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引發六七暴動的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到底是親中共的工聯會依據上頭指示早有策劃，抑或是中途乘機騎劫了工人自發的行動？卻又原來，當年工聯會在塑膠業的動員力根本就不強大。與此同期爆發的青洲英坭廠工潮，外籍管理層為發洩直駛田螺車企圖飛車撞工人，換成今時今日隨時連日上報紙頭版，但工聯會擺出文革式排場甚至呼召「左派」明星現場表演振奮士氣，也無法鼓動民情，工潮草草收場。兩廂對照，為何結局竟有如此差距？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仔細整理人造花廠工潮經過，直指警察多次過激鎮壓在短短數日內激起連場警民衝突，正是讓工潮演變成暴動的直接原因。「左派」人物的派系亂鬥和立場多變，也導致那些認為暴動幕後必有統一劇本指使的主張未必站得住腳。歷史的推手是「全能的中共」還是諸般社會矛盾？且看今回分解。
（續前文）
青洲英坭公司
紅磡馬頭圍道青洲英坭廠早在1967年2月已發生了工潮，事因青洲英坭廠取消原有的工人醫療福利，勞方大為不滿，發起罷工，直至一個月後與公司達成協議，方才復工。
但到4月29日，一名澳洲籍工程師駕車返廠，一輛檢修的貨車沒有讓路給他，此工程師竟駕駛田螺車朝貨車駛去，修車工人立即駕駛貨車離開。工程師滿腔怒火衝前，意欲毆打修車工人，被附近工人喝止，工程師立即躲進寫字樓逃避鋒頭，廠方致電召喚警員到廠。約100名工人遂封鎖廠區，進行怠工，要求資方正視問題，下午2時，另一名澳洲籍管工駕駛一輛汽車衝向圍廠工人，離廠絶塵而去。有人向廠內貨車擲石，打破擋風玻璃。工人立即向廠方提出抗議，廠方再度召警到場，事態沒有進一步惡化。
隨着怠工持續，廠方要求工人到港島總部與管理層商談，工人則以事情發生在工廠為由，要求總經理到廠商談。數日後青洲英坭廠藉口業務競爭激烈，於5月4日宣佈關廠，遣散工人。在此情況下，工人只好派員到港島與管理層談判，工廠亦於6月宣佈即將復工，並願意聘用曾經怠工的工人。在這宗工潮中，左派工會派人到場支援，8名左派學生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手持《毛主席語錄》，帶同茶點到埸慰問，左派演員朱虹、傅奇、鮑方等人亦曾到場慰問工人，並在現場進行表演。（注廿三）
這宗工潮應是可以刺激起市民的民族矛盾，用來組織反英運動，而文革式鬥爭方法亦使用了，為何工潮不發展成為暴動？就是互動因素起作用。勞資問題上勞方永遠是弱勢的一方，強勢的資方使出關廠一招，勞方差不多任由魚肉。聲勢浩大的1926年英國全國大罷工，在資方關廠下，加上政府的壓力，以徹底失敗收場。
青洲英坭廠工潮中只發生過怠工，沒有罷工，工潮尾聲已爆發人造花廠工潮，是否因此而轉移了左派的鬥爭目標，所以青洲英坭廠要收兵？當青洲英坭廠復工時，六七暴動已全面爆發。至此，以上工潮涉及的工廠在六七暴動中有何舉動？值得探討。
人造花廠工潮
就在青洲英坭廠工潮的同時，4月13日香港人造花廠制訂了新廠規，以提升工人工作效率為藉口，減少奬金與津貼。工人群起反對，進行怠工，又選出12名代表與資方談判。
4月28日廠方宣佈結束啤機部，開除全部啤機工人，總數達500人之多。西環卑路乍街總廠有七成工人屈服，新蒲崗大有街分廠則大部份工人反對，發起怠工，在門口抗議，貼大字報。
5月5日早上9時，新蒲崗分廠門外，工人如常地在廠門外張貼大字報、朗讀《毛語錄》之際，明報記者與工人發生衝突。9時30分，百餘名荷槍實彈的防暴隊到場包圍工廠，並封鎖附近街道。中午12時30分，十部防暴載來200餘名防暴隊到場增援，護送記者離去，工人高聲喝倒彩。
下午5時，有貨車運載製成品到分廠卸貨，工人上前干涉，廠方將貨物搬回車上載走。
5月6日，警方將停泊在大有街的貨車驅趕離去，有貨車到分廠出貨，百餘名工人包圍貨車阻止出貨，秩序大亂，工人蕭劍輝遭管工孔彪揮拳擊中胸部，引致群情汹湧。警方派20餘名警員到場增援。混亂中有人將摺椅擲向人群，造成流血事件。稍後防暴連到場，將附近的爵祿街、三祝街、七寶街和雙喜街等街道封閉，列隊推進清場，揮動警棍毆打工人，打傷多人，拘捕18人帶回警署。被捕工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打倒港英等口號。
