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國民黨和共產黨哪一方在抗戰時更縮骨更扯後腿，經常成為各路人馬口水戰的材料，可是港英當局在英國遲至1941年正式和日本開戰之前如何辣手打壓抗日活動，卻鮮少有人提及。為了討好日本政府，三十年代末有意支援抗日的工會竟成為香港警方眼中釘，不但集會被全程記錄監視，會址更被過百名警員包圍恫嚇，甫成立已慘遭查封。但當年的香港工人也不是省油的燈，時下傳媒工作者被高層審查言論會黯然離職，1940年的報館印刷工人為抗議上司為汪精衛刊登宣傳稿則不但集體拉隊走人，走人之前更不惜搗毁排字房和印刷機阻止生產。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今回綜合兩岸三地的史料，嘗試還原三年零八個月之前數年的本地工人抗爭面貌。
1937年7月7日，日軍進攻北京，國民政府號召全民抗戰，自三十年代初沉寂的香港工運再次活躍。
重建海員工會
香港工運再次由海員牽頭開創新局面。8月15日，由餘閒樂社發起，聯同崇義工會、敍蘭別墅等60多個海員團體召開會議，決定以香港海員大會的名義，向港府申請，恢復於1927年被封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由於港府不同意，遂改名「香港海員工會」再次申請。工會主席為由李發出任，副主席為劉達潮（1885-1974），組織部長為曾生（1910-1995），顧問為羅文錦（1893-1959），出版《香港海員》。1937年底，海員工會會員人數突破2萬人（注一）。
1938年1月21日晚，港英派出100餘名警探，包圍海員工會，以「企圖組非法總工會，煽動罷工，擾亂治安」為由，封閉剛成立的海員工會（注二） 。事件影響到一些社會人士辭去工會顧問職務。海員工會被封後，改以餘閒樂社名義繼續公開活動（注三）。
有關組織香港總工會一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書記長諶小岑（1897-1992）等人多次來到香港，與香港海員工會協商籌建香港總工團，辦事處設在海員工會。羅文錦告誡海員工會不要參組織總工會行動（注四）。
1938年1月，諶小岑在海員工會發表演講，當晚會場氣氛熱烈，與會者情緒激昂，會議開了4個小時。不過，海員在香港開展的抗日罷工活動早已引起日本駐港領事館對港英政府的抗議和施壓。演講會前，港府已經警告工會不要再接待廣州來的政治人物。演講會舉行時，「全部發言給警探記錄下來」。會後，在港英壓力下，羅文錦律師辭去海員工會顧問職務（注五）。
海員工會雖被封，但新工會不斷成立，1938年2月，香港洋務工會成立，領導有李祥、蔡振興、高有、徐恨海等，會社設在餘閒樂社，會員3,000餘人。3月，香港印刷業工會成立，會員3,000人以上，出版《工友》半月刊（注六） 。
1938年時，中共香港市委領導和掌握的工會組織有：印刷工會，會員3,000人以上；洋務工會，會員3,000餘人；戲院工會，包括電影院工人在內的會員400餘人；染布工會，會員200餘人（注七） 。
抗日救亡運動
海員工會成立公告表明：「本會執行抗日救國與提高生活的鬥爭，並實行上、下聯合戰線之策略。」（注八） 海員工會成立即表明抗日立場，並積極推動抗日活動。
1937年9月18日是日軍佔領東北三省六週年，海員和洋務工人集會呼籲全世界海員攜手制裁法西斯的侵略行為，隨後數月，香港有5,000餘工人參與拒絕起卸、裝運日貨和使用日本原材料的罷工（注九） 。世界各地碼頭工人以拒絶運輸貨物的形式來抵制日本（注十） 。
9月20日，海員工會發表對時局宣言，指當今「急切的中心任務，在中央抗戰方策下，立即團結全國海員的力量，拒絶輪船航行日本，更聯絡世界各國海員實行對日制裁」，提出行動口號「在日本船上工作的自動離船，不替敵人做工」、「在其它國家船隻做工的，拒絶運載任何軍用品給日本」、「原來航經日本的船隻要求公司改變航線，不去日本」等等（注十一）。
海員工會發表海員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號召如下（注十二）：
各輪在業與各館失業工人一致團結在工會的旗幟下，採取有效行動，回答日本封鎖政策；
