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工百業】「TA（教學助理）呢個字好模糊，有啲跟教學，有啲跟function，有啲根本係雜工。」33歲的阿北（化名）十年間轉校六次，亦即在不同學校打過七份工，幾乎每次的職位都有「助理」銜頭。即將踏入第十一年，他現在做的是AT（助理教師，Assistant Teacher），還是沒擺脫「助理」二字之餘，亦未擺脫年年要續約的工作不穩定。
自2000年起政府向學校提供「學校發展津貼」，既在香港中學體制裡創造了各種「助理」，同時也注定這些「助理」性質分殊，難以等量齊觀。教育局的《「學校發展津貼」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表明，該項津貼主要供課程發展、語文能力提升、照顧特殊學習需要三大類別用途申請，阿北多姿多采的「助理」經歷都觸碰過上面三個範疇。加上轉工經驗豐富，貧苦基層學校做過，中產矜貴學校做過，宗教氣息濃烈同事交際頻繁的學校做過，階級分明氣氛冷清教師永不向TA打招呼的學校也做過，他對中學教育的見聞非同一般。
然後，阿北說他不太希望晉身正式教師之列。「坐正咗，你個人對社會嘅感覺，對人嘅同理心，都好易磨蝕。」重視與學生相處的他，多年後仍然收到舊生來信傾訴過往受到老師的傷害：「假如有個perm（長約）嘅TA位，我都會考慮一下。」
年月孕育出這份無心上位的「下流志願」，到底他看見了甚麼？
因學生挽留觸動 社運仔投身通識教育
阿北不太追求嚴格的課堂秩序，毋寧更嚮往某種解放。2006年畢業自城大創意媒體學院，最後一個學年撞正2005年末的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教授見他忙於投身反世貿運動，也不催促他呈交畢業作品，只是不無體諒地交低一句「你示完威先啦」。到投身職場之後，阿北仍然偶有社運參與，為了保障外傭與其他國籍勞動者同樣享有申請居港權的機會，他可能是香港首批走上街頭與「愛字頭」衝突的行動者其中一員。
原則重於規則的傾向，似乎讓阿北難以與講究服從的學校體制結緣，事實上投身中學教育也不是他一開始的主意。只是當初大學畢業後找創作方面的工作不順利，到社區中心為學生補習時發現自己原來跟他們相處得不錯，才決定嘗試找相關崗位。2007年初獲聘為某中學的通識TA，月薪8,500元，「嗰陣時掟幾封信就有。」十年前的TA市場還算比較輕鬆，低薪是一回事，但即使過了夏季主力招聘期，求職依然未必要爭個頭破血流。做了幾個月，學期完結要另覓新工作，今回在另一間服務基層社區的中學擔任影音活動助理，一下子由所謂課程發展範疇跨到影音技術範疇。
「轉多幾份睇下先啦，嗰陣仲後生。」那時候阿北對選定事業發展軌跡還不太在意，難得工作又用得著自己在本科的本事，拍片剪片，也就不介懷。當時他計劃以戰養戰，一面儲錢一面報讀小學教育的PGDE（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並未打算在中學久留。始料不及的是學生一句說話讓他改變了主意。
「入去做咗一年，我返學校交接嗰陣俾學生挽留。」阿北回想當時情境：「如果我無心軟，或者我依家已經係小學老師。」
他就是心軟了，不過也談不上後悔。他半途由原本正在修讀的小學教育課程改為中學通識教育課程，學成之後副校長勸他「出去闖闖，唔好踎喺呢度呢個位。」於是阿北在學年結束後轉投新界西一間中學再當通識TA。雖則手上有了相關專科的教育文憑，還是當不成通識教師。
但總算是踏上當通識教師這條路理論上的起步點。
從影音到通識再到特殊教育 進修修到戶口清
理論歸埋論，現實歸現實。阿北第二次當上通識TA是2011年，恰是新高中學制交接年，新制舊制學生並存導致中學生數目回升、中學招聘機會增加，算是業界的小陽春。在那年頭找不到教席的話，隨著學生人數下跌，獲聘為通識教師的機會大概一年比一年渺茫。