數百群眾聚集暴隊防線外鼓噪，內有小孩。大有街某工廠樓上有人擲下玻璃樽、鐵罐等雜物。防暴隊向天開槍示警。群眾向警員擲石。警方施放催淚彈並以武力驅散人群，多批警員陸續到場增援，防暴連撤離現場。
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主席馮金水及兩名工人代表，到黃大仙警署交涉有關工人被捕事件，遭警方拘捕，並與之前被捕的18名工人一起被控非法集會等多項罪名，但馮金水等3人當日根本沒有在大有街出現。
這場小騷動之後，工聯會發表抗議聲明，左派亦不斷發動團體到新蒲崗支援工人。警察的血腥鎮壓日益嚴重，左派發動宣傳機構反擊，並將示威行動擴大，香港人造花廠工潮愈鬧愈大，左派工人與警察之間的衝突愈來愈激烈，工潮逐潮演變為暴動。
5月11日前來大有街慰問的人很多，加上圍觀者群眾達數千人。午後3時半600餘名防暴隊到達現場，與在場的50名勞校學生對峙，警司伊和下令開槍，並施放了53枚催淚彈，發射70發木彈，拘捕127人，另一方面則讓工人安全撤離現場。
4時半警員準備撤退，大有街兩旁工廠樓上有人擲下玻璃樽、鐵罐等雜物。
晚上東頭村有人在馬路設置路障並放火，港英出動啹喀兵鎮壓。9時後港英宣佈九龍部份地區宵禁。
5月12日午後新蒲崗街上人流增多，警方開始驅散人群，騷動再起，稍後即擴大至東頭村、黃大仙、橫頭磡和樂富（時稱老虎岩）等以至九龍塘閙市，港英再度宣佈宵禁。
東頭村多處有人放火，左派開始組織各界群眾到港督府示威抗議。群眾人數比警員多，初期警方的行動相當抑制。到了5月22日，警方開始以武力對付示威者。（注廿四）
據新華社前秘書長何銘思說，人造花廠工潮不是自發的，是工聯會部署的。據參與人造花廠工潮的工人回憶，工潮爆發時完全由工人自發組織的，後來左派工會才介入。（注廿五）何思銘雖是左派高層，但不是工潮第一身參與者，亦沒有出示有力證明，是事後估計。所以何銘思之言亦是空談，參考價值不大。
學生和工人的行動已知是左派組織和指揮的，但未有實證是早有預謀，看來是被動的成份較大。但大有街兩旁工廠和東頭村放火的行動，沒有資料證實是與左派有關的。左派與警方的的武力衝突，如果沒有其他群眾的參與，能演化為暴動嗎？沒有社會矛盾這些人會參與暴動嗎？這又證明沒有深厚的社會矛盾因素，運動是難以擴大為暴動的。
新蒲崗的警民衝突中，除左派人士外，尚出現了一大群青少年，部份更加入行動，回顧天星加價騷動主要參加者是青少年，事情並不是巧合，而是社會矛盾到了臨界點，激發群眾暴動。這兩宗暴動有不少基層群眾自發與警察對抗，其中有不少都是雙失青少年，前文已提出青少年的問題是嚴重的。
比較以上各工潮，均見左派被動參與，但何以引爆六七暴動是人造花廠工潮？明顯點燃暴動導火線的，正是意欲鎮壓騷動的防暴隊。警方為何高調介入人造花廠工潮？
與人造花廠工潮同時，於5月4日9時，一隊寮仔部會同警員到龍城路近城寨拆卸違例建築物，與群眾發生衝突，造成兩人受傷，九龍城砦福利會主席兼新華學校校長黃中平等兩名男女被拘捕。10時寮仔部會和警員撤離現場。午後1時，有近百名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的人群集結在九龍城警署，要求釋放被捕人士，其間有人高誦毛語錄，警方出動防暴隊戒備，4時群眾散去，再有4人被拘捕，准保釋外出。（注廿六）
官民糾紛一單接一單，在社會矛盾到達臨界點下，發生暴動只是遲早的問題。這些社會矛盾主要有：青少年雙失嚴重、工人的生活困苦、欠缺勞工法例保障和警察的貪污等。
結論
在大多數文章裡，所謂左派搞事只是一個空洞的言詞而已，欠缺實質的內容。中共想搞甚麼事？是要奪權嗎？還是要破壞香港繁榮？如果這類指控沒有實際的內容，就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已，與文革極左分子的言詞有何分別呢。筆者認為左派一直以來都想中共收回香港，建立他們心中的公平、公義的社會，這也許是嚴浩在電影《消失的檔案》中所說的崇高理想，準備為它而去死。正如毛澤東在《矛盾論》所說的譬喻，「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注廿七）沒有社會矛盾到達臨界點，更大的革命理想也是空談。如滿清不是腐敗透盡，孫中山的鼓動技巧更高，革命者如何敢於犠牲，最後也只能失敗收場，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也是如此。
