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工新聞】本週五（4月28日）就是國際工殤紀念日，香港輿論對此鮮有關注之餘，過半數工傷工人卻仍遭僱主「懷疑」，可能因此長期拖欠工傷賠償，最終須以個人之力與擁有律師團隊的企業和保險公司對簿公堂，工友除了在工傷期間遭資方代理人偷拍和襲擊，更有工友甚至要為官司苦苦糾纏15年。另一邊廂，本地僱主違法情況猖獗，2016年因沒有依法為僱員購買勞工保險而被檢控的個案數字比起同期被控詐騙社會福利的個案遠超逾1.7倍，一旦發生工傷，苦主可能無望索償，惟政府竟未有高調呼籲市民舉報，令人髮指。由多個勞工團體組成的「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今日（4月24日）發表調查報告，表示香港現行工傷賠償機制沒有賦予勞工處判定爭議的權力，往往導致工傷苦主遇上索償爭議時難逃訴訟折磨，建議成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統一評估、處理及發放工傷補償。

一打「質疑」牌  逾六成工傷者遭拖欠工傷病假錢和醫療費

調查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進行，共訪問了135位工傷工人，發現57%受訪者遭僱主懷疑他們身受工傷意外的事實。僱主表示懷疑工傷期間，仍然依法支付足額工傷病假錢的比率僅為三分之一左右（33.8%），間歇支付和乾脆不支付的比率則合計達65.0%，工傷苦主損失慘重。除工傷病假錢外，醫療費拖欠情況亦頗為嚴重，聲稱懷疑工傷事實的僱主逾六成未有付足或根本沒有為僱員支付醫療費。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工傷僱員可由暫時喪失工作能力（放取工傷病假）的日期起，在註冊醫生證明必須缺勤期內收取原本收入的八成，通稱工傷病假錢。此外，僱員亦有權以實報實銷方式收取醫療費，每日上限為200元，若同一天入院並出院接受治療，當日僱主須支付的醫療費上限則為280元。

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表示假如僱主提出「懷疑」，勞工處即難以按《僱員補償條例》判傷並評補償金額，亦不存在權力指令僱主賠償，有如無牙老虎。

勞工幹事：跟五百個案，等到判決完成者不到五人

既然勞工處在現行政策下無能為力，面對爭議的工傷苦主若要堅持索償，通常惟有自己向法院提出訴訟。調查顯示81.3%受訪的工傷工人認為不可依靠勞工處僱員補償科處理其索償個案，同時亦有近九成遇到「爭議個案」的工傷工人指他們正考慮訴訟或已經提出訴訟。

不過打官司未必是工傷苦主索償的好辦法。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發言人郭政權是資深勞工工作者，他表示自己處理過的索償求助個案逾500宗，可惜能熬到完成審訊程序的個案「一隻手都數得晒」，而且判決多未如工傷工友理想。處理訴訟通常要花2至3年，官司期間的龐大心理壓力和經濟壓力可能會讓工友半途放棄索償。

郭政權憶述他跟進過的求助個案，有一位從事服務業的女工被客人毆打受傷，官司拖得太久，拖到僱主結業，毆打她的客人逝世，連事主也想放棄的時候，承包勞工保險的保險公司倒不耐煩，想取回先前交由法庭託管的一筆預備用來和解的錢，於是重提舊事。官司重啓後法庭判決的賠償金額比保險公司過去提出的和解金額更低，事主要賠對方堂費和律司費之餘，整場訴訟前後更花了15年光陰。

保險公司為削賠償 疑聘私家偵探偷拍滋擾做假證

香港的工傷保償制度採取「僱主責任模式」，但實質上是強制僱主向保險公司購買勞工保險，付錢賠償的是保險公司。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歸納政府統計，表示過去5年僱主因沒有投購僱員補償保險的檢控數字累計達4,229宗，光是去年已有604宗。惟工新聞對照社署資料，發現這個數字比2015-16年度的控詐騙社會福利的個案超出逾1.7倍，情況嚴重。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發言人羅佩珊表示假如僱主沒有購買勞工保險，若工人遇到工傷，既然沒有保險公司出錢僱主為迴避自己付錢賠償可以直接申請破產，屆時工傷苦主將難以索償。

由保險公司付錢賠償工傷苦主亦引發各種利益衝突，郭政權認為那構成了一條由保險公司、律師、私家醫生、公證行和私家偵探組成的「產業鏈」，為削減保險公司賠償金額而服務。他指保險公司為質疑工傷苦主的康復程度和喪失工作能力程度，經常派人或委託公證行調查工傷工人，要求他們簽署醫療紀錄授權書，又或者要求他們接受保險公司指定的醫生檢查，企圖製造一個不同於先前為苦主診症、治療並簽發病假證明的醫生的講法，以示「專業意見之間有矛盾」，好讓保險公司藉辭停止發放工傷病假錢。他亦遇過有工傷苦主被私家偵探跟蹤偷拍，假造身份向工友訛稱來自勞工處，有文件要送給工友簽收。結果工友到場後被硬塞一個空的紙皮箱，然後遭人拍下他手捧紙箱的相片，捏造他「雙手仍然有力」的偽證。更有工傷工友在所住區內公園散步時遭陌生大漢暴力衝撞，繼而對他辱罵挑釁，但工友發覺附近原來有人已擺好鏡頭拍攝，懷疑是保險公司派人刻意引他發怒還擊，存心炮製他仍然生猛有力的證明，意圖在訴訟時壓低賠償額。

現年43歲的前地盤工人文軍亦有類似遭遇，在最困難的日子還要被各方監控落井下石。他2014年在地盤摔斷腳，傷及盤骨，無法開工，一家四口頓失經濟支柱，妻子照顧兩個孩子之餘又要照顧他，「嗰陣我自己連褲都著唔到」。惟在層層外判下，地盤各層判頭互相推卸責任，三判給他一個月賠償後熄電話玩失蹤，對他不再理睬，二判接手賠償一段日子後亦拒絕再支付，文軍為索償到處奔走，苦笑當時「揸住枴仗周團跑」，無法工作也無法依法獲得賠償只能問觀戚借錢度日的苦況亦讓他壓力大增，須向精神科求診。想到未來還可以做甚麼，他一度覺得自己是個廢人：「曾經企喺窗口，真係想跳落去。」

面對重重困擾，文軍申請法援以訴訟索償。期間他的律師收到對家律師送來一疊相，都是他在家裡附近活動的照片，方知已被對家跟蹤偷拍了好幾天。

公證行海鮮價拗賠償  前後相差近廿倍

為保障工傷受害人，免除訴訟之苦和打破上述產業鏈，羅佩珊表示應改變現時的「僱主責任模式」，轉用「社會保險模式」的中央僱員補償制度，統一評估、處理及發放工傷補償，如遇工傷賠償爭議，並非由工傷工人自己與僱主或保險公司苦鬥，而是賦予勞工處行政權力去判定意外事實與賠償責任。調查亦發現分別有96.0%和94.5%受訪者，同意給予勞工處指令僱主支付工傷賠償的權力和成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

郭政權又指現時制度缺乏統一評估工傷補償的機制，保險公司在提出和解時會視乎對手強弱而致力壓價，導致賠償金額上落極大難稱客觀，令人無所適從。他表示有一位在美容院工作的工人在店內摔倒撞斷盤骨，僱主旋即將公司易名轉手予女兒，不再支付工傷賠償。她不服，保險公司委託的公證行最初竟向她開價3萬元賠償，後來她在勞工團體協助下計算工傷損失並取得律師意見，多次向公證行交涉後，對方最後接受58萬的賠償額。郭政權笑說：「前後可以幾乎相差二十倍。」

編按︰美國國防部指在4月1日發表聲明表示為了打擊伊蘭國，在2014年以來「無意」中造成至少229名平民死亡，他們對無意造成的死難者表示遺憾。不過三個獨立進行的調查均顯示，美軍在3月中空襲時炸毁一間清真寺，造成38人死亡並非如美軍所說的那麼無意。《惟工新聞》特意翻譯這篇報導。

3月17日，美國軍方對敘利亞北部的阿勒頗省進行空襲，他們聲稱目標是正在開會的阿爾蓋達組織（al Qaeda）成員。

阿勒頗的當地人和第一目擊者堅稱，被炸的建築物實際上是奧馬爾‧伊本‧哈基斯（Omar Ibn al-Khatab）清真寺。當時寺內約有300人正在進行宗教講義或夜間禱告。本週，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總部位於美國的人權組織）、法理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倫敦大學的研究機構）和貝林特（Bellingcat，使用開放源代碼與社交媒體調查世界各地的衝突，建立指南和案例研究，鼓勵其他人學習做同樣的事）各自進行獨立調查。三個調查的結論都認為空襲目標是「完全摧毀」崇拜部（service section），並向逃跑者開槍，結果造成38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當被問到有沒有可能炸到清真寺時，海軍上尉傑夫‧戴維斯（Jeff Davis）回應：「為減少平民傷亡，該地區在空襲前已經被詳細地監視。」 他又說︰「我們特意不襲擊清真寺。」

在空襲後一個多月，人權觀察對事件進行調查，報告指：「美國當局未能採取一切可行的預防措施，以避免或盡量減少平民傷亡，而這是戰爭法規定的要求。」

「當美國官員得知附近有一座清真寺，他們聲稱空襲的目標是一間興建中的社區大堂。但是根據當地居民提供的資料、建築物事前和事後的照片及影片顯示，空襲目標亦是一間清真寺。」人權觀察報告指出。

