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工新聞】都說移民工很難建立強大的組織。飄零的移民工，不會長久定居於工作地點，又缺乏資訊及人脈資源，即使飽受剝削，亦多選擇一時啞忍。可是，香港的外籍家務勞工，卻組織起非比尋常的基進政治力量。她們的工人運動，比起香港很多工人運動都走得更前。這一股力量如何形成，而本地工人又可以從中學習到甚麼？筆者沒能力提出整全的解答，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故事中，白恩逢之家（Bethune House）肯定佔有一席之地。
我們在另一篇文章簡介了這間鮮為人知的的小型庇護所。它專向移民家務工提供服務，令受各種官司（受虐打、性騷擾、剋扣工資等）困擾，無處可去的移民家務工，得到一時安穩的容身之所。可是，更不為人知的，是白恩逢之家對香港整個移工運動的巨大貢獻。我們訪問了一位深受白恩逢之家影響的印尼移工、組織者，Eni Lestari。她是國際移民聯盟的主席，曾在聯合國峰會受邀代表移民發言。2000年，她跟其他印尼移工成立了ATKI（印尼移工協會，Associasi Tenaga Kerja Indonesia，後更名Associasi Buruh Migran Indonesia，但縮寫沒變）。ATKI目前會員人數約二百人，是印尼移工運動在香港最早期成立並延續至今的一個組織。所有事情的起點，正是白恩逢之家。
Eni的故事
Eni來自印尼爪哇東部的一條小村，父母做小買賣，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對印尼經濟打擊巨大，Eni家負債累累。讀到高中的Eni失去了讀上大學的可能，惟有開始賺錢。她試過做家庭工業（造芭比娃娃的頭髮）、賣食物、去其他城市做清潔工，但收入都很低，例如當時做清潔工月薪只有200-300港元。1998年，Eni開始考慮去外國打工，父母起初反對她離鄉別井，但也慢慢被Eni說服，只要求Eni不要去中東，太危險。最後Eni選擇了香港，因為在香港打工有每星期一日的假期，而新加坡沒有假放。本來，中介不讓Eni去香港，因為通常有相關工作經驗才可以去香港。說到這裡，Eni自信地說，當時她努力爭取，強調自己英文流利的優勢。後來她通過了中介的考試，才得以過來香港。她本打算工作四年，初兩年賺錢還債，之後兩年賺錢給弟妹讀書，但卻在香港遇上了糟糕的僱主，從此走上不一樣的道路。
Eni在1999年來港，遇上的第一個僱主，沒有向她提供食物，也不讓她放假。可是，當時缺乏資訊的Eni，並不知道這些安排是對是錯。直至第五個月她才第一次放假，朋友發現有問題，幫她聯絡外勞事工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她才了解到自己的權益，例如當時她月薪只有$1800，僅有法定水平的一半。外勞事工中心告訴她，可以到勞工處落案起訴，Eni回家搜集完證據，就逃出僱主家，來到白恩逢之家。
走上組織者之路
Eni在白恩逢之家其實只待了五個月的時間。可是，這段短短的時間卻對她有巨大的影響。因為能講英文，Eni擔當起翻譯的角色，令庇護所的菲籍職員和印尼移工得以溝通，又協助辦訓練班，教導印尼移工認識自己在香港的權益。Eni說，在這五個月期間，她學習到許多關於權益及香港制度的知識，更多番參與救出移工的行動，去了香港很多地方。更重要的是，白恩逢之家相信，組織（organizing）是改變現狀的方法，力量來自於群眾本身，這令Eni深深相信，移工要自我組織起來，才能解決問題。
