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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護理服務超區論壇 眾候選人答非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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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如果有得選擇,誰不想在家安享晚年?誰會想住進收費高環境差的私營安老院?在目前政府重院舍輕社區,重私營輕公營的安老政策之下,這樣的選擇並不現實。梁振英在2014年施政報告提及的「在兩年內為長者安老服務作出長遠的規劃」,亦和工傷補償基金和全民養老金等選舉承諾一樣,至今仍然無影無踪。

但長者對於養老金和照顧服務的需求不會因為政府失蹤而消失。立法會選舉在即,「長期護理關注平台」和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昨日(8月18日)合辦選舉論壇,邀請超級區議會議席的候選人發表對長期護理服務的見解。

是次論壇有鄺俊宇(民主黨)、陳琬琛(公民黨)、關永業(新民主同盟)、梁耀忠(街工)及周浩鼎(民建聯)出席。與上週六的全民退保論壇一樣,涂謹申(民主黨)、王國興(工聯會)及李慧琼(民建聯)均缺席。上週出席的何啟明(民協)亦沒有出席。

問家居照顧答院舍 聽眾表示失望

主辦方首先提出三條基本問題要求五人作答。第一條問候選人認為在港發展長者家居照顧有什麼優勢,有什麼需要改善。可是五名候選人大部分時間都環繞安老院舍的問題作答,紛紛指出政府在這方面的資源投放不足,院舍輪候時間過長,政策混亂,在社區有可供用作院舍的空間被長期空置,《安老院條例》落後現實情況等。有聽眾表示失望,指自己完全不想進安老院,較想在社區養老。

在五人當中,只有梁耀忠明確批評政府現時對於照顧服務沒有藍圖、沒有指標、沒有時間表,「每年只係做啲嘢,但無法評估成效」。而政府的態度只限於「有需要就同我講」,卻不是「先提供,無需要才反應」,令有需要的人無法獲得援助。關永業指政府在安老方面政出多門,令長者和照顧者混淆。周浩鼎亦提到在送飯服務方面政府有4至5年沒有檢討買餸金額,令長者「幾年都係食嗰幾味」。

第二條問候選人對於殘疾護理服務的想法,五名候選人無一針對居家服務回應。梁耀忠指長者隨著年齡增長會出現殘疾,殘疾人士亦會慢慢變老,但政府的安老和殘疾政策分割,令服務實際上不切合需要,效果不好。關永業批評政府每年一味吹噓投放資源越來越多只是回應批評的辭令。實際上開支增加是因為人口老化令受助人增加,而不是政府花在每一個人身上的錢多了,服務根本沒有改善。周浩鼎認為政府應該在人口普查時就各類殘疾收集數據,估算殘疾人口以作長遠規劃。

陳琬琛以今年財政預算案撥款1.8億元作為殘疾津貼完全不足。他亦指政府院舍不足,令一些殘疾人士住進安老院,但安老院在保健員培訓和設施方面均沒有考慮殘疾人士。鄺俊宇則以殘疾人士家長為例,提到照顧者受到社會和家人的莫大壓力,但政府對他們亦欠支援。

批評安老院條例過時 質疑安老服務市場化

第三條問題問候選人是否同意政府將安老服務市場化。五人均在不同程度上對此表示質疑。陳琬琛批評,院舍券之類「錢跟人走」的政策不負責任,因為提供安老服務是政府的責任,不應該派完錢就把長者拋到私人市場。他亦不同意這些補助帶有審查制度。關永業則指私營安老服務是一宗大生意,過去的老年綜援讓長者以每月7,000至8,000元入住院舍,現在院舍券每月有12,000元。他質疑院舍會否按金額增加而提供相稱的服務。

鄺俊宇指出,現時的《安老院條例》在1996年訂立,早已不合時宜,其中要求日間照顧員與長者比例為1比20;黃昏時為1比40;晚上更為1比60,「點可能有信心入安老院?」周浩鼎和梁耀忠均同意這一觀點。周認為現時該條例最高刑罰為入獄2年太輕,應該加重罰則。梁則認為應先修改條例提高整體安老院質素,市場化是本末倒置。

堅持退休保障要審查 周浩鼎成箭靶

在三條指定問題過後,五名候選人互相質問。周浩鼎質疑泛民以拉布拖垮醫委會改革是漠視長者的醫療需要,鄺俊宇則以周浩鼎所屬的民建聯提出三級制、有審查的退休保障制度反擊,指審查制度有諸多弊病。周浩鼎一再堅持審查制度善用公共資源讓最有需要的人受惠,又指全民退休保障沒有共識,因而激怒與會人士,亦成為其餘四名候選人的箭靶。有長期病患者更說:「周浩鼎你點解要審查我?我都唔介意你拎全民退保啦!」

在候選人混戰過後,長期護理關注平台的長者、殘疾人士、照顧者和社福界從業員代表向候選人介紹平台提出的長期護理民間方案,當中包括反對市場化、落實居家安老、整合長者及殘疾人士需要、讓使用者參與政策制定和提供服務所需土地。惟工新聞將另文報導方案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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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如果有得選擇,誰不想在家安享晚年?誰會想住進收費高環境差的私營安老院?在目前政府重院舍輕

無理解僱 警棍盾牌驅趕  工會抗議明愛歧視患癌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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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世人,可是世人不愛病人?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的明愛安老院,不但歧視患癌工人,更在無理解僱工人之後,召警察持警棍盾牌驅趕。即使平機會裁定僱主殘疾歧視,院舍仍不願參與調解。事主與工會今日(8月19日)到位於中環的天主教主教公署進行請願,抗議明愛當局殘疾歧視員工,並要求主教湯漢樞機介入事件。

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到天主教主教公署請願

強逼化療期間上班 終止輕工安排 

事主陳女士於明愛大埔富亨安老院工作達12年,一直以來,陳女士工作勤懇,鮮有請假,曾獲院舍嘉獎表揚。2012年4月,她發現自己患上乳癌,隨即接受手術。手術後陳女士仍需接受放射治療,醫生開出輕工紙,讓僱主勿安排粗重工作。可是,在2013年5月,院方拒絕陳女士的輕工要求,並終止她因治療而申請的無薪假,要求她立即上班。

陳女士的化療期於2013年8月才完結,但由於院方強令她必須在7月1日上班,否則將不與她續約,陳女士只好在應院方要求,一邊進行化療一邊工作。2014年5月,醫生第二次向陳女士發出輕工紙,但院舍拒收。陳女士透露,院舍曾指責她之前沒有交輕工紙,謂她有所隱瞞,稱要向她追究院舍損失。幸好陳女士仍保留上交輕工紙的紀錄,才倖免於難。

 

同事杯葛、安排有別 事主感「明顯欺凌」

患癌以後,陳女士感覺到明顯的欺凌。復工第二天,院舍命她放假,再上班時,她發現工作崗位上面裝了閉路電視。院長余麗芳刻意營造不友善環境,不但在工作場所高聲突顯她的病患,更曾在開會時著其他同事不要與她傾談。

陳女士曾患腳傷,其先生到院舍代為遞交病假紙,被院長指「佢腳跛手唔跛,點解唔自已來申請病假?」

除了態度有別,陳女士的工作安排與從前不同。每年院舍舉辦團拜晚會,都會安排兩名同事在院舍照顧體弱院友,唯獨在該年只安排陳女士一人留下工作。當時她仍處於輕工期,卻要負上照顧9個老人家的重擔。

無理解僱 召警以防暴裝備驅趕 

2014年10月22日,陳女士被召到運動室,由院長、副院長、督導員面見,院方向她提出即時解僱。陳女士與之討論,不料院方竟報警,多名警員到場,配備警棍及盾牌,院方要求警方押送陳女士離開,同事皆在場圍觀。

陳女士嚇得心臟病發,立即送院急救。院方沒有任何慰問,僅把事主物品移送醫院,並在醫院內再次宣讀陳女士己被解僱。

事情過去兩年,陳女士現時心情仍未平仗:「一諗起就頭痛,個心卜卜咁跳,夜晚一諗到警察帶晒架罉,個心就好驚。」

平機會裁定殘疾歧視 明愛拒調解

工會與陳女士向平機會作出申訴,經過18個月的書信來往,平機會確認院方行為是殘疾歧視,進入調解程序。陳女士提出調解條件:院長道歉,補償合約損失。但院方不予理睬,工會批評院方不合作。

後來,平機會著陳女士,找法律協助委員會協助提告。但由於委員會門檻高,兩次申請皆被拒,且沒有交待理由。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秘書鄭清發指出,問題或許出自制度上,「政府一年只係俾42萬平機會做法律索償,可以做到啲咩?」

陳女士要求院長道歉,並且希望不再發生歧視事件。工會曾去信香港天主教湯漢樞機要求約見,但教區只把案件轉回明愛社會服務部,沒有正面回應。鄭清發指,事件發生在教區下的明愛服務部,主教有責任介入與申訴者溝通,並捍衛前線弱勢社群免受欺凌。

(工會要求天主教介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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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世人,可是世人不愛病人?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的明愛安老院,不但歧視患癌工人,更在無理解僱工人之後,

【左言起行】泰國:不民主的公投產生不民主的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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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作為小憲法的《基本法》是否永續?「公投制憲」是否等於民主?以全球經驗而論,答案都是「未必」。正當香港輿論聚焦於9月的立法會選舉,泰國已於8月7日舉行全民公投,結果竟然通過了軍政府提出的新憲法,原因錯綜複雜。這個實行君主立憲制以來每部憲法平均壽命不足5年的國家,見證了憲法永續之虛妄。馬來西亞健筆朱進佳分析泰國局勢,揭示紅衫軍黃衫軍時代之後的民情走向。
 


泰國於2016年8月7日舉行憲法公投,通過了該國自1932年實行君主立憲制以來的第20部憲法。之前泰國的憲法,平均壽命不到5年,最長的「壽命」是1932年版憲法的14年及1978年版憲法的13年,而被認為是最民主的1997年版憲法只能維持了9年。這部由軍事政變上台的專制政權所草擬的憲法,又到底能夠「存活」多久?

這是巴育‧占奧差於2014年5月領導軍事政變兩年後的首次全民投票。這次的「全民公投」,無論其過程還是結果,都是不民主的,而是民主開倒車。不民主的公投過程,又怎麼能夠產生促進民主的憲法?

這次公投的投票率只有59.4%。投票的選民必須在公投中針對兩個問題表態:
問題一:你是否贊成新憲法草案?
問題二:你是否贊成根據國家戰略計劃下繼續國家改革……國民議會上下兩院共同通過委任首相?

公投結果是,在第一個問題上,贊成票多達61.35%(16,820,402張票),反對票則為38.65(10,598,037張票),另外有2,322,238張廢票。在第二個問題上,贊成票為58.07%(15,132,050張票),反對票佔41.93%(10,926,648張票),而廢票更多達3,681,979張。

這不是一場民主的公投。這場公投在軍政府不斷制造恐懼、鎮壓及騷擾下進行的。任何要宣傳在公投中投反對票的人士,一直受到逮捕、囚禁及搜查的騷擾,也以各種手段確保媒體只報導軍政府的言論。泰國軍政府派出軍隊進入社區去向民眾「講解」憲法的「好處」,選民所接受到關於新憲法的信息跟憲法草案的內容有所出入……因此,這次憲法公投的結果,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

根據泰國軍政府所制定的「路線圖」,舉行憲法公投後,軍政府將會用8個月時間去制定相關法令,然後會用另外4個月時間去準備全國大選。這也意味著,泰國未來將會有至少一年時間仍然是由軍事獨裁專政所統治。

很多投票贊成新憲法草案的泰國選民,都是要盡快舉行大選,但是泰國接下來的大選真的很難是民主的,而任何獲選上的政府將繼續被軍方及統治階級保守派所操控。

大多數出來投票的選民給新憲法投下贊成票,其原因錯綜復雜。除了泰國軍政府對反對力量的持續打壓及制造白色恐怖,以及很多選民厭倦停滯不前的政治經濟局勢,前首相他信及「紅衫軍」反獨裁民主聯盟(UDD)不再進行群眾政治動員也是其中的因素所在。紅衫軍在2013-2014年反民主勢力發動的反英祿示威浪潮爆發時就已經動員乏力,而2014年軍事政變後也完全沉寂下來。儘管如此,仍然有逾1,000萬人投票反對新憲法草案,這是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當然也不排除好些選民投「贊成票」則是為了盡快舉行大選,以便在大選時用選票對軍政府和保守勢力進行「復仇」,就如2007年和2011年的大選那樣。

事實上,在紅衫軍勢力盤踞的北部4個府及東北部依善地區14個府,反對票多過贊成票,而泰國南部三個穆斯林為主的府,也是反對票多於贊成票。這些都是泰國未來民主抗爭可能的爆發點。

憲法公投以壓倒性票數通過,也是過去十年來,泰國國內反對民主化運動發展的「成果」。這股結合了軍方、保皇派勢力及受到他信崛起而利益受到影響的舊統治集團等的反民主化勢力,自2005年的「黃衫軍」反他信示威開始,經歷了2006年軍事政變,2008年再次動員反對人民力量黨領導的民選政府,再到2013-2014年反對英祿政府的癱瘓曼谷示威浪潮,最終以另一場軍事政變,去完成了摧毀泰國自1990年代民主化以來一切成果的歷史大倒退。

這次公投還反映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泰國當前兩大政黨,他信勢力所領導的為泰黨及另一前首相阿披實所領導的民主黨,都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影響力 。這兩個互相敵對的政黨都呼籲支持者投反對票,但是似乎曾經支持這兩黨的選民都不聽兩黨的呼籲。為泰黨在2011年大選時的得票是15,744,190張,而歷史最悠久但不曾在大選中贏得絕對多數議席的民主黨也有11,433,762張票,顯然兩黨在這幾年間已流失了大量支持者。

泰國的政局肯定不會因新憲法的通過而穩定下來。軍政府的持續高壓統治,社會經濟的日益不平等,都是在將泰國推向另一次社會爆發的邊緣。泰國人民爭取民主的抗爭未來,仍然充斥著艱鉅的挑戰。不過,泰國人民在反抗軍事獨裁政權上具有著豐富的歷史經驗,無論是1973年還是1992年的民主起義,還是2010年紅衫軍運動中所展現出來的民主抗爭潛能,都是泰國人民可以取材的歷史經驗及靈感啟發。紅衫軍的力量儘管在過去幾年已被其領袖去動員化,但是其潛在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視。

泰國接下來的政治局勢及民主抗爭前途,值得我們去關注……

 

原文刊於作者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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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作為小憲法的《基本法》是否永續?「公投制憲」是否等於民主?以全球經驗而論,答案都是「未必」。正

土耳其跨性別性工作者遇害 運動人士上街要求司法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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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今天(8月21日)在伊斯坦堡的杜乃爾(Tünel)集結。(圖片取自網路)

 

編按:性小眾常遭歧視,跨性別人士按其所採納性別享有結婚及相關法律權利的議案3年前亦在立法會被否決。鏡頭轉到土耳其,自從7月軍方政變失敗,身為政變最大受益人的總統埃爾多安乘機清算異己,進一步打壓人權,性小眾亦遭牽連。當地一位爭取性小眾權益的跨性別性工作者早前更被性侵犯後殺害燒屍,激起輿論憤怒,組織行動今日(8月21日)上街抗議,無懼高壓氣氛。惟工新聞特此轉載台灣苦勞網相關報導。


 

文:陳逸婷(苦勞網記者)

從事性工作的跨性女運動人士、22歲的卡達(Hande Kader),遭人性侵後殺害並放火燒屍,根據報導,被燒毀的屍體在8月8日被警方發現,身份是由其男友D.與友人透過卡達身上的義肢辨認出來。卡達最後一次被人看見是在今年(2016)7月底的時候,她上了客人的車。雖然死因仍待確認,但消息指出Kader的屍體在被燒毀之前,已經受到嚴重的傷害。

網路上流傳著卡達的照片,那是她參與爭取LGBT權益的政治活動時,被警方逮捕的照片,她是一名知名的社運人士。


Hande Kader上街爭取LGBT社群權益時,遭警方逮捕所被拍下的照片。(圖片取自網路)

事件發生之後,當地的運動人士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Ankara),在議會外舉辦了一場記者會,強調LGBT社群正在面對嚴重的生命風險。而就在卡達被殺害的不到兩個禮拜前,一名敘利亞同性戀難民Muhammad Wisam Sankari遭人斬首後,屍體在離卡達屍體被發現的地方不遠處被人找到。

政變後 少數族群權益遭漠視

上個月土耳其軍方發動政變失敗,政府實施緊急狀態後,包含同性戀、女性與LGBT成員的少數族群的權利遭到漠視。當安卡拉成為許多逃離迫害及戰亂問題的鄰國人民,包含敘利亞與伊拉克難民的避難所的同時,媒體認為仇恨犯罪並沒有減少,Deniz Çelebi便提到,受到政變影響後,許多他的跨性別朋友因為自己的身分證與外表的問題遭到歧視並向他求助。

土耳其的文化與政治人士在社交媒體上以標籤 #HandeKaderSesVer(Make Some Noise For Hande Kader)成功地進行號召動員,要求官方與大眾正視跨性別性工作者的困境,在一份名為〈一個女人被燒死,人類卻保持安靜,大喊、尖叫吧,我們要求正義!〉的請願書上則提到:「這是一次屠殺行為,殺死一個人並將她燒毀,謀殺跨性別者是對正常化的縱容與支持」。這份請願書將送到相關政府部門,運動人士要求政府嚴辦,讓犯罪者受到法律的裁罰。

根據Hürriyet Daily News報導,卡達的屍體是由她的男友和朋友所辨認,當時她的家人並沒有前來認屍,朋友提到卡達曾經想要成為一名翻譯,但因為上不了大學而沒有辦法完成這個夢想,才進入性產業成為性工作者。

司法機構大門不為跨性別性工作者而開

關注跨性別性工作者權益的機構「紅傘性健康與人權協會」(Red Umbrella Sexu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Kırmızı Şemsiye)的一份研究中指出,在2008到2016年之間,土耳其至少發生40起跨性別者遭殺害的案件。而在2014年11月到2016年6月這一年半之間,則有267個針對跨性別者的反人權事件,當中有七個案件最後以謀殺作結。

紅傘協會創辦人Kemal Ördek,同時也是《土耳其的跨性別者》一書的作者提到,有一種普遍的「恐跨症」(trans-phobia)以及所謂的「恐娼症」(whore-phobia)存在,當談到被「迫害」,Kemal Ördek說,從面對警察到司法系統,跨性別性工作者在整個過程中都是受迫害者,「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處境,司法機構的大門幾乎不為他們而開。」

今天(8月21日),運動人士將在伊斯坦堡的杜乃爾(Tünel)集結,對於警察與司法系統漠視跨性別性工作者遭到姦殺一案,要求應有的司法正義。

 

原文刊於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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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性小眾常遭歧視,跨性別人士按其所採納性別享有結婚及相關法律權利的議案3年前亦在立法會被否決。鏡

酷熱天氣開工可奪命 打工仔評估風險七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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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百科】酷熱開工可致命!本月初(8月6日)港鐵沙中線地盤有紮鐵師傅中暑不治,直至今日,2016年夏天還未完,天文台發出的酷熱天氣警告已超出去年全年總和。到底打工仔如何評估自己工作環境的酷熱風險?惟工新聞特地簡介勞工處用以評估酷熱風險的7大指標,請各位自求多福。

