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有工會存在不是必然。六七暴動讓香港社會聞「左」色變之後，到底七十年代的獨立工運如何讓輿論重拾對工人大眾的同情？今時今日的工傷賠償和婦女產假制度從何而來？「抬棺材」抗爭的祖師爺又是誰？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記述今年五一「七十年代至今獨立工運的軌跡」講座的講者發言，最後一炮是工運老將梁寶霖的回顧與感言，從中一窺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的糾結。
梁寶霖口述
梁寶龍撰文
本文是梁寶霖於2017年5月1日在《七十年代至今獨立工運的軌跡》講座的講話。
| 梁寶霖個人資料 中學畢業後到工廠工作，後轉任工人版記者，七十年代加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搞工人運動，後到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工作，直至退休。 |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我七十年代加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簡稱CIC），剛才黃偉雄很謙厚地回顧公務員工運。七十年代的獨立工會是依靠黃偉雄等一班敢闖、敢衝的工會人士開創的。當時我做藍領組織工作，CIC因六七暴動而成立，1967年後政府宣佈將會通過33條勞工法例，包括現行的《僱傭條例》，國內稱之為《勞動法》。很多教會團體（包括CIC在內），乘勢宣傳、推廣和進行教育勞工的工作，與今天國內的NGO的工作沒有很大分別。
數天前我曾說過，勞工教育工作主要有三道板斧，第一道是進行宣傳教育，之後遇到的回頭客，他們或者遇到不明白自身權益的問題，或是出現了勞資糾紛，故此前來找CIC，可能是打電話或親自到來。他們可能遇上工傷，或是被老闆無理解僱。這樣CIC就介入了無數工潮，亦有無數勞資糾紛。從中我們看到勞工法例有很多漏洞，所以我們沒有單純依法辦事。我們告訴工人，你有權去爭取自身合法的權益，但這個權益是不能滿足到你要求的，所以我們「砌」，到現在仍要「砌」下去。
當年的33條勞工法例，主要內容是環繞工人個體的權益，這個情況與現在國內相同。中國的《勞動法》和種種法例，都是強調個體利益，而工人所要求的東西，最致命的是勞動三權：罷工權、組織工會權和集體談判權。黃偉雄剛才已說了，這方面政府和資方是不會輕易讓步的。工傷發生了只是賠錢了事，當年一個工人死了只須賠償六萬元而已。我們真的要工人接受這個嗎！
我們透過其他途徑，採取直接行動，例如抬棺材是我們首創的，曾經把假棺材放在某公司門口，要老闆、負責人給工人賠償安家費。經過連串鬥爭後，就使出第三道板斧，要求修訂勞工法例。那時候我們發現婦女是可以享有假期的，但是沒有工資，於是就提出修訂勞工法例。當時勞工賠償金額是很小的，我們與工人商議後反映意見，提出爭取更高的賠償金額，要求合理待遇。當年立法局沒有工人代表，從而啟發我們要爭取民主政制的開放，開始介入政治活動。
組織獨立工會
所以我們看到有組織方面的需要，從個體組織工人開始，接着介入集體工潮，進行合法抗爭。不久我們又發覺不足，知道要喚醒工人意識，讓他們自己行動起來。我們組織了一些小組活動，較為恆常和持續地維繫工人，接着就要組織工人成立工會。
六七之後，左派工會被政府打沉了，搞工會不受歡迎。搞勞資糾紛被稱為左仔，人人談左色變。我們找了很多盟友，搞工會教育，從勞工教育發展成為工會教育。好好彩，這時出現了新興的勞工力量，如公務員工會、地下鐵工會、可口可樂工會等。這些工會和群眾開始脫離左派，但是也不滿意政府，於是乎自尋出路，很快就與我們結合，這樣就開始搞獨立工會。
我曾說過，很多謝境外勢力支持。境外勢力提供了境外經驗和實體支持。我們原本不能轉化勞工組織變為一個工會組織，從最接近我們的榜樣南韓、台灣和菲律賓等地方學習得到的經驗，使很多勞工組織轉化為工會組織。
沒有人教我們如何做工會教育工作，我們從失敗中、從工潮中、從行動中學習。我們有到外國觀摩，與外國朋友分享經驗。我們將這些資料翻譯成中文，透過刊物宣傳推廣。我們是無師自通的，不是從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學會搞工會。大學只會教老闆如何反對工會，勞資關係課程是反工會的課程。我們慢慢地，一步步地結盟，搞社會行動，進行一些專題活動。一直去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到今時今日，成立了職工盟。我們內部有很多矛盾，缺乏資金，缺乏人手，我常說一個笑話，這三十年我栽培了不少博士，但回頭的有多少位博士，有多少知識份子會幫助工人呢？他們有如氫氣球般，越放越遠，可能去了幫老闆，反對工會。
我相信，只要一日有勞動存在的話，我們就能夠自尋出路。
我們願與知識分子和學生結合，再創一翻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