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經濟不景瀰漫全球，香港亦受影響，金價暴漲，外匯猛漲，國內市場購買力銳減，洋貨滯銷；世界產業不振，消費力萎縮，國內土貨難以外銷，這種情况使香港的中轉貿易遭到極大挫折，全港工業凋敝，金融緊縮呆滯，產價低落，投機盛行，糧油、生活用品已經加價，生活指數日高，各行業工人紛紛要求加薪，部份行業工資已經提高，政府文員亦要求加薪，港英答允酌量加薪。
全球經濟大蕭條 料中國革命意義重大
當時香港失業工人有10餘萬人（注一）。英國殖民地部在香港設立勞工委員會（注二）。港督貝璐（Sir William Peel，1875-1945）到港履新。
當時中共的黨總書記是向忠發（1879-1931），實際上發號施令的是李立三（1899-1967）。4月，中共調羅登賢（1905-1933）返香港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委組織部長為李富春（1900-1975）、宣傳部長為李子芬（原名李澤平，1902-1936）、工委書記為陳郁、海委書記為陳郁（兼）、婦女部長蔡暢（1900-1990）。南方局與粵省委是同一套幹部兩個班子，對粵省內仍用省委名稱，對本省以外則用南方局名稱。羅登賢是香港太古船塢工人出身，在中共黨內最高職位晉身政治局。
4月7日，李立三開始在政治局會議上設想中國的十月革命。李立三提出，中國革命必然可以推動世界革命的爆發。他斷定中國已經成了帝國主義矛盾最尖銳，而統治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說，中國已經取代了過去蘇聯的位置。正是從這個邏輯出發，李立三明確得出結論：中國革命一爆發，帝國主義必然要以全力來鎮壓，結果勢必促成西方無產階級和東方殖民地爆發革命。由於擔心莫斯科可能忽略了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李立三提議，應該給共產國際一個詳細的報告，促使它就此做出明確的決議。
中共為檢驗群眾發動的程度，決定在上海組織五一示威遊行，進行準備工作。中共又要求粵省委在五一工作中，發展1,600名工人黨員，在城市成立工人糾察隊，組織同盟罷工、公開示威、飛行集會（注三）。
1930年4月13日，在省市委領導下，香港數百名工人，舉行示威大會聲援上海四八慘案受害人，遭港英逮捕驅逐（注四）。
4月19日，上海英汽（英商公共汽車公司）700餘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滬總行委立即着手組織電車、電汽工人配合，向市政同盟罷工前進，並以此擴大為五一總罷工（注五）。4月25日，英電車公司首先響應，發動2,000餘工人舉行經濟罷工（注六）。
中共政治局發出的《中央緊急通告第七十五號——上海罷工浪潮的高漲與黨的任務》指出：正在進行的上海市政工人同盟罷工極可能掀起全國的罷工高潮，也就是全國革命的高潮。要求各地黨組織衝破白色恐怖，更堅決地去號召罷工，組織罷工，與上海的罷工浪潮相配合。
上海香港工運連線 港英封閉報館驅逐傳媒人
5月，粵省委開展「紅五月」活動，糖業、鐵廠、碼頭等工人舉行反工頭鬥爭，海員進行要求加薪反對解僱的鬥爭（注七）。
5月1日，中共在香港公開發行的《香港小日報》用紅色印刷出版，港英傳訊該報社長劉匯川（巨泉），質問為何以紅色印刷出版，認為紅色就意味著赤化。最後，港英釋放了劉匯川，但將《香港小日報》封閉，另拘捕督印人譚天度（1893-1999），判驅逐出境（注八）。
5月13日，廣東省總工會（簡稱粵省工總）召開會議，成立香港五卅總籌備會，成員有香港工人代表大會（簡稱工代會）、青年反帝大同盟（簡稱青反）、爭自由、太古、九龍倉、互濟會等；籌備會執委為互濟會、工代會、青反、織造、海員、太古、碼頭、清潔、印務、九龍倉等；常委為互濟會、織造、海員工會、太古、工代會等，下設總務、糾察、宣傳、秘書等部（注九）。
5月20日，香港五卅總籌備會、互濟會、工代會、青反、爭自由、海員工會等宣傳部及各廠小報編輯召開聯席會議，決定統一以後的宣傳鼓動工作，經常召集宣傳聯席會議。各分籌會亦經常召集各分會宣傳隊員或隊長聯席會議，提出工廠中切實的鼓動口號，來聯繫五卅紀念的宣傳。粵省工總出版《戰鼓》加強宣傳。各分會宣傳幹事有《戰鼓》經常工作通訊員。粵省工總與各報館交涉，由各分會派人代推銷《戰鼓》、《紅旗》等中共刊物及各種宣傳品，用傳遞方法，深入群眾。他們印製五卅紀念特刊400份，紀念五卅宣言2,000份，口號4,000份，小標語傳4,000份，援助上海罷工宣言6,000份，募捐冊1,000份（注十）。宣傳聯席會議亦重視傳單是否到達工人手中。