1. 溫度

熱不熱,首要指標自然是溫度。天文台一般會以攝氏33度為參考界線,若氣溫到達33度就有較大機會發出酷熱天氣警告。除了直接承受日曬危機的戶外工作,受熱空氣影響的工作環境亦會被酷熱天氣牽連,例如依賴窗戶通風的地點。

2. 濕度

濕度越高,皮膚散熱越難,對高溫也越難忍受。根據勞工處評估熱壓力的指引,若工作場所的相對濕度通常高於85%,就算是一個風險因素。除了天氣潮濕的情況,工作環境裡如果有產生蒸氣的機械或爐具,也會提升濕度。

3. 熱輻射

陽光熱辣辣,在太陽下直接戶外工作固然熱上加熱,不過熱輻射的來源並不限於陽光,任何有明火、燒焊或灼熱平面的工作環境都會帶來額外的熱輻射。如有需要,盡量穿著淺色衣物減慢吸熱速度,更嚴重的情況則須穿著反光保護衣物。

4. 空氣流動

有風好過無風,空氣流通有助吹散悶熱。唯一例外的是熱風,包括汽車排氣口或冷氣機背面帶來的廢熱,都會提高酷熱風險。

5. 工作量

除了環境因素,工人體力勞動越劇烈,自己身體產生的熱力越多。搬運重物是常見酷熱風險例子,從事體力勞動又要急速趕工也屬高危,打工仔請珍惜健康,在適當時候向要求趕工的老闆say no。

6. 衣物

大熱天時仍要穿厚重衣物開工的工種不少,從必須配戴全套安全裝備的地盤工人到全套西裝在街上搶客的地產經紀都是。勞工處建議打工仔改穿薄身衣物以及等待天氣較涼時段工作,這些建議可行與否大家自行判斷,不過盡量爭取休息時間回氣散熱也是可以考慮的節衷對策。

7. 適應程度

人人體質不同,新手與熟手對同樣工作的承受能力亦未必一樣。假如新入行或新調職尚未適應,最好由較輕的工作量開始循序漸進。萬一老闆突然將你調到不熟悉的崗位並無理增加工作量,可能你就要懷疑他是否想逼你自動辭職以省下炒人的代通知金了。

未確保僱員安全 可罰款20萬元

儘管勞工處有擬定上述熱壓力評估指標,但香港法例並未明確保障打工仔在酷熱天氣警告下的停工權利,又或者哪些工種才具備停工權利。勞工處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亦未有為因酷熱天氣導致的工業意外(如中暑)特設類別加以統計。

但原則上這不代表僱主可置身事外。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6條,僱主須在合理可行範圍內確保僱員的安全及健康,違例者可被罰款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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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百科】酷熱開工可致命!本月初(8月6日)港鐵沙中線地盤有紮鐵師傅中暑不治,直至今日,2016年

【運動公社】夏季奧運和政治的十件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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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宣示對獨島主權,獎牌差點沒有了

四年前的倫敦奧運,男子足球銅牌戰的戲碼是南韓對日本。在南韓以二比零擊敗日本後,朴鍾佑在慶祝時高舉一幅韓文標語,而標語的訊息是:獨島是韓國領土。獨島位於日本海,現由南韓實質控制,但日本堅持擁有該島主權,並稱之為「竹島」。在韓日爭奪男足銅牌當日,時任南韓總統的李明博登上了獨島,成為史上首位登島的南韓元首。朴鍾佑因為高舉政治標語被禁在頒獎典禮中領取銅牌。後來國際足協更判罰他要停賽兩場。到2013年初,國際奧委會才決定讓朴鍾佑取回他應得的倫敦奧運銅牌。

1956年墨爾本,匈牙利和蘇聯的水中血戰

1956年10月,匈牙利爆發革命。為了保衛自己衛星國的共產政權,蘇聯派兵到當地鎮壓。在政治局勢未明朗期間,正在備戰奧運會的衛冕冠軍,匈牙利男子水球隊轉移到捷克斯洛伐克繼續訓練。他們抵達主辦奧運的澳洲後,終於了解到蘇軍如何血腥鎮壓匈牙利人民。十二月六日,這支匈牙利隊與蘇聯在四強相遇。在不少居住在墨爾本的匈牙利移民面前,想起國仇家恨的匈牙利球員執行了賽前訂下的挑釁對方戰術。雙方在水中拳來腳往。球賽末段,蘇聯球員Valentin Prokopov打傷了匈牙利球員Ervin Zado,令後者面部流血。不少觀眾見狀衝到池邊要教訓蘇聯球員。他們並向蘇聯球員擲物。球賽因此腰斬。但由於當時匈牙利已領先四比零,最後匈牙利被判定為勝方。這場球賽亦因此被稱為「水中血戰」(Blood in the Water Match)。

匈牙利在決賽以二比一戰勝南斯拉夫,拿下金牌。之後,大約一半的匈牙利水球國手決定在西方尋求政治庇護。

1932年,劉長春拒絕偽滿矢志代表中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件,中國東北迅即落入日軍手中。翌年三月,日本在東北地區成立了滿洲國這個傀儡政權。1932年七月底,洛杉機奧運將會舉行開幕禮。為了營造國際社會承認滿洲國的形象,日本人曾打算安排大連出生的短跑好手劉長春和同是遼寧人的中長跑運動員于希渭代表滿洲國參加奧運會。消息在淪陷區的報紙上傳出後,劉長春在《大公報》聲明:「偽報所傳,純屬虛構謊言。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絕不代表偽滿州國出席第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張學良得悉劉長春的態度後,即決定捐款支持劉長春和于希渭赴美代表中國參賽。九一八事變後,劉長春已跟隨東北大學到北平繼續學業,但于希渭卻滯留在日本人控制區,故未能成行。最後劉長春成為了當年奧運會中華民國代表團的唯一一名運動員。他也是首位亮相奧運會的中國人。

1988年,漢城奧運帶來民主南韓?

1988年奧運在漢城(今首爾)舉行前約一年,當時的南韓獨裁者全斗煥宣布終止有關憲法的討論,意味著下任總統將不會由直選產生。全斗煥這番話引發群眾不滿,學生和工人,甚至連中產階級都紛紛走上街頭,為全斗煥政權帶來政治危機。執政民主正義黨總裁,準備接替全斗煥任總統的盧泰愚為了解決政治危機,在六月二十九日宣布將舉行總統直選和釋放政治犯等促進民主化同自由化的措施。同年十二月,盧泰愚在總統直選中勝出。

不少人將南韓民主化同一年後的漢城奧運扯上關係。原來在盧泰愚宣布願意舉行總統直選前兩天,時任國際奧委會會長的薩馬蘭其抵達漢城訪問。兩天後,盧泰愚發言承諾將舉行總統直選時也多次提到奧運會。盧泰愚可能是擔心如果政治危機擴大,奧運會將不能順利舉行,所以寧願順應反對派的要求。

漢城奧運後二十年,到北京舉辦奧運會。曾經有人期望北京奧運也會像漢城奧運一樣成為中國民主化的催化劑。不幸地,這沒有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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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跨性別性工作者遭姦殺燒屍 港團體示威 要求公正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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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多個團體今日(8月23日)前往土耳其駐港領事館示威,要求土耳其政府嚴正處理近日跨性別性工作者被殺一案,並聲援該國的性小眾。二十多名示威者一度衝過防線至領事館門外,要求領事館派出代表接信不果後,遂將行動聲明貼於館徽上及高叫口號。期間,有示威者更越過保安及警察,成功將請願信塞進領事館門罅。

發言人批評土耳其政府多番打壓性小眾,以武力驅散同志及跨性別遊行活動,亦未有採取措施打擊針對性小眾的仇恨犯罪,過去8年更有超過40宗跨性別人士被殺事件。團體亦指出受害人是在接客期間被殺,反映性工作者因社會加諸的污名而被逼躲在陰暗危險之處工作,令他們更易受客人及警察的欺凌和傷害,而香港的執法部門也從未制定針對跨性別人士的工作指引,跨性別性工作者被捕或在獄中的人權屢受侵犯。是次行動有十多個團體參與及支持,包括左翼21、午夜藍、大專同志行動、自治八樓、彩虹行動、社會民主連線、香港眾志、新婦女協進會等。

性小眾被燒屍斬首 土國政府打壓性/別運動

土耳其跨性別性工作者兼社運人士卡達(Hande Kader)於本月8日被發現遇害,其屍體遭燒毀,跡象顯示她死前曾受性侵。在事件前兩星期,就有一名敘利亞同性戀難民被斬首,其屍體被棄置於發現卡達遺體的地點附近。

同性戀在土耳其本不違法,當地的同志運動亦十分蓬勃,早於2003年便開始有同志遊行,至2014年時遊行人數更高達10萬人。然而現屆政府上任後,便以「維護安全與公眾秩序」甚或「防止恐怖襲擊」等理由打壓同志及跨性別遊行,警方更以催淚彈、水砲及橡膠子彈驅趕示威者。另外,土耳其的性小眾被殺率是全球第九高,在2008至2016年間就有逾40宗跨性別人士被殺案。團體認為這證明卡達被殺並非單一事件,而是針對性小眾的仇恨犯罪,但土耳其政府卻從未加以阻止。

性工作者欠支援 跨性別遭警侮辱剝奪人權 

卡達生前除活躍於社會運動外,也是一名性工作者。她最後一次出現在公共場合時正登上客人的車,懷疑是在接客時遇害。以男性及跨性別性工作者為組織對象的團體「午夜藍」亦有參與是次抗議行動,代表發言的項目幹事倪德健表示本港性工作者面對同樣險境,「一樓一」規定令性工作者難有同伴照應,受客人暴力對待的情況亦絕非罕見。

午夜藍從2013年至今已接觸45個跨性別性工作者被捕的個案,他們不能按其認同的性別選擇由男警或女警搜身。搜身時,他們被迫脫去所有衣物,更被在場警員以言語侮辱。倘若被起訴入罪,他們往往被視為有精神障礙而被判入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監禁期間,跨性別人士的需要和權益經常被無視忽略,也難以取得所需的荷爾蒙等藥物以維持其認同性別的樣貌體態,有些自我認同為女性的跨性別囚犯亦被勒令剪髮,令他們的精神受到極大創傷。午夜藍曾接觸一些被入境處拘留等候遣返的非港籍跨性別人士,羈留所以保護為由將他們單獨囚禁。這些單人囚室不僅狹窄,衛生情況也相當惡劣。囚室內燈光長明,變相折磨犯人。午夜藍代表指單獨囚禁多用作懲罰個別囚犯,質疑跨性別人士為何要因性身份而遭受特別懲處。

另一在場團體「自治八樓」的代表則表示,在資本全球化的時代,各國的底層人民均承受著共同的壓迫。敘利亞同性戀難民在土耳其遇害,反映性小眾在本國無處容身時,其他國家的支援便變得更為重要。但香港等社會條件較佳的地方卻抗拒難民,極少人關心難民為何在本國只有「死路一條」而逼不得已避走他鄉。因此,眾團體欲借此聲援行動,身體力行支持土耳其邊緣小眾,並向他們表達關心和共同的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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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多個團體今日(8月23日)前往土耳其駐港領事館示威,要求土耳其政府嚴正處理近日跨性別性工

【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系列一 美國大學市場化的趨勢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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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蘋果創辦人Steve Jobs在史丹佛大學的演講在網路瘋傳。大家多半只在乎賺錢的蘋果是如何長成的,卻沒看到放棄學業的喬布斯,做出這個決定背後重要的物質環境,就是美國大學企業化之下的高學費問題。(圖片翻攝自網路)

編按:讀書不成才會窮?假的。即使寒窗苦讀以優異成績晉身大學研究生,在教育商品化的浪潮下,可能仍得面對不穩定的合約、升遷無望的前途和相對刻薄的低薪,還得揹上鉅額學債,到頭來發財的只有大學高層行政官僚。苦勞網探討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與兼任教師工會運動的發展,制作「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系列」,揭示校園裡「二等勞工」的待遇與抗爭,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文:張宗坤(苦勞網特約記者)

【作者按】在暑假期間,台灣兼任助理運動仍持續進行著。為了找尋如何為高等教育產業中的學術勞動者,不論是兼任助理、教師或是非正職教師也好,提供妥善的勞動保障與學術自由的空間,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勞動權益議題,應該有著部分的參考作用。​​

過去幾個月,我們一直在關注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與兼任教師工會運動的發展,並且得知於暑假期間可能將有重大進展——私立大學研究生助理即將第二度被納入勞動者的範疇,得以組成具有協商地位的工會。這項突破讓人期待,於是我們決定對美國研究生工會進行追蹤與報導,介紹美國私立大學研究生工會的狀況,並比較台美兩地高教市場化的現象、工會組織的架構等背景,以期為運動提供更多思考方向。​

 

社會運動最單純的意義,就是透過集體的方式解決個別的壓迫,每一項運動都對應著其意圖改變的社會問題。說到美國研究生運動,就不得不先回到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所面對的問題背景:「大學企業化」(university corporatization),這項脈絡也與台灣的「高教市場化」趨勢有著不少相似之處。

營利取向的大學企業化

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面對的大學企業化,具體呈現在各部門的擴張速度不均等、教學與研究內容的變化、校內的勞動彈性化、以及學費與學生貸款的增長等問題上。

首先,在資源分配與人事擴張速率上,學術部門與行政部門之間有相當嚴重的落差:在過去15年間,行政部門獲得的經費是學術部門的1.5倍;1985年到2005年間,全職教師人數成長了百分之50,大致與學生人數成長成正比,但以同一個時間區間計算,行政主管人數成長了85%,行政職員人數更成長了240%。換言之,大學的主力已經從學術研究與教學單位,轉而被擔綱行銷、經營的行政部門取代。

大學校長的高薪,以及營利性私立大學(for-profit private university)的存在,都標示了高教企業化的成熟形式,大學終於坦承自己一心向「錢」看齊。日前,公立的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和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的校長Linda Katehi和Ann Weaver Hart,兩人除了公立大學的職位外,另有德福瑞教育集團(DeVry Education Group)這所營利性大學的董事會職位,引發教育界人士與學生不滿。

在公校校長原先已經高達40到60萬美元(約港幣312萬至468萬元)的薪資外,德福瑞董事會更提供額外的7萬美元薪資(約54.6萬港元),以及10萬美元的股息(約78萬港元);此外,加大校長Katehi還是約翰威立學術出版社(John Wiley & Sons)的董事,這也有違利益迴避原則。最後,Katehi被迫道歉並退出德福瑞董事會,並將威立的股份捐出作為加大的獎學金。然而,據統計,全美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公立大學校長同時身兼企業董事,並從企業董事的職務中獲取每年約15萬美元的額外薪資。

相較於少子化風暴迫在眼前的台灣,美國的學生人數仍持續在成長,這是台美高教危機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差異。在台灣,校方往往以「學術競爭力」、「評鑑未通過或未能升等的教師不適任」、「大學退場」等理由,直接將教師解聘或不續聘,造成教學人力絕對性的減少;而在美國,雖然全體學校職員人數仍能保有相應成長,但校園中教學人力對比於行政人員的人數,仍呈現了相對性的減少。美國校園中行政人員的工作就如同銷售員一般,在大學「校總裁」(president)和其他行政主管的指揮監督下,將菁英私校的「品牌」推銷出去,私立大學就這樣成為了「名牌企業」,學位年年搶購一空。

當大學的名聲一響、招牌閃亮,財源也就跟著來。有些私立大學可能會直接跟校外企業合作、接受企業捐贈,甚至與校內的實驗室合作,要求學生直接進入企業職場,這個過程影響了學術研究進行的方向與內容。另外,在這樣的營利思想驅動下,不太好賺的系所會被逐漸淘汰,例如歷史、英文與哲學這些文史哲學科,就是第一批待宰魚肉。

盈利、創業、領導等資本主義社會中眾人追捧的才能,更是直接影響了學校的授課內容。美國補習與升學諮詢公司《普林斯頓評論》(The Princeton Review)與創業雜誌《企業家》(Entrepreneur)每年都會列出50所創業最佳大學,上榜的學校除了開設創業中心外,還會提供學生客製化的創業課程、到企業實習的機會、創業獎學金等輔助措施,這也讓大學營利的趨勢更加明顯。

培養出有捐款能力的校友,對大學而言也是一項重要的投資。根據美國國家學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ies)的統計,從2005年到2015年間,美國大學受捐助的金額成長了1.5倍,到達5,360億美元(約4.2兆港元),而且捐助榜單的前五名長期由哈佛、耶魯、德州大學系統、史丹佛、普林斯頓所壟斷,這五所學校的捐助金額更都超過了200億美元(約1,560億港元)。尤其是哈佛大學一舉達到364億美元(約2,839億港元),已經超過同年《財富》雜誌(Fortune)統計的全球前五百大企業中的後兩百名企業年營收。

學術勞動彈性化的跨國浪潮

既然大學辦成了企業,校內的勞動者與勞動行為,也有如同台灣一般的「勞動彈性化」(labor flexibilization)的現象。也就是說,企業化的大學傾向聘僱人事開銷較低的非正職勞工、實習生、外籍移工,並以這些非典型勞動者取代了原先的正職員工;還增加工時與工資的彈性分配程度,以減輕其負擔的勞動成本,達成利潤最大化的目標,總之,彈性化並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什麼新花樣,始終如一的資本邏輯就是會產生這類強化剝削的撇步。

少數的新現象,恐怕就是今日的大學終於也被資本大搖大擺地入侵,比起過去教育中遮遮掩掩現身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以貌似價值中立的方式歌頌勞資和諧、家庭美好、支持以色列;但在今日的大學中,這些說詞都再也掩飾不了與資本主義強力連結的形象。這些在美國由企業與大學合作、甚至大學自己就是企業為營利所開辦的結果,就是在台灣常見的「產學合作」、「縮減學用落差」、「增加青年競爭力」等說詞的國際實作版本。

美國各校校內膳食與清潔工作的委外經營,或台灣政治大學與成功大學的派遣清潔工,都是勞動彈性化的清楚例子;在教員部分,終身職教師(tenured faculty)與終身職候補教師(tenure-track faculty)等專任教師日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樣的兼任教師(adjunct faculty)的增加,這是台美共通的趨勢,也正是勞動彈性化的病癥。(關於美國的終身職候補制度可參閱這篇文章

「專任的兼任教師」

雖然過去四十年來美國正職教師人數成長了50%,但兼任教師的成長速度更快。根據研究生工會聯合會(Coalition of Graduate Employee Unions, CGSU)過去的估計,在學生人數特別顯著成長的九零年代,終身職候補教師的人數減少了一成,研究生助理的人數卻成長了四成,並有五成以上的教學時間由助理和非正職教師負責、助理更負責了九成以上的評分工作,顯示了正職人力與非正職人力之間的勞務取代關係。

在七○年代時,美國還有三分之二的教師是正職教師,到了今天已經幾乎砍半,只剩下三成。另外,約三分之一的兼任教師的生活水平低於聯邦貧窮標準(federal poverty level),不然就必須以好幾份不同的兼任教師工作來滿足生活所需的開銷花費,當前美國教師貧窮的現象也很值得憂慮。

在台灣,兼任教師人力約佔高教教師人數的三分之一,是專任教師人數的一半。這些兼任教師中的再三分之一是所謂「專任兼任教師」、「全職兼任教師」,跟美國兼任教師類似,必須奔波數所大學兼任授課,才夠撐起生活所需的花費。在勞動彈性化下的後果,這些兼任教師沒有正常的不定期契約、工資、工時、休假、勞保等保障,也不能申請研究經費,工資更與物價調漲和基本薪資漲幅脫勾20年以上。