我們問︰白恩逢之家是如何令你相信這一點的？她回答︰「白思逢之家的人幫助他人，但不求回報，不會叫我們付錢，或者一定要做義工幫返手。我感到驚訝，因為從來沒有在其他地方看見這樣的人。他們不當自己是專家，當我們是案主。他們總是鼓勵我們︰你可以自己做得來的！──事實上我就自己處理自己的案件（笑）......其他NGO或者有層級，會當你是案主（client），只是來諮詢法律的......就算你犯下錯誤，白恩逢之家的人也只是笑笑︰讓我們找個方法解決它吧！我感到被接受，也相信他們的原則，開始嘗試去教育其他人。」
Eni說，當時，大部份印尼移工都不了解自己的權益。Eni便與朋友一起，將學到的東西在維園跟其他印尼移工分享，還給他們庇護所的熱線，告訴她們，一有問題就打去問。直至2000年十月，她們成立ATKI，當時有25個成員，其中一半都是曾經居住白恩逢之家的求助者──但她們不再是被動的受害者，而是已充權的（empowered）、積極的組織者。
來自白恩逢之家的扶持
初建組織總是艱難，移工辦組織更會遇到很多本地工人沒有的障礙。（儘管我們問Eni當組織者的困難時，她輕鬆回答︰"No. It is not difficult."）白恩逢之家一直為她們提供支援。ATKI最初在銅鑼灣活動，很活躍，不但推廣權益教育，也辦文化活動。不過，中介和領事館的人不斷去找他們麻煩，問她們是什麼組織、在幹什麼、知不知不可以這樣做，又說她們沒有註冊搞活動，恐嚇她們說會被警察拉。她們很害怕，而且當時很多人都有個案在身，怕會連累輸官司，於是一個月之後她們改去尖沙咀天星小輪碼頭聚集。如此過了一個月，她們慢慢反思，為什麼要留在這裡呢？我們應該回去啊。她們問了庇護所的人，知道之前這樣搞活動沒有問題，又去認識法例。最後，她們回到維園，叫上白恩逢之家職員Edwina隨行壯膽，中介或領事館再來，Edwina就幫手去嚇走搞事的人。
白恩逢之家也提供了重要物資。當時不是每人都有電話，一部nokia都要兩三千港紙，已經是她們大半個月人工。於是，ATKI的熱線設立在白恩逢之家（Eni馬上背出這個十多年前用的熱線號碼），她們用這熱線來接個案，跟成員溝通。在維園推廣權益時，ATKI的成員呼籲移工有事就聯絡這熱線，自己則設立輪更制到庇護所接聽電話。如果沒有成員輪更，會由庇護所的居住者幫手接電話，若有急事，就找外勞事工中心。當時為了接熱線，Eni很多時間都留在白恩逢之家，又因為自己沒有電腦處理文書工作，要使用庇護所裡的電腦。後來，ATKI成員慢慢有了電話，才叫住客轉介致電者直接打給成員。簡言之，白恩逢之家為ATKI提供了各方面極其關鍵的資源，這個初生的組織，才有了日漸茁壯的可能。
ATKI的工作
2000年，很多移工都是初次來港，Eni描述銅鑼灣街頭經常有印尼移工在路邊哭泣。她們不知怎辦，不知可到哪裡求助。那段時間，大部份印尼移工，假期每月只有一兩日。ATKI還做過調查，有八成印尼移工都被短付工資。相對的，中介費則高達$18,000左右。Eni說，就算她自己，放假去銅鑼灣去了一段日子，也不知道領事館就在幾條街後面，可見訊息的不流通。另外，那時除了IMWU（印尼移工工會），大多數聚合的移工小組都只是搞文化活動，少提勞工權益。因此，ATKI的初創成員便覺得要組成一支屬於自己的軍隊（our own army），聚焦在充權，提供大量訓練，讓每個成員學習法律權益。當年ATKI已有流動的諮詢站，通常位於舉辦城市論壇的白帳幕下面。口耳相傳之下，很多人認識到ATKI，知道有事可以去哪裡找他們幫手。
中介對於移工有很大控制。由於移工資訊很少，中介在訓練中心時早已灌輸一點：有甚麼事，只有中介才會幫你。中介也會向移工強調，不要跟其他人說話，這樣很危險，而菲律賓人都是敵人，更加不要結識。透過這些手段，令印尼移工害怕陌生人，變得孤立無助。ATKI的工作重點，就是向移工提供資訊、政治教育，讓人們開始主動發問，逃離剝削嚴重的僱主。