根據人權觀察，當地居民說當空襲發生時，寺內或該地區並沒有阿爾蓋達組織或其他武裝團體的成員。他們還補充，管理清真寺的宗教團體會在每星期四日落禱告和晚禱之間舉行崇拜活動。而空襲大約在下午6時55分發生，晚上禱告即將開始之時。

人權觀察在報告中寫道：「美軍似乎從根本上誤解了他們襲擊的建築物的性質，而且似乎沒有了解該地區的生活模式。一位美國官員說空襲是晚上禱告結束之後進行，意味著平民已經離開了該地區。雖然不清楚官員指的是哪一個禱告，但根據美國關於空襲何時發動的聲明和寺中的人提供的資料，空襲大約在下午6時55分左右發生，即在當天晚禱前的15分鐘。即使美軍認為目標建築是一個社區大堂，晚禱即將開始的事實是有重大關係，因為他們知道附近有一間清真寺。禱告時間很容易在網上查到，美軍應該是熟知的。」

人權監察與14名目擊者進行交談，當中有些人在事發時身處清真寺內，並且還分析了貝林特提供的影像和照片。法理建築創造了清真寺的模型，並展示了攻擊如何發生。這三項調查是分開進行的。

資料來源︰
Salon: Report: Despite denials, the U.S. Military blew up a mosque in Syria killing 38 people

獨立報告：
Human Right Watch: Attack on the Omar Ibn al-Khatab Mosque
Forensic Architectur: Al-Jinah Mosque
Bellingcat: The Al-Jinah Mosque Complex Bombing - New Information and Timeline

編按：中國大陸不少城市近年凍結最低工資，但即使在有調高最低工資的城市打工，生活也不見得好過。一河之隔的深圳將於今年6月增加最低工資，結果卻淪為業主虎視眈眈的肥肉，你加薪5%他們就加你租40%，將工人荷包搜刮乾淨。當地工人蒐集辣手加租的證據，連同心聲自己在《尖椒部落》發表，惟工新聞特此轉載。5月1日就輪到香港打工仔增加最低工資了，我們的租金去向又將如何？
 

文：好多蔥

我是一粒塵埃，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去。

在這繁華的都市，每到夜深人靜，一個人總是不由自主地感慨：我們都向往都市的繁華，可是真正到了城裡，現實的骨感又讓我們害怕身處其中。這很矛盾，何嘗不是一種悲哀。不是我們想背井離鄉，是生活讓我們沒得選擇。我們向往著更美好的生活選擇進城打工，卻發現自己只能選擇卑微的生活方式。

我們為了生活不斷努力奮鬥甚至自我剝削，最終卻還是讓生活狠狠地甩了一巴掌。

大致已經忘了那是什麼樣的心情了，不過那天天氣是非常的陰沉，還下著雨，那時我在前往醫院的路上，跟往常一樣走路習慣刷手機，快要到醫院門口的時候，就刷出了一條新聞：「重磅！深圳公佈今年最低工資標準！」今年6月1日開始，我們的最低工資會從2,030漲到2,130元。

最低工資上漲，按理說是個好消息。但我看著這新聞，卻一點也開心不起來，反而心情變得更加沉悶、失落。

果不其然，信息公佈出來後還沒過一晝夜，城中村的房東也湊起了熱鬧。本來說好不會漲房租的房東，一下子給我們來了個突擊：六百的房租漲到七百八，五百的房租漲到七百。

當天下午三點左右，工友們也陸續收到了房東的告示。

工友拍攝的房租上漲通知

我憤憤不平地去問房東，房東卻回答我：「周邊的房租都漲了，如果我不漲的話就過不去，所以必須跟著漲啊。」

我身邊的工友也紛紛遇到同樣的煩惱。有人承受不了這種突然增加的經濟壓力，被迫考慮辭職搬家；有人去和房東談判交涉，卻反被房東逼遷。

眼看著房租在漲，我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截圖來自作者

不光是房租，店鋪的租金自然而然也跟著漲了起來，牽一發而動全身，物價當然也漲了。好不容易漲點工資，錢還沒到手，先送給了房東和店家。我簡直懷疑漲工資不是為了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而是為了房東們的創收。

我們以為自己是在為生活而奮鬥，到頭來還只能是個「打工的」，除了自己的身體，除了自己的雙手，一無所有。

有的時候，付出與收獲不是正比的，這讓我切實地明白了什麼叫「為他人作嫁衣裳」。

都說社會在進步，生活比以前更好，但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又總是那麼的遙遠。社會是在進步，經濟在發展，但我們的生活也並沒有因此變得更好過一些，說是舉步維艱也不為過。工人們還是要為了更好的生活而沒日沒夜地加班，有的人更是身兼多職，只為了手頭能不那麼拮據，心裡面踏實些。

就像《半斤八兩》這首歌寫的：「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糴直頭係壞腸胃，搵嗰些少到月底點夠洗，確係認真濕滯」，「出咗半斤力，想話攞返足八兩。家陣惡搵食，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嗰種辛苦折墮講出嚇鬼，咪話冇乜所謂」。

我不過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粒塵埃，不奢求在這千萬人中有怎樣耀眼的光芒，取得怎樣的成就，只是想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如果就連這麼平凡的心願也不能實現，那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什麼。

現實卻是：我還在貧困線上苦苦掙扎。

我是一粒塵埃，只不過是一粒塵埃。

（原刊於尖椒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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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日（4月28日）是國際工殤紀念日，當樓價連年飆升，有誰還記得何文田豪宅區曾經是當今炒家避之則吉的墳場、天花醫院以及高危工業用地？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重溫1921年台山電光爆竹廠爆炸慘案，揭示這個曾佔全港出口額第六位的重要工業風光背後的童工悲歌，悼念工殤死難者之餘，亦剖析油尖旺城市規劃的歷史。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香港發生了一宗嚴重的工業意外，這宗意外對香港工業安全法例沒有重大影響，但從中可以看到當時工人的一些可悲狀況。

二十年代可怕的工業意外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香港經濟復甦，踏入二十年代通脹高企，市民生活困苦，機器工人於1920年4月發動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罷工19日後以勝利結束。接着海員於1922年1月要求加薪不果發動罷工，持續56天後亦以勝利結束罷工。在這兩宗罷工之間，發生了一場可怕的工業意外。

意外發生於1921年2月25日2時，位於何文田的「台山電光爆竹廠」發生巨大爆炸，威力驚人，聲如雷響，廠內四週牆壁隨之塌下，火光紅紅。由於附近無店舖和民居，故未有引致其他地方有任何捐失。晚上9時，消防員將烈火完全救熄（注一），意外造成32人死亡，56人受傷（注二）。當時遠在新加坡的《海峽時報》，也有篇幅報導（注三）。

當日有161名女工在廠內工作，正搬運400多箱炮竹（爆竹）成品，準備付運英國。當裝箱完畢，蓋上上蓋加釘鞏固時，木箱工人打釘用力過猛，以致鐵鎚觸及火藥，即時引發爆炸，轟然一聲巨響，火星四射，霎時間各貨箱皆紛紛爆炸，連珠炮響，黑煙密佈，呼喊聲不絶，被炸者無不焦頭爛額，血肉模糊（注四）。

是時，公司總經理胡元攀正在廠外山腳下的棚廠，吩咐工人趕船赴貨，忽聞巨響立即上山回廠視察，眼前工場已四面着火，女工紛紛四處逃竄走避，秩序大亂。管工胡樂不顧危險，奮勇向前，於火光中救出女工十餘人，她們已經是頭、臉、頸等部位被火燒傷。胡元攀見有女工數人走出來時，衣服仍是著火焚燒中，立即上前將她們的衣服脫下，因而引致自己的雙手也被火燒傷。有衣服著火的女工五六人，邊走邊呼叫，其中一名衣服著火的女工已走出工廠二三十尺，仍拔足狂奔致令火勢更加猛烈，當場燒死（注五）。

油麻地警局聞訊後，立即派出中西探員及消防隊到現場搶救，先行射水控制火勢，水警亦派出消防船，與尖沙咀消防局消防員，共同乘坐消防車快速前往災場。前任警司馬沙與副警司京氏（T. H. King）先後到達現場，兩人異常奮勇，親手將傷者抬下帆布車，並為傷者包紮。有一女工其足部已燒斷，醫生帶來的棉布不敷應用，京氏乃將自己的白手帕交給醫生作繃帶使用，為傷者包紮傷口。其後他繼續到瓦礫中揮鋤挖掘，將重傷者抬下帆布車。中西探員亦是奮勇搶救傷者，至4時15分始將火控制救熄（注六）。

工人傷亡情況

傷者全部送廣華醫院救治，當日送院傷者共有29人，其中女性有28人，男性有1人；死者3人；出院者6人。留院觀察者20餘人中，內有重傷者7至8人，恐有性命危險。約有30餘名輕傷者沒有入院，所以受傷總人數有56人，失踪者七八人。該院西醫及油麻地公立醫院醫生，全部在醫院為傷者治療，包紮敷藥，非常繁忙。有一名女傷者送院時，全身被火燒至赤裸，只餘胸前一塊爛布，不停地呻呤，其母親在旁大哭說：「我只有這一個女兒，靠她工作養老，望醫生速速為她救治。」醫生好言安慰，勸她回家，說：「你的女兒敷藥後已經沒有痛楚了。」該母親始哭泣離去，實則女兒已經傷重斃命（注七）。