在台灣方面,對於兼任教師的勞權問題,教育部一向採用分而治之的方式處理。在2014年雖然調漲大專校院兼任教師薪資16%(相關報導),但又放寬私校可依「學校視財務狀況」權衡是否調整,結果是直到今(2016)年七月初為止,有高達三分之二以上的私立大專校院並未調整兼任教師薪資(相關報導),大專兼任教師的團結依據公私立學校的界線,被割裂了一次。

而關於「兼任教師是否適用《勞基法》」的議題,教育部提出了「切割有無本職」作為適用《勞基法》與否的條件,但「本職有無」並非《勞基法》適用與否的判准,更有可能造成專任的兼任教師對學校而言變得「不好用」,必須負擔額外的勞動成本,動搖三分之一兼任教師的生存(相關評論),這也是法律處處為大學資方著想、刻意差別對待的表現。這些台灣的現象都與美國的狀況遙相呼應,也同時存在於兩個社會內。

學費定價的分割主義

關於學貸和學費的成長,2010年時,全美學貸總額已經超過了信用貸款的總額;到了2012年,總額更超過一兆美元(約7.8兆港元),也超過了汽車貸款的總額,背負學貸的人數至今高達4,000萬人以上,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表示,其中約五分之一的貸款逾期違約,還有數百萬人因經濟能力問題而難以還款,還曾被代表美國消費債務人的全國消費者破產律師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Bankruptcy Attorneys)主席William E. Brewer, Jr稱之為2007年房貸危機後的「下一顆未爆彈」,學貸已然成為2016年美國大選的重要議題。


學貸颶風即將來襲,美國畢業生們的未來恐怕也將墜入學貸的污水中。(作者:Nate Beeler)

除學貸外,大學學費也有顯著上升,從2003年到2009年的短短7年間,每年學習與生活開支超過四萬美元的大學間數,從過去的2間成長了百倍,已經超過了200間。此外,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資料顯示,在1999年時,公立大學的就學費用約15,700美元(約港幣12.2萬元)、私立非營利大學為30,900美元(約港幣24.1萬元)、私立營利性大學則是20,200美元(約港幣15.8萬元);過了16年後的2015年,公立大學的就學費用成長為22,750美元(約港幣17.7萬元)、私立營利性大學增長到30,410美元(約港幣23.7萬元)、私立非營利大學更成長到了45,760美元(約港幣35.7萬元);不論任何大學,學費與生活開支的總和都已成長為16年前的1.5倍,與基本薪資和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成長倍率大略一致,而不受政府的調控或限制。

另外,美國大學對於不同身份別的學生也有著學費上的收取數額差異。在公立大學方面,對本州生收取的費用與對外州生或國際生收取的費用,後者的數額可以高達前者數額的兩倍;一般的私立非營利大學在求學費用上與公立大學的外州生/國際生差不多,但長春藤聯盟等私立名校可能就會額外再多加個10,000美元(約港幣7.8萬元)才讀得起。

學術帝國的引力

冷戰期間,美國啟動了傅爾布萊特計劃(Fulbright Program),配合二戰期間開始的國際訪問學人領袖計劃(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將二戰剩餘物資變現為獎學金與學術交流基金,吸引第三世界優秀人才流入美國學術機構,培養第三世界的親美知識菁英。

當二戰剩餘物資變現餘額不足後,透過國務院、各國政府與機構的經費,這些計劃仍繼續存續,作為冷戰期間文化戰略的一部份,與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和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的文化宣傳深入第三世界社會,提供各國希望到美國留學的優秀學生諮詢與獎助,並延續至今。

透過七十年來文化冷戰所製造的高等教育引力,美國吸收了全球將近七分之一的留學生。在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提出的2015年美國國際教育門戶開放報告(Open Door Report)中顯示,當年美國國內的國際學生的人數已經來到了97萬人,大約是2000年的兩倍,而且還在持續成長中。學費調漲對所有學生而言都是不利的,代表的不只是當下就學與生活費用的增長,也意味未來攤還學貸所需要的薪資與清償時間都被拉長。

高教學費的差別定價與漫天飛漲、由高學費衍伸而來的高學貸,正是台灣高等教育形成逆分配效應的原因之一:對將近八成的弱勢學生而言,卻只能進入學費是公立大學兩倍的私立大學就讀,畢業之後多數學生必須背負額外的學貸,在還未進入職場前就先被金融資本給剝削一輪,22K的微薄起薪也必須要扣除這筆學貸負擔;而在台灣私立學校比例佔所有教育階段次高的高等教育中,更有高達七成、也就是超過100間以上的大學是私立大學,這些私校與其他企業資本怪獸稱兄道弟,甚至根本就是家族財產,作為家族財團控股鏈、或是家族財團專屬的人力訓練機構而存在。

雖然台灣的學費管制較為嚴苛,但台灣外籍生的學費也如同美國外州生與國際生的學費,有著高於於本地生/本州生的價格;除了外地生的差別定價外,陸生(被特殊化的外籍生)、延畢生、研究生、進修推廣部的學費也不在管制範圍內。不論這些身份範疇學費鬆綁的理由為何,是「本國公民有繳稅」、「使用者付費」、「碩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或「無法準時畢業的責任應由個人承擔」,就過往英國調整學費的經驗來說(相關評論),「學費差別定價」的策略,事實上就是為「學費全面漲價」做準備。


2008年,台灣反高學費運動於教育部前抗議。(資料照片)

學術前途茫茫的學生勞動者

在校園中,身份上特別混淆的受雇者,莫非是「學生勞動者」了。所謂的學生勞動者,也就是在就學期間,同時為學校或老師提供勞務的研究生或大學生,包含了提供一般勞務的工讀生、提供教學勞務的教學助理、提供研究勞務的研究助理,或上述幾種勞務的混合。不論是在美國或是台灣,這些學生勞動者們都得面對兩地嚴峻的學術現實與經濟現實。

美國的研究型大學中,博士生的養成與未來的工作銜接性較高,多數博士生有著相當強烈的動機,繼續待在學術圈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網路上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博士生職涯發展指南,甚至有些博士生有難以克服、不得不從事的「從事教職的渴求與焦慮」。

不同於美國,台灣安穩的教職工作更難以尋覓。根據台灣教育部統計,博士班教育人數佔研究所教育人數並不多(只有約三萬人,佔整體研究所人數的一成五),產業界與學術界「號稱」人力市場也已逼近飽和狀態,教育政策面還持續收緊正式教職的職位數目,加上與來自國外畢業的歸台博士的競爭,多重因素造成台灣博士畢業即失業,或是被短期學術勞動職務給吸收,銜接到台灣非正職教師的惡劣處境,並非維持生活所需的長久之計。可想像的是,作為現有學制的最高教育階段,台灣流浪博士們的焦慮與渴望絕不會少於美國的學術同僚們。

根據2013年《壹週刊》公布的「2013職場大調查」,當年七月底人力銀行、大專院校及學術機構需求博士學歷以上的缺額僅有342名,對應當年投入就業市場的6,832名博士生,「失業率」高達九成五。上述這份統計並未考慮到博士生「高成低就」的就業方式,固然有高估失業率的嫌疑,但博士生找到合適的就業機會絕非空談,迫使教育部於105學年縮減博士生員額15%,減少近千人。

在變質的學術勞動中 團結的意義

事實上,台美兩地的學生在出社會之前,也早就在「練習」如何被剝削,「練習」著如何習慣艱困的學術環境。就學習的面向來說,因為教學職務向著彈性教師與研究生教學助理的轉移,也連帶影響到學生受教育的品質;而就勞動的面向來說,台灣與美國都有各自的難處。

台美學生勞動者之勞動條件比較(注一)

 
 台灣美國
學生勞動者薪資
(以新台幣計算)
 

年薪:3萬-12萬元
(約7,300-29,300港元)
時薪:120元
(約19港元)

年薪:30萬-105萬元
(約73,200-256,300港元)
時薪:220元
(約54港元)

學生勞動者人數

28.3萬人,每年增加4.42%

12.5萬人,每年減少1.67%

學生勞動者佔教職人員比例(注二)

74.88%

12.83%

一學年學費與生活費用總和學生勞動者薪資
(以新台幣計算)

20-25萬元
(約48,800-61,000港元)

75-150萬元
(約183,000-366,000港元)

學費減免

無減免,獎學金成為彈性勞動的「附負擔贈與」

有減免,提供額外獎助金、免付學費

生師比

公校:25.5
私校:26.6

公校:16
私校:14

彈性教師佔教職人員比例(注三)

52%(不論職級)

57.63%(全職非終身候補+部分工時)

彈性教師薪資
學生勞動者薪資

(以新台幣計算)
 

公校日間部:講師時薪670元(約163港元)、助理教授735元(約179港元)
私校日間部:講師時薪575元(約140港元)、助理教授685元(約167港元)

每年平均50萬元新台幣(約12萬港元),介於30-80萬元間(約7-20萬港元)

最低職級正職教師年薪資
(以新台幣計算)
84萬元(約20萬港元)180萬元(約44萬港元)

製表:張宗坤

對美國的學生勞動者而言,合理的薪資待遇與教學份量、幼兒保險基金、關於眼科與牙醫的健康保險都是爭取的範圍,這對應著美國數十年來勞動彈性化造成的勞務轉移、以及在美國社會保險方面的匱乏。有些由學生勞動者組成的研究生工會,甚至會吸收大學工讀生和純獎學金獎助生,並關注獎學金和最低工資議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多半是研究生工會運動的成果,雖然也還有懸而未決的問題(例如私立學校的研究生工會),但在部分意義上來說,美國研究生助理們已經在享受工會抗爭的成果。

在台灣,兼任助理運動終於在2008年和2014年獲得部分成果,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兼任助理納入《勞基法》,但受到教育部的強力干涉與行政指導、勞動部的軟弱無能影響,迄今仍只有半數獲得勞動法令與勞保、勞退的保障(相關評論)。教育部正打算繼續操弄分割策略,將兼任助理是否應適用《勞基法》的問題分成教學助理、研究助理與工讀生三部分討論。切割成不等的數塊差別待遇,讓整體學生勞動者的處境繼續風雨飄搖。

在美國,教職人力總額中將近七分之一就是研究生助理;而根據台灣教育部提供的資料,將學生勞動者人數加算進現有的教師員額中,台灣教職人員總額中將近四分之三的人力是學生勞動者,人數是美國的2.26倍,台灣學生勞動者形同是高教產業的底層人力,承擔了整體高等教育中最大一部分的勞務。

而且,兼任教師的處境應該與兼任助理的處境連在一起看,並與青年勞動者的處境並置思考;台美均有高達50%以上的彈性教師,意味著兩地的青年學者至少有一半的人會被篩選掉,無法獲得公共的教育資源挹注,繼續發展其研究興趣,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公共知識的耗費,以及對下一世代的教育資源流失。

對於大學企業化下的各種現象,美國研究生們在將近五十年的鬥爭經驗中,給出了「組織起來」的答案,在一次次與資本家的政治角力中,被證實是有用的;台灣的學生們或也能夠從中吸取經驗,而這將是學生們與高教產業內所有的勞動者們,跨越各種迷障與艱難,一同克服高教市場化的第一步。

 

注釋:
一. 各項數據之單位均已統一為新台幣。參考資料:教育部(2016)、教育部統計處(2010-2014)、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2010-2016)、美國勞動統計局(2015)、美國大學教授協會(2016)、台灣高等教育工會(2016)。
二. 台灣兼任助理佔教職人員比例,係將兼任助理、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之總人數作為分母,兼任助理人數作為分子相除所得。目前,教育部僅提供「由學校自行統計、教育部自行加總」的兼任助理總人數,此數據之真實性亦有待考據,此處僅作為參考資訊呈現。
三. 台灣彈性教師佔教職人員比例,係將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之總人數作為分母,兼任教師人數作為分子相除所得。

 

原文刊於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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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讀書不成才會窮?假的。即使寒窗苦讀以優異成績晉身大學研究生,在教育商品化的浪潮下,可能仍得面對

Justice for Hande Kader Hong Kong groups urge Turkish government to protect LGBT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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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本按此

On 23 August (Tue), various Hong Kong groups launched an action in solidarity with the LGBT community in Turkey. They protested in the Turkish Consulate General, calling for justice for Hande Kader, a recently murdered transgender sex worker. Activists clashed with the police and sent the statement to the office, where the officials refused to receive the statement.

The spokesperson criticized the Turkish government for suppressing sexual minorities in the country. Besides cracking LGBT activities with brute force,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take any actions against the hate crimes targeting sexual minorities. In the past 8 years, 40 transgender people were murdered. Groups also added that Hande Kader was murdered during providing sex service, showing sex workers are stigmatized such that they are vulnerable to the attack of customers and police. Similarly, the law enforcing departments in Hong Kong has no regulations on dealing with transgender people. As a result, the transgender people in custody a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Turkish sexual minorities murdered, campaigns crushed

Hande Kader, a transgender sex worker and activist was found raped and burnt on 8 August. Two weeks before, a Syrian refugee homosexual was beheaded at the same area. Homosexuality is legal in Turkey. The LGBT movement is also active. Turkey has annual Pride Parade since 2003,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reached a peak of 100,000 in 2014. However the current government keeps suppressing LGBT movement, using the excuses of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or even 'counter terrorism'. The police force even used tear gas, water cannon and rubber bullet to attack rally of LGBT mo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urkey has the 9th highest rate of transgender murder in the world. 40 transgender people are killed since 2008. Groups believe that the murder of Hande Kader is just one of the hate crimes against sexual minorities, which the Turkish government never tries to avoid.

 Hong Kong sex workers lack support, frequently humiliated by cops

Hande Kader was an activist, also a sex worker. She was suspected to be murdered during providing sex services. Midnight Blue (午夜藍), a Hong Kong group organizing male and transgender sex workers, which participated in the solidarity action expressed that Hong Kong sex workers are facing similar threats. The regulation of 'one sex worker per flat' pushes sex workers to face the violence of customers alone, instead of being able to support each other.

Midnight Blue has been handling 45 cases of arrested transgender people since 2013. In these cases, transgender people are always forced to take off all the clothes, being searched by police officers not according to their gender identities. They are also frequently humiliated by officers. If they are found guilty in court, they will be treated as mentally disordered people and sented to Siu Lam Psychiatric Centre. During their incarceration, their needs are always ignored and they can hardly find the hormones they need. Some of them also have their long hair being cut.

Midnight Blue also handled cases of transgender people being held by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The Deparment held them in solidary confinement, claiming to 'protect' them. However the cells were cramp and bright, making the people suffer even more. The representative of Midnight Blue stated that it is not fair for transgender people to be punished by solidary confinement because of their gender identity.

Sexual refugee has no where to go?

Autonomous 8a, another group joining the action related the suppression of sexual minorities to the global exploitation of grassroot people. They stated that the murder of Syrian homosexual refugee clearly shows the necessity of other countries to help, especially when the sexual minorities are under death threat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Unfortunately Hong Kong and other places with better situations do not welcome refugee, not caring how dangerous for them not to leave. Therefore the groups have to launch the solidarity action to express the care and support to the LGBT community in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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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23 August (Tue), various Hong Kong groups launc

TVB偷拍泳池 抹黑罷工 救生員:我哋被逼要擅離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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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港九拯溺員工會連日來於社交網絡專頁批評無線電視(TVB)報導不盡不實,事緣TVB於8月10日播放一段名為〈救生員罷工〉的片段,報導指「近四年都有救生員罷工或者集體請病假,部分泳池及泳灘需要關閉。康文署與救生員工會就人手編制、薪級職系等問題,爭持十三年,為何至今仍未解決?泳池無人巡池,是編更問題還是有人工作時間消失?」

工會對報導內容提出多項反駁,反問道:「無線新聞,是是旦旦」、「你會相信CCTVB嗎?」惟工新聞特此採訪泳池救生員,探究箇中真相。 

署方曾威嚇罷工行動 TVB含沙射影指罷工擾民

接受訪問的黃先生任職救生員15年,近年於九龍公園泳池工作。TVB的報導圍繞港九拯溺員工會的罷工行動,短片開首指出救生員罷工次數頻密:「十二年來平均一年兩次」。結尾則訪問「另一個工會」,受訪的香港政府拯溺員總工會(工聯會屬會)副主席鄧子安對罷工提出質疑:「罷工太頻密,只會令公眾誤解」、「不停罷工,令市民唔專注喺我哋救生員嘅訴求。」

黃先生懷疑該報導另有目的,或許是政府針對救生員近日多次罷工,以傳媒力量打壓。事實上,早於6月,港九拯溺員工會罷工便受到資方威嚇。署方曾稱「6月28日你地唔搣走(張貼在康文署場地的罷工通告),部門就搵清潔工嚟搣,搣完再收返你地工會清潔費!」

偷拍10秒指控7成人沒巡池 救生員:沒有時間休息

TVB在新聞透視及其後的新聞報導中重覆指出一個問題:大部份救生員沒有在離開更台之後巡查泳池,更以電話採訪自稱「康樂助理」的一個不具名受訪者,該名助理聲稱7成救生員都沒有巡池。

黃先生講解道,泳池救生員主要有三個崗位:更台、巡池、救護站。按照規定,救生員應該「一上一落」,坐在更台的救生員每30分鐘走下來,與巡池或救護站交換位置。由於救生員人手不足,一更七個半小時裡,救生員須不停在這三個位置輪流工作,沒有機會停下來休息。

「坐更台、救護站嗰陣行唔開,就惟有喺巡池嘅時候,向上司申請行開一陣飲水、去廁所。係因為人手不足,所以我哋被逼要擅離職守。唔敢唔同上司申請,如果唔喺度,一眼就睇到。」7成救生員沒巡池,純屬誇張,人手不足之下,黃先生表示,能夠做到一上一落已經很好,有時候人手少得不夠輪換,他要做到「兩上一落」甚至是「三上一落」,亦即坐兩或三次更台才可以走下來巡池。坐更台之時須時刻聚精會神,照看每一位泳客,走下更台之後就更需要休息。

拯救行動是另一個令救生員不能如常巡池的原因。黃先生表示,行動須以一個小隊的形式進行,例如跳水受傷,懷疑跌壞脊骨,要上急救床,標準要有3個救生員進行拯救工作,包括護頭、綁帶扣帶、上板,除了原本巡池的救生員,還必須由其他救生員協助,才可完成,於是其他池的巡位就得懸空。
 
黃先生憶述以往在石澳、赤柱工作,經常會同時有3、4個人需要協助,旺季的時候,拯救工作頻密,衣服甚至不會乾。「康文署個數字話出事率好低,梗係啦,下下要死咗人,上死因庭嗰啲先公佈出嚟。抽筋、爆頭之類,通通都冇紀錄。」

對於TVB的拍攝手法,黃先生亦充滿懷疑。為保障泳客私隱,泳池內不准拍攝,由短片角度看,黃先生判斷TVB是在看台偷拍。「每段片得10秒,有心抹黑嘅,佢可以影啲無人嘅位置,已經得啦。巡池有時喺池邊、有時喺更台底,好難企定定俾你影架。」黃先生駁斥,要是真的如TVB報導所稱一兩個小時內都沒有人巡池,上司一定會發現,但當時卻沒有接到投訴。反而在TVB報導播出以後,救生員才收到了康文署要求解釋的信件。

罅隙求生被抹黑偷懶 救生員士氣大受打擊

TVB以零碎的偷拍片段揶揄救生員偷懶,藉此將罷工說成貪得無厭,殊不知卻是倒果為因,正正刺中了救生員在長時間工作不得不「擅離職守」才能解決需要的無奈與辛酸。黃先生不忿道,抹黑短片播出,再加上康文署出信要求解釋,一班伙記的士氣都大受打擊。