破除宗族地域觀念，全國各海員團體大聯合，擴大海員抗日救國運動；
聯絡英美及世界海員，實行制止對日交通；
聯絡日本海員，加強其反戰反法西斯運動；
聯絡碼頭工人，擴大抗日運動；
取消刻扣制度，改善海員生活，加強抗日力量；
要求戰時保險，保障海員生命安全；
擴大統一募捐運動，充實抗戰經費；
清除破壞愛國運動的親日漢奸；
擁護中央國民政府實行三民主義，立刻武裝全民，對日宣戰。
據不完全統計，七七事變到同年底近5個月中，參加反日罷工鬥爭的海員達5,479人，所有日本輪船公司的中國海員3,500人全部離職回國。不僅在日本輪船上，在其他各國輪船上的中國海員，都因中國海員拒絕運貨到日本而罷工離職，不能開航（注十三）。
在海員工會策動與支持下，停泊在香港海面的中外輪船的中國海員相繼掀起拒運日貨、罷工離船的鬥爭。1937年8月21日，日本輪船「唐山丸」上的上海籍海員44人，因拒絕為日輪開船，而在香港毅然登陸。海員工會及時將他們送回上海家鄉。隨後，日本輪船「聖和丸」、德國輪船「司亞號」、美順公司的「永華號」、英商的「堅尼窩夫號」、美商的「巴拉馬號」、「哥倫布號」、「紹興號」、華商的「海翊號」、「無恙號」、太古公司代理的「滔陀號」、怡和洋行的「阜生號」以及「哥今那號」等郵船上的中國海員，都因為拒絕運貨到日本而罷工離船（注十四）。 香港海面上，一時竟有40餘艘船；新加坡和澳洲也有部份船，因海員參加反日罷工不能開航（注十五）。
當時，國民黨在港要員張治中（1890-1969）在給蔣介石（1887-1975）的電報中說，在8月15日到10月l5日的兩個月期間，泊駐香港的20多艘日輪上，共有623名中國海員離船回國，參加抗日。中共香港支部於1936年9月至1939年11月的《香港職工運動工作報告》則記載（注十六）：
戰爭以後，最少也有五千二百個海員工人為了反日鬥爭而失業。然而他們忍受著一切痛苦，不乞憐、不呻吟。目前香港還有—萬六千多名失業海員工人，沒有一個向日本船去乞一碗飯吃。
海員的抗日行動得到碼頭工人的響應，舉行罷工拒絕起卸日貨，九龍倉2,000名工人罷工9天，美孚煤油（火水）公司500名工人罷工7天。太古船塢5,000名工人拒絕修理日輪罷工。三光布廠、嶺南電氣廠、深水埗太行樹膠廠等工人反對使用日本料罷工（注十七） 。10月，某原油公司承接日本人訂購原油的生意，正尋找搬運工人，雖然碼頭搬運工人正面臨失業的威脅，親國民黨的「同德伕力總工會」仍堅決拒運供應日軍的原油（注十八） 。
1938年「集賢起落貨工會」與10餘工會響應蔣介石倡導鼓勵國民精神，在香港積極推動賑災和抗戰，動員了80多個工會在集賢會址舉行「港九工界精神動員大會」籌備會，成員包括集賢和同德。
賑災與捐獻
海員工會在賑災慰勞名義下組織了很多群眾團體，海員洋務賑綏會改名為「賑濟華北難民會」，許多船上的文藝團體演戲籌款，宣傳抗日，船扺日本又宣傳扺制日貨（注十九） 。有30多個工會參加了「香港籌賑聯合會」（注二十） 。
工會支持抗戰最廣泛的活動是捐獻。香港許多工會開展獻金購債（抗戰公債）活動，籌募經費，籌集物資和藥品，支援抗戰。而捐獻有多種形式：有一次過捐款；有多次捐款；有定期定額捐款。如洋務工會從每個會員每月繳費2角1分中捐出1分錢作抗日捐獻。
1937年，海員工會籌得了10多萬元，匯給華北綏遠抗日前線，並組織了300餘人的救傷隊，帶同募集得來的衣服和藥物支援前線（注廿一）。
1938年底，摩托車研究總工會（下稱摩總）發動全港九新界司機捐款，捐獻前方急需的救護車，他們在36天中，走遍港島、九龍和新界，籌集4,000餘元港元購買了1輛救護車和藥品，開車經湛江前往桂林捐獻給八路軍辦事處。
1939年8月13日，港九舉辦八一三抗戰兩周年紀念會，掀起獻金運動，支援國內對日作戰，各界舉辦義賣活動，取得獻金百萬的巨大成績。
中華書局被解僱工人開展了「絕食獻金」紀念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活動。被解僱工人進行絶食1天，把這1天的伙食費捐獻支持抗日。香港《立報》發表題為〈可敬的中華書局被解僱工友〉一文，各界輿論「欽佩不已」。
港九工界精神動員大會籌備會將八一三上海抗戰兩週年紀念1仙籌款運動所得，撥作賑災之用，集賢工會義學學生亦組織物資徵募隊，接濟難民（注廿二） 。
