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看看她們結束打工旅程回鄉之後的生活，大概很難對「移民家務工／外傭」這件事有一個全面的理解。
離港之前，收拾行李託運回鄉是她們的指定動作。大概四年前，我曾協助一位印尼移工朋友Yayan做這件事，當時的場景至今猶在目前。
那是可以躲一個成年人進去的紙箱，即將與Yayan兵分兩路回家鄉去。箱子快滿了，但還有些東西未放進去。她把衣服、鞋、盒子等等數不清的小物件從紙箱裡掏出來，或是丟掉，或是重新疊好以更省空間的方法塞進去。她邊收拾邊向著來幫手的我和另一位朋友數算道，這是什麼時候買的、是誰送的、在什麼場合穿過。Yayan在香港工作了八年。把八年的生活塞進一個紙箱裡，想必有更多的在上路前已捨棄。
速遞公司的人用封箱膠紙封了一層又一層，撐得滿滿的紙箱奇蹟般縫合。埋單盛惠一千多元，是Yayan三分之一的月薪。怪不得她花了兩個多小時，硬是要把東西塞進一個箱裡，原來這麼貴。
在香港，移工的薪金少於港人平均入息中位數的30%。有人說這種差距是歧視和剝削，有人說這份工資在移工的家鄉已經是很大筆錢，甚至，有政客把移工形容為「來港只為旅遊、玩樂、看醫生」般輕鬆。卻鮮有人問過：為什麼移工要出來打工？如果不出來打工，他們是否有其他選擇？出外打工是否能改變命運？可不可以說，移工委身剝削制度只是無傷大雅的陣痛？到底，他們的處境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2017年九月至十月，香港的秋天，即印尼旱季過渡至雨季的時間，我和伙伴到訪印尼一個月。透過訪問十多位已歸鄉的移工及數個勞工、農民、女性團體，一方面試圖理解移工整個外出打工的生命歷程，另一方面也想初步掌握印尼當地的社會狀況。
那一個月裡最令我們驚訝的是，幾乎每個曾外出打工的移工都向我們說，她們很想／在打算／即將再度外出工作。一位前移工慨嘆道，出去打工十三年，到頭來自己儲到的錢不足一萬（港元）。顯然，離開香港回到家鄉，並不代表煩惱的日子就此告一段落。
此專題共有九篇文章，第一至三篇為分別講述三位移工的故事：由餞別到回鄉，Avid一路承受著「衣錦還鄉」的壓力；Eaga的人生選擇，無不受著性別身份所影響；Kristin在港生活了半輩子，她的經歷足以寫成一部香港移工史。第四篇文章以數字整理移工打工之旅的得失－－點算他們的錢如何使用、被剝削的錢實際上對他們的人生意味什麼。第五至七篇講述印尼本國的情況：第五及六篇初步探討國內的生活背景，如果留在本國有什麼可能的出路，是留鄉務農還是出城市打工？第八篇將回答一個問題：在外國賺錢打下的本，能否讓移工一勞永逸？最後一篇是跟香港人算帳，嘗試估算由1970年代起移民家務工究竟令香港人收入增加多少、承擔了多少政府原先應投放在安老托兒的開支。
要去說明一些事情，可以很簡單。只要列出移工最終的儲蓄銀碼，與中介費、僱主短付工資的金額對比，就足以證明這奴隸制度的荒謬。可是那並不足夠，她們與香港人的關係千絲萬縷，是她們的青春撐起了這座城市的運轉，是她們無私而勇敢地年復年站起來發聲才令我們發覺到自己的生活原來建基於一個多麼令人難堪的現代奴隸制。因此，我們不想將移工十多年的生命壓成一個簡化的平面，而是希望仔細地描述移工的經歷及其身處的環境，提供一個更整全地理解移工的視野。
註：
文中「外傭」、「移工」皆指向同一個群體，亦即由外地來香港擔當家務工的人。「移工」是「移民家務工」的簡稱，為本文最常使用。不以「外傭」來指稱，是因為「傭工」的稱呼有低人一等的意味，同時「外傭」強調「外」來這一點，令移工與本地人產生「內」「外」的區隔，很容易讓人忽視了移工在香港工作、生活，其實已經是本地社會的一部份。而「移民家務工」的「移」一方面比較清楚地指出移工移徙的狀況，另一方面，儘管他們並非為「移民」而來港工作，但是，他們在港生活多年，是不是已經算是某程度上的「移民」？選擇使用這個指稱，既有部份貼切，同時也希望引人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