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境處的強制留宿規定下，移工必須與僱主同住。MFMW訪問了3,075名印尼及菲律賓移工，當中超過一半人有自己的房間，但是居住環境並不理想。這千多人當中，有近半人沒有自己房間的鎖匙，過半人的僱主還在沒有他們的同意之下會進入其房間，當中3成人的房間有其他用途，例如是儲物房、晾衣服、洗衣乾衣、電腦房或辦公室。MFMW的發言人Norman Carnay指，移工即使有房間亦未能享有基本的私隱。
雖然標準僱傭合約要求僱主提供「合適的房間及合理的私隱」，但近半人沒有房間的工人當中，7成人與僱主家庭共用房間，2成人住在客廳，45人住在廚房，5人住在廁所。報告舉出一極端個案，顯示在現有規例的限制下工人面對的惡劣處境。一名受訪工人的僱主家中只有一間睡房，僱主同時把屋子用作營運旅遊中介公司。移工只能睡在辦公空間的工作枱下面。那裡的空間狹小得不能放下一張床墊，工人只好把衣服舖在地上來睡覺。一開始，僱主就告訴工人不能提供睡房，但承諾在晚上十、十一時以後就不會有人在辦公室裡，可以讓她好好睡覺。可是後來很多次都有人工作到凌晨兩點。在辦公座工作的人多為男性，讓該名工人感到害怕，往往無法得到充份休息。在發佈會中，Norman展出多張照片顯示移工狹窄、不合適的居住環境。
此外，工人居住環境的基本設備亦不足夠。3成人的僱主在夏天沒有為其提供空調或電風扇，過半人的僱主沒有在冬天提供暖氣，1成人沒有得到標準合約所訂明的床舖。
這些環境對移工的身體健康受到重大影響，來自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的Eni Lestari指出，很多人的休息都不足以回復體力，移工普遍都有頭痛、背痛、經期不規律等問題。為了保持清醒，不少人每天需要飲3至5杯咖啡。根據菲律賓領事館及印尼領事館提供的數字，2016年至少有144名在港移工死亡，大部份人的死因是嚴重病患，包括爆血管、癌症等。她認為，這些病患情況的出現與工作環境的壓力有關係。
一方面，移工居住環境極為惡劣，但本地基層工人的狀況亦不遑多讓，除了居於劏房外，近年逼不得已露宿的人更越來越多，合宜的居住環境似乎遙不可及。甚至有人認為移工獲僱主提供住宿已經是優待，不應要求太多。但是來自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胡美蓮認為，本地人與移工並非對立：「既然打工仔自己都覺得辛苦，就無理由鬥慘。」她指出，不論是本地還是外地的照顧者，都受到同樣的忽視及惡劣對待，很多家庭中的照顧者都是無酬的，即使有酬如社區褓母也只有一小時18元的津貼，而且不被認為是工作。
現時已有人提倡要為照顧者提供津貼，除了合理報酬外，也需要基本的尊重。「對於幼稚園老師，啲人會尊重，因為係將自己細路交咗俾佢睇。其實照顧者都係要照顧老人細路，外傭仲要清潔家居，好應該得到同樣嘅尊重，有商有量，考慮對方需要同感受。」
強制同住是2003年「人口政策專責小組」發表報告書後，政府實施的行政規定之一。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表示，為了「減低外傭取代本地工人職位的機會」，小組建議政府採取強制同住的措施。矛盾的是，當時曾蔭權自己也承認本地與外地家務勞工是兩個不同的市場。
針對制度缺憾及政府行政的問題，MFMW提出一系列的訴求。現時聘請移工的標準僱傭合約中，規定僱主要為工人提供居住空間，合約只列出「合適的房間及合理的私隱」含糊的要求。MFMW要求政府清晰列明不合適的居住環境，例如是廚房、廁所等。此外，勞工處亦應強加巡查，為移工制定投訴途徑。政府應分析世界各地的最佳實踐及按照國際標準，調查香港的相關政策，與及遵守及落實國際勞工公約第189條，保護家務工的人權與尊嚴免受進一步侵犯。
MFMW建議，政府應重新考慮移工的住宿安排，把在外居住納入選項之一，讓移工與僱主按照具體情況作出選擇。對於有與會者擔憂外出居住會增加僱主或移工的負擔，Norman表示，他們並非回應，並非要求所有移工都在外居住。在2003年強制同住實施前，只有不足一成人（約一千人）在外居住，交通住宿成本都是僱工雙方的考慮，而MFMW的目標只是想引發討論空間，最終讓人可以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