台山炮竹廠死傷者資料表

從上表可見傷者中有青年工4名，年齡由17至19歲不等。死者中有不知名男嬰1名，約6個月大，童工1名14歲。有9具屍體被燒至已不能分別男女性別（注八）。

參考澳門資料，炮竹廠大部份工作毋須講究體力，廠內工人以女工為主，童工亦有不少，這廠的童工和青年工數量算是少。在鑿炮工序中童工最多，鑿炮前要將藥引插入炮竹內，童工手掌靈活動作快，工資低，故資本家為追逐利潤，不顧道德，多僱用童工，詳情可參閱附圖澳門炮竹廠童工工作的照片。

圖片來源：黎鴻健著：《氹仔炮竹業》（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3）。

有關香港童工作的情況，可參閱王曉鑫等的《千針萬綫──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香港，成衣業、文職及零售業職工總會，2008），書中有講述七、八十年代童工在廠內的情況（注九）。

那一年社會開始注意童工，這宗意外卻未引起港英加緊注意童工在高危工作場所的問題，而於1922年通過的《兒童工業僱傭條例》（Industrial Employment of Children Ordinance），只訂明童工的最低年齡是10歲，從事危險工作的最低年齡是15歲。按此例這4名青年工是合法的。直至1927年始通過《工廠（意外）條例》[一九二七年第三號]，將製造煙花、玻璃和鍋爐芯片定為危險行業，兒童、女性和青年都不得在上述行業工作。有關香港童工法例的資料可參閱筆者的〈香港第一條勞工法例──《兒童工業僱傭條例》〉，載《惟工新聞》。

男嬰在危險工廠出現，可見當時工人對工業安全的常識和社區的公共服務配套是零，沒有育嬰設施。工人在生存壓力下，為了餬口，不惜犠牲生命健康。

表內各人的住址可見低下階層的居所分佈分情況。當時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到達何文田，工人要徒步上班。

廠方報稱損失了約二萬五六千元左右，會捐錢撫卹死傷者家屬，要待廣華紳士商定辦法後，由廠方負責殮葬費（注十）。10胡元攀個人捐出1,000元給死傷者家屬（注十一）。廣華則損失了該幢建築物，約值萬多元（注十二）。工務局則在何文田山頂龍骨地方撥地作墳地，下葬死者（注十三）。

3月7至8日，法院開庭研訊，認為這次爆炸是屬於意外事件，沒有任何人需要負責任（注十四）。

炮竹廠工人

台山電光炮竹廠於1919年在香港註冊成立，1920年8月開張，同年11月30日已曾經發生過一次爆炸，傷了兩人。公司股本一半為美國資本，另一半是華商持有，總公司在美國西雅圖（Seattle ，當年又譯「些路埠」）。廠房前身是東華痘局，月租70多元，全廠用磚瓦建造，十分穏固，不易燃燒，另有土庫以儲存火藥等易燃品（注十五）。製造炮竹的火藥房設在山頂的獨立屋，離工場160呎，廠內無燈火，晚上廠房關閉不開工（注十六）。全廠僱用約162名女工，專責插藥引等工序，管工4名。女工按件計薪，每日可賺取1角5仙至1角7仙不等，快捷者每日可賺取3至4角。廠外山腳下有一竹棚，用作製造炮竹紙殼工場，僱有女工100名，男工6至7人（注十七）。

若按每月工作26日計，即女工每月可賺取3元9角至4元4角左右。機工罷工前每月可賺取30元，苦力則是12元。單身苦力每月生活費約3元，一家4口在港每月生活費約5元5角（注十八）。1918年時保良局清潔女工月薪只得2元5角，女傭有4元5角，女傭總管也只有7元。對照之下，這些女工的收入算是一般而已。

東華痘局的成立源於二十世紀初期天花肆虐，因天花主要透過空氣傳染，患者須要隔離治療，種痘（接種天花疫苗）是預防及控制天花最有效的方法，但當時並未普及。東華三院總理聯同紅磡、尖沙咀、油麻地及九龍城商戶，去信港英要求撥出何文田山興建天花醫院（注十九），以隔離天花病人。港英撥出何文田山麓（今培正道、常盛街及佛光街交界處）3萬平方呎給廣華醫院興建天花醫院，稱為「油麻地痘局」。後開闢了一條山路直達痘局，名為「何文田山道」，即今「何文田街」（注二十）。當時何文田山十分荒涼，人跡罕至，正好作隔離天花病人以進行治療的醫院（注廿一）。1920年廣華開始免費贈種牛痘，翌年將痘局工作交回港英接管，痘局停用，天花患者則由廣華收容治理。東華將痘局建築物租予「台山電光爆竹廠」（注廿二）。

意外現場左右都是墳場，港英於1921年宣佈在何文田開闢墳場，稱為九龍墳場，1930年再劃為三個區：現今九龍華仁書院為一號墳場，供歐洲基督敎徒使用，於1932年關閉；二號墳場為華人墳場，位於現今的何文田邨，於1947年關閉；三號墳場為回敎墳場，位於現今窩打老道山一帶，於1963年遷往柴灣哥連臣角（注廿三）。另紅磡靠背壟有1913年設立的後背壟墳場（注廿四）。這地方正適合炮竹廠建廠之用，所以意外沒有波及其他人。

意外發生時，山的另一邊勝利道、太平道和自由道交界的花園城市剛落成，開始入伙（注廿五）。

油麻地警署於1893年設立，原位於上海街及眾坊街交界（今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街道亦因此稱為差館街。1922年時遷往廣東道及眾坊街交界。舊警署於1924年改為九龍巡理府，1936年停用。

意外時尖沙咀消防局剛啟用，位於梳士巴利道，即今1881 Heritage位置，內有七號喉車和新購入的二號救護車（注廿六）。

當時窩打老道只有廣華醫院附近一段，尚未延伸至油麻地和九龍塘。彌敦道只有窩打老道至亞皆老街一段，稱為「加冕道」，所以消防和救護車是不能直接順利駛到災場的。

香港炮竹業於1906年已開始，葉蘭泉（1866-1946）在九龍旺角開設「廣萬隆爆竹莊」，獨家製造炮竹。1916年炮竹大王陳蘭芳（1885-1969）收購廣萬隆，於1921在馬頭角北帝街70號開設全港最大的「廣萬隆爆竹廠有限公司，僱用員工1,000餘人。三十年代日本加緊侵華，國內炮竹業大受打擊，近乎停產，港澳則受益，生意大增（注廿七）。1939年香港的炮仗出口額佔全港所有貨品出口額的第六位（注廿八）。香港淪陷後，餘下的唯一炮竹廠廣萬隆東主陳蘭芳避走澳門，全港炮竹業停產（注廿九）。

所謂「電光炮」，魯金在《香江舊語》一書描述如下：三十年代有一種不是用黑火藥和木炭粉為主要原料的炮仗，稱為「電光炮」，它是用新的白火藥和化學品配合而製成的，燃燒的時候炮仗聲響特別響亮，同時閃出的火花有如閃電，發出白光。從前的古老炮仗在燃燒時閃出的火花是紅色的，這種新炮仗因為用新藥劑製造，燒時如閃電一般，故名電光炮。原來電光炮早在三十年代就已開始在香港生產；後來因為爆竹廠發生爆炸傷亡，港府於是禁止，不准再用新的火藥來製造炮仗，生產商只好把工廠搬到澳門繼續經營。台山電光爆竹廠遷往澳門台山，開業後15日發生爆炸，釀成百餘人死亡，300餘人受傷的慘劇（注三十）。災後的澳門成立委員會調查，沒有禁止生產炮竹，而是把炮竹廠遷移至離島氹仔（注卅一）。

總結

當時在香港掌政的是司徒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 ，1876-1947，又譯史塔士），任期由1919年至1925年，被後人視為強硬派，實質他只是作風保守，忠實執行爭取英國在港最大利益，並維護商人利益，推行官商勾結政策。可以說全部港督都是如此的。司徒拔任內要處理的重大問題不少：童工立法問題，妹仔解放問題、1920年機工罷工、1922年海員大罷工和1925年省港大罷工等。

在處理吉慶圍鐵閘問題上，司徒拔主動把鐵閘運回港交還新界鄉民，以懷柔手段爭取民心（注卅二）。可見他並不是獨沽一味的強硬派。絶大部份港督都是愛以高壓手段維持秩序，包括金文泰在內，他曾下令封閉多間工會，立法把同盟罷工訂為非法行為，對工會態度強硬。

司徒拔在處理童工問題上，因商人反對聲音小，順利立法，開創了新局面，是他任內最大建樹。不過這位英國紳士面對這宗工業意外，並沒有觸動他的道德文明良知，加強有關立法以限制15歲或以上青少年從事危險工作。

在妹妹仔解放題上，他更以拉攏華商為重，把道德文明擺在一旁。雖然最終都是立法了，但仍是拖延有關法例的執行，這亦可算是他重大另一建樹（注卅三）。

奮勇搶救傷者的副警司京氏，就是海員大罷工時的沙田血案主兇，是他下令開槍的。

最後送上鄧阿藍的《只是》，以慰死者在天之靈。

只是
鄧阿藍

高高的建築物下
救護車運走了工傷的人
如果工人是一隻鳥兒
墜地的都會即時飛起
那就讓地盤設備不足吧
假如工人是一群鳥兒

大大的工廠裡
救護車抬走了工傷的人
假如工人是一條蚯蚓
失去的都會長回
那就讓工場裝置簡陋吧
如果工人是一堆蚯蚓
可看見的都是人體
肢體斷掉了
不能像樹木一樣再生
身體傷殘了
不能像昆蟲一樣再行
不能像樹木一樣再生
不能像昆蟲一樣再行