同德工會也推動抗戰賑災運動，除了向商號勸捐救國公債，籌辦長期節衣縮食捐款之外，還應內地勞軍運動，由工會主席和司理到各地苦力館募捐，並請塘西歌姬義唱籌款，接濟前方勞軍（注廿三） 。
香港對八路軍的募捐有4至5萬元。在八一三獻金運動的奬狀中，朱德（1886-1976）像為四大領袖之一，朱德、毛澤東（1893-1976）像在許多學校中公開懸掛，抗戰分子和左翼分子翻印中共刊物（注廿四） 。運動中群眾喊出「無產階級領導富人獻金救國」的口號（注廿五） 。這場運動都是在國民政府旗幟下進行的，朱德、毛澤東像可以在許多學校公開懸掛，顯示出國民黨接納國共合作抗戰的誠意。
女工和抗日活動
1937年底，國民黨左派的何香凝（1878-1972）、宋慶齡（1893-1981）等相繼抵港，香港婦女界相繼成立「中國婦女慰勞抗戰將士香港分會」、「香港婦女兵災籌賑會」、「香港婦女新生活運動委員會」、「香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等團體。這四個婦女團體很快又組成聯席會議。在婦女四聯會號召下，印刷工會、洋務工會、餘閒樂社、晨鐘社等都建立婦女部，組織婦女教育服務團，至1939年，下層婦女團體已達11個，會員3,290人，女學生團體5個，會員1,590人（注廿六） 。
參與婦女四聯會活動的工會有：戲院職工會、九龍煤炭工會，手車夫生活互助會、鐵路工人俱樂部、淘化大同罐頭廠工人讀書、汽車工人學德勵志社、樹膠工人互助社等 （注廿七）。
青年工人中有九龍汽車公司學德勵志分社、九龍黃埔船塢自強體育社、太古船塢致基體育社、長洲學德勵志分社（注廿八） 。
各女工團體在女工中組織識字班、歌詠班、戲劇班、國語班、或者舉辦座談會、旅行會、游泳會等。
婦女四聯會除香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外，其餘三個團體都與國民黨有一定關係。積極參加婦女四聯會活動的晨鐘社、大同罐頭廠工人讀書會是中共領導的青年組織。
1939年2月，中國婦女慰勞港分會、香港婦女兵災籌賑會、新生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香港分會、香港中華基督敎女青年會以及香港婦女界知名人士組成香港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籌委會。
3月8日，數萬名香港婦女分別在港島、九龍、香港仔、東區、西區等地舉行大規模集會，隆重紀念三八婦女節三十週年。在利舞台演出大廳中心會場，各界的婦女代表2,000餘人聆聽著宋慶齡的演講。在宋慶齡和何香凝的共同推動下，香港各界婦女團體領袖一致決定：把香港婦女四聯會擴展成為「香港婦女救國大聯合會」，使之成為團結、領導香港各婦女團體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統一組織。
參加大會的有婦女慰勞會、婦女兵災會、新生活運動婦女促進會、婦女會、女青年會等五個著名婦女團體外，還有（婦女）策進會、華南婦女節制會、南華會、學生賑濟會、港九婦女服務團、嶺南大學女同學會等幾十個團體和香港各工廠、各女校的婦女代表和各界女同胞的代表。
三八節前夕，學賑會組織十幾隊宣傳隊，分別到女工較多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英美煙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馮強橡膠廠、康元製罐廠、陶化大同製罐廠、保安防毒面具廠等進行宣傳（注廿九） 。
1938 年，日軍正侵略華南地區，積極從各處購置各種金屬，包括製造武器的鎢、鐵、鉛等金屬，某店號通過大阪輪船為日本輸出鎢鐵，碼頭搬運工人拒絶搬運，引起爭執。港英當局以破壞政府中立為由，拘捕審訊和罰款監禁（注三十） 。