互濟會決定分區舉行集會紀念五卅並援助上海罷工，各分區為筲箕灣、中環、西環、九龍等，作為紀念五卅準備，但因工作做得不充份，不能鼓動群眾參加，而且5月14日上海英汽工人鬥爭已勝利復工消息傳來，中共即轉改為慶祝口號，在群眾中宣傳鼓動（注十一）。
5月30日6時30分，工代會在皇家碼頭召開五卅紀念示威大會（注十二），到會只有120人，7支糾察隊（注十三）。各參加團體設有分指揮，分會支部則設中隊長或小隊長，並決定首先將中心部隊糾察隊、宣傳隊、救護隊等作為發動先鋒組織（注十四）。
主席宣佈開會，糾察隊即衝出保護主席，豎起五卅紅旗，於是群眾衝到街中心，高呼口號，散發傳單。旁觀者說：「共黨又來開大會」 ，「莫係唔怕死」，有少數群眾跟隨。10分鐘後，群眾再衝到電車路，表現熱烈，沒有恐慌。有一兩名警員到場，看了一看，轉頭離去。群眾散去後，才有十餘名警員到場巡視，並沒有拘捕任何人。糾察隊全程保護主席直至主席離去後始散隊（注十五）。大會通過4個決議案：
- 罷工罷課紀念「六•二三」；
- 反對港英逮捕工人；
- 擁護蘇維埃代表大會；
- 援助上海罷工。
最後散發傳單數十種，散會。大會過程秩序井然（注十六）。
五卅示威地點考：皇家碼頭在哪裡？
香港市委按粵省委指示舉行五卅示威遊行大會，原計劃組織350-400人，另有糾察隊20餘支分隊約共100人。大會預備了3面紅旗，是日只有一面能豎起，其餘兩面因無適當工具與場所，不能掛起。粵省委事後檢討，認為大會表現散漫，沒有嚴密的組織，出席大會十分之六是中共黨員，大多是新黨員，舊的黨員只是工作人員。領隊和分指揮不起多大作用，故到會者參差不齊，竟有到會而不到街中心參加示威，支部及紅色工會的工作的表現限於很狹隘範圍。大會影響了約六七百名群眾。粵省委認為大會是成功的，總指揮能發揮，糾察隊行動有組織而勇敢（注十七）。
香港工人代表大會是中共的工人組織，於1929成立，成員有黃埔船塢、水師、清潔、海軍船塢、太古、牛房、印務、糖房、同德、碼頭、手車夫、織造、波地、洋務、理髮、車衣、電車等20多個工會（注十八）。香港工代會中共黨團書記為林鏘雲（1894-197）。
皇家碼頭有人指是卜公碼頭（Blake Pier），有人指是皇后碼頭（Queen's Pier）。卜公碼頭前身是畢打碼頭，位於畢打街盡頭，碼頭於1900年改建為卜公碼頭，1903年加建了臨時的草棚上蓋，但因日久失修，1909年從英國引進鋼製篷頂。於1965年拆缷，但上蓋隨後轉移至摩士四號公園的露天圓形劇場。2006年末該上蓋再次轉移至赤柱美利樓旁，重新裝上按原卜公碼頭樣式興建的新碼頭，名為赤柱卜公碼頭。皇后碼頭的前身是皇后像停泊處（Queen's Statue Wharf），為一個以木搭成的簡單停泊位，約於1925重建碼頭落成，位置在今日皇后像廣場及皇后行（香港文華東方酒店現址）附近，當時的皇后碼頭建有拱門及圓柱，上蓋則以鋼鐵建成，並採用混凝土樁柱。當時的皇后碼頭並不開放給公眾使用，而是專供香港總督及英國主要官員往返香港時使用，並同時舉行歡迎或送別儀式。1953年由於中環進行填海工程，皇后碼頭與天星碼頭同被搬遷至今日的位置。新皇后碼頭於1953年下旬正式使用，並全面開放予公眾使用。碼頭的海事運作已在2007年開始被中環9號碼頭所取代，而皇后碼頭本身也在2008年拆卸。
1930年6月23日，香港市委發動六二三示威遊行，紀念沙基慘案，有二、三萬人參加（注十九）。
立法局通過政府人員加薪 掀起各行各業力爭加人工
這時，立法局正式通過港督貝璐提議，增加港英各級文員薪酬，規定每100元增加20元。當時調整薪酬後文員每月薪酬為（注二十）：
- 政府高級文員：400-600；
- 西人校長：400-800元；
- 中級文員：125-300元；
- 初級文員：25-100元；
- 司機：45元；
- 送信生：11-15元；
- 苦力：15元。
8月，搭棚工人向資方提出加薪要求，醖釀罷工，警員拉人，造成萬人包圍中區警署，要求釋放被捕工人，結果警方釋放被捕工人（注廿一），發動罷工。筲箕灣有數百名工人聚集，準備毆鬥（注廿二）。荃灣泥水工人四、五百人持械包圍警局，港英派出警員200餘人前往支援，工人見大批警員前來支援，分頭散去回廠。泥水工人決議組織紅色工會，組織泥水工人同盟罷工（注廿三）。
