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光鮮亮麗的K-pop明星背後，南韓娛樂圈的血汗壓榨有幾多人知道？得獎歌手要馬上賣出獎座維持生計，樂隊被逼免費演出，作曲家被逼無償寫歌之後作品還不准掛上自己名字，編劇捱窮在家中活活餓死，但唱片公司和網絡公司則吞噬了網上賣歌的84%收益。惟工新聞翻譯外電報導，揭露娛樂版沒有告訴你的韓國藝人故事。
南韓音樂常是PSY、Big Bang、少女時代、Super Junior等知名K-pop巨星的同義詞，但他們只是少數能夠一場表演賺到數十萬元或以上的幸運兒。在南韓整個音樂工業裡面，他們只佔一小部份。
無酬勞動普遍 「讓你登台就該感恩」
獨立歌手李蘭今年登上新聞頭條，因為她剛在「韓國音樂大獎」得獎後就把獎座出售予歌迷。在拍賣開始前她如是說：「我在1月的收入是42萬韓圜（約2,913港元），這不僅是我的音樂收入，而是我的全部收入的合計金額。還好我在2月賺到96萬韓圜（約6,658港元）。歌手謀生很困難，如果今次得獎有獎金就太好了，可惜沒有。我想我必須出售這個獎座。」
工作卻取不到收入的南韓音樂人已上升至值得警戒的比例，這種不當待遇是常態。歌手與填詞人經常控訴娛樂圈既無法律，亦無合約，也無公價，剝削勞工才是行規。
獨立樂隊Another Day的鼓手金炯燮（音譯）道出他的經歷：「我先前參與的樂隊兩年前被邀請到一個文化活動，主辦單位公司的一名職員說會支付我們30萬韓圜（約2,081港元）報酬。我們演出之後，他卻反口說『其他樂隊比你們的表演好得多，光是讓你登台你就應該感恩』，說白了即是不付錢。」金炯燮表示這種舉動在音樂工業裡很常見。
音樂人去表演卻對酬勞金額一無所知的例子並不罕見。在音樂人網上社群Mule，每天都有新貼文徵求音樂人到各種活動表演，但極少貼文註明酬金多寡。一些貼文甚至要求「慈善藝人」，意即表演純屬無償。
獨立歌手Esssin指出：「連口頭合約也很罕有。」「韓國音樂人工會（Korea Musicians’ Union）」在2013年成立，他是其中教育與政策小隊的負責人。「當音樂人在表演前問及酬金事宜，主辦單位通常的回應是『你竟敢收錢？讓你登台就要多謝我們』。」
無法取得正當報酬的情況不僅發生在獨立音樂人身上。「除非你是這一刻『當紅』的音樂人，否則這種侮辱經常發生。」Esssin表示音樂人的勞動條件十分不利：「連音樂系教授和著名歌手有時也會受到這種不當待遇。」
一位K-pop男子組合的前成員以匿名為條件之下透露：「那些隸屬小型中介公司又名不經傳的歌手，在這個音樂生產制度裡最易受害。我所屬的K-pop組合基本上被逼免費為我們公司和活動主辦方演唱。我們必須在毫無收入下一次又一次演出，只是等待我們有闖出名堂的一天。」
「賺的錢夠買香煙算混得不錯」
即使藝人的作品走紅到足以帶來收益，他們的財政狀況亦不必然顯著好轉。當歌曲經串流網站發佈，音樂人是從利潤大餅裡分到最小那一塊的一方。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資料顯示，每個消費者平均會為在網站上串流一首歌支付14韓圜（少於港幣0.1元）。不過，以改善音樂人利潤分配為宗旨的圑體「Bareun音樂合作社」指出，很多網站會提供月費式均一價服務，導致收費減半至每首歌僅7韓圜（少於港幣5仙）。在這7韓圜當中，作曲家和填詞人分到10%，歌手和樂器演奏者分到6%，40%收入歸在網站發佈歌曲的公司所有，餘下的44%收入則全數落入製作公司口袋。
行內的音樂人之間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如果歌曲賺到的錢夠我們買香煙，那算混得還可以。如果夠我們買一客炸雞，那就算發達了。」
這種剝削行徑的源頭可能部份來自文化因素。獨立樂隊Bunker Buster的經理人尹正秀（音譯）指社會的偏見認為藝人不應收錢。「這是一個常有的印象：人們以為藝人應該在他們的專業裡餓肚子，就算他們一貧如洗仍舊要熱情工作。這種印象使音樂人的情況更加惡化，他們的勞動得不到補償，卻非保持沉默不可。」
