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運縱橫】民主先導的民族主義者：郭紹傑（下）
編按：救生員罷工反對泳池外判之際，看見有同事乘機齊上下兩更大賺加班費，你會說甚麼？港九拯溺員工會前理事郭紹傑選擇說出現實的殘酷：「你水上人，文化少，仔女教佢唔掂，佢哋以後做你呢份工機會好大。依家你幫對家，如果真係外判，你個仔都係幫外判商做。」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2013年的訪問稿下集，揭示康文署外判商偽造文件的黑歷史，以及反外判抗爭期間不同公務員工會的策略合作，萬勿錯過。
（續前文）
日期：2013年1月25日下午4時至5時分
地點：旺角香港職工會聯盟
被訪者：郭紹傑先生
訪問員：梁寶霖、梁寶龍
整理：梁寶龍
人物簡歷：
郭紹傑1963年在香港出生，高中學歷，20歲到美國工作，八十年代赴美在餐館工作，後從事珠寶業。1992年回港長居，投身救生員行列，加入港九拯溺員工會，2004年任職工盟副主席，2007年參選區議會落敗。
部門協商會
近年（2013）的部門協商會代表選舉中，政府增加多了一個救生員代表席位，拯溺工會代表擊敗其他救生員工會勝出，取得席位。
郭紹傑認為部門協商會沒有無實質用途，因為它本身只是一個諮詢機構，不是一個集體談判制度。另一方面，協商會上工人代表提出的問題，全部寫在會議記錄上，部門一定要作出答覆的，然則是否會繼續討論下去卻是另一回事。
拯溺工會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屬會，鍾偉民任主席期間，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在協商會上收到料，間中有通知拯溺工會。現在雙方仍有聯絡，但沒有就協商會論的議題交換意見。
約在2000年，港島東泳池已經無聲無息地外判了，拯溺工會沒有任何行動。外判商與大角咀泳池屬同一集團。2008年時發生了一件大事，外判商嚴重犯規。港島東泳池原有基本人手4人，所謂基本人手，就是指泳池開放所有設施的話，至少要有4個人，這是最低的安全標準，政府泳池有這樣的標準指引。港島東泳池的同事打電話給郭紹傑，投訴港島東泳池欠1個人，但資方沒有將泳池部份設施封閉，竟然找一位文員坐在救傷站充當救生員。一位普通文員，連基本救護常識都沒有的職員竟坐在救傷站，如果真有事發生，這文員有能力去應付嗎？如果這人處理不當，責任由誰來負擔！資方的行為視人命如草芥，危害泳客安全。
根據國際標準，50米標準池及副池要求每更須有4至6名救生員，不包括救傷站，但署方卻削減至只有3名救生員當值。人手不足令人擔心會否在意外發生時沒有足夠人手應變，這種做法會增加意外的發生和風險。
除此之外，外判公司還將大角咀一位主管的救生牌填寫在報告書上，頂替缺失的人手，等同偽造文件。外判商雙重犯法，被拯溺工會知悉。郭紹傑立即向《東方日報》揭發外判商的罪行。得到該名救生員站出來作證，並讓記者拍照登報作實。郭傑同時去報警投訴有人偽造文件，拯溺工會迫使署長承諾會盡快收回外判合約，不再將這兩個泳池外判。經過一段長時間後，署方都沒有收回外判合約的行動，工會乘勢把事件擴大，拉隊去立法會抗議，署方始收回外判合約，承諾不會將泳池外判。今次鬥爭工會得到全勝。
早在2003年署方已經承諾現有泳池不會外判，這宗事件後，署方說所有泳池都不會外判。偽造文件的經理刑事罪名成立，被判緩刑。按合約規定，外判商如果觸犯了這條例，只是罰款幾萬元了事，有足夠阻嚇作用令外判商不犯例嗎？如果外判商封閉了部份設施，合約規定罰錢。資本家權衡各方面金錢損失的輕重，加上法例沒有足夠阻嚇力去阻止犯法，犯法行為是會不斷再發生的。
拯溺工會繼續提出合理訴求，要求署方每年增聘具公務員身份的拯溺員。經過兩三年的爭取後，署方於2008年開始聘請公務員身份的拯溺員，第一批約有300餘人，接着兩年又聘請了200人，直至現今約增聘了500-600人。2014年時政府全職救生員約有1,100人，拯溺工會會員約有600-700餘人。拯溺工會會員人數最多時約有千餘人，罷工期間入會率較高，達八九成。曾在美國加入工會的郭紹傑對這個成績仍表示不滿，認為公務員工作穏定，場地容易通訊，應有更好的成績。郭紹傑指工會維繫會員的工作未達理想，各方面的工作仍有待改善。現今香港拯溺行業除了拯溺工會外，尚有香港救生員總工會、香港游泳拯溺教師總會、香港政府拯溺員總工會等。