當了救生員15年,黃先生的散光由0度加深到接近600度。「日頭有太陽,夜晚有射燈,好多伙計都係散光。」救生員戴上黑超,原來不是打扮,而是保護。工作了十多年,黃先生現在走上更台還是會緊張。

「坐上更台,就所有泳客都要照顧。」救生員上更台第一件事就是數人頭,數百人逐個看一次,看看泳姿有沒有問題。看到泳姿不好的,難以判斷是否出意外,「但係你又唔可以話佢游得唔好,因為佢會投訴。惟有睇住,有事就救佢。」自尊心作祟,救生員提醒泳客,卻會被視為侮辱。救人與被救者,僅餘客人與服務員、消費與被消費的關係。

二百多人合格僅聘十多人 政策造成人手不足

署方經常聲稱救生員人手充足,工會卻指出,部份游泳池的救生員人數實際上暴跌得少於2004年的一半。

「康文署啱啱考咗批長工,有二百幾人合格,但係只請咗十幾個。」如此弔詭的現象,原來是由於政府部門的特殊對待。「好多同事會轉職去其他政府部門,例如係機房、康樂助理,會有一年後悔期,留位俾啲同事返去做救生員崗位。如果轉職紀律部隊例如係警察、消防,會留位三年。」黃先生解釋道,要是重新聘請長工來填補轉職者的空缺,一旦轉職者後悔,回來當救生員,那麼救生員人數便會翻倍。所以,轉職者的空缺只在旺季時由季節性救生員補充,而甚少聘用長工。

可是,現時當救生員門檻不低,要考取多項資格,花費一萬多元。投資不少,季節性卻只能在旺季工作,實在不化算。再加上季節性救生員在泳池關閉時難尋找其他工作維生,所以季節性的工作並不吸引,終致使人手不足。 

「Yeah,有得排隊,冇得游水!」短片劈頭一句就是小孩在泳池外手舞足蹈地如此叫喊。付上被算帳的風險、捍衛尊嚴的罷工,在TVB剪輯下,變成了小孩也嘲諷的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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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港九拯溺員工會連日來於社交網絡專頁批評無線電視(TVB)報導不盡不實,事緣TVB於8月1

「像在墳墓一樣」 巴勒斯坦婦女親述獄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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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以色列政權與巴勒斯坦人衝突不斷,它在約旦河西岸的非法殖民區更是一大紛爭之源,被捲入其中的巴勒斯坦人常被拘捕囚禁。據人權組織B'Tselem估算,截至今年4月底已有6,295位巴勒斯坦人淪為「國家安全拘留者」,當中不乏沒有控罪在身的「行政拘留」。一位巴勒斯坦婦女去年偷運手機SIM卡予獄中兄長,結果自己也成為階下囚,出獄後接受《半島電視台》訪問,惟工新聞特此翻譯,讓大家一窺以色列獄中情況。
 


28歲的安敏‧艾—莎德(Amal al-Sada﹚是來自希伯崙的巴勒斯坦人,10年來她一直探訪獄中的哥哥,直到一次偷運手提電話SIM卡給哥哥時被逮個正著,才發現這個小風險將帶來怎樣的代價。

莎德被軟禁在內蓋夫沙漠(Negev desert)的高斯法區(Kseifa)裡整整8個月。2015年7月,她被判監14個月,罰款4,000美元(約31,200港元),更被禁止探訪獄中的哥哥。她的哥哥涉嫌試圖刺傷一個以色列殖民者,原本被判監17年,此次事後又被加刑3年。

宣判後,莎德首先被關進拉姆拉(Ramle)監獄的單獨拘禁房監禁兩星期,其後轉送到哈薩朗﹙HaSharon﹚中途監獄,6個月後,又遷至達蒙﹙Damon﹚監獄直至刑滿。8月初,她終於獲釋,比原定的日子稍早一個月。

莎德對半島電視台談及她在以色列的獄中生活。
 

半島電視台:可以告訴我們單獨拘禁房是怎樣的一回事嗎?

安敏‧艾—莎德:我覺得孤立無助,不見天日,像活在墳墓裡。

初始的兩個星期,我完全沒有洗澡。因為我的浴室是開放式的,並且正對著監房的大門,如此一來經過或正在巡視的女獄卒就能看見我洗澡。

她們用希伯來語罵我——說我邋遢並命令我去洗澡。我拒絕,因為我連一件替換的衣服都沒有。

最痛苦的莫過於向獄卒要水。中午時份請求的水,他們要到凌晨12時才帶來。我會不斷地請求,但他們就是不會給。我是個糖尿病患者,很需要水份,最後只能放棄,喝浴室水龍頭的開水去。他們大大的羞辱我們。

半島電視台:你在監獄受到怎樣的對待?

莎德:那是不客易的,非常艱難的生活。我曾被羞辱、貶低、抑壓和騷擾。

我是糖尿病患者,一天要到診所三次,在雙手被手銬束縛著的狀態下領取胰島素注射劑。那是我感到最為羞辱的一件事——被銬著到診所去。獄卒們連一刻都不想放過我。

在應診的路上,我曝露在精神和語言上的欺凌裡。他們以髒話貶損我,任何人都不應該承受那種語言暴力的,我甚至不敢向你覆述他們對我說過的話。

對於囚犯來說,被押上大囚車﹙bosta,有塗黑的車窗,用作運送囚犯﹚也是一種折磨。

半島電視台:請你形容一下在大囚車裡的情況。

莎德:在大囚車裡,我們被分別關進狹小的囚房。裡面只有一張金屬椅子,坐上去後膝蓋無可避免地撞上金屬制的門——囚房就是如此狹小。

我們的手和腳仍然是銬著的,坐下以後也不例外。那是萬分痛苦的煎熬,像在之前所經歷的折磨傷口上灑鹽一樣。

車開得猛,而且超速,完全沒有顧及屈坐的囚犯。每一次的急轉彎,我們就被狠狠拋向小囚房的金屬牆壁。

小囚房裡是超乎想像的黑暗。如果你站起來,往天花的幾個小孔望去,勉強能夠看到街道。

之後,我們會在全副武裝的獄卒和警犬的監視和戒備下,被關進臭氣薰天的單人囚室。請求上訴,和轉移監獄時,我也被關進單人囚室裡。

半島電視台:獄中生活條件如何?

莎德:在達蒙監獄,一個囚房有18個女生,我們共用一個洗手間。經過漫長又困難的爭取後,獄方才答允多建一個洗手間。

床只有半米,不夠長。我是高個子,睡覺時要用不舒適的奇特睡姿,把自己塞進惡劣的空間裡。

囚房內沒有暖氣。我們用鍋子燒水,然後把熱水倒進塑膠瓶子裡,再用襪子捲著膠瓶,睡覺時緊緊抱住這個自制小暖包才感覺到些許暖意。

我們也會用自己的錢,去食堂購買毯子。

食物還可以的,每個星期能吃上一回魚或肉類、兩次炸豬排,有時候他們派肉丸 ﹙kofta﹚。雖然說是烹調過的食物,但是很不乾淨,甚至沒有完全煮熟,我們都會帶回房間再煮。

每天,每個女生都獲派一個水果,大多是蘋果和梨子。

半島電視台: 閒時如何渡過?

莎德:我是我們囚房的大姊頭,閒時要照看其他女生有沒有獲發比如食物之類的生活必需品。

另外,我也會閱讀和禱告。因為記得大量古蘭經經文的關係,並常常領禱,我在獄中最後的一個月裡,已然是女生們的伊瑪目﹙imam﹚。

早上有三個時段,分別是8至10時、下午1時至3時和4時至5時,我們獲准到監獄操埸活動。在那之後,直到明早之前,囚房的大門都不會再打開。

每3個月,我們能夠與外界更換衣物一次,那時可以帶新衣服進去,亦可以交換兩本書——每個人只能同時收藏兩本書。

每15天,我們就能跟家人見面45分鐘。

半島電視台:最艱難的事是?

莎德:渴望見到家人的感覺令我肝腸寸斷,我掛念他們,想聽聽他們的聲音,看看他們的樣子,那時日子很難過。

半島電視台:牢獄生活給你帶來什麼改變?

莎德:我變得更加親近神,學習到堅韌忍耐,和作出合理的判斷。我的個性有巨大的轉變。

我的精神狀態受到很大的打擊,身邊的人都曉得我很低落。即便有家人相伴,還是感到孤獨。我變得健忘,思緒常常飄往別處。所以,我已經請家人讓我盡快見精神科醫師了。

 

資料來源:
Al Jazeera: Israeli prison 'like being inside a 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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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以色列政權與巴勒斯坦人衝突不斷,它在約旦河西岸的非法殖民區更是一大紛爭之源,被捲入其中的巴勒斯

紐約校長學生同涉校園欺凌 誘逼學習障礙生自認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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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一位患有嚴重學習障礙的12歲男孩厄普爾(Nashwan Uppal)在校方極度脅迫下寫下「認罪書」,承認自己是ISIS的成員,打算在學校引爆炸彈。他的家人在本月初起訴位於紐約長島的東艾斯利普中學(East Islip Middle School)。根據原告,孩子因巴基斯坦穆斯林的背景被人針對。他首先被同學欺負,然後校方當作罪犯。

男孩被迫寫下「認罪書」

事件的開段是今年1月6日。那天一群年齡較大的學生在學校飯堂中欺負和騷擾厄普爾。他們問他是從哪裏來,叫他恐怖份子。根據指控,飯堂裏的大人阻止欺凌行為。厄普爾嘗試走向另一張枱,不過欺凌者跟著他,不斷問他下次打算炸甚麼地方。在他們不斷追問下,厄普爾告訴惡霸他是一個恐怖分子,並打算炸毀籬笆。根據控訴,厄普爾有社會、語言和學習障礙,當中包括嚴重語言障礙和認知發展遲緩。他並不完全理解甚麼是恐怖分子(terrorist),他誤以這是指旅客(tourist)。

欺凌事件後第二天,校長和助理校長把正上體育課的厄普爾叫出來,向他大聲呼喝,問他是否恐怖分子。據報導,兩位校長接二連三向厄普爾迫問,包括「你知道奧薩馬是誰?」,並多次咆哮「別騙我們」。這種咄咄逼人的追問令男孩被迫寫下「認罪書」,承認自己是恐怖份子、知道如何製造炸單。他家中藏有炸彈,並計劃炸毀學校的圍牆。其後執法部門到他們家中搜查,並在搜查後認為厄普爾沒有威脅。不過校方不滿意警方的評估,在其後一個星期內仍然懷疑他。

越來越多穆斯林孩子被人指控

厄普爾的律師安特華(David Antwork)說這是明顯的宗教、種族歧視。「他是一個可愛、彬彬有禮、合作和尊重他人的孩子。」安特華說:「這些都不是我的話,這些都是根據厄普爾多年在特殊教育部門的表現,學區所寫的報告和評估。被告只因為厄普爾的宗教、種族,做出這種遠超出理性、不得體的非法行為。」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專職律師韋弗(Heather Weaver)指在過去18個月內,就讀公立學校的穆斯林學生受到騷擾的數子指數上升。不單是同學參與騷擾,當中更有學校職員。這種騷擾超出了過往的數字。越來越多穆斯林孩子被人指控非常嚴重的罪行。

去年德州一名14歲學生艾哈邁德‧穆罕默德(Ahmed Mohamed)帶了自製的時鐘上學被老師認為一顆炸彈,成為了全球國際頭條新聞。去年12月,一名在佐治維亞的13歲女學生被老師問她是否背包裡藏著炸彈。這孩子出生於索馬里,戴上伊斯蘭頭巾。

瓦倫韋弗指校方這種毫無根據的指控違反了家長和家庭的信任。

FBI推指引要求校方監察可疑學生

曾任聯邦調查局(FBI)臥底特工、現在在紐約大學布倫南司法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研究國家安全法的傑曼(Michael German)說:「這是一個更大問題的其中一部分。FBI和其他政府機構正在制定計劃,加快這一類型的報告,並稱它為打擊暴力極端主義。」

今年3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向全國高中公佈新指引,要學校暗中監視並報告表現出「暴力極端主義」跡象的學生。所謂的跡象定義非常廣泛,包括前往「可疑國家」、批評西方腐敗、和具備如移民背景的「內在風險因素」。批評者抨擊這個指引把大量學生當作犯人,尤其是有穆斯林背景或有色人種的孩子。

聯邦調查局的「不要傀儡」(Don't Be a Puppet)網站鼓勵公立學校的學生和教師監視和報告可疑的學生。雖然這種模式已經被多年的學術研究揭穿,但是聯邦機構繼續奉行。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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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塵居】李小龍評傳第三回:20世紀的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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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超凡而再次入世。理解彼岸之後,回歸並活在此岸。經過沒修煉的修煉之後,一個人的觀念繼續能在現象的事情中抽離,而這人就算是身處現象之中,仍然感覺虛空。

——李小龍,《沒有圓周的圓》

前幾回的文章,有一個概念不斷反覆出現,那就是「自我」。不管練武還是演戲,李小龍思想始終離不開「自我」這個範疇。在燥動不安、政經崩壞的世代裡,如何保持自我必然是個普遍課題。不過,由一名「打仔」口中說出卻實在別有一番滋味。假如在網絡上寫幾篇潮文、抽兩下水便可冠以才子之名,那身體力行、活出自我的李小龍,就更是20世紀的武術哲學家了。

我在故我思

李小龍對哲學與人生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至他的「小霸王」年代。按他自己憶述,當他相當好勇鬥狠時便常常問自己:「勝利了又怎麼樣?為甚麼人們把勝利看得那麼重要?甚麼才是榮譽?甚麼樣的『勝利』才是光榮的?」。這種尋根問底的精神,讓導師建議李小龍修讀哲學,因為「哲學會告訴你為了甚麼才活著」。從此,李小龍便跟哲學結下不解之緣,而「自我」亦成了他畢生研究、思辯的命題。在西雅圖華盛頓讀書期間,李小龍自然須要系統地學習各類經典西方哲學。按《李小龍:生活的藝術家》一書記錄,李小龍曾對蘇格拉底、柏拉圖、笛卡兒、阿奎那以至海德格等人的思想進行註釋,其中尤以笛卡兒最為詳盡。

談起笛卡兒,一般人自然想到那句用爛了的「我思故我在」。其實除卻字面的直白意思,它包含了懷疑論的最核心基礎與界限,那就是「我」。作為一個懷疑論者,笛卡兒質疑一切的合理性,但他卻絕不否定「我(存)在」這個觀點。因為懷疑本身就是存在的活動,所以當懷疑、思辨展開時便已反證了「我在」:懷疑使人肯定了自身存在的位置。顯然地,這種率直探討人自我認知的哲學命題切中了李小龍胃口。他不僅用上大量工夫去闡明第一、第二及第三沉思,他甚至在總結處比笛卡兒走得更遠——李小龍批評,笛卡兒只從認識論上去證明人存在的意義,因而「一開始就將自己從自我中趕出來」,結果「摒除真正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渴望長生不死的人」;但現實卻是「我在故我思」,我存在所以能思考。存在是第一性。

這種措詞遣字,甚具左膠之父馬克思的味道。縱然李小龍未激進到要「把哲學、神學、實體和一切廢物消融在自我意識中」,他也著實將「物件、現實、感性」重新確立為「感性的人的活動」。以此為基點,他所創辦的截拳道便強調開發武者的良知良能,並拋開一切門派、民族等外在形式。總之,甭管離地不離地,實用就好;反正「所有形式的知識最終俱意味著自我認知」,「自我」才是真正目標,其他都是工具。這套「實用主義」思維,不僅為武壇注入新氣象,同時亦改造了地球另一邊的思想論述,那就是中國哲學。
 
萬有的虛無

東方哲學,離不開儒釋道三家的影響。基本上除卻儒家因常講「內聖外王」之術外(其實這話根本源於莊子),其餘二宗經常被視為避世之流、清談居多。好比大儒朱熹批「釋老之學」,「一向說是箇空虛無有之物」,但人真可以「饑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無生人之所欲者乎?」若佛、老不是清談,又是甚麼?然而李小龍卻以行動打破了這等成見,因為他的截拳道思想,有大半便啟發自道禪二宗;當然,這是經李小龍修輯的版本。

原來的佛道二宗,追求虛無超脫,所謂「虛者,心齋也」——透過「寂然不動」的工夫,達至「感而遂通」無所不應的精神境界。由此,歷來僧人、道士都發明出大量靜養之術,導引、內丹以至內家拳法乘勢而起,呈現出一幅「曲徑旁蹊三千六百」的紛雜景像。然而李小龍卻用「現象學」的方法,將佛道思想重新解讀。當分析「虛無」的本義時,他寫道:

這並不是大腦要一片空白,而是強調它必須摒棄所有的情感雜念,這並非簡單的冷酷無情或心境平和。無心的非意念主要真諦是,思想上做到無慾無求,達到『坐忘』的境界……心境接納一切,但又一無保留。無為無慾,卻又隨時準備接納,以無意識支配整個意識。

簡言之,「無」並不等同「頑空」;相反,它是一種流動的萬有。人不應該囿固在一套既定的是非標準上,而是保持敏銳觸覺,讓現象得以完整呈現。這樣人的心靈就可以從各類排斥、對立中解放出來,達致陰陽統一,世界重歸自由、平靜、和諧。

如斯解讀,不僅上通莊子《齊物論》中的「萬物與我齊一」,還下達至具體的技擊應用上。例如在談及對敵心態時,李小龍指出「習武之人的目標是達到自身和對手的和諧一致」,即要「對對手的力量作出退讓,採取一種柔順態度」,並「忘卻自己的存在,隨著對手的動作的而動」、「Be Water my friend」。

日用平常即是道

這種對「現象」與「虛心」的重視態度,直接連結去另一門影響深遠的古老哲學,那便是禪宗。按《六祖壇經》記載,禪宗祖師惠能不懂文字,卻憑藉「三洞十二部,曹溪一句亡」的本事開創佛門正宗。因為對比起經驗與知識的積累,禪宗更著重擺脫外部智慧後的迴響,此謂「頓悟」。與處理「虛無」觀念時一樣,李小龍再次採納了現代思想將「頓悟」注入嶄新內容:他以心理學上的「完形療法」為主軸(李小龍在大學時亦有修讀心理學),提出「無意識的有意識,有意識的無意識」,即「只有我們停下來思考所有這一切東西,打開我們的心,始能看清問題、發現問題」。而「當思緒平靜時……兩個思想間會展現一剎那的頓悟」。在李小龍看來,「頓悟」其實就是「虛心」的結果或迴響,它意味自己終於能夠擺脫他人控制、回歸自然,獲得「真實」、「菩提」。而要做到這點,須率學懂「把狂熱的活動隨時叫停」,李小龍在此又談了另一個他非常推的禪偈:

在佛教中,並無可努力之處。唯有平凡而了無物別之處。用自己的膳、挑自己的水,當累了,倒頭便睡。無知者會取笑我,但智者卻會明白我。

上乘修行,並不在於增添任何絕塵、厲害的招式,使人亢奮。相反,它植根於日常之中;惟有從平凡的生活入手,才可以知道事物的本來面目,並保持平靜的「狀態」。「為道日損」,「掌握截拳道並不意味著要增加更多東西,而是砍掉了非本質的東西」。

雖然李小龍對儒家的引用比較少,但單講上述的修行法,已經跟理學如出一轍。朱熹在解說《中庸》時便道:「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常,則不得久矣。譬如飲食,如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李小龍在教授武術時亦多次提到,精簡是實用武術的必要條件,惟有簡單不花巧的招式才能持久。正如「有些武術雖然先聲奪人,但卻如喝滲水之酒。令人越瞧越無味。但有些武術,其味隨覺苦澀,但卻如細嚼橄欖,令人越想越回味無窮。」顯然地,截拳道便是屬於後者,從平凡枯燥中找出無限可能性,將人的本質盡情發揮。

完整的人生

作為一個武者、演員,李小龍的哲學思想未必完全正確,甚或存在許多乏善可陳的地方(這點在本系列最終回會詳談),但他能夠在有限生命中觸類旁通,使截拳道能吸納、發揚了各類偉大思想、革新武林。單這點本事,就足證李小龍的宗師地位當之無愧。回顧當下世界,分工模式使人不斷異化、相互割裂,勞動者無力思考、思想家又排斥勞動者;學校不提倡體育,香港議員則不懂「一帶一路」國家……若然截拳道是武術裡的一道改革氣象,那我們的世界又可以靠甚麼呢?最後又是第一回的老問題:李小龍傳奇還可以在今天的世道裡重現嗎?

