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工新聞】自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對有組織異議者的打壓愈趨嚴厲，2017年1月起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通稱「境外NGO法」）又是一道緊箍咒，逼使大陸民間團體難以借助外來資金維生，讓它們日益依賴政府資助以便控制。香港自八十年代就是不少珠三角勞工團體的後方基地，自然難以倖免，通訊被監聽、成員被拘留問話本來已是家常便飯，如今當局更是有法可依奉旨辦事。
「公安依家傳召你去飲茶，你無得去投訴。騷咩擾？法律寫明。」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身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的身份廣為人知，香港人卻未必知道他在內地嘗試推動公民社會的時間更長，早在1996年已頻頻北上，直至因為佔中無法再踏足大陸為止。他認為在「政府」和「企業」之外以民間團體為代表的「第三部門」將會越來越大，但講究權利和監察政府的「公民社會」則會在大陸越縮越小，直言形勢不樂觀。
世界公民： 如果非洲喺隔籬都會過去
形勢轉壞，意味曾經有過不一樣的時代。199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香港不乏勞工機構連結受害工友引發關注，有說1994年中國政府推出第一部勞工法，原因之一就是致麗大火事件鬧大了。陳健民的關注焦點雖不在工人維權，但內地發展公民社會的活力與潛力卻曾讓他樂而忘返，就算一把年紀硬著頭皮講普通話也不在意。「我次次上到去都唔想落返嚟，好多人圍住你傾計劃一齊做，舞台好大。」
由做研究到出版雜誌、培訓人員、為基金會撥款予各民間團體、協助政府制定政策，他都參與過，以往投放在內地的時間心力比放在香港的更多。他有為當地民間團體提供技能培訓，但逐漸察覺團體若僅著眼於做服務就有可能淪為政府的分支部門，須鞏固理念以保住獨立位置。「要知道可以同政府合作，但唔可以依附政府。」他強調有民間團體不等於就有公民社會，要有制衡政府和個人權利的理念：「以前中國古代夠有家族組織，有宗教組織，但對個人自由最大嘅侵害未必來自政府，而係民間社會。如果你通姦，大清律例未必要你死，但係條村嘅家族組織會浸死你。」
在胡錦濤和溫家寶高唱「和諧社會」的年代，陳健民推進公民社會理念的策略就是將上頭話語另作解讀，「講公民社會就係講和諧社會，大家鬥講」，反正官方口號有提及公平正義民主法治，尚可頂住某些部門或地方政府的壓力。加上2004年《證券投資基金法》生效，不少私人基金成立後會捐款予民間團體，可以發展的空間就更大，「一個基金會拎住一千萬人民幣，就可以影響好多機構。」
代入「本土派」思路，這種「建設民主中國」行徑不免被定性為民族主義上腦，不過陳健民並未苟同：「我唔係咩大中華膠，只係中國啲問題相比香港嗰啲更大。如果非洲就喺側跟我都會過去，因為好多問題要處理。我嘅立足點唔係民族主義，而係世界公民。」
境外NGO法：消滅灰色地帶難打擦邊球
中國近年收緊控制，陳健民承認大環境很差：「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後出現『七不講』，其中一樣就係唔俾講公民社會。」他認為雖然在內地無法明講公民權利或者監察政府，但勞工團體仍然有一定生存空間，例如做勞工教育，打出讓工人認識勞動法的旗號。「只要你唔組織獨立工會。」
不過「境外NGO法」出台又帶來更多壓力。這條法例要求在內地活動的境外非政府組織一律須向公安部門登記，而且嚴禁進行政治活動或在中國大陸境內募款，如被指為「資助政治活動」，機構可被吊銷登記，銀行戶口被凍結，負責人可遭拘留達15日。嚴苛法令不但讓以香港為基地的勞工團體在內地活動進一步受限，就算要間接資助在內地成立的勞工團體亦變得艱難。
陳健民對「境外NGO法」的實際影響看得比較審慎，認為到年底有更多數據出來才有可靠結論，但民間團體的反應即時可見。他表示去年通過立法的消息一出，有基金會暫停敏感項目，也有機構停止招聘新人，準備隨時裁撤，靜靜觀望局勢。「以往無法律，大家喺灰色地帶生存，打擦邊球。以前機構仲可以話法律無寫明唔俾攞外國錢，依家你一攞就可能入黑名單。」陳健民認為相關立法是整個消滅灰色地帶過程的一環，製造一個大的法律框架之後再按政治需要酌情定性，驅使民間團體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分：「如果政策開放擴大白嘅部份，咁無乜壞事；但如果保守起來將你地灰色嘅推去黑色嗰邊，咁咪弊囉。」
