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工解密】上文提及教資會受新自由主義浪潮影響下，出現以競爭為本的撥款政策，影響大學的內部管理，也出現為RAE跑數的現象、爭逐國際排名。其實大學除了新自由主義的因素外，還有大學教育的政治因素，塑造了現時高教界的問題。在雨傘運動後，大專學界要求撤銷由殖民地時期遺留的特首校監必然制，就是殖民主義的典型例子。
高等教育被政權視為知識生產基地，無論是殖民政權還是特區政府，都試圖掌控大學的運作，發揮自身對學界的影響力。在新自由主義原則下的種種政策，不僅是意識形態的表現，更作為限制資助大專院校學術自由的工具。
早於1997年，香港已經有教育學者研究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其中時仼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潘玉琼曾集中研究大學教育政策的殖民性，指出香港的大學教育政策在主權移交前後，受去殖民化（colonization）、新殖民化（neo-colonization）和再殖民化 （recolonization）三種不同因素同時影響。這三種因素的影響又互相排斥：新殖民化抗拒去殖民化，舊宗主國對抗新宗主國，造成獨特於東亞其他出現政權移交地區的高教政策背景。
未完成的去殖民化教育政策
去殖民化的影響，在於消除殖民地政府所使用的傳統和行事機制。其中一個指標是華人在大學學府中擔任管理層的比例。以1995-96年為例，全部八間資助院校的校長（vice-chancellor）和院長（college president），79%的副校長（deputy vice-chancellor）和副院長（deputy college president）和68%的教學部門首長（teaching department head）均是華人（註：在此並無考慮其國籍）。另外，華裔與非華裔學者的待遇逐漸看齊，例如旅費津貼和房屋津貼等。1996年，教資會統一所有新入職員工的入職條件，不再以華裔和非華裔作區分。
有兩個因素促使華人逐漸擔任高教界的管理層工作，分別是語文需要和主權移交。即使院長和部門主管由投票選出，非華裔學者擔心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學術仕途和預計管理層職位會逐漸由華人所出任，所以都對競選管理層職位有所保留。
新殖民化：教資會作為殖民餘緒
可是，香港高教界並未因為英國即將撤出香港而繼續其去殖進程，隨之而來的是新殖民主義和再殖民化。在香港而言，新殖民化可被視為「延續殖民」（extended colonisation），顧名意義並非所有殖民地在脫離其宗主國時都出現去殖民化，意味著在其脫離殖民地身份後仍依賴與宗主國之間的關係。
新殖民地化的體現在於建立新制度，以維護英國在香港後殖民地年代的利益，例如增加教資會的權力和建立與英國之間的教育聯繫。直至1996年，教資會18名成員中仍然有10名海外成員，當中有6名來自英國，研資局16名成員中則有6名海外成員。他們成為發揮新殖民主義的工具，在主權移交後初期，仍然對高等教育政策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實施效法英國同類機構的原則和行事手法。
教資會自1993年跟隨英國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s）和高等教育質素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s），轉變與院校之間的角色和建立質素監察制度。教資會由分配資源的角色，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領導者。
潘玉琼指出，由1991年至2001年的十年間，教資會為資助院校訂立共同目標，「在同一科目領域中，成為國際認可與其同儕相同地位的卓越中心」（to become ‘centres of excellence’ recognised ‘internationally as of equal status to their peers in the same subject area’），而且教資會同樣效法英國，以向納稅人問責為由，在三方面建立質素保證制度，包括管理、研究和教與學，例如教與學質素保證過程檢討（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Process Review, TLQPR），對於個別的研究員，則推行兩輪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s, RAE) 。RAE、TLQPR和引入以「表現為本」（performance-based)作為撥款原則等，仍然實施至今。
同時，香港是唯一一個前英國殖民地使用RAE作為評核高等教育研究質素的系統。教資會2016出版的Newby Report呼籲本港學習英國、澳紐等地的高等教育，處處可見新殖民主義的影子和影響。
政權移交與再殖民化
政權移交後，中央政府開始委任香港的大學管理層和學者進入紅色背景的政治組織。四名大學校董會成員和兩名大學高級管理層被委任為第八屆政協會議代表。
另外一個廣為人知的再殖民化例子，莫過於特首校監必然制，特首自動成為各大學的校監對大學管治帶來壓力。在委仼大學管理層為例，特首可直接委仼大學校董的人數佔各大學全體校董人數分別為1成1至8成3，直接參與各大學的校政。
以現時的教資會組成為例，有三名成員與紅色背景組織有密切聯繫，包括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科大副校長和港區人大代表葉玉如和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張杰。而當中在梁振英在仼期內曾委任不少親政府人士進入各大學的校董會。
新殖民與再殖民主義同流合污
吊詭的是，雖然英國和中國爭相對學界施展影響力，可是他們卻同時利用教資會和其新自由主義原則作為工具，影響高等教育政策和學術自由。因此，被英國用作執行新殖民主義操作的教資會，只要改變教資會的成員組成，就可以被特區政府輕易置換成己方所用。另外，新殖民主義留下的「表現為本」原則，則被特區政府以向社會和納稅人負責為由，以大學撥款作為限制高等院校學術自由的措施。
當我們將高教政策放置於殖民化、新殖民化和再殖民化的過程中可見，高等教育政策的殖民性和新自由主義實為一體兩面。
參考資料:
W.W.Law (1997). Decolonisation, Neocolonization and Recolo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