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坎村村民於2011年成功對抗村官私賣土地，一人一票推選村委會，被視為中國基層民主的重要模範。上月，正準備上訪追回被賣土地前夕，民選的村委會主任林祖戀被捕，烏坎村民發起抗議，遭流血鎮壓。
此後有5名香港記者到烏坎村採訪，遭公安粗暴對待及驅趕，扣押至凌晨始獲釋。這事件除了顯示中共政權的恐懼，另一方面卻也透露了香港媒體對待中國議題態度的變化──資深中國組記者阿慧（化名）一語道破：「點解會俾人揼？因為得我哋去囉。」
近年港媒少做中國採訪 成本考慮多於迴避敏感
阿慧在一家香港媒體的中國線工作多年，從前各大媒體都有自己的中國專題，有深度而且做得精，報業公會評獎時總有許多優秀作品。阿慧嘆息道，現在大部份媒體的中國組已經不太有作為，只剩下四、五間仍然投入。就說最近的兩會（全國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樣的大事件，從前例必到場的媒體如今竟不派人採訪。這次採訪烏坎記者被暴力對待，部分原因也由於採訪的人不多，未能形成足夠的壓力，公安才可肆意作惡。
管理層干預編採並非新聞，但是阿慧卻認為有更重要的要因：「依家越嚟越少人去內地，係成本問題多於敏感。」
派一個人長駐內地，花費不低，最近有線新聞就取消派記者長駐上海站。儘管公司並未到虧蝕的地步，但老闆對錢非常緊張。「唔會阻止你去採訪，但都唔會好鼓勵，要視乎個記者有主動同有幾大決心。」再加上網絡發達，記者足不出戶亦可以做新聞，出外採訪的誘因就比以往更小。「但一定有互聯網之外嘅嘢，抄網係可以應付到，但唔應該只係咁。」
近年報業似有萎縮之勢，《新報》結業、《壹週刊》年內兩次裁員、《成報》因財務問題一度停刊，傳媒老闆是否因此而緊縮開支？阿慧說，其實難以一概而論。做新聞有周期，遇到大事，例如選舉、早兩年的大型運動，就會有不錯的業績。面對新的傳播模式，廣告商亦有不同的要求，報業的盈利模式正在轉變。不過，即使公司賺錢，打工仔也不一定可分一杯羹。就如星島集團上年純利6千萬，但打工仔仍要被凍薪。
採訪許可證非通行無阻 危險與否只能靠估
話雖如此，中共政權從沒降低對境外記者的戒懼。
現時到內地採訪的香港記者，須取得中聯辦發出的許可證。這聽起上來就是一重審查，但深究下來，許可證是否對採訪造成困難，有點微妙。
第一重審查在於派發對象，除了網上媒體，蘋果日報是惟一一個被中聯辦拒絕批發許可證的大媒體。此外，一般大型媒體都可以取得許可證，只是申請需時，通常要翌日才能取得，而記者採訪往往突發，這情況下記者就會不申請或者是後補。可是，如果打電話催促，兩小時內取得也是可能。申請的時候，記者不用確切跟中聯辦交待會做什麼事情，「就算講咗，都唔洗做返你講嗰樣嘢。」
那麼，許可證的作用到底是什麼？阿慧解釋道，因為內地常有假冒記者，許可證主要是用來核實記者的身份。沒有許可證，當內地公安想阻止時，就有理由說記者是違規採訪，但即使有許可證，公安還是可以執行任務。
記者是安是危皆看政府意願，許可證不過是其中一道線，如同閱讀中國官媒的新聞，只能憑經驗推測真偽。採訪烏坎村記者被捕的那天，阿慧與同事雖然擔心，但觀乎公安的舉動，他們推測公安只是想趕走記者，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危險，果然，記者晚上就被放出來。
香港記者補足內地記者限制 中國組難請香港新人
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傳媒的中國組記者有著獨特的位置。眾所周知，內地記者受著諸多限制。阿慧形容，中國政府「想將啲嘢控制得好精準，同一時間講同一樣嘢」，傳媒近乎沒有自由。另一方面，正因自由被緊縛，冒著巨大風險做新聞的內地記者更加受社會尊敬。「喺困難下，佢地仍然會做偵查報導，例如地溝油嗰啲，都係由內地記者揭發。」
內地傳媒與香港、外國這些境外傳媒最大的分別在於，有些場面內地記者不能出現。「例如係天津爆炸，公安喺現場只係拉到境外傳媒。」而外國媒體報導中國新聞時，由於外國對於中國沒有概念，記者須在報導加上很多背景資料，事件的深度就被沖淡，外國讀者對中國人也沒有同胞之情，影響遠不如香港記者的報導大。
