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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客讀書】「低端人口」創造出全新的城市空間——《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口大遷徙與世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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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以來,北京市政府以「消防安全」為由大力肅清市郊的社區,張牙舞爪地宣稱要清除「低端人口」,以斷水斷電和強拆等手段將住在裡面的外來工趕走,數日之間將社區徹底摧毀,令數以萬計的人在零度以下的寒冬無家可歸。因為太憤怒,原本每三週一篇的「代客讀書」會連續寫兩篇,為大家讀兩本講城市邊緣的書。這是第一篇。

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所著的《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口大遷徙與世界的未來》(Arrival City:The Final Migration and Our Next World)[1],要描述的正正是世界各地這些「低端人口」聚居的社區。之所以稱之為「落腳」,是因為這些社區是離鄉別井到城市謀生的人們最初在城市立足、找到工作、習得技能、成家立室、發展屬於自己的城市生活的地方。香港讀者最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深圳的白石洲或黃貝嶺,因城市擴張而逐步被高樓大廈包圍,稱為「城中村」的地方。

除了序言之外,全書沒有多少理論或分析。作者對散落在五大洲的「落腳城市」的描述,主要透過訪談和觀察展開。這些訪談逐步揭示,城市外緣地區除了承載著無數人的生老病死及衣食起居之外,還帶有高度的政治性。居民的存活與都市政府的規劃之間有無止境的角力(而今日我們看到這種角力其中一種最惡性的結果);這種角力塑造了外來社群的身份,催生了新的政治運動(例如孟買的濕婆軍和伊斯坦堡的左派社區運動)以及族群衝突(例如巴黎和洛杉磯的暴動)。最終的結果,可能是「落腳城市」真的讓外來人口獲得成為中產的入場券(例如多倫多),或淪為永恆的貧民區和罪惡溫床(例如孟買)。對作者來說,一個大都會未來的成敗,將繫於能否妥善處理新舊都市之間的矛盾與融合。

以下為大家摘錄《落腳城市》的序,以及第十章「在都市立足扎根」的選段。前者說明作者對於外來人口湧入城市這個現象的基本觀點,後者表達作者對於改善落腳城市居民狀況的想法。特別為同情「低端人口」的人們,以及為移民源源不絕湧入城市感到憂慮的人們而讀。

序:一切為之改變的地方

後人對於二十一世紀最鮮明的記憶,除了氣候變遷造成的影響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終階段的大遷徙,徹底從鄉間的農業生活移入城市。到了本世紀末,人類將成為一個完全生活在都市裡的物種。這項移動涵蓋的人數史無前例,多達二、三十億人,約是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幾乎所有人都不免受到影響。不論就規模或範圍而言,這項移動在人類歷史上都將是後無來者;實際上,家庭生活因此產生的變遷——不論是農村的大家庭還是都市的小家庭——將就此終結人類歷史上的一大核心發展:亦即人口的持續成長。

上一次人類出現如此劇烈的遷徙潮,地點是在歐洲與新大陸,時間介於十八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結果直接造成了人類思想、政府、科技與福利的徹底改頭換面。大規模都市化造就了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並且隨之帶來前兩個世紀巨大的社會與政治變革。儘管如此,這種人類變遷的觀點卻從來不曾出現於一八四〇年代的報紙或是二十世紀初的國會辯論中。人口湧向城市以及過渡性都市飛地的出現,都對許多人造成了直接的影響,但這些人卻絕大部分都沒有意識到這樣的發展;而都市化走偏了方向所造成的災難——包括各種苦難、革命與戰爭——經常正是這種盲目現象導致的直接後果:我們的思慮未能及於這種大量人口湧入的情形,結果新進人口因此陷入困境、遭到排擠、心懷憤恨。這個時代的歷史有一大部分都是由失根之人造就而成。他們因為公民權遭到剝奪,於是採取迫切乃至暴烈的手段,以求在都會體制中取得一席之地。

我們今天如果犯下同樣的錯誤,認為這種人口的大遷徙無關緊要,只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雜訊,或是其他人面臨的命運,和我們自己的國家無關,那麼我們就有可能遭遇更嚴重的動亂與衝突。這項大遷徙的若干影響早已出現在我們面前:外來移民在美國、歐洲與澳洲引起的社會緊張;伊朗、委內瑞拉、孟買、阿姆斯特丹與巴黎市郊發生的政治衝突。不過,許多變化與斷層都完全沒有受到注意。我們不理解這種遷徙現象,原因就是我們不曉得怎麼看待這種現象,也不曉得該看什麼地方。我們不知道該把當前這個新世界的核心擺在哪裡,也沒有名稱加以稱呼。

