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學生運動參與者對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應該不陌生，不論是其組成人員，還是資源分配如學額回投機制等，都經判為人批判。最近，印度的UGC（管理公立大學獎學金發放的大學獎金委員會）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宣佈終止發放獎學金，學生們迅速發起「佔領UGC」的運動來表達抗議。運動受到政府打壓，卻同時引來更多學生以外的群體加入反抗，發展成25年來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外國媒體jacobin刊登文章詳細闡述運動的背最與發展，惟工新聞轉載破土翻譯報導。
文：Thomas Crowley
2016年2月25日，印度最為知名的報紙之一《印度》（Hindu） 在首頁刊出頭條：「左翼支持尼赫魯大學（JNU）的示威活動：拉吉納（Rajnath）」和「火星之焰在印度發生」。對於很多非印度讀者來說，此標題中包含了很多需要解碼的隱語，但是它恰當地點出了當下印度所面臨的多重危機以及執政的印度人民黨 （BJP，下文簡稱人民黨）內部核心的矛盾衝突。
第二個『印度製造』的頭條標題所用的字體比較小，當然它下面的故事在媒體中獲得的關注也要少一些。但是第二個標題下的故事所暗含的資訊對於理解當前人民黨及其盟友在以尼赫魯大學為代表的大學中發生的校園鎮壓活動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資訊。
倒向資本一方
「印度製造」是印度總理拉倫德拉莫迪旨在振興印度製造業而提出的戰略口號。此口號在2014年正式提出，主要落實在平緩重組已在印度實施多年的經濟自由化政策上 （整個宣傳活動管理過程由美國知名廣告公司Wieden + Kennedy 打理）。說是旨在創造就業機會，但是並沒有人對整個戰略的具體運行給出解釋。整個行動唯一展現的只有一些很模糊的術語。
「印度製造」政策同時具有很強的親資本傾向，其包含的步驟包括在製造業中的去調控，對國外直接投資的開放以及改革智慧財產權以與國際標準接軌 （這非常可能引起醫藥和教育產品的大幅漲價）。
「印度製造」政策反勞工權益本質還很明顯地體現在對資本密集產業 （主要依賴於進口科技和本地勞動力）的優先化以及人民黨執政政府同時進行的對勞動法的削弱。
在一個更宏觀的層面上來看，「印度製造」反映出的是現政府對於農業的忽視，儘管農業吸收了印度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勞動力。這種忽視是對前任政府班子政策的延續。這些反農業的政策使得農業更加無力稱為一種生計模式； 對高投入（同時亦是高消耗）農耕方式的推廣導致了致命的農業危機和農民因債臺高築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自殺。
人民黨議會成員Gopal Shetty冷酷無情的回應稱，農民的自殺只是一種「跟風潮流」。為了與這種論調撇清關係，挽回顏面，人民黨高層宣稱政府是親窮人和親農民的，最近他們公開的財政預算也被包裝成是「農民的生命線」。
但是事後證明這完全是空洞的言辭。最重要的是，分析家指出莫迪反窮人的「印度製造」政策並沒有任何實際效果。正如學者Shankar Gopalakrishnan通過令人信服的資料指出，莫迪的經濟政策不僅損害了普通印度人的經濟利益，它甚至無法將經濟水準提升至資本幕後推手為自己所設定的微觀經濟參照基準水準。實際上，經過幾十年的自由化以及印度被進一步整合進國際市場中，印度本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失去了對經濟的控制，印度的證劵市場現在已經被「空手套白狼」的外國投資者所佔據。
