利豐金融集團行政總裁暨香港上市公司商會創辦人;仁愛堂的董事局主席史顏景蓮,丈夫就是中華廠商會副會長史立德。即使由高高在上的董事局換成負責執行的部門,像香港青年協會總幹事王易鳴早年雖讀過社工,但也做過匯豐銀行、和記電訊與長實集團的董事。
商界常見的大財團吃小商戶趨勢,也在社福界蔓延。財政儲備越豐厚的機構,爭奪政府資源時越有優勢,Alvin就曾聽過一則青少年服務界別的奇聞。「Bid一間青少年服務中心,社署話俾500萬,結果某大機構A bid唔到,某大機構B就bid到,原來大機構B個proposal寫到要用1,200萬,社署出500萬佢就出700萬。」他認為這是整筆過撥款制度實施後的畸形現象,大機構恃著有錢,競投社署資助項目時以本傷人,逼使機構紛紛催谷財政儲備恐防執輸,壓低工資榨取員工就是其中一種省錢手段,「以前係社聯負責分service,無論大中小機構都有得分。依家唔同,個個要bid project ,要競爭。」
加薪升職無望,為跑數製造青年負面形象、無意義工作,肥上瘦下商業化管理,種種流弊都串在「整筆過撥款」這條線上面。十五年過去,相關政策強調的效率是否當真社會工作的效率,惹人疑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