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籍女子被指以簽證來港賣淫，本已承認一項「違反逗留條件」控罪，而涉嫌操控女子來港的被告亦一併被控「販運人口」罪。韓籍女子本意欲指示裁判法院當值律師認罪，但對於控方案情指「放蛇警員沒有與被告有性行為」的描述，女被告表示反對；經主任裁判官將案件押後一天後，女被告維持說法，指稱放蛇警員「食完」警方才採取行動，裁判官決定押後案件，進行「牛頓聆訊（Newton Inquiry）」。
簡言之，要請「牛頓」出來，是因為被告認罪，但不同意控方關於罪情的描述。既然不同意案情，為何要認罪？認了罪，但又不同意案情，又是甚麼玩法？這就先要解釋一下，法庭上所謂「認罪」的意思為何。
警方（或者執法部門）正式落案檢控後，發出一些檢控文件，除了包括出庭提堂的日期時間，一般需要有一張由案件主管發出的「控罪書（charge sheet）」，上面會分別寫明所控告罪行的陳述（statement of offence），亦會包括罪行詳情（particulars of offence）。例如某甲被指打傷了人，他手上的控罪書上就會指出，觸犯的條文是「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違反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9條」，而罪行詳情應會是「某甲，你被控於2017年X月X日，在香港灣仔YYY道ZZZ商店門外，因襲擊另一人，即中國籍男子某乙，對他造成身體傷害」。
某甲作為被告，拿著控罪書上法庭首次提堂時，他會知道這次官司是指向哪一日、哪一地、哪一人的事件；但是，控罪書的資料，其實談不上是「案情」，它說出了某甲被控的罪名，但沒有詳細交代，受害者所受的傷有多重、多大，某甲當時是用甚麼招式造成受傷…… 這一切的細節，會反映在另一份稱為「案情摘要（the brief facts）」的檢控文件上。
控方的案情摘要，基本上就像說故事般，將整個事發經過詳述一次︰甚麼時間，某甲如何來到事發地點；受害者如何碰上某甲；兩人因何起爭執；某甲打了受害者甚麼地方；受害者事後去了哪所醫院；報告顯示的傷勢為何……
有時候，控罪比較複雜，或者警方調查未完成，可能到上庭提堂當日，控方仍然交不出案情摘要，這時候控方一般不會要求被告第一天就答辯（taking plea）是認罪還是不認罪，而是會要求法庭押後案件；反之，如果控方在提堂時已經準備好案情摘要，基本意味著當局已經對案情經過有更具體的掌握，法庭亦會要求被告表明是否認罪。
次序上，法庭會先要求被告回答是否認罪，然後才聽取被告關於案情的回應。返回某甲的例子，如果他在案情所指的事發時間根本不在現場，或者就算他承認自己有出過手，但他堅持自己只是扯了對方的衣領一下，他的臉瘀了根本不關自己的事，那麼某甲就不會認罪，讓法庭排期就「襲擊致身體傷害罪」審訊。
但亦有一種可能，就是某甲會承認自己確實有出手，力度也超出一般普通襲擊而弄傷了對方，但控方案情摘要當中有些部分，可能在被告而言是不準確的︰控方說受傷者持續受襲，但被告可能打了一下已經收了手；控方說受害者受傷後自行求診，但被告有單據、證人，證明是由他送受害人到醫院的……如果被告在認罪後，對控方案情完全不提異議，法庭就會完全按照控方的版本，去衡量被告的罪責並以此量刑，被告亦未必有機會再用自己的不同版本，作為量刑求情依據。
「牛頓聆訊」的設立，正是在被告認罪、但不同意控方案情時，用以協助法庭了解事實的真相，並確定最終應該採納的案情，作為判刑根據。它有點像被告不認罪後的正式審訊般，雙方同樣要傳召證人、呈交證物，但爭議點會集中在案情中雙方不認同的部分，其他部分就不作處理。
較常見啟動「牛頓聆訊」的例子，包括販毒案件。由於販毒罪行嚴格規定，不論角色輕重，一律依照搜獲毒品的份量大小，判處動輒以年計的重刑，但有些參與運送或「搭路」勾當的小角色，可能本身都是癮君子，身上的毒品，亦並非全部用作販賣，而是包括了自用的部分。他們往往會申請「叫埋牛頓」，由雙方舉證說明，到底應該剔走多少份量的毒品，不計算在販毒控罪內，從而減少刑期。
至於在文首提及的韓籍女子涉娼案，為這類控罪召開「牛頓聆訊」，的確較少見。首先要澄清的是，賣淫在香港本身不違法，即使案中女子被控在港工作而違反逗留條件，賣淫的情節本身也不會對刑期有多大影響；另一方面，性工作所衍生的刑事控罪，較常見的除了檢控外來性工作者「違反逗留條件」外，主要有「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罪」（即一般用作檢控性工者主動主動要約兜搭客人的罪名）、「經營賣淫場所」或者「依靠他人賣淫的收入為生」等等。而在這些罪名下，如果一名被告（或被指從事性工作的證人）對於控方指放蛇警員「沒有享用服務」的說法，提出任何質疑，其實變相承認的確有性交易發生過，所以辯方很少會挑戰控方這類說辭。
但是，當主任裁判官羅德泉發覺，這次有不止一個被控韓籍女子提出「放蛇警食完先冚」的控訴後，即使這環節對於被告的案情或判刑其實不一定有大影響，他還是希望被告考慮清楚，是否願意為這個說法提出更清晰有力的指控。裁判官解釋得明白，這是基於司法公正，不能草草了事，必須認真查找真相。他所指的大概是，如果有放蛇警員公然藉公務之便「食霸王餐」，很可能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如果警員在供詞內撒謊，當然亦有可能構成「妨礙司法公正」或者「藐視法庭」。
所以，這次「召喚牛頓」的意義，其實已經超出一般案件中為被告爭取較有利減刑的案情裁決，而是要就一項攸關警員紀律操守以至刑事司法尊嚴的指控，作出嚴正的調查。
另外順帶一提，一般被告如果認罪，可以因減省法庭審訊時間，而獲得最多三分之一的刑期寬減；但如果認罪的被告提出召開「牛頓聆訊」，最終法庭卻裁定不接受被告一方有關案情的說法，被告所獲的刑期扣減，可能就要打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