1939年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女工互助社成立，負責人為中共黨員董惠珍，後為中共黨員劉惠娟，以抗日救亡，團結互助，爭取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為宗旨，社內設有歌詠、戲劇、宣傳等組織，還以姊妹團，七姐會等形式，廣泛團結女工，進行抗日工作。互助社在深水埗動員各工廠女工，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工作（注卅一） 。該組織在香港淪陷後解散。
1938至1939年間的香港工人運動中，出現了多宗採取絶食方法的鬥爭，其中以1938香港中華書局800人絶食鬥爭最矚目。踏入1939年，有德安公司男工絶食罷工，7月，中共領導《珠江日報》工人和一般報館工人一致罷工，並採用絶食方法。11月前，保安公司採用絶食罷工，餓死了人。
報刊工人反汪罷工
國民政府於1939年秋為適應戰時需要，成立人才調劑協會，招攬淪陷區工人到重慶，派幹部到香港，與「香港華人機器會」、「香港六河溝鐵工廠」共同主持考選事宜，從700餘人中選出300餘名十科熟練機工，以集賢工會何康（？-1971）為領隊，徒步分批北上，闖過日軍封鎖線到達重慶，由人才調劑協會分發到各兵工廠、鐵廠工作（注卅二） 。
1939年冬，海軍船塢鈴聲社、海員和洋務工會組團到惠陽縣坪山游擊隊活動地區勞軍，多間工會開辦救傷班，組織救傷隊到戰地後方服務，洋務工會的抗日會組織女工及家屬為抗日部隊車縫衣物。
1939年8月13日，親日汪精衛派報紙《南華日報》、《天演日報》排字工人60餘人宣佈罷工，致電國民政府「敬候訓示」。兩天後，《自由日報》加入罷工行列，參加罷工工人共82人。由於當時香港法例不准工人罷工，5人同時辭工亦當作罷工，所以該三報工人以分別辭工方式，全部離開報館。工人罷工後，國民黨在油麻地彌敦道345號和平旅店開了數個長房，安置罷工工人。重慶各界人士捐款3,500元支持罷工工人。
9月10日，中共發出〈發起募捐援助香港反汪罷工工友運動通知〉，和致各分局及各職工部電報。要求各級黨部、各級職工部、各機關、學校、各群眾團體立即發動募捐援助運動（注卅三） 。」
9月12日，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王明（1904-1974）、博古（1907-1946）、林伯渠（1886-1960）、吳玉章（1878-1966）、董必武（1886-1975）、鄧穎超（1904-1992）等每人捐款50元援助罷工工人，並致電香港表示慰問和崇敬（注卅四） 。
10月14日，陝甘寧邊區總工會發起援助罷工工人5分錢募捐運動，總共籌得3,000多元（注卅五） 。
11月，罷工工人組織回國服務團，團員有30餘人，由香港印刷業工會執行委員司徒維帶領回到回重慶（注卅六） 。中共亦在服務團成立支部（注卅七） 。
《南華日報》為了爭取每日出版，把每日出版兩大張縮減為一大張，高薪聘請散工排字，但只能解決60%版面，未能排字的新聞則只能以手寫稿形式刊出。這種現象持續了8天，3 個星期後排字工作始恢復正常 （注卅八）。
1940年10月，香港汪派人物準備大肆慶祝雙十節，在《華南日報》刊出汪精衛的重要宣傳文字，主導香港的雙十節活動，國民黨工運幹部馮海潮（1894-1972）策劃《華南日報》印刷工人再次罷工。10月8日，夜班排字工人全部罷工，搗毁排字房和印刷機，離廠另行謀生，使汪系的重要宣傳文字未能刊出，《華南日報》被迫停刊3天，另覓工人復刊（注卅九） 。
1941年，香港物價飛漲，船塢機工、洋衣業等工人，要求加薪50%。10月，摩總領導的士司機要求每日加薪5角，加薪談判拖延了數個月，並無寸進，結果發生了資方開除工人代表，的士工人罷工6天，後來提交仲裁，只獲加薪2角半。勞工處以局勢緊張，勸令工人接受。
這期間的工人運動多次面對個人利益與國家民族利益的抉擇，工人都多站在國家民族利益上考慮問題，作出抉擇。
注釋：
一. 香港海員工會：《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香港海員工會90年》，香港：香港海員工會，2013，第38-39頁；楊建 ：〈「一二九」前後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與中共組織的重建〉，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香港與中國革命》，廣州：廣東人民，1997，第71頁。
