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美國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發生已逾半個月，眾多評論將出路指向加強槍械管制，卻少有追問當地槍械以至槍械暴力氾濫的由來。評論人Joseph Ramsey重溫米高摩亞15年前的紀錄片，直指美國拜槍文化與白人至上主義密不可分，左輪手槍最初是發明來鎮壓奴隸起義，美國全國步槍協更與三K黨被列為非法在同一年發生。惟工新聞特此摘譯相關文章，揭開兇案背後的另一面。
文：Joseph G. Ramsey
當我醒來知道拉斯維加斯發生槍擊屠殺時——至少59人死亡，500人受傷——我決定改變今天的課程大綱。我會讓學生再看一次米高·摩亞（Michael Moore）2002年的電影《美國黐Gun檔案》（ Bowling for Columbine）。摩亞想像中美國境內各人全副武裝走至極端的景象似乎已再次遭到證實。跟挑撥戰爭的媒體和反恐宣傳宣稱的事實相反，我們再次被提醒「恐怖」是如何在美國這遍土地上孕育出來。當這次倫常慘案的細節陸續浮現，我們也會被迫再次反省為何一提到這種狂亂殺人時，美國在世上無出其右。面對慘劇接踵而來的問題，《美國黐Gun檔案》 （下稱《黐Gun檔案》）為基進教育者和行動者提供最鮮活（即便不完美）的討論資源。
回顧過去十五年，自從該片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後，《美國黐Gun檔案》可謂極具前瞻性，刺激摩亞拍片的哥倫拜恩高中槍擊事件也愈發顯得只是整個趨勢的一部分。從2006年導致32人死亡的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槍擊事件，到2012年導致27人死亡的Sandy Hook小學槍擊案，再到同年在電影《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首映禮中導致12人死亡、70人受傷的科羅拉多極光大劇院屠殺，再到今天在拉斯維加斯發生的夢魘，科倫拜恩殺手們定下的可恥「記錄」已不斷被刷新。
根據聯邦調查局最近的一項研究，2000年至2013年期間，美國共有392人因大規模槍殺而喪生，同時每年總死亡人數（包括兇殺案，自殺和意外死亡）在2014年達到32,000多人。《華盛頓郵報》最近報導說，目前為止，每天約有一次「大規模射擊」。[iii] 其他西方大國可謂望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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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個如此醜陋的特例應如何解釋呢？
發生2015年查爾斯頓教會槍擊案後，美國總統奧巴馬明言即使「每個國家都有充滿仇恨或精神不穩的人……但並非每個國家都（像美國那樣）充斥著就手的槍支」。（引自波士頓環球報，6/20/15，A4）。最近備受讚譽的HBO紀錄片《死者安魂曲》（Requiem for the Dead: American Spring 2014）亦和奧巴馬的重點遙相呼應。經過近一小時對槍擊案受害者的致意後，該片提出數據暗示︰該國有3.1億台私人槍支（約每人擁有一台）；而每天大約有88人被槍擊而死。雖然《安魂曲》迴避對問題提出明確的處方，但其集中在槍殺案中的人倫悲劇，以及廣泛的槍支管有權，在在都令我們覺得暴力問題的核心便是*槍*的問題。
想當然，在這一層面上，有誰可以不同意？發生槍殺案便不能沒有槍（呃……）。美國更是充斥著槍。
然而，在另一個層面上，這樣的理論卻是一紙空言。它只是描述了我們身處的景況，卻不能讓我們了解事情如何或為何發展至此，也沒有告訴我們現況背後的意義。為何時至今天美國大多數人都覺得要擁有甚至使用槍械呢？援引寬鬆的槍械管制法，以至槍械企業遊說團體的影響以作解釋，不只不能提供更好的答案，更沒有回答過為何美國會特別出現這樣的槍枝文化、法律和遊說團體。同樣地，它也不能解釋這種大型群眾（學校、電影院、教堂）槍擊事件為何如此普遍。[iv]