由於從事新聞工作必須四處遊歷,我因此培養出了一種認識新城市的習慣:搭乘地鐵或電車到終點站,或是深入都會中心不為外人所知的隱密角落,細細觀察面前的處所。這些地方總是令人深感著迷,忙碌擁擠、凌亂醜陋、環境惡劣,種種規劃皆是臨時拼湊而成,充滿了新進人口與各種龐大的計劃。我走訪這些城市邊緣地帶的旅程不一定都是自主的選擇:我曾因新聞事件而必須前往孟買北段、德黑蘭塵土瀰漫的邊緣、聖保羅與墨西哥市的山坡地,還有巴黎、阿姆斯特丹與洛杉磯裡潛伏著許多不滿情緒的公寓住宅區。我在這裡見到的都是原本生長於鄉村的人口,心思與志向都執著於他們想像裡的城市中心,並且身陷於一場巨大的奮鬥當中,目的是在城市裡為自己的子女爭取一片基本但長久的立足之地。

我發現這群來自鄉間的人口在世界各地都造就了極為相似的都會空間:儘管表相各自不同,但基本功能與人際關係的網絡卻都具有相同的獨特性而且易於辨認。此外,不論在「開發中」世界的貧窮地區還是西方富庶的大城市裡,這些都市飛地的制度、習俗、衝突與挫折都有一套標準的形態。我們必須對這些地區投注遠比目前更多的注意,因為這些地區不但潛藏著發生暴力衝突的危險,也是貧窮人口邁入富庶生活的過渡地區;明日的中產階級誕生於此,下一代的夢想、社會運動與政府也在此打造而成。在當前這個時代,隨著外國援助的效果與基本目的遭到深切而且理由充分的懷疑,我認為這些過渡性的都會空間將可帶來我們所需的解答。政府與機構若希望其認真而持續的投資能夠產生長久而不易銷蝕的效益,最有希望的就是在這些地區,而不是「宏觀」的國家或「微觀」的家戶層面。

為了撰寫本書,我走訪了約二十個這類地區,以便為世界各國的都市與鄉村所發生的轉變找出典型範例。本書無意一一列出人口遷徙的目的地,也不是人口遷徙的全球指南。在利馬、拉哥斯、開羅、喀拉蚩、加爾各答、雅加達、北京、馬拉喀什、馬尼拉等地,都可見到同樣引人入勝的發展。此外,本書也不是一部史無前例的著作。移民研究、都市研究、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與經濟學等領域的學者都記錄過本書中描述的現象,而且許多學者也都慨然為我提供協助。

不過,許多城市居民和領袖都沒有意識到這項發展所帶有的宏觀訊息:人類大遷徙正體現於一種新興的特殊都會區域裡。這些過渡性的空間——即所謂的落腳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經濟與文化盛世的誕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暴力衝突的爆發地。究竟會走上哪條路,則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注意到這樣的發展,以及是否願意採取應有的行動。

 

第十章:在都市立足扎根

當今許多最成功的貧民窟改善計劃卻都是奠基於一種成本高昂但相當可靠的做法,也就是對既有的貧民窟住宅進行改建、合法化以及供應各種便利設施。這種做法可以逐步推行,先在一項計劃中增建下水道,在另一項計劃中裝設路燈,再以另一項計劃補強地基——這就是巴西的「法維拉」與土耳其的蓋奇康度社區所採用的改善方式,由歷任政府陸續籌措小筆金額推行個別計劃。不過,里約熱內盧的聖瑪塔社區所採取的做法也有其優點。在那裡,魯拉總統發動了快速而昂貴的全面干預措施,由保安部隊帶領各政府部門進駐貧民窟社區,從事全面性的改造。這些改造措施具有互相支持的效果,同時推行可確保既有居民取得所有權,避免較為富有的外來人士趕在改善措施完成之前收購房地產。

明顯可見,單靠房產價值的提高並不足以讓鄉下移民順利在都市立足。鄉下移民除非因為經營農企業成功而存有大筆積蓄(這種現象偶然可見,也應該透過鄉下發展措施促成這種現象的普及),否則遷入都市的外來移民仍然需要國家的協助。落腳城市最迫切的需求——同時也是自由市場從來不會提供的要素——就是成為正常都市社區所需的工具。

下水道、垃圾收運及鋪面道路都是顯然易見的必備條件,也只能由外來力量提供。不過,在貧民窟居民明智的看法當中,更重要的元素其實是公車:價格低廉而且時間固定的公車服務,經常是社區繁榮與否的關鍵。一般人也許會以為排名第二的元素是電力與自來水,但這兩者在貧民窟居民眼中根本算不上優先要素。他們通常會設法弄到自己所需的水電,而且正式的水電費用對貧窮家戶而言極可能是過於沉重的負擔。另外一項同等重要卻經常遭到忽略的條件是路燈。路燈裝設費用不高,卻對治安與房價都可造成具體影響。聖保羅有一座「法維拉」社區的道路全部裝設了路燈,因此在夜間看來就比許多貧民窟那種黑暗陰森的模樣顯得安全許多,不論對訪客或居民而言都是如此。

明智的市政府會利用成本回收機制資助這類改善設施,把一少部分的高價地段開發為商業、零售或中產階級房地產,為新裝設的便利設施提供資金。儘管如此,政府還是必須先投入一筆資金,才能把貧民窟轉變為健全的落腳城市。若要永久終結世界上的貧窮現象,最有效的做法大概就是對卡拉伊爾這類看似不宜人居的地區進行投資,促成其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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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中文譯本由陳信宏翻譯,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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