二. 楊建 ：〈「一二九」前後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與中共組織的重建〉，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香港與中國革命》，廣州：廣東人民，1997，第71-72頁。
三. 香港海員工會：《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香港海員工會90年》，香港：香港海員工會，2013，第42頁。
四.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2009，第95頁。
五. 莫世祥：〈抗戰初期中共組織在香港的恢復與發展〉，載：《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期。
六. 張文彬：〈廣東工作綜合報告〉，1938年，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冊，廣州：廣東人民社，1988，第184頁。
七. 同注五。
八. 同注三，第38-39頁。
九. 潘江偉：〈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工會運動〉，載：《文滙報》，2005年8月15日。
十. 姚穎嘉著：《群力勝天》，香港，三聯，2015，第170頁。
十一. 同注三，第40頁。
十二. 同注五。
十三. 同注二，第77-78頁。
十四. 同注五。
十五. 同注二，第77-78頁。
十六. 同注五。
十七. 同注二，第78頁。
十八. 同注十，第171頁。
十九. 劉子健：〈香港海員與祖國抗戰〉，載：陳敬堂等編：《香港抗戰》，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第157頁。
二十. 同注十九，第158頁。
廿一. 同注三，第39頁。
廿二. 同注十，第171頁。
廿三. 同注十，第171頁。
廿四. 〈中共廣東省委張南杰致長江局執告〉，1938年5月24日，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冊，廣州：廣東人民，1988，第179頁。
廿五. 同注廿四。
廿六. 羅修湖 ：〈「七七」事變後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香港與中國革命》，廣州：廣東人民，1997，第74頁。
廿七. 同注廿六，第75頁。
廿八. 同注廿六，第75頁。
廿九. 梁柯平：《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2005，第108頁。
三十. 同注十，第171頁。
卅一. 省婦運史工作室：〈抗日戰爭時期廣東婦女運動概况〉，載：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匯篇》（1937-1945），廣州，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委員會，1988，第43頁。
卅二.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4冊，台北：1984，增訂版，第83頁。
卅三.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動運史研究室：《中國新民主主革命時期工人運動大事記》（徵求意見稿），（六），第148頁。
卅四. 同注卅三。
卅五. 同注卅三。
卅六. 同注卅二，第92頁；及注九。
卅七. 張文彬：〈廣東工作報告〉，1940年4月23日，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下冊，廣州：廣東人民，1988，第195頁。
卅八. 同注四，第102-103頁。
卅九. 同注卅二，第96頁。
