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仕仁連同郭氏兄弟及新地高層，被指涉及多項公職人員貪污罪行，最終由終審法院維持各人罪名和刑罰作為全案總結；除去被判無罪的郭炳聯及正在服刑的其他被告，一度獲准保釋等候上訴結果的郭炳江，則要再度入獄。事實上，終審庭只考慮被定罪四人針對其中一項控罪的上訴申請，亦即郭炳江唯一被定罪的「控罪五」︰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控罪五」指，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底就任政務司司長前，許仕仁先後在三日內收受八筆存入其名下銀行戶口的存款，合共八百五十萬元；款項由 D5 關雄生親自或指示存入，而關雄生則由一間在 D4 陳鉅源與家人名下的公司取得相關的款項，至於交錢給陳鉅源的人、亦即款項真正源頭，就是郭炳江。控罪亦進一步指，許仕仁在行使司長職權時，傾向優待 (favourably disposed of) 新地，作為收取這八百五十萬元的報酬。
控方認為，整個付款予許仕仁的安排「秘密、難以解釋，且精心安排，確保不為人知、不留文件紀錄」。另一方面，控方亦承認，郭炳江付款亦非讓許仕仁像凌凌漆從達聞西獲得指派般，在有需要時 (if and when that should become necessary or desirable) 為新地做事（或不做事）。控方指出，從付款日期、方式等推論，這八百五十萬元的本質，就是換取許仕仁傾向優待新地的「甜頭 (sweetener)」，效果上亦形同「賄賂」。
辯方在原審時嘗試指，這八百五十萬元款額，是基於他將會加入政府、同時停止新地顧問工作，因此新地需要向他清付尚欠的顧問酬勞；之所以要用上「九曲十三彎」的方式付款，則與當時郭氏家族成員間的差忌不和有關。但此番說法並不為陪審團所接納。到上訴時，代表被告的大狀則提出，即使法庭不接納被告的解釋而接納控方所指的案情，但若然控方根本不能證明許司長透過收款，答應隨時在任上助新地一把，那麼上任前付款的舉動，充其量只可視為對新司長「示好」的意願而已。辯方的御用大律師甚至指，控罪詳情內單憑許仕仁有優待新地的「傾向」就作為罪行元素一部分，有違刑事法下必須同時證明意念 (mens rea) 與行為 (actus reus) 方可入罪的原則。
終審庭認定，有關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的法律分析，「來龍去脈最重要 (context is all important)」，並且假定，倘若許仕仁是在司長任上收錢，或者在司長任內許諾新地會「傾向優待」他們，怕且不論是被檢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還是「受賄」都幾無疑問。從新地角度而言，他們明知付款的對象，將於三日後上任成為政務司司長，如此付款的目的，沒有其他，正是要置未來司長於他們的「數簿」上，讓他成為新地打入政府的楔子，關照新地的利益。
至於許仕仁方面，終審庭認為，他在上任前分八次收取一筆攸關他新工作的款項，根本上就削弱了他作為司長的獨立性，他將難以恰如其分地「做好司長份工」，亦再無資格獲得期望可以如此行事。這是一個貫穿整個任期的「持續犯行」。此外，許仕仁有意圖地收取款項繼而到任，從而將自己置於這種受制於新地「黃金枷鎖」的狀態，本身就已經構成一項失當的行為 (misconduct)，所以整項控罪的元素已經完備；而促成這項控罪行為的協議各方，當然亦會因串謀而被定罪。
終審庭亦趁本案的機會，重提因獲得免費性服務而招致定罪的冼錦華，以及法庭在該案所申明的原則︰「在適用的情況下，公務人員接受『籠統的甜頭 (general sweetener)』都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許仕仁不能藉收取鉅款和利益與上任官職的時間差，作為抗辯的理由，連帶參與付款者也被一網打盡。這會否為同樣涉及上任前達成收受利益協議的梁振英 UGL 事件，帶來權威的法律指引呢？必須指出，新地付款予許仕仁的情況，與梁振英收取 UGL 五千萬元，除了金額不同，也有兩個相異之處。
首先，在新地藉付款串通許仕仁的當下，許仕仁重返政府已經是無人不曉，而且距離他走馬上任三天也不到；但從現有資料所見，UGL 跟梁振英協議，是在他當選前三個多月的事，而 UGL 本身的聲明更指「沒有任何原因預計梁先生能夠成功當選為香港行政長官」。此外，UGL 與梁振英不斷依賴一些雙方協議的文本內容作為付款的解釋；反觀新地與許仕仁，就未能讓陪審團相信他們的說辭，即是新地是基於口頭的、沒有記錄的協議，而向許仕仁付款。
可是，終審庭在新地案的判決，仍然是毫不含糊地表明，公職人員（特別是高層決策官員）務必時刻依法持守最嚴格的操守標準以及對於社會的忠誠，免濫用甚至損害公眾對於身居高位者履行職務的信任；終審庭亦詳細檢視了本港反貪法例的歷史，斷言本港反貪的立法趨向，是增大反貪的羅網，並且在仔細立法應對特定罪行的同時，沒有放棄原來法律打擊背信瀆職行為的精神。終審庭重申這些大原則，無疑是在提醒執法機關、檢控部門以至普羅大眾，法律的精義從未改變、絕無消失，沒有人可以因這些那些的藉口，凌駕於法律之上。
更何況，正如終審庭所言，「來龍去脈最重要」，認真的刑事調查，不會單憑聽信收受或提供利益者的片面之詞、數頁文字，就照單全收作沒有可疑之論。還有不能不提的是，利益申報與衝突，不過是 UGL 事件的冰山一角；值得梁振英認真回應的，尚有他藉著舊公司低價轉手而個人獲利的疑團，以至關於收入課稅的大堆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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