她們在對抗中介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例如，中介往往會扣起移工的護照。這情況下，不能讓移工自己一個取回護照。曾經在白恩逢之家居住的求助者已有經驗，所以會由這些前住客陪同新人去找中介。否則，如果一個人單獨去，中介會做壞事，例如把人關起來不讓走。有時，移工會打緊急電話求助，ATKI的成員會帶她去警局，給她錢付帳，並帶她去白恩逢之家。這些出事的移工常常被中介直接帶去機場，因為中介打算一腳踢她們回鄉下，免得她們控告僱主。ATKI會教移工如何自機場逃走。ATKI成員有一套嫻熟的方法，指引移工逃出權力的羅網。
除了直接向移工提供支援外，ATKI亦有倡議式的行動。例如2007年，ATKI連結其他印尼移工組織建立了PILAR（PERSATUAN BMI TOLAK OVERCHARGING ,印尼移工反對超收費用聯盟），舉辦相關議題的教育論壇。
跨越恐懼
ATKI如何招募庇護所以外的人當成員呢？Eni說，這並不容易。ATKI成員最主要的來源，還是當移工遭受中介或僱主惡待，向他們求助，以後便由朋友慢慢變成組織成員。另外，ATKI也鼓勵移工成立自己的組織。例如有的人不想走基進路線，不想加入ATKI，ATKI成員會教他們怎樣搞活動；有的人不想成立正式的組織，ATKI也鼓勵她們聚合成小組，加入社交媒體的群組。可見，她們很清楚知道，移工的弱勢位置，很大一部份來自孤立無援，缺乏資訊及人際關係。只有建立組織和網絡，才有可能鬆動中介和移工的權力結構。吸納成員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很多人都害怕︰怕中介、僱主、政府。Eni形容，即使ATKI成員說，如果僱主少付工資，你可以控告他，還是會有人回答：「不要不要，我不想被列入黑名單。」
這除了是資本主義下移工弱勢位置的普遍反映外，更有印尼蘇哈圖時代高壓統治留下的歷史傷痕。1965年，蘇哈圖推翻第一任總統蘇卡諾，成為第二任總統。由於第一任總統蘇卡諾，政治立場傾向共產主義陣營，蘇哈圖為了保住勢力、清洗異己，他大規模殺害共產黨份子。其32年的統治裡充滿白色恐怖，政府經常警告人們不要聚集，很多參與政治運動的人坐牢，工會人被殺害、被失蹤。社會長時間被軍隊控制，人們出國工作，還是害怕周圍有軍人監視。現在資訊較流通，人們沒那麼害怕。可是，現在回印尼搞組織的人，仍經常被軍隊問候，因此組織很難明目張膽講政治。因為歷史因素，印尼人對於組織、工會、政治這些事情，本來就有極可理解的恐懼。中介正正是利用這種恐懼，來強化對移工的控制。協助移工跨越這種恐懼，是ATKI組織工作的難關。
在國際開枝散葉
ATKI在香港成立，但它的影響力已經不限於香港。後來，ATKI發展到印尼、台灣，成立了ATKI-INDONESIA和ATKI-TAIWAN。台灣ATKI是在2009/2010年左右，有位來過Asian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的印尼藉實習生經常去台灣，在台灣推動印尼移工組織起來。後來，那些組織成立了ATKI。
至於印尼ATKI，筆者起初聽到則不太能理解。為什麼一個移工組織，需要回本地設立組織呢？最根本的原因，移工要出來打工，原本就是因為國家未能好好照顧人民，以至於她們要委身於充滿剝削的制度下求生。要改變她們與及下一代面對的困境，就必須團結本國人民的力量去改善就業、民主等等問題。另一方面，移工回到印尼後，也會遇上許多問題。印尼政府認為出外打工的人很有錢，於是巧取豪奪，向她們苛徵各項雜費︰包括護照費、考試費、保險、行政、藥物、心理評估、訓練費、住宿、更新護照等等。數年前，印尼機場竟有一條特別為移工而設的通道，徵收額外費用，是因為她們發起抗議才取消。
