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初找工作、未有經驗的人之中，有不少視低薪、無薪見習工作為獲取經驗、人脈與行內資訊，從而獲得長期職位的方法之一。不過初出茅蘆，是否就表要任人剝削﹖技巧未達爐火純青，是否就代表對公司全無貢獻，不應拿到一分一毫﹖經濟壞時要你共渡時艱，經濟好時就說要居安思危、不可隨便加人工的老闆們，真的是那麼好心，請你當見習是為了教你一技之長，「塞錢入你袋」﹖社會上未必人人有財力去應付從事低薪及無薪見習工作所需的機會成本及實際開支，這對不同階層獲得平等機會而言，是否好事﹖除了逆來順受，還有甚麼可能﹖本文翻譯自《衛報》，作者去年加入一間著名雜誌當見習，視之為夢想成真，不過在公司工作兩個月期間的見聞經歷，最終令她決定透過法庭向公司追討薪金。文章綜觀作者自身經驗及英國社會「見習成癮」的狀況，或能令正在/打算/曾經當見習生的你有所共鳴。
上篇連結：https://wknews.org/node/1690
作者：亞瑪妮亞‧伊拿(Amalia Illgner)
單片眼鏡無論何時都最少有5個見習生，這除了可以節省僱用行政助理、製作助理和初級研究員的人工外，還可令見習生為取得編輯賞識而競爭，這是他們聰明之處。很多見習生希望能鶴立雞群，因此覺得只完成日常工作是不足夠的，而要突出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供好故事。
所以當公司發一封電郵給所有見習生，叫我們為夏季周報找一些有關設計或文化的故事的時候，比賽就開始了。該份48闊頁、訂價5鎊的周報是在2017年創辦的，只在8月發行，文章題目包括日本的創新公司、科威特的媒體動向和巴爾幹的營商招數等。大公司如勞力士、香奈兒和彭瑪之源都有在此賣全版廣告，收費可以達2萬鎊。我找到個關於約旦河西岸一間巴勒斯坦博物館開幕展覽的故事，並獲委派去就這題目寫一篇文章。
在8月某個陽光普照的星期六下午，當我正坐在公園和朋友吃午飯的時候，我收到一封緊急電郵。電郵是事實查核員發來的，他說文章有數個地方需要我澄清。周報截稿時間緊迫，而且事實查核員通常在周末都需要工作，於是我趕回家裡開動電腦尋找答案。
我的情人和朋友們正在吃飯，而我正在鍵盤前工作。在那時，我醒悟到其他和這篇文章有關的人——那個事實查核員、助理編輯和專題編輯、攝影師、印刷師、為印刷機補充紙和墨的人，通通都有因他們的付出而得到報酬，而我在那周只有150鎊的薪金，文章亦不會讓我獲得任何金錢報酬。正是在這一刻，我不再愛我手上的這份見習工作。
若非身邊有人付鈔，我不可能過這種只有微薄薪金的生活。因為我的情人有一份收入很不錯的工作，我才能在見習期間有錢買東西吃。換句話說，我的「工作」其實只是份興趣，而且是份由他人資助的興趣。同期有一個見習生在拉麵店工作，但其他人大多有父母去資助他們的食宿和交通費。曾當社會流動及兒童貧困獨立研究員的Alan Milburn指出新聞業的社會排拒性越來越大，他在2012年一份題為「公平進入專門行業」(Fair access to professional careers)的報告中指出，49%的新聞系學生來自社會上頭3個階層，而只有14%來自最低下的3個。
殘酷的真相是，我實際上是從數百、甚至是上千名需要金錢過活的自由撰稿人和失業記者手上奪得寫那篇文章的機會的。一個和我一起修畢新聞碩士課程的朋友正在倫敦眼(London Eye)當全職，每天就是領遊客進出摩天輪，薪金僅高於最低工資。他會很想體驗一下在單片眼鏡工作的，但實在不能以30鎊一天的薪金過活。他以優秀成績畢業，且能說一口流利法語。
後來我的文章上了頭版，並且成了文化版的首席文章。編輯和文化版編輯都衷心感謝和恭喜我，而我的見習生朋友則興奮地在我面前揮動周報說：「老友﹗你的文章霸氣登上頭版了﹗厲害﹗」我的文章當然不會得到普立茲獎，但如果它的質素足以拿來刊登的話，那它就應該有一定的金錢價值。而它的確有金錢價值——對單片眼鏡而言。
在那個星期六下午，我為了使一家價值4700萬美元的出版公司能趕及稿期而免費工作。在那天，我醒悟到有人須針對這種狀況做些事情。
***
文化機構、電影、電視、時裝和各種媒體塑造了我們的希望和夢想，型塑了各種定型，並向我們提供了各式重要資訊。Ross Perlin在描寫美國實習狀況的書「見習生之國」(Intern Nation)中問我們，如果貧窮的內城區小孩永遠無法當馬球員，會發生甚麼事。馬球界或會有損失，但對社會整體則無甚影響。然而在那些充滿實習生的行業，情況就十分不同了，因為那些行業很影響我們的社會會以何種型態存在。