《美國黐Gun檔案》不只停留在不良的槍械管制法或慘劇上，而是將美國的槍支暴力與隱藏的歷史及系統性問題聯繫起來︰從白人至上的歷史，到911後由媒體和政治家掀起的種族偏見，再到美國長久以來正常化——甚至可說是神聖化——軍事主義和帝國等暴力的傳統。這部電影同時拒絕將兇手妖魔化或病態化，而是將之與今天年輕人需面臨的壓力，以及美國「後工業化」對工人社區帶來的絕望作出連結。這部電影暗示美國不只有一個「槍支問題」，而是一個由白人種族主義、帝國及資本主義組成的問題，槍支暴力無非只是這一頑疾的徵狀。
指向摩亞眼中更基進的問題
摩亞先將目標指向流行專家的陳腔濫調。他考察一些普遍的「解釋」，並予以駁斥，特別是那些將美國槍支暴力歸咎於「青年文化」的說法，由重金屬音樂、荷里活暴力電影到電子遊戲都有。他指出，這些青年文化在許多國家同樣極受歡迎，卻沒有連帶的槍支暴力。（他更進一步暗示，這種排斥青年的敵意實際上有份將一些年輕人推向邊緣。）[v]
其後，摩亞竟挑戰「易於取得槍枝導致槍殺死亡率高企」的想法。他特別指出加拿大人與美國人人均擁有的槍械大致相同，卻沒有美國的槍殺案比率。隨著他向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主席查爾頓 ‧ 赫斯頓（Charlton Heston）窮追猛打，我們理解到摩亞並非無視易於取得槍械所致的複雜後果，但他的焦點並非放在「為何美國人把槍放在身邊很危險」，而是「為何美國人身邊放槍會很危險」。這個區分很關鍵：相比槍枝帶來的危險，摩亞對美國人社會心理特徵背後的危險性更感興趣。摩亞切入點的基進之處，在於它揭示了起初顯得與「正常美國社會」徹底不符的事實，其實是對其社會、意識形態、風俗和習慣所反省出來的結果。
走入美國白種「黐線佬」國家後的報告
《美國黐Gun檔案》值得我們注意的原因是它不停留在指責「揸槍癲佬」又或「槍支遊說團體」之上。當摩亞令俄克拉何馬市爆炸案疑犯詹姆斯·尼科爾斯（James Nicholls）——一個把上了鏜的手槍藏在枕頭並對《第二修正案》（The 2nd Amendment）抱持極端立場的人——自認「出面係有黐線佬」時，我們可能會發笑——畢竟誰可以比他更「黐線」？但是，尼科爾斯的邏輯我們其實熟悉不過。因為假如顯示一個人「痴痴地」的跡象是「出面有黐線佬」這個熱熾的信念的話，那麼「美國主流」豈非都顯得「痴痴地」？由權威人士和政治家餵養給我們社會的主流文化敘事，豈非正正便是「外面有好多黐線佬」？而這些「黐線佬」——ISIS便是今年的典型例子——豈不是正迫使美國成為一個全副武裝準備殺戮的好鬥國家？我們整個社會不是從來都被教導要將把.44埋在枕頭下睡覺的嗎？《美國黐Gun檔案》提出的是，所謂「正常的美國」與「黐線佬」詹姆斯·尼科爾斯（James Nicholls）或許並非相距那麼遠。
事實上，摩亞其後插入了一段講述美國的卡通歷史——由一個會說話的子彈講故事——描繪了一段由尼科爾斯的理解主導的白人美國史。這裡的美國人顯得是一班因害怕「他者」而迫至瘋狂殺人的的瘋子。他們儲藏大量武器，並且因種族主義的偏見、無知和金錢利益而行使大規模的暴力。當中至關重要的是，這部卡通歷史解拆了美國的「槍枝文化」其實深深地與該國的白人至上主義糾結在一起。它提到塞繆爾·柯爾特（Samuel Colt）發明左輪手槍以應對19世紀初的奴隸叛亂；NRA成立的年份正正與三K黨被視為非法的年份相同（1871年）；而美國第一批槍械管制法案亦特意限制新解放的黑人擁有槍械。這種「白種美國人」的特徵看來只不過是「癲佬症」的正常版，展開槍支擁有權亦只不過是一項手段，用以控制潛藏反叛性的黑人群體。
在這樣的背景下，哥倫拜恩殺手的極端行動——又或是最近在查爾斯頓的教堂兇手[vii]——便不再顯得陌生；他們的行為只是一個覆員更廣、更深刻的社會疾病的症狀。
對惡魔的同情