除以上所提出社會民生、經濟、勞資等矛盾外，尚有不少人談及的民族矛盾。日軍投降後，收回香港已擺上中英外交問題的桌面上，國民政府是堅決要求收回香港的，但實力不如英國，外交角力失敗而回。收回香港當時得到大多數港人的支持，直至中英談判回歸安排時，英方雖大打民意牌，但都不敢進行全民公投，決定香港是否回歸。筆者認為如果當時英方進行公投，能否取得過半支持也是問題，現時的所謂老泛民雖然支持很多港英的政策，但他們卻是支持回歸的，更曾積極參與《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在回歸問題上肯定不會投票給港英的。這些都是港英深徹了解的現實，所以連關於公投回歸也不會放風試水溫。
香港華人與港英的民族矛盾自開埠以來一直存在，只是按不同的政經環境而有強弱的分別。1947年時親國民黨的人士因九龍城的清拆問題，與港英發生武力衝突，廣州市民於1948年火燒沙面英國駐粵領使館以作聲援。六七暴動前英國實施紡織品輸英限制，損害華資利益，華資對英國的行為啞忍而不發。暴動後於七十年代發生的保釣、中文成為法定語運動和反貪污捉葛柏事件等，港人都在民族問題上向港英發難。所以民族問題不只是左派可使用的手段，而是港英不公平和不公義政策種下的因，任何反殖者都會使用這一武器來進行抗爭。
從六七暴動前短短數月內發生的多宗工潮來看，左派若要搞事，以士打馬力加號工潮和青洲英坭廠工潮最易入手，而青洲英坭廠工潮亦已出現文革式的鬥爭方法。從香港歷史來看，民族因素容易引起群眾的共鳴，但兩宗工潮雖有中外民族矛盾，都能和平解決，這就是互動中導火線沒有出現，或沒有被燃點。
部份工潮警方沒有介入，得以和平結束。再回顧1884年的反法罷工，原與港英無關，而英國亦本有防堵法國擴張的心態，但港英不容港人親中，處事不當，惹火自焚，把事件擴大為騷動（注廿八），這些惹火自焚的例子很多。
據左派人士對各工會分別的分析，紡織染業工會的領導力很強，會員人數較多，膠業工會的領導能力相對薄弱，會員人數相對較少，摩總領導處事作風溫和。南豐和青洲工潮發生後，部份左派中人認為大事將會發生。（注廿九）可是紡織業卻未點起火頭，而膠業工會卻在警員協助下點起了火頭。
綜合以上分析，反英抗暴時社會矛盾已到達爆發的臨界點，任何人都能燃點暴動之火，正如無政治背景的蘇守忠亦間接點起了天星騷動的火頭。至於如何延續暴動，要看參與者的互動因素，亦非個人力量或團所能完全操控。
張家偉在總結新華社高層的訪問，指出他們在文革的影響和壓力下，為求自保，主動發起反英鬥爭，設法發動動群眾鬧事。這說法未能具體證實哪宗工潮是由左派工會有計劃主動挑起的，又如何一步一步地發動。據已公開資料來看，全部工潮都是左派被動介入的。人造花廠工潮更無法證實是左派有全盤計劃、有組織地挑起的，左派亦是被動介入。若說發動學生聲援是鬧事，若市民沒有社會積憤，加上警方的血腥鎮壓，群眾會加入嗎？甚至進而將事件向外擴展為暴動？
左派發動團體聲援又是否助長暴動？左派發動聲援行動早在1950年的羅素街血案，和1957年海軍塢關廠事件已使用，職工盟領導的2007年紮鐵罷工，和2013年的葵涌碼罷工都有團體聲援，聲援行動只是社會運動的其中一小部份插曲而已。外圍團體的聲援能起打氣作用，可使工潮略為延長少許，但對工潮的決勝和擴大沒有重大作用。
前述的工潮當中，也不是全部都使用文革的鬥爭方法，可見反英抗暴的文革因素須按發展過程的時段來論說，不能一概而論。反英抗暴與文革有關固然無可置疑，但卻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全是根據二手口述的談話和回憶作出的推測。據現有的資料，國內文革鬥爭，主要是毛澤東等極左派與劉少奇等走資派的鬥爭，尚有在中間位置的周恩來等溫和派，再深入去看，這些派內亦有不同的鬥爭。這些派系鬥爭不是單向的，而是互相穿插的，除了權力鬥爭外，尚有個人恩怨的鬥爭，甚至小如家內婆媳之爭也有。