印度資產階級最初支持莫迪的原因是他在所有候選人裡面似乎最熱心於為資產階級的經濟構想代言，但是現在大商人和他們的媒體代言人完全不能睡個好覺了。這種焦慮在上文提到的的《印度》所報導的 「印度製造」推廣活動中被加劇。以一種典型的莫迪式風格開始，整個活動就是一場以吸引眼球為目的的浮誇的媒體公關活動。而這個活動的另一目的是掩蓋莫迪正在快速失去民意支持的事實。在文化活動中，一場大火打破了好景。事後的調查中人們發現其實在活動進行前當地消防部門就已經發現了活動現場一些安全問題，但是活動組織者並沒有當回事。這場大火使得莫迪為 「印度製造」活動想出來的 「沒有錯誤就沒有效用」的口號十分尷尬地應景。
就在政府試圖淡化這場尷尬的同時，其他的一些事情也在預示著莫迪的‘印度製造’夢也許會化為青煙。一項最近的布隆伯格報告指出,大眾對莫迪所開展的行動持懷疑態度.此外，在有人指控實際上政府暗中資助了Ringing Bells公司以及此公司公開承認他們最早的500萬個手機實際上是在臺灣而不是印度生產以後，大眾對這家公司將要上市的價值251盧比（約4美元）的智慧手機的期待迅速消減了。這種失敗，聯同正在發生的農業危機和勞動力方面的動盪，導致越來越多的不同階級的人開始對莫迪在振興經濟方面的表現的失望。
在分析了印度經濟結構性的斷層後， Gopalakrishnan預言了如果人民黨無法實現經濟上的許諾將會發生什麼：在民意下降之時， 很明顯，對於人民黨來說將恐慌製造和壓制結合起來是一個擺脫困境的手段。一些導火索事件將發生，這些事件有的是真實存在的，而有的則是捏造的, 只是在此真真假假已不重要。歇斯底里的情緒, 聯同對異議和反抗的強力鎮壓將被激起。
這個預言是有先見之明的，它會幫助我們理解之前《印度》頭版的另一個的頭條。
民族主義與鎮壓
和許多右翼政黨（美國共和黨和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一樣，人民黨的活動也依賴於大資本（主要贊助人）與宗教保守派的奇怪結盟。因為人民黨在經濟方面並無建樹，並且國家經濟正在逐漸被國際力量所佔有，人民黨只能把工作重心轉移向了文化和宗教民族主義領域。
實際上，人民黨領導從來沒有把他們的文化和經濟領域的活動割裂開來。在那場最終以大火收場的‘印度製造’活動當中，舞臺上充滿了各種描繪「古印度」（前穆斯林時期）的畫像。莫迪和他的政黨一直樂此不疲地頌揚這些畫像。
毫無疑問，人民黨最近的文化綱領採取了一種壓制性的暴力的基調以掩蓋經濟問題。《印度》頭條所報導的「JNU示威」始於一場由尼赫魯大學學生所組織的詩朗誦和藝術表演活動。尼赫魯大學是一所公立學校，以嚴謹的學風以及悠久的左翼活動歷史而著稱。兩個學生團體之間的肢體衝突在最後演變成了對左翼學生的政治迫害和對自由言論的武力鎮壓。
最早的肢體衝突是如何發生的還有待理清，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某些事實。整個詩朗誦活動是為了紀念Afzal Guru就義周年。Guru是喀什米爾人，因被指控對2001年的一起對印度議會大樓的襲擊負責而在2013年被最高法院宣佈死刑。尼赫魯大學的學生最早站出來質疑新德里對Guru的懲罰，他們也是當時最早就此事組織抗議示威活動的人。喀什米爾問題一直是一枚政治炸彈，因為它是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一直存在的矛盾的具體體現。
喀什米爾地區自從印度次大陸於1947年分裂為印度與巴基斯坦之後就一直爭議不斷。印度憑藉軍事佔領，單方面製造的協議書以及拒不遵守印度對喀什米爾人自決公投的承諾來宣示印度對喀什米爾的主權。