注釋：
一. 《華字日報》，（香港，1921年3月8日），第1張第3頁。
二. 《華字日報》，（香港，1921年2月26日），第1張第3頁。
三. 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廣華醫院與油麻地痘局〉，載《蘋果日報網》，2011年11月14日。
四. 《華字日報》，（香港，1921年2月28日），第1張第3頁。
五. 同注四。
六. 同注四。
七. 同注四。
八. 同注四。
九. 黎鴻健著：《氹仔炮竹業》（澳門：澳門文化局，2013），第196頁。
十. 《華字日報》，（香港，1921年3月2日），第1張第3頁。
十一. 同注四。
十二. 同注十。
十三. 同注四。
十四. 同注一。
十五. 同注四。
十六. 同注一。
十七. 同注一。
十八. 馬冠堯著：《車水馬龍》（香港：三聯，2016），第135頁。
十九. 同注三。
二十. 蘇萬興：〈油麻地簡史〉，載《坐言集》（香港：超媒體，2008）。
廿一. 鄭敏華編：《追憶龍城蛻變》（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11，第二版），第171頁。
廿二. 同注三。
廿三. 同注廿一，第179頁。高添強：〈香港墳場發展史略：1841-1950〉，載梁美儀等編：《凝視死亡》（香港：中文大學，2005）；第236-237頁。
廿四. 〈香港(華人)墳場一覽表〉，（香港：香港史學會）。
廿五. 同注廿一，第176頁。
廿六. 劉智鵬等編著：《香港消防發展史1868-2015》（香港：香港消防處，2016），第32-33頁。
廿七. 同注九，第22、35頁。〈廣東爆竹業源流〉，載《廣州市情網》。
廿八. 劉蜀永著：《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1998，第三版），第206頁。
廿九. 同注九，第22、35頁。
三十. 同注九，第26頁。《華字日報》（香港：1926年1月4日），第2張3頁。
卅一. 同注三十。
卅二. 參閱梁寶龍：〈吉慶圍鐵閘與港督司徒拔〉，載：《香港舊照片》。
卅三. 參閱梁寶龍：〈妹仔解放運動〉，載：《汗血維城》，香港，中華，快將出版。

1967年4月28日，重量級拳王阿里因為拒絕服兵役。這個決定不但令他的拳擊執照被吊銷，亦令他失去拳王名銜。

阿里本名Cassius Clay。他在1960年羅馬奧運贏得重量級拳擊金牌後，就由業餘拳壇轉戰職業賽。四年後，他挑戰WBC重量級拳王Sonny Liston。到第七回合，Sonny Liston沒有走到擂台中央應戰，阿里就首度成為職業拳壇的拳王。他贏得金腰帶後，他身為非主流伊斯蘭組織「伊斯蘭民族」（The Nation of Islam）一員的身分被公開。由於該組織的成員不願使用白人奴隸主留級他們的姓氏，阿里改名為Cassius X，到後來再改名為Muhammad Ali（阿里）。

擊敗Sonny Liston後，阿里連續九次接受挑戰者挑戰都成功保住金腰帶，並贏得WBA拳王寶座。同時，阿里因為拒被徵召入伍而被美國愛國者視為叛徒，同時也被反越戰人士視為英雄。阿里認為戰爭違反可蘭經教義，並說過一句名言：「越共沒有叫我做黑鬼（"No Viet Cong ever called me Nigger"）」。對阿里來說，越戰是一場只為了服務美國白人利益的不義之戰：「我不會到萬里以外殺人和用火燒其他人，讓白人奴隸主繼續在世界各地主宰著皮膚較深色的人。」（"I am not going 10,000 miles to help murder, kill, and burn other people to simply help continue the domination of white slavemasters over dark people the world over."）

1967年4月28日，是阿里理應正式入伍的日子。他到休斯頓出席入伍儀式。據阿里在他的自傳《The Greatest: My Own Story》憶述，當時在場軍官喊出他的舊名字Cassius Clay時，他不作任何回應。該軍官再問：「Cassius Clay！你可否站出來接受徵召加入美軍？」阿里再沒有回應後，一名較高級的軍官叫阿里進入一個房間。在房間內，該高級軍官告知阿里他拒絕徵召要承擔的法律後果。由於按規定當局要給予阿里再一次接受入伍的機會，阿里又被帶到原來應召入伍的地點。當他再一次拒絕在聽到Cassius Clay後站出來後，阿里被要求簽下一份聲名後就離開。當他回到酒店後，阿里就從電台廣播得悉WBA已經褫奪了他的拳王名銜。同日，紐約拳擊委員會吊銷了阿里的拳擊執照。兩年後，WBC亦不再承認阿里是拳王。

後來阿里因為拒絕入伍而被判入獄五年同罰款一萬美元。但他後來上訴得值。到1970年10月，離開了擂台三年多的阿里復出戰勝了Jerry Quarry。翌年3月，他挑戰當時擁有WBA同WBC兩條金腰帶的傅利沙（Joe Frazier）。經過十五個回合後，裁判一致判傅利沙獲勝。這是阿里職業生涯首次敗仗。但阿里在1974年10月終於在扎伊爾（今剛果民主共和國）擊倒了比他年輕七年的科曼（George Foreman），重奪兩個組織的拳王名銜。阿里之後十次衛冕成功，當中的手下敗將包括傅利沙。直至到1978年2月，阿里才再逢敗績，被Leon Spinks擊敗。

阿里在去年6月逝世，享年74歲。他至死仍然篤信伊斯蘭教。但他在七十年代中已離開了備受爭議的伊斯蘭民族，改為遜尼派信徒。到2005年，他再改信蘇菲派。2015年12月，他曾發表聲明回應特朗普的言論。當時仍未得到共和黨提名的特朗普建議禁止所有伊斯蘭教徒進入美國境內。阿里隨即發聲明說：「真正的穆斯林知道那些所謂的伊斯蘭聖戰者帶來的殘忍的暴力是違反我們宗教的教義的。」

（原刊於運動公社）

【惟工新聞】最新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今日（5月1日）起實施，時薪由32.5元調整至34.5元，比上次在2015年調整的最低工資水平增加2元，兩年合計增幅為6.15%。

2010年立法會通過制定法定最低工資，惟勞工團體建議的「一年一檢」方案未被採納，最低工資水平只能每兩年檢討一次，造成基層打工仔工資增長滯後。加上物價變動僅是當局用以決定最低工資水平的眾多指標之一，不保證打工仔足夠應付生活。

到底最低工資加2元是甚麼意思？惟工新聞檢視政府各部門數據並作對照，讓大家評價這次調整是否公道。

「飛棚」即懸空式棚架，危險性高，工權會倡議禁止這種做法

• 2017年剛過兩個月 10工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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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百科】今年五一勞動節之前上接週末週日，之後再隔一天就到今日（5月3日）佛誕公眾假期，不少打工仔都盤算過星期二請假一天，自製五日連假好好輕鬆一下。可惜佛誕並非勞工假，這種機會不是每個人都有。

勞工假少銀行假5天 多個行業受損

現時香港每年有12天俗稱「勞工假」的法定假日，適用於《僱傭條例》下受連續性合約（即為同一僱主每週工作18小時或以上，工作滿連續4星期，通稱「四一八」）僱用的所有僱員。

不過《公眾假期條例》則規定每年有17天公眾假期，亦即月曆上的紅日，只有銀行、教育機構、公共機構辦事處及政府部門須要遵守，因此俗稱「銀行假」。由於兩條法例之間的落差，導致大量藍領以至其他行業工人每年損失5天假期，建造業、飲食業、零售業、運輸業、清潔及保安都淪為災區。

逾85萬僱員中招

根據勞工處委託統計處於2011年第2季進行的調查，全港受「四一八」僱用的打工仔當中，有30.9%沒有放取公眾假期，受影響人數逾85萬。

佛誕屬於「銀行假」卻不屬於「勞工假」，多個行業的僱員恐怕未必受惠。除佛誕外，耶穌受難節、耶穌受難節翌日、復活節星期一和聖誕節後第一個周日都情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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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為稅務局添香油的日子又近了。稅務局昨日（5月2日）發出約260萬份個別人士報稅表，同時向傳媒發佈最新稅收情況，本年度稅收總額逾2,902億元，其中僱員繳付的薪俸稅佔591億元，年薪60萬以上的高薪納稅人較上年度更增加4.2萬人。惟工新聞翻查政府數字，全港僱員繳交薪俸稅的人數比率在十年內大增一成，政府稅基越來越闊，但同期薪俸稅增長率仍然遠遜利得稅，或顯示社會財富收入向企業傾斜。

年薪60萬以上高薪族增長快過普通打工仔

薪俸稅向來並非香港主要稅收來源，利得稅才是。稅務局表示2016-17財政年度的利得稅收入近1,393億元，雖較上年度微跌1%，但仍然穩佔各項稅收來源之首，比薪俸稅總額多1.4倍。

