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上星期地鐵故障，全港打工仔上班的交通時間頓時倍增。怨聲載道之際，不少打工仔同時指出「返工」才是香港人的核心精神，暗諷香港人為了準時上班能無所不用其極。然而，受通勤所逼的情況其實不止在香港發生，在大部分城市，擠壓打工仔生活的，除了是長工時，亦包括為了上班下班而在交通工具上虛渡的時光。本篇文章訪問了來自北京和深圳兩大城市的五位打工族，了解在這些地方的通勤之苦。
（文章轉載自「土逗公社」，原題為：〈通勤，殺死愛情〉）
文：林深 蘇胡思
通勤，是從居住地往返工作地的交通行為，它連接著每個上班人的生活與工作。
城市變大了，交通便利了，當居住成本的空間差異越拉越大，人們居住和工作的地點也就越離越遠，也就是說，人們通勤距離和通勤時間在拉長。
早晚道路擁堵，候車時間漫長，公交裡摩肩接踵，到家已該入睡……通勤問題正在擠壓人們的生活時間，撕裂人們的社會關係，也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滿意度及未來的發展。
土逗採訪了五個來自大城市的朋友，他們來自不同的崗位，不同的階層，共同的是，他們每天通勤時間都在2小時以上。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長距離通勤對於個體意味著什麼，又是什麼把他們逼上了漫長的通勤之路。
通勤弄壞了我的胃，也侵佔了我的充電時間
早晨，阿牛必須6:10起床，6:30出門，才能保證8點半準時到崗。
下了地鐵之後狂奔10分鐘到工作單位——G城銀行南山分行，阿牛從食堂抓兩個包子，沖去打卡。開早會從8點30開到8點45。上櫃。把抓來的包子藏在櫃檯下面，趁沒人注意的時候啃一口，再啃一口。如果上班遇到大風大雨，列車停運或者塞車，來不及去食堂，等待他的就是饑腸轆轆的一整個上午。
畢業後，老家在粵北的阿牛來到深圳，進了G城銀行當櫃員，每個月到手的試用期工資才2000多。單位在深圳高新科技園，這個工資，正好等於單位周邊一個小房間的租價。阿牛租不起。經親戚介紹，找到寶安西鄉的一個單間，帶廁所廚房，600元一個月，算是親情價。每天去單位，公交轉地鐵。
但每天3小時的來回通勤，毀了阿牛的胃。
下午。銀行對外關門之後，作為內部員工的阿牛要點數、整票據、等豹哥（指等運鈔車）、送錢箱；要練技能，要打電話行銷客戶，領導還要開會。「5、6點的時候吃點麵包墊墊肚子，加班到晚上8、9點，趕車回家，9點10點才吃飯，這是常態。」
直到有一天，胃部不適惡化成劇烈疼痛。阿牛一個人到醫院去，診斷出來，是急性腸胃炎，有潰瘍，做了個小手術。醫生囑咐他，不能再飲食不規律。第一次發作，前後一折騰就是三個月，「前一個半月康復期只敢吃流食，後一個半月又沒胃口。」三個月下來，暴瘦了25斤。從此以後，阿牛稍微吃不規律，胃病就復發。
「每天在路上，都問自己為什麼要這麼累。」但是有什麼辦法？G行試用期長達半年，2000元的工資也就拿了半年。好不容易轉正，工資還是少得可憐，「誰都知道，G行的工資在所有的城市商行中是倒數，一個基層櫃員的工資我都不好意思說。而且，堂堂一個國企銀行，就因為銀行業績不好，拖欠了我兩三個月的薪水。」大學畢業又如何？到大城市來，還不是無依無靠的小鎮青年。
這兩年，通勤吃掉了他的業餘時間。他原本希望未來往客戶經理發展，卻根本沒有時間去拓展自己的人脈圈。僅僅是考一個銀行從業資格證，都要用上下班路上、櫃檯業務間隙來複習，他自嘲：「最後通過，靠的是我頑強的智商和學習能力。」
但阿牛是樂觀的。「過去兩年收入又低又不穩定，住得遠是遠了點，但能夠留在這個城市裡，已經很幸運了，每天上下班吃點苦，又算什麼呢？」阿牛相信，在沒有經濟實力的時候，這些經歷都是財富；他相信，年輕的時候多吃點苦，以後會更加順暢。
