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福利養懶人？自從1998年的社會福利署署長梁建邦對傳媒宣揚「綜援養懶人」之後，這個主張在香港彷彿不證自明，不過美國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近期發表的實證研究卻發現此說缺乏根據。他們隨機考證了分佈在六個國家的七個現金補助計劃實驗，當中沒有任何一個顯示就業率和工作時數有所下跌，部份國家甚至更多人因此投入勞動市場。真正的懶人，或許是眾多無做功課隨口噏當秘笈的評論者？消耗人力與時間生產這些懶惰評論所導致的經濟損失，又有誰向他們追討？惟工新聞特此翻譯相關文章，介紹研究結果。
自從歷史上出現第一個政府扶貧政策以來，就一直有人批評這些政策會令人不事生產。其實，支持這說法的證據一直都很弱，而一個由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註一）合作進行的研究，更進一步削弱了這種說法的可信性。早前，這幾名經濟學者重新分析了七個隨機化實驗（randomized experiments）的數據。這七個實驗的研究目的，是評估在貧窮國家進行現金補助計劃的後果。在分析過後，他們表示找不到系統性的證據去支持「現金補助計劃會令人不事生產」的說法。的確，「福利養懶人」、「懶人才要福利」這些老生常談，說的人很順口，聽的人不少也覺很易入耳。但當我們以科學方法檢測這些說法，就會發覺它們其實站不住腳。
尋找懶人的故事：洪都拉斯養懶人失敗、印尼養懶人失敗、摩洛哥養懶人失敗……
該研究探討了不同地區的補助計劃實驗：四個在拉丁美洲（兩個在墨西哥，一個在尼加拉瓜，一個在洪都拉斯），兩個在東南亞（菲律賓和印尼），一個在摩洛哥。這些計劃大都是「有條件補助計劃」（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CCT)，即是說受助人要滿足一些條件後（如帶孩子上學，或替他們接種疫苗等），才會得到補助。這些計劃的設計意念，是一方面扶助貧民，一方面提供誘因，令更多兒童得到教育及醫療保障。有條件補助計劃興起於拉丁美洲，所以這次受分析的實驗，大都來自該地；但同時間，一個墨西哥向貧窮地區家庭每月無條件提供13美元（約港幣101.4元）的計劃，亦在研究對象之列。
那麼，在這七個實驗計劃當中，有多少個對於人們的就業水平或每周工作時數，帶來了統計上顯著（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的影響呢？答案是一個也沒有。
Effects on work, by program. (Banerjee, Hanna, Kreindler, and Olken, 2015)
在某些實驗當中，就業程度增加了；在其他實驗中，就業程度減低了——但改變都很小。除了洪都拉斯及菲律賓的實驗之外，其他實驗的數據都頗相似，能夠互相比較，因此研究員可以將這些資料一併分析；這比單獨分析這五個實驗的數據，更能準確評估這些計劃的影響。以95%的可信度（confidence interval）計算，就業率的改變介乎-1.6%至+0.9%之間。可以說，就業率根本就沒有受到影響。
其他研究指現金補助能鼓勵就業
某程度上，說現金補助沒影響就業率，是無視了這些計劃的正面影響。兩個近期的隨機對照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指出，向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人口提供現金補助，有些時候會鼓勵了人們工作。一份由三名學者（註二）撰寫的論文，考察了一個援助計劃。這個計劃向失業的烏干達青年，提供了每人平均382美元（約港幣2,979.6元）的現金援助，以讓他們學取職業技能。結果這些青年的工作時數上升了17%，收入則增加了38%。另一份由四名學者（註三）撰寫的論文，則研究了尼日利亞的一個計劃；它向北烏干達的婦女提供了約150美元（約港幣1,170元）的補助，並向她們教授了基本的商業技能。結果她們的工作時數上升了61%。
這些計劃，都和上述由哈佛和麻省理工學者所審視的實驗有著很重要的差異。一方面，這些計劃都以支持商業活動為目標：那個向婦女提供的的計劃，為她們提供了商業訓練與指導；而為年青人而設的計劃，則要求申請人事先準備好一份規劃文件，述說他們會怎樣利用那筆金錢去發展他們的業務。此外，這些計劃的補助金都是一筆過的，而且計劃規模都較小，這些都和文首提及的那些實驗計劃很不同。
那些反對現金補助的人，如果用他們的一貫邏輯去思考，應該會同樣反對這些向人們提供商業資本的計劃：難道這些人不會拿著那筆錢胡亂揮霍嗎？但這些計劃卻成功了——這對「福利養懶人」的觀點，無疑又是一個打擊。
美國情況亦相同
尼克遜及他的助手、日後成為了參議員的Daniel Patrick Moynihan；他們推動了負入息稅的實驗。
上述例子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但「福利養懶人」的說法，在發達國家應同樣受到質疑。舉個例說，現時美國針對壯年貧窮人口的最大型計劃，是入息稅津貼。有大量證據顯示，這個計劃鼓勵了人們、主要是單親人士工作，因而令這個計劃在直接向受助人提供津貼之外，進一步起了更大的滅貧作用。
其實，就算現金援助是無條件的，也不見得就會對發達國家的就業情況帶來很大影響。美國在1970年代有不少研究，考察了「負入息稅」的計劃。根據這個計劃，一批貧窮家庭會得到現金補助，而補助額會依家庭收入的增長而縮減。這些研究發現，負入息稅只是很輕微地降低了就業程度，而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們花了更長時間去找一份好工作，以及花了更長時間在學校之內。縱使這些研究已指出計劃對就業的影響十分輕微，但其實還是高估了它的負面影響的——大概是為了能得到更大的補助額，有些參與者少報了他們的工作量。當一些研究人員捨訪問回應而取行政數據去計算計劃影響時，就發現了計劃對就業情況接近完全沒有影響。
在加拿大，有一個更好的實驗例子。該實驗透過負入息稅計劃，確保了一整個市鎮的市民，都有一定的收入水平。結果，就業程度的下降，比美國更加輕微，而且只發生在剛生了小孩的女士（因為用了更多時間陪伴她們的初生孩子）及青年人之中。
毫無疑問，一個設計差勁的社會政策，會導致人們不願工作。在克林頓改革福利制度之前，有一個叫「兒童家庭補助計劃」（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的東西。研究顯示，這計劃令受助人的工作時間減少了10%至50%。箇中原因，不難從計劃的設計中推測：你多賺多少錢，補助就減少多少錢。受助人每多賺取10元，補助就減少10元；每多賺100元，補助就減少100元。誰會在這種制度下決定工作呢？
不過大家可以放心——大部份的福利計劃，都不像兒童家庭補助計劃般離譜。無論這些計劃是在美國還是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普遍都沒有令人們拒絕工作。
註釋：
一. 四名學者分別是Abhijit Banerjee, Rema Hanna, Gabriel Kreindler及Benjamin Olken
二. Christopher Blattman, Nathan Fiala及Sebastian Martinez
三. Blattman, Eric Green, Julian Jamison及Jeannie Annan
資料來源：
Vox: Economists tested 7 welfare programs to see if they made people lazy. They did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