高薪族的擴張亦似乎比中等收入階層更快。在須要繳付薪俸稅的僱員當中，年薪60萬至90萬元的人數較上年度增加25,000人，增幅為14.3%；年薪逾90萬元的人數增加17,000人，增幅為10.3%。相比之下，工資約為入息中位數上下的一群並無明顯增長，年薪12萬至20萬元的人數只微升0.2%，大致維持不變，可能反映入息差距日益懸殊。

逾半數僱員須交稅 打破多年局面

香港不時被批評為「稅基狹窄」，政府更曾以此為由在2006年建議開徵銷售稅。不過自此之後多年情況逐漸改變，被納入薪俸稅稅網的僱員在無聲無息之間越來越多。惟工新聞對照稅務局和統計處數據，發現2005-06課稅年度全港僅四成僱員須繳交薪俸稅，此後10年這個比例逐步推高，除2008-09和2012-13兩個課稅年度有輕微回落，要交薪俸稅的打工仔比例不斷上升，在2013-14課稅年度更衝破五成大關，此後即有升無跌，到2015-16課稅年度估計約有53.1%僱員為薪俸稅納稅人。這現象顛覆了主權移交後多年來香港過半數僱員毋須交稅的慣例。

不過納稅人增加不代表薪俸稅變得更重要。比較2005-06和2015-16兩個課稅年度，儘管薪俸稅稅收總額在10年來上升53.2%，但仍遠遜同期利得稅的112.6%迅猛增長，可能反映社會財富日益側重於商界手上。

【惟工新聞】阿珍很喜歡小孩。在公司做了二十多年會計，廠房北移，她選擇留在香港。中年轉職不算順利，幾經轉折，她報讀了婦女中心的陪月課程。很多同期的同土學都比她先上岸，分別只在於其他人有生育照顧小孩的經驗，較易獲得僱主信任。有人勸她何必老實交代自已沒小孩，她卻堅持不想講大話。

等候工作期間做家務助理　精通養生煮食技巧

陪月員酬勞不低，但好運的話一年最多只做到8個月。阿珍說，每次接工作前後都要預留時間，預備媽媽早產或晚產，其餘時間就要打其他散工為生，家務助理或褓姆是很多人的選擇。接不到工作，阿珍只好一邊進修，一邊做家務助理為生。做家務是平常事，但一想做到要幫人洗廁所，做慣文職的阿珍還是很難接受。跨過心理關口，她迎來了機會，碰上一個在找陪月員的家庭。

很多人相信坐月是生產後身體復原的關鍵，陪月員因而要掌握諸多產後養生技巧，阿珍為此花了不少時間去報讀課程，學習有關中醫食療、催乳、穴位按摩、小孩身體等等的知識。

每天需連續工作8小時，買菜、煮食、照顧媽媽小孩，樣樣都是功夫。每到一個新的地區工作，要摸熟街市環境，「有啲菜唔係個個街市都有架，例如係石祟魚，對傷口復原好，但細街市就無得賣。」

按摩過後傷身又易病　僱主要求多卻不信任　　

照顧工作並不輕鬆，選擇母乳餵哺的媽媽擔心奶水不足，陪月員便要幫手催乳。阿珍指，費力的按摩「其寶好傷我哋身。」由中醫角度看，媽媽生產過後體虛易有「風」，會導致頭暈甚至生病。阿珍不時要幫媽媽按摩驅風，結果風就走到自己身上，每晚要浸薑水去風，但這方法並非時時湊效，她不時因入風而患上傷風感冒。

阿珍形容，每天的工作都是一場耐力戰，如果未能做足8個鐘就走人，會被認為是「揀嘢做」，名聲壞了日後也難接到工作。香港以OT時間超長聞名世界，陪月員也走不出這慣例。阿珍遇過僱主要求她兼任褓姆、家務助理，接小朋友放學幫手沖涼。僱主一家把重擔交給陪月員，卻不一定信任。有的婆婆愛以挑剔表達對媳婦孫子的關切，處處質疑阿珍「係咪亂嚟架！」有的媽媽對食譜不滿又不願明言，只是向中介公司作出投訴。

中介抽佣三成亂列黑名單　冀工會成平台對抗中介壓迫

這行靠的是人脈和口碑，中介公司瞄準這缺口應運而生。現時阿珍接工作的報酬是18,000元一個月，她2008年加入一間中介平台時，每月只收到5,000至6,000元，有多少報酬落了中介袋裡，不得而知。有新入行者為了爭取工作機會，「寧願俾人食」也要依賴中介。中介自然不會放過這賺錢的機會，阿珍指有中介公司會要求陪月員兩年內只接受該公司工作，抽佣高達三成。為了應付顧客，當中介公司收到投訴後往往不顧緣由把責任推到陪月員身上，投訴累積兩三次，陪月員便會被列入黑名單難以接到工作。

「好似俾中介揸住條頸咁，啱又好錯又好，都要硬食。」她入行不久便加入工會，資深的同行教會她很多應付問題的方法，當中的交流令她信心大增。成為工會理事的阿珍希望把工會發展成一個取替中介公司的平台，讓陪月員可以交換工作資訊，互相協助而毋須再被中介抽佣。

對於喜歡小孩的阿珍而言，工作儘管辛苦但也樂在其中。每次嬰兒滿月，她都會買些衣服、給一封百元利是，她低頭笑著說：「根本就當佢係我個孫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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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朴槿惠下台不代表圓滿結局。她任內單方面修改勞動法，放寬僱主解僱的門檻並削弱工會，引爆13萬工人在2015年上街抗議，政府不但以水砲擊殺參與遊行的長者白南基（Baek Nam-gi），更以多項罪名拘捕韓國民主勞總（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KCTU）領袖韓相均（Han Sang-gyun），被判入獄3年（最初判入獄5年，其後獲減刑）。近日韓相均在等待韓國最高法院終審結果期間撰寫獄中信，批評韓國貧富懸殊加劇，支持工人繼續抗爭。信件經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發表，惟工新聞特此翻譯全文。
 

在我的拘留期間，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際特赦組織、工會、人權活動份子等組織的國際聲援給予我力量。

同時亦有人前往自己國家的韓國大使館向韓國政府施壓。當法官在裁判時看到支持者的數目，他們都露出愕然的表情。

儘管現在要面臨失敗，但我還沒有跪下，因為我知道最終真理將勝過謊言，正義將勝過不公正。

我需要寫下數百頁關於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是韓國工人現正面臨的。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20年之後，勞工法一直被反復修改。這完全打破了雇主與雇主之間的平衡。

韓國正在走向世界上貧富懸殊兩極化的國家之一。韓國的非正式工人（irregular workers）佔勞動人口總數54%，而且繼續增長。即使工作不穩定，500萬名工人每月賺不到200萬韓圜（約16,000港元）。工人組成工會、透過集體談判、利用唯一武器罷工來對抗企業不合理對待，爭取自已的權益都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你在韓國組建工會或行使罷工權利，你可能會被罰款、監禁或是家庭破裂，甚至令生命陷入危險。

集會和結社自由是我們最基本的權利。我請求你們在最高法院作出最後判決前，繼續關注我的案件和聲援我，這樣才能使他們作出正確的判決。當我獲釋後，我會拜祭農民白南基的墳墓，並希望帶上由政府的公開道歉。我會奠上米酒，對他說他的鬥爭喚醒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國際特赦組織是我永遠的朋友。我感謝你的溫暖的團結、支持和鼓勵。所有為人權和平等世界而付出和奮鬥的朋友，都是當今世代真正的英雄。

謝謝。以愛和團結之名。

韓相均，春川監獄

資料來源︰
Hope within prison walls: A letter from imprisoned Korean labour leader Han Sang-g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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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上星期已經返了最後一天的game promoter，本星期正式投入成為游手好閒賣衫收銀。朋友介紹一齊做，好似重返中學一齊去自修室。賣衫也是臨時性質，計落剛好賺到下月旅費，去完旅行先算。

5號時在whatsapp組內問幾時出糧，佢同我講10號前，到了7號那天，在開工途上，忍唔住whatsapp問出糧，滾都火埋，唔問都唔通知。佢話，請大家要明白佢地忙，計數核對需時。明咩白啫，準時出糧天經地義，我忍唔住小咗幾句，有條agent女話，你咁不滿，有咩直頭上嚟搵我XXX講。哇，我心諗你係咪short架，在廿九幾個promoters前表現成咁。實在我覺得開大眾群組是管理大忌。

深觀一下自己發窮惡的狀態。終於親身體驗到以前當值聽勞工法例諮詢時，啲友點解無糧出都照返工。其實我又唔爭那麼幾天用錢，但作為前勞工組織幹事，覺得自己竟然不能在7號前攞到人工，實在太折墮。深深覺得自己係在發脾氣，多於爭取。而事實上，如果我不是望住今年8月，在這種工作之中不斷打圈，是會絕望到死。

上星期返工識咗兩個小朋友，一個是話以為我剛考完DSE的IVE木工少女，另一個是final year Engineering大學生。呢個Engine仔，好靜局，撩佢講嘢只係一句起兩句止，但佢話佢都係做埋呢幾日，下半個月去做工展會，有六十幾蚊一個鐘，雖然粗重無冷氣。「筍工」係朋友介紹。