負責管理救生員的是康樂助理員英文名稱是Amenities Assistants，簡稱AA。康樂助理員分為三級康樂助理員、二級康樂助理員、一級康樂助理員和高級康樂助理員等四個級別。康樂助理員除了管理救生員外，主要職務是負責管理康文署轄下康樂活動場地，工作範圍包括花園、苗圃、泳池、泳灘、室內體育館、室外運動場地及樹藝／園藝等等。康樂助理員有一間政府康樂助理員工會，英文名稱是Union of Government Amenities Assistants ，簡稱AA會。拯溺工會發動的工潮，該會有小小幫手，在背後表示贊成鬥爭行動，沒有任何公開行動支持。救生員與康樂助理員的關係有點唇齒相依：如果政府將泳池外判，康樂助理員哪裏有地方管理，升職機會都減低了。
出任職工盟副主席
2004年職工盟副主席鍾松輝準備競選立法會議席，得不到職工盟的支持，因而向職工盟請辭，後轉到社會民主連線競選議席。因此郭紹傑補選入職工盟執委，接着當上副主席職位。初進入職工盟時郭紹傑在福利部工作了數年，接着轉入社會事務委員會，擔任這職務正合他對民主理念的追求，工作如魚得水，有很好的發揮機會。
鍾松輝是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職工會會長，已經退出社會民主連線，並加入工黨。
職工盟現有約90間屬會，超過17萬名會員，當中有公務員和其他行業、企業工會等。它每兩年互選一次執委會，下設勞工事務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康樂及福利事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和工會教育中心等。另設有工作委員會以便統籌不同事務：籌款委員會、公務員事務委員會、資助機構工會委員會、新界西地區委員會、集體談判組、參政組、組織組等。
郭紹傑是社會事務委員會主席，每間工會都會派一名代表到來開會，每年的六四、七一遊行由社會事務委員會負責統籌。五一勞動節的活動則由勞工事務委員會負責。
公務員事務委員在郭錦林主持時很有聲勢，郭紹傑認為是郭錦林的高組織能力所致。現郭錦林已不再主持，聲勢大不如前，香港郵政局員工會淡出又是一個因素，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亦已淡出。有關這方面，郭紹傑認為自己亦要負一定的責任。當時他實在太忙，找一名理事代替他出席工盟的會議，不久他連會議也不出席。
郭紹傑認為公務員工會應該介入香港整體勞工運動。工會是社會團體之一，作為社會團體應對社會有責任。因為社會不穏定、社會物價高漲間接或直接對公務員都有影響。公務員是社會的一分子，應該要關心社會事務。社會事務有兩種，一種是民生議題，一種是政治議題。在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問題上，華員會擺明車馬不涉政治議題。職工盟則不單止關心社會事務，更長期跟進全民退保，也注意醫療保障議題，政改議題更是一定參加的。
他表示公務員政治中立應該只是規範高級公務員，因為他們有決策權。而基層公務員都可能是一位間接受到剝削的人。社會階層有如金字塔，在金字塔底下的人永遠都是受剝削者，就算公務員都是一樣的。現今新聘的公務員大假日數少了，很多福利都被刪減了，長俸改為強積金，退休後的醫療福利取銷了。現今的情况是，基層公務員最需要的基本福利被刪除了，沒有子女津貼，每次減薪政策出台，基層公務員更是首先開刀的對象。
郭紹傑認為所謂「公務員要政治中立」，有決策權的高層公務員才應該受此規範。基層公務員沒有決策權，只是單向為市民提供基本服務。為何基層公務員工要辭職才可以參選區議員？基層公務員沒有決策權，為何不可以參與政治？他認為首長級公務員一定不能夠參選。在示威遊行活動中，他曾見過有司級公務員以個人身份出席，但沒有對該活動的議題作公開發言。練乙錚於任職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期間，低調出席爭取民主的公開集會，2004年7月5日突然被政府革除職務。
郭紹傑進一步指出，如果公務員不可以公開表達對社會議題的訴求，家人與朋友都會有反響。有些政策是影響自己的下一代，為何不能公開表示意見？在外國，如西班牙、英國、希臘等西方國家，罷工抗爭最激烈的是公務員。2010年2月10日希臘公務員舉行為期一天的罷工，抗議政府提高汽油價格、減少養老金，和凍結工資的削減財政赤字財政緊縮計劃。在美國當一位公民覺得社會不公義時，就會站出來，對自己有直接影響的政策出台，亦會站出來。為何香港人不會站出來？他覺得這是工運意識和社會意識差的結果。他悲哀的說：「中國人，好奴性囉！」