現在，阿牛攢下了一點錢，決定到市內租房。因為他意識到，如果沒有時間投資自己，工資的天花板就會永遠這麼低。
通勤，傷了親情，毀了愛情
和阿牛不同，洋仔是深圳local。
洋仔晚上10點鐘回到家，洗個澡，再休息半個小時，和女朋友發幾條微信，就該睡覺了，第二天六點多又要早起。
洋仔的母親在他緊鎖的房門外用家鄉話抱怨：「你早上上班那麼早，晚上回那麼晚還不跟我說話！」又來了，阿洋感到崩潰。
每天工作12個小時，回到家，阿洋累得一句話都不想說。但是好像他有多累，他母親就會有多不滿；而他母親有多狂躁，他就有多想躲起來。阿洋和家人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洋仔和父母同住，家在深圳龍華的H村，距離他上班的會計所有三十多公里。沒有地鐵直達，洋仔必須用30分鐘開車到地鐵站，轉乘地鐵40分鐘，再走十幾分鐘到單位——提前「棄車」入地鐵，是洋仔研究出來最快最好的選擇。「早晨龍華入市區開車有多堵，深圳人都知道。」
很多家在「關外」的深圳年輕人，成年後會到「關內」的市區工作。儘管深圳的實體的「關」已經取消了，但是對本地的年輕人來講，好的工作機會仍然集中分佈在市中心，即過去的「關內」。
工作後與父母同住，似乎成了這一屆年輕深圳人的選擇。比如洋仔就覺得出去租房「沒有必要」——這會讓自己的可支配收入打折扣。「工資不夠，租房很貴，買房買不起，不要以為深圳人就能擺脫這種命運。」
但是顯然，這樣做，是有代價的——只要在家裡住著，爸媽就把他當成寶寶。
洋仔的女朋友，是大學時的學妹，畢業後，女友考進了佛山的銀行，和他開始了異地戀。平時工作忙，洋仔只能在中午吃飯、晚上下班和睡覺前跟女朋友簡短地聊天。到了週末，洋仔都會爭取時間，開車去佛山看她。
但是每逢週末，卻要面對「女朋友還是媽」的經典問題：一邊是希望他陪伴的父母，一邊是要難得一見的異地戀女友。「週一到週五我忙得誰都陪不了，到了週末，就要兼顧陪伴家人和戀人。」久而久之，矛盾積累，「就會很不爽」。
誰都委屈，最後誰都累了。去年9月洋仔的業務高峰期結束後，他和女友分了手。「最艱難的日子也都熬過來了，但是陪伴時間不夠，積攢了很多委屈埋在心裡。」
現在，洋仔換了公司，在附近租了個8平米、1500元的房間。成了單身漢，那些曾經撕扯自己神經的情感矛盾就像一場夢。
「以前住在家裡，本來是想要多陪下父母，再給我和女朋友未來的生活多攢點錢。但是我太天真了——‘加班狗’怎麼耗得起每天三小時的通勤時間？兼顧工作已經很勉強了，維護親密關係，就成了超綱題。」
誰知道哪一天我就辭職走了呢？
葉子家在深圳西端某個城邊村工作，是政府街道辦網格綜合管理辦公室的臨聘人員。住在區中心的父母家，她的上班路徑和許多人不同——她從市區往郊區走，每天逆潮而行的好處，就是有座率高。
但這是僅有的一點好處了。
葉子每天通勤時間1個多小時，20分鐘地鐵，轉40分鐘公交。一般7點50出發，9點踩點到。9點鐘的時候，領導要點名，「跟上學時候一樣」，如果遲到，還會像個小學生一樣被批評。不想挨駡，「地鐵出來要百米衝刺，不然公車跑了就遲到了。」抱起包包就飛奔，還要不停躲避路人。有些路人戴耳機，聽不到她的腳步聲，她轉個方向，側身而行。到了夏天，葉子每天上班路上，都跟被水泡過一樣。
這份工作是家裡托關係給介紹的。「都說政府工作好，但編外的臨時工有時比打工的都不如。」這個崗位，什麼都要管：查人口、巡防、檢查食品安全、搬運亂停的共用單車……「就差沒去掃地了」。領導的命令忽如其來，加班說來就來，沒有商量的餘地。「正常下班的話還好，如果八九點下班，車比較少，有時候要等很久。」