在promoter拍檔中，認識的每一個後生仔女，即使背景階層幾咁唔相近，大家都有同一個話題，就係邊度有兼職搵。有些會話，做game promoter幾好，企下有錢收；有個小朋友話，堅拒講hello byebye，覺得呢份人工唔包。大家對呢份工觀感可以差很遠，但對生活，都同樣咁灰：係唔係畢業出來就係咁？Agency定老闆再無理係咪都唔出得聲？工作係咪就係無意義？

佢地對工作對香港，有好多疑惑。開個part time散工資訊共享平台，絕對組織到呢班人。

終於出了糧，連兩千蚊都唔夠。出糧要專登過海簽票，真係車費都蝕埋。以前工作經常走走趯趯，都成日唔claim車費，真係做咗咁多年野以來，第一次會計人工與車費的比例。

本星期開始，連住落做賣衫收銀（而賣咗兩日都未開過單XD），直至月尾。然後尋日放假，正打算出門郊遊，拎起電話見到missed call，打返電話去，原來係散工agency，即刻已後悔call back，電話轉了幾輪，又係臨時搵人開工。收咗線後，其中一條agent女whatsapp話：「下次你打來可否講你叫全名，咁樣我地會好混亂。」X你老味，啲火又上頭，我覆：「我肯call back已經算盡人事」，佢話：「咁盡人事咁我地以後唔搵你囉。」

即係其實做工作中介做到好似佢地咁鍾意同啲promoter打咀炮，真係唔怪得佢地一直都咁缺人。但諗深一層，呢啲agency請呢種其實都係妹妹（對我來講），人工可以有幾多，promoter個人工又唔係佢地定，佢地又真係無必要對promoter掩飾自己，每日見人地甩底、搵人、被promoter西9……都是西西弗斯的石頭一樣。而每一層的壓逼者，都覺得自己才是被壓逼者。

為了終結仇恨的循環，我決定借IG的圖，回覆agent女（如下圖），決心化解仇恨（定係笑9佢？）。Agency過咗一陣就直接將我從promoter個群組移除了。算唔算是我工作生涯裡第一次被正式炒魷？

Promoter奇遇記前回章節：
一日promoter－身體攰，個心更攰
中途變卦的一天
與保險神人、學生哥part住做promoter的兩天
中介弄巧反拙，派勤工獎引來一身蟻

編按：香港有lesser evil，法國也有；香港有含淚投票，法國也有。為阻止排外極端政黨取得大權，法國選民在前日（5月7日）的次輪選舉將馬克龍推上總統寶座，同時也創造了48年以來的最低投票率。另一邊廂，瑪琳‧勒龐的雷霆聲勢成為鎂光燈焦點，但原來她在首輪選舉的得票其實不及三個正宗左翼政黨的總和。馬來西亞健筆朱進佳剖析選情，揭示箇中玄機。

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次輪投票於2017年5月7日舉行，被認為「不左不右」的（其實是「形中實右」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得票20,703,694張，以66.06%得票率，擊敗了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縮寫FN）候選人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 ，當選為新任的法國總統。

馬克龍以壓倒性優勢勝選，並非他的政治主張得到法國人民普遍支持，而是大多數選民不要讓鼓吹排外情緒及狹隘民族主義的極右翼政客當選。馬克龍將會是個跟法國工人階級為敵的總統，執行比卸任總統奧朗德執政時期更多的反工人政策。與此同時，這次大選也讓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繼續在法國的土地上盤旋。因此，法國人民真正的戰鬥才剛開始。

在2017年4月 23日舉行的首輪投票中，馬克龍以8,657,326張票（佔得票率24.01%），成為11名總統候選人當中得票最高的候選人。馬克龍在這之前不曾擔任任何民選職務。他曾擔任公務員，也曾在羅斯柴爾德和席埃銀行任投資銀行家。馬克龍曾於2012至2014年期間擔任總統奧朗德的副秘書長，並於2014至2016年間擔任經濟財政部長的要職。他曾是社會黨成員，在社會黨期間支持黨內主張「第三條道路」的右翼。馬克龍於2016年成立親歐盟、採納「新中間路線」的新政黨——「前進！」（En Marche!，縮寫EM），並開始為競逐總統寶座舖路。他極力支持自由市場，主張推動更多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包括放寬勞工法、減少企業稅、「改革」失業援助體系、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縮小公共部門、雇佣更多警察和憲兵進行維穩等。

事實上，法國在這次總統選舉次輪投票中面對著棘手的兩難選擇。隨著傳統兩大政黨的候選人皆在首輪投票中被淘汰，但是法國選民卻無法在次輪投票得到可靠的選擇，被逼在極右翼民族主義者跟表面上「中間派」實為戴卓爾主義者的政客之間作出「兩害取其輕」抉擇。就算是「兩害取其輕」，現在選出來的馬克龍之害，也肯定不輕。法國新總統馬克龍在接下來五年的政策，勢必給工人階級和底層人民帶來更大的打擊，也會製造更多失望的選民轉向支持極右翼勢力 。

儘管瑪琳‧勒龐敗選，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極右翼勢力的膨脹就此被擋住。無論是在得票數量還是得票率上，瑪琳‧勒龐可是取得法國極右翼勢力在第五共和國史上最好的成績。她首輪得票7,678,491張，佔得票率21.30%；次輪得票更多達10,637,120張，佔得票率33.94%，比起其父親暨國民陣線創始人讓-馬里‧勒龐（Jean-Marie Le Pen）在2002年總統大選中的表現更加標青。讓-馬里‧勒龐於2002年總統選舉首輪投票中，以16.86%得票率奪得第二高得票而進入次輪投票，但因當時法國選民集中力量制止極右翼勢力登上總統寶座，使他只能以17.79%得票率在次輪鎩羽而歸。

今次國民陣線獲得三分之一的選票，若算上全部選民，目前法國每五名選民當中就有一人投票給極右翼政黨，這是法國政治的警號。國民陣線很有可能在即將舉行的議會選舉中贏得更多議席。

這次法國總統選舉次輪投票，創下1969年以來投票率最低的紀錄。投票率只有74.62%，意味著有四分之一的選民沒有出來投票。空票和廢票多達4,066,801張，佔總選票11.49%，是法國史上最高的一次。逾1,600萬選民沒有投票支持進入次輪投票的兩個候選人，這數目遠遠超越勒龐的票數。

在首輪投票中，被主流媒體標籤為「極左」的左翼候選人——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縮寫FI）的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新反資本主義黨（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縮寫NPA）的菲利佩‧普圖（Philippe Poutou）、工人鬥爭（Lutte ouvriere，縮寫LO）的娜塔莉‧阿爾托（Nathalie Arthaud）等三人的得票總數達7,686,840，其實還多過勒龐的首輪得票。

讓-呂克‧梅朗雄在首輪投票中得票7,059,951張，佔19.58%，排名第四，僅僅以15萬張票的差距落後於排名第三的右翼主流政黨——共和黨（Les Republicains，縮寫LR）候選人弗郎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梅朗雄這次總統選戰成績，比2012年以「左翼陣線」（Front de gauche）候選人身份上陣時的表現（得票3,984,822張，佔得票率11.10%，排名第四）大有進步。

由梅朗雄於2016年2月發起組建的「不屈法國」，得到左翼黨（Parti de gauche，縮寫PG）、法國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縮寫PCF）、「一起！」（Ensemble!）、新社會主義左翼（Nouvelle Gauche socialiste，縮寫NGS）等左翼政黨支持。不屈法國提出的政治主張包括成立制憲大會訂立「第六共和國」新憲法（制定提高人民參與度的新政治制度）、對歐盟協議進行民主改革（否則單方面退出歐盟協議）、賦予人民權力通過召回選舉罷免違背競選承諾或沒有執行其職務的民選代表、廢除反工人的法令、制定2050年實現100%再生能源的能源轉型計劃、關閉核電廠、將最低工資從每月1,149歐元（約9,788港元）提高到1,326歐元（約11,296港元）、退出《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伙伴關系》（TTIP）和《綜合經濟及貿易協議》（CETA）、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將每周工作35小時縮短到32小時，以及將退休年齡降回至60歲。 梅朗雄在這次選舉中擅用創意的競選方式，在社交媒體上獲得相當大的支持，他還通過立體投影方式同時為多個城市的支持者發表演說。

新反資本主義黨候選人普圖，得票394,505張，佔得票率1.09%，稍遜於2012年的成績（得票411,160張，佔得票率1.15%）。普圖在首輪投票前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上的表現矚目，他向右翼候選人菲永和極右翼候選人勒龐提出尖銳的抨擊。另一左翼候選人娜塔莉‧阿爾托，則得票232,384張，佔得票率0.64%，較上屆大選成績（得票202,548張，佔得票率0.55%）稍好一點。

三位左翼總統候選人都沒有在次輪投票中呼籲選民必須投票給馬克龍，梅朗雄也只是呼籲選民不要把票投給勒龐。這是正確的策略，因為左翼接下來要面對的，是一個更加親資本財團的政府，要制止選民進一步向右傾斜，就必須重整左翼力量，向馬克龍所代表的資本建制進行反擊，也同時遏止勒龐為代表的極右翼勢力進一步擴張。

法國人民在崇尚新自由主義的馬克龍總統執政下，將面臨更多侵蝕社會福利的攻勢，而極右翼也將獲得進一步滋長的沃土。因此，法國在接下來五年，將會有更多的社會抗爭。法國左翼的挑戰，就是如何打造反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建制又拒絕排外種族主義的民間政治力量，去抵抗統治階級加劇壓榨的攻勢，以及極右翼蠱惑民心的威脅。