工代會領導建築業工人大罷工，參加人數達5萬人，要求增加工資，減工時，改善待遇。接著，電燈、電汽、汽車、印刷等行業工人也舉行罷工（注廿四）。
中共計劃以工代會動總同盟罷工，將經濟鬥爭發展為政治鬥爭，由手車夫、印刷工人牽頭（注廿五）。
以上的示威遊行使大批中共黨員暴露，示威遊行期間，港英沒有即時驅散、鎮壓，到7月間粵省委機關受到破壞，港英到處逮捕中共黨員。港英是否早已計劃放長線釣大魚？值得懷疑。
注釋：
一. 〈中共香港市的報告──紅色五月中香港的工人鬥爭〉，1930年6月，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229頁。
二. 〔英〕英格蘭等著，劉進文等譯：《香港的勞資關係與法律》，上海：上海翻譯，1984，第25頁。
三. 〈中共廣東省委活動紀事（1927年8-1934年8月）〉，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3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第63頁。
四. 同注三。
五. 上海市公共交通總公司上海公共汽車工人運動史編寫組：《上海公共汽車工人運動史》，北京：中共黨史，1991，第38頁。
六. 同注五，第39頁。
七. 李淼祥：〈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廣州：廣東人民，1997，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香港與中國革命》，廣州：廣東人民，1997，第54頁。
八. 林鴻暖、何錦洲：《羅登賢》，載：《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第4集，北京：工人，1985，第95頁。譚天度：《南粵風雲三十年》，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9，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1輯，廣州：廣東人民，1983。
九. 〈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7頁。
十. 同注九，第307-309頁。
十一. 同注九，第308-309頁。
十二. 同注九，第308頁。
十三. 江關生著：《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第114-115頁，引：《中共廣東省委給中央的告》1930年6月16日。《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0頁。
十四. 同注十二。
十五. 同注十三。
十六. 同注十二。
十七. 同注十三。
十八. 同注九，第232-233頁。
十九. 同注十三，第116頁。
二十. 齡記書業集團：〈政府各級文員普獲調薪：1930年〉。
廿一. 〈香港五萬建築業工人同盟罷工〉，載：《紅旗日報》，廣州：第10號，1930.8.24；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出版社，第22期，第165頁。
廿二. 〈香港搭棚業勞資雙方大糾紛〉，載：《益世報》，天津， 1930.9.2-3；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出版社，第23期，第99頁。
廿三. 〈日益澎湃的香工人鬥爭〉，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出版社，第23期，第100頁。
廿四. 同注七。
廿五. 〈中共香港市行動委員會特別通告──為組織同盟罷工紀念“六二‧三”告同志書〉，1930年6月4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222-223頁。
（分題為編輯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