在未有淡化哥倫拜恩殺手的惡行的同時——他把事件及其餘波的悲慘鏡頭加在電影中——摩亞歇力理解今天纏繞著美國年輕人背後的恐懼和霸凌氣氛，試圖了解驅使他們這樣殺人的目的。影片中最表現出同情心，也最令人痛心的例子，來自摩亞採訪「震憾搖滾」（shock rocker）的瑪麗蓮·曼森（Marilyn Manson），當事人在哥倫拜恩大屠殺後馬上成為代罪羔羊（據稱兇手是他音樂的粉絲）。當摩亞問他如果有機會想對兩個男孩說甚麼時，曼森回答︰「我不會對他們說甚麼，我會聆聽他們想說的話。這正是沒有人做的事。」他敏銳的言辭駁斥了那些將哥倫拜恩的血泊撥在他舞台上的人。
曼森亦向摩亞提出了一套理論來重新理解誰在背後影響兩兄弟的行為，足以顯露了他的才智。他指當時的總統克林頓在槍擊案的同一天發射了導彈襲擊前南斯拉夫。「誰對青年人有更大的影響力？總統還是瑪麗蓮·曼森？」曼森問道。「我希望是自己，但我會選總統。」摩亞其後展示克林頓1999年4月20日舉行了兩次只是相差一小時的新聞發布會來支持曼森的說法。在第一個發布會中，克林頓宣布美國正在轟炸塞爾維亞，「狠狠地碾壓」敵方政權，嘗試正當化（摩亞顯示）襲擊造成醫院和小學的平民死亡。而在第二個發布會，克林頓對科羅拉多州利特爾頓（Littleton）傳出的消息——哥倫拜恩中學被無數子彈穿透——表示震驚和恐懼。一個大規模並且受國家支助的暴力他們眼都沒眨便贊成，相比起來，一次規模小得多的校園槍擊案卻令那些殺人兇手熱淚盈眶。
在這令人難忘的一幕中，我們同時刺中了摩亞作品中基進的兩面：第一，他對主流文化視為棄兒或怪物的人予以人本的理解；第二，他使我們抽離於「常識」的支配，那種讓我們在一些場合允許大規模殺戮，在另一些場面卻對同樣的殺戮展現恐懼和傷痛的思維。
這裡的重要之處是，美國意識形態建立了一條區分「我們」和「他們」的界線，一條區分「可以殺死」和「不可殺死」的邊界。這是一條由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毒水畫出來的界線，背後建基於雙重欺騙：當中不僅有「一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重要」的錯覺，還有一條神聖的道德界線︰界線一邊允許的事永不會越界到另一邊，發生在「他們」那邊的事永遠不會反噬「我們」。[viii]
米高·摩亞（Michael Moore）正正提出哥倫拜恩大屠殺是一次血腥的反噬。
超越帝國的無知
美國的偽善當然比克林頓的轟炸命令要來得更深刻。電影提醒我們帝國和軍國主義如何成為了「美國正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就好像第一次伊拉克戰爭期間，四分之一向伊拉克投擲炸彈的飛機都是從密歇根州奧斯卡達的一個軍事基地起飛，當中一個轟炸機飛行員便是埃里克·哈里斯（Eric Harris）（註︰科倫拜恩槍擊案兩名行兇學生之一）的父親，而兩人在埃里克行兇前長年同住。摩亞評論發生槍擊事件附近的南丹佛區（South Metro Denver area）時，不僅看到該區的高爾夫球場和嶄新的白人郊區，還有核導彈筒倉、炸彈製造廠，以及令人肅然的大規模謀殺紀念碑，例如紀念1971年尼克遜對越南發動的「聖誕轟炸」。摩亞還特別強調發生科倫拜恩槍擊案的利特爾頓（Littleton）的最大雇主正是美國第一武器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Martin）。電影意欲讓我們思考當父母——以至社會——對「上班」的理解是製造大殺傷力武器或將其投擲到平民身上時，美國的孩子會否受影響。
這里所說的「影響」不應被簡單理解成「有樣學樣」的暴力模仿理論。更合理的理解是美國人因著對歷史及社會背景的無知，而傾向以同樣暴力及排距的方式應對「問題」、「威脅」或「敵人」。這種心態使得暴力本身——無論是以「犯罪」還是「恐怖主義」形式出現——顯得難以理解、可怕以及與己無關。暴力彷彿成為一件無法被理解的東西，一個需要以暴力殲滅的「邪惡」。就此而言，摩亞其後對911的探討令人驚異。[ix]