(私人感言一則:筆者最近重拾內家拳法,閒暇之間則讀理學、道書及馬列主義等,發覺文武二道確實可以相互參照、獲益扉淺。老一輩武術家全部都是有識之士,學問、修養絕不下於任何讀書人,這點我輩真的要好好學習。「吾道一以貫之」,跳同溫層,將會反過來灌溉自己的根。大家共勉之)

 

參考書目:
李小龍著,羅振光譯。2016年。《截拳道之道》。香港:商務。
李小龍著,約翰力圖編。2010年。《李小龍:生活的藝術家》。香港:三聯。
《朱子語類大全‧中庸一》
《莊子‧齊物論》
馬克思。1845年。《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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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讀書不成才會窮?假的。即使寒窗苦讀以優異成績晉身大學研究生,在教育商品化的浪潮下,可能仍得面對不穩定的合約、升遷無望的前途和相對刻薄的低薪,還得揹上鉅額學債,到頭來發財的只有大學高層行政官僚。苦勞網探討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與兼任教師工會運動的發展,制作「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系列」,揭示校園裡「二等勞工」的待遇與抗爭,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文:張宗坤(苦勞網特約記者)

【作者按】在暑假期間,台灣兼任助理運動仍持續進行著。為了找尋如何為高等教育產業中的學術勞動者,不論是兼任助理、教師或是非正職教師也好,提供妥善的勞動保障與學術自由的空間,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勞動權益議題,應該有著部分的參考作用。​​

自從去年(2015)紐約大學研究生工會(Graduate Student Organizing Committee, GSOC)在美國汽車工人工會第2110號地方分會(UAW Local 2110)協助下再度取得與紐大資方的協商地位並完成新的團體協約後,美國各地的私立大學學生勞動者運動宛如打了一劑強心針,運動再度風起雲湧。各校學生勞動者在短短數月內就形成上千人的組織,正逐漸凝聚成席捲全美的力量。

目前,各地私校研究生工會已在慶賀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 Board, NLRB)對私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與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工會(Graduate Workers of Columbia University, GWC)的裁決出爐,推翻了過去共和黨時期對私校研究生工會極度不利的布朗裁決(Brown Decision),讓私校研究生享有與公校研究生一致的組織權利。

私校研究生工會的經驗

依據1935年的國家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 Act, NLRA),美國設置了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專責裁決不當勞動行為,並裁判工會是否有代表其下轄之勞工的專屬協商代表權利。除鐵路業、航空業、農業與政府單位員工有其他適用法律外,原則上國家勞工關係法適用於全體勞工。

在這樣的背景下,被認定為「政府單位員工」的公校研究生,必須向各州政府下屬的公部門勞動關係委員會(Public Employees Relations Board, PERB)爭取組織的權利,在部分法律對勞工較友善的州裡,非常早就得到一定成效,大多能夠與公立大學校方公平談判;而私校研究生工會運動則有待奮鬥,訴求的是被納入NLRA所定義的「勞工」範疇,並讓委員會裁決其具有合法代表協商單位內全體勞工的權利。

九○年代時,研究生工會數目快速增長(相關編譯),當時廣為流傳的口號正是「大學因我們而運轉」(The university works because we do.),顯示出研究生助理們將自身所從事的工作定位為「勞務」;以及這樣的勞務提供,對於一所大學而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TAA在八○年代的抗爭行動。(照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第一所公校研究生工會,也就是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教學助理工會(Teaching Assistants' Association, TAA)於1969年成立的三十年後,第一所得到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認可、並簽署團體協約的私校研究生工會,是1998年成立的紐大研究生工會,並在2002年簽署第一份為期五年(2001年到2005年)的團體協約。

但這份勝利並沒有持續太久。在2004年,委員會即用惡名昭彰的「布朗裁決」推翻了2000年的「紐約大學裁決」(NYU Decision),在布朗裁決中,委員會提出三項主要理由,認為私校研究生與大學資方間不存在勞動關係(經濟關係):(一)紐大裁決並不符合在紐大裁決之前的委員會的先例;(二)研究生助理「主要是學生」(primarily students),並不符合全國勞工關係法定義的「勞工」;(三)團體協商過程有害於教學與教育過程,協商內容可能會影響課程內容。據此,布朗裁決推翻了原先紐約大學裁決中,賦予私立大學研究生被「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集會自由,並認定私立大學研究生不能夠成立工會,與大學資方進行團體協商。

為了讓私校研究生助理被推回「學習關係」中,小布殊政府甚至刻意在五席的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存在空席次期間時不予裁決,因為存在空席次時,將讓民主黨與共和黨平分委員會席次,很有可能造成僵持不下的局面。而在布朗裁決後的結果更顯示出在研究生工會這項議題上兩黨的態度:三席共和黨委員全面反對,而兩席民主黨委員則(僅能以撰寫不同意見書的方式)提出異議。


從七○年代以來,到底研究生助理是不是勞工,有兩種說法:主要目的說、有給勞務說,這張圖表簡單呈現了兩邊支持或反對的論點。(製圖:張宗坤。參考Epstein,2005)

根據美國勞動法規定,工會是否能夠取得協商單位的協商代表權,必須要先由協商單位內的多數勞工簽署授權書(authorization card),接著有兩條不同的路可以走:一是讓雇主「自願承認」(voluntary recognition)工會的多數地位;二是在取得超過三成勞工的授權書後,由NLRA發起無記名的「代表權選舉」,取得半數以上勞工支持,就能獲得「法定確認」(statutory certification)的協商地位。

布朗裁決造成的後果是:就算私校研究生工會已經經過代表權選舉,獲得NLRB法定確認的協商地位,但只要大學資方不自願承認工會的協商地位,工會就無法與校方進行團體協商。私校研究生工會完全喪失了法律上的主動權,直到小布殊2008年卸任後的幾年內,私校研究生工會運動陷入低潮。


美國團體協商制度大致的流程圖。布朗裁決之後,就算研究生工會以「代表權選舉」取得了多數研究生助理的認同,並迫使NLRB「法定確認」,只要大學資方不「自願承認」,研究生工會就無法取得協商地位、開啟協商。(製圖:張宗坤。參考吳育仁,2002)

受到布朗裁決影響,紐約大學在第一份團體協約期滿後,曾一度中斷對於紐大研究生工會的認可,並拒絕更新團體協約。直到2013年的代表權選舉中,高達98.4%的研究生投票支持工會,紐約大學才再度認可了紐大研究生工會,並開啟協商;但協商過程也並不容易,足足經過了14個月,到2015年3月時,協約內容才獲得紐大資方與研究生工會雙方認同通過,完成了另一份2015年到2020年有效的團體協約。協商過程之久,甚至讓工會興起了罷工的念頭。

這份歷經千辛萬苦才誕生的團體協約,其內容包含:校方承諾每年調薪至少2.25%、給予研究生助理一到兩週的帶薪休假,以及由校方負擔健保、牙科保險、家庭醫療保險基金、育兒津貼等社會保險與福利。至少在薪資方面,因為簽署該份團體協約,同時擔任教學助理與研究助理的紐約大學博士生,最高薪資可以達到35,000美元(約27.3萬港元),再加上調薪條款,四年後更將成長一成;而負擔同樣教學與研究勞務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的平均薪資就足足少了1萬美元(約7.8萬港元),更沒有全面調薪的空間。

紐約大學的勝利直接激勵了全美私校的研究生助理們。例如新學院、杜克大學,甚至是長春藤聯盟的名校,如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康乃爾大學的研究生們都開始串連起來、組成工會,展開與大學資方之間的鬥爭。目前,哥大與新學院的研究生工會已經結束與大學資方間進入委員會的聽證程序,更於8月贏得正面積極的裁決結果。哥大的裁決結果備受青年工運參與者、研究生工會、學術勞動者與教育相關工會關注,有必要再深入一層進行解釋。

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工會

在紐大還在進行集體協商的2014年2月,哥大研究生們已經決心為了改善自己的勞動條件站出來,組成哥大研究生工會,並選擇汽車工人工會第2110號地方分會作為上級工會。透過研究生之間的口耳相傳,以及舉辦公開說明會,當年6月時,工會的活躍會員已經遍佈哥大的每一個系所;到了秋天,工會開始收集研究生助理們的授權書,超過1,700位研究生展現了他們對工會的支持。

2014年12月時,工會遞交陳情書,要求校方自願認可工會的協商地位,並希望校方依循紐大的先例展開協商。但因校方並未回應,研究生們遂向紐約的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提起確認協商地位的申請。剛剛並未回應研究生們的校方,此時卻重金聘請擅於打勞資關係官司的Proskauer Rose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來與工會對抗。

到了2015年2月,紐約地區委員會駁回工會的申請,工會於是進一步向全國委員會再上訴,在3月底左右召開了聽證會。在聽證程序期間,全國委員會收集了來自各個組織與相關團體的「法庭之友意見陳述」(amicus curiae brief),試圖了解各界對哥大爭議的看法。


2014年二月,聲援GWC的研究生們在哥大智慧女神像前遊行,希望校方主動認可工會的協商地位(圖片來源:GWC)

支持學生這一方的工會與團體涵括了勞聯-產聯、美國教師工會聯合會、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勞工-社會科學教授聯盟(Labor-Social Science Professors)、勞工關係委員會總檢察長(NLRB General Counsel)、服務業國際工會(SEIU)、鋼鐵工人工會(USW)等,而紐約州議會雖沒有撰寫意見陳述,但在五十一位州議員中有高達三十三位連署聲援,甚至連紐約市市長都支持工會

雖然研究生們的支持者眾多,但持反對立場的大學資方團體也不少。例如長春藤聯盟各校即共同重申,從2004年以來沒有任何事實或環境的改變,所以布朗裁決不可被推翻;並還是主張學習關係優先於經濟關係、集體協商將破壞學習過程,認為私校研究生助理的經濟地位必須要「個案認定」。長春藤聯盟各校更認為,委員會想要推翻布朗裁決的唯一理由根本是從共和黨到民主黨的政黨輪替,是一項「政治性的決定」。

除了長春藤聯盟外,研究生工會遭遇的反對者還包含:由多國勞資法律事務所所組成的受雇者法律聯盟( Employment Law Alliance),主張團體協約對教育政策制定和學術現實中的師生關係有害;由大學校方、高教相關組織和企業所組成的美國教育協會(ACE),與美國醫學院協會(AAMC)、美國大學協會(AAU)、美國耶穌會大學協會(AJCU)、人力資源專業大學協會(CUPA-HR)、國家獨立大學協會(NAICU)等組織則認為,師生關係與NLRA規範的主僕關係不同,而且團體協約將會威脅大學在「教育使命的核心信條」之下,對於學術決策的裁量權。

而一直以來極力反對「強制入會」條款的「我要工作」法律保護基金會(National Right to Work Legal Defense Foundation),則相當「精神分裂」地認為,雖然有部分的教學助理能夠被歸入短期勞工的範疇,但是在公共政策的角度上來說,全國委員會應該避免將教學助理是為勞工,否則將會對學生的學術自由與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造成衝擊。

到目前為止,聽證程序已經進行了一年以上,雖然哥大研究生工會有上級工會的奧援,以及來自教師、其他工會、勞工和政治人物的聲援,但面對漫長的聽證過程,對於工會而言的確是個消耗。哥大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歷史博士生,同時也是工會組織者的Paul Katz在去年2月表示,工會早已預料到勞工關係委員會的程序「會是場漫長的消耗戰。但還是希望在沒有得到校方認可的情況下,繼續壯大工會在校內的勢力。」

在這篇報導刊出的當下,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已經以三比一的票數,對哥倫比亞大學一案做出「推翻布朗裁決」的決定,也就是說,研究生工會終於能夠循「法定確認管道」取得協商地位。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的新聞稿指出,委員會認定過去的布朗裁決「徹底剝奪所有這個樣態(學生勞動者)受NLRA保護的內容,而沒有合理原因」。哥大研究生工會則表示:「這是全國研究生助理(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在歐巴馬所任命的NLRB委員Kent Hirozawa卸任前,委員會完成了這份裁決。唯一持反對意見的共和黨委員Philip Miscimarra則表示,他擔憂推翻了布朗裁決後,賦予研究生工會和校方有罷工與鎖廠的爭議權,將會對教育造成「洩憤式的大破壞」(wreak havoc)。不過,團體協約在校園或教育過程的實際效果究竟如何,如果循美國公校研究生工會的團協運作狀況來看,團體協約並沒有如Miscimarra所聲稱的嚴重。

除了爭取本地學生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外,哥大研究生工會也關注國際學生議題,包含稅賦、簽證與移民問題,以及解聘的正當程序。這也顯示了研究生工會關注議題的廣度,不只是傳統的工資、工資調整幅度、工時,或是福利與就業保障議題,還包含了新興的學術自由、族群、性與性別或學費等問題。

另外也有如紐約大學(GSOC-UAW Local 2110)、加州大學(UAW Local 2865)、威斯康辛大學(TAA-AFT Local 3220)、麻塞諸塞大學(GEO-UAW Local 2322)等研究生工會公開支持反對以色列錫安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 Movement, BDS)。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的研究生工會TAA在聲明中直指:勞聯-產聯和美國政府分別透過持有以色列債券與提供軍事援助的方式,與以色列的侵略暗通聲氣;而政府將預算消耗在軍事部門,並拒絕對公立學校和公共領域撥補預算,正是導致學生勞動者被迫血汗勞動的主因。

而日前對警察工會提出公開質疑(相關編譯),並連署要求警察協會國際工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Police Associations, IUPA)應退出勞聯-產聯的,也正是由加州大學教學助理與學生勞動者組成的汽車工人工會第2865號地方分會;研究生工會聯合會(CGEU)更通過決議,發出反對種族歧視與仇恨暴力的黑命關天運動(Black Lives Matter)的聲明

亞利桑納大學高教研究中心主任Gary Rhoades曾將研究生工會運動定調為「對研究型大學企業化的挑戰」(Rhoades, 2005),也就是說,研究生們正以自我形成集體、與不分性別與族群的勞動者一同形成集體的方式,挑戰當代美國教育高學費、高剝削的私有化趨向。

雖然近年美國學歷貶值,美國研究生培訓制度有「避免畢業後進入職場,起薪降低」的「防禦性支出」(defensive spending)的成分,但也有部分是與未來進入學院、從事學術相關工作的訓練有關。透過研究生工會培養研究生的勞動意識,也就是打造整體高等教育產業未來的從業者的勞動意識;基於學校教育作為勞動力社會生產的觀點,對研究生的組織更可以說是提升整體勞動者的勞動意識。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的發展之所以值得繼續關注,並不是基於對第一世界勞動人權與勞動法令保障的崇拜或瞻仰,而是因為這代表擺盪在學習與勞動之間的基層學術勞動者,之所以能爭取到初步成果,積極、廣大的組織與行動才是勝利關鍵。

 

原文刊於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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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系列一 美國大學市場化的趨勢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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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去年(2015)紐約大學研究生工會(Graduate Student Organizing Co

【窮風流廚房】二十文錢劏房飯:冬瓜粒香菇肉碎湯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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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熱天時無胃口,吃生冷食物又未必人人受得,湯飯就是一大受歡迎選擇。說來矛盾,明明飯菜浸在熱湯裡發燙,一邊吃一邊流汗,結果吞進肚的飯量卻比平時更多,湯飯威力不容小覷。

冬瓜是煮湯飯的王道配料,兼之時令當造又平又靚,五文錢一大片,此時不吃更待何時?不過只有冬瓜可煮不成鮮美湯底,湯飯湯底不鮮倒不如滾水泡飯算了。但要煮一個美味湯底,其實花不了幾多錢,而且半小時內就可以完成。

材料(兩至三人份量):

  • 冬瓜一片($5)
  • 免治豬肉四至五両($10)
  • 芫茜一束($2)
  • 蝦米少許($25四両,用不到5%)
  • 冬菇兩至三朵($80一斤,用不到2%)
  • 陳皮三分之一片
  • 蒜頭兩瓣
  • 冬菜一湯匙
  • 米兩杯
  • 豉油兩湯匙
  • 紹酒兩湯匙
  • 胡椒粉少許

冬瓜粒香菇肉碎湯飯做法:

  1. 把豉油倒進豬肉拌勻,約略醃一下;
  2. 洗米煮飯;
  3. 陳皮浸軟去囊切絲,蒜頭剁碎,冬瓜去皮去核切粒,冬菇浸軟切粒,蝦米浸半小時,冬菇水和蝦米水留起備用;
  4. 起鑊大火爆蒜頭,開始滲出香味後再加入蝦米兜勻,然後放豬肉快炒兜散,再放冬菇炒一下;
  5. 加入冬瓜粒,再放冬菇水和蝦米水,然後倒五至六碗清水,蓋好蓋子轉中火滾二十分鐘;
  6. 切碎芫茜,連同冬菜放進湯裡攪勻,再加紹酒,熄火;
  7. 用大湯碗裝飯,再澆熱湯,即可上桌。食用時視乎個人口味再灑少許胡椒粉。

湯飯的精髓在於適合懶人,沒有大塊骨大棵菜連筷子也可以省掉,只用一個匙羹就吃個清光。但要吃得爽就往往意味著煮得麻煩,幾乎甚麼都要切粒或剁碎。不過幸好材料不硬也不韌,算是易切,倘若刀功尚好應該也花不了多少工夫。

調味很簡單,連鹽也不用放,僅僅醃肉的豉油再加上冬菜已經夠鹹。至於鮮味,炒香的蝦米豬肉配冬菇這個組合,樸素卻效果不俗,其實也恰恰是構成客家鹹湯圓湯頭的中流柢柱,偷師一下換成湯飯同樣好吃。有人喜歡將蒜頭換成乾蔥頭,香是更香,但我倒覺得爆蔥頭的香味在這場合略嫌霸道。若要錦上添花,切一點點雲腿碎放湯,鮮味更有層次,再不然加點蠔仔或蜆肉,又是另一番風景。大胃王想吃得更飽,打勻一隻雞蛋熄火前倒蛋漿進湯裡攪成蛋花,湯的質感又會更濃厚。

冬瓜偏寒涼,陳皮、胡椒和紹酒都有助平衡一下——就算不信中醫那一套,起碼湯底確實更香。芫茜讓湯料在熱騰騰軟腍腍之外添了一點清新,不喜歡芫茜味道的朋友用蔥花或芹菜碎代替,亦有類似效果。

二十文錢,足夠炮製三大碗湯飯。這個材料這個份量,要是在茶餐廳點菜恐怕一碗已可叫價三十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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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熱天時無胃口,吃生冷食物又未必人人受得,湯飯就是一大受歡迎選擇。說來矛盾,明明飯菜浸在熱湯裡發燙,