進一步來看，沒有人能簡單地把左派人士清楚地分類為極左派或溫和派。梁威林、祈烽或楊光是極左嗎？前新華社副秘書長黃文放曾於文革期間貼大字報批評領導，黃文放是極左嗎？倒過來，他的領導是溫和派嗎？此事被貼大字報的領導人可能是梁威林。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是溫和派嗎？反英抗暴期間，金堯如曾要求《文匯報》職工如遇搜捕，不能下跪抱頭示弱（注三十），這又是極左思想嗎？
《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直認自己當時的言論極左。這些左右派問題未能釐清，這宗暴動的文革因素難以深入有條理來論述，否則又是口號式的反共文章，與文革極左言論沒有分別。
曾有工聯會基層會員對筆者說，他們當年是對廖承志的言論不滿，認為阻礙運動的開展，加上紡織染處理南豐工潮的手法，左派工會陣營的思維和行為可以稱得上是極左。但深入細看，摩總處理的士工潮卻沒有極左行為。左派工會是否「極左」，亦不能一概而論。
有關港英對左派的打壓，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已開始，多番封閉左派的海員工會，遞解左派人士出境。反英抗暴後，港英對左派的打壓沒有減低，有一名工聯會屬會的會員被警員屈藏毒，他的辯護律師正是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因警員的口供前後有矛盾，利益歸於被告，無罪釋放。可見港英對左派的打壓一直沒有鬆手。
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英抗暴運動，筆者閱讀了左派所有的聲明和大字報，都沒有找到左派具體指出為何要發動這場運動，主要內容是對港英的行動作出一些指責。口號中的「港英滾蛋」，是不是指要收回香港，亦沒有進一步說明。左派能發動一場沒有實質目標運動，可見其組織動員能力相當高，亦可見參與者大多是盲動跟隨的。
反英抗暴雖不是左派早有周詳計劃發動的，但運動肯定是由左派鼓動擴大而成暴動的。這場運動領導核心何在？按常理推測應是新華社，但實質證據又不足，據某工會的炸彈隊成員說，安排他放炸彈的不是工聯會，而是裕華國貨的一位經理，這經理早已詳細計劃好一切，如何去放炸彈，放在何處，逃走路線，如何隠蔽匿藏等，還安排《新晚報》記者事後到現場採訪報道，在報章向他們傳遞消息。
（全文完）
注釋：
廿三.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5-226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6頁。余汝信：《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廿四.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8-234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9-54頁。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廿五. 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46頁。
廿六.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增訂本（香港，利訊，2017），第228-234頁。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香港大學，2012），第36頁。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2012）。
廿七. 毛澤東：《矛盾論》，第59頁。
廿八. 有關反法罷工詳情可參閱梁寶龍：〈1884年香港反法大罷工〉，載梁寶龍：《汗血維城》，（香港：中華，2017），第17-30頁。
廿九. 梁寶龍：《與周奕談工運史通訊錄》（香港：2017年7月4日），未刊稿。
三十. 周奕演講：〈決戰八月〉（香港：大會堂演講廳，2017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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