印度軍隊一直使用武力手段佔領喀什米爾地區, 並且在長期與巴基斯坦支持的當地反叛武裝作戰的同時它們也鎮壓當地的示威行動，殺死無數的平民並且以武裝（特殊力量）力量法案為幌子折磨審訊被懷疑為是武裝分子的人。在這段血雨腥風的歷史中（也許也正因為這段歷史）， 「喀什米爾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四處炫耀的勳章。全印度學生會（Akhil Bharatiya Vidyrathi Parishad ［ABVP］），作為民族義勇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的學生分支，和這種類似的事情一直有瓜葛。義勇團是印度最大的民族主義組織，它一直與人民黨站在一起並且為後者提供群眾基礎 （莫迪正是通過義勇團進入政治場域的）。當然，全印度學生會也因為2014年大選人民黨的獲勝以及莫迪對全印度學生會具有侵略性的撐印度反穆斯林的行為的許可（有時是明示，有時是默許）而越發大膽起來。
一群ABVP的積極分子認為詩朗誦活動冒犯了他們，然後他們把參與者包圍了起來對著參與者大呼包括「印度母親在召喚你們；準備好迎接子彈和頭破血流 」 在內的口號。作為回應，據稱參與詩朗誦的學生回敬道 「粉碎印度！」 就在這個關頭，尼赫魯大學學生會主席Kanhaiya Kumar到達現場並試圖平息雙方。
ABVP則將德里警察局的員警叫到了現場。人民黨很迅速地用「使用反民族的口號」一項來指責尼赫魯大學的左翼學生。在民族主義者的眼中，尼赫魯大學一直是被低估的共產主義堡壘。尼赫魯大學的學生會一直由印度多個共產主義政黨的學生分支主導。德里警察局（其負責人和人民黨之間的交情眾人皆知）迅速的建立了一份名單鎖定學生積極分子。然而名單上的人似乎不全是參加詩朗誦活動的人；很多在名單上的人是平時在政治領域就很活躍的學生。
Kanhaiya Kumar是第一個被捕的人。政府引用了一項殖民時期英國人用來指控甘地的法律，指控Kumar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很明顯羈押Kumar的證據是經過加工的，有人用一段愛國主義者經營的電臺上的改造過視頻的視頻作為證據指控Kumar。那段視頻裡面被人事後加上了一段音軌，裡面能聽到有人喊‘巴基斯坦萬歲’——但是據其他報導，詩朗誦活動現場從未有人喊過這個口號。
在他們對尼赫魯大學學生的迫害中，人民黨獲得了媒體的廣泛支持。後者不斷地在公共平臺上播放加工過的視頻以激起狂熱的極端愛國主義情緒。在媒體開始針對經常在校園裡發表煽動性言論的無神論者和共產主義者Umar Khalid之後，整個狀況變得非常糟糕。僅僅因為Umar Khalid這個名號，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Khalid在媒體報導中被塑造成一個聖戰分子並捏造出他與巴基斯坦恐怖主義組織的聯繫。
污名化不僅來自於媒體，還來自於最高政府。這就解釋了《印度》刊出的第一個頭條: Rajnath Singh是印度內務部長，莫迪最親近的盟友之一。他與RSS的聯繫以及他的極端言論都非常出名。針對尼赫魯大學的鎮壓行動，他說道： 「如果有人祭出反印度的口號和質疑民族團結穩定，這些人將不會得到寬恕。」
Singh 同時宣稱尼赫魯大學的活動受到了Hafiz Saeed的支持。Saeed是巴基斯坦的一個宗教領袖，與虔誠軍（LeT）有聯繫。虔誠軍是一個在印度製造多起襲擊事件的武裝組織。支持這一說法的證據最後竟然是來自一個洋蔥新聞式的推特帳號發的帖子。當然，遵循人民黨一貫狡辯的方式，儘管證據已被證偽，Singh還是拒絕收回他的言論。
關於公平正義的鬧劇繼續上演。當Kumar被帶到德里最高法院進行保釋聽證時，在法庭外Kumar被一群右翼律師毆打，而德里員警只是站在一邊看。律師們的攻擊物件還包括前來報導這一事件真相的記者。在律師們的隊伍中，有記者的鏡頭捕捉到了律師團中的人民黨成員O.P Sharma攻擊示威者的一幕。幾天後，Kumar再一次遭到毆打，這一次就在法庭裡面。門口的員警對於那名帶深色墨鏡的暴徒的進入羈押Kumar的房間的行為完全視而不見。對於Kumar的保釋請求，法院一再推遲直到兩周後才同意臨時保釋，前提條件是Kumar不再從事‘反民族’的行為。