以七、八十年代風起雲湧的公務員工運來看，都是以非政治議題為主，爭取本身的權益，為自己的職系、職級而鬥爭。
2007年郭紹傑代表職工盟出選沙田廣康選區落敗。郭紹傑按選舉條例規定辭工，退出公務員行列。按規定就算參選者做一日兼職都不可以。總之選舉條例規定，政府僱員就不可以參選。
按政府公佈的聲明，公務員參選和參與助選活動的指導原則是，一方面要讓公務員享有市民應有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另一方面要保持公務員隊伍公正無私，避免出現實際或潛在的利益衝突，並力求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政府制定了防止公務員利益衝突情况，和規範公務員與外界通訊的規例與指引，規定公務員必須獲得批准才可參與外間活動。
郭紹傑舉例說，區議會是參與管理文康事務的，救生員是康文署管轄的職工。區議會討論泳池的問題時，如果他本身是救生員，又出任區議員的話，是有利益衝突存在的。但可以有一個緩衝方法，如參選的公務員停薪留職，他就可以兩邊都為社會服務。
公務員應該有一個本身的政治權利。按國際勞工公約第一五一號《公務員組織權利的保護和確定其任職條件程序公約》第九條：「公務員應與其他勞動者一樣，享有正常行使工會自由至關重要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但與其職守的地位和性質有關的義務不在限。」根據國際勞工公約第九十八號《組織權及團體協商權公約》第六條：「本公約不涉及從事國家行政之公務人員之地位，亦絕不應解釋為損害其權利或地位。」條約清指出基層公務員的工作內容不涉及從事國家行政，所以應有參政權。只有高級公務員才沒有參政權，以示政治中立。
2014年4月郭紹傑以工黨代表身分為民主作出抗爭，參加雞蛋抗高牆絕食為普選活動，絕食超過380小時。他認為工運人士組黨，是為香港工運尋找另一出路。
郭紹傑本着中國人的精神，加入了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他本來的設想是，眼見保釣出現老化問題，希望能抛磚引玉，拉一些年青人加入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
郭紹傑以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身份，和另一成員楊繼昌，於2012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75周年紀念日，前往日本東京靖國神社抗議，要求日本就屠殺中國人道歉和賠償。兩人表示，該行動是要「讓全世界的人知道軍國主義如何屠殺人民」。兩人在靖國神社前高呼「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口號，然後試圖進入靖國神社，燒毀日本軍國主義旗幟及自製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神主牌。兩人在靖國神社門口被大批日本警員攔截並拘捕。在接受警方簡短質詢後，兩人安全返回住處。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表示，兩名港人是在靖國神社門前進行合法抗議。
工運理念
郭紹傑認為工會教育要培訓獨立思想，多討論，有不同的意見要提出來，開會討論。
拯溺工會於2012年發起的罷工，是爭取增加人手的延續，進行了一個月後，最終發現部署不足，主席做得太急，無用時間去「煲」會員情緒。拯溺工會評估時勢，拯溺員總人數約有1,900人，工會只能動員300人罷工。在如此弱勢的情况下，工會認為不能硬撼，輸的機會很大。而部門增加了94人，拯溺工會立即收貨，以勝利姿態撤兵。人手不足問題，拯溺工會仍會長期跟進。
香港工人不願意行使罷工權，郭紹傑認為因為香港人的工會意識不夠，工會號召罷工，會員雖然支持，卻「走精面」，以請病假和事假來代替罷工，雖然這些行動也會令到癱瘓泳灘、泳池癱瘓，但其抗爭意義就不一樣。香港的「走精面」文化，結果自我矮化了自己。
郭紹傑認為抗爭不只是表態，而是要有行動的，要犠牲的，「你要爭取到某些東西，就要付出，這就是等價交易。」有些地方（如南美），因為面對超嚴重的剝削，會選擇暴動。