移工面對的問題不只來自政府，也來自家庭本身。移工自己怕家人擔心，即使出事，亦不敢向家人訴說。因此印尼人普遍亦不明白移工面對的問題，例如不了解移工制度的諸多問題、不懂香港的物價昂貴，生活開支大，不懂珍惜移工寄回家的錢。移工自己怕家人擔心，即使出事，亦不敢向家人訴說。ATKI成員便教育移工，假設遇上問題，一定要坦白告知家人。為了處理這些問題，2008年，她們在雅加達成立印尼ATKI。這之所以成事，原來背後又有白恩逢之家的默默推動︰大概在03年至05年，白恩逢之家協助組織了兩次會議，讓ATKI與已回鄉的前移工見面。到2015年，一群ATKI、PILAR等組織的成員歸鄉後，在當地集結力量，創辦了KABAR BUMI（全名Keluarga Besar Buruh Migran Indonesia，印尼移工大家庭）。
結語
筆者想講兩點對於香港移工運動的感受。其一，移工運動實是在最艱難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移工孤立無援，缺乏資源，受到僱主、中介、政府的三重宰制。工時極長是一個顯然的限制，一星期返六日，還是往往是廿四小時stand by，她們很多時候只能活用零碎時間，透過電話來做組織工作。Eni負擔了那麼多重要的組織工作，然而她還是一個普通的移民家務工。據她說，自來港以來，她有五個僱主，每次找新工作，她都向僱主交代清楚自己參與組織工作，並特地找一些沒有孩子也沒有老人，家務工作量較輕的家庭。幸運地，她一直成功找到支持她組織工作的僱主，但筆者仍很難想像她如何平衡家務工作及組織工作。最後，印尼的移工組織者還要對抗印尼社會深刻的歷史創傷，跨越那些絕非空穴來風的恐懼。看到了這些，香港人還可以有甚麼藉口呢？
其二，香港的移工運動的確走得很前。我們講「充權」講了不知多久，但香港目前地區組織、工會組織還是困於缺乏活力的「接case」模式。然而，白恩逢之家卻實踐了充權的理念。我們可以看到，白恩逢之家如何鼓勵求助者（讓「受害者」自己處理自己的官司！哪個組織敢這樣做？），並向ATKI提供距離適當而又極關鍵的援助。我們又可看到，ATKI如何承接這個理念，鼓勵更多人組織起來。惟有這種鼓勵每一個人付出並聯合起來的做法，才有可能打破上面提及的客觀障礙吧。另外，ATKI的開枝散葉，不只是在香港，更是國際性的。她們成功回應了移工的國際本質︰移工本身就是反映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問題。就「充權」和「國際性」兩方面來說，香港哪有一個工人運動，不，是哪有一個社會運動，可以及得上呢？
正是理解了這些，才能理解白恩逢之家的貢獻，是何等珍重。如果說ATKI長成了一棵開枝散葉的大樹，白恩逢之家就是它不可或缺的土壤。早前讀過一篇名為"The World Within a World”的文章，講述英國的工人階級社群，其社會主義文化如何孕育一批又一批堅強的行動者。那些看似不太政治化的會社，透過各式興趣班和學校，包裹著整個社群的生活，提供人們提升自我的可能。如此看來，白恩逢之家也是一個「世界中的小世界」，令求助移工可以暫且跟世界保持安穩的距離；不是遺世獨立，而是在生活中堅強起來，最後走出去影響世界。
這麼一個珍貴的空間，現在卻可能無以為繼。由於一位重要的長期捐款人決定另投資源，白恩逢之家失去大半年的營運開支。因此，他們陷入十分嚴重的財政難關。這篇文章因為太多重要材料，寫得很長，讀完的人大概不多。但希望讀者如果看到這裡，有受到一點觸動，請捐助白恩逢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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