他補充，甚至在「境外NGO法」通過之前，被定性為政治上危險的民間團體已被壓逼，包括勞工團體和維權律師：「將呢啲部份消滅咗先，唔使等立法之後你嚟話『我要登記噃』。」做政策倡導工作的團體特別易有風險，即使只是做服務為主但假如服務對象是內地敏感群體，包括勞工、愛滋病人以至乙型肝炎病人，一樣有危機。它們本身因為性質敏感較難在內地取得資助，不過靠海外資金維持的話，實施「境外NGO法」後就更易受到打擊。
中港區隔：北京嚴防井水犯河水
當年籌辦的《民間》雜誌頗有名氣，如今停辦了；當年建立的培訓機構，如今結束了；曾經用得比Facebook還要頻密的微博帳戶，雨傘運動後也被大陸網民一片「漢奸走狗賣國賊」的謾罵洗版。個人挫折連連，大環境不樂觀，陳健民卻不認為香港人對改變大陸社會無能為力。「好多人見到中國經濟力上升就低估我地嘅影響力，無咗自信。」他覺得香港仍有不少因素如個人自由、相對廉潔、沒有民主下民間仍會監督改府，這些地方都值得珍惜，可作為內地管治上的參考，有時某些小事甚至會嚇內地人一跳：「你去北京，見到好多第一中第二中第三中。大陸人嚟到香港，我提一提佢地先至知原來成個沙田得一間官立中學個喎，其他（中學）唔係教會就係慈善組織（開辦）。政府俾資金同喺政策上管理，而教育好多具體操作俾咗民間。咁俾咗好多自由度，有啲老師仲喺度講六四。」提到社工發展，他說中國最早的社工教育也是香港人上去教的，也有香港社福機構北上督導當地服務。
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引入民間團體參與，固然是可以讓內地政府參考的管治手法。但正如大陸人不是蝗蟲，香港人也不是天使，一些在本地備受爭議的制度也成為內地政府學習對象，例如安老院舍的購買服務模式。「以我接觸，佢地會覺得『唔使走咁遠吖，學香港就得』。」然而陳健民批評那是「學一半唔學一半」，比社福界內招惹不滿的「一筆過撥款」更不濟：「一筆過撥款都叫相對穩定，唔係每年簽contract。佢地淨係睇市場化嘅購買服務部份，嗰啲可以隨時變動，俾到政府好大彈性，對機構多啲主導權。佢唔鍾意你，佢可以換，通過買服務嘅過程收編NGO。」他認為這種選取顯示內地政府想藉經濟來源主宰民間團體，不願建立平起平坐的伙伴關係。
無論學好學壞，香港對中國仍然有影響力。同時內地當權者對這種影響早有戒懼。「佢地最怕中國人民同情香港民主運動，個輻射力好犀利，成個國家啲人會羨慕，你會觸動到佢。呢兩年北京將香港所有民主運動打成『港獨』，而中國入面民族主義太強，打成『港獨』就會將呢種輻射性大大減低。」原理一如《大公報》、《文匯報》社評的對象讀者從來不是對它們存疑的主流香港人，而是無法分辨它們不是尋常港媒的一般內地人。陳健民覺得一些力主「中港區隔」的年輕人樂於跟隨北京這個劇本，「『我係港獨呀，吹呀？』結果就變成咗好好嘅防火牆。香港呢套公民社會原本會有好大影響，但依家我唔係咁諗。中國對訊息嘅操縱，令到裡面人民嘅誤解同敵視越來越深。」
「井水不犯河水吖嘛，其實北京鍾意中港區隔。」這不是新聞，就在六四屠城的1989年，江澤民會見英國首相特使時即提出「（香港的）井水不犯（大陸的）河水」，嚴防外國勢力借香港民主化將中國捲入東歐共產國家倒台的風潮——儘管他同場亦有放言「（大陸的）河水不犯（香港的）井水」，但篇幅小得多，內容也不具體，今人若視之為「承諾不干涉香港」倒顯得一廂情願了。但「井水不犯河水」論卻是玩真的，21年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再次祭出同一論調，反對香港有人不滿為毒奶粉受害兒童討公道的趙連海因「尋釁滋事」罪被判監兩年半，視之為干預內地司法。
前有習近平鐵拳，後有本土派鞏固內地人民偏見，曾自視為北上推動公民社會先行者的陳健民坦承：「我越來越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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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不獨見諸宏觀形勢，也展現在真實個人經歷。陳健民在內地遇過一些從事危險倡議工作的朋友，時刻準備被捕入獄，家人情人又不理解，長期承受這種壓力的後果是當中很多人精神出問題，患上抑鬱。「我最記得有個年輕人同女朋友分開，係夾硬分開，因為唔想連累女朋友。佢幫緊維權律師家屬，自己隨時俾人拉，預咗坐兩年監。我問佢如果坐五年點算，佢話無諗過。」
只不過境遇壞到一個點反而會孕育出希望，陳健民直言就是內地有一個又一個這些不見經傳的人默默工作，對他是一大鼓勵。「佢覺得好受我啓蒙，其實係我受佢啓蒙。」
「個社會咁功利，仲有人不忘初衷，其實我好感動。睇到佢地，返到香港你會更加勇敢面對，就算俾人告，比起佢地都好小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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