公司前模特兒爆料 特朗普聘用沒有工作簽證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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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上月初特朗普妻子被爆年輕時曾經在美國非法工作,最近特朗普模特兒管理公司的前模特兒出來指該公司聘用非法員工。特朗普口中大叫收緊移民政策,驅逐無証件移民打擊非法移民。不過旗下公司卻聘用不合法員工,真是一大諷刺。

然而不少美國人對移民的身份合法問題並不關心,他們關心的是移民是從哪裏來、是何種族。惟工新聞特此從《Vox新聞》翻譯。
 


責難未經授權入境移民特朗普選舉策略的基石。但是《瓊斯母親》(Mother Jones,西方的一份左派雜誌)編輯詹姆斯‧韋斯特(James West)報導,特朗普並不太關心自己公司——特朗普模特兒管理公司(Trump Model Management)——的員工有沒有合法簽證。該公司三名前模特兒稱,她們和同事透過旅遊簽證前往美國,然後美國非法工作。

模特兒無工作簽證很普遍

模特兒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未取得容許工作的簽証前用旅遊簽証工作,另一是根本沒有申請工作簽証。這三位模特說當初到達紐約時,曾夢想在世上其中一個競爭最激烈的時尚市場中大展拳腳。可是她們沒有工作簽証,時刻提心吊膽。

西方相關資料明確指出,這是在模特界頗為常見的做法。正如其他關於特朗普模特兒公司的故事,如向模特兒收取高昂住宿費(幾乎等同她們所有收入)亦是很普遍。

特朗普支持者真正關心身份合法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特朗普的選民——自稱深切關心移民問題的人——是否認真看待模特兒(當中許多是白人和歐洲人)用旅遊簽證在美國工作。早前有關特朗普的妻子梅蘭妮亞‧特朗普(Melania Trump)曾經用旅遊簽證在美國工作的揭秘,不過並沒有引起右翼的關注。這是因為特朗普的支持者並不總是關心移民的合法身份,正如他們並不關心移民能否融入美國文化一樣。

達拉‧林德(Dara Lind)和馬特‧依格雷西亞斯(Matt Yglesias)曾經對支持限制移民的人進行研究,他們寫道︰有很大部分的美國白人並不關心合法身份的問題。他們對移民的評價集中其他因素。

在實驗中,他們讓被實驗者決定某位移民的去留。未經授權的基督徒移民比合法的穆斯林待遇更好。來自法國的未經授權者待遇比合法的墨西哥移民的待遇更好。但是來自墨西哥的未經授權移民的待遇比來自索馬里亞合法移民更好。

在《母親瓊斯》所提及的三位模特兒,其中一人最終拿到工作簽證,其餘兩人就離開美國。特朗普的模特經紀公司無可否認是違法,但這不是許多特朗普的支持者真正擔心的問題。

 

資料來源︰
Vox: Trump's modeling agency encouraged models to work illegally on tourist vi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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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模特兒爆料 特朗普聘用沒有工作簽證員工

【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系列三 以產業工會克服教育的想像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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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讀書不成才會窮?假的。即使寒窗苦讀以優異成績晉身大學研究生,在教育商品化的浪潮下,可能仍得面對不穩定的合約、升遷無望的前途和相對刻薄的低薪,還得揹上鉅額學債,到頭來發財的只有大學高層行政官僚。苦勞網探討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與兼任教師工會運動的發展,制作「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系列」,揭示校園裡「二等勞工」的待遇與抗爭,惟工新聞特此轉載。
 


文:張宗坤(苦勞網特約記者)

【作者按】在暑假期間,台灣兼任助理運動仍持續進行著。為了找尋如何為高等教育產業中的學術勞動者,不論是兼任助理、教師或是非正職教師也好,提供妥善的勞動保障與學術自由的空間,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勞動權益議題,應該有著部分的參考作用。​​

過去幾個月,我們一直在關注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與兼任教師工會運動的發展,並且得知於暑假期間可能將有重大進展——私立大學研究生助理即將第二度被納入勞動者的範疇,得以組成具有協商地位的工會。這項突破讓人期待,於是我們決定對美國研究生工會進行追蹤與報導,介紹美國私立大學研究生工會的狀況,並比較台美兩地高教市場化的現象、工會組織的架構等背景,以期為運動提供更多思考方向。​

美國私立大學的研究生們為了組織具有實質影響力的工會,有幾件不得不做的事情。首先,就是找個可以仰賴的上級工會,這個上級工會能夠提供專職人力、資金、律師等資源,確保工會的順利運作,成功爭取讓工會佔有與資方對等的協商地位。例如紐大研究生工會(Graduate Student Organizing Committee, GSOC)找上了汽車工人工會的第2110號分會、哥大研究生工會也選擇與這個有長期組織學術工作者經驗的工會合作;而耶魯研究生工會(Graduate Employees and Student Organization, GESO)則是與美國紡織、飯店與餐廳服務業工會(UNITE HERE)合作,並自行籌組了這個工會的第33號分會

在前兩篇專題報導中,我們概略介紹了台美兩地大學企業化的現象、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近年來的狀況;接下來的報導,將會從整體性的歷史問題轉向實務的組織問題,而這篇報導想要回答的問題是:美國的這些工會的組織範圍分別為何呢?而這些不同的工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又為什麼美國的學生勞動者們,在組成工會後,非得找個上級工會加盟呢?

台灣的工會架構

為了便於理解美國的工會架構,讓我們以台灣法制中規範的工會種類和美國工會做比較。自從2010年修法後,在台灣的《工會法》第六條裡將原先的「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分類進行調整,新增了第三類「企業工會」。此一調整並不是在限縮勞工組織更大型工會的機會,在該次修法中「新增」的企業工會,實際上就是2010年以前版本所謂的產業工會,只是名詞上的更動;真正新增的其實是跨越廠場與職種界線的「產業工會」,而過去舊有的「(舊)產業工會」則更名為了現在的「企業工會」。總之,在2010年之後的現行《工會法》中,規範了台灣勞工得以組織的三種工會:企業工會、職業工會與產業工會。

必須要補充的一點是,在台灣組成工會的限制並不算少。除了少數例外(如老師)之外,首先必須要是「勞工」才能組成並加入工會,這裡的勞工指的是適用《勞基法》的勞動者。其次,是員工人數必須達30人以上,對於以中小企業佔所有企業中的九成七、且中小企業平均人數僅六人的台灣而言,也是相當嚴苛的門檻。

將上述三種工會,以台灣的教育產業內的工會來比對的話:

  1. 企業工會:以同一個廠場或是事業單位的勞工為組織範圍的工會。按照《工會法》規定,一間公司只能有一個。例如2012年成立的台灣大學企業工會、2015年成立的東海大學企業工會屬之,這兩者是由校內兼任助理與工讀生為主力的工會;另外也有如以校務基金聘用人員為主體的東華大學企業工會;而早期即存在的政治大學產業工會,則是以工友為主體。但是對於教育產業與學術服務業而言的特殊性在於,依據《工會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教師不能夠加入企業工會,造成其組織上的盲點。
  2. 職業工會:以同一職業、相關職業技能的勞工為組織範圍的工會。在過去,職業工會長期獨占了為自營受雇者投保勞保的職能,讓工會的目的從團結勞工力量轉移到投保社會保險上。但對於教師而言,職業工會的意義不只在此,受限於2011年《工會法》修法時,除了讓教師能加入工會外,新增「教師不得加入企業工會」的限制,具有實力的教師工會組織往往會以「職業工會」或「產業工會」的樣貌出現,例如桃園縣教師職業工會、前不久才簽訂團體協約的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等。

    1999年全國教師會成立後,於2002年的928教師節發動了全國教師遊行。(資料照片/攝影:孫窮理)
  3. 產業工會:以相關產業的勞工為組織範圍的工會。在2010年《工會法》修法之後新增,有地方性的產業工會,例如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等;也有全國性的產業工會,例如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產業工會剛剛上路六年,組織範圍跨足教育產業內的各類勞動者。以高教工會為例,即包含專任教師、專案與約聘教師、職員與專任助理、兼任教師、兼任助理等;對於不同的學校與地區,則設置工會分部與勞權小組,如東吳分部、師大分部、世新分部等;對於不同的議題則設置委員會或議題小組。對產業工會而言,如何克服職種、地域與廠場之間的區隔,以及現行法令仍以「企業工會」為預設的保障對象的情勢,會是最大挑戰(相關評論)。

美國的工會架構

不同於台灣,美國的工會架構必須端看其組織對象,也就是其所包含的「適格協商單位」而定。所謂的適格協商單位(appropriate bargaining unit)是組成工會的最小單位,也就是一群勞動條件相近、勞動現場與內容相似、實質利益相關的工人的集合。而且,只要具有共同利益的勞工組織起來,就能夠成立「工會」,而不受到是否為勞動法令認可的「工人」的限制;但是工會能不能與資方進行集體協商,完成具有拘束力的團體協約,則必須看工會是否經過雇主「自願承認」或NLRB的「法定確認」。總而言之,美國與台灣法律中對於「勞動者」和「工會」的定義,不能等同視之。

當適格協商單位中的一部分工人組織起來,決定成立工會之後,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所有工人謀求勞動條件的提升,以及爭取社會保險或其他勞動權益與福利,並化諸為具體書面的「團體協約」形式。 1984年,台灣受到美國以《301條款》逼迫提升勞動基準,制定高於現實勞動標準的《勞基法》,形成了台灣高勞動法違法率和「順法鬥爭」的背景(相關剪報),工運的訴求多半跟著法規的高低而動,很少提出高過法規規範的勞動條件。

但在美國,因為缺乏這樣高出現實標準的勞動基準(尤其是關於休假、解僱保護、失業補助與醫療保險部分),個人帳戶制的社會保險又有極大的勞資角力空間;更根本地說,美國勞動法令在修法過程與現行版本中展現的精神,並非單純的保障勞方或工會,而是為「正常生產秩序」和「公平協商程序」護航,避免生產中斷而對當前高度分工的資本社會造成挫傷。總之,三、五年一次團體協約談判的「重頭戲」不只具有展現工會實力的意義,更是直接對協商單位內勞工的勞動基準的重要提升。

在美國的狀況下,不能夠單以工會的名稱完全掌握一個工會的組織對象,或是了解這個工會代表什麼樣的勞動者:好比說,雖然哥大和紐大都與「汽車工人工會」這個看似與學術工作者不相干的工會合作,但事實上在汽車工人工會之下有高達五萬名的高教勞動者,散佈在紐大、哥大,甚至加州大學系統與麻省理工學院。

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現象,有一部分固然是工會基於類似的組織經驗、或是有部分工人認同該工會的理念而加入;但也有一種可能是,來自九〇年代到兩千年初的工會衰退,造成部分工會以「合併」、「跨產業別組織」的方式擴大組織範圍。這樣的現象掩飾了工會組織率的衰退,也造成了工會接觸差距極大的廠場或產業。

我們再以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為例,這兩所私校的研究生工會都共同組織在汽車工人工會第2110號地方分會之下;而這個地方分會又代表了紐約州裡的二十幾個關於出版、學術、藝術、社會倡議專業的事業單位,包含《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紐約現代藝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女人基金會(Ms. Foundation for Women)、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等;再往上一層,2110號分會又隸屬於汽車工人工會(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這個跨足美國與加拿大兩地的大型跨國工會;最後,上升到工會總聯盟的層次,汽車工人工會又同時隸屬於美國的總工會,也就是勞聯-產聯(AFL-CIO),以及加拿大總工會(CLC)之下。


美國工會層級架構示意圖。在汽車工人工會第2110號分會下,共有二十幾個協商單位,礙於空間有限,僅呈現其中一部分。(製圖:張宗坤)

在上面這個例子中,我們大概可以用台灣的工會架構類比:哥大與紐大研究生工會是只招收單一職種的「企業工會」;汽車工人工會第2110號地方分會則是「產業工會」,以藝文出版產業、高等教育產業與非營利組織勞工為主要組織對象;汽車工人工會則是跨足多個產業的「大型跨產業工會」。

更進一步地說,美國的狀況應該要以「產業工會」為線索來理解:前者是「總會」,後者則是「產業工會的分會」,不該看成獨立的企業工會,而以更大的框架統合了同一產業間的所有勞動者。雖然這樣的總會與分會間的關係,難免遇到不同職種、不同廠場或不同身份間的衝突與矛盾,但也就是處在這樣較大的團結框架之下,才有機會以較多的資源、較強的意願去克服產業別內部的差異,也才有能力以資助的方式發掘新的組織對象,好比說——研究生助理與兼任教師。

與之類似且支持研究生組織工會的大型組織還包含了美國教師工會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AFT)、國家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等,其中的大學教授協會雖並不是工會,而是以支持學術自由為主的非營利組織,但因其認定「團體協約有助於提升學術自由」,故而大力支持提升美國高等教育內的各類勞動者的勞動權益。而勞聯-產聯則是作為大型產業工會的「工會聯盟」、「總工會」存在,「理論上」是代表美國工人階級的自主、總和力量——雖然在歷史上、政治上的每一項紀錄,勞聯-產聯似乎都沒有達成這個理想,而是作為共和黨的敵人、民主黨的附庸,或是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formation Agency, CIA)顛覆第三世界人民運動的打手。

在這樣分層分散的架構中,工會聯盟對大型的工會盟會也好,或是大型工會對地方分會也好,並沒有絕對的控制力,甚至在多數產業工會中,地方分會能夠保有較強的自治權。例如,勞聯-產聯雖然秉持務實主義並支持民主黨,但並不會將這個政治傾向強硬加諸於各盟會,各個盟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很有可能提出比勞聯-產聯更激進或更保守的主張;在章程方面,上級產業工會對地方分會而言頂多約束了盟會會費的繳交、互不挖牆腳協議等,並為地方分會聘雇組織工作者、會務人員、法律顧問、研究員等,當各個協商單位在與資方進行集體協商時,地方分會仍具有較強的主導性。

對於學生勞動者而言,薪資相對於正職工作者或教師低廉、又受限於修業年限造成的高流動率,能夠借助大型工會的資源進行組織、發動各項活動與抗爭,聘請專職會務人員、組織工作者或律師協助組織與法律問題,並保有一定的自主性,絕對是最划算而簡便的選擇。

克服「企業工會主義」的想像邊界

存在大型上級工會,對於有志於投入工人運動的研究生們、從事非典勞動的學生勞動者,或是其他還未被組織進工會的勞工而言好處多多,也對於整體工運的發展有利。台灣的自主工運是由企業工會為主力,並由大型國營事業工會和地方產總形成功能微弱的總工會,就算擺脫一定程度的國家統合主義,但主要還是「企業工會主義」;而美國的工會則是原先就以大型的全國性產業別工會存在,向上上升為總工會的同時,又向下創造個別的地方分會,姑且可以稱之為「產業工會主義」。

這裡所謂的「企業工會主義」與「產業工會主義」的差別,並不是法規上的意義而已,更包含了刻在工人、工會幹部,甚至整個自主工運的心裡,作為一種文化想像而存在。就算是今天的台灣,社會對於「工人」的想像仍停留在大工廠、大生產與重度勞動的印象,而勞動者也很少試圖了解同一個產業之下的其他勞動者的現況,更何況是想像跨越廠場的團結。


1998年五一「新社會之夢」遊行,兩年後,作為自主工運集結成果的「全國產業總工會」成立。但就至今的紀錄來看,似乎仍不脫民進黨新潮流系與勞陣系統的掌控,在政治上也並未走出屬於工人的自主力量的路。(圖片提供:大同工會)

前文提到研究生工會在美國的工會架構中的位階;不過,這套制度並非毫無問題。美國工運整體上來說不能算是國際間最進步的,不但存在著專制腐敗的大型黃色工會,甚至有「經濟工會主義」(business unionism)的問題,也就是主張改良主義、勞資合作、排外主義的工會路線,既不思考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問題,甚至認為勞資的利益是一體的,並認為資本的擴張有助於提升整體工人利益,以短期的利益吸引工人加入工會,同時還排擠女性、外籍移工、彈性勞動、非典勞動等弱勢族群(相關評論);而台灣的企業工會主義,其實就是另一個意義上的經濟工會主義。

企業工會主義之下,多數工會或是工運組織都是以廠場為基礎的企業工會出現,這樣的工會是以爭取會員經濟利益做為行動的邏輯,當某件有益於整體工運發展、但卻不利於個別工會會員的事件發生時,這種企業工會的行動邏輯就會對工運或是其他社運的價值產生質疑:例如汽車或是機械工廠工會之間,因為資本家大量生產下的削價競爭,而發生工人之間的競爭;又或者是石油或化學工廠工會不惜環境污染也要保留工人的工作、電力工會支持核能與火力發電;又也許是單一的企業工會拒絕保衛企業中賠錢部門或非典勞動的勞工。

在教育領域,工會為了要促成產業內所有勞動者的團結,必然得談到台灣教育制度的問題、師生之間的權利不對等關係、教育資源或品質的代間歧視、大學之間的資源爭奪問題、教師內部因為職級和專任與兼任差異造成的矛盾,當然也包含了上述企業工會主義的問題。帶著克服問題的意願、逐步克服這些問題的工會,不只將改變教育產業,更將是改變整個教育過程的契機。

若略去美國工會的諸多缺點來看,這樣以產業工會為主,由大型工會扶助小型工會的分工架構;以及部分工運民主派、民主工會所主張的基層會員平等參與的精神,超越了台灣過往習以為常的企業工會主義。如同美國產業工會主義這樣的組織特點,對於2010年後產業工會明文化的台灣而言仍值得借鑑。更根本地是,為了將個別勞動者面對資本家時,零碎地出賣自身勞動力的困境與危機,轉以集體的力量承接並保護,重新調整文化想像中設定的邊界是必要的認識。

從研究生工會講到產業工會主義,固然是講遠了,但工運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一個個別議題與戰場都有可能影響全盤局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期許台美兩地的學生勞動者運動能作為工運的發電機,將在校園裡培養的勞動意識,帶入未來的職場或是工會裡,成為各個勞動現場的組織工作者;再以這些帶有清晰意識的勞動者為基礎,打破想像的疆界,擴張到以產業別為基礎的工會;再以這樣的產業工會為基礎,逐漸集結為總工會甚至工人政黨,從而為明日的鬥爭做好完善的準備。

 

原文刊於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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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私立大學的研究生們為了組織具有實質影響力的工會,有幾件不得不做的事情。首先,就是找個可以仰賴的上

帶外傭開戶沒收銀行卡 超收費用逾30倍 中介公司東主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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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被超收中介費問題時有聽聞,但由於勞工處執法寬鬆,鮮有中介公司被檢控。3名印尼工人在工會陪同下向勞工處作出投訴,指中介公司以逼迫借貸、沒收銀行卡、扣留護照等方法,收取比法例規定多於30倍的中介費。案件今天(9月2日)在東區法院提堂,中介公司持有人黃玉貞承認罪行。
 
中介帶外傭借貸、沒收銀行卡 要求繳6個月中介費
 
本年3月,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與SBMI-HK(其中一個印尼工會在香港的分會)接獲5名印尼家務工投訴,指盈樂僱傭中心(下稱盈樂)向他們徵收超額費用。但因工人面對種種困難,最終只有3人向勞工處作出舉報。
 
案情指,被告黃玉貞先帶3名工人到印尼海外信託公司借貸,分別借取10,000多元及3,000多元,但3名工人均沒有收到貸款。然後被告又帶他們到恆生銀行開戶,並扣起其提款卡及密碼。被告要求僱主存款入該戶口以支薪,隨後將戶口中的錢轉到自己銀行戶口,從而收取中介費。
 