這部電影脫下了美國披在911事件上的「無辜」面紗，帶我們直面從1950年代到2001年期間，美國對境外的軍事干預如何影響自身，以及美國人對這一歷史的無知。電影以統計數字和圖像填充〈美好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這首歌的選段，直接否定了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Martin）代表所聲稱的事實。該代表表示，洛克希德建造和銷售的武器並非為了投擲到平民身上，而只是為了「保衛我們」以免遭人傷害——故此他們當然也不是在教孩子訴諸暴力。然而，在路易岩士唐（Louis Armstrong）甘苦的歌聲之下，二戰後的影像徹底摧毀了美國外交政策一直都是「防禦」的這個觀念。在兩分鐘之間，我們看到美國由拉丁美洲、東南亞、亞洲到中東所資助的大屠殺。這比大多數美國人在一生看過的都多。
除了駁斥「美國為無辜者」的錯誤觀念外，〈美好世界〉還畫出了一道因果關係，讓我們開始理解911襲擊。大多數美國人都缺乏此一認知，而又因此受苦。除非他們對美國在伊朗推翻摩薩德克（Mossadeq）另立君主、在阿富汗支持拉登（Bin Laden）及相關伊斯蘭武裝分子對抗蘇聯，以及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及之後對伊拉克的野蠻襲擊有一些理解，否則人們實在難以理解對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攻擊，只能訴諸「邪惡勢力」一說。藉著重新理解911與美國政權如何以顛覆、入侵、轟炸、制裁及隱蔽資金的方式損害民主和激起原教旨主義，這部電影將美國官方意識形態稱作攻擊我們「生活方式」的事情，呈現為這種生活方式的具體表現。
惡化傷口︰傳媒（及國家）的問題
大眾媒體的口頭禪「流血便有收視」令其不斷扭曲和誇大槍枝暴力問題。這情況與美國槍支暴力的問題同樣普遍。摩亞採訪的專家指出，即使在暴力犯罪漸趨下降的時期（降了20%），美國媒體報導暴力罪案的比率卻急劇爬升（升了百分之六百）！媒體所傳播的景像完全脫離現實令人震驚。[x]
《美國黐gun檔案》繼而指出企業新聞媒體在加劇美國人的恐懼以至偏執心態發揮了很大作用。瑪麗蓮·曼森（Marilyn Manson）再次成為我們「不合適」的嚮導，譴責他眼中的「恐懼消費運動」。商業媒體看準了大眾的恐懼，誘使人們藉收看電視和消費商品來「解決」永無止境（並遭媒體放大）的焦慮。在此基本框架之中，摩亞集中在種族主義以及對窮人的的妖魔化，如何令由恐懼掀起的運動火上加油。這種恐懼不僅激起槍支和家庭保安系統的消費，更增加政府對軍事合同的支出（以及增添越來越軍事化的警察）。由此可見，公司和政治家都能從他們誘導出來的恐懼中獲利。
在這之後，摩亞考察了COPS這齣電視劇顯得非常重要。當我們談到將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窮人和工薪階級視為罪犯來妖魔化時，COPS絕對是當中的先導計劃。[xi] 批評這齣電視劇散播帶有種族主義的黑人形象並不少見。儘管如此，在採訪COPS的製片人時——一個自稱「自由主義者」的人——摩亞卻大有發現。當他向製作人兜售「企業警察」這個引人入勝的的節目提案，介紹劇中由攝影機伴隨的警察如何追捕白領企業罪犯時，製片人告訴摩亞，雖則他想看到這套劇面世，但它「不會有好的收視」。「為何不會呢？」摩亞反駁。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在艱苦工作一天後，不是都很想看到老闆在電視上破產嗎？製片人於是補充，因為警方追捕企業騙子時不太凶猛，這令現場錄製一點也不好看。正如他所說，警察在處罰那些竊取60美元的人比那些偷走6,000萬美元的人兇狠得多。他們對後者充滿耐心和尊重，但前者卻會被毆打、踩在地面，甚至可能被射殺。
這個採訪將我們由指責媒體將黑人不成比例地視為罪犯，轉向批評具有階級偏見的國家如何令媒體產生偏見。電影並未放過媒體消費種族化的暴力影像，但它同時向我們展示了美國媒體所呈現的影像並非造成嫌貧愛富的原因，而是這一制度的產物。當削去「犯罪」這一層背景後，我們看到媒體如何幫助國家激起更多恐懼、鄙視以及鼓勵人向那些並非富有和白種的受害者抽刃。它教導美國人要以警察的角度看待彼此。媒體正在一首名為國家的旋律中起舞。