在很多大城市，上下班高峰期都會增加公車的發車量，但是對於加班族來說，晚上下班晚的，車輛恢復正常，就只能多等一下了，那麼到家的時間也就更晚了。
葉子工作的地方，聚居的多是外省來打工的務工人員。「那些工廠的九點十點以後下班，夜市街那個時候才開始熱鬧。」德克士、上海小餛飩、湘菜小館、原味湯粉店……街道上食物的香味四溢。
但葉子的心裡卻總是籠罩著一絲不安的氣息，「這一片城中村比較亂，前科人員也挺多的——每個月派出所會匯出前科人員的居住位址給我們，有強姦犯，吸毒的比較多。」她自嘲：「老油條，習慣了。」但次加班，她內心都十分抗拒，晚了，走在路上總是繃著弦。
上個月，山竹颱風之前，她收到通知必須到崗，「頂著颱風，要我們巡山、做排水工作，做安全報告」。週末，深圳的樹倒了，地鐵都停運了，住得遠的葉子被困在家裡，只能請假。週一，「上班就像叢林冒險」，樹木擋道，堵車，葉子遲到了，卻被領導罰了所有的加班費，還被奚落了一番。「可能是不爽我昨天沒上班。」
即便如此，葉子不願意花錢到單位附近租房。
其一，租房，對於她的整個家庭來說，都是消耗。葉子的爸爸是一個電子配件小作坊老闆，近幾年，深圳的實業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他的錢全部拿到生意上周轉和還債，供家的生活費卻所剩無幾。葉子媽是全職主婦，沒有收入，自己還有一個還在上學的弟弟。所以，葉子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資都拿來補貼家用了。
另一方面，是因為她對現在的工作毫無歸屬感。「我是臨聘的，地位沒有正編的那麼高。工資低，還要做最累的事；領導變態，同事們處處受氣。」她說，儘管天天花兩個多小時在路上很辛苦，但暫時先這麼跑著吧——「誰知道哪一天，我受不了，也就辭職離開這個破單位了。」
在六環外，抱緊社會主義的大腿
北京，是全國人均通勤距離最長的城市。
「西苑站到了。」地鐵門一開，不到十秒，通道裡就湧滿了黑色的人頭，像是瘋狂搶食的螞蟻。
從北京的西北六環到蓮花橋地鐵站，需要依次經過地鐵16號線、4號線和1號線。西苑站，16號和4號線的換乘之處，最是每天檢驗小姚體力的地方。
小姚爭先恐後地跑向站內僅有的兩個扶梯，因為她知道，慢了，扶梯上就會立刻站滿人，慢了，下一趟車就可能會擠不進去。每天，這位早起的「特困人員」都要睡眼惺忪地沖向地鐵——沖得過人群，熬得過長途，是小姚每天三小時的通勤必修課。
三個小時，怎麼打發？以前，她試過帶紙質書到地鐵上看，但那只是「曇花一現」。「畢竟早上六點半就得起床，下了班也就只想看視頻。」現在，和大部分乘客一樣，阿姚抱著手機在微信、支付寶螞蟻森林、淘寶、微信讀書來回刷。通勤時間擠佔了睡覺的時間，困得不行，只能用一些無聊的東西刺激自己。
小姚住在西北六環，「賴」在男朋友單位的一室公寓房。小公寓大概18平米，吃飯的桌子就是放電腦的桌子，客人來了得坐在折疊椅上，多少有點擠。但是，這是男朋友單位的福利，每月不用給房租，只用交水電費。小姚很滿意，「我2016年的時候租在朝陽大悅城附近，很小的三居6500，第二年是7000 ，今年據說又漲了。」
小姚在北京某藥監局的投訴舉報中心工作，屬於勞務派遣，沒有編制，一個月工資六千多，「‘臨時工’沒有福利」。巧的是，現在在西北六環的整租一個二居室的房子，也要六千甚至七千，三環內藥監局投訴中心的周邊房價更是不忍直視。
雖然每天的長距離、人擠人、睡不夠讓她有些困擾，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住房省錢，還有和男朋友在一起，至於便利，只能靠邊站。