工會幹事鄧建華表示,1名工人被收取4個月中介費,2名工人被收取2個月中介費,每人每月須付3,000多元,實際收入就只有每個月700多元。法例規定,中介公司只能收取首個月工資的10%作為中介費(約400多元),故中介實際上超收費用超過30倍,勞工處檢控盈樂「收取並非為訂明佣金的款額」。
 
不過,由於這類案件的追溯期只有6個月,而3名工人於2015年末到2016年初被超收中介費,所以勞工處只能作出1個月的檢控。鄧建華指,被告曾要求工人繳付每月3,000多元、合共6個月的中介費。
 
提告外傭遭解僱 法官批評中介壓榨嚴重
 
3名工人中,有2名工人先後遭到解僱,只有1人的僱主願意理解事件而繼續聘用。鄧建華表示,其中首位被解僱工人的僱主,明顯是受到中介公司的誤導。假如工人不合作繳交中介費,中介便會致電僱主,指工人在外面借貸,僱主往往會誤信中介公司而解僱工人,於是中介公司得以藉此威嚇工人乖乖交錢。
 
特委裁判官林希維批評被告干犯了嚴重的罪行,他指工人來到香港人生路不熟,「咁俾你壓榨都好辛苦。」他更著被告切身想像,每月4,000元都不夠生活,更何況是每月只有700多元,並且工人還須要寄錢回祖家。
 
法官指出,被告除了扣取工人的工資,還扣留護照及合約,而香港很多家庭需要聘請外傭,他批評被告這種行為會令很多工人卻步,不單影響工人生計,更令香港的僱主更難聘請工人。
 
被告承認勞工處三項控罪,法官判署每張傳票罰款10,000元,及賠償3人各1個月的中介費。
 
超收中介費「成行業文化」 工會指刑罰過輕難阻嚇
 
SBMI-HK的代表Elsya指出,很多中介公司以印尼人招攬家務工,很多印尼工人來到香港也對此地的法律、保障等毫不知情,容易被騙。而超收中介的問題是多年將來都存在。
 
在過去的8個月,工會收到超過50宗有關中介費的投訴,但大多數工人都借因為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投訴,勞工處亦很少作出檢控。這是3個月內第2宗被判罪成的同類案件,早於今年6月,金聯僱傭中心就因超收中介費而被法院定罪普遍,工會批評超收中介費早已成「行業文化」。
 
鄧建華認為,據現行條例超收中介費的最高罰款僅50,000元,並且毋須監禁,刑罰過輕,無法起阻嚇作用。另外,這類案件追溯期只有6個月,使得案中受害人無法在法庭上全數追討被超收的中介費,相關規定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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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出二手衣是幫助還是傷害?從一件T恤看非洲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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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服裝產業的興盛不能基於日常的基本需求,商人為了賺錢就必須加快衣物過時的速度,因此每年許多還可以穿着的衣物成為了「垃圾」。你或許試過將不要的衣物捐給慈善團體。但你知道捐出的衣服許多都會稱斤論両地賣給二手衣出口商,然後出口到第三世界國家嗎?你又知道二手衣對當地市場的衝擊嗎?人們捐贈衣服是否真的「幫助」到第三世界的人民?

捐衣服並不單是一個環保或是人道的問題。二手衣的背後還有一個複雜的經濟、社會關係。《惟工新聞》從《苦勞網》轉載這篇文章,讓讀者了解一件二手衣背後複雜的問題。
 


文︰徐沛然(苦勞網特約編輯)

2016年6月19日,美國職業籃球聯盟(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季後賽最後一場決賽,迎來了戲劇化的結局。例行賽中創下歷史最高73場勝績,衛冕軍金州勇士隊(Golden State Warriors),爆冷門輸給了克里夫蘭騎士隊(Cleveland Cavaliers)。克里夫蘭騎士隊不僅迎來他們隊史首座總冠軍獎盃,更成為史上唯一一支在總冠軍系列戰中從一勝三負的落敗邊緣連贏三場逆轉奪冠的隊伍。

在這歷史性的激情之夜過後,美國娛樂與體育節目電視網(Entertainment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 ESPN)記者達倫‧羅菲(Darren Rovell)在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上面分享了一張照片。成堆尚未開箱的貨物,堆積在佛蒙特州的某間連鎖體育用品店內,上面貼的標語寫著「在總冠軍賽結束之前都不要打開」。這些箱子裡面裝滿了金州勇士隊2016年NBA總冠軍的紀念商品,包括球衣、T恤、球帽等等。你可能覺得疑惑,今年的NBA總冠軍難道不是騎士隊嗎?

這不是平行世界所發生的事,也不是一場惡作劇。球團預先製作好這些印有2016年勇士隊冠軍的商品,讓球迷可以在球隊奪冠後,不須等待數天的印製與配送,馬上就能夠在店面或網路上買到它們。這並不是特例,事實上,美國主要的職業運動賽事,包括美式足球(NFL)、棒球(MLB)、和冰球(NHL),都是這樣運作。於是,隨著每年各職業賽事的總冠軍戰開打,就會隨之生產大量的「平行世界冠軍商品」,或是「總亞軍紀念商品」。這些商品因為無法在市場上銷售,所以幾乎都是選擇捐給慈善團體。達倫‧羅菲也在其推特表示,2016年勇士隊冠軍的紀念商品,將會「捐贈給需要的國家」。

捐衣服做好事?

以美國最受歡迎的職業美式足球聯盟NFL為例,每年季後賽「超級盃」(Super Bowl)後留下大量無法銷售的紀念商品,在1996年至2014年的19年間(註1),他們將這些商品全數捐贈給知名慈善團體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世界展望會表示,這項捐贈每年約有10萬件衣服,總價值相當於200萬美元(約1,560萬港元)。世展會將於幾個月內將物資發送到尚比亞(Zambia)、亞美尼亞(Armenia)、尼加拉瓜(Nicaragua)以及羅馬尼亞(Romania)等地,幫助當地需要的民眾。同時,因為衣服屬於實體捐贈,可以依照市價開立捐款收據,捐贈的球團可以因此減免其報稅的收入額度。這麼一來,球團出清了大量不需要的紀念商品(主要是衣服),這些衣服也沒有被浪費丟棄,而是拿去做好事。最終,第三世界貧窮的民眾及小朋友們,就有新衣服可穿,這看來似乎是一個多贏的完美方案?

然而,這樣的作法卻招致批評。資深海外非營利組織工作者桑德拉‧希瑪芬妮(Saundra Schimmelpfennig)於2011年撰文指出,將實體衣物千里迢迢運送到海外配發,是不聰明且不經濟的援助方式。同時,NFL的捐贈品將大舉淹沒當地的市場,壓低在地商人的商品售價。她認為,這個合作讓球團和世展會獲致雙贏,商人不須吸收全部的成本,且最終他們都會得到免費的公關報導,裡面附上一群人開心地接受這些T恤的照片。

作家湯姆‧墨菲(Tom Murphy)則認為,這樣的作法通常對地方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且反映了非政府組織對社區的期待,但未必真的對人們有幫助。況且,實體捐贈的各種流程、貨運、倉儲和分配等等,都將付出巨大的成本,使得這樣的做法欠缺效益。他呼籲世展會應考慮結束這種援助模式。

對於這些批評,美國世展會的媒體發言人艾咪‧帕洛迪(Amy Parodi)回應,任何物資都不是獨立地被分發,而是在整體策略評估下的一部分。世展會也會確保捐贈品不會破壞當地的宗教與文化。美國世展會的人道與緊急事務營運總監傑佛瑞‧萊特(Jeffery Wright)則表示,援外團體普遍都接受實體捐贈品,不是只有世展會。而自己將認真看待這些批評,但無法保證立即改變組織的援助政策。

我們可以從這起爭議開始思考,像衣服這類的實體捐贈品所帶來的各種效應。比如說,捐贈衣服是否真的「幫助」到第三世界的人民?然而,NFL每年捐贈約10萬件的T恤的數量固然不小,但比起全球流向第三世界的龐大二手衣貿易,這只不過是巨型冰山底下的小小一角。

舊衣如何成為問題?一個歷史性回顧

在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時期,以及較為原始經濟型態的社會而言,衣服是不易取得的珍貴物品。其來源可能來自於獵物的皮毛,或是人工採收植物纖維加工,並手工縫製的成果。所以衣物或布料總是不斷地重複使用、交換作為禮物或是多人共用。以歐洲的中世紀來說,只有貴族或上流社會的富裕人士,才能擁有大量的新衣服。在那個時期,沒有大量舊衣物遭棄置的問題。

直到18世紀後期,由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因海外殖民地供應大量的廉價原料,以及工業化紡織提昇的產能。原本昂貴的布料越來越廉價且普及,一般民眾也開始能夠負擔添購新衣物的開支。這時候,開始有較多的二手衣流出,除了由國內的上流階層流向中下階層外。伴隨著全球貿易的興起,也開始形成跨國的二手衣貿易網絡。同時,舊衣物也開始成為慈善捐贈的物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發展邁入黃金期。戰後數十年間,各主要工業國家經濟穩定成長,中產階級崛起。民眾購買力普遍提昇,也讓衣物服飾的消費量大增。這個時候,衣服對於人們的意義也開始轉變。一方面,因為新衣服容易取得,所以穿著舊衣或縫補過的衣物,就成為貧窮或不得體的象徵。另一方面,穿著也開始更多地和個人的自我認同有關。人們不再只為了實用的理由穿著衣物,而是為了展現自我認同與強調個人特質。

同時,工業化生產出的大量服飾,也必須要想辦法刺激民眾消費購買。如果人們的穿衣習慣還是像以前那樣,幾套衣服縫縫補補可以穿上許多年,這情形不符合服裝產業的利益。於是,流行時尚被商人們有意地創造出來。1950年,美國當時一位知名的服飾業者艾爾‧普凱特(B. Earl. Puckett),僱用了400名時尚專家,他說:「服裝產業的興盛不可能立基於日常的基本需求,我們必須加快衣物過時的速度。」

人們看待舊衣服的態度也隨之改變,現在人們丟棄衣物,不再只是因為衣物損壞無法使用,而更可能是因為款式退流行、舊了、不好看了。近年來,像Zara、H&M這類標榜快速時尚(Fast Fashion)的服裝品牌大行其道,其經營手法為提供大量平價的流行服飾,並迅速更替其流行樣式,刺激消費,也因此製造更多需要處理的二手衣。作家奧立佛‧鮑爾奇(Oliver Balch)就質疑快速時尚品牌所帶來的資源浪費,他指出英國每年估計約有17億美元(約132.6億港元)價值的衣服被當作垃圾丟棄,而其中絕大部分都還可以使用。

舊衣服的處理問題,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生。過量生產、過度消費所留下的大量舊衣,除了直接丟棄外,人們往往會考慮賣到二手市場或是捐贈給慈善團體。然而,不論是捐贈或賣出,這兩者經常意謂著同一件事──進入二手衣跨國貿易體系。

捐給慈善團體的衣服流向何方?

在英美、西歐等工業先進國,路邊經常可見到慈善團體的大型募捐箱,主要接受捐贈品為衣物或鞋子。慈善團體往往將這樣的募捐行為和特定的群體連結在一起,例如「拯救小孩」、「幫助遊民」或是「協助第三世界民眾脫離貧窮」。但是,究竟捐贈的衣物是否真的被用在這些人身上呢?

事實上,除了少數自己擁有二手商品店面的組織,例如Goodwill、YMCA,會先將品質最好的二手衣物挑選到店面展示販售外,大多數民眾放進捐贈箱內的衣物,都直接被稱斤論兩地賣給二手衣出口商。出口商在其分類工廠裡面,由員工將買來的大量衣物分類。例如Precycle 這間公司的分類標準是,A級出口到波蘭;B級出口到非洲;C級出口到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約旦和巴基斯坦,更差的級別則是回收成為工業用布料。

接著,工業先進國民眾捐出的這些二手衣物,就會被打包成捆,運送到遙遠的第三世界國家,賣給當地的進口商。當地的進口商再層層轉賣給大盤商、中盤商,然後最後就是在市場擺攤販賣二手衣的小販。

儘管英國慈善零售協會(Charity Retail Association)宣稱,90%由捐贈者直接交給二手商店的衣物,都會在其商店內上架。然而,直接交給商店的的衣物數量並不多。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發展地理學系講師安德魯‧布魯克斯(Andrew Brooks)表示,雖然難以精確統計比例,但他估計只有10%至30%的二手衣會在英國國內販售。在加拿大、美國的情形也差不多。

一般民眾其實不知道他們捐贈給慈善團體的衣物,可能大部分會賣給商業公司,再出口至第三世界國家,成為市場小販攤位上的商品。而不是如他們想像,或是如勸募文案所說的「送交給需要的人」。(註2)許多慈善團體可能選擇隱瞞,或是不主動說明,以免影響捐贈意願。這樣的做法確實有倫理問題,但對慈善團體來說,也有一些不得不為的苦衷。

根據英國政府環境、食品和農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 Rural Affairs)於2009年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08年,英國的二手衣產業總共收集了52.3萬公噸的二手衣,相當於該年度新衣消費量的23%,這個數量仍在逐年上升中。而許多位於全球北方的工業先進國,都有類似的現象。

慈善團體收集而來的二手衣數量龐大,但是國內消費者對二手衣的需求卻沒有那麼多。即便有些慈善團體也經營二手商店,但大多數消費者仍傾向購買全新衣物。另外,二手衣的倉儲、管理跟銷售對慈善團體來說都要增加額外的成本。況且,也不是每個組織都有能力將二手衣運送到海外,並妥善分派給需要的對象。相較之下,直接轉賣給出口商,讓市場看不見的手來負責分配,對許多組織來說是一個既合理又省事,還可以增加團體收入的選擇。

物美價廉,二手衣席捲非洲

根據聯合國數據,2013年全球二手衣貿易總值高達43億美元(約335.4億港元),這還是低估的數值,並未納入走私等地下經濟部分。官方記載的跨國二手衣貿易總重量為390萬公噸,如果我們試著換算,這重量相當於75億條牛仔褲,或是318億件T恤,無疑是相當驚人的數量。其中最大出口國是美國,在2013年出口了6.87億美元(約53.6億港元)的二手衣,主要出口至加拿大(註3)、智利、瓜地馬拉和印度。而第二大出口國是英國,在2013年出口了6.12億美元(約47.7億港元)的二手衣,主要出口至波蘭、迦納、巴基斯坦和烏克蘭。根據慈善團體樂施會(Oxfam)的評估,全球捐贈的二手衣,約有70%最終流向非洲。

根據安德魯‧布魯克斯本身在莫三比克的田野觀察,進口二手衣平均市場售價僅為新衣服的35%至40%,例如,一件全新的男裝襯衫平均售價約為7.56美元(約港幣59元),而進口二手衣的平均售價是3.61美元(約港幣28元),還不到一半的價格。莫三比克家戶每月平均花在衣服上的費用,城市地區是10.5美元(約港幣81.9元),鄉村地區是5.8美元(約港幣45.2元)。安德魯認為,價格上的明顯差距,讓貧窮的非洲人不得不選擇購買二手衣。

而新衣服為了能在非洲市場上銷售,商人往往只能選擇製作成本極低的新衣服,所以新衣服雖然在圖案或剪裁上較為時髦,但品質多半不佳。相對來說,那些被富裕工業國家民眾淘汰的二手衣,儘管樣式可能過時老氣,或是間有破損,但其使用衣料跟製作的品質都相對優秀。比起非洲市場上的新衣服,反而更加耐穿、耐用。

我們不難想像,這些物美價廉的二手衣成為非洲大部分國家民眾主要的衣著來源,包括肯亞(Kenya)、馬拉威(Malawi)、莫三比克(Mozambique)、奈及利亞(Nigeria)、盧安達(Rwanda)、塞內加爾(Senegal)、史瓦濟蘭(Swaziland)、坦尚尼亞(Tanzania)、贊比亞(Zambia)和辛巴威(Zimbabwe)在內都是如此。根據烏干達製造商協會(Uganda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的估計,二手衣佔了2003年全國衣物採購的81%。然而,也不是所有國家都如此,非洲最大的經濟體,南非(South Africa)的二手衣市場就不那麼熱絡,因為南非政府禁止進口二手衣。

二手衣的全球貿易,讓這些本來會被丟棄的大量二手衣有了新去處,第三世界的人民也因此能夠擁有價格合理又高品質的衣物。更別提二手衣貿易創造了多少產值與工作機會,環保、人道、扶貧,可說是多個目標一次滿足。然而,這麼美好的二手衣貿易,仍舊招致批評。有人認為,對第三世界國家而言,進口二手衣的效應是弊大於利。

二手衣貿易帶來希望?