反外判制度罷工期間，郭紹傑發現有救生員人乘機做齊上下兩更，大賺加班費。郭紹傑向他說：「你依家生3個仔，你係水上人嚟架，你文化少，仔女你一定教佢唔掂架，佢哋以後做你呢份工機會好大。依家你唔幫手反抗不特已，仲幫對家嘅話，如果真係外判，你個仔都係幫外判商做。」為免自己的兒女將來做外判商的奴隷，所以現在要為未來的人設想，改變外判制度。
拯溺工會現在最主要爭取，是將救生員脫離技工職系。多年前，拯溺員的工資與消防員、救護員相差不大。隨着歷史發展，康文署將拯溺員納入技工職系，幾十年來拯溺員的職位名稱是二級工人。
香港早在1928年時，青年會、南華體育會及華人游泳會分別開辦免費拯溺班，考試由來自英國皇家拯溺總會的考官主持，是時海浴場有一位善泳者負責救生設備，未必具有拯溺常識。及至1931年，當時由一群志願人士組成拯溺隊，提供拯溺服務，成員來自警察、童軍、學生、市政事務署的救生員。四十年代中市政事務署開始在公眾泳灘提供救生員服務。如淺水灣、深水灣、石澳等。
後期有些外籍人士教本地人如何在沙灘做救生員，進行拯溺工作，香港拯溺總會成立後，設立了一個考試制度去評核拯溺標準。屬於一、二級工人的拯溺員經考核後可以晉升為技工。但是拯溺工作是一項專業，或者是半專業，同救護員無分別。政府應獨立另設一個拯溺職系，但是政府的職級檢討從未提過這一個問題，而且當時拯溺工會亦沒有設想過這一個議題。最近拯溺工會曾上立法會爭取設立拯溺職系，政府沒有檢討個議題。前公務員事務局長俞宗怡說：若考慮你們的建議，除非出現聘請救生員非常困難，或者拯溺行業有了根本性的改變。
在國際工運層面上，郭紹傑本身在美國開始參加工會，任職職工盟與不同國家的工會人士接觸多了。親身到外國開會，去韓國開會兩次，代表職工盟去印尼開會。參予國際會議，到當地觀摩外國的工會，看見了比香港更加壞的情况，或者比香港更加先進的情况，兩者都有，令郭紹傑眼界開闊。
郭紹傑最難忘是2005年，世界貿易組織在香港開會，郭紹傑代表職工盟出席會議。世界貿易組織正是公營事業私營化鼓吹者，這也正是拯溺工會極力反對的外判制度有關的。
會議期間韓農跳海示威，郭紹傑本着職業本能，除去衫褲，冒着12月的寒風，着條孖煙通就跳落海去救人。他回顧前塵往事，幽默的說：「佢唔同我講，我帶條泳褲着喺裏面啦。」一位熱血漢子，敬業樂業，意識上經常準備去拯求遇溺者，為了去救人，都不知「凍」是何物。上岸的時候人山人海，人聲鼎沸，更是熱氣騰騰。他最不快的是，着住條「鹹濕濕」的孖煙通在內，穿回自己的衣服回家，渾身不自在，頗為難受。
韓農跳海是身穿救生衣的，為何郭紹傑仍要落海救人？問題不是他們不懂游泳、而是他們不懂穿救生衣。不懂穿救生衣而跳海後果十分嚴重，當年陳毓祥的死就與此有關。因為穿着救生衣不適當話，跳海的人向下墜時，他的救生衣會向上走的，甚至離開身體。拯溺工會參與社會事務方面，曾經協助民主黨和泛民的跳海要求普選示威三次，世界貿易組織開會期間，組了幾十人參加糾察、救傷隊。每年的六四、七一游行，拯溺工會都有會員出任糾察隊員，理事積極參與其事。
郭紹傑認為那次世貿會議，就讓香港工會成員認識到其他地方的抗爭手法和態度。置身世貿週的抗爭行動中，香港人彷如在球場旁邊執波。
世貿週拯溺工會選擇以糾察的身份參與遊行，這與考慮輿論效果有關，工會估計即使呼籲會員參加，亦不會有很多人參與活動，而且工會的任何活動都要向會員負責。在國外，有實力的行業工會在組織行動時，不用考慮輿論有何反應，說罷工就罷工，因為整個行業的工人均是其會員，只要認定自己的理念就去馬。香港的工會實力不足，就只能靠宣傳，爭取公眾的支持。例如工會要將香港的救生員人數比例與國際水平比較，說明外判制度會影響服務質素，勞工權益等來爭取市民的同情。不是提出自己的理念，就可以做自己認為要做的事。
郭紹傑總結過去的經驗，覺得若行動不成功，不是輸在輿論方面使然，而是會員的持久力。輿論是會改變的，當事件拖得越長，行動一方有決心有毅力，輿論會慢慢轉變過來。2004年的罷工，大部份主流報紙的評論都頗為負面的，但隨着罷工的持久下去，輿論慢慢就出現轉向。行動越持久政府所面對的壓力就越大。香港工人算是有罷工權的，郭紹傑認為罷工的代價最多是損失幾天的工資，我們為什麼不使用呢？面對罷工政府的政治代價會更高。
所以說到底，工運的成敗在於工人的意識。而工人意識的提升，又視乎集體行動的組織。拯溺工會過去幾年的行動，使會員的膽子大起來，不過到現在為止，大家關心的仍是自身利益。2012年的外判事件，因為是一個新建的泳池，影響不特別大，一般的會員不會鼎力支持工會的行動，因為他們還不大會從原則和理念的層面去進行抗爭。
（二之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