果不其然，學校翌年既沒有以教席向阿北招手，也沒有跟他續約。「英文不夠好」是校方不續約的理由，阿北對此略感意外：「我做咗全年都無聽到相關批評，英文科panel（科主任）亦都無同我提過。」儘管上工後被安排要教英文補底班，但回想見工面試時的情況卻又滲著詭異，「Interview嗰時無問過我英文。到第一日返工，我先至知道自己個post係『英文加通識TA』。」
聘用以不清不楚開始，以不清不楚結束，阿北上路找下一份TA，卻也是打完一年工又要執包袱。到2013年，市道更差，「通識TA已經搵唔到，有得interview都唔請。」那一個新學年他還是在中學當助理，只是今次找到的工作已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活動助理」。
通識市道每下愈況，阿北坦言「就算人口升返上去都好難有位（教席）」，惟有再謀轉型，報讀特殊需要教育學位。他輾轉當過支援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導師，如今是負責SEN的AT（助理教師，Assistant Teacher），月入15,000元。
自身境遇改善不代表大環境同樣有改善。今年中學招聘季節又到，阿北知道行內規矩，學校在外間公開的招聘廣告時有「假ad」，其實校方一早內定了人選，廣告多不等於空缺多：「學校一年續一次約，每年出ad（招聘廣告）啓動招聘程序。」像他自己就已獲校方承諾續約並於下學年加薪。假如某中學有像他這樣已獲內定續約的非常額員工，再登廣告就不過是例行公事，新人不會因此有機會入行。
學位讀完一個接一個，十年間工資升了76.5%，驟眼看來似乎增長不少，事實上卻仍舊連全港月薪中位數都追不上。阿北苦笑，讀完這個特殊需要教育學位已經一窮二白：「我戶口已經清。」即便如此，他還是有興趣稍後再報讀港大的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充實知識與技能之餘，也讓自己較容易在中學教育界生存下去。
然後，香港電視董事會主席王維基本週接受傳媒訪問，投訴年輕人以儲不到錢作為無法買樓的「藉口」。聽在為教育付出青春的一眾青年耳裡，風涼到足以凍死北極熊。
取得教席不是大團圓： 坐正咗，一個cycle教三十堂
在學校體制生存下去等於爭取成為CM（文憑教師，Certificate Master），這種直線想像彷彿是主流共識，阿北對此卻不無糾結。「假如有個perm嘅TA位，我都會考慮一下。」
首先是穩定性。升上CM並不意味著前途穩定，當中不少都只是合約教師：「CM一年合約，一年之後要兜你就兜你。做SEN TA人工係比較低，但份工未必比較唔穩定。」
但關鍵還是壓力。阿北以視察學生功課及交功課記錄的「查簿」為例，認為一旦成為正式教師就不得不依規矩嚴格行事：「校方查簿唔係為咗睇學生，係睇老師。」再如教學工作量，TA和AT都不如正式教師吃力。「你依家一個cycle四堂；坐正咗，一個cycle就係三十堂。到時唔好話放工之後，連星期六、日你都要備課改簿。」阿北指長工時和僵化規矩會損害正常人的心靈：「你個人對社會嘅感覺，對人嘅同理心，都好易磨蝕。」
家裡大哥曾擔任中學老師，後來又因為發生不如意事情離職，從此堅拒再做正職教師，寧願入不敷支也只願意間中以代課餬口。阿北無法從內向寡言的他口中得悉詳情，但看得出遺留的心理陰影持久而確實。
阿北在石硤尾某中學工作期間，同事之間層級森嚴氣氛冰冷。「老師平時見到TA唔會打招呼。我教教下英文補底班，有老師門都唔敲就撞入嚟捉學生。」但到他去某間宗教氣氛濃厚、同事不分階層時常聚會的教會學校，對學生卻也不見得更加尊重：「呢間學校好興省人，有兩三個miss成日喺走廊對住全校鬧個學生。」到阿北離職後數年，有舊生在Facebook私下向他自白「根本讀書嗰幾年我都俾佢鬧到冇晒自尊，放棄晒。唔係第二年識到個女朋友，我都企唔返起身」。