（原刊於作者網誌，標題經編輯修訂）

一如所料，下半年的荷里活檔期又給英雄電影擠得滿滿（其實自從Marvel崛起，哪年不是超級英雄年）：《銀河守護者2》、《雷神：諸神黃昏》、《正義聯盟》、《神奇女俠》、《蜘蛛俠：返校日》，連帶經已上畫的《盧根》和《Power Rangers：戰龍覺醒》，單是筆者記憶所及的，就有7部超級英雄電影，而這還未包括那些帶有英雄元素的科幻電影，如《變形金剛》、《星球大戰》等。

撇開商業文化的規訓因素，觀眾會如斯喜歡英雄片，其中一個流行說法是英雄替凡人出了口氣，或給予了凡人一個崇拜對象，就好比李小龍之於華人一樣。這種解讀當然有理，用拯救人民的名義去追捧強人政治，本來就是人類社會中的常態。然而，單講兩者的從屬關係似乎還不足以說明。畢竟從生產的角度看，人類才是英雄的主人，或像費爾巴哈所言：所謂神性，只是人性的反映。

英雄，可能比我們想像中要親近得多。

宿命論下的犧牲品

觀乎英雄們的起源，幾乎千篇一律。他們大多都遭受過心靈重創，要麼父母離異、要麼生於亂世，然後在偶然之間得到（或發現）了神奇力量，最終在一輪心理掙扎後，正式成為了英雄。神奇女俠也許是個特例，身為女神後代的她一直在「天堂島」上無憂無慮生活，跑到外邦人的世界參與一戰也是她自願選擇。但別忘了「天堂島」是個沒有男人的異域，用一般「核心家庭」的標準而言，神奇女俠其實從小缺乏父愛。事實上，在漫畫New 52的新設定下，她是希波呂忒與天神宙斯所生的女兒。眾所周知，宙斯在希臘神話中是個私生活極其糜爛的父權領導。說到底，神奇女俠也是一個破碎家庭的受害者。

既然傷痛無法撫平，「英雄」就成了這幫受害者的共同出口。《蝙蝠俠：黑夜之神》裡有一句名言曰：「He is not the hero we deserve, but the hero we need」，這句話其實也是英雄們的真實寫照，即他們不配成為英雄，可是他們須要成為英雄。《守望者》的Rorschach便是最佳例子。

Rorschach的母親是名妓女，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他，每天都承受著欺凌和侮辱。待他戴上了面具之後，沒有人會知道他的可悲過去，反而會向他奉送上最真誠的祝福。對Rorsachach來說，當英雄與其是要維護和平，倒不如是要掩藏真實的他。所以自他成為守望者一員後，他再也沒有脫下過面具——英雄是他存活下去的唯一動力。

早陣子上映的動畫電影《蝙蝠俠：致命玩笑》被批評為堆砌之作，觀眾普遍認為電影中加上了太多無謂的情慾境頭，筆者卻覺得這些看似無關痛癢的情節很能描繪出蝙蝠俠的內心世界。在電影開首的半小時，蝙蝠女芭芭拉不斷指責蝙蝠俠不近人情，永遠不會向人展示他的真實情感。蝙蝠俠卻提醒她，英雄的工作就是要用最嚴苛的態度去壓抑自己情感，倘若把自身拉回到原初狀態，要麼滅亡、要麼變成另一個小丑。

更弔詭的是，這種傷痛與天賦交織而成的特殊背景，不僅令受害者自己依賴起英雄身份，亦令週遭的人對他們產生出英雄式祈盼，即「With great power,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彷彿這群人的唯一存在價值就是變成英雄，假如他們拒絕接納這個身份，那便是極嚴重的道德犯罪，連人都不如。在最近出版的漫畫《Superman: American Alien》中，Clark Kent表示不希望當一輩子的超人，亦不想成為受萬人慕拜的英雄，結果卻立刻被他的朋友厲聲斥責，指他目光短淺、逃避責任。同樣的抱怨也出現在蝙蝠俠身上，在《蝙蝠俠：俠影之謎》裡，Rachel起初並不曉得Bruce是蝙蝠俠，只知道他是個花花公子，生氣得幾乎跟他斷絕關係。對她來說，Bruce乃高譚市救星Thomas Wayne的後代，坐擁百億身家之餘又經歷過人世間的罪惡，理應繼承父親遺志拯救整個城市，而不是在酒店裡花天酒地。

這種所謂使命，說穿了不過是一種不由自主的宿命——英雄，根本就是宿命論下的犧牲品。

最強建制派

如是者，英雄的工作包含了兩大項目：一方面，他們要撫平自己的傷痛，讓自己可以平靜下來；另一方面，他們要滿足大眾的期望，成為他們的救星。總括而言，就是要「維護和平」，或更精準來說，「和諧」。

正如很多評論家指出過，對比起各種壞蛋，超級英雄永遠都是保守、被動的一方。他們明明能夠推翻整個制度，或向世人揭示世界最陰暗處，卻偏偏選擇相信司法制度，繼續對政府高層唯唯諾諾，至少答應雙方互不侵犯，然後把自己的能力限制在武力和慈善範疇。在《蝙蝠俠：夜神起義》中，高譚市暴動就被描繪成一個徹底蠻荒的狀態，最後還得在蝙蝠俠和警察的合作下重建秩序。而在蝙蝠俠的漫畫裡，更有一個名曰「無政府」（Anarchy）的壞蛋，赤祼祼地將無政府主義打成罪惡（《黑夜之神》的小丑，亦向Harvey Dent表達過自己的無政府慾望）。換個角度看，英雄們只是一班奇裝異服的國家機器，為保持既有秩序而奉獻一生。

這點從個人的層面看，不難理解得出一個似是而非的分析。即他們都由傷痛中走過來的受害者，任何不安躁動都是難以容忍的。所以起比向崩壞的世界發動全面戰爭，他們更希望維持現存的體制，這就是「和平」的本質。

不過單講這點的話，立刻便能提出一種反調：不正是因為經歷過切膚之痛，所以才懂得體制的腐朽嗎？制度暴力下的沉重記憶，不正是變革的土壤嗎？這等質疑當然言之成理，但卻忽略了英雄誕生第二要素，即社會環境對他們的祈盼。

打從一開始，社會大眾就不斷干涉英雄們的道德價值觀。每當他們衍生出脫離社會規範的行徑時，旁邊的人就會自動對他們猛加訓斥，並用壓力將他們拉回到「正軌」之上。倘若這個社會是由某種進步思想主導的話，那英雄們或許真能發揮出自己的改革力量。偏偏當下（尤其是他們身處的美國）卻是資本主義橫行的世界，服膺於主流社會的「教育」，便意味著要接受由資本透過政府、媒體、國家機器等形塑出來的價值觀。原先對世界的仇恨，就自自然然被導向成服從，極其量是一種自由主義式的慨嘆。

這種主流價值觀對英雄們的滲透，不僅是意識形態活動，還包含著強烈的物質基礎。甚至可以說，英雄們正由這個體制資助而成的：試問一下Tony Stark和Bruce Wayne，如果他們不是資本家的話（Tony還是軍火商，帝國主義的一份子），哪有條件當英雄呢？Barry Allen和Clark Kent，不正是透過警察和記者的身份掩飾，才能在各個犯罪現場中暢通無阻嗎？他們的背景，不正好對應了上述提到過的政府、媒體和國家機器？如果他們不擁護建制的話，還有英雄的光環嗎？

You are the hero

有人可能會問：難道英雄就不該付出嗎？難道他們擁有神力，卻不須負上半點責任嗎？的確，「損有餘補不足」彷似是不證自明的「天道」。但為何我又一定要按建制的標準去付出呢？又或者，如果我是以自己的行事方式去當英雄，把我的所有能力都完全發揮出來，你們又會高興嗎？我會仍然是你們心目中的英雄嗎？

回到開首的論調，我們之所以會喜歡超級英雄，除了是因為他們「解氣」之外，更重要的是從這群人身上，我們能如實地看到自己的種種，潛意識裡的親切感油然自生：現實中的我們，不正是每天都承受著主流價值觀的洗禮嗎？我們承受罪惡、我們對世界充滿仇恨，但到最後還不是要回到工作崗位上營營役役，為資本、政府、國家機器等等奉獻一生嗎（假如不是融入的話）？

換個更致命的角度看，我們喜歡現在這種形式下的英雄，是否代表我們已經害怕接受真正的解放呢？我們是否只是一幫口喊著改革，內心擁抱著建制的偽善者呢？英雄片的盛行，難道不又是一種新型的小資情懷？

也許Colossus與Deadpool的一段對話最能點題——

Colossus：你準備好當英雄了嗎？
Deadpool：我不是英雄！
Colossus：哦，你會是英雄的。

參考資料：
速食電影——看懂《守望者》一部有深度的超級英雄電影

（特別鳴謝某位朋友推薦了《Superman：American Alien》一書，為本文提供了參考素材）

在入境處的強制留宿規定下，移工必須與僱主同住。MFMW訪問了3,075名印尼及菲律賓移工，當中超過一半人有自己的房間，但是居住環境並不理想。這千多人當中，有近半人沒有自己房間的鎖匙，過半人的僱主還在沒有他們的同意之下會進入其房間，當中3成人的房間有其他用途，例如是儲物房、晾衣服、洗衣乾衣、電腦房或辦公室。MFMW的發言人Norman Carnay指，移工即使有房間亦未能享有基本的私隱。

