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新加坡的法律以罰則多和嚴酷著名，新加坡政府亦一直對內對外宣稱這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必要手段。這種說法有沒有事實基礎，這種法律對社會又帶來什麼影響？這篇節錄翻譯的文章一方面用數據質疑罰則的阻嚇作用，另一方面討論以監禁作為懲罰帶來的社會成本。
你知道新加坡的在囚人數與總人口的比例在發達國家當中排行第三（每10萬人有219人），僅次於美國（每10萬人有693人）和以色列（每10萬人有256人）嗎？當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震驚。我們不是一直都認為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嗎？
在2015年，新加坡共有有12,394人入獄，當中約七成所犯罪行與毒品有關。事實上，在今年5月，內政部長尚穆根（K.
Shanmugam）指出，8成本地犯人不是有毒癮就是曾經吸毒。
吸毒人數出乎意料地上升
你可能會好奇，其他國家有多少犯人因與毒品相關罪行入獄？事實上是很少，很少（秘魯為23.8%、丹麥為22.1%、葡萄牙為20.6%）。我還以為新加坡對於販毒和吸毒嚴厲的法律會令它成為全球吸毒者最少的國家。但很不幸地，雖然法律對於吸毒有嚴厲懲罰，近年被送進戒毒所的人數上升，從2014年的1,139人增至2015年的1,213人。而戒毒後再次吸毒的比率亦從2012年的28.3%增至2013年的31.9%。
有些人認為，這是因為越來越多年輕人能夠取得冰毒。我認識的一些年輕人最初在國外，例如在吉隆坡、曼谷和峇里等鄰近地方嚐到這種興奮劑。回來之後，他們會在網上或透過拆家繼續購買。
正當社會上開始辯論應否廢除死刑，我相信所有人都會同意新加坡政府以鐵腕手段對付販毒和吸毒行為。但今日我更想討論監禁帶來的社會成本。
囚禁令社會損失人才
每一個在囚的人都要社會花錢。囚禁一個人一年的成本為28,000坡幣（約156,000港元），亦即一個四人家庭一年的基本開支！但在金錢上的成本之外，囚禁一個人為社會帶來重大的成本，因為每個被囚的人相當於一個失去的機會。
為什麼這樣說？新加坡人經常說，我們沒有任何天然資源，人力資源就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而每當一個人被定罪入獄，社會上就少了一個可以貢獻的人。更何況，被囚人士獲釋後，他們大都無法完全融入社會。
正如一間中途宿舍的主管鄭先生（Robin
Tay）指出，很多人獲釋後都只能找到清潔或搬運等工作。這些工作的收入不高，工作效率不高，沒有升遷機會，自然也不能讓他們有機會改善生活。而這對於獲釋的人、他們的家庭和整個社會都是嚴重問題。
人力資源部長林瑞生（Lim Swee
Say）在近期不斷強調，新加坡的經濟增長來自勞動人口的增長以及生產力的提升。在低生育率和移民人數低的情況下，勞動人口沒有多少增長，因此我們需要更快提升生產力以促進經濟增長。
新加坡龐大的在囚人口的問題在這裡就反映出來。但它同樣可以是一種機會。若我們能夠提升在囚人士的技能，就有機會提升他們的生產力。在約8成在囚人士的學歷都是中學畢業或以下的時候，這不是不可能的。
獲釋後生活仍差 重犯機會高
但在培訓和教育之外，社會也需要改變對獲釋人士的態度。鄭先生描述的情況正是很多人獲釋後的困境。他們找不到能夠讓自己和家人過良好生活的工作，當中更多進一步陷入貧窮。這時，重犯也不足為奇。
當然，新加坡監獄會聲稱，只有25.9%的人在獲釋的兩年內重犯。但若我們延長統計的年期，可以預期重犯的人數會增加，雖然政府沒有公開這方面的數字。甚至即使重犯率維持在30%左右，難道我們應該感到滿意嗎？我們能夠接受一再懲罰同一個人嗎？若我們不讓獲釋的人有改善生活的機會，這是一個合理的社會嗎？
正如著名律師阿莫勒·山（Amolat Singh）所言，我們不是要容忍犯罪，但我們能夠更有同情心，打開這個囚禁獲釋人士的第二座監獄。這樣做也可能有助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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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新加坡的法律以罰則多和嚴酷著名，新加坡政府亦一直對內對外宣稱這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必要手段。這種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