保釋協定本身聽起來就像一個慷慨激昂的隱喻和超級民族主義情調的結合體。協定以引用一段寶萊塢的愛國歌曲開頭，然後指出尼赫魯大學的學生正被某種感染所折磨而這種感染需要在蔓延為瘟疫之前被治癒。另外兩名尼大的學生現在還在監獄中。與此同時，藏在暴徒行為背後的律師和政客們依舊公開地宣揚他們的古怪理念以及在德里街頭行走。因公眾輿論的壓力，有幾個律師被逮捕，但是很快得到了保釋。
鎮壓的背景
多數國內外媒體都在關注尼赫魯大學事件的細節（誰喊了什麼口號？什麼時候保釋？），但是細節實際上比起整個鎮壓行動的背景來說無足輕重。經濟動盪是這個背景的一部分，但同時更重要的是，一系列的學生運動觸及了人民黨的政治構想。有兩個事件為之後的尼赫魯大學鎮壓埋下了伏筆。第一個事件是「佔領UGC（管理公立大學獎學金發放的大學獎金委員會）」的學生運動，這個運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尼赫魯大學學生團體的支持。
2015年10月20號，UGC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宣佈將終止發放獎學金。很多人指出這一舉動應該與即將在奈洛比舉行的WTO會議有關係。
印度一直在致力於通過將高等教育置於WTO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框架下將高等教育帶入國際市場。這意味著政府將不再區別對待國內國外教育機構。
通過削減國家公共大學研究生的經費，政府可以在服貿協定生效後也削減國際學校學生的獎學金。這是印度這個聲稱是民族主義的政府另一項將國內重要領域割讓給國際市場的舉動。
學生們以不同程度的抗議來回應這一削減，其中最具戲劇性的一次是對UCG辦公室的物理佔領行動。儘管很多抗議活動都由與主流左翼政黨有聯繫的尼赫魯大學學生領導，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抗議行動將德里和德里之外的許多學校的學生串聯在了一起。許多平行的組織受到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啟發而聚在一起。對於這樣的行動，德里警方以高壓水炮和警棍應對，但是許多運動成功地挺過了警方的攻擊。然而因為12月份的奈洛比WTO談判的結果，運動的成效未被外界知曉。有一些發生在尼赫魯大學鎮壓之前的事件更加悲劇： 1月17號，Rohith Vemula，一名活躍在賤民政治抗爭中的博士生，因為不堪右翼團體、學校行政部門以及政客幾個月以來的連續迫害而自殺。
「賤民」（達利特人）一詞因為阿姆貝伽爾博士而被經常使用，它指的是印度種姓制度中「不可觸及」的階層。阿姆貝伽爾是一名令人起敬的反對種姓主義者和印度憲法起草人。Vemula曾經是共產主義學生組織的成員，但是對於這些組織對種姓問題的忽視而感到失望。之後他加入了中海德拉巴中央大學（HCU）的阿姆貝伽爾學生聯合會（ASA）。ASA在組織對Yakub Memon就義紀念日活動時與人民黨發生衝突。Memon在1993年被印度政府指控參與孟買爆炸事件。同Afzal Guru的案子一樣， Memon的審訊和宣判引起了極大的爭議，甚至一些印度情報官員都質疑整個審判結果的公正性。
由人民黨支持的全印度學生會則開始對阿姆貝伽爾學生聯合會進行持續的騷擾，騷擾在人民黨高層Bandaru Dattatreya（時任勞工部長）指責教育部長是「種姓主義者」和「反民族主義者」之後達到高潮。教育部長則把責任推到海德拉巴大學行政階層頭上，後者之後把學生趕出宿舍並且禁止學生參加政治活動。
對於一群致力於挑戰當下和作為歷史遺產的社會排斥，這一制度性的打壓實在是一個令人傷心的諷喻。Vemula在這之後選擇自殺。他留下了一紙心酸但是尖銳的遺書。其中一段寫到：「一個人的價值被化簡到了最簡單機械的身份和最有限的可能性上。被化簡到一張選票，一個數字和一個物件上。但是他／她從來沒有被當作一種思想意識對待過。」