雖然標準僱傭合約要求僱主提供「合適的房間及合理的私隱」，但近半人沒有房間的工人當中，7成人與僱主家庭共用房間，2成人住在客廳，45人住在廚房，5人住在廁所。報告舉出一極端個案，顯示在現有規例的限制下工人面對的惡劣處境。一名受訪工人的僱主家中只有一間睡房，僱主同時把屋子用作營運旅遊中介公司。移工只能睡在辦公空間的工作枱下面。那裡的空間狹小得不能放下一張床墊，工人只好把衣服舖在地上來睡覺。一開始，僱主就告訴工人不能提供睡房，但承諾在晚上十、十一時以後就不會有人在辦公室裡，可以讓她好好睡覺。可是後來很多次都有人工作到凌晨兩點。在辦公座工作的人多為男性，讓該名工人感到害怕，往往無法得到充份休息。在發佈會中，Norman展出多張照片顯示移工狹窄、不合適的居住環境。

此外，工人居住環境的基本設備亦不足夠。3成人的僱主在夏天沒有為其提供空調或電風扇，過半人的僱主沒有在冬天提供暖氣，1成人沒有得到標準合約所訂明的床舖。

這些環境對移工的身體健康受到重大影響，來自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的Eni Lestari指出，很多人的休息都不足以回復體力，移工普遍都有頭痛、背痛、經期不規律等問題。為了保持清醒，不少人每天需要飲3至5杯咖啡。根據菲律賓領事館及印尼領事館提供的數字，2016年至少有144名在港移工死亡，大部份人的死因是嚴重病患，包括爆血管、癌症等。她認為，這些病患情況的出現與工作環境的壓力有關係。

一方面，移工居住環境極為惡劣，但本地基層工人的狀況亦不遑多讓，除了居於劏房外，近年逼不得已露宿的人更越來越多，合宜的居住環境似乎遙不可及。甚至有人認為移工獲僱主提供住宿已經是優待，不應要求太多。但是來自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胡美蓮認為，本地人與移工並非對立：「既然打工仔自己都覺得辛苦，就無理由鬥慘。」她指出，不論是本地還是外地的照顧者，都受到同樣的忽視及惡劣對待，很多家庭中的照顧者都是無酬的，即使有酬如社區褓母也只有一小時18元的津貼，而且不被認為是工作。

現時已有人提倡要為照顧者提供津貼，除了合理報酬外，也需要基本的尊重。「對於幼稚園老師，啲人會尊重，因為係將自己細路交咗俾佢睇。其實照顧者都係要照顧老人細路，外傭仲要清潔家居，好應該得到同樣嘅尊重，有商有量，考慮對方需要同感受。」

強制同住是2003年「人口政策專責小組」發表報告書後，政府實施的行政規定之一。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表示，為了「減低外傭取代本地工人職位的機會」，小組建議政府採取強制同住的措施。矛盾的是，當時曾蔭權自己也承認本地與外地家務勞工是兩個不同的市場。

針對制度缺憾及政府行政的問題，MFMW提出一系列的訴求。現時聘請移工的標準僱傭合約中，規定僱主要為工人提供居住空間，合約只列出「合適的房間及合理的私隱」含糊的要求。MFMW要求政府清晰列明不合適的居住環境，例如是廚房、廁所等。此外，勞工處亦應強加巡查，為移工制定投訴途徑。政府應分析世界各地的最佳實踐及按照國際標準，調查香港的相關政策，與及遵守及落實國際勞工公約第189條，保護家務工的人權與尊嚴免受進一步侵犯。

MFMW建議，政府應重新考慮移工的住宿安排，把在外居住納入選項之一，讓移工與僱主按照具體情況作出選擇。對於有與會者擔憂外出居住會增加僱主或移工的負擔，Norman表示，他們並非回應，並非要求所有移工都在外居住。在2003年強制同住實施前，只有不足一成人（約一千人）在外居住，交通住宿成本都是僱工雙方的考慮，而MFMW的目標只是想引發討論空間，最終讓人可以選擇。

編按：下星期三（5月17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東京Rainbow Pride亦在上星期日（5月7日）圓滿結束，但對於日本性小眾利用當地法律處理各種親密關係問題的策略，我們有幾多認識？婚姻制度下看似理所當然的特權，包括財產分配、醫療決定和死後事務處理，對身處這個制度之外的人並非理所當然。「台日同志新聞」撰稿人宋瑞文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撰文，探討日本性小眾在沒有同性婚姻的社會裡如何善用其他法律尋求出路，以至比法定婚姻更大的自由自主。香港現行法律又容許本地同志有幾多空間作出選擇？

文：宋瑞文

圖片來源：女同志山川真弓因分手時無法請求之前跟女友合買的房產，「全部的財產只剩這樣。」（出自ホウドウキョク「LGBT LIFE」）

「（指著幾包塑膠袋說）這是我當時的所有財產。」「是垃圾吧。」在富士電視台的網路同志節目裡，身為女同志的山川真弓，分享自己因為交往時沒做好財產分際的經驗談，她在分手時被趕出和前女友合買的屋子，因為是以女友名義購買的關係，無法請求財產權，一時居無定所、淪落網咖，為避免這樣的憾事，她和老同團體事務長永易至文一起介紹，如何利用法律解決和（同性）伴侶之間的種種問題，這也是老同運動的一部份。

圖說：以伴侶契約書（準婚姻契約書）達成接近於婚姻的種種權利義務關係。（出自「LifePoint」）

不管交往或老後，該處理的權利義務問題，不少日本同志組織都有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也可以在諮詢後進一步做成法律契約。以「LifePoint」這個同志組織來說，可以諮詢的契約種類就有伴侶契約書（作為民事契約的一種）、任意指定成年監護人契約書（參考前作「日本老同運動之成年監護制度」）、死後事務委任契約書、遺書、死後贈與契約書、尊嚴死公證證書、養子緣組（以領養關係建立家人身份）等等，另外還有醫療意思表示書，以備伴侶醫療場合之用。而且不只同志組織在做，一般行政書士事務所也歡迎同志顧客前往洽詢。

以伴侶契約書來說，不管是一般夫妻的義務項目、性忠貞的有無、繼承權的行使等等，都可以透過契約來規範，而且「比法律強制的婚姻權利義務自由度更大」「可以讓彼此不感到壓力，只就有必要成立的項目來訂定」「離婚也比較容易」；要達成彼此的權利義務關係，除了訂定契約，在日本還有養子緣組等法律方法，但各有利弊，「沒有標準答案。」

一般夫婦也會利用契約，規範收入管理、照顧親人、育兒等事項。不過，日本民法規定，（關係良好的）夫婦隨時可以取消契約。（出自ホウドウキョク「LGBT LIFE」）

既然是法律允許的權力，運用契約經營生活的（異性戀）夫婦也大有人在。據報導「滋賀縣草津市一對夫婦，在結婚時便委由行政書士訂定契約，內容有16條，包括生活費、回娘家、外遇賠償金等。」「東京都羽村市的一對夫婦，每年在結婚紀念日都會更新契約，意見不一的時候，會再冷靜地商量。且太太在契約最後加上，『夫婦要尊重彼此的隱私，不可以指揮對方的生活方式。』」

在台灣，也有同志運用法律制定和另一人的權利義務關係，有名的例子像是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不過，日本的狀況不見得適用於台灣，比方台灣沒有的、因日劇《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而受到注意的事實婚制度等。

日劇「約會～戀愛是什麼呢？」男女主角訂定鉅細靡遺的婚姻契約書。（出處：富士電視台官網）

或者是台灣也有，但內涵不完全相合的成年監護制度，目前台灣還不能在意思能力健全（意識正常、未失智）時指定監護人，台灣在立法上雖然進步到可以指定社會福利機構為監護人（同志團體應該也能擔任），但實務上幾乎都是親屬擔任，日本卻有4成4為第三人，論者指出，「（台灣）需要讓家務事從無償的親屬間義務中解放而出，從其個人而非親屬出發。」

關於如何利用法律，來定義同性伴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解決可能遭遇的種種問題，台灣雖然偶爾有活動座談論及，但尚無機構常態提供諮詢、直接做成法律文件，而日本則是不分異同，或者由行政書士，或者由具備行政書士的同志團體服務。顯然，台灣同志團體若要比照辦理，需要雇用專業的法律人才。

日本老同團體推薦的法律文件「醫療意思表示書」，在自己遭遇意外或急病無法表示意思之時，委由他人（如伴侶）代行。（出自ホウドウキョク「LGBT LIFE」）

雖說婚姻是終身大事，但瞭解並仔細考慮過其中權利義務的人，並不算多，反之，像作家瓊瑤與其繼子女，在決定其夫之醫療決定時的紛爭，倒是時有所聞（參考上圖「醫療意思表示書」）；而不受現行婚姻法律保障的同志，若要利用契約替代，在跳脫婚姻神話的狀況下，勢必要「三思而後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換個角度想，或許真正履行了──婚姻作為終身大事的意義與份量。

＊本專欄「台日同志新聞」，出自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專案，由公眾集資完成，作者於每年3~4月間募款，歡迎來年繼續贊助。

作者/宋瑞文（臉書見此）：演講講師，範圍包括福島核災、同志、日本節能等題目。經營日本歌手中島美雪介紹會。男同性戀，小王。

（轉載自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