早在90年代,國際援助發展知識圈就開啟過類似爭論,究竟二手衣貿易對進口的第三世界國家,例如非洲各國來說,是好是壞?常見的批評是,大量廉價的二手衣湧入非洲市場,使得本國生產的衣物乏人問津,摧毀了他們國內的紡織產業,間接造成非洲許多國家無法發展工業技術,如今持續低度發展的情形。

然而,也有人抱持不同看法。美國喬治城大學麥當諾商學院教授皮翠拉‧瑞沃莉(Pietra Rivoli),在其著作《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當中,認為二手衣讓非洲民眾可以用便宜的價格購買高品質的衣物。同時,非洲蓬勃發展的二手衣經濟,則為非洲人民帶來工作,以及向上流動的機會。

她以自己在坦尚尼亞認識的朋友傑佛瑞‧米朗基(Geofrey Milonge)為例,2003年時傑佛瑞是個在市場擁有三個攤位的二手衣小販,之後他的生意不斷發展。到了2008年,他已經擁有了七個攤位,同時傑佛瑞也成為二手衣的批發進口商,直接從美國或歐洲進口二手衣貨櫃轉賣給其他商販。不僅如此,他還多角化經營自己的事業,開始投資房地產與進口建材。皮翠拉在書中驚喜地表示,當年遇到傑佛瑞時,他還只會說斯瓦希里語(Kiswahili)(註4),在2008年兩人重逢時,傑佛瑞已經可以用英語和她互通電子郵件了。

坦尚尼亞直到1961年才脫離英國殖民而獨立。1967年,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擔任總統時,宣示採取社會主義路線,將大型工業國有化,試圖擺脫殖民母國的影響,他同時也頒布了二手衣進口的禁令。皮翠拉認為,社會主義並沒有帶領坦尚尼亞走向繁榮。她表示,坦尚尼亞在70年代遭遇人民收入下降、投資衰減,經濟出問題。直到1985年,朱利葉斯‧尼雷爾下台,整個國家的經濟政策才大幅轉彎,走向開放。於此同時,二手衣的進口禁令也遭廢除。商人們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二手衣生意,而不用再偷偷摸摸從鄰國走私進口。

皮翠拉表示,批評二手衣進口的聲浪主要來自於當地的紡織業者,然而坦尚尼亞紡織業的生產效率不彰、產品品質低落,缺乏良好管理,政治腐敗等等,這些都是非洲製造業普遍存在的問題。過往的長期保護並未讓當地紡織業成長茁壯,以至於沒有辦法和歐美進口的二手衣,或是由中國、亞洲輸入的廉價新衣競爭。她認為,沒有證據顯示,繼續禁止二手衣進口,坦尚尼亞的紡織業就能夠因此起飛。

相反地,皮翠拉認為,二手衣貿易雖然可能會讓當地紡織成衣業喪失一些工作崗位,但同時,整個二手衣產業從進口、分類、洗衣、物流到裁縫(註5)等等,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走出貧窮的契機。她書中所提到傑佛瑞就是成功案例,透過二手衣經濟,傑佛瑞從坦尚尼亞的市場小販搖身一變,成為全球貿易的積極參與者。「西方的商學院學生在研究企業家精神,而傑佛瑞則是在體驗它。」她說。

二手衣經濟難以脫貧

然而,對於非洲的二手衣貿易,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發展地理學系講師安德魯‧布魯克斯,在其著作《服裝貧窮》(Clothing Poverty)中,卻提出了不同於前述皮翠拉‧瑞沃莉的看法。

首先,他認為部分研究者可能「過度樂觀」地評估二手衣貿易所創造的工作機會。舉例而言,西蒙‧菲爾德(Simone Field)1990年代曾經在辛巴威,2000年時在肯亞做過研究,她認為在肯亞大約有500萬人直接或間接地參與進二手衣經濟,並從中獲益。這樣的說法被英國的紡織品回收協會(Textile Recycling Association)拿來證明「二手衣產業對世界經濟的重大貢獻」。安德魯指出,肯亞的總人口約為3,700萬人,500萬人意味著佔總人口的13.5%,是相當高的比例,但是西蒙並沒有說明她的數據從何而來。

然而,根據肯亞政府中央統計局(Central Burean of Statistics of Kenya)所作的調查,在肯亞的中小企業裡,二手衣零售商的數目約佔8%,並且在2001年時,僅僱用了約10.4萬人。如果假設每位工作者包括自己在內平均,有5個受撫養人口或間接受益者,那麼會得出大約50萬人的數字,這僅僅是西蒙所說人數的十分之一,安德魯認為,這顯示西蒙恐怕高估了參與二手衣經濟的人數。

而二手衣小販的實際收入究竟如何?安德魯以莫三比克首都馬布多(Maputo)市場的小販為例,小販會向上游購買進口未拆封的二手衣包裹,而包裹內衣服的品質、樣式、尺寸等等就直接決定了這批貨是賺是賠。因為二手衣包裹內容並非小販能左右,以至於這門生意的收入十分不穩定,運氣成份極高,可說是看天吃飯。據安德魯統計,市場內二手衣小販每日的平均收入約為5.4美元(約港幣42.1元),在這個屬於全世界最貧窮國度之一的地方,這份收入對單身年輕人來說算是還不錯,但對於需要養家活口的人來說,就顯得捉襟見肘。他們必須時刻掙扎於要將收入拿來再投資於購買二手衣包裹,還是要優先滿足家人的生活需求。

安德魯認為,小販雖然不是國內最窮的那批人,但仍舊算不上是有錢人。販賣二手衣的風險跟不確定性太高,很可能開出一個充滿劣質品的包裹,就將之前賺的錢全部賠光,以至於難以依靠販賣二手衣穩定致富。根據學者法蘭西斯‧威古羅(Francis Wegulo)對肯亞二手鞋小販的研究,他發現販賣二手鞋雖然可以讓人脫離極端貧窮,但也僅只於此,小販難以依靠賣二手鞋走出貧窮或負債的泥沼。少數成功者的勵志故事,恐怕無法掩飾整體的困境。

二手衣衝擊當地產業

在一份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針對馬拉威經濟與產業分析的報告中這麼寫著:

隨著二手衣市場開放,已經逐漸衰退的紡織與成衣工業,更受到嚴重影響。當地生產的衣物比進口二手衣昂貴,使得一些主要的工廠因為無法和廉價二手衣競爭,進而關廠倒閉。起初,這些大量流入的二手衣被視為『馬拉威有史以來所發生過最棒的事』。然而,對馬拉威的服裝產業來說,卻帶來毀滅性的結果。

安德魯認為,雖然這份報告內容是談馬拉威,但在其他非洲國家也有類似狀況。但如果要將非洲整體成衣工業的衰退僅歸咎於進口二手衣,也是過度簡化這個複雜的問題。他指出,造成危機的根本原因來自於經濟自由化,二手衣只是其中一個環節。當各種因素同時交織在一起時,二手衣開放進口就會造成問題。

那麼,究竟進口二手衣對非洲國家的紡織成衣業有多少影響?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娜塔莉‧璜(Natalie L. Hoang)在2015年時回顧了先前的研究以及各項經濟數據,最終計算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當地的紡織與成衣產品的銷售衰退,其中有40%是受到進口二手衣的影響。

姑且不論這個數據的精確程度,大部分的研究都同意進口二手衣會衝擊當地紡織成衣業。問題在於,進口二手衣帶來了怎樣的整體效應?是否真的利大於弊?

致命的吸引力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是,如果二手衣真的這麼棒,為什麼二手衣席捲的是第三世界國家,而不是歐美等工業先進國?如果非洲的民眾足夠富裕,能輕易地消費起各種嶄新時尚衣著,他們還會對第一世界白人們所丟棄的舊衣服趨之若鶩嗎?

確實,二手衣貿易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形成了蓬勃的經濟活動,也有許多人賴以維生。但持續進口二手衣,就意謂著錢由貧窮的第三世界人民口袋中不斷外流到富裕的工業先進國。況且,進口二手衣這類的消費品,不同於進口儀器設備或原物料,對於增加經濟產值沒有任何幫助,只會加重貿易逆差。最終,這些付出的錢,可能又會累積在民間或政府的債務上,惡化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所以,正是因為第三世界普遍的貧窮與低度發展,二手衣貿易才能大行其道。而大量進口的二手衣,很可能反過來阻礙了整體發展與脫貧的機會。

事實上,因為紡織成衣業高勞力密集,低技術門檻的特質,使得它很適合成為工業後進國發展其工業技術、吸納大量勞動人口的起點。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90年代的中國,都有著類似的發展歷程。運用充沛且低廉的勞動力優勢,配合著貿易保護措施,有計畫地發展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一步步地累積資本、經驗和技術,培養出競爭力,成為少數能從發展中國家崛起的案例。所以,當我們在看非洲的紡織成衣業時,並不只是討論單一產業,同時也是在關注非洲的發展問題。

無法發展的非洲?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為當前世界上最為貧窮及低度發展的地區。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公布的資料,2015年,該區域的平均國民年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僅為1,627美元(約港幣13,0425元),全球平均為10,400美元(約港幣81,120元),最高的挪威(Norway)則是93,820美元(約港幣731,796元)。不僅如此,最低十名國家全都位於此區域,包括蒲隆地(Burundi)的260美元(約港幣2,028元)、中非共和國(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的320美元(約港幣2,496元),以及馬拉威(Malawi)的350美元(約港幣2,730元)。

而在2012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有42.7%的人,每日生活費用低於世界銀行1.9美元(約港幣14.8元)的絕對貧窮標準。同時,此區域2014年時的出生預期壽命僅為58.6歲,也遠低於全球平均的71.5歲。

當我們從二手衣貿易,到紡織成衣工業,並開始關注非洲的貧窮與發展問題時,我們得認知到,非洲長期以來的不發展或低度發展,有其生成的特殊歷史背景。

劍橋大學發展經濟學家張夏準(Ha Joon Chang)在其著作《資本主義沒告訴你的23件事》(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中,駁斥各種斷言非洲無法發展的說法。他表示,在1960至1970年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人均收入年成長率約為1.6%,雖然比不上同時期東亞「奇蹟式」的成長(5%至6%),但仍屬於不錯的表現。然而,從1970年代末起,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國被迫接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所推動的「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大幅開放國內市場。張夏準抨擊,這些政策不利於經濟發展,讓非洲各國尚未成熟的產業,直接面臨國際競爭,導致工業崩盤。各國只能轉為仰賴農業、礦業等初級大宗商品出口,賺取微薄的利潤。

這些國家實施結構調整計畫後,經濟不只沒有成長,甚至開始衰退。張夏準指出,在1980年到1990年代,撒哈拉南部非洲國家的人均收入以每年0.7%的速度下降。雖然在2000年之後終於開始增長,但一併計算後,1980年到2009年之間,人均收入的年成長率只有0.2%。也就是說,在採用了這套(據說比較理想的)自由市場政策後,非洲人民的收入水準在這30年間可說是沒有成長。

這套崇尚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小政府、私有化、去管制化等政策方針,就是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張夏準認為,歷史上並沒有工業後進國因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發展成功的案例,強行吞下這帖不對症的藥方,只會使得窮國更加難以發展。

坦尚尼亞:結構調整計畫的犧牲品

前述提到,皮翠拉在《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書中認為,坦尚尼亞在70年代歷經了人民收入下降、投資衰減等經濟問題,直到1985年,主張社會主義的朱利葉斯‧尼雷爾下台,整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大幅轉彎,走向開放。而這個開放的貿易政策,帶來了後續欣欣向榮的二手衣經濟。然而,事實當真如此嗎?

根據聯合國大學(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的研究報告,坦尚尼亞在1971年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 per capita)為100美元(約港幣780元),整個70年代穩定成長下,在1982年達到310美元(約港幣2,418元)。同時,國內生產總值(GDP)也從1971年的13.7億美元(約106.9億港元),成長到1982年的62.5億美元(約487.5億港元)(註6)。

不只主流的經濟指標成長,出生時預期壽命也從1960年的43.7歲,1980年成長到50.5歲,甚至高於2000年時的50歲。教育方面,學校的入學率也從1970年的33.83%,在1981年達到97.2%。從這些統計數據顯示,19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坦尚尼亞,是一個各方面穩定發展的國家,而非皮翠拉所言,一段失敗的歷史。

然而,如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這段期間,坦尚尼亞因為持續的貿易逆差而累積了外債。這筆債務,也因為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歐美採取的極端緊縮貨幣政策,讓銀行利率飆高,以至於在短期內債務迅速膨脹到難以償還的地步。以美國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System)為例,1977年的存款年利率為5.54%,到了1981年,則調漲到驚人的16.39%。而同一時期,坦尚尼亞的外債總額,則是從1977年的14.48億美元(約112.9億港元),暴漲到1982年的29.15億美元(約227.4億港元),5年內增加了一倍有餘。國際貨幣基金所推動的結構調整計畫,就是要透過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政策,確保債務國可以償還債務。

1982年,坦尚尼亞也被迫接受了結構調整計畫,私有化國企,大幅開放市場,貶值貨幣以利出口,二手衣貿易也在1985年開放進口。結構調整計畫試圖讓坦尚尼亞擴大出口,以賺取外匯償還龐大外債。然而,開放市場的結果,出口總額沒有成長,進口總額反而不斷增加,貿易逆差持續擴大。舉例來說,1977年坦尚尼亞的進出口貿易逆差為1.67億美元(約13億港元),而1990年則增加到9.55億美元(約74.5億港元)。另外,坦尚尼亞的產業結構也發生劇烈改變。在整個70年代,工業部門佔坦尚尼亞GDP的比重平均為12.2%,這個比例在80年代中不斷下跌,到了1990年,僅剩下6.4%,萎縮將近一半。

在債務部分,坦尚尼亞試著擠出錢來償還外債,但很快地,每年支付的幾億美元,仍然追不上債務成長的速度,甚至連繳利息都不夠。在實施結構調整計畫後,坦尚尼亞的外債總額從1982年的29.15億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61.29億美元。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暴增了一倍以上。這樣的現象,印證了前述張夏準的批評。而所謂的結構調整計畫,至此可說是完全破產。

莫三比克,沒有發展的成長

「莫三比克持續的成功故事,和其產生的信任氣氛,是對非洲懷疑和批評的解毒劑。」──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於2002年在莫三比克首都馬布多(Maputo)的發言。

莫三比克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自從1975年從葡萄牙獨立之後,很快地就爆發內戰,直到1992年才結束。莫三比克可能是奉行結構調整方案最為徹底的國家之一,以至於經常被國際官方組織視為非洲發展的模範。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從2003年起至今,莫三比克每年平均GDP成長超過7%。

然而,在亮眼的經濟成長下,貧窮的狀況並沒有獲得相應幅度的改善。根據2014年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莫三比克在187個國家中排名180名,多重貧窮人口比例(Population i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近年來一直維持在70%上下。失業率從2000年的21.9%,到2013年小幅增加為22.8%。安德魯認為,自從內戰結束後,莫三比克並未採取1980至90年代的中國,或是1960至70年代的韓國所採取的發展策略――建立勞力密集產業。而是開放外資企業進駐,大量地榨取其天然資源,表面上GDP成長了,卻只創造了很有限的工作機會。同時,徹底執行的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政策,讓包括二手衣在內的各種消費性產品大舉輸入,摧毀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國內輕工業。他認為,這種「沒有發展的成長」,實際上是犧牲了莫三比克人民未來的機會。

莫三比克於今年6月爆發出債務危機。主要因為莫三比克政府坦承隱藏了一筆超過14億美元(約109.2億港元)的債務。消息一傳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立刻中止了對莫三比克的貸款。各主要援助國也暫停並重新評估對莫三比克的援助工作。事實上,除了該筆隱藏債務外,莫三比克近年來的債務總額也開始攀升,根據標準普爾(S&P)估計,莫三比克目前的負債可能達到今年GDP的90%。目前該國政府正努力尋求外援協助。非洲發展的官方模範生如今正面臨嚴酷考驗。

禁與不禁,都非易事

今年三月,東非共同體(East African Community),包括肯亞、坦尚尼亞、烏干達、盧安達、蒲隆地,提議要在2019年前全面禁止二手衣進口。他們認為,這樣一來,有助於提振當地的紡織成衣業,增加就業,刺激經濟發展。在過去20年來,烏干達和坦尚尼亞的二手衣進口量成長率分別為233%和1100%。這些衣服,如我們所知,大部分都來自於發達西方國家。

然而,這份禁令是否能達到效果,仍數未知。事實上,有些國家雖然禁止二手衣進口,例如奈及利亞,但大量二手衣仍舊透過邊境走私進入奈及利亞國內。轉為地下經濟的二手衣貿易不僅無法管理,政府也會失去大筆稅務收入。安德魯認為,相對較為成功的案例可能是南非,但在南非的市面上仍舊能看到從莫三比克邊境走私進來的二手衣。同時,南非的紡織成衣業也並未因禁止二手衣進口而蓬勃發展,當地廠商仍舊面臨來自中國、印度或亞洲生產進口衣物的強烈競爭。

如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想要複製中國與東亞的發展經驗,但各種時空背景條件都和當時不同了。被琅琅上口,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是1970年代末期開始,新自由主義崛起下的產物。而包括台灣在內,所謂「東亞奇蹟」的發展案例,則是奠基於1960至1970年代,它們不像其他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直接受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強力左右。(註7)同時,在1970年代以前,也並未風行各種自由貿易協定,各國仍有空間維持適度的關稅和貿易限制。張夏準認為,儘管過去有效的發展模式未必能成功複製到現在,但是不這麼做的話,根本不會有機會。而這些強加於第三世界國家的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是將向上發展的梯子一腳踹開,讓工業後進國陷入無法翻身的困境。

二手衣何去何從?拒絕簡單答案

如果第三世界不接收這些數量龐大的二手衣,就只能任其報廢銷毀。然而,沒有道理將「浪費資源」這樣的道德指控帽子扣在第三世界國家頭上。真正浪費、消耗地球資源的,難道不是這些製造二手衣的工業先進國嗎?2014年發表在《資源》(Resources)期刊上的一篇論文指出,在1979年至2009年的30年間,全球對原物料的消費增加了94%,特別自2000年之後,增加的趨勢越來越快。而這種大量製造、過度消費的社會經濟模式還有可能持續多久?

接著想下去,第三世界國家如果發展起來,全球資源的消耗量不就更大?沒錯,這是正近年來中國跟印度等人口眾多的國家工業化所帶來的挑戰。當前的發展模式固然亟需改變,但這並不構成反對第三世界工業化的理由。貧窮國家的人民無法只靠初期農礦產品的輸出而翻身。要賣出多少的咖啡、香蕉、橡膠,所賺到的利潤,才能買得起一支iPhone?如果說穿第一世界富國丟棄的二手衣,是他們當下最好的選擇,十年、二十年後這個現象應否、能否被改變?

有人表示,曾經在非洲的二手衣市場看到印有繁體中文的T恤,以及台灣選舉候選人的背心、帽子。顯示你我也很可能不自覺地參與進全球的二手衣貿易當中,也可能會開始思考捐贈二手衣是否真的能「幫助」到人。有些人會希望你支持,例如做二手回收和出口的ERDTEX公司在官網上為自己叫屈,認為貿然禁止進口或課以重稅,並不真的能幫助第三世界的民眾,反而會讓窮人沒有便宜高品質的衣服可以買,並傷害大量目前依靠二手衣經濟過活的人。這樣的說法看起來似乎也不無道理?

講了那麼多,究竟這些衣服捐是不捐呢?人們總是會想尋求一個簡單的答案或是行為準則。二手衣是個問題,但二手衣的問題需要被放進資本主義發展歷史,被放進全球南北貧富不均、被放進新自由主義政策架構中,才能獲得深刻的理解。既然問題這麼複雜,自然不會有簡單的答案。事實上,我們也應該拒絕任何簡單的答案。這些問題解決的層次並不在於個人選擇捐或不捐,或對某些產品買或不買,而在於我們如何嚴肅地看待它們,思考、採取行動以改變整個體系。

註釋:
1. 自2015年起,NFL改為和Good360合作,原因不明。
2. 本文所指涉對象,及其經營模式,主要為歐美慈善團體,並不確定台灣的慈善團體是否也採用此種模式。
3. 運至加拿大在當地進行分類與再出口,應與兩國二手衣出口貿易政策不同有關。
4. 根據維基百科,斯瓦希里語是坦尚尼亞、肯亞、烏干達的官方語言,為非洲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之一,約有5,500萬使用人口。
5. 從第一世界進口的二手衣,在剪裁、尺寸和風格上不見得合乎非洲人的需求,因此修改二手衣的裁縫需求也隨之成長。
6. 此期間坦尚尼亞先令對美元匯率大致在7-9之間,沒有太大幅度變動。然而在1982年之後,因結構調整計畫所致,匯率重貶,採用當前美元(current $US)的GNP、GDP數據就不能拿來跟前一時期直接比較。
7. 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受創不輕,因而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以及結構調整計畫。但當時韓國已經是所謂發展成功的案例之一了。

 

原文刊於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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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服裝產業的興盛不能基於日常的基本需求,商人為了賺錢就必須加快衣物過時的速度,因此每年許多還可以

頑鬥中國網絡審查不果 勞工媒體《破土》今宣佈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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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工新聞】大陸言論封鎖再添一個犧牲者!在香港有設置繁體字版本網站的中國勞工媒體《破土》經3個月爭取依然無法爭取網站解封,今日(9月3日)在微信宣佈解散,並且「停止任何以破土名義進行的內容創作和線下活動」。

《破土》自2014年7月11日成立,評論中國工人及各種民生問題,亦恆常翻譯西方媒體評論。由於成立初期已設置繁體網站以及Facebook專頁,在香港和台灣亦頗受注目。

據悉《破土》團隊以學者和學生為主,其顧問委員會包括中港台三地以至北美的學者,當中甚至有全國政協委員。但這無助它擺脫被維穩部門打壓的命運,今年5月30日起《破土》的內地網站遭工信部封鎖,無法瀏覽,糾纏3個月仍舊不獲當局確實答覆,決定解散工作團隊。

破土工作室的聲明表示,「腐朽往往被頑固複製似能永生,而新生總是遭遇挫折容易消亡」,但他們相信過往的「探索並不全部歸於沉寂」,希望讀者繼續關注基層遭遇的不公與悲苦,其內地網站亦會保留作資料庫。

 

《破土》內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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