宣傳免費音樂的攻勢令情況雪上加霜。三星電子在2014年推出一個名為「Milk」的串流app，到2015年2月，它在Facebook專頁以這個口號引誘消費者：「你還在付錢聽歌嗎？」
音樂節經費538萬 藝人演出費每人139元
一些藝人指行內根本不存在最低工資這回事。「最低工資法例不適用於音樂生意。」獨立樂隊M020代表崔炫珉（音譯）直言：「權力和名聲統治樂壇。比方說，假如一個有名的歌手想要一個資歷淺的作曲家作一首歌讓他唱，那個作曲家通常都被逼無償奉上那首歌，有時候連版權也不會歸入作曲家名下。有些例子是有人向知名歌手引介新出道作曲家，然後那人就偷掉音樂的版權。再者演出費也沒有公價，全看活動主辦單位單方面的決定。」
甚至連政府資助的音樂節表演，也同樣缺乏演出費的公價。
今年的Chimac音樂節由7月19至23日在大邱舉行，當主辦方宣佈只支付2萬韓圜（約港幣139元）予演出隊伍的每位成員之後，惹來輿論公憤。這個金額還不夠一個樂手買一張從首爾到大邱的單程火車票。
音樂節透過大邱廣域市政府、農林畜產食品部等各個公共部門獲取資助，坐擁7.8億韓圜（逾港幣538萬元）經費。與給音樂人的寒酸酬金相比之下，激怒了更多的人。
大部份音樂人並沒有公開反抗，他們害怕被視為「反叛」，也害怕失去創作和表演的寶貴機會。Esssin說：「有能力去製作音樂、舉辦活動的公司坐在藝人頭上，藝人放棄為自己權利發聲，只是繼續埋頭工作。」
「演出意味著向觀眾許下承諾。比如說我們實際只收到酬金原本開價的兩成，但我們無法只做兩成的演出，必須為觀眾百分之百做好。有些公司抓住這個現實，以無底殺價手段買下音樂人的勞動成果。」一位音樂人如此透露。她在Youtube和南韓串流網站AfreecaTV取得人氣，在Naver網站上的歌迷會有大約10萬個成員，但她希望匿名，因為擔心公開批評音樂工業運作會毀掉她的事業：「如果想賺錢，唯一的可能性是上網自己廣播。這帶來廣告收入，亦有助建立你作為音樂人的品牌。」
得獎編劇家中活活餓死 法律不利藝人求助
法律鮮有幫得上忙，藝人不容易藉《藝人福利條例》取得協助。這條法例在2011年生效，也就是得獎編劇崔高恩死亡之後。她患有胰腺炎和甲狀腺功能亢進，被發現在租住的寓所內活活餓死，遺下一條未發出的短訊，內容是請求鄰居給她一點米飯和泡菜。
一個音樂人若要合資格循這條法例申請政府援助，他必須提交過去三年自己出產的唱片名單，以證明其全年收入高於120萬韓圜（約港幣8,283元），又或者過去三年的總收入高於360萬韓圜（約港幣24,848元）——這個收入門檻用意在於證明一個人有能力作為專業音樂人。
Bunker Buster成員尹正秀批評：「出一張唱片要花很長時間，這條法例根本不現實。」
今年9月19日，韓國音樂人工會參與了在光化門廣場的一場小型抗議行動。15人在廣場集會，要求政客關注藝人勞動條件。
一些音樂人等不及社會改變，選擇以新方法求存。Bunker Buster已舉辦了一場成功的籌款活動，籌得足夠款項去推出兩張唱片，以及策劃一場11月4日在弘大Dream Hall舉行的演唱會。
Bareun音樂合作社是另一個音樂人爭取權益的例子。它成立於2014年，成員包括2,500位歌手。他們並不僅來自獨立音樂圈子，也有流行搖滾和爵士樂等界別人士。合作社的目標是向公眾揭露行內不當的利益分配，並要求讓藝人分享到收益中更大的部份。
Bareun音樂合作社的主席申大澈表示：「為了在業界建立更健康的生態，我們正推動修訂相關法例，也嘗試改變公眾對藝人權益的觀感。」他是搖滾樂隊Sinawe的成員，也是韓國知名結他手。他父親申重鉉亦被譽為「韓國搖滾教父」。
改變音樂人如何看待自身權益又是另一個任務。「更多音樂人應該要意覺圍繞他們身邊的不公義，增進對法例的認識，自信地要求他們應得的酬勞。」Esssin說：「至少，我們在開工前必須要求一份合約。假如我們對提出自身權利也猶豫不決，社會將永遠不會改變。」
資料來源：
Korea Exposé: The Other Side of K-pop and Korean Music: Labor Abuse
（題目經編輯修訂，分題為編輯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