派糖與SEN學生
課室秩序是學校體制下的一大煩惱，阿北對慣見的秩序控制手法始終看不慣。「老師叫學生上堂唔好傾偈。但有時學生傾偈未必無意思，有啲根本就係傾緊課堂嘢。有次去代課，見有學生係傾香港廁所設計研究，呢啲係自主學習。執行秩序會抹殺好多可能性。」
問題是縱使由課室回到教員室，教育工作者之間往往也不喜歡討論。有一次阿北跟上司談起2007年《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是否「鼓吹亂倫」，儘管話題還停留在釐清事實多於進入價值爭論，兩人談到半途已遭旁邊同事叫起來打斷：「呢啲嘢唔好講呀！」
另一種執行秩序的方法不是打壓，而是物質利誘。阿北曾經在一間band 3中學工作，校內六分之一都是SEN學生，他也不得不承認課堂秩序難搞：「好似扑地鼠咁，呢個行咗出嚟，另外兩個又去咗第二度打打鬧鬧。」
一些同事有手段快速收拾場面：派糖。在為SEN學生而設的活動裡，「同事成日派糖，去到中四、五都仲派。快吖嘛，一粒糖就搞掂佢地。」阿北知道這會提高控制秩序的效率，也有助提高同事負責的活動的出席率，但後遺症很難處理：「結果學生之後變到『要我開口講嘢呀？俾粒糖我先』。」
上司跟他說那些SEN學生的能力只能達到那個水平，所以只能用那種手法，對此阿北並不甘心。「理論上中學生去到十一、二歲，用語言讚賞佢係得嘅，唔一定要用物質。次次派糖，搞到佢地拒絕長大，內化唔到價值同責任。」SEN學生密集的學校也多是窮人學校，自己又出身基層家庭，他有時會想，若說有基層市民習慣被蛇齋餅粽吸引而建立不了自己的政治見解，會否跟這種規訓有關？
比起即時物質獎賞，阿北更喜歡藉深入交流理解學生的志趣，建立信任鼓勵成長。「有個過度活躍學生好熟NBA歷史，照道理米高佐敦對佢來講應該係遠古時代，佢一樣熟。」阿北特地跟他多聊這些，兩人十分好傾。
與學生關係好，有時反而勾起心裡苦澀。阿北以前工作過的中學舊同事有一次告訴他，學生並沒有忘記他，更在作文時裡表示「第時職業想做TA，好似阿北咁」。他聽見之後啼笑皆非，既高興於工作獲肯定，在學生心中留下良好印象，另一方面卻又暗自悲嘆：「同學，你知唔知道我嘅工作何等卑微？」
另類教育理念佳 窮人難負擔
想法另類，又不滿足於主流教育，阿北可有考慮過到另類學校任教？他笑說那些學校的同工很多都比他更有創意更有批判，自己去到那邊就好像沒有甚麼價值了。然而更深層的理由在於捨不得弱勢：「自然學校又好，兆基（兆基創意書院）又好，理念係好，但有錢先至讀得。窮人可以點？」翻查網上資料，自然學校學費一年49,000元，兆基創意書院則為27,600元，雖說比多數國際學校便宜得多，但對草根家庭仍是一個負擔。
在豪宅區中產中學工作過，看著學生平素出席學界田徑比賽稱霸全港，文藝活動是參加樂團遠赴歐洲交流，阿北明白充沛資源建立的談吐和精神面貌都不一樣，「學生唔會困喺同一個地區，佢地本身就來自不同地區。視野就算無去到世界層次，起碼都有跨越全港十八區，傾社會議題好易上手。」另一邊廂，基層中學的學生亦有其不可小覷的本領，適應力甚佳：「以前做觀塘嗰間，收好多新移民學生，精英班入面九成學生母語唔係廣東話。但入學一年之後佢地廣東話可能已經好流利，尤其女生。」
留在主流中學也罷，甘心做個TA也罷，自討苦吃，大抵出於對學生心軟，就像當年接受學生捥留扭轉事業決定一樣。阿北心軟，卻也硬頸：「我想俾學生睇到一個同其他老師唔同嘅人，有不同嘅人生經歷，有不同嘅處事方法。」
又或者，正是心軟，才會硬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