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指出，一個美國的工人階級小孩，要進入充滿實習生的文化界的精英階層，要比進入商界和軍隊難。他說：「一個來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技工，會知道自己的孩子大概不會成為安然(Enron)的總裁，但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那個孩子成為人權律師或紐約時報的戲劇批評家的機會則是接近零，無論他再有才能都好。」
事實上，這個社會系統是被設計成這樣的。瑟頓信託的總裁Lee Elliot Major說：「中上階層會搬龍門；每當你把進入某行業的機會擴大又或擴展教育，他們就會找其他方法製造障礙，以妨礙來自其他背景的人。」最初我們有大學，然後是昂貴的一年制碩士課程，現在則是無償實習。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級研究員李維斯(Richard Reeves)稱之為「機會阻隔」(opportunity hoarding)——他們獲勝不是因為他們比其他人好，而是因為他們在幕後操縱。以機會成本高昂的實習崗位為阻止人們進入某些行業的經濟障礙，不過是精英階層為自己保留最高等職位的諸多手法之一。
因此，我們或許不需詫異於相關法例的不足之處。法例甚至沒有訂明何謂見習，又或對見習崗位的工作內容作限定。英國稅局指一個人被視為工人、因而可獲最低工資保障的條件為：他們即使不願意也必須工作；他們不可派其他人去代替自己工作；他們有一份工作合約（不一定是書面合約）或其他型式安排工作的方法。定時、定日及必須執行發下來的任務等特質，都是令最低工資保障生效的條件。但很多公司都只視這些法律為一種指引。
「很多人一看到『見習』就想到『工作體驗』，但他們其實應該想到的是『入門工作』。」李維斯說。而所有的工作，不論是否入門職位，都應受最低工資保障。
在國會工作4年後，議員舒布魯克(Alec Shelbrooke)看到和聽到了很多見習生的苦況，覺得需要做些事情。在2014年，他提交私人草案，要求禁絕無償見習，阻止僱主以實習為名規避最低工資，但在一讀時就被拉布，令草案不能進入投票程序。他說：「我知道結果會是這樣。卡梅倫不支持這個草案。他不明白，說這會『減少機會』。」市場調查公司YouGov在2011年的報告顯示，約40%的見習崗位都因為人們不能負擔工作成本而被拒絕。舒布魯克說：「那些說這法案會減少機會的人真是可笑。這法案只會杜絕那些壞的機會。」
舒布魯克在2016年就相同議題再次提出草案，引發起激烈辯論，但法案最終被其他保守黨議員煞停。他們的說法是此草案會影響現行法規，因為如果見習生的工作符合法律對工作的定義，那他們就已經可以獲最低工資條例保障。然而到了2017年末，英國仍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無償工作。瑟頓信託的創辦人和主席Peter Lampl在上個月說：「現行法規很明顯沒有效。」
報告《好工作：泰勒現代工作實踐評估》(Good Work: the Taylor Review of Modern Working Practices)在去年出版，它審視了新類型的工作如何影響工人的權益和僱主的的責任。它建議政府澄清自己如何解讀法律條文，並鼓勵稅局多加執法。政府在近月發出了550封信件給各大小企業，警告它們不要違反最低工資法例。違反該法例的罰則包括向僱員補償短付的工資、短付工資兩倍的罰款、並將公司列入商務、能源與工業戰略部的恥辱名單中，和Primark及SportsDirect等惡名昭彰的企業並列。
畢業迷霧(Graduate Fog)的譚雅‧古禾特(Tanya De Grunwald)相信，要杜絕公司以實習名義逃避最低工資，見習生們就必須站起來對抗那些公司。她說：「公開地直面僱主要求合理待遇，是我們爭取見習薪酬合理化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但因著明顯原因，會有勇氣這樣做的見習生並不多。」他們不願站出來的另一原因，或可從詩伯特(Sabina Siebert)和威爾遜(Fiona Wilson)的研究中看出：那些正無償工作並投訴沒有工資的人「很快就會被認定為不可僱用」。這造成了一種文化，令人們因為害怕在勞工市場上被歧視而將無償勞動正常化。
