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月，兩名香港人登上珠穆朗瑪峰，登山的勵志故事成為一時間的話題。看過新聞報導的讀者都會知道，單是登山者無法攀登這樣的高峰，走在登山者前帶路、開路、確保安全的雪巴人嚮導最為關鍵。既然是走在最前頭，不用說就是最危險的。在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歷史上，那些嚮導事實上登頂次數最多，當中不少因登山死亡或傷殘。一個身處發達地區的人要上珠峰，動輒需要花費數十萬。諷刺的是，驅使雪巴人從事這種高危工作的原因只有一個——貧困。惟工新聞節譯這篇文章，讓大家了解珠峰下雪巴人的血淚史。
【惟工新聞】逾一個世紀以來，來自西方的攀山者一直都在僱用尼泊爾的雪巴人（Sherpa）去在珠穆朗瑪峰做最危險的工作。對於生存在貧窮地區的雪巴人來說，這是種收入很優厚的生活方式，但世上沒有其他的服務行業，會如此經常地為客人殘害工人。死去的人大都會被遺忘，而他們的家庭除了亡魂外，就一無所有。
在2010年10月24日的早上，43歲、攀山經年的雪巴人（Sherpa）夕雲尼馬（Chhewang Nima）正從海拔2萬3千多尺的巴倫策峰（Baruntse）前進營，向山頂進發。在他頭上的是高雲，還有強風吹下的新雪。巴倫策峰位於珠穆朗瑪峰附近，位於尼泊爾東部。這座高約七千米的山峰，不算是世上最具挑戰性的險峰，卻也是一個很受歡迎的踏腳石。
和夕雲尼馬用著同一條繩索一起攀登的，還有三十多歲的尼馬加辛（Nima Gyalzen）。他也是一個雪巴人，來自西面一個叫羅瓦陵（Rolwaling的山谷。
夕雲尼馬通常受僱於西雅圖的阿爾卑斯登山國際公司（Alpine Ascents International），這次卻是受一位名叫雅諾（Melissa Arnot）的登山者僱用。雅諾當時26歲，居於愛達荷州的太陽谷（Sun Valley），是個受僱於雷尼爾登山公司（Rainier Mountaineering）的攀山嚮導。尼馬加辛則是受一伊朗隊伍僱用。那天兩人合作開闢路徑與安裝繩索，好讓雅諾、伊朗隊伍、還有數隊在低處的隊伍登山時有安全保障。
雅諾當時也在前進營。她計劃在第二天才跟他們一起上山，好讓兩個雪巴人在這天有時間做好工作。雪很深，但雅諾說：「我看著這片雪地，以為移動會很緩慢，但卻看到他們走的很快。我當時想，他們大概能一口氣上到峰頂吧。」
在下午二時，離峰頂600尺處，夕雲尼馬正站在一個雪簷上。雪簷由吹硬了的雪形成，從山邊弧出半空，結構脆弱。在他把雪樁打進雪中的時候，他腳下的雪崩漬了。在連作出反應驚叫呼救也不足夠的時間裡，夕雲尼馬就已消失了。
尼馬加辛憶述說，落下的雪塊把繩索切開了，令它保護不了夕雲尼馬，而這也令他自己不致被一道拉下。他嘗試尋找同伴的踪影，但找不到，於是就不顧一切的衝下山。雅諾最初在前進營看到他下來的時候，還以為他慌狂的舉措是興奮的表現。
「我拿了一杯茶給他，並說：『做的好，你到了山頂﹖』」她回憶當時用著「雪巴英語」，一種珠峰常用的語言，向尼馬加辛問候。
「不，不，不--意外﹗夕雲尼馬完了﹗」說完，他就在倒在雪上。
雅諾打電話給她在尼國境內的登山導遊，請他把直升機叫來搜索遺體。
珠峰嚮導 死亡率高於駐伊美軍
在1996年的珠峰慘劇發生前，來自美國、於該意外中身故的登山導遊費沙（Scott Fischer）對卡古雅（Jon Krakauer）說：「我們已建成一條通往頂峰的黃色磚路了。」卡古雅是《聖母峰之死》（Into Thin Air）一書的作者，該書說的正是96年的那場災難。費沙口中的磚路，指的是在南線（South Col route）連接基地營與海拔29,035尺的珠峰頂端、連綿數里、現在每年都會設置一次的繩索。更準確地說，設置這條繩索之路的，其實是雪巴人，他們也因而不時有人在山上遇難。為了設置繩路、運送物資與帶領客人登上珠峰及喜馬拉雅山其他數十個山峰，雪巴人無時無刻都面對著高山帶來的種種威脅——如岩崩、冰隙、凍瘡、體力不支，以及因血液於高空變濃而帶來的凝血與中風等。
在2013春季出現的一連串悲劇，再次告訴我們在珠峰工作是多麼危險。在4月7日，45歲、享負盛名的「冰瀑博士」（Icefall Doctors）一員的明馬（Mingma）在第二營附近落入冰隙喪身。冰瀑博士的工作，是為所有的登山隊伍，確立通過貢布冰瀑（Khumbu Icefall）的路徑。在5月5日，「國際登山導遊公司」（International Mountain Guides）的東主西門臣（Eric Simonson）寫道：「我們的雪巴家族，失去了一位成員。」37歲的達域他（DaRita）在第三營時感到頭暈——很可能是「突發性的心臟或大腦問題」——並在不久後死去。3日之後，為七大峰探險公司（Seven Summit Treks）工作的、22歲的洛生（Lobsang）在從第三營下山的途中，墮下冰隙死亡。然後在5月16日，探索喜馬拉雅公司（Explore Himalaya）的藍久（Namgyal）在第十次登峰後，疑因心臟病發死亡。