回到弗林特︰將殺人事件置與歷史脈絡之中
在電影尾段，當摩亞回到自己密西根州的家鄉弗林特（Flint），以報道一起由美國歷史以來最年輕的兇手犯下的校園槍擊案時，摩亞對國家和新聞媒體的批評變得史無前例地尖銳。摩亞探討了為悲劇設定好舞台的社會經濟力量，同時譴責商業媒體有系統地無視這個能夠幫助我們辨清暴力來源的背景。
當媒體來到弗林特，在槍擊現場架好設備，因年輕的白人受害者——六歲的凱拉·布朗（Kayla Brown）戴上絲帶時，摩亞將這次殺戮放在更全面的背景下考察。向凱拉致意後，他的鏡頭在街上漫遊，離開了犯罪現場。他將只有七歲的兇手的行為，與大眾傳媒忽視的事實聯繫起來：他被遺棄在叔叔家中（他在那裡發現了槍並在母親不知情下帶到學校）；他的母親因付不起租金而被趕出之前住的公寓；母親因而乘搭清晨的公共汽車到鎮外工作；她在迪克·克拉克（Dick Clark）的美國餐廳工作賺到微薄的工資；私有化的「福利工作」（welfare to work）計劃不只迫使她投入僱傭勞動市場，這個計劃更是由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這類公司推動和牟利。布爾小學的槍擊案不僅是一個不良行為或劣質管教的例子，而是展現了種族階級剝削如何分開母親與子女，為企業及其名星合夥人提供便宜的僱傭勞工，最後害死孩子。「福利改革」的確立（我們應該記住，它是由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簽定）揭露了當一個政權忽視兒童，它使克里克和洛克希德這類人有利可圖的同時，對社區造成同等致命的傷害。
摩亞其後為密歇根州的弗林特添上一段簡短的社會歷史，重拾他十多年前的突破性電影《羅杰和我》（Roger and Me）（1989）所編下的線索。當摩亞重演弗林特的犯罪現場時，他不僅將事件延伸至男兇手的母親塔馬拉·歐文斯（Tarmala Owens）的家庭，更走到當時全美最大的公司—— 通用汽車的門口。通用汽車在上世紀80年代關閉了支撐整個社區的工廠，造成大量的失業和貧困，直接促成將來在另一處出現更大型的死傷事件。摩亞將兇殺事件放在歷史中檢視，展示了經濟破壞和社會絕望如何將這個曾經充滿希望和繁榮的城市，變成一個以槍擊事件為死亡主因的州份，當地的高中足球場更是由一間殯儀館贊助興建。儘管他以抗議行動羞辱查爾頓‧赫斯頓（Charlton Heston）和NRA作結，摩亞的洞見是凱拉·布朗（Kayla Brown）的死應歸咎於美國企業和企業家的腳下。
結論︰直面美國自身孕育出來的畸形
對同齡人、鄰居、同學和老師開火的美國人，為我們提供了機會和動力檢視美國的核心矛盾。這些「瘋子」所做的，無寧只是應用美國社會公認並尊重的教誨，只是應用在「錯誤的地方」和「錯誤的人」身上罷了。當人們「可怕地」誤用美國意識形態准許的大規模暴力——這種暴力只能針對在國外指定的「恐怖分子」或國內的「罪犯」，當美國一天還在將恐懼、大型毀滅和種族主義變作民族信仰和企業的運作方式，當它繼續剝奪社會安全網，並引發各人之間的相互爭鬥，這些殺手在在提醒我們美國永不會安全。不僅因為來自他方的恐怖分子將會報復，還因為美國本土想成為武裝分子的人在每一個角落都看到敵人。當制度將窮人視為潛在的罪犯時，有人終究會實現這個預言。
摩亞向我們展現這種駭人的大屠殺只是社會頑疾的症狀。這個頑疾不能僅僅以制定槍支法案或國內政策來解決，儘管這是解決方法的一部分。這部電影發出的呼籲遠超於此：要瓦解身處的帝國，因它不僅製造殺人武器，其意識形態更將殺人合理化。電影也呼籲我們挑戰將企業利潤看得被家庭、兒童和社區更重要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毒害社會氣氛的媒體警察國家。藉揭露美國人如何同時身為帝國資本主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美國黐Gun檔案》助我們重展討論，並且為瓦解制度畫下基礎。