古禾特指由於她的機構和其他團體如「見習生觸覺」(Intern Aware)不斷施壓，很多行業都改變了對無償工作沒所謂的態度；很多著名的大公司，例如四大會計師行，都大致停止了聘用無償見習生，然而在新聞、藝術和政治界，無償見習的問題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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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才能的人還在源源不絕的去遞交見習申請表，公司和大多數的見習生們就沒有多大誘因去帶來改變——如果你本就困急得願意只拿經驗和人脈作報酬，那你大概不會為自己發聲。
而有個上議院保守黨議員，則以為他們為聲為己任。曾獲殘疾人士奧運會游泳金牌的福爾摩斯(Chris Holmes)說：「英國是建基於重要的、根本的自由價值：公平合理、尊嚴及法治。要人們無償工作2個月、4個月、一年、甚至更長，是違反我所認識的英國價值的。」他遞上了一份有關實習的私人草案，去年9月在上議院辦公室和我傾談，介紹爭取過程。他說這份草案要求僱主向所有工作超過4星期的員工發等於或高於最低工資的薪金，「沒有如果，沒有但是」。（衛報有一個為學生和有志加入新聞業的人提供的編輯工作體驗計劃，工作無薪，為期不超過兩星期，內容集中於體驗新聞編輯室內的生活。）
瑟頓信託亦支持該草案，指無償見習的情況如沒改善，來自低、中收入家庭的年輕人就很難進入部份最好的行業。該草案在本月無需修訂就通過了委員會審議階段，正在排期上議院三讀，之後就會交由下議院辯論。
福爾摩斯廣泛咨詢了業界，並相信4個星期的規定會確保真正的工作體驗和工作影子(work shadowing)機會不會流失，但在4個星期之後，「如果有人正在工作，那無論你如何稱呼該職位，那人都不需要硬著頭皮要求最低工資，不用祭出法律條文，不用致電稅局——他自動就會獲得工資。」他說如果一切順利，草案在春季就會通過。
我們已經談了一個小時，他的導盲犬正在小睡，但福爾摩斯才剛剛起勁。「我們有選擇，我們每個人都有選擇。我們可以裝作不知情，我們可以別個臉裝作沒看見，我們亦可以面對一些事情，然後以各自的方式作出一點貢獻，去令事情變得更好。」
我知道我該怎樣做。古禾特給我聯絡上好法律計劃(Good Law Project)的創辦人Jo Maugham QC，該非牟利團體會透過法律協助弱勢工人保障自身權益。我告訴他我的故事，說我害怕發聲，擔心爭取權益會為事業帶來甚麼代價，但同時亦告訴他我渴望要僱主負責，制止這座永恆的無償見習旋轉木馬，並希望藉此令人們能更易進入新聞業。他說：「你的處境比大部份見習生要好。人們說『留意自己的優勢』就是這個意思。」
單片眼鏡的編輯們在10周年紀念本上，表達了對見習生們的讚賞：「我們的見習期很短，因此每年都遇到很多正開展事業的年輕人。但一個好的見習不只是在此學習，他們亦有很多東西可以告訴我們……」
那我告訴你吧單片眼鏡，我已踏出透過法律取回未付薪酬的第一步了。我亦希望你會開始依法定最低工資（如果是依倫敦生活工資就更好）向所有現任及未來的見習生付薪，好讓和我同樣的人能有合理報酬。但更重要的是，你這樣做能令和我不同的人——那些不能靠每小時僅多於3鎊的工資就能應付衣、食、住、行所有開支的人——能夠有合理機會進入這個國家裡其中一個競爭最大、最具排拒性的行業。
單片眼鏡拒絕評論這篇文章。據他們的說法，我的見習很成功，在我工作的最後一天，編輯說我們那期的見習生是他見過最棒的，並送給我一個單片眼鏡牌的布袋和「如何創立一個國家」(How to Make a Nation)指導手冊(估值40鎊)。一個接手的見習生是劍橋畢業生，她很高興能有薪金。「30鎊一天真是太好了，我甚至能有餘錢儲蓄呢﹗」她說。後來我發現她在中倫敦和父母同住。
於是我就最後一次步出單片眼鏡的大樓。我控制著自己整理架上一本關於斯德哥爾摩最佳酒吧的書本的衝動，走過接待處，看著天然光給一切事物添上一層柔和光芒。一位來賓正喝著一杯特濃咖啡，一杯由見習生遞上的咖啡。
文章來源：
Why I’m suing over my dream internship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r/27/why-im-suing-over-my-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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