團結對抗民族主義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德拉巴大學和尼赫魯大學的兩起事件中，麻煩總是始於人們開始質疑政治犯死刑被用來調動和醞釀公眾的反伊斯蘭情緒。在這兩起事件中，這種質疑正合全印度學生會的胃口——他們可以以這個藉口動用背後的政治關係打擊「冒犯」他們的異議學生。
海德拉巴大學發生的事情尤為值得關注，因為全印度學生會對賤民學生的攻擊實際上是建立在對印度民族主義的許諾的錯誤理解上。右翼印度團體一直在嘗試通過兜售一個單一的印度作為多數族裔主導的身份認同以引導賤民階層與穆斯林對抗。當然，因為他們根深蒂固的種姓主義，印度民族主義者只允許賤民階層在團體內攀升到特定的地位，他們當然不會質疑種姓體制本身。
正如很多學者和活動家指出，印度民族主義最危險的敵人其實是激進的賤民運動。賤民運動通過不斷批判印度教思想來要求廢除種姓制度。
賤民運動和左翼團體之間關係的歷史也並不是一團和氣。包括Vemula在內的許多賤民運動活動家，一直在批判左翼團體機械地用階級分析來替代對種姓的關注以及高種姓對左翼團體的壟斷把持。當然，許多左翼，特別是主流以外的左翼團體是同意這樣的批判的。
最近海德拉巴大學和尼赫魯大學的學生聯合起來也許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信號。一名被學校停課的海德拉巴大學的學生參加了尼赫魯大學學生的一個集會時強調了右翼對兩所學校學生的鎮壓中的相似性。
德里，2月23日，許多尼赫魯大學的學生同海德拉巴大學學生以及賤民運動積極分子一起抗議Vemula所遭受的不公以及要求法律上廢除學校裡的種姓歧視。在尼赫魯大學校園內的一個運動演講中，Umar Khalid引用了Vemula的遺言。Khalid說Vemula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穆斯林，是媒體故意標籤化他的身份，而學生應該團結一致避免Vemula的悲劇再發生。這只是當下諸多團結的一個體現。在尼赫魯大學的校志指出，在尼赫魯事件發生的同時，德里以南的一家本田汽車製造廠的工人也發動了罷工。這場激進的勞工運動是德里以南所謂的「勞工平穩」地帶的最新一起罷工。一些罷工工人來到了尼赫魯大學校園內參加抗議活動向學生講述他們的罷工消息，表達了工人對於學生的支持以及加強學生工人聯繫的必要性。
當然，這個建立更廣泛的團結的過程只是一個開端，現實中有很多信號顯示要完成這個過程並不容易。在左翼內部，一些人認為主流的政黨過於關注學生會主席Kanhaiya Kurma，並且採取了一種民族主義的話語來應對右翼的攻擊，而不是想辦法更全面地保護包括Umar Khlaid這樣的參與者在內的防禦機制。同時，一些賤民運動活動家感覺運動重心不應該被放在尼赫魯大學並且左翼修正反種姓制度鬥爭的歷史將會重演。
在街頭上，鎮壓還在繼續。2月24號，德里警方拘留了超過一百名參加紀念Rohith Vemula的燭光守夜的群眾。結果Vemula的母親也在被捕的人當中。在最近的一段時間內，在警方的另一起對異議者進行鎮壓的行動中，一些在尼赫魯大學事件中對於政府持批評態度的記者也被訊問。
印度現在情況的惡化甚至引起了紐約時報專欄的關注。在2月23日的評論文章中，專欄編輯部表達出擔憂「衝突 …或許會進一步使得議會的經濟改革停滯」。 這裡的「改革」更多指的是新自由主義式的激起印度更廣泛的反抗的休克療法。但是似乎紐約時報把情況本末倒置了。在現實中，正是莫迪的經濟平臺的失效才激起了各種「危險的矛盾衝突」。
也許很多人現在只希望這種 「改良」 不要進一步 「前進」。但是真正的希望在於先進的社會力量更進一步的團結並且能夠對抗莫迪的經濟計畫和他的反動的宗教民族主義。
這段時間確實是印度的恐怖時期，但是它裡面仍然泛著希望之光。學生，社會主義者，工人，穆斯林和賤民都在承受著打擊。但是他們認識到了互相的共通境遇並且一起開展反抗行動。印度的命運也許取決於這些運動中所產生的力量。
文章來源：Jacobin，翻譯：無聯，校對：伊麗傻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