至於這樣的革命是否要用槍才能實現便是另一回事了。
（原文標題為 "Does America Have a Gun Problem… or a White Supremacy Capitalist Empire Problem?"，但因中文標題過長，譯者作出一定修改。本文經刪節，惟不影響文章的基本內容。）
註釋︰
[i] 我打這句話的時候，也看著今天的頭條：「田納西（Tennessee ）槍手殺死四名海軍陸戰隊員」旁邊放著「劇院射手被定罪」的標題，提及在科羅拉多州奧羅拉殺死十二人的詹姆斯 E.霍爾姆斯（James E. Holmes）的精神障礙辯護（Defense of insanity）被拒。同時在田納西州，聯邦調查局正在「搜查事件與恐怖分子的關係」（波士頓環球報 7/17/15，A1）。
[ii] 當然這裡一個複雜的層面是媒體放大了事實；媒體秉持「流血便有收視」的教條，製作吸睛的24小時新聞循環播放，向我們誇大槍擊事件出現的頻率。要區分槍支暴力的實際趨勢與媒體報導的趨勢是很難的，而這正是《美國黐gun檔案》關心的主題。關於美國槍支暴力的媒體形象與實證情況之間差異的探討，可以參考Chase Madar最近在〈The Buffler〉發表的評論〈Have Gun, Will Liberate〉
[iii] 引自Christopher Ingraham︰〈到目前為止，美國已發生204次大規模槍擊事件，而這只是2015年的第204天〉，2015年7月24日
[iv] Ingar Solty提供了一則對最近的大型槍殺事件及其文化接收的分析，極其尖銳及具有洞見︰〈Dear Left, the NRA is Right—the Mass Shooter as High Achiever〉，《社會主義與民主》第六冊，第三則，2012年11月。
[v] 摩亞特別通過與南方公園（South Park）的共同創始人和哥倫拜恩高中畢業生Matt Stone的訪談來探討這個問題
關於槍擊殺手如何被視為文化的一部分，以至病態化，請參閱Ingar Solty
[vi] 當摩亞在密歇根州奧斯卡達訪問一些有困難的（白人）年輕人時，出現了類似的時刻，同樣引人嘲笑。一位年輕人告訴我們，他在奧斯卡達警方的「炸彈名單」排行第二。摩亞於是問他是否知道排行第一是誰，這令年輕人在多年以後還自認後悔，因為他排不上首位。「即便是在炸彈威脅名單上，他也想要成為第一」。這是一個我們讓人發笑的時刻，但這也是一個讓我們認清一種日益增長的文化傾向的時刻。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恆定的意義或穩定就業不斷流失，我們繼而出現一種渴望被公認為明星的心態。
[vii] 我們應該記住，迪倫·盧福（Dylann Storm Roof）選擇了丹麥法西（Denmark Vessey）1820年發動奴隸叛亂的地方，作為自己的攻擊目標。一個在科倫科恩的倖存者回憶道，槍手至少「因為對方是黑人」而殺了一個同學。
[viii] 關於最近期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紀念碑，見去年的荷里活大片《美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2014年）。
[ix] 有關我對摩亞的電影《華氏9/11》（Fahrenheit 9/11）的評論，參見2004年的〈文化邏輯〉（Cultural Logic）。
[x] 我再次引用了Chase Madar發表在〈The Baffler〉的評論。
[xi] 正如其他人所說，貧窮的白人在電視劇中也佔有吃重的位置，這一點經常被略去不提。
資料來源：
Counterpunch: Does America Have a Gun Problem… or a White Supremacy Capitalist Empire Prob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