喜馬拉雅資料庫（Himalayan Database）的數據顯示，在尼泊爾的山上工作時喪生的雪巴人，總數為174人，而單在過去十年（譯注：文章成於13年7月），就有15個雪巴人在珠峰喪生。在同一時段，最少有相同數量的雪巴人，因為岩崩、凍瘡及與山峰高度有關的病症如中風和水腫等問題而導致傷殘。在珠峰基地營以上的地方工作的雪巴人，死亡率是美國商業漁民的10倍——而商業漁民，是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評為美國最危險的非軍事職業——甚至比起伊戰頭四年的美軍步兵死亡率，亦要高出3.5倍。對付錢登山的人來說，他們或許能合理化攀山的各種可能的風險。但從工作安全的角度看，1.2%的死亡率是令人憤怒的。世上沒有其他的服務行業會為著客人如此恆常地殘害工人的。
登山致殘 賠償全憑僱主決定
結果，在加德滿都及貢布地區的鄉村內，不少家庭都失去了經濟支柱；如果遇上的不是死亡而是嚴重受傷的話，家庭成員就要被迫在支持與離開傷者兩者中擇其一。54歲的亞添巴（Ang Temba）和65歲的勒泊加辛（Lhakpa Gyalzen）都在中風後癱瘓。亞添巴第一次中風，是在2006年珠峰北面高處為一日本隊伍工作時發生的。在加德滿都的家中照僱他的48歲妻子富芭（Furba）憶起當年在基地營的日本醫生，如何嚴厲地警告他的丈夫：「不要去登山﹗」但在第二年，在相對快速地康復後，亞添巴就收到來自「亞州徒步」公司（Asian Trekking）的珠峰工作邀請。「除了登山，就沒有其他工作選擇。」富芭說。這句說話，反映了不少雪巴人都面對著的困難決擇。「如果當時他聽從醫生的警告，今天他就不會是這樣了。這選擇錯了。」
2007年，亞添巴從山上回來後不久，富芭就發現他在沙發上昏迷了。他的右半身癱瘓了，而且不能說話。「這比照僱孩子更辛苦。」富芭說。「他如廁時要用便盆。」即便如此，亞添巴還算是相對幸運的：富芭仍在他在一起，而且在和僱主的保險公司周旋了一年後，它們終於同意他的傷殘是完全、不會康復，而且是和工作有關的，而得到了約5500美元保險賠償。
勒泊加辛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是在2000年為一中國隊伍登山時中風的。雖然他仍能依靠手杖外出，並保有部份說話能力，但他的妻子和孩子們都離開他了。在12年10月的一個晚上，我到在珠峰下15里的波茲（Phortse）去探訪他。他當時不在家，但第二天早上我再回去時，就看到他在床上吃著他自己煮的一大碟白飯。他說他在前一晚，在前往一條河流的途中，從路上跌下了。一個健康的登山者從他家走到河流，需時20分鐘，他到那裡是想切一些竹，在一個宗教慶典時使用。當時他沒辦法爬回路上，於是就在那裡躺了差不多整個晚上，然後在天亮時爬回家。「很冷。很餓。」這是他躺在灌木叢中時的感覺。
勒泊加辛中風時身處2萬7尺的高處。由於不能移動，他在那裡睡了兩個晚上，然後該中國隊伍才派出一些雪巴人去尋找他。他在下山後甚麼都要自己付錢。「那中國隊伍完全沒有支付任何醫院的費用。一切都要我自己掏荷包。食物、藥費，一切都要自己付。」
登頂十多次的無名氏
在他死亡的時候，夕雲尼馬已登珠峰頂19次，預計在兩年內就會打破先前的紀錄。但縱使身為最頂級的登山者，縱使他需要負責設置繩索、向營地運送物資、為客人攜帶裝備、食物、帳篷、氧氣等工作，不停地上落珠峰，但他在兩個月的登山季節中，卻只能賺到約6000美元，而最頂級的、需運送較少物資但要負責客人安全的西方導遊，就能連小費賺到約50000美元。夕雲尼馬的工資，不只是用來支持自己和妻兒的生活，還要用來照顧他的8個兄弟姊妹中部份的家庭。
「如果有美國人登上珠峰頂19次，他定會不停出現在一堆名牌啤酒的廣告上。」他的一個堂兄這樣說。「但雪巴人就得不到同樣的賞識。」
雅諾在意外後看到的、夕雲尼馬家人悲傷慟哭的場景，自1895年起就不斷在喜馬拉雅山上演。在那年，一隊英國探險隊首次僱用了兩名當地人，去攀登巴基斯坦海拔26,660尺的南迦帕爾巴特峰（Nanga Parbat）。兩人都死了在山上。27年之後，在馬洛里（George Mallory）的登峰之旅途中，就發生了一場雪崩，捲走了一隊繩索建設隊，殺死了7個雪巴人。在1935年，首兩個登珠峰頂的人之一的諾基（Tenzing Norgay）得到了第一份運送物資的工作，主要原因是在上一年有6個最資深的雪巴人在南迦帕爾巴特峰死去了。在那個最早的探索喜馬拉雅山的時期，人們接受了死亡是征服珠峰時需要付出的不幸代價。問題是到了今天，珠峰頂是否仍值得我們付出如此恆常而且可以預計得到的人命代價。
「我的罪疚感，來自於僱用一個沒有其他選擇的人去為我工作。」雅諾在12年10月在尼泊爾這樣告訴我。她每年都會步行去探訪夕雲尼馬的遺孀，當時我和她同行。「我的興趣創造了一個會令人死亡的業務。它把人看成是用完即棄的、用來使用的，這是我最難接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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