香港記者擔當著重要的角色，但中國組很難請到香港的新人。阿慧所在的團隊裡，多數不是在香港出生的。內地當局掌握著在港內地生的動向，內地生只要一入行當記者，就會被約去問話。「佢哋專恰新人，純粹嚇吓，唔會搵啲舊人」，阿慧相信，只要跟規矩做事就沒有問題，明白此道的新人多不理會內地部門的約見。
鮮有香港人做中國新聞，阿慧認為是身份與文化認同的距離：「好多香港人連內地都未去過，睇到嘅嘢會好狹窄。依家香港啲年輕人去日本多過返內地，同內地好生疏。」
「所有大城市都排外」 港人記得問題食品多於維權人士
比一般身處香港的人多接觸中國，阿慧看待中港矛盾的視野略有不同。
「其實唔只係香港排外，所有大城市都排外。上海人憎北京人，台北人覺得高雄人粗魯，東京人唔鍾意大阪人。只不過身在其中先覺得明顯啲。」「同上海人講要搞港獨，佢哋會好理解，如果可以，上海人都想限制人出入。」她認為，排外的原因不外乎是洩憤，當社會問題爆發，又無法推翻政府，就惟有發洩在外地人身上，但是把責任歸咎於外地人，問題本身就被忽略。
中國民主運動爆發、維權人士受害時，香港人比其他地方的人反應更大，熱潮過去，人們又很快遺忘，復又祭出「中國人奴性強」的論調，將中共政權之惡與中國人扣連，排拒一切共同。阿慧到大學分享時，曾叫台下學生數維權人士的姓名，說得出來的名字只有二十多個。「茉莉花革命前後，有二百幾人被問話，嗰度就差唔多係活躍人士嘅全部，但香港人記到嘅名得好少。」
阿慧分析說，港人只是情感上關心內地的運動，被激烈的場面吸引，實際上卻很疏離，反而是問題食物這些貼身事情才真正記掛心上。她觀察到，港人看新聞時多數只想著可以如何賺錢。「見到一帶一路，就會諗可以去咩地方發展。個個都係趨利避害，見釣魚台就快打仗，唔會諗要保家衛國去參戰，只會諗住日元跌，可以去旅行。見到泰國覺得好亂，唔知道人哋進行緊憲法改革。柬埔寨改革到翻天覆地，但讀者都係唔會理。」
衝鋒陷陣中有平靜日常 寄語新人寬容對待與己有異之事
親歷六四鎮壓的記者每年現身說法、中共政權對香港事務的緊張，構成了中國記者這樣的形象：時刻要衝鋒陷陣，活在政權陰暗的魔爪之下。
呷一口茶，阿慧細數工作日常。她的團隊每周工作五天，每日工作十小時，分為上午10時至晚上8時、上午11時至下午9時、下午2時至凌晨12時三種更，當中包括一小時的飯鐘。除非有突發採訪而要提早開工，時間一般不會有變。雖然OT沒有補水，但可以在其他日子提早收工以補鐘。受益於截稿時間，她通常不會晚於凌晨1時收工。
紙媒與電視不同，電視著重畫面，所以記者多數會在前線。而報紙只要搜集到資料即可做新聞，因應成本綜合考慮，紙媒很少派人長駐內地。沒有在外採訪的日子，阿慧便是在辦公室翻看內地、台灣、外國的新聞，與及接收在外同事的採訪資料，撰寫報導。團隊平均每人每日寫千多字，並沒有規定每日要出多少單新聞。
中國組記者入行不算困難，阿慧所在的公司每年都會聘請應屆新聞系畢業生，由各部組面試，中國組選人的準則是講到普通話與及熟悉國情。十年前入職的起薪點是一萬元左右，現在她的薪金加到近三萬元，現時入職起薪點則為一萬二千元。
磨練到獨當一面之前，會經歷一段不知所措的日子。即使是搜集資料做新聞，也要懂得解讀分析，才能加以利用。阿慧初入職時壓力不小：「唔知自己可做到啲乜，又怕老細鬧。」用了兩三年時間，學懂了做新聞的方法，「有把握交到啲咩貨」，壓力才減退。至於方法為何，無法明言，人人的經驗也不同。上司會稍為指點，但最需要還是自己努力研究。
「中國新聞都係咁大數據，有慣例，多年來都係咁，如果突然之間變，就係好大鑊。」阿慧舉例說，中國省委書記年過65就要退休，所以年輕官員有著數，再加上知道哪些省份重要，就可由此推斷官員的前途。
普遍而言，港人與中國國情有隔膜，新人要學的東西有很多，比一般港聞要吃苦。阿慧寄語入行新人，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事，要有寬容心。「做中國新聞面對最大嘅困難的唔係政治敏感，而是你食唔食得辣？講唔講到普通話？」
維權人士被大肆拘捕，境外記者進入越來越難，採訪中國的記者處境將來會否惡化？阿慧判斷情況不會變差，她相信政府需要顧全面子，定下的規矩不會輕易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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