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小姚說，「如果以後有孩子了，至少得租個兩居室，那麼我每個月的工資就得大部分上交給房東。」現在，小姚不單住著男朋友單位的無限期福利房，每天下班還能上他單位食堂吃晚餐，忽略每天的長途跋涉，小姚覺得這已經是「社會主義」。
來自小地方，從北京的大學畢業後就業，是個不折不扣的北漂。她坦稱，「單位不能解決住房問題的話，我這種青年在北京是活不下去的。」但在當下的中國，似乎只屬於少部分人才能享受那樣的「社會主義福利」。
來北京十二年，沒有停止奔波
長距離通勤的問題不單單困擾著城市的白領階層，底層勞動者更是習以為常了。
從北京西北五環外的城邊村，到東北三環的燕莎橋，無論颳風下雨，金枝姐都得坐上自行車，騎上10公里去上班。上班一個小時，汽車的尾氣也就吸了一個小時。不坐公交，是為了省錢。
金枝姐從不遲到。金枝姐在一家公司當清潔工，一個人負責兩層樓的衛生，是體力活。但長距離的騎車，也是「體力活」。所以，公司要求早晨8點半上班，金枝姐7點就出門了——提前20分鐘到，休息一會兒，才可以「喝口水，重新開始幹活」。
下午五點半，金枝姐下班了，還得再騎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回家，「在路上跑了一天了，回來洗個澡，也就休息了。」不過，金枝姐的老公黏她，有時非要回家吃飯。等他騎著電動車回來，到家都九點多了，又是好一頓折騰。
金枝姐來北京打工十二年了，始終沒有解決長距離通勤的問題。她和老公感情好，兩人想在一起住，公司又不包住宿，所以兩夫妻從2006年到北京開始，就在北京郊區租了一間大約十平米的房子。住得遠，是為了一個月幾十塊錢的便宜房租，後來十年，房租慢慢上漲，漲到了兩百多一個月。好幾年裡，上班一兩個小時路程，「一路都是荒草、大樹林。一片大荒地，突然冒出一個小房子。」
2017年，北京那場風捲殘雲的行動波及了許多城邊村。金枝姐也被迫搬離原來的村子，在北京東北五環邊上的費家村重新找了一間小房子。經常換地方，搬家對於金枝姐倒是簡單，找個紙箱子、找個拉包，東西裝上就走。但這一次搬遷，房租直接上漲到每月1500元，足足漲了六、七倍。金枝姐做清潔工一個月工資3000來塊錢，房租就占了一半。
房租漲了，但現在的房子還不如過去月租250的房子。小廚房就跟櫃子差不多大，只能一個人貼著牆進去。一張一米五的床，兩人就得側身走過房間，衣櫃都得放到了桌上。「小得太可憐了。」但形勢所迫，為了不被趕走，為了夫妻同居，這已經是最優選擇了。
為了和老公一起住，金枝姐不覺得苦。打工這些年，兩夫妻買了一輛電動車，但是金枝姐不騎。「我老公現在做餐飲，6點就要到公司，幹活挺累的。我跟他說，為了讓你給我多賺點錢，就讓給你吧！」金枝姐爽朗地笑了：「騎自行車上班，我正好減肥！」
上班族們往往出於降低生活成本的理性考慮，而選擇居住地與工作地的分離。同時，人們也是情感動物——他們在經濟不那麼寬裕的時刻裡，為了維護親情、愛情，為了創造未來的生活，寧願選擇每日奔波。
然而，每個披星戴月的上班人，誰不是戴著枷鎖地在路上？當人們普遍相信，那樣的狀態是階段性的，有心是可以改變的。卻發現上揚的房價、持低的薪水、不穩定的工作、消失的福利保障、高強度的加班，在持續地製造著人們的經濟緊張——這才是造成人們選擇遠距離通勤的因素——白領階層難以擺脫，社會底層更是深陷泥淖。
當長距離通勤像一個吸血鬼一樣，吸幹了上班人士的健康、感情、業餘生活以及上升空間，別再幻想著個人的努力能夠改變一切（相信你已經夠努力了）。我們該想的是：到底是誰在